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乌拉盖的第二天，我去了当地的民政部门，我要为汪宝祥讨回烈士的名分，在烈士纪念碑上刻上他的名字，在烈士墓地为他争得一块安身之地。这事我已经想了三年了，当我赶赴乌拉盖时，在“兵团战友”“知青作者”群里发出此次去乌拉盖目的的微信，立刻得到了支持和关注，这就更增强了我的信心，同时也感觉到此行的困难，因我手头没有有关汪宝祥被授予革命烈士详实的资料。

陪我去民政局的是我的老连长，曾任巴彦胡硕镇（乌拉盖管理区所在地）镇长的张志和。

接待我们的是民政局副局长和一名工作人员，张志和大哥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情况和来民政局的目的，我把我前年写的《烈士纪念碑的缺憾》一文交给他们，并将汪宝祥如何拦惊马，如何被内蒙兵团总部授予他为革命烈士讲述了一遍。我向他们声明：我不是为烈士家属讨要什么待遇，只是不能让烈士像孤魂野鬼似的在草原上游荡，给烈士一个应有的归宿。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八年了，这是我作为一名笔者和当年的兵团战友不能泯灭的心结。

这位女副局长听我讲述完毕后说：“这事从来没听说过。”我怀疑她在听我讲的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心里有些不快。大概她看出我的面部表情，态度认真了许多。她说理解我的感受，当年兵团移交地方时，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没能保存下来，再有乌拉盖各级领导换了多茬，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大都是年轻人，对兵团的事懵懵懂懂，肯定会存在不尽人意的地方。她说，这事一定向局长汇报，向管理区领导反映。她建议我多搜集些资料，民政部门也重视起来，如情况属实，定还烈士的名分。

“不管怎样，不论何种原因，总不能让烈士为此负责任吧，这事我一定要办成。”这是我与他们临别时说的话，言语中带着忿气。

事情应从三年前说起。乌拉盖城镇改造，在镇西北的高地上筑起一座烈士纪念碑。我跟陪我瞻仰烈士纪念碑的张志和说：“乌拉盖的领导做了一件大好事，乌拉盖人没有忘记在这片草原上为之献身的人们。”我要拜谒，烈士中有我的战友、兄长。纪念碑前驻足虔敬地行了三个鞠躬礼，以表示对烈士的尊敬与敬仰。

纪念碑前一通长方形的碑体镌刻着六名烈士的名录，我用相机把烈士的名录拍下。有1949年在农乃庙阻击土匪牺牲的王爷庙兵站参谋长瑙门达赖；为保护国家财产而献身的五十七团三连战士柏永华、单美英；勇救溺水儿童不幸遇难的布林分场场长乌力吉；因工棚垮塌丧病黄泉的战勤连女知青郭瑞先；还有一位解放军空军雷达兵四十六团十二连操纵班长胡xx（相机在强光下反光，没能清楚的拍下这位战士的名字和牺牲原因的介绍）。

在烈士的名录里没见到汪宝祥的名字，令我大失所望，刚跟张大哥说过烈士里有我的兄长，我是在说谎？我像被戏弄了一般。汪宝祥是被兵团总部授予的烈士啊，纪念碑上为啥没有他的名录？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纰漏呢？我说，我去民政部门讨个说法。

张大哥说：“现在乌拉盖各部门都是年轻人，对兵团的事了解不多，难免出现纰漏。你现在去民政部门没有说服力的材料，他们能认可吗。”

从烈士纪念碑返回的路上我跟张大哥说起汪宝祥来。

汪宝祥是我刚到内蒙兵团认识的。那天，胃疼去团部卫生队，见到也是因胃病去看病的汪宝祥。由于给我注射了阿托品，胃疼止住了，但在药物的作用下，口渴难耐，我想回招待所找水喝。见我难受的样子，汪宝祥把我从凳子上扶起，说六连离团部不远，正好有马车返回六连，邀我去他们连休息，又说连里各方面的条件要比招待所强。听他介绍，他大我五岁，山海关人，是六连马车班的。那时秦皇岛市和唐山市同属一个地区管辖，自然也就是老乡了。我们连离团部远，团部又没熟人，首先吃饭就成了问题，团部招待所一天三顿都是又黑又粘的馒头，我的胃实在受不了，于是客气了几句，随他上了马车。

到了六连，宝祥找来红糖沏上水端给我，怕我胃病再犯，从他师傅家里做了一盆片汤，还卧了两个鸡蛋。夜间我们哥儿俩挤在一个被窝睡了一宿，那天睡得踏实，像在家里有哥哥陪伴一样。

过了几天，听说六连出事了，马车班一名驭手从山下拉石头，马车翻了，被砸死了。我的心揪了起来，但愿不是宝祥哥哥。第二天传来噩耗，死者正是汪宝祥，眼泪簌簌地淌了下来。给他开追悼会那天，我假借去团里看病，搭上去团部的车，辗转来到了六连，宝祥哥哥已下葬，我坐在他的坟前痛哭不止。六连有不少我的老乡，见我伤心的样子都纷纷劝我，不要伤心过度，本来就有病，别伤了身体。傍晚宝祥的师傅套上马车把我送回我的连队。

后来听六连的战友说：那时五十一团正建礼堂，建礼堂的石料由六连提供。石头坑在团部东面的山岗上，距团部有四、五里路。那天汪宝祥跟他师傅张力赶着马车去山上拉石头，是第二趟出的事。装满石头赶车下山，他吆喝着辕门马后坐，扎稳脚步，一手揽着打里马的套绳，一手扳着车闸，三匹稍子马放慢了速度，辕马和稍子马之间的套绳松弛下来。一根套绳套在中间稍子马的裆下，那匹稍子马要把套绳捋顺，稍停了一下，这一停挡住了辕马的脚步和视线，辕马在那匹马的屁股上啃了一口，稍子马被咬疼，尥了个蹶子，正踢在辕马的嘴上，辕马一惊，再也坐不住车了，前面的三匹马受到辕马的冲撞，于是狂奔起来。见事不妙宝祥拼命地吆喝着，又把车闸紧板了几扣，闸杠和马车轱辘内圈的摩擦发出刺耳的怪响。张力从外手紧紧拉住最外面稍子马的缰绳，试图让马停下来。宝祥用尽全身力气，身体后仰，揽缰绳，扳车闸，胶鞋撕破了，衣服扯烂了，手掌被套绳掠掉了皮。在一个弯道，车翻了，他被砸在石头下。山上采石头的人们冲下山来，搬掉石头，只见他七窍出血，肋骨深深嵌入腹中，气绝身亡。这是汪宝祥到内蒙兵团的第四十六天。

我记得第二年的春天《兵团战友》报刊出通讯《刘英俊式的兵团战士——汪宝祥》。（时间太久了文章的题目可能有误，请知情的战友给予纠正）。兵团总部授予汪宝祥革命烈士的称号。

张大哥认真的听着：“如是事实，这的确是民政部门的失误。”

我从乌拉盖到哈拉盖图（原五十一团）搜集汪宝祥牺牲和授予烈士的资料，巧遇六连战友张福生、张梦芳夫妇，他们也在为汪宝祥的事奔波。福生带着我看了当年打石头的石头坑和依稀可辩的那条山路，指给我汪宝祥牺牲的地点，又带我见了当年的知情人。

福生说，如果马车从山上冲下来，山脚下就是团卫生队（现为六师兵团展览馆稍南些），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更多取得汪宝祥牺牲和被授予烈士的线索，张福生在六连微信群发出微信，请大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福生把我拉入六连微信群，以方便我与他们的沟通。微信发出，立刻得到反应，虽然没有取得实质的东西，但人们没有忘记汪宝祥，纷纷表示如需要他们联名签字，将义不容辞。

在霍林河至通辽的火车上，福生打进电话来，说山海关战友刘恒明接到福生的微信后，找到山海关区民政局，在《秦皇岛英烈》一书中找到汪宝祥被授予烈士的依据并发来截图（见图）。

我立刻把截图发给张志和，让他转给乌拉盖民政局。呼和浩特的战友提供信息，当年《兵团战友》报总编辑火华同志现仍在呼市，他肯定收藏着《兵团战友》报的全部，只可惜没找到他的联系电话。

当我起草这篇文章时，刘恒明给我发来微信说，想通过朋友到山海关民政局取得汪宝祥原始的烈士资料，但存在一个问题，即便这里真实记载证明汪宝祥是革命烈士，只是我们通过个人关系得到的，则需要乌拉盖官方的作为，给山海关民政局发函调信，或政府派人取证，最后才能给烈士以名分。我把此微信传给了张大哥，再麻烦他跑趟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