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秋天，已进入了收获的季节。10月5日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对面山上割谷，却奇怪地遭到了这种季节中罕见的一场雷雨的袭击。我们亲眼见到这场雷雨在距离我们50里之遥的西方出现，清楚地见到那浓浓的雨幕和划破天空的闪电，之后便是震耳的雷声。

有几道闪电的形状是我从未见过的，它们从天空笔直地劈向大地，发出耀眼的青白色亮光。雷雨、电闪在那里肆虐了一阵后又向我们逼来，但近到大雨已浇到身上时，队长才下令收工。因为一来山区的气候变化无常，“东边下雨西边晴”是常事，我们经常在晴空下欣赏几里之外的雨景；二来是晚走一会儿就可以算全工，因此，不到冰凉的雨点砸到头上是绝不会撤的。等我们连滚带爬地跑下山，刚越过沟，咆哮着的山洪就下来了，好大好急的雷雨！这种秋天的雷雨，当地的俗谚叫作“九月雷，不空回，”意思是这种反常的雷雨会造成灾害。

我万万也不会想到，这句俗谚竟然应验，这场雷雨给我们公社的知识青年带来了灾难。它夺走了我们两位女知青年轻的生命。

这个消息我是第二天得知的。七日下午，公社打电话要我马上到东卓大队去组织追悼大会，因为我当时任公社知识青年“五七”营副营长，是公社知青负责人。当晚，我赶到公社，汇同北京支延干部老梁和公社团干小李一起上了东卓塬。路上，我知道了死去的两位知青的名字：银淑珍、王艳丽。

前排左一银淑珍、左二王艳丽、左三刘达利（出事时她们三个在一起，刘达利被雷击伤，自己爬回队里的）

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因为银淑珍我认识，她是东卓知青排（我们当时还按老习惯称为知青小组）副排长，就在一个多月前的公社知青学毛著积极分子讲用会上，我还听了她代表东卓小组的发言，会下我们还一起交谈过，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来到队里，我要求的第一件事是去见一下两位战友的遗体。我被引入一间窑洞，地下挖了两个方形的坑，里面注满了福尔马林药水，两位年仅二十岁的姑娘静静地躺在水中，仿佛在安眠。我默默地站在坑边向她们默哀致意。银淑珍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浮现在眼前，我所认识并交谈过的这个文静、谦虚得甚至有些腼腆的姑娘，再也不会站起来展露一个微笑或说上一句话了。

哀悼过两位战友后，我来到知青点。这里是一片沉痛、悲惨的景象。东卓是个先进的知青小组。我所熟悉的生龙活虎的伙伴们，此时却被悲痛和不幸折磨得有些发呆了。他们用低沉、沙哑的语调向我述说了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

5号那天，就在我们于五十里之外的山上观看雷雨在这里逞威时，他们也正好在塬上收割庄稼。大雨将他们浇回家，但到晚饭时，还有三名女同学没有回来。当时大家谁也没有在意，认为一定是为躲雨钻到老乡家里并被留下款待了。因为这种事在热情好客的陕北人中是十分普遍的。特别是女知青，尤其受到婆姨、娃娃们的欢迎。

天已经很晚了，三名未归的女生中的一个才挣扎着回到知青点，确切地说，她是爬回去的。同学们吃惊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糊里糊涂地说：下雨时她们落在后边，为了躲雨，她与银淑珍、王艳丽三人钻进了一个高粱垛中，打算等雨小些再回去。但不知怎么，她睡着了。她醒来后发现那二人还没醒。推也推不动，叫也叫不应，她只好先回来，但身子软得走不动，只好连滚带爬地摸回村。到此时，她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全体在家的知青立即全部出动，叫上社员，拿着各种灯具到地里去寻找。折腾了半夜，拆散了塬上几乎所有的高粱垛，才找到了银、王二人早已冰凉的尸体。原来，就是我们见到的那几道接地闪电的一道击中了她们藏身的那呈圆锥形被雨水淋湿了的高粱垛。侥幸逃脱死神的那位女知青立即被送往医院治疗，被大自然无情地夺去年轻生命的银淑珍、王艳丽则躺在我见到的那两个药水坑中。

这一夜，我们谁也无法睡着，我翻看着她们下乡生活的日记。那里边找不到什么豪言壮语和闪光的思想，只是平凡、朴实生活地真切记录，是在那个时代被人认为十分自然的强调自我改造和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自我总结，那是我们那一代人大都具有的纯洁、真挚的情感和美好、单纯的心灵。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忙于追悼会的准备工作，几位其他知青干部也于第二天来到东卓，我们做好了接待正在来陕路途中的银、王两同学亲属的准备。9日早上和10日上午，银淑珍的父母亲和王艳丽的父亲、弟弟分别来到队里。在我此生中，恐怕那是我最感为难和无措的一次接待了，我们无法说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安慰话，也无法为他们做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事。谁都明白，她们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当我得知银淑珍是家中长女，两个弟弟都因有病而近于瘫痪及王艳丽从小失去生母，与继母关系并不亲密时，一种深深的悲哀之情充塞了我的心。

两位战友的亲人在听我们介绍情况时表现得还较镇定，只有银淑珍的母亲显出一种迷茫与恍惚，那是一种不愿也不敢相信所发生的事实的神情。然而，当他们再次要求见见孩子（这本是他们来后的第一个要求，被我们尽力推迟？），并被带到两位同学的遗体前时，积蓄已久的悲痛爆发了。两位战友的遗体已被装敛好，置放在窑洞中临时搭起的两块木板上。为防止意外，我们在银、王两同学的家属身边都安排了人，并特意找了身体较好的女知青护在银淑珍母亲的身边。我手执马灯站在两位战友的头前，灯光下，她们的脸色平静、安详、甚至还有淡淡的血色，如在梦中一般。

“淑珍啊，妈来晚啦！妈看你来啦！”

随着银淑珍母亲撕心裂肺般的一声哭喊，窑洞中顿时充满了悲痛的哭声。银淑珍的父亲——一位知识分子气的干部——俯下身来，伸出颤抖的双手，轻轻地、深情地抚摸着女儿，细长的手指反复地滑过她的头发、紧闭的双眼和面颊，大滴的泪珠无声地淌过他的脸又一颗颗的砸在地上。他轻轻地解开女儿的衣服。查看那致命的伤口，在那小小的、花苞般的左乳下，有着一个两分硬币大小的红色伤痕，强大的电流击中那里，通过心脏并贯通了她的身体。女同学们拼命拽住不顾一切要向女儿身上扑去的银伯母，还要腾出手来抹去从双眼中不断涌出的泪水。王艳丽的父亲——一个老工人并未表现出那么强烈的情感，但他呜咽着，巨大的痛苦似乎压得他背驼腰弯，使他一来不高的身体显得更加矮小和虚弱。我泪眼模糊，手在不听指挥地颤抖，几乎无法执稳灯。

1971年10月10日，召开了银淑珍、王艳丽的追悼会

10日下午，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召开了。全公社一百多名知识青年从各队赶来。会场主席台的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银淑珍、王艳丽二同志”，挽联是“革命圣地炼红心，壮丽青春献人民“。同学亲手扎制的花圈摆满了台下，围绕着二位战友的遗像。

追悼会上的悲哀气氛是不免的，但却悲壮，那时的我们都处在不懂得悲苦，满身心地追求欢乐和理想的年龄。在我们排队缓缓地走过两位战友的棺材，最后一次瞻仰了她们的遗容后，棺盖合上了，知青和老乡们一起抬着她们走向墓地。

她们的墓地选在村北塬上的几株小松树下，在我们的哀悼中，棺木下葬，一座姊妹坟堆起了，我们将花圈铺盖在她们的坟墓之上。在当天的日记中，我记下了我在她们的墓前所发的誓言：“亲爱的战友，请你们安息！在你们安息的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画出最美丽的画图，开创英雄的业绩！”

30年前位于东卓村东南的姊妹坟

转眼间二十年过去了。离开了那块黄土地的我，虽然时时想起，但却始终未回去再看一眼那对姊妹坟，更不用说实现当初在她们墓前所发的誓言了。

但是，我没有忘记陕北那塬上的姊妹坟，没有忘记银淑珍、王艳丽。

陕北有个古老的风俗——结鬼亲，即未婚的男人或女子夭折后，家人要为其寻一个年龄相当的异性合葬。否则，死鬼在阴间看到其他的亡灵或先后或同时，皆夫妻相伴地游荡在冥府之中，便会在凄寂中躁动不安，寻衅闹事。这样，首先殃及的就是其阳间的亲属，不是人畜得病就是田舍遭灾。夫妻非独世上有，阎罗依旧效于飞。

于是，已在沉寂、厚暖的黄土怀抱中安睡了15年的这对北京知青姐妹，被中了邪的人视为劫持的目标。盗墓者认为“娶”走这二位年轻俊美又有文化的姑娘，她们远在北京的亲属不会知道，东卓村里的人谁又会出头阻拦！1986年荞麦扬花时的一天夜里，几双手伸向了姊妹坟。

鸡叫二遍，盗墓人撇下挖了一半的墓穴，谋划定待天黑了再回转来完成这个勾当。东卓村的乡亲们打着呵欠，系着衣扣，陆续走出各自的家门。日出前的雾蔼尚未散去，早春的高塬，清晨依然很冷。出村南口下地干活的人发现姊妹坟赫然张开了两个阴森森的大口子，人们惊呆了。乡亲们在清冷的晨风中，用双手把被盗贼挖出来的封土一饹饹地重新填回去。他们撒向姊妹坟的一把把黄土中，包含着多少爱，寄托着几多情！星散在地球四面八方的当年的北京知青们，你们可曾心领神受?

没有任何人组织，没有谁来动员，东卓村的乡亲们自动轮流值班，连续十几天守护在乍暖还寒的春夜里。后来，安沟知青烈士陵园落成后，1997年4月，银淑珍、王艳丽的坟也迁进去了，直到现在。

来源：《回首黄土地》《守望记忆》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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