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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抗抗:留在荒原上的坟(更正)

于杭国并转周文虎先生:


你们好。昨天我看到微信上转发我写的”留在荒原上的坟”一文,还有于杭国先生对该文的意见。得知我这篇文章中有关“亚非拉之死”的记述有误,深感抱歉。这篇文章是“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其中我的单行本《大荒冰河》里的一节。这套书于1998年知青下乡30周年之际,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20周年了。“留在荒原上的坟”一文原意是为纪念那些无辜死去的知青,对他们年轻的生命嘎然而止心怀痛惜。有关“亚非拉之死”,取自我记忆中听说的零碎片段,由于当时交稿时间紧,写作比较仓促,而我平时与鹤立河农场的知青联系较少,尤其同十分场的知青更无往来,所以无从核对事实。我在其中写到:“据说“亚非拉”生性顽皮,擅长偷鸡摸狗”这一句,于杭国已代表“亚非拉”的哥哥周文虎先生对我提出了批评。我读了于杭国先生记述“亚非拉”生前打狗的真实情况,以及从发病到最后不幸病逝的经过,心里很难过。虽然我并未使用“亚非拉”的本名,但在纪实文学作品中对他人随意进行推测(尽管并无一丝恶意),也是不恰当的。所以,尽管已时隔20年,我仍愿意对原文进行修改,使它更接近真实。并对由于我当年的疏忽对“亚非拉”亲友们造成的感情伤害,在此向周文虎先生及“亚非拉”的亲友表示诚恳的道歉。这20年里,从未有知青朋友告诉我那句话是不恰当的,否则我早就改过来了。以后我也将在再版的书中进行更正,以告慰“亚非拉”在天之灵。

张抗抗 2018年7月10日

留在荒原上的坟作者:张抗抗

离开鹤立河以后,农场的生活却常常在梦中出现。有时在课堂上听着老师讲课,不知不觉地就走了神,恍惚中竟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原来一个人8年的青春岁月,并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眼前常常会隐隐的出现一片小树林,树林的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野,积着厚雪,雪上飘落着一些枯叶。林中有几座孤零零的土坟,坟前插着一块块木牌子,就算是墓碑了。知青刚到农场时,听说那些低矮的土坟中,葬着老死北疆,遗体无法送回故乡去的“二劳改”,留在这里做了荒原的野鬼。


过了几年,那林中又添了几座新坟,新坟略高,照例插着木牌代替墓碑。每逢清明,坟前会出现几束野花,偶尔还有半截蜡烛,那是蜡烛被人点燃后,又被风刮灭的……


墓碑上的字工整清晰,写着:知青XXX之墓。没有亲属的名姓。


多年前,我曾到那里去过一次,去祭奠那些永远遗失在黑土地上的知青战友。临别农场前,我很想再去看望他们一次,却终于没有去成。


葬在那里的几位知青,同我并不熟识。但我知道他们的故事,并在心里一次次地咀嚼。那些悲惨的故事本来不应该发生——那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如此无情地用他们年轻的生命,为那个年代支付了昂贵的代价。

那个鹤岗知青死于我们到达农场后的第一个冬天。他和其他几个男生,坐在爬犁上,去场院打夜班拉稻草,脱粒后的稻草很宝贵,全指望它做一冬的燃料烧炕取暖。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那辆爬犁制作得其大无比,差不多有四辆卡车的面积,小伙子们都希望表现得好些,装车十分卖力,把爬犁上的稻草,装得像一座小山一样。如此巨大的爬犁,用牛用马是难以拉动的,所以,冬天拉爬犁,必须出动东方红拖拉机。他们用粗绳把整个爬犁上的稻草固定,然后一个个地都爬到了小山似的稻草顶部,趴着卧着,让拖拉机顺便也把他们拉回连队来。那是一个寒风呼啸的深夜,拖拉机行驶中的隆隆响声,人们互相说话都听不见。马力充足的拖拉机,拉着那一大堆稻草,在雪地上隆隆行走。后来有知青说,当时的情形很像是平地上移动着一座碉堡,或是一头怪兽。夜已深,大家都困倦了,又累又乏,有人睡着了。那个男生也睡着了,他没有察觉到身下松软的稻草,正在拖拉机的震动中,慢慢地往一边塌陷下去。当他睡着的时候,他的整个身体忽然随着稻草的一角,往前坍塌倾倒下去。致命的死因是他的位置——他正处于拖拉机机头和爬犁中间的空档之中。当他滑到地上的那一刻,紧接着巨大的爬犁就压上了他的头颅。那是一根根粗壮的松树原木,加上速度和载重量,他没来得及喊一声救命,甚至连哼都没哼一声,爬犁就从他身上碾压过去。等到同伴们发现草堆上少了一个人,拼命叫喊让拖拉机停车,那喊声却被风声被马达的轰鸣淹没,爬梨又拖着他的身体走了百十米,直到有人急得脱下了脚上的棉鞋,狠狠地扔到车篷顶上,那拖拉机手感觉情况异常而停车——那时,在风雪和黑暗中,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已是一具血肉模糊、冰冷僵硬的尸体。


他默默地离去了,什么话都没有留下。在他死后的很长时间内,同连队的战友,都把他当做战场上牺牲的烈士一般来祭奠缅怀。

而那个温州知青却是由于打架而死。1968年、1969年,各地的知青刚到农场的时候,携带着浓重的“文革遗风”和武斗中残留的英雄豪气,再由于各自的生活习惯、语言和行为方式不尽相同,一条大炕上共同生活,自是矛盾百出。然后迅速分成了“杭州帮”、“宁波帮”、“鹤岗帮”、“哈尔滨帮”,划分“势力范围”,争夺“霸主”地位。有时为了一 管牙膏、一勺热水、一只袜子、一根头发,彼此都会大打出手,打得不可开交。战斗进行到最惨烈的阶段,知青们动用了铁锹作为武器。一个知青抡起铁锹朝另一个知青头上劈过去,那个温州知青当即被砍破脑壳,脑浆进裂,砍下的头皮连着头发往下淌血,昏倒在地。后来,在送往场部医院的途中,终因失血过多而死。

还有一位绰号叫“亚非拉”的杭州知青,大约在1976年初夏,我曾与他在鹤立的场部招待所有过一面之缘。他因一头黑发天然卷曲,皮肤微红,身材精悍,故得名“亚非拉”。亚非拉的性格乐观开朗,那天说了什么好笑的事情,把大家都说乐了,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过了几个月,偶尔听说他突然生病去世了,我很震惊。后来才知道,他得的是“狂犬病”,送去佳木斯医院,也没能抢救过来。又听说,他的死是因为一条狗。据说那时候十分场的场院游荡着一条无主的野狗,经常“惹是生非”,领导担心伤到知青,无奈地表示要把这条狗打死。“亚非拉”奉命找了几个知青去处决这条狗,狗很凶,扑上来在“亚非拉”的手上狠狠咬了一口,当时流血不止。大家很生气,一通围剿,终于把那条狗打死了。“亚非拉”并没把手上的伤口当回事儿,草草包扎了事。当晚大家吃了狗肉,也就把此事忘在了脑后。不料几个月后,“亚非拉”突然感到不适,开始像感冒,后来怕风怕光,浑身无力,恶心呕吐,速送场部医院后,诊断是“恐水症”,也即“狂犬病”,再紧急送往佳木斯医院抢救,却为时已晚。医生说若是被狗咬的当时就注射疫苗,尚可预防,但等“狂犬病”发病时就无药可医了。连队赶来护理他的知青们想尽办法求医问药,最后还是没能挽救他的生命。据说“亚非拉”死的时候很痛苦,临死前,他还告诉从杭州赶来的家人,说他欠着某某人多少钱,让家人勿忘悉数还清……在场的人失声痛哭……如果当时农场领导对“狂犬病”有一些基本常识,在他打狗被咬伤后,尽快设法为他注射狂犬病疫苗,这个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他死的时候只有24岁,那是1976年8月,他的死很快就淹没在接下来的9月毛泽东逝世的讯息中,他没能得到“因公死亡”的慰藉与抚恤,留下了更多遗憾。

三分场杭州知青陈罡,为连队猪舍饲料库房救火,房屋坍塌,被埋于火中;另一位姓韩的杭州知青,是二分场的胶轮拖拉机手,1977年麦收时节,他开着拖拉机去镇上拉面,途中拖车的车轴突然断裂,车翻入路边深沟,车的方向盘顶在他的肚子上,主动脉破裂,血流满腹腔,不治身亡。


还有常见的传染病如出血热、肝炎、阑尾炎……夏季,有人拉痢疾拉得脱水,上厕所蹲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任何一种疾病都可能被误诊被感染,然后转化成经久不愈的慢性病而后并发症而后不治身亡。


还有因家境突变、因失恋、因遭人诬陷无处申诉的自杀者……


当那些同一列火车来的知青战友们,终于欢天喜地地踏上了返城的火车时,一些人却被永远地留在了这里,留在了无垠的荒原和冰冷的寂寞之中,同肥沃的黑土地融为一体。当知青纷纷离去之后,那小树林的土坟上也许已经长满了青草,连清明时节的花圈也不会再有了;那未曾刷过油漆的木牌也许早已朽蚀,再也看不清上面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哪一年来自哪一个城市?曾就读于哪一所中学?


他们从未在“扎根信”上签过名,但惟有他们把“根”留在了北大荒。


我无法忘记他们,在我的记忆中,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一直是以小树林的


形象出现的,无论是清晨还是黄昏。我常想象着那些荒原的土坟上都长满了树,柞树和柳条子,歪歪扭扭的,不太像成材的树的样子,但它们仍然是一棵树。


30年过去了,在我们忙碌的日子里,那些留在心灵上的弹片,有时会麻木得感觉不到,有时会觉得它们已渐渐融化或脱落。但那些死去的知青战友,那些曾被弹片无情击中、击倒的人,总是像棵孱弱的树一样站在我面前,用它们的枝权和芒刺,时时触痛着我,拨动着我心灵上的那些弹片——使它们在夜深时发出铮铮响动,将我一次次地从睡梦和浑噩中惊醒。

我写下以上的文字,只为慰藉自己。而一代人的生命,却已无从赔付。


就让弹片嵌留在我们的体内,作为永久的戒尺。


2018年7月1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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