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走到了1976年，它裹挟着中国，裹挟着整个民族，连同50年代出生的人一起，走到了灾难的尽头，按今天的话说，开始出现“拐点”。

那一年的年初，一件让50年代出生的人猛然走向成熟的事发生了：周恩来于1月8日逝世。那天早上消息传来，我脑子一时转不过弯儿来，喉头猛地紧了两紧，似乎来不及想什么，就赶紧去为父亲打早饭。到了食堂，看到就餐的军人们拿着馒头，低着头，发着愣。其中一位，猛地把馒头往碗里一摔，站起来走了，只见他眼睛里有泪光一闪。这一闪的泪光，让我刚放松的喉头又紧了两下。回到家，我发现从小就讨厌我们哭，常说“不要动不动就咧咧”的父亲在揉眼晴，但似乎在我面前又想掩饰什么。那天早上我们谁也没吃什么，就出门上班了。

真正我想哭，是几个小时后，所有人都缓过神来想哭的时候。单位一位50多岁的女同志说起总理时，就像爆炸一样，哇地哭了出来。

顿时所有在场的人，脸上的肌肉都拧着，眼里喷出泪水。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我写这段往事时，只要一提到总理，我仍然喉头发紧。好久之后我都很难相信：我们从小听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如何如何”的新闻长大，他真的会死吗?

四人帮”的“作死”，也到了最后疯狂的程度，他们不准各单位悼念总理。但至少在北京，几乎没有人理会。我们单位的悼念会，是在一个能容纳两千人的大饭厅里举行。第一个悼念“发言”的，是位工宜队的工人，他就像念批判稿一样，生硬呆板。在场的人，让他的别扭声调憋得喘不过气来。第二个“发言”的，是位团委女干部，她只念了几句就哽咽了，那哽咽的声音一发出，整个会场，就像闷雷一样，哭出了声。我从小看《三国演义》，记得诸葛亮的灵柩从汉中入川时，有“百姓哭声震天”的形容，那天我相信了这话。能让百姓哭声震天的人，此生我见到了。几千年，这样的人能有几个?我在悲恸中感到幸运。悼念会结束时，我回望会场，我绝不夸张，那水磨石的地面，就像水洗的一样被眼泪淋湿。

接着是“四五”清明，我4月4号去了天安门，带着两架照相机。但我的政治智商低得可笑，竟把胶卷拿到我家所在的院子里一个小照相馆去冲。等取胶卷儿时，一个脸上有白癜风的老头儿说派出所传话：这胶卷儿是谁的，让他不能走。老头儿立刻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就来了两个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当时形势的严峻让我紧张，不少“四五”的参加者都进了监狱。但一位提审的警察出我意料，他第一句话竟是悼念总理，在哪儿不行，你非赶这时候上天安门。”他表情沉静而温和。忽然他对在屋里一个被抓的小偷凶狠地大吼：“看什么看?滚外边站着去!”接着对我说：“你的政治条件不错，更应该听毛主席的话，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你明天交个检查，我们就不通知你们单位了。”我至今感念那位警察，他就这样例行了“公事”。几十年过去，不想当我翻检过去的旧物时，竟翻出了这份检查的草稿，这里引一段：

那一年，接下来是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最后是毛泽东逝世。

关于毛泽东逝世，朋友大刚说的话比较贴近我当时的感觉：“主席逝世，说实在话，我不如总理逝世眼泪多。总理逝世我感觉有点像特亲的亲人走了，加上是‘黑云压城城欲摧'，觉得特憋屈，眼泪也特别多。主席逝世，我第一感觉并没有想哭，只是觉得天大概要变了，一个时代好像要结束了。有一种头上没有了‘天’的恐惧。觉得后面的路谁带着走呢，自己能走吗。”

但同一代的人，感觉也不尽相同，有一封当时部队朋友给我的信，是这样写的：

信中他还把自己登在黑板报上的一首词抄给我：

不管眼泪多还是少，这代人的共同感觉都是“想到了中国的明天”。

“明天”的晨曦来得比想像的快。一天晚饭前，父亲到家直奔厨房，一脸晴天，对母亲说：“都抓起来了，连那个老娘们儿!” 三个人的那顿饭吃得格外解气。

但刚听到这个消息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也只停留在“解气”的层面上。当时的感觉并不像几十年后的今天，从远处看“文革”，那么清楚，那么理性。可以说，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当时绝大多数都抱着两种感情。

一是对毛泽东的念，一是对江青一伙的恨。老百姓对毛泽东仍抱着最真挚的崇敬和信仰。就在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刻，谁敢说，甚至谁敢想：毛泽东在晚年是犯了错误的。不光老百姓，就是最顶层的理论家，也不能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想那么清楚，直到3年后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间题的决议》，才对毛泽东的功过有一个初步评价。

正像有人说的：刚受伤的当时，并不感觉疼，得过一会儿才能觉出疼来。只有一点，人们的感觉是相同的，那就是对“文革”那种社会生活，大家都烦了、膩了、疲了。人们不愿意再那样继续下去了，而那伙坏蛋仍然想接着搞这一套，搞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呢?于是烦、腻、疲，转成了恨。

50年代出生的人，几乎从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有毛主席在，有周总理在，习惯了闹闹哄哄；国门紧闭着，他们能看到的，就那么大块儿“天”；收音机听短波是违法的，“莫斯科之声”和“美国之音”，谁要听了并被发现，那就是反革命，他们只能听到中国一只喇叭传出的声音。但让这两个伟人从小用手捧着长大的一代人，忽然失去了这两双温暖的大手，他们第一时间的感觉，只有迷茫。他们最想知道的，当然就是“中国的明天”是什么样。而在那10年中被造就的无知，使他们又根本没有能力去想明白这样的大问题。以至于就在几年后第一次提出“改革”这个字眼时，他们竟觉得那么新奇、陌生，不知所云。“什么叫改革?改什么?革什么?”我就常以这样的问题去问同龄人，我所看到的，也大多是游移迷惑的眼神。今天看，我们这代人让上一代人给“圈”傻了，比起世纪初的“五四青年”来，差到了天上地下。同是十几二十岁的人，人家敢冲破军警阻挠，痛打了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敢提出民主”、“科学”的主张，而我们，那时还没明白自己该怎么活?该做些什么?缺乏起码的理性思考。

回想起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那些过渡的年份中，我们仍然只能跟着走，党指到哪儿，我们就走到哪儿。边走，边学着思考。说到思考，真的很惭愧，直到三四年以后，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大讨论，才一下拍醒我们——原来我们很多同龄人都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也一直都在求索着类似的答案。然而求索之肤浅，问题之幼稚，如果在今天，恐怕连初中生都不屑于回答，但那时，我们却觉得自己忽然变得很深刻。朋友们关心着各路的观点，并且激烈争论，用马列主义理论做“武器”，去辩论国家、前途、人生……振振有词，却又莫衷一是。当时一些高校里的大字报，和大学生们与校、系领导关于民主问题的激烈辩论，都让人激动、气愤、抱怨，可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还是莫衷一是。实在说，那时的怨气，没有今天那么大，那时的悔恨，没有今天那么深。用大刚的话说，那时还没纳过闷儿来，还处在昏昏欲醒之前。

但无论如何，我们这代人，在1976年10月，举着大标语在大街上狂欢，举着酒杯与朋友狂饮时，还是感到无比的畅快，于朦胧中，感到了中国在火中又一次涅槃。

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起点”是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这个“起点”，按邓小平的话说：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启动农村改革新进程，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

凡历史分期，总得有个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当之无愧。

但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从1978年12月18日开始，在此整整一年之前，作为50年代出生的人，就已经迎来了“伟大的转折”。就在1977年12月10日，以50年代出生的人为绝对主体的应考大军，于上午9点整，接过了他们渡过整整十年蛮荒时光后的第一份正规高考试卷，那天上午考的是数学，北京(文科类)试卷的第一道小题是：

这恐怕是一道让所有那天参加考试的人都既紧张又兴奋的题。当你开始提笔去解它的那一瞬间，你可能不意识(因为你当时不可能想这些)，这对50年代出生的人，意味着什么——应该还是那句话，那是时代和自己命运的“伟大的转折”。

事情过了30年。在这30年中，不断有提及当年恢复高考往事的文章出来，有那时考生自己的故事，有当年决策圈里人士的论述。今天看来，恢复高考之所以始于1977年，从上层来说，似乎充满了历史的戏剧性。

文革”中，大乱过去之后，每年照例要召开一次全国招生会议，1977年也不例外，这年的招生会议于6月29日到7月29日在太原召开。召开这次会议时，邓小平还没有复出。会议按照“两个凡是”的精神，拿出的招生方案仍维持的“文革”做法，但那时“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人们都在振奋中，盼望着教育的“解套”，盼望着在招生中会有新意，但没有。各省招办，对教育部的做法很不满意，一个月的会议，争论甚至争吵十分激烈。但教育部抱定一个说辞：招生方案中央已经批准。而就在这次会议还没结束的7月16日，出现了戏剧性的第一幕：

邓小平复出了。并自告奋勇抓科教，而且首先考虑恢复考试和招生问题。指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人才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邓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指示教育部，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明确提出：“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才华的教学人员”参加座谈会。52岁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一个远在武汉的副教授，何以能参加这样一个全国性的座谈会?这是因为原来同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教师刘道玉，被借调到教育部，这时已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负责选定教育界15位大学教师代表参加座谈会。“敢说话有见解”的与会者条件，让刘道玉想起了武大的同事、耿直的査全性。他亲自去机场接查全性。

刘道玉果然慧眼识人，下面出现了戏剧性的第二幕。作为会议中最年轻的学者之一，一向敢说话的查全性，在会上抛掉顾虑，痛陈利害：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的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如果我们改进了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大量的知识青年、年轻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名合格的学生，完全可能。他直言招生制度的四大弊端：

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据了招生名额。

二、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群众里流传着，17年(指“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上大学靠分，现在靠权”。

三、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愈演愈烈。如果制度不改革，“走后门儿”就刹不住；

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文化，“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他建议，大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应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要真正做到让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此一番话，让很多学者激动、解气、热泪盈眶，连人民大会堂里的服务员姑娘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鼓掌。

邓小平听完查全性的发言，没有表态，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意见?”吴文俊、王大珩、苏步青等代表纷纷表示赞同。邓小平又问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改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吧?”查全性和几位教授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不然又招20多万名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邓小平沉吟片刻，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于是事情急转直下，出现了戏剧性的第三幕：刘西尧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同邓小平的一段对话：邓小平间刘西尧当年恢复高考“来不来得及”，刘说“如果推迟开学就来得及。邓问：“报告送出去没有?”刘说：“刚送出去。”邓说：“赶紧追回来，就下决心今年开始改。”那天是8月8日。已经离往年的招生时间不远了。

教育部立即又召开第二次全国招生会议，而且从8月13日一直开到9月25日，时间长达45天。在会上，“四人帮”关于教育的“两个估计“怎么评价，招的学生还叫不叫“工农兵大学生”，这种招生方式是不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在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两个凡是”还当道，这些“重大原则问题”还没有厘清的时候，这样的新生事物能实行吗?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也得承认，除了邓小平，中国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推动这件事的实施，他老人家就像是开着一部铲车，向那些拦在面前的铁丝网和路障生生地铲过去，一往无前。

于是，才有了推迟两个多月的1977年高考，那年冬天，是50年代出生的人热气腾腾的冬天，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78万人；再隔半年，1978年夏天，全国又有61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40.2万人。

再强调一句，录取的这两届共68万人中，绝大多数，是50年代出生的人，我对我们学校77级、78级两年陕西考生作了统计：77级我校在陕西共招生27人，50年代出生的有26人，其余一人是40年代末出生；而78级在陕西共招生19人，有13人是50年代出生，其余6人均为60年代出生。按今天“官样文章”的话说：这两届学生“大多数是政治立场坚定，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都是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如今已成为社会的中坚。”而当年掷出“重磅炸弹”(座谈会上记者的话)的查全性，如今已是82岁高龄，1980年被评为中科院院士。但在我们这代人眼里，他当院士的贡献，远不如那颗“炸弹”威力大。

对于5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恢复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历史的眷顾，但这种眷顾并不深厚。按同学老钟的话讲：“回过头想想，我们这代人上大学的机会，如果按次数算，只有两个半次’加一个‘整次。

这话怎么理解?

应该说，1977年的恢复高考，对教育部长刘西尧是件措手不及的事，而对广大考生来说，更是措手不及。他们那时都被撒落在基层，大量的都还在边远农村和兵团。往年该招生的时间没招生，除了有希望被推荐的人感到突然之外，其他人不会留意这些。但没有人会想到，接着会下来一个“霹雳”般的消息：取消推荐，改为考试。而且规定考生的条件那样宽松：“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招生总数的20%—30%，绝大多数生源来自社会。”而且甚至宽松到把传统的审查条文中的“单位同意”都取消了，只剩下一条限制，那就是“年龄不超过30岁”。这一消息立刻掀动起一大批人思想的波澜。但也仅是波澜而已，时间的紧迫，几乎使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是仓促上阵。老钟当时在陕北插队，听到这个消息后，离考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说，我甚至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复习资料。朋友志健，1956年生人，是72届的初中生。他们是北京在“文革”期间学得最好的一届，是第一届以考试升高中的学生。按他的话说：“初三那一年学得特玩儿命，是为了考高中。接着高一是抱着上大学的希望去学习，也特玩儿命。但到了高二，开始反右倾回潮，一下全完了，课不正经上了，改成了开门办学。”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有底子的。他高中毕业后去插队，后又当工人，几年没动书本。报名后他也只复习了一个月，单位不让请假，只能靠晚上的时间。他说：“到了考场，一看那些题，哪个都不难，但就是不会做。就像胳膊磕了麻筋儿，明明那苹果能拿到手，就是没力气抓。”朋友小树回忆，1977年，他也去考了，但简直就是场演习，县里没当回事儿，单位没当回事儿，自己也没当回事儿。最后听说自己分数线过了，但却没有下文。又听说，那年主管部门还是按推荐的路子安排的，天高皇帝远，谁也不敢问。朋友万群当时在部队当兵，部队正在陕西施工，他甚至事先就没听说恢复高考这件事儿。我问了大量78级各校的朋友，其中很多高分考生都参加过77级的考试，但都没考上。考上的很多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和少数老三届的初中生，还有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这应该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没有充分的准备，不仅是课业准备，还包括心理准备。这就是老钟说的第一个“半次”。

到了1978年，应该算给了一个“整次”。那年，整个这一代人(当然还包括少数40年代末出生的和60年代初出生的)中的“有志者”已完全醒过梦来，半年的复习时间不算长，但“拼命”的已经大有人在。老钟豁出去了，给厂领导找了半立方米打大衣柜的水曲柳，达成了默契：他姐姐在医院，7天一次，活活给他开了半年的病假条。那年考试的保障机制也严格多了，万群从部队复员后，复转军人安置办对参加高考的复转军人格外照顾，代办一应报名手续，并告知：凡参加高考的人，先不分配工作，让他们专心备考。而且据万群说，安置办里恐怕有有识之士，应考的这些人的工作，是在发榜之前分配的，凡参加过高考的人，不论考上与否，分配的工作都不错。小树说，他们县的考务工作较之前一年，正规、严肃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整个考场内外的气氛和今天的考场没什么两样，也有不少老师和家长在外面等着。当时的复习资料也丰富正规多了，万群回忆，他的政治复习资料，是托亲戚从山东肥城一所中学弄来的，那已是一本完整的书，已很接近今天高考复习资料的模式，十分成熟，有时事题，有论述题，还有答案。万群考试时有一道20分的论述题，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押上了。志健他们虽然单位还是不给假，但底子在那儿，靠晚上的复习，他已经够了。这一“整次”，人们有备而来，拼命而来，不怨天，不尤人，有能力的，都抓住了上苍给的机会。在北京，还有一个特殊机遇，那就是很大一批落榜考生，把强烈的上学愿望不断上达，有的人还组织了游行请愿，结果很多大学都纷纷成立分校和分院，把落榜考生吸收了一大批。

还有“半次”是79级。这一年，整个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对社会考生资格有了进一步限制，年龄限制在28岁以内，结过婚的不准报考并更加重视外语成绩。那一年的外语成绩满分是10分，但已不像78级仅是参考分，而是被纳入总成绩中。更要命的是，大量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1977、1978两年的激励和准备，实力已经大有提高。如果说77、78级应届生与社会生势均力敌、甚至还稍弱于社会生的话，到了1979年，力量对比则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据朋友洪波讲，他们79级一个班30人，50年代出生的社会考生只有七八位；朋友梁丰是1959年出生，在50年代出生的人中是“小尾巴鱼”，她们已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了。理工科的社会考生就更少，我所在的学校，整个79级的学生中，我认识的大龄社会考生只有一位。这很好理解，数理化对社会考生来说，逾越的难度比文科要大得多。朋友林华1953年生人，她回忆，1979年高考时，她所在的考场，社会考生寥寥无几。据她分析，1978年是知青大返城的高峰，这批人回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作，很多人为此错过了1978年的高考。而到1979年高考时，又有很多人已经找到了工作，有的工作还不错，饱经沧桑之后，再经历一次“变动”的心气已经很小。

我征询朋友们的意见，他们都一致认同老钟关于“半次”和“一次”的“理论”

50年代出生的人，又开始了他们新的分化。这是“文革”后，第一次社会承认的公平分化，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后一次有自主选择权的分化，它靠的是自身能力，而没有靠谁的赐予，因此它被主流历史评价所肯定，至今仍被视为一次货真价实的自我腾跃。

也就在上面说的那些朋友进入大学的同时，50年代出生的其他人，也纷纷开始了新一次的就位。首先我们关心着与高考几乎同一时间发生的一幕。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果从潮流的启动，也就是从1968年开始，到它从政策上宣告终结，整整是10年。这10年，近2000万知青，以他们青春的能量，点起同一支悲情而灿烂的火把，燃烧在祖国的天际。他们所做出的牺牲，应该说是“创世纪”的，过去没有，今后也不可能再有，全世界都没有!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不知演绎了多少故事，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难写难书。它的壮阔，它的厚重，至今无人能够说清道明。然而无论是可口的鱼肉，还是难咽的糠菜，10年，是应该让这席时代的怪宴散去的时候了。

最近读到《重庆晚报》张卫的文章《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记述了知青经过10年的磨难，如何用鲜血和泪水召告政策的制定者：“他们要回城。要结束做了10年的、为祖国奉献青春的梦。”文章惨烈而动人，我把其中的部分章节转引于下：

久别的人终于回来了。所谓回来，不是买张火车票回来探亲，而是怀里揣着各种能落户口的证明彻底回家了。户口一落上，自己就又成了北京人、上海人、天津人，或者其他10年前离家的各个城市的人了。关于重新上户口，和10年前的销户口大有不同，不少人说，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印象很深的是，70年代末的一个周日，我在颐和园后山不期遇到一位初中同班的同学，他是到内蒙古兵团的。相见之下，他并不问候什么，也不容我问候，第一句话就是：“我昨天上上户口了!”上户口在知青返城大潮中，已经并不困难，只要有证明就能上，但一位朋友说：“这个户口啊，没迁出北京的人没体会，可看着民警给你盖完最后一个章，把一张户籍卡递到你手上时，给他跪下的心都有。”

林华是1978年8月从内蒙古兵团回到北京，跟我谈1979年的高考时，她有一句话让我听着心里有种特殊的滋味。她说：“因为家里条件很好，父母能养着我，可以先不工作，专心准备高考。”她是幸运的，父母可以养着她。但和她一样幸运的同龄人能有多少呢?金羊也是1978年从东北兵团回到北京的，他就没那么幸运，家里兄弟姐妹多，虽然哥哥姐姐们都出去了，但家里还有两个妹妹，母亲没有工作。他的回来，父母喜忧参半，这不像过去过年过节他回来，家里人越多越热闹，打个地铺就能睡觉，热闹完了，人也走了。这回是彻底回来了，家人和金羊自己都面临重新适应、重新定位的问题。金羊勤快自觉，家里的活儿他抢着干，对妹妹非常好，多少年后他妹妹有点心酸地回忆那段时光，觉得他哥哥有种“自己是个家里多余人”的感觉。他不能长期在家待着，他在家呆不起，找工作是他的当务之急。所以他没等到分配工作，就用自己攒的钱去学了车，他成了差不多北京第一代“的哥”，不久他开上了一辆人人称羡的日本皇冠牌出租车。

当代史学家习惯于把每10年作为一个分期标志：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但作为一代人的成长，却不能简单地用这种“分期法”来研究和界定，因为要面对的是人而不是书。回想当“21世纪”到来的那一刻，电视里主持人在兴奋地“八、七、六、五……”地读秒，但到了2000年零点过一秒的时候，人还是那个人，什么都没有因为“国际日期变更线”的一秒钟移动而起变化。他可能看完电视后困了，于是关上电视去睡觉，因为第二天还要去上班。所以当80年代到来的时候，我敢说的是，大部分5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谁也没有太在意，因为他们都很忙，他们面临着大转折后的适应期，面临着自己社会化过程的重要阶段，他们没心思去“读秒”。所以我没有把“80年代”作为一个大标题来写，它什么时候到来的，我都忘了。

但我却记得我“文革”中因住院认识的一个叫正江的朋友，大我一岁，因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没有出北京。久未联系，大约是1980年春天，我去他们厂子看他。那是在北海附近小胡同里的一家街道小印刷厂，专印透明商标。在临街低矮破旧的小厂房里，他正和几位家庭妇女模样的同事守在印刷机旁。见我来了，他带着几分夸耀向几位女工介绍我：“这是我哥们儿，我们得有10年没见了吧?”高耸的颧骨，带着风湿病人特有的潮红。他告诉我，国营单位不要他这样的，他又不能再待在家里吃闲饭，就被分到这里，一个月37块钱，街道厂子还没有劳保，已经干了5年了。老北京人好面子，他非要请我吃中午饭，我推托还有事，走了。我之所以记得这个时间，是那句“10年没见了”的话，因为我住院记得很清楚，是1970年。这大概就是我进入80年代的“分期标志”。当时出院后我去过一次他家，那是西城区一个杂院里南房和东房拐角处的半间耳房，据他说只有6平方米，住着他们一家4口：父母、一个妹妹和他。80年代中期我又想起了他，他已经结婚，有了一个儿子，妻子长得不难看，高个儿；他也因为病情加重，手术换了一个牛的心脏瓣膜。还记得他对我说：“我不能死，不然孩子这么小就没爸，多可怜啊。”以后就再也没联系了。

正江不是我们这代人中的主流，但他却仿佛是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破折号，破折号后面的话是——“我们这代人活得不容易。”

不管多不容易，到了80年代初，50年代出生的人，该回来的都回来了，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归宿。同学晓明复员后被分到一家工厂当模具钳工，那时正和同厂的一个女孩儿谈恋爱；刚子结束了房山的插队生活，被分到一家橡胶厂，每天被橡胶味儿呛得喘不上气来，但每月有几块钱的劳保费，战友建廷也复员了，因为当兵前是北京东升公社的农民，所以被分到东升公社卫生院中药房抓中药，80年代取消了“人民公社”，这个卫生院的牌子就成了“东升乡卫生院”，后来卫生院迁走了，原址上建起了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安友是内蒙古插队，后来辗转到山东、河北“转插”，到80年代中期也回到北京，被分到一个区的科委开车。记得是1982年，我们一批“发小儿”有了第一次聚会，那几乎是清一色的复员兵。多年不见，“开会”前每人都自报这些年的经历，并自报如今在哪儿工作。工作的单位五花八门儿，因为是复员兵，又大多是党员，工作不错的不少，市级或区级党政机关的、海关的、税务所的(那时税务工作大家都不知是干什么的)、图书馆的，但也有工作不咋样的：如某街道房管所的，某环卫公司团委的，某钟表修理门市部的，某影院的。

据林华说，1978年知青大返城后，至少北京对这批多年在外漂泊的“游子”以很快的速度分配了工作，但大都是服务行业。那时服务行业在人们心目中比国营企业要矮一头，如果被分到哪个商店当售货员，在同伴中是件很难启齿的事情。总之，工作虽有好有坏，但起点都差不多，没人一上来就能当领导，都在最底层。

但有一批人在50年代出生的人中仍然保持着优越地位，那就是截止到1980年最后一批毕业的各届工农兵学员，和同在1982年毕业的77级、78级两届，以及后来陆续毕业的各届“真正的大学生”。后者的走入社会，冲击着工农兵学员的优越地位，更被用人单位高看一眼，但若在同一单位，论在岗的工作经验和资历，工农兵学员又略胜一筹。等到他们能分出伯仲，至少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至于说当领导，那时“文革”刚结束，离退休制度还没有出台，不要说局级、处级、被解放的干部大都是解放前的老革命，就是科级干部，也都是40岁至50岁之间的人，一时还轮不到50年代出生的人。但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同样是“铁饭碗”，他们比兵团、插队、复员回城的人们，已经有了明显的优势。

撇开工作和社会地位不论，作为“自然人”，共同的属性是没有层次高下之分的。走到了80年代初，50年代出生的人中，像1959年出生的梁丰，那时还是个小姑娘，但再大上几岁的人，却已经到了该成家的年龄。如果把“成家立业”作为一个人“社会化过程”的主要标志的话，那么“业”不管好坏，已经算“立”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们该有个自己的家了。有的人在十年颠沛中，在“晚婚晚育”的号召下，已经被耽误得很迟了。

人”是什么?就是俗称的“对象”，即成家的另一半。于是这时的“人”，和前面写到的初恋已经大有不同，目的就是要“搞对象”，然后好成家。少男少女的朦胧已经没有了，有的就是着急找“人”。

一位朋友，平时对生活很细，很讲卫生，平时到捯饬得利利落落的。爱逛商店，是我们俗话讲的“娘们儿唧唧”的那种人，人是好人，就是对象谈一个吹一个，他自己有房间，这在当时是很优越的条件，当时买家具凭票，他不知从哪儿抓了一张双人床的票。没结婚就买双人床，有点为时尚早，但他又舍不得把票让给别人，于是就买了。接着又去逛商店，买了双人床单、4个枕套，还有被面之类。朋友们开玩笑你买了那么多床上用品，最重要的床上用品没买。”他一时没反应过来，问“还有什么没买?”大家说“媳妇儿!”

全福的老婆在一家纺织厂，一个车间几十个女工，据她说，那时一下班，急着赴约的能占一半；工间休息，给对象织“毛活儿”的也占一半。80年代前期，那是个5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是50年代头几年出生的人，大拨儿找对象的时期。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很有意思，题目叫《羞怯征婚后，煤矿工娶了个大专生》。说的是1984年《中国妇女》杂志社接到一封信，问能不能登找对象的启事，信是河南焦作煤矿一位“学雷锋”的矿工想为自己哥们儿帮忙而写的，他哥们儿叫朱芳雨，是他们班组年龄最大的光棍儿。杂志社大受启发，开了一个专栏叫“鹊桥”，登载了朱芳雨的征婚启事。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事情。就在这时，一位叫李萍的音乐专业大专生也因为找对象问题和家长产生矛盾，被父亲打了一个耳光，负气离家出走，上火车前随手买了一本《中国妇女》。她到北京转了一圈儿后，钱快花完了，于是想到了杂志上那则“启事”，买票去焦作，见到了朱芳雨，并为这位朴实汉子所动。那年国庆节，在“家长型”的矿务局领导主持下，他俩和其他“两大车新人”一起，参加了集体婚礼。

事情就这么简单，速度就这么快，小学文化的朱芳雨和大专文化的李萍距离就这么大，照片上白皙的李萍和呆乎乎的朱芳雨反差就这么强，但他们却结婚了。事隔30年，朱芳雨被尊为“中国媒体征婚第一人”。你可以说这件事不具有典型意义，

但它却是一个符号，解读出来的是：那时的大龄青年急于想成家，他们和她们所缺的，就是“人”。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QQ，没有手机，更重要的是，没有今天的观念。

一位朋友说得好：周围到处是“窗户纸”，就是不知道往哪儿“捅”。——当然那个时代，登启事毕竟是稀罕事，找对象还是靠亲戚、朋友之间介绍的居多。

一位曾经专爱保媒拉纤的朋友，跟我聊到了一个他曾给介绍了七八个小伙子的姑娘，摇头苦笑说“你就没见过那么难缠的女孩儿，她一直缠了我好几年呀。”他这段当媒人的经历很有意思那女孩条件确实不错，人长得漂亮，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脾气绵软，却外圆内方，经历坎坷，是个“理想主义者”。对“人”近乎挑剔，否定的理由按今天的话讲：“净些没用的”。第一个对象，她否定的理由是：“别的都好，就是太迷邓丽君。”第二个对象，说人家“有点像二王’中的一个。”“二王”是当时正通缉的两个持枪杀人犯，当时满大街贴着通缉二王”的照片。其他被她“检阅”又被她否定的对象，理由五花八门，诸如：“精神被污染了，对华山抢险的英雄事迹无动于衷”、“竟然不知道三毛是谁，她的书一本都没读过”、“大男子主义，希望将来我到家当慧芳”、“他爸妈爱打麻将，麻将是好人玩儿的东西吗?那是赌博”、“他还没长大成人，老和他侄子一块看《唐老鸭》和《铁臂阿童木》”、“刘文正、罗大佑的歌多棒，他根本就不爱听男人的歌”、“他不像好人，戴着蛤蟆镜”等等。据这位朋友说：“到现在她还撂在家里呢，五十多了，早就不找了，人也有点儿神神叨叨了。”

同样，一位朋友也和我聊到他找对象的经历，也是挑了无数个。我问能不能写写，他笑笑说：“你别用真名。”他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是A，加之我们都喜欢电视剧《士兵突击》，我就叫他老A。老A是个才子，身材魁梧，但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有时邋遢到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有一年在我家吃饭，我爱人腌了一坛泡菜，他最爱吃这口，但泡菜切忌用沾了口水的筷子去拨拉，以免细菌污染后长毛，我紧着提醒他，他可好，把刚从嘴里拔出来的筷子往裤子上反正一抹，就伸进了泡菜坛。

1987年有一部叫《邋遢大王奇遇记》的动画片上映，他立刻就有了“邋遢大王”的雅号。直到现在快60岁了，他的衣襟还不如他外孙子的围嘴干净。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他旁边一位中年妇女被熏得恼怒而幽默地大叫：“呵!这哪儿来的一股榴莲味儿啊?”吃过这种水果的人都知道，一扒开，有一股刺鼻的臭烘烘的味儿。就是这个毛病，当年不知吓跑了多少姑娘。

他讲了几段他的故事，绝口不提女方甩他的“走麦城”，只提他甩人家的“过五关斩六将”：这些人都不识货，像我这样又忠厚又有文化的人，上哪儿找去。只能说我没交上桃花运。我遇上过一个，长得不错，头烫得在胸前打着卷，那时挺扎眼。我们去看《追捕》，看《佐罗》，挺高兴。忽然有一次她拿给我一张报纸，指着一篇文章，上面有她画的笔道，让我“好好学习”，文章写的是关于如何穿衣服，其中有“如果穿着漂亮的西装而不经常换衬衣，就很不像样，会客要有会客的衣服，在家要有在家的衣服，工作要穿工作服”，其中有一句她画了双道：“谁要穿一身脏工作服挤公共汽车，就会受人指责。”我一看，不干了，我就是穿着工作服挤公共汽车。

那时都那样。你要嫌我衣服脏就直说，干嘛让我看报纸。就吹了。还有一个，是个做服装生意的，那时的个体户，干好了就是万元户，文化低点也没什么。但我妈不干，说你一个堂堂大学毕业生，找一个摆摊儿的，你不嫌寒碜呀。有一次她送我一条牛仔裤，我向来对衣裳不讲究，就穿回了家，我妈拿着鸡毛掸子指着我，非让我脱下来，我脱了，老太太可好，顺手从窗户给扔出去了。我一下急了，你不让穿就不穿，你不能给扔了呀。在这之前她还扔了我一条领带，说我们看不惯的东西你别往身上穿，别往家带。我知道这位肯定不行了，家里根本不能接受，加上我心里也嘀咕她的行当，老坐火车上南边进货，跟什么人都打交道，今后咱降得住吗?也吹了。后来听说人家在秀水街有两个铺面，干大了。有一个当工程师的，工农兵学员，我妈很满意，可就是太爱跳舞，还老拉我，逼我换衣裳。男步女步都会跳，说了，舞场如果男的少，我就跳男步，女的跟女的跳，人家没顾虑。跟我说，咱俩边跳边谈，多浪漫。还跟我贴面。有朋友警告我，大厅广众跳“贴面”，你也不怕“严打”给你抓起来。那时有个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她那大红裙子，我不算脸皮薄的，可在舞场上我跟着她，脸上直发烧。也吹了。还一个，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我现在有时做梦还梦见她，但她找我就一个目的，见面第一回就说，知道我有海外关系，最好能带她出国，她最想的事儿就是出国，不出国，到香港也行。我受不了，你是看上我这人了，还是看上我的海外关系了，这人能靠谱吗……

成家需要钱，这在刚一改革开放时，是很尖锐的问题。那不像“文革“中结婚，两个铺盖卷往一处一搁，就算成了家，没人笑话，没有攀比。到了80年代，成家对一般阶层的人来说，带来很大的困窘。一改革，工资是涨了点儿，大约80年代初，一般工人从41块5，涨到60块钱左右，没有质的区别。但外来的风却吹来了新的消费观念，新的消费品。我记得我成家买了一台两个嗽叭的收录机，是同事给了个票，花了700多块。这足足是两个人整整一年省吃俭用，颠着脚尖才“够”着的。那时的“恩格尔系数”很高，除了吃饭外，想买件像样的东西，要攒上几年。

80年代初的成家，还不像几年以后外国电器扑入中国那么凶狠，记得1982年家里买了一台21英寸德律风根彩电，那时我正好结婚，就把淘汰下来的那台14英寸电子管黑白电视给了我，我很满足，因为周围有的人还在看9英寸电视。但到了1985年前后，彩电开始风靡，进口原装彩电大都是那时出国人员带回指标，到出国人员服务部去提货，是很让人羡慕的事。记得牡丹电视机厂那时出了松下套件国内组装的21英寸彩电，1530元，要票。一位老师给了张票，彩电买回来，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好像还跟父母要了一点儿。当时我的工资大约不到70元。我很犹豫，总觉得国产的不如进口原装的，最后还是把它退了，不久托人买了一台海关罚没的16英寸松下原装彩电，价钱是1100元。它一直跟我们走到了2000年以后。记得我结婚时买了一个三开门的大衣柜，不要票，143元；一张床也不要票，80元。整了点散碎木料，做了一个写字台。仅此而已。当时爱人的哥哥搞外贸，可以买到钢琴漆的成套家具，1000元左右，因钱不够，放弃了。直到1989年，又有机会，才买了一套罗马尼亚组合柜，1700元，当时很为人瞩目。这就是80年代成家后全部的家当。

宋丹丹有个小品，演个28岁的农村姑娘，有点儿缺心眼儿，眼神儿也不好，到人家相亲，非要人家有彩电才肯出嫁，弄得男家用电视机盒子假装彩电。看似搞笑，好像只有农村才会发生。其实当时在城市成家，不少人也是要备齐多少条“腿儿”，姑娘才肯出嫁。必备的有床、写字台、两开或三开门大衣柜、酒柜、高低柜、钢木折叠圆桌、几把红色人造革包海绵的折叠椅等等。有人称这种做法是市民的俗气，其实如果你设身想想，一个插队知青回到北京，好容易成个家，女家想要，男家想置，一辈子结一次婚，实在无可厚非。这和今天动辄几万元，花着父母的钱，轿车成行，鲜花如雨比起来，那时用自己攒的钱，安一个小家，实在是既硬气又悲壮。当时流行的颜色是地板黄，凭票买来的两开门大衣柜，一扇柜门有一块衬了绿布的玻璃窗。只要你是拿家具票买的，家具的款式都大同小异。如果说这些家具里有什么最不该买的，就是写字台，又占地儿，又没实用价值，不少人上面摆着电视机，有孩子后，摆满奶瓶奶锅，零乱拥堵。酒柜那时新家必备，两扇玻璃拉门里，常被主人摆进几瓶好酒，这成了一个新家最具装饰性的景观。沙发也必备，分简易和“全包”两种，简易的，扶手露在外面全包的，扶手包一层海绵。沙发上蒙块线毯，线毯流行图案是上山猛虎或者迎客松。因为家具要票，所以很多人找木匠做，个体流动的木匠很吃香，街道边上，小区的空场上，常能看到木匠做活，一家做完了，邻居看着不错，也请他做，木匠往往不动地方就能一连干上一个多月。

但所有这些都要钱，不少人为结婚欠账。孩子多的家庭，父母不像今天，四个老人接济两个年轻人。那时平民百姓，没有多少钱能支援孩子，只有靠自己。工资低，奖金很少，只能从嘴里抠。一位当年的同事，结婚前说过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明儿就办事儿了，我还没件儿像样的衣裳，上午才借了条料子裤子。”他们两口子都是回城的插队知青。我倒不怜惜他的艰难，但我很佩服他的新娘子，这种家境，她能嫁给他，那一定是感情高于一切，会踏踏实实地跟他过日子。

全福跟我说过他的结婚。第二天要办事了，头天晚上他觉得不踏实，因为还缺个酒柜。他是我见过的最巧的人：计算机硬件、强弱电、木匠活、车钳工、泥瓦工、装修、裁缝、烹饪，他无所不会。他儿子从4岁就穿西装、打领带，都是他自己做的。就在那天的下午，他现下料现做，半夜，酒柜做好了，接着上漆。婚礼开始前两个小时，他才来得及去洗澡。电器太贵，那时谁家有音响?他自己做。我见过他那时做的音箱，用铜板倒成圆角围起的黄灿灿的边框，把索尼电器的商标拓出样子，腐蚀出来，镀成金色，镶在音箱一角，箱体棕色钢琴漆，光可鉴人。

如果说缺“人”，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找，只是个社会观念和信息障碍问题，其实人有的是；而缺钱，可以攒，吃得差一点儿，置的东西简单点儿，日子就可以过下去。但如果缺了房，那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房改是90年代后期的事儿，买商品房，在80年代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这批人要结婚，如果刨去感情因素(如果是介绍的对象，就谈不上感情因素)，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房。

一些在大机关或者有职工宿舍的大企业工作，还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周旋变通，或许大小能找个安身的“窝儿”，这类单位最吃香也最难当的，就是房管部门的头儿，有的是人向他们赔笑脸，也有的是人骂他们，有的还挨过打。但如果是没有职工住房的单位，那可真的是求告无门。前几年有个电视剧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在杂院里盖了间小房，一棵树从房顶上伸出去，很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普通老百姓住房的困境。在北京，很多四合院为什么成了“大杂院”，就是因为要成家的人多，没办法，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搭盖起各种材料、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朝向东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么都有。各房之间的过道儿，只要能将将推过一辆自行车，邻居就不说话，“杂”是当然的。

云南、李雯两口子是我的亲戚，一个1957年生人，一个1958年生人。他们1982年结婚，住的就是从云南父母家的房山上接出来的一间，当时很有不少人羡慕，因为面积不小，足有20平方米，也足够高，很豁亮。我曾到过一位朋友的新房，只有8平方米，石棉瓦的屋顶，大部分砖都是他和他妈捡来的，整块儿的不多。要置备的东西很多，钱得一块一块数着花，盖这间小房时，请来的都是好哥们儿，供应的饭只有饭馆买来的馒头、酱豆腐和白开水，这位朋友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吃着馒头、酱豆腐给我‘絮窝儿’的哥们儿。”

最让人堵心的故事，也是听朋友说的。一个女孩儿，从兵团回来家里的孩子多，只有两间房，可怜她多年不在家，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因突然多出她这么个人而不能相容，经常吵架。她没地方住，长期在走廊里打地铺。最后齐齐哈尔一位当年对她有好感的男知青给她来了信，她毫不犹豫，转了户口，离开了北京。

在住房问题上最让人羡慕的是衣村户口的人。战友建廷就是一个。当年他就住在北京二里庄附近，那里当时还是衣业社的庄稼地。他结婚时，在分给自己的宅基地上盖了五间北房加三间东房，院子里还砌了一个大花坛，其声势之“壮阔”，气宇之“轩昂”，让我们都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我结婚时，单位分给我一间小平房，是几十年前单位初建时的工棚，只有10米，还要自己生炉子，水笼头和厕所都在外面，冬天真是难熬。恰这时房管科一位好心人问我们想不想搬两家合住的单元房，只是面积也不大。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会有这样的好事?那好心人说：“但有一个问题，单元里的另一家是回民，你们行不行?”

我们没有丝毫犹豫，回答：“行。”接着他诡秘地一眨眼，说：“要行，就快搬，今天下午就搬，趁那家没反应过来，先搬进去再说，要是他们知道了你们是汉民，一闹起来可就搬不成了，这里有民族政策问题。”接着就给了我们钥匙。我们几乎是拼命似地收拾东西，请来朋友，蹬着平板车，也就两个小时就把家搬完了。回民那家两口子都是教师，恪守教规。开始他们还以为我们也是回民，并没说什么，但到了晩上下班时，他们打听到了“底细”，女主人开始大叫：“为什么骗人，为什么骗人。”这时我们不得不说话了，我向她郑重承诺：我们虽然是汉民，但只要和你们合住一天，我们保证尊重你们的民族习惯。由于这个承诺，两家在一起合住了6年，我们从没在这个单元里吃过一次大肉，甚至我爱人怀孕，需要补充营养，也没有“破戒”，由此，两家相处得很融洽，直到他们搬了新房，还来看我们。直到他们全家移居比利时，还时时有联系。

5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是女人，大都有一个毛病，就是想起来就抱怨丈夫没能办一个像样的“婚礼”，没有照一张像样的结婚照。其实她们嘴里抱怨，心里也明白，并不是谁不愿意办得像样，而是那个时代，就是那种水平。不可能像今天：西装革履的新郎把一身婚纱的新娘从加长的林肯婚车上抱进大厅，一路有人喷着彩丝，撒着花屑，几十桌大宴宾朋，专业主持人煽情地排布着各种程序，一切都程式化。

说到婚礼，50年代出生的人结婚，在程式上，似乎已经和40年代以前的人结婚有了些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开始摆“席”了。建廷的父亲是厨师，家有所传，所以建廷也炒得一手好菜，经常去给人家置办结婚“席面”。那时没有几家在饭店定得起婚宴的，都是临时搭个棚，有的现垒灶，高级一点儿的借个煤气灶。头一天借好桌凳和盘碗家伙，备好各种主要原料，比如炸好鱼、煸好肉，豆腐过好油，买足了豆泡，到第二天配上青菜，锅里一颠就上桌。请的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都随了“份子”，买的锅、盆、暖瓶之类，样样都用红纸贴上，写着“随喜”人的名字。一个婚礼，仅此而已。

永生讲起他的婚礼，很有意思。头一天他拿着一包飞马烟去了理发馆，跟师傅说：“您给我留点神，理细点儿，我明儿结婚。”接着递上了烟。师傅客气两句，但还是没“留神”，一推子下去，把一只耳朵上边“豁”了一道沟，师傅很抱歉，紧着往回“找齐”，沟是没有了但头也快理秃了。永生后来嘀咕：“是不是给飞马烟师傅挑理儿了?给恒大可能就好了。”但永生还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他竟和朋友借了辆上海轿车，这在当时是很风光的，没几个新娘子是用局长坐的上海车接的。等第二天，他坐车去接新娘，新娘家人很多，“秃头”的新郎一进门，丈母娘就不高兴，嗔着“傻姑爷”给她丢人了。水生到现在还记着丈母娘当时一句话：“快上车，别跟这儿现(眼)!”

改革开放，人的观念也在变，婚礼学外国学到极致的，是旅行结婚。李雯和云南结婚就是“旅行式”的，从苏杭转了一圈之后，新娘提出，一辈子结一回婚，怎么也得坐坐飞机吧，于是他们坐上了从天津到北京的飞机，据李雯回忆，她刚系好安全带，感觉飞机就要降落了。

我的婚礼很“老派”。没有“摆席”。那时我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是个筒子楼。同住的是位年长的教师。我和他商量好了，趁他出差，我们把他的床和我的床并在一起，铺上新褥子新床单，就成了新房。那是个9月份，爱人穿了件花衣裳，没有娘家人送，骑着自行车来到新房，迎接客人。桌上是糖和烟，我请朋友从北京饭店买了两条中华烟和两条三五烟，记得很清楚，三五烟是11块钱一条。客人来得不少，领导、老师、同事、同学，不下几十人。屋里坐不下，几只凳子都让给了年纪大的，年轻人就站在楼道里。我到楼道里发烟，拿的是中华，一位年轻同事坏笑着说：“不行，我们得让新娘发烟，而且要三五的。”印象很深的是，一位过去在工厂的老师傅，兴冲冲地拿来两盆盛开的菊花；一位老师用他相机里彩色胶卷的最后一张给我们照了一张相。

八十年代结婚照

这张照片成了我们真正的结婚照，当时北京还很少的有冲印彩卷的地方，一个月后，那张照片送到我们手上，老师说，是拿到香港冲印的。

摘自：黄新原 著《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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