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北大荒，场院也是一处热闹的所在。一堆堆刚收获的小麦在这里进行扬场、晾晒，然后直接进仓或灌袋装车交公粮。

场院上有扬场机，马达一开，扬场机扬起的麦粒就象是抽水机扬起的水柱，成抛物线状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腾起又落下来，微风吹过，饱满的麦粒落下来渐渐成小丘，麦瘪子大部分会被侧顶风吹得落不远，但仍少部分的会落在麦丘上。在每台扬场机下会安排人拿木锨往扬场机传送带上推小麦，还有一两个人“打扫帚”。

扬场机扬起了麦粒也捎带着也扬起了细小的尘土，灰挺大，灰蒙蒙的，还有点呛人。“打扫帚”的人就站在扬场机下面，拿一把大扫帚在麦丘上不停的紧划拉，把落在上面的麦瘪子划拉到一边去。

“打扫帚”虽说是拿着扫帚划拉，但可不是扫地，讲究个轻巧劲,扫帚在麦丘上轻轻拂过，麦瘪子等杂物就滚到四周丘底去了。这是一项技术活，一般人好象还干不了，或者不愿意去干。

知青中也有会“打扫帚”的，杀猪能手周大琪就会“打扫帚”。

大琪他一直在食堂和菜地干活，请他来“打扫帚”，还是因为他身怀多种绝技吧？我在场院多次见到过他一展才艺。只见他拿一块四四方方的布块顶在头上、像老娘儿们扎花头巾似的扎上，乐呵呵的，有时侯还戴一顶草帽，胳膊上套上套袖 ——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灰太大。大家伙都说他这么一整挺像“狼外婆”。

扬场了！大琪将扫帚把夹在左腋下，弓着腰，在飞扬的尘土中专注地来回“打扫帚”，没多久就满头满脸、连带身上就落下一层薄薄的灰尘。他脸上魂儿画儿，眉毛上挂着灰，唇上也是灰，哪里还像“狼外婆”？成了圣诞老人了！

在大琪喝水的工夫，我也拿起大扫帚比划两下。因为我会使唤钐刀打洋草，心想“打扫帚”和打钐刀也差不多。真是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现原形：扫帚打轻了象蜻蜓点水，麦瘪子没扫到、很快就被接踵而至的麦粒淹没了；扫帚打重了麦粒、麦瘪子泥沙俱下。“打扫帚”和打钐刀还是有所区别的，一下子还不得要领。

喝完水的大琪笑模悠悠地说“我来我来”。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大琪“打扫帚”是那样的得心应手，我才划拉了一会儿就灰头土脸地干别的去了。

扬场没有收工时间，干完某一堆或某几堆才算完事儿，有时还会临时增加任务。场院上木锨多，我们常说，说不清道不明今儿个啥时候能收工，看样子今天的活儿是“老鼠拖木锨 —— 大头在后面”。

分场的西北角是场院。

场院紧西头有六个圆圆高高的粮仓。粮仓的底座是正圆的，直径不小；粮仓很高，上面是伞形的顶，从地面至伞形顶的下沿，高约五六米；在顶的下檐朝东方向，有一扇小窗，既可以进人，也是“进仓”时倒粮食（通常是小麦）的地方。

场院的北面,有一幢房子,很高很大。这幢房子其实也是粮仓，只不过它主要存储的是大豆和玉米。房子里有好几个用茓子围成的粮囤，粮囤很大很高，上面也是做成尖顶状，用麦秸帘子苫着。我们经常在年画上可以看见这种粮囤，在粮囤的腰部，常常还贴一张“丰”字，“猪满圈、粮满仓”，寓意着丰衣足食、小日子红红火火，那是平头百姓的追求。

农村人爱用“满囤”起名。有一次坐火车，我与对座的老乡寒喧几句后请教他尊姓大名，他竟然叫“梁满囤”，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刮目相看；同时钦佩他的父亲太有才了。

这幢仓房的北面是一块空地，泥地，春天常在这里做颗粒肥。南面，是一大块水泥地，扬场、晾晒粮食、装麻袋、装车等，都在这里。

秋天，小麦扬场、晒干后，就可以进仓了。一般进仓的程序是：

1、搭跳板。通常，从地面到粮仓的小窗，约有四五米高，需要搭三级跳板，跳板的样子与上图颇为相象；

2、称体重。每次扛麻袋的人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不等，对每个人进行称重，是方便统计进仓数量。扛麻袋上跳板以前，必须扛着麻袋跨上磅秤，有专人进行统计。比如，李四体重 130 斤，今天一共扛了 20 袋，总量是 6000 斤，则李四的累计总量 6000 斤减去 130 (斤)乘以 20（袋），3400 斤，就是其进仓数量。其他王五赵六等，可以以此类推；

3、打撮子。撮子与畚箕十分相象，但比畚箕大多了。两个人张着麻袋口，一个人专门“撮”起小麦灌进麻袋，等灌到离麻袋口还有 10 公分的样子，就差不离了；

4、钻麻袋。等灌好的麻袋够一定数量，就开始进仓。两个人相向而立，让麻袋略略倾斜，这两人都是一手抓麻袋角、一手抓麻袋口，一起合力往上“掫”（东北方言，音：周。查新华汉语词典，掫：从一侧或一端托起沉重的物体。）与此同时，又有第三人站在麻袋的开口处，他的任务是“烧火”，助往上“掫”麻袋者一臂之力，再“烧”一把“火”。三个人齐心协力，麻袋就“掫”起来了、悬空了。扛麻袋的人这时候必须配合默契，“稳准活”地猫腰钻入麻袋底下，扛起，站稳，“烧火”等三人方可撒手。“钻麻袋”是一项技术活，有巧劲；

5、上磅秤、过跳板，扛到粮仓“小窗口”前倒净小麦，拿着空麻袋从另一侧跳板下，再去扛下一袋，如此周而复始。

我在农业连时扛过麻袋。还记得当时体重约 110 斤，扛着麻袋站在磅秤上重量通常都是 280 斤、290 斤，换句话说，我每次扛的麻袋重约 170 斤。

一开始，我扛不动，心里恨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做得不好，世界观还没有改造过来。

感谢荒友对我的关照，起先只让我扛半袋，等我在跳板上走稳了，慢慢地才加到一袋。

扛着那么重的麻袋，小心翼翼地走在跳板上，就好像走平衡木一样，万一一个趔趄摔下去，那么高，轻则致残，重则“光荣”了也未可知。

好在扛麻袋进仓通常都是“大包干”，干完指定的任务就成。大家伙都是玩命地干，嘁里咔嚓，不愿意拖泥带水，收工了回宿舍往炕上一倒，啥都不想干，懒得动弹了。

到农场的头几年，几乎每个上海知青都至少有一双布鞋，黑面，白边，布底或白色塑料底，我们管它叫“东进鞋”，也有叫“懂经鞋”的，但当地干部职工管它叫“懒汉鞋”。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皮鞋可能还算是个奢侈品，不是一般人所能消费得起的。还记得我下乡已经好几年了，有一年回上海探亲，一咬牙，一跺脚，买了一双“青年式”皮鞋，18.60 元，超过了半个月的工资，我大哥一句“太贵了！”，羞得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不出来。那年回农场，我自觉地格外多带了几本《自学丛书》。

“东进鞋”虽然是布鞋，但美观，黑是黢黑，白是雪白，黑白分明，对比强烈，穿在脚上非常“有样子”，轻便、透气，自然受到平头百姓的欢迎。

不知道当地干部职工为什么管它叫“懒汉鞋”，是因为“懒汉”才穿、还是穿它的人都成了“懒汉”？反正我觉得知青可不是“二八月庄稼人”，我们干起活来雨里、雪里，泥里、粪水里，甚至火里，是豁出命的干，是“活着就要拼命干”、“革命加拼命、拼命不要命”、“小车不倒只管推”，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懒汉”？再说了，当时风头正健、“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某副统帅，不就是特别喜欢足蹬一双“东进鞋”吗，你敢说他也是“懒汉”吗？！估摸借你一个胆子谅你也不敢！ 

我也有这样的“东进鞋”，觉得它的确好看，经济实惠，印象中当时也要四五元钱一双，很爱惜。平日干活哪里舍得穿它？干活穿农田鞋或雨靴，那才抗造！夏秋时节，收工了，吃过晚饭，一番梳洗之后，换上干净的衣服在分场里遛哒，逛小卖部，特别是，如果通知晚上还要集中到女宿舍去开全连大会，那就一定会穿上“东进鞋”。

农田鞋埋汰了，我们很少马上去洗涮，万不得已才洗涮，因为天天要干活，明天还不是一样要埋汰吗？谁吃饱了撑的常洗、嫌乎白天活儿不累人还是咋的？但“东进鞋”埋汰了会洗洗涮涮，这好像是关乎“形象工程”。特别是那一圈白边，一定会用刷子仔细刷干净。有脑瓜特别好使的荒友，会用粉笔在白边上小心地涂抹一遍，怎么地也弄个驴粪蛋子外面光，鞋子晾干了以后，像新的一样。

现如今我混饭吃的地方离著名的小商品商城不远，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我喜欢到那里散步。每每路过有“东进鞋”的小铺，总爱停下脚步打量打量，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

人贵有自知之明。别人当面不说，我也知道自己已经老么咔哧眼了，早过了穿“东进鞋”的年龄；但可以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买一双关起门来在家里得瑟得瑟，它可以让我怀怀旧，感觉年轻一把，找回一点自信，谁还不是打年轻时过来的？！

—— 咱也年轻过！

分场的闹市中心有个小卖部。

说是“闹市”中心，并不为过：小卖部西头一栋房子，就是分场的队部，那是分场的首脑机关，队部、财务室、通讯室，以及后来的阅览室，都在这一栋房子里，这是分场的政治中心；东头一栋房子，是知青食堂兼会场兼电影院兼大剧场，这是分场的文化中心；小卖部所在的这栋房子，东面紧挨着的是医务室，西面是基干排宿舍，小卖部又稳居中心之中心，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想说这不是分场的商业中心、闹市中心，恐怕也有点说不过去。

第一次听说“小卖部”这个名称，还觉得奇怪，脑子里总把它和《红灯记》中的“提篮小卖拾煤渣”唱段联系在一起，以为它是“两毛钱开个小铺 —— 紧倒腾”。后来有点明白了，敢情东北的商店就有点像饭店：像哈尔滨的“哈一百”、“秋林”，够挂四个“幌子”，所以它们可以叫商场、叫公司；北安市里的够挂三个、两个“幌子”，可以叫商店；农场的店铺撑死了只够挂一个“幌子”，所以只能叫“小卖部”了，比“提篮小卖”强一点也有限。

其实分场的小卖部货色挺齐全，齐全到什么程度？它总让我想起一首叫《新货郎》的歌：打起鼓来，敲起锣来哎，推着小车来送货哎。车上的东西实在是好啊！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姑娘喜欢的小花布，小伙扎的线围脖，穿着个球鞋跑得快，打球赛跑不怕磨。球衣秋裤后头垛，又可身来又暖和 ... ...。一个小卖部，总比手推小车货色齐吧？除此以外，小卖部里还有信纸信封邮票、针头线脑、狗皮帽子、羊剪绒帽子、棉胶鞋，等等，啥都有。

年轻时嘴馋，印象很深的是小卖部里有猪肉罐头、枇杷罐头、糖水菠萝罐头，都是用广口瓶装的。猪肉罐头里就几块猪肉，油都冻住了，但当年也是偶尔才奢侈一把，那个美味，直到现在还好像齿颊留香。不足的是罐头好吃难打开，几次开广口瓶上的白铁皮，性急想吃热豆腐，手上总要“拉开”一个血口子，就因为贪嘴，有时候有得有失，有时候还得不偿失。

绵白糖是东北的特产，随便买，价钱也公道。在我们成天“顶耙”吃窝窝头的日子里，可帮了知青的大忙：窝窝头天天吃、月月吃、年年吃，实在受不了，难以下咽；但就着窝窝头刚出笼的热乎劲儿，在它的眼里倒一点绵白糖，还能勉强咽几个窝窝头下去。

北郊农场的上海知青马老师回忆小卖部时说，非常怀念当时小卖部卖的、上面撒了砂糖末的方饼干，嚼一口“钢钢的”！我也有此感觉，但男知青买饼干的机会毕竟不多；咱东北人就是讲究个实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可劲造，我们要买东西就直奔红烧肉罐头去了 ……

在我家的阳台上，不像别人家安装的是吸顶灯，而是挂着一盏桅灯。

一次在灯具城选购灯具时，一眼看到了这盏桅灯，分外亲切，马上掏钱买下，出门乘上车才想起忘了走讨价还价这道程序。

来我家作客的朋友，都对这盏桅灯赞誉有加（外形完全是桅灯，但它是用小灯泡的），说我慧眼独具，有艺术细胞；其实，只有我心里知道，因为一看到这盏桅灯，就使我想起在农场的岁月。

我曾经在分场的蚕场劳动过。蚕场距离分场约有十二三里地，孤零零的一栋房子，“山高皇帝远”，没有电，自然也没有灯。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一黑，蚕场就黑灯瞎火。夏天还好一些，因为北大荒的夏天晚上八点多天才黑透，凌晨三点多，太阳又冉冉升起。冬天的日子就比较难熬了：下午四点还没到，天已经黑下来了，早上八点左右，天才放亮，一天摸黑的时间，竟长达约十六个小时！

天黑了,照明的用具就是桅灯，当地又称之为“马灯”。

马灯的底盘可以存放柴油，长长的灯捻浸泡在柴油里，转动灯捻可以调节火焰的大小，外面有个玻璃罩，起防风的作用。马灯还有个手柄，可以提溜，也可以挂起来。蚕场的二十多号人，晚上就指着两三盏马灯照明在马灯下，我们天天晚上集体学习“毛主席语录”，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听队长训话。

学习结束后，大家会抢着马灯，看一会儿书（倒不是“煤油灯下学毛选”），最多的是写信。僧多粥少（我忘了交代一句，用“僧多”一词是贴切的：当时蚕场有二十几号人，一个队长，二三个农工，其余全是知青，清一色的爷们），有人捷足先登后，其他人只能“借光”。“借光”终觉不方便，因为马灯照亮的范围也有限，好在每个人都有家用电器 —— 手电筒，还有蜡烛，以备不时之需。

还记得熄灯（马灯）后，皎洁的月光从窗外洒进来，万籁俱寂，心中马上会想起“炕（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在蚕场“带发修行”了一两年，后来“还俗”下山回到了分场。

分场有电，但分场依靠机房的柴油机发电，它不是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发电，而是在晚上十点至次日凌晨五点左右，会停电，所以，马灯依然有它的用武之地。我会经常擦拭马灯，修剪灯捻，加注柴油，擦亮灯罩；停电以后，依然会用上它。

回城以后，虽然至今仍然在陋巷、住蜗居，但家里灯还是有的，我现在就是在灯下写这篇文章。

逢年过节，尤其是大年三十，我喜欢打开家里所有的灯，灯火通明，是我对光明的追求，也寓意着我对新的一年美好的向往；每当我看到阳台上挂着的桅灯，它也亮着柔和的灯光，就会想起当年在黑暗中摸索，想起在农场的岁月... ...

下乡期间，分场不仅曾经举办过知青运动会，而且不止一届，有模有样，有板有眼，挺象那么一回事儿。

一般是在春播结束以后、夏锄开始以前，正好在两个大会战之间有个喘气休整的间隙。分场决定连放假带开运动会，俩好合一好，让大家伙乐和乐和。

五月底六月初，我们已经脱掉了穿了半年多的大棉裤，感觉利落了不少。春末夏初，万木葱茏，蓝天白云，天气不错。

分场运动会通常历时一天，如果当天赛程没进行完，第二天继续整。

开运动会，开幕式无疑是重头戏。当年分场困难，没有条件搞圣火采集、火炬传递、点火等仪式，也没有大型团体操，但主席台是必不可少的，创造条件头拱地也要因陋就简地把它搭起来，这是运动会的重中之重。

队部和原解放军营房之间的空地上搭起了主席台，离地一米多，左、右、上面、后面苫着场院上划拉来的油布，从前面乍一看挺像解放军军车的车厢，上面挂着横幅，两边插上旗帜，红旗招展，彩旗飞舞。又从小学校借来了课桌蒙上白布，上面放几个杯子，正中间放一个“麦克风”；地上用白灰划出五六根 100 米短跑的跑道；是不是整得也挺象那么一回事儿了？

开幕那天，匣子里从太阳一丈高就开始播放《欢迎进行曲》，来回放，不歇。分场就象过节似的，到处喜气洋洋。

上午八时许，分场主要领导神采奕奕地登上主席台，并庄严宣告 ——

“我宣布 —— ：黑龙江省、引龙河农场、六分场，首届 —— ，运动会，开幕 —— ！”

我一时有点听岔了，觉得特别像我经常在豆腐坊听到的“开磨 —— ！”回过神来，赶紧鼓掌！

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受检队伍入场。分场小学校的游老师接过话筒，慷慨激昂地进行现场直播（注：我猜测宋世雄的体育解说是跟游老师学的）：

“首先，首先入场的是四名女知青！她们一人捏着五星红旗的一角，飒爽英姿地向我们走来了！”

“接下来，接下来也是四名女知青！她们两两成对的捧着领袖画像，向我们走来了！向我们走来了！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 —— ”突然他发现自己说突噜嘴了：太阳都八丈高了！上哪儿去望北斗星！到底是当老师的，临危不乱，冷静应对，不露声色地跳过去！——

“基干排，基干排过来了！八亿人民八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铁流滚滚，所向无敌！铁流滚滚，所向无敌！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大家看！基干排还有女青年，基干排还有女青年！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基干排的战士全都背着枪，精神抖擞，腰杆笔直，整齐划一地高呼：“提高 - 警惕！保卫 - 祖国！提高 - 警惕！保卫 - 祖国！”甩着整齐的正步，齐刷刷地通过主席台。过了主席台，只听见一声令下，“一、二、三 —— 四！”正步立马换成齐步，随即“日落西山红霞飞”嘹亮的歌声响起。

又接着的是各连方队，举着旗，吹着溜（口哨），接受领导检阅。

上海知青“大模子”真有两把刷子，他能一手伸直了举着队旗，目不斜视地正步往前走，赢来一阵喝彩，盖了帽了！换个人扛都扛不动！

分场领导一改平日的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笑模悠悠地颔首、鼓掌、招手，恰到好处地喊一嗓子：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 - 服务！”队伍中一阵排山倒海的回应 ... ...

分场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不少，主要是田赛和径赛：跳高、跳远、标枪、手榴弹掷远、铅球；100 米、400 米接力、3000 米、10000 米，此外还有拔河、篮球等。

各连、各单位知青象“墙里的柱子 —— 暗使劲”，厉兵秣马，摽着干，口号是：“谁英雄，谁好汉，运动场上见见面！”

我们刚到北大荒时城市里还风行运动衫裤，蓝色的，有上海知青穿着运动裤上井房打水，得了八瑟的。井房的老娘儿们一见就火上房似的骂开了：“臭不要脸的！耍流氓！”上海知青被骂得一头雾水，到了才明白当地老娘儿们认为运动裤是内衣。光天化日的，你把内衣穿出来逛大街（音：该）你说你不是耍流氓那是啥？直把老娘儿们羞得抬不起个头。入乡随俗，此后知青鲜有穿运动衫裤招摇过市的。

参加第一届分场运动会，运动健儿名正言顺地可以穿运动衫裤粉墨登场了，参加跳高比赛的还有人穿上了运动裤衩，也没再见老娘儿们扯老婆舌说三道四。一时小卖部运动衫裤被知青抢购一空，进货都不赶趟。有两铁杆哥们说好了一个买蓝色的，一个买红色的，红蓝搭配，相得益彰，联袂在运动场上一展风采，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家门口开运动会，还不用干活，吸引了分场几百号知青兴致勃勃地前来呐喊助威，小学校学生放假一天，家属小孩、包括老娘儿们全都来看热闹了。

最有看点的是男子 100 米决赛。啦啦队挤在跑道两侧，伸长脑袋看起跑和冲刺。运动员多数穿运动衫裤，旗手“大模子”一米八朝上的个头，一身白色背心短裤，一身健硕的身材，引来多少女知青爱慕的目光？随着一声发令枪响，“大模子”如脱弦之箭，健步在跑道上划过一道白光，毫无悬念地第一个撞线，第二名气喘吁吁地差了他近十米！

最出彩的是一名叫“小猫”的上海女知青。别看她是小矬个，跑起步来小腿倒腾得特别快，把高出她一头多的所有大高个都甩在后面。大高个们到终点都懵了，闹不清是咋回事，输在哪里？“小猫”参加了短跑、跳远等好几项比赛，把好几枚“金牌”收入囊中。

最扣人心弦的是男子 400 米接力赛。你追我赶，互不相让。三连硬是在前三棒落后的情况下，第四棒奋起直追，在弯道处超越了其他选手而实现大逆转。

最感动分场的年度人物是小刘。他在跑 3000 米的时候半道上脚崴了，想到“赛场如战场，轻伤不能下火线”，硬是咬牙坚持走完了全程，赢得一片掌声。

最落寞的项目是男子标枪。报名参加比赛的仅一人，这老兄在报名阶段就锁定了第一名。苦于无对手，上场时还不怎么在状态，随随便便比划了一下，结果是鰲头独占，非他莫属。　

最具群众性的项目是拔河，每单位出 20 人。现场人声鼎沸，观看者、鼓劲者数倍于运动员。双方都派出了大力士出场，抓紧绳子，身子往后倾。裁判员一声哨响，运动员全都咬紧牙、涨红了脸，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唤上了，拉拉队的加油呼喊声震耳欲聋。中线绳子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眼瞅着一方就要取胜了，又被对方拽回来。忽左忽右，反复拉锯。最终一方撑不住劲了，被对方拽过去，忽拉拉二十人全都倒在地上，场上也笑倒一片。……

比赛的优胜者能得到奖品，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虽然是笔记本、毛巾、汗背心一类的小玩意儿，但获奖者都非常开心，笑得合不拢嘴。

为全力为配合运动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食堂也没闲着，改善了伙食，主食有肉包子、糖三角、花卷，炒菜的油水也比平时大了不少。为了保证运动健儿吃好喝好，我记得当时食堂还规定：中午开饭先是运动键儿和大会工作人员，因为他们体力消耗大，第二拨才轮到老弱病残。

分场运动会大大激发了知青锻炼身体的积极性。运动会结束以后，不仅是“奖牌”获得者，而且有更多的知青自觉地进行体育锻炼。不少人悄悄地早起，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伸伸胳膊抻抻腿，弯弯腰板扩扩胸，做一套广播体操。晨曦中、公路上、土路旁，经常能看到年轻人跑步的身影。黄昏后，营房前面的空地上年轻人大呼小叫地在打篮球、踢足球。打乒乓更是不在话下，食堂里就有一张球桌，在等开饭的时候就可以挥拍杀上一局。

从场部至六分场距离 4 公里，从六分场至四分场距离 6 公里，换言之，从场部至四分场这段战备公路的距离正好是 10 公里。

四分场在他们自己的分场运动会上出了奇人：一哈尔滨知青的 10 公里长跑成绩一直维持在 33 分钟以内，不仅达到了“健将”的标准，而且这个成绩听说在省里都是“挂得上号的”。

农场 10 公里长跑决赛的起点设在四分场，长跑队伍将从四分场经过六分场奔向场部。靠近六分场“中央大道”两侧绵延一百多米的公路上站满了六分场的人，全都翘首往北瞅，想亲眼见一见长跑奇人的丰采。

没有电话沟通，只知道决赛 10 时整发枪。不到十时二十分，就看见先驶过一辆带“挎斗”的三轮摩托车，知晓的人说“挎斗”上正襟危坐着的是场部的某保卫干事，平时可牛了。紧接着的就是“健将”。“健将”也就是一米七的个，挺绑实。他撩开大步，步幅很大，没有满头大汗，也没见气喘吁吁；脸上没什么特别表情，但很有信心的样子，通过六分场迎送队伍的时候仅仅象征性的扬了一下手。从他遥遥领先而来，又一骑绝尘而去，仅仅一忽儿。“健将”后面的队伍离离拉拉，“打狼”梯队的几个离“健将”两三百米都打不住；再有 4000 米到终点，那还不拉开一里地的距离？

后来传来消息，“健将”到达场部的骄人成绩还是保持在 33 分钟以内，具体我已经忘了；又后来传来消息，“健将”被省田径队（？）相中，跳出“农”门，调到哈尔滨去了。

从公路上退下来的知青三三两两的在议论，大家异口同声地感叹道，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没路子不要紧，但人一定要有一样绝活，跑得快、跳得高、蹦得远，都行；但你必须是跑得最快的、跳得最高的、蹦得最远的。

“是金子总会闪光”。通过运动会，确有才华的知青终于崭露头角，脱颖而出，其中一些特别佼佼者由此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因为当过知青，恐怕一辈子也改变不了老农的本色了，喜欢看农村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前些年看了《篱笆、女人和狗》、《辘轳、女人和井》，特别喜欢电视剧插曲“篱笆墙的影子”，土得掉渣的歌词，浓浓乡土气息的曲子，使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农场的辘轳和井。

农场的水质不太好。曾经听坐地户说起过，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小鬼子入侵了东三省，小鬼子可奸了，曾经对东北的水质进行过化验，认为不太适合人的饮用。

我们在农场饮用的水，都是深深的井水。

记得分场有五口深水井( 不含“老点”和蚕场 )：一在家属区，一在“大院”，一在饲料房，一在原营房，一在机耕队。家属区的井外面盖着一间小房子，因此又叫“井房”；记忆中“大院”的井是露天的；饲料房的井在一栋房子里，这栋房子从东往西依次是：兽医室、知青宿舍（很小，仅能睡三人）、饲料房、井、粉坊。

井房的井口之上，是辘轳，辘轳的周长约有一米，上面整整齐齐地绕着两层井绳，井绳上吊着一只桶。辘轳的两侧是曲柄，又叫“辘轳把”，通常是两个人相向而立，齐心协力，摇动辘轳把，这样才能把水打上来。

从地面到井水水面有多深？我曾经探头朝井下看过，黑洞洞的，一股凉气，深不见底，辘轳把得放三十几圈才到水面，换句话说，就是三四十米。我们现在住房的层高一般在 2.80 米到 3.00 米之间，形象的说法：井深相当于十几层楼房那么高。

装满水的桶在出水的一刹那，特别沉，男知青都觉得累，更不用说女知青了。把一桶水从地面摇到十几层楼，没有一定的体力根本不行，女知青一个人一般难以打水，必须有两个人、最好有三个人合作：两人摇把，一人接桶，才勉强凑合。

打水不仅累，而且危险，特别是冬天，井台上都是高出地面的冰，走上去真正叫“如履"厚"冰，战战兢兢”，万一“出溜”下去，十有八九要成了井底之蛙。

北大荒的严寒，滴水成冰，不仅使井台上的冰越来越高，而且使井口越来越小，甚至放不下水桶。那时候就必须“穿冰”。由一个人拿着“冰穿”坐在筐里，好几个人拽着，从井口开始穿冰，穿下的冰块掉下水，好久才听到“通”的一声。

分场的井都没有井盖，小动物常去井边转悠找水喝，转着转着就下去了，水是喝饱了，可一肚子水也上不来了，井里常常发现有死猪死耗子。有一句歇后语叫“老牛掉在水井里 —— 有劲使不上”，竟让我们在农场看到了真实版，这才明白东北语言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有着其深厚的生活基础的。

农场的生活艰苦，劳动繁重，知青在苦难中磨砺，正如电视剧中所唱：

“木匠的斧子、瓦工的刀，跑腿的行李、大姑娘的腰。”东北的这一套“嗑”，说的是，这几样东西不能碰，或者说，不能随便碰。（特别说明：“大姑娘的腰”，不能称之为“东西”；琢磨了一个双休日，整整两天，冥思苦想，硬是没想出准确的表达方式来，只能对所有的“大姑娘”说一声抱歉！）

“跑腿的”行李，我的理解是：跑腿的，相当于今天的“打工一族”，哪儿有活奔哪儿，腿要勤，要“跑腿”；行李，也就是行李卷、铺盖卷；“卷铺盖走人”，说明被老板炒了鱿鱼，或者炒了老板的鱿鱼。

我一直以为，知青是“蚁族”的鼻祖，是“打工一族”的先驱，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是“跑腿的”，我们别无长物，除了一两个旧箱子，剩下的就是“行李”了。

农场的知青宿舍，通常都是南北两铺大炕，行李卷一字排开，挤挤挨挨，每人的“势力范围”、“疆域”，也就是七八十公分。

一般，我们的“行李”都是一床被子、一条褥子、一个枕头。晚上放下褥子、摊开被子睡觉；白天卷上褥子覆在被子上，累了可以躺在炕上，背靠“行李卷”，说个话、唠个嗑，或者打个盹，也算是比较自在。

有时侯在场院干活，中午可以回宿舍躺一会儿。吃完饭，个个都躺在炕上、靠着“行李”蒙头大睡，很快就进入梦乡了。总是觉得好像刚睡了不久，就听到尖利的哨声，伴随着队长的“出工了、出工了！”的吆喝，大家只好不情愿地爬起来。

在北方，主人让你进屋上炕是隆重的礼遇，连歌词里都有“热炕上坐呦，哎嗨哎嗨呦”。我们到了别的宿舍，一般就坐在炕沿上说话，因为没有凳子，说着说着就倒下了，躺着说。东北有一句话就叫：好吃不如饺子，好歇不如倒着。顺便说一句，倒着吃饺子，那才是最高境界，但没试过，知青可能都没有那样的福份。倒着不要紧，但我们会遵循“四不碰”规矩，“不碰”别人的行李，因为“跑腿的”行李卷，“一家一当”全在这儿了，可能会有“细软”在里面；如果“碰”了，瓜田李下，讲不清楚。

大概在 1975 年，“法家” 李主任要大刀阔斧地整顿知青宿舍内务：褥子全部放下，被子要四棱见方，一条线，一般齐，一般高。又让大家出钱凑份子，派人从镇上买来鲜艳的长条毛巾，把被子围起来。就像驴粪蛋子，外面挺光鲜，里面的被褥多久没晒洗了只有自己知道。

李主任，四十开外，风纪扣一直扣到下巴，有军人风范。不管我们在哪里干活，只要李主任“巡视”来了，总能挑一个制高点站着 —— 这可能与他当过军人有关，有军事常识 —— 双手反剪在身后，微昂着头，冷眼向洋看世界，眼光慢慢地从右向左、又从左向右那么一扫，不怒自威，挺有派。

李主任讲话也很有特点，抑扬顿挫，口齿清楚，句型短，非常有感召力、感染力。

比如，我们在食堂开会，下面总有一些小会，会场纪律是不太好。轮到李主任讲话，压轴，李主任一定要等一会儿，扫视全场，等会场完全安静下来了，然后义正词严、一板一眼地说：“本来，我是，不想说了；但是，现在，我，实在"引"不住了！不得不说了！”李主任把“忍不住”说成“引不住”，使本来已经停止说话、正襟危坐的知青往往“引不住”要笑出声来。

李主任的“改貌”举措，确实体现了“法家”思想，也体现了他的铁腕，无奈知青的思想跟不上趟，因为：

—— 不实用。褥子放下，被子四棱见方，一条线，一般齐，一般高，那只是给人“看”的，用现在的话说，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但不能靠上去打盹了；

—— 劳动强度那么大，知青没地儿休息；

—— “威虎厅”里要烧炉子，两铺炕之间的走道有火墙、拐脖烟囱，还要烧炕，灰太大，被褥容易埋汰。洗晒被褥对知青、尤其对男知青来说，本来就是一项“工程”、难事儿。 

记得李主任为了推广他的“改貌”工程，提出了“换位休息”的思想，就是你要休息，不是躺在自己的位置上，而是要躺在别人的位置上。据说“换位休息”的核心和好处是：休息完了会把别人的铺盖原样整理好。

我不是“法家”，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深刻领会”李主任的用意，只是知道未征得主人同意，“跑腿的”行李是不能随便“碰”的。 

“改貌”推行了一段时间，也着实“火”了一把，不久就无疾而终了。

在农场，拆洗被子对知青、特别是对男知青来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项“工程”，尤其是在冬天。每次拆洗被子，我都要下很大的决心，头大得不行。

首先，洗被子得有水。农场的井深达三四十米，得借水筲打水。即使是在盛夏，北大荒的井水也是瓦凉瓦凉的，扎手。要想办法能烧一点热水，掺和着用，至少水能温乎点，这样才能把埋汰的被子洗干净。

第二，洗被子应该有一个大盆，可男同胞没有，只有铝质的洗脸盆。其实，叫“洗脸盆”并不完全确切，实际上它的内涵要宽泛得多，它是知青的万能盆：洗脸用它，擦身用它，洗脚用它，就是偶尔打个“牙祭”，和哥几个一起开个小灶，下一卷挂面，煮个咸肉饭，也是它！就叫“铝盆”，那才名至实归。

女同胞一般倒有木盆，可是在农场“男女授受不亲”，连队也不准男女过多接触，令行禁止，只能作罢。

一只铝盆不够，向哥们再借来两个。

被子浸透了，拿一块搓衣板，挽起袖子，坐在地上开始搓洗。地上三个盆：左面一个堆着未搓洗的被子，中间的负责搓洗，搓洗一段就往右边顺过去一段。全都倒到右边的铝盆了，怕没洗干净，左右两只铝盆对调一下，再搓洗一遍。铝盆太小，被子显得太大，“老牛掉在水井里 —— 有劲儿使不上”，等搓洗完了，这个腰基本上也不是自己的了。

搓洗完了得用水“过”，当地好像叫“投”，一般要“投”个三“和”，水才算清。

叫上哥们，一人拽着被里一头，一起反向使劲，被里被拧成了天津大麻花，水哗哗的往下淌。

抖开，树和树之间早就栓上了绳子，赶紧晾上。

知青的通铺大炕，是“订被子”（也有叫“做被子”的）的好场所，这个我倒不打怵：我决不会笨婆娘似的把自己也订到被子里去；我订的被子，讲究针脚与被里的条纹一溜齐，心里舒坦！

洗一回被子，难得的休息一天基本就算交代了。

现在，我在家洗被子已经用上滚筒洗衣机了，只要设置一下，一摁按钮，“它工作，我休息”，再也不用我打水、烧水、使劲搓洗的紧忙活；但我还是喜欢手洗衬衫等小件衣物，天天把洗净的衣物晾在阳台上有一种小小的满足感，这既是我在农场练成的生活能力，也是我对那一段艰辛岁月久久不能忘怀的怀念 ... ...

下乡期间，文化生活之单调，实在难以言说。不要说“80后”、“90后”，就是幸运地未曾下过乡的同龄人，也很难体会到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知青”是如何在文化沙漠中熬过那一天又一天的。

当时，八个“革命样板戏”八亿人民看了八年，“匣子”里成天播放的也是样板戏和慷慨激昂的大批判文章。除此以外，因为离“苏修”比较近，“莫斯科广播电台”常常不请自来，它的声音比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还清晰；但收听“敌台”是大罪，“大批判开路”是从轻发落，重者可以判刑，“老虎驾辕 —— 谁敢（赶）哪”，没有人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有“匣子”的知青一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慌不迭的马上换台听“党教儿做一个刚强铁汉，不屈不挠斗敌顽”，惟恐不及。

一个月或一个多月，放映队会来放一场电影，尽管都是些老掉牙的、傻了吧唧的影片，“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分场还是像过节一样，到处都是欢声笑语。（我觉得《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地道战》等应属经典影片，百看不厌）。

除此以外，也不能说啥也没有了，有还是有的，因为晚上还要开会学习。

稍有闲暇，“威虎厅”里最常见的“企业文化”是：

—— 蒙头大睡；或眼瞪着房梁，痴痴呆呆的；

—— 甩扑克。争上游、打“杜洛克”，谁输了罚谁上食堂打饭、蹲着、耳朵上夹夹子，等等；

—— 回忆店名。躺在炕上，几个人能把从四川路桥堍直至复兴中学，绵延数公里的四川北路两侧的店名，小到烟纸店、大至中百七店，一个不落地、挨个回忆出来；万一有争议，会在探亲时“实地勘查”；

—— 讲故事。渐渐地，知青中知识比较渊博、口头表达能力强、能讲故事、会摆活的知青脱颖而出，受到大家伙的欢迎。

晚上躺在炕上，外面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屋里黑灯瞎火，只有洋蜡上豆大的火苗在飘忽。“故事大王”躺在中间，两边是七八个、十来个荒友，竖起耳朵，紧张地听着。记得当时听的比较多的是“一双绣花鞋”、“绿色的尸体”等故事。“故事大王”都有一些讲故事的技巧，很能“抓住人”，讲到关键之处，会留下悬念：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故事大王”绘声绘色的说着，听众提心吊胆的听着。听到后来，一个人都不敢出去上厕所，必须相约着大呼隆一起去，生怕“绿色的尸体”突然伸出一只手来。

“故事大王”常常是窗户眼里吹喇叭 —— 名声在外，其他宿舍纷纷相邀，好饭好烟伺候着。名气特别大者，就好像现在的明星、大腕，还会被其他分场慕名请去“走穴”、“讲学”。

有一则谜底是“竹篙”的谜语，谜面是：在娘家青枝绿叶，到婆家面黄肌瘦。不提起倒还罢了，一提起泪洒江河。

现在我写这篇“鬼故事”，回忆三四十年前的我们，本正是求知欲望最强烈的学生时代，忽然去了千里之外，啥都全荒废了，心情多么像谜面的最后两句 ... ...

天津知青大郑，人皆称其“大哥”。

大哥下乡时是“六六届高三”，学识没得挑，为人也谦和；倒霉就倒霉在脸上有“缺点”。

大哥一直想到分场小学校教个书，混碗饭。按说，大哥的要求不过分：你想，“六六届高三”，教一帮小屁孩，还不是手拿把掐、跟玩儿似的？但领导高低没同意。说，学生上课总要集中注意力，盯着老师看，一看，尽“缺点”，正常的课堂秩序还咋维护？本来，学生上课就容易思想开小差，这么多“缺点”，学生更容易走神、分心，哪行？

大哥有心报国，无路请缨，郁郁不得志，混了个拖拉机油库加油的差事，苦熬时光。

忽一日，大哥神采飞扬，脸上笑开了花，话也稠了许多。细一打听，原来大哥“路子野”，不知打哪儿借来一本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铁哥们只肯借几天，限时限刻要求归还。

《第二次握手》说的是：药物学家苏冠兰和物理学家丁洁琼年轻时真诚相爱，但遭到苏父的坚决反对，丁只好只身前往美国留学，参与了原子弹的设计制造工作。苏则由其父包办，与医学专家叶玉菡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丁洁琼毅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历经爱情磨难的苏、丁也终于重逢，实现了“第二次握手”。

大哥如获至宝，一口气看完，赞不绝口；心想，不能就这么还了，自己得抄一本留着！

说干就干！大哥是个爽快人，立马到小卖部买了两本硬面抄，回到宿舍就悄悄地抄起来。

抄书还不能大张旗鼓，要“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一旦捅漏了，光“手抄本”这三个字，就可以让大哥吃不了兜着走！

大哥高度近视，抄得又认真，一手楷体的钢笔字，俊朗飘逸，颇得柳公权神韵。抄了多半页，觉得累了，抽支烟，解解乏，寻思自己包圆了也不是办法。轻烟袅袅中，大哥豁然开朗：有事得和群众商量，还得走群众路线！

大哥有人缘，属于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那种。

宿舍里人多，大哥逮谁让谁抄两页。大哥德高望重，谁想推三阻四，大哥扔盒“葡萄”烟过去，说两句好话，顺毛驴，撸两下，还不乐呵呵地抄？真有不想抄的，大哥也有招。大哥管着油库，手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不顺着行吗？

大哥恩威并施，督办认真；大家伙抄写卖力，趴在炕沿上，车轮大战，人歇笔不歇，“头拱地”，不几天，书抄成了！

大哥的手抄本，像是书法展，更像大杂烩。除了大哥的字体堪称“硬笔书法”外，其他的都属于无党无派，自成一体：有笔工笔正的，有散了架的，有歪歪斜斜的，也有像蟹爬的，好在大哥很宽容，觉得能看清是什么字就行。

手抄本悄悄地在知青中传阅，都有“排片表”，张三看完李四看，接着王五是赵六。

在天天学“毛主席语录”、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年代里，谈人生、谈爱情、谈理想的《第二次握手》,给处在文化沙漠中的我们带来一泓清泉；而小说中“第二次握手”以后，苏、丁、叶三人的关系该如何相处，更成了我们临睡前、炕头上，津津乐道、争论不休的话题... ...

只要不是白天累得个贼死、浑身散了架，晚上的知青宿舍就是一天中最热闹的，就像茶馆，热闹而又嘈杂。

常常是机房已经给过熄灯信号，停电了，知青们还躺在炕上毫无睡意地唠嗑，无论是谁挑起一个话题，都能引来热心的掺合，七嘴八舌，各抒己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时候是一些正经话题，有时候纯属扯犊子，满嘴跑火车，上海人讲话叫“穷开心”，就图个说得快活，大家伙哈哈一乐就完了。

话题是五花八门，啥都有：谁谁谁今天收到邮包了，他家给他寄好吃的来了；中国进联合国了；谁谁谁要享受探亲假了，他怎么不在过年的时候回去呢？基辛格访问北京了；谁谁谁铲地尽糊弄，被连长查出来好一顿呲哒，这小子还嘴硬；好长时间没看到电影了；... ...

毕竟是男宿舍，也经常有人议论女同胞，发表个人高见：谁谁谁长得不错，谁谁谁长得可砢磣了！

一天突然有人提出一个话题：“哎，如果让你结束"再教育"回上海，但前提必须是走回去，干不干？”——　其时我们已经下乡好几年了。

“回上海？有那好事么？”大家伙来劲了，支楞起耳朵。有几个还坐了起来，被子往身上一围，盘腿坐在炕上，像一尊佛。

“我走！我什么都不要了！走！”小张最坚决。

“我也走！我也什么都不要了！”小王马上附和。

“我也走！”

“树挪死，人挪活。我也走！”

“要是半道上走不动了咋整？生病了咋整”小李是文弱书生，他有些担心。

宿舍里沉默了一会儿，膀大腰圆、旗帜鲜明而又态度坚决的小张说话了：“这么地，我查过了，龙镇到上海大概有 6000 里地，我们这样规定：给 100 天时间，也就是平均一天走 60 里地，都走得到的吧？——　想回上海不受点苦还行？凡是在 100 天里走到上海的，就给他迁移户口！凡是 100 天走不到上海的，他走到山东，就在山东落户！走到江苏，就在江苏落户！他走到哪就在哪落户！走不出黑龙江的，继续回农场！这样最公平了，大家伙说咋样？”

“通过！通过！”小赵还豪迈地来了一句：知青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宿舍里一阵掌声、一阵叫好！打着灯笼都找不来的好事还要多考虑吗？小李子啊，你呆傻了呀！赶紧的！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大势所趋，浩浩汤汤。“我也走！”小李下定了决心：“就是爬，我也要爬回上海！”

夜深了，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威虎厅”，那么皎洁，地上仿佛凝着一层霜。

乐颠了的知青有的脸上露出微笑，有的眼角挂着泪珠。小张咧着嘴，哈喇子把半拉枕头都打湿了，他在梦中已经走过江苏了吗？... ...

刚下乡那会，我们才多大？多数都在十七八岁，大一点的不过二十郎当岁，小一点的可能也就十六岁，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未成年人”—— 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具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资格。

八千里路云和月，独在异乡为异客。农场不同于城市，职工有别于学生，风土人情、思想理念、文明程度、生活习惯，等等、等等，都有太大的差别，一切都要亲力亲为，一切都要自己打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难免有想家、劳累、生病的时候，有时候好象啥也不是，但就是心里憋屈得慌，于是就“愁”，就“男愁唱、女愁哭”。

说“男愁唱、女愁哭”，其实也并不完全准确。我在下乡最初两年不会唱，哭大鼻子倒有多次：第一次离开上海哭得稀里哗啦自不必说；到农场后收到家信也哭，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想想也哭，虽然没有过“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但哭的次数不少，绝大多数都是偷偷的，有时候泪如泉涌:“止不住的心酸泪　——　，挂啊在胸”。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也逐渐成熟起来，相信“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流血不流泪”，一个大老爷们动不动就哭叽尿嚎的也不受当地人待见，被人瞧不起，后来就不哭，改为“唱”，唱的比较多了。

我记得唱得比较多的一次还是在蚕场。那时候的蚕场像名山古刹，清一色的光头（真有削发明志剃光头的知青），“住持”是当地的一名干部。

那天除了吃饭，唱了整整一天没消停！那正是我到农场的最初一两年。

好象是秋天吧，天就象是漏了似的，秋雨哗哗的，一连好几天，也不能外出干活，就在炕上躺着。虽然没到冬天，因为下雨，因为干不了活，也因为柴禾湿了不少，食堂决定吃两顿。

窗外雨潺潺，雨花起白烟。蚕场就一栋房子，啥也不能干。不知谁挑的头，唱上了。起先是一个人唱，接着是两三个人跟着唱，到了（liao）是所有人的大合唱，想到啥就唱啥，逮啥唱啥。从“我们走在大路上”唱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从“一条大河波浪宽”唱到“我在马路上捡到一分钱”，大家伙嗓门挺大，唱得也算整齐，一直唱到天快擦黑了再也想不起来还有啥没唱到的了。

短暂停顿了一忽儿，大家都在脑海里紧张的搜索，忽然有人唱起了：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 ...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伴随着青春史册一去不再复返。啊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困，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 —— ……”

凄婉哀怨的歌声拨动了每一个人的心灵，本来是想好了不再流泪的，但歌词中“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伴随着青春史册一去不再复返。”“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困，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不就是我们处境的真实写照么？

不会唱的也跟着哼哼，许多人都泪流满面了 ... ...

“唱”，有时侯是“哭”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有一句成语就叫 —— “长歌当哭”。

在农场时因为工作调动换过很多宿舍，既有南北两铺大炕可以住几十号人的“威虎厅”，也有就南面或北面一铺炕、可以住十几号人、二三十号人的大宿舍。

农民嘛，讲究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总的来说，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规律作息的。比如，北大荒的夏天日照时间长，早上三点多就出太阳了，晚上八点多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夏锄期间我们的“作息”时间是：“早上三点半（出工），地里三顿饭，晚上回来看不见（收工）”。又比如，冬天太阳八点多才懒洋洋地升起，三点多就急急忙忙地下山了，我们一天吃两顿饭，在两顿饭之间出工干活。

当然，有时侯遇上倾盆大雨、大烟泡等，“日星隐耀，山岳潜形”，天气恶劣，看不见“日”，也会休息。

这些说的都是一般情况，农忙起来，“大会战”、“连轴转”、“头拱地”，就不会按照这个套路了，那是“人歇机器不歇”，没日没夜了。

好象不管在哪个宿舍，总有几个“夜猫子”，他们不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常规套路出牌，而是两眼放光，越到夜深越精神。他们或凑在一起有唠不完的闲嗑。唠啥？啥都唠，大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能不能爆发，小到今天食堂的馒头碱太大，也没馏透，逮啥唠啥，嘀嘀咕咕多半宿；或洗洗涮涮有做不完的“家务活”；或实在没事就翻箱倒柜地重新捯饬一遍，没有明确目的，也不找啥，就是翻个一遍、看过他箱子里的“细软”一切平安才心里舒坦。

我们往往在“夜猫子”嘀嘀咕咕声、洗洗涮涮声、翻箱倒柜声中昏昏然睡过去，因为实在悃得不行，也不知道“夜猫子”子一宿睡也没睡？

明天的太阳照样升起，尖厉的出操、出工哨子准时响起，“夜猫子”却睡得正香，怎么也扒拉不醒，扒拉一下，他嘟囔两句翻个身又睡过去了，叫醒这个又倒下了那个，就象没有骨头似的，气得连长大为光火 ——

“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春播、夏锄、秋收、冬积肥，日晒、雨淋，水里、泥里，“下大地”，是农场最苦最累的工种之一。如果某知青原来不在农业连，而他又不小心犯了一点错误，领导很可能会气急败坏地宣布：“给我拿下！明天给我下大地！”

农场原来是劳改农场，分场就有羁押服刑犯人的监狱 —— “大院”，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荷枪实弹 24 小时不错眼珠地看守着，犯人表面上都是低眉顺眼、点头哈腰的。管教干部管理犯人惯了，做了我们的领导后，有时会错把知青当犯人，最简单直接的惩罚就是：“给我拿下！明天给我下大地！”

从来没听说过知青犯了错，领导会急扯白脸的宣布：“给我拿下！明天给我上小卖部！”“给我拿下！明天给我上食堂！”

东北的语言极其博大精深，是非常丰富、非常讲究、有说道的，注意没？只有大地是“下”，小卖部、食堂等其它工种都是“上”！

一“上”一“下”，泾渭分明。不信您换过来试试，根本说不通！

我原来不在农业连，但我在农业连干过好几年。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拿下”到农业连，也是因为犯了“错误”——

记得有一回开会学习，念完报纸后领导讲话。领导先说了一通生产形势，接着话锋一转：“我得说道说道连队纪律！现在，有的人，嗯？猖狂到了极点！发展到了学（音同小，第二声）领导讲话！我看他是碟子里面扎猛子 —— 不知深浅！”他犀利的目光往我这边一扫，我吓得一哆嗦，赶紧一缩脖子，胸口一阵狂跳。我就知道领导很生气，问题很严重。

平心而论，我只是觉得领导的讲话非常有特点，真是带有一种喜欢东北方言、学习东北方言的态度学领导讲话的，这中间可能有点误会了；但在领导看来，这至少是不尊重领导的一种表现，“眼里还有没有领导了？！”

“拿下！给我下大地！”没啥说的，是我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直到现在，我都感谢领导，感谢政府，给我留着“脸”，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的“下大地”、给“拿下”，不是“明天”，而是过了好几天。

怪只怪当初太年轻，怪只怪当初文化生活太单调，有点吃饱了撑的。如果搁在现在，肯定不学领导讲话了，要学，就学名人讲话。学名人讲话不但不会“给我拿下！明天给我下大地！”还能“蝎虎子扒门帘 —— 露一小手”，现在叫“模仿秀”了，整好了，指不定还能找“毕姥爷”上星光大道潇洒走一回。

“脱坯打墙，累死阎王”。在东北，“和大泥、脱大坯”，是公认的累活，我在基干排的时候，就曾经脱过坯。

几百号知青的集中到来，使分场的房子立马捉襟见肘。基干排除了练正步、拿木枪练刺杀以外，也兼有基建任务，上采石场拉石头，和大泥、脱大坯，这也是基干排的活儿之一。 

分场的房子以土坯房居多，特别是家属区，基本上都是土坯房。清水红砖墙的房子主要集中在小卖部、队部、营房和仓库等那几幢，这是分场的“脸面”。拉合辫的房子也不多，主要隐蔽在牛号马号猪号那一带。

分场除了牛号马号猪号以外，其实还有一个鸡号，养了不老少鸡。也许是黄鼠狼来得太勤，它不拘泥于春节以前和小鸡团拜一下就算完事儿，有事没事的它想起来就给小鸡拜年，鸡号终于没成大气候，因此知道分场有鸡号的荒友可能不多。

脱坯的场地就选择在鸡号附近，有一处比较宽敞的地方，一是那里相对比较偏，做好的土坯较少遭人为或牛马的“祸祸”，二是附近有个水泡子，和泥打水方便。

做坯的第一步就是“和大泥”。先在地上挖一个坑，洒上铡短的谷草，为的是让它“和”在泥中有拉劲，防止做好的土坯一搬动就折。

整个基干排几乎倾巢而出，打水的上水泡子挑水，和泥的拿把二齿钩紧划拉，把泥、水、谷草匀乎的“和”在一起，来回划拉，来回倒腾。

和大泥很费水，一挑子下去转眼就没影儿了，赶紧挑！泥坑不小，起先在坑边划拉，但中间够不着，看看边上都“和”得差不离了，我们就挽起裤腿，光脚丫子就下到泥坑里去接水、倒水、划拉、“和”，最后扔了二齿钩，直接“踹”( 如下图 )。

光脚丫子踹到谷草秸还有点扎脚，哪里顾得上？几个人在泥坑里转圈踹，一片响声。和泥、踹泥的目的是为了使大泥“熟”一些，不能太“生”，这中间太深的道道我还真说不上来。

踹大泥的次数多了，凭感觉就能知道大泥“和”成了，“熟”了，可以脱坯了。

大泥“和”成了，踹熟了，让它“醒”了一会儿，接着就是脱坯。

一拨人马负责运泥。通常脱坯的位置距离泥坑由远及近，较远的时候用“维德洛”装上泥，力气大的一手提溜两桶；力气小的用扁担挑。近了就直接用四齿叉撅起一跎泥，死沉死沉的，左手都接近四齿叉了，如果握在齿把当间，能把齿把都撅折了。快走两步，隔老远就拽到脱坯人的跟前。

一拨人马蹲在地上，手里有一个木头的土坯模子，有点儿像“井”字，长方形的，左右两边伸出来的是“脱坯”时的把手；旁边搁一桶水。

泥来了，土坯模子搁地上，双手捧起一跎泥放在模子当间，用拳头将大泥往模子的四个角“堆”（东北话，第三声。查了字典、词典，没找到相应的字，先拿它凑合；有知道的荒友烦请告诉我），为的是让做出来的土坯有棱有角。大泥不够再添，特别是中间多放一些，比木模稍稍高出一些，用手压实了，再在上面用手蘸水抹一下，整得溜光水滑。接着撅起屁股，握住木模的把手左右稍微晃动一下，一屏气，一使劲，往上一拔，木模就“脱”出来了，一块土“坯”就成了。

就像南方插秧似的，脱坯也是往后倒着移动的。稍微往后挪动一下，先将木模伸到水筲里清洗，因为木模里边会沾一点泥，清洗掉是为了下一块土坯“脱”出来的时候快捷一些、省力一些。这桶水不一会就得换，因为水筲的下半截很快就会变成稀泥。

捧泥 — 堆泥 — 抹面 — 脱坯，捧泥 — 堆泥 — 抹面 — 脱坯，蹲下 — 撅起，蹲下 — 撅起，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无穷匮也”！一天得脱多少块坯？如今上了岁数，真记不清了。反正它就和割麦一人一天 10 个苗眼 600 米、割大豆一人一天 2400 米一样，是有指标的，头拱地，也得给我拿下！

太阳西斜，脱成的坯一排排，一行行。腰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感觉折了一样，直不起来，成了“罗锅”。过了好久，才慢慢的挺直了腰板。

洗洗手准备回宿舍，才发现右手指尖都破了，渗出了血丝，那是给土坯用手蘸水抹面时草草梗梗磨的。

第二天接着干，不过在重复昨天一套程序的时候，先要小心翼翼地把昨天的土坯立起来，让它更好的透气，接受阳光的照射。

我不会写诗，因此对会写诗的人特别仰慕。《脱坯（上）》发表后，荒友“吉日”在点评时留下了几句小诗，很喜欢。我试着改动了几个字，作为本文的结尾：

在农场时，经常听当地人念叨：“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不管说话者逗趣也好，调侃也罢，我发现，他们说这话的神情，总带着一种期待、一种向往、一种憧憬、一种回味。你还别说，这话不但有道理，据说还真有科学道理，你不服不行。

下乡时，我们是啥年龄？十七八岁、二十来岁；过了几年是啥年龄？全都二十出头了，全都到了法定可以结婚、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只要不是昧着良心说瞎话，只要不是脑子进水，谁不希望“干活不累”？我敢打赌，女知青一定也希望“干活不累”！—— 但这在当时硬是不行。

当时，农场对知识青年实行的政策是一种“悖论” —— 一方面，号召知识青年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扎根边疆一辈子；一方面，又明确规定：男女知识青年不准谈恋爱。

我记得，分场有基干民兵排，经常拿着木枪在空地上“杀！杀！杀！”地比划，这倒也罢了；基干排的一项重要任务竟然是，晚上在分场周围巡逻，专抓“男女搞对象”的，如果真抓着了，要上纲上线，说是“耍流氓”！

我见到过一回：基干排抓来一对，女青年嘤嘤地哭，小伙子吓得小脸刷白。其实，人家是邻居，认识，女青年的母亲关照小伙子多关照一点。收工了，小伙子约女青年说说话，你说能有啥事？何罪之有？但就是不行！

幸好小伙子、女青年都老实，吓得囫囵话都说不全了，磕磕巴巴的，才教育一番放行；要不然，不老实，那就是“大批判开路”了！

你禁得了谈恋爱，但禁不了男女接触。你天天要出操吧？你天天要出工吧？你天天晚上要开会学习吧？

我感觉，凡是“男女搭配”的，有男有女的，出操队列就格外整齐划一、学习发言就格外慷慨激昂，歌声就格外嘹亮动听，当然，“干活”也“不累”。

不怕荒友见笑，在“男女搭配”、甚至仅仅也有女同胞在场的情况下：当时我体重 110 斤左右，连人带麻袋 280 斤、290斤 （进仓前，必须过磅“约”，统计计数）地扛麻袋、过跳板“进仓”；我曾挑过一副扁担、满满四个水筲的井水 ... ...你问我还记得当时啥感觉？也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了，反正觉得 —— “干活不累”！

在“不准知青谈恋爱”的规定下，日久天长，你说男女知青之间一点也不会产生好感，那也不现实，谁都想趁早赶紧“划拉”一个，但有高压政策在，加上对前途的太多的不确定性，好多男女知青“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进而趑趄”，关系仅仅维持在“干活不累”的层面上。

分场几乎所有质量好一些的房子，特别是像队部、小卖部、机耕队宿舍等，它们的条形基础都是用石头码成的。“万丈高楼平地起”，这石头、石块码成的基础十分结实。还记得初到农场的头几年，劳改犯还在，拉石头这样的活，他们不去，谁去？！劳改犯迁走以后，那就是知青的活了。

通常都是坐 28 马力的蹦蹦车去拉石头，路况不好，一路“蹦蹦”而去，差不多能把人颠死：不能坐也不敢坐，只能蹲着，双手紧紧的抓着车厢板，左右摇晃，上下颠簸。

从分场出发往北十二里，到四分场，往北又六里，尚不到七分场，有一三岔路口，拐下公路，再一二里，忽见我们农场的采石场。

农场的采石场规模不小，半边山都开采完了。站在下面往上看，一半是青山，一半是白森森的山体。有人在半山腰打钎子，估摸是在打炮眼。

到了山脚下，放下蹦蹦车一边车厢板，就开始装石块。装石块的抬架非常像担架，但比担架短一些，更宽一些；抬架又不完全像担架，它非常像汉字“非”，左右三横是抬架伸出来的木棍。

首先是把抬架搁在地上，我们用力把石头“整”到抬架上。说“整”，是因为石头和石块都非常沉，小一点的七八十斤、一二百斤，大一点能有三四百斤。我们用了很多办法：石块小一点的一个人“搬”，大一点的两个人“抬”；此外还有“滚”，把比较圆的石头“滚”到抬架上 ——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喝冻菜汤的力气都使上了。

抬架上的石头和石块有三四块、特别大的就一块，就要装上蹦蹦车。当我们四五个人抬起装上石头的抬架时，齐声喊着口号：一！二！三！一起用力，先将一边横出来的木棍搁在车上，这也是借力，大家伙再一起齐心协力的用力“掫”。装了石头石块的抬架贼沉，必须有多大力出多大力，可不敢糊弄，万一大石头掉下来，那可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闹着玩的吗？！当另一边抬架高过车厢能有四十度朝上时，石头或石块就会滑到、或滚到车上。车上有一两个人将“掫”上来的石块挪到一边，腾出一块空地来，以方便下一次的“掫”。

装石头既是个力气活，也是个危险的活。出一身臭汗不用说了，磕磕碰碰受点小伤出个血弄两块乌青也是常事儿，这都不算啥，那时年轻，挺抗造。听说采石场有过放炮把人炸死、飞起的石块把人砸死的，那才惨。

回来的路上车压实了，想颠也颠不起来了。28 马力的拖拉机猛给油，烟囱里突突突的尽是黑烟，好像有点力不从心、气喘吁吁的。

到了分场卸了车又往采石场跑。这样的来回装卸，一天得三四趟。

分场房子的外墙，大致有三种：比较好的要数原来部队（负责监管劳改犯人）的营房，以及后来的小卖部等，都是红砖清水外墙。最常见的是家属区的住房，基本是清一色的土坯房，外墙糊着泥巴。年年入冬以前，要在外墙上再抹上一层大泥，起到保温的作用。这种泥不能太干，也不能太稀，要“和”得恰到好处，才能抹得上去。因此，我还学会了一句东北俏皮嗑：“稀狗屎糊不上墙”，当表示打心眼儿里瞧不起某人、或某人根本不能胜任某项职务的时候，可以用它来表示，但这句话完全是贬义的，轻易不能用，更不能用在亲友同事等人的身上。第三种外墙是猪号牛圈马厩，既有土坯的，也有“拉合辫”的。

“拉合辫”是早年东北的一项传统工艺，干透了的拉合辫墙有的还两面再抹上泥，有的也就这么的了，十分结实，轻易不倒。

我在农场拧过“拉合辫”。

有一年牛圈西头的土坯墙倒了一小半，露出个大窟窿。职工老张头决定拧拉合辫，把大窟窿给堵上，免得冬天西北风呼呼地往牛圈里灌。可怜老牛白天做牛，累得够呛，晚上喝西北风，身上尽是雪花，遭老罪了，心里不落忍。

在空地上就地挖了一个圆坑，直径能有三米样子，浅浅的，不深。挖出来的土不是甩到坑外，而是就堆在圆坑当间，四周高，中间低。见土挖得差不多了，老张头指挥着知青上井房打水，不停地倒在土堆中间。老张头拿把二齿钩不停地来回划拉、搅拌，“和稀泥”。

几个“农工”忙活着在土坯墙的大窟窿里立了几根木柱，横向钉了几排简易木架，排与排之间的高度能有七八十公分，这木架是挂拉合辫用的。

我们几个知青挽起袖子，蹲在泥坑边拧拉合辫，后来发现不得劲，就干脆趴着，老张头笑我们的姿势就像蛤蟆一样。用一束一束的谷草在和好的稀泥里搅合，使得草中有泥，泥中有草，再拧成麻花状，有点像天津大麻花了，又有几个知青负责传递，把拧好的拉合辫捧给牛圈旁的农工，农工从下往上一排一排地挂拉合辫。挂好的拉合辫一束一束挨得很紧，还要错落有致，尽量美观，有点技术。

干了整整一个下午，拉合辫墙编成了，大窟窿补上了。一溜排老牛匍匐在圈里，甩着尾巴，悠闲地“倒嚼”着 ... ...

北大荒的土豆个儿大，通常一只就有半斤左右，一只八九两的根本不稀罕。秋天在地里“起”土豆，常常能发现“土豆王”。同样是东北，辽宁沈阳那疙瘩就不行，挺大的土豆，种下去年年退化，退化到后来只有鸽蛋大小，还不如不种，所以沈阳年年都到咱农场来买土豆做种子。

“起”出来的土豆都装在草袋子里，顺着一条垄，三四十袋一堆，三四十袋一堆，每两堆相隔四五十米。

不知是什么路子，来拉土豆的车都是解放牌的军车，很新，开车的也都是现役军人。一台车就一名军人，常常是一来两三辆，还会有一名采购员模样的人跟着。

军车顺着一条垄从地头抹进来，停在一堆草袋子跟前，军人打开了车厢一侧的“刹厢板”，就靠在驾驶楼边歇着。我们四五人一组：三四个在车下往上掫袋子，一个在车上负责码。装完一堆了军车就往前移动，再装下一堆。说话就装满一车。

在等下一车的时候，我们披上棉袄靠着草袋子休息，采购员模样的人过来和我们套近乎，闹不清他是在夸我们还是在损我们。他说，他最初拿捏不准我们到底是什么人。说是劳改犯吧（农场原是劳改农场），岁数好象太小了点，模样也不象；说不是劳改犯吧，干起活来就好象劳改犯似的，煞下腰的真干！

“什么劳改犯？！”我们非常生气，大声地说，“我们是知青！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采购员非常感慨，连连道歉。他说，知青没跟他提任何要求，就知道车来了装车！这让他非常意外。在别的地方请人装车，装车人丑话说在前头：中午必须“冒沫”，不答应“冒沫”他们就“泡蘑菇”，“二分钱一斤的水萝卜 —— 还拿一把”，一头晌能不能装上一车还指不定。火车站的车皮都是定好的，到日子、到点就发车，铁路能等你么？！采购员只好装孙子，求爷爷告奶奶：中午“冒沫”！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冒沫”这个词儿。我们都缺心眼，没想到装个车还有这么多道道！中午没“冒沫”，我们是回食堂吃的大头菜炒土豆片！

下午大家干活依然非常卖力，脱了衣服的干。两个人各抓住草袋子的两个角，协调一致地左右晃悠，晃悠两下，喊一声口号“一二三！”，借着一股惯性，就把一个草袋子“晃悠”上去了。嘁里咔嚓，嘎吧溜脆，很快就能装满一车。推上“刹厢板”，落下两头铁钩，军车就开跑了。

采购员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阅人无数。我相信那位已近耄耋之年的采购员如果偶尔回想起当年在北大荒采购土豆的事，一定会想起一帮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说是劳改犯吧，岁数好象太小了点，模样也不象；说不是劳改犯吧，干起活来就好象劳改犯似的，煞下腰的真干！而且，他们土得掉渣，只知道装车，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 ——“冒沫”！

1987 年 5 月 6 日，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西林吉、塔河一带发生特大森林火灾，火灾面积达 133 万公顷，三个林业局被烧毁，烧死 97 人，40 万人无家可归，森林大火持续 28 天，直接经济损失达 5 亿元人民币。

后来，人们“怪罪”于台湾歌手费翔，说都是他闹的，因为在 1987 年春节晚会上，他又唱又蹦，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他倒是“火”遍了大江南北，但三个月后大兴安岭这一把火烧的！

其实，在黑龙江冬春两季，因为气候干燥，特别容易发生火灾。在农场，我曾参加森林扑火两三次，累得够呛。

其中一次是 ——

1975 年秋天，劳累了一天的我们晚饭后在宿舍门口闲聊，天已经渐渐黑了，突然发现宿舍北面远远的天边红通通的一片，在蓝黑色的夜幕衬映下格外分明，“哇！又着火了！又要去救火了！”

第二天下午，果然接到命令，参加救火！

简单收拾了一下；实际上也没什么可收拾的，拖了一件绿棉袄就翻身上了停在宿舍门前的“解放”。车厢的一角扔了几十把小镰刀，那是准备打“防火隔离带”用的。我们已经有经验了，到了火场，遇见明火先打防火隔离带，不让大火超过隔离带，以减小过火损失。

队长简短宣布纪律：1、一切行动听指挥；2、任何人不得单独行动，必须紧跟大部队；3、安全第一！遇见明火，要顶风上，千万不能顺风跑！

宣布完毕，一人三个肉包，马上出发！

两辆“解放”一前一后上了公路，向北疾驶而去。

秋天，是北大荒最美的季节之一，是色彩斑斓的季节。当“解放”拐进林场公路时，两旁开始是密密的森林，绿的是松，白的是桦，青的是柞，红的是枫，你才知道，什么是层林尽染，什么是霜叶红于二月花！

到北大荒好些年了，感觉农场的地势总的说来比较平缓，而林场的地势起伏比较大，甚至有点像小山包了。“解放”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会儿急转；两旁的美景不时引来大家一阵阵的惊呼。

一个多小时后，前面热闹起来，扑火指挥部设在这里，人声鼎沸，车多、人多，全是从各农场、各分场调来的扑火大军，基本是清一色的知青。“解放”停下，队长下车前去问了一下，招呼全体下车：前面“解放”开不了了，改为步行，这里距离火场大约还有二三个小时路程。

天渐渐黑下来了，大家成一路纵队沿着小路边前行。过了一会，没有路了，就紧跟着前一个人走。一会儿蜿蜒上坡，一会儿又跌跌冲冲地下坡。小山坡还真有点陡，下坡时，要瞪大眼睛看准一棵小树，冲下去勾住它，又瞪大眼睛看准下一棵小树，再冲下去勾住它。下到坡底，谁知还有“塔头墩子”，瞅准了前一个人的脚步，伸出腿，试着踏准了，再移动步子。

行进的速度有点慢下来，爬上一个高坡，突然看见了火光，红通通的，比在分场看见的近多了！不由的加快了脚步。

又上了一个高坡，突然接到指挥部传来的命令：原地待命！

北大荒的秋夜，又是荒郊野外的，气温迅速下降。因为赶路，我们都出汗了，汗衫都湿了，冷风一吹，不由得一个激灵；裹紧了棉袄，湿透了的汗衫像铁一样贴在身上，那个滋味！

命令迟迟不来，只好就地在斜坡上躺一会，冻得受不了了就爬起来跺跺脚，活动活动；睏了又在斜坡上躺一会，冻得受不了了又爬起来跺跺脚，活动活动。折腾了一夜，又冷又饿又睏，人困马乏。

我们都希望快点向火场进发，说句大话，我们就是奔着扑火来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路上看见林场那么多的美景，要是给大伙烧了，那不白瞎了吗？火早点扑灭，国家损失还小一点；说句有私心的话，到了火场还能暖和点！

天都麻麻亮了，突然从前方传来消息：大火已经基本扑灭了，后续部队撤退！ 

所有的人都醒了，怎么搞的？离火场都这么近了，还不让上去！

有人送来了饼干，还有北安、海伦等地各界写的一封封慰问信。吃着饼干，我看着北安一名小学生写的信，无功受禄，心里不是滋味。

红彤彤太阳升起来，天是湛蓝湛蓝的，林场早晨的空气格外清新（离火场还有一段路），小溪在坡底清澈的流淌着。到处都是往回撤的队伍。

回去的路要快一些，一是天亮了，看得清；二是刚吃了饼干，有劲儿。走到扑火指挥部，上了“解放”回分场。回到分场，纳头便睡，午饭都省了，直到吃晚饭才被伙伴叫起，吃了两个馒头，又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

黑龙江地广人稀。我所在的农场，南北长约 60 公里，东西宽约 30 公里，最南面与最北面，竟然有 4 度的温差！在这近 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布着十几个分场，知青鼎盛时期，有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下乡青年近 1 万名。

我们农场场部距火车站 20 里地，算是近的；我们分场距场部 8 里地，也是近的。分场与分场之间，少则十几里地，多则几十里地。

如果要外出办事，交通是大问题；虽不能说“难于上青天”，但也确实够喝一壶的。

在当时，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牛车、马车、“蹦蹦车”和“解放”。

牛车最稳健，但也最慢。“老牛破车”，主要就是说它的慢，如果有急事儿，万万不能搭牛车，你急老牛不会急，它总是迈着四方步，急中风碰到慢郎中，岂不急煞人了也么哥？东北还有另外一句俗话：“坐老牛车上老丈人家”，那是“四大自在”之一。可见不着急的时候，牛车还是可以搭一下的。

农场的马车是四套车，一匹驾辕，三匹拉套，比苏联伏尔加冰河上跑的三套车还气派。有细心的车老板子还会给马儿梳个小辩子，挂上一串响铃，长鞭儿一甩，马儿撒着欢儿跑，又轻快又威风。能搭上顺路的马车十分不错了。

分场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蹦蹦车”，当地人又称“小蹦蹦”。牵引“蹦蹦车”的是 28 马力的拖拉机，四轮。前两个轮子小，拐弯抹角方便；后两个轮子很大。“蹦蹦车”，顾名思义，在于它颠簸非常厉害，空车时搭乘，能把人的五脏六腑颠出来，而且，危险性也很大。

如果要到场部或到火车站办事，最理想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解放”了，但分场没有“解放”，只有到公路上去拦顺风车。

我觉得，知青，特别是上海知青，要拦到“解放”，一个字：难！

春、秋、冬三季，上海知青都是一身的草绿棉袄棉裤，乍一看像军人，但没有领章帽徽，和尚不象和尚，道士不象道士。司机远远地就看得明明白白的，从你身边经过时，加大油门呼啸而过！

就算是夏季，诚如余秋雨所说，“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当地人拦车容易。我们想和当地人一起走，“借一点光”，当地人往往会以种种借口与上海知青拉开距离。我们在公路上往往会边走边拦，一会儿就发现，故意比我们走得慢一些的当地人很快搭上了“解放”，在车上向我们招手呢！

有时我们选择在公路上坡或拐弯处等车，趁“解放”速度稍慢时翻身上车，恶劣的司机居然会放电，将知青“电”下车来。被“电击”的经历，我就有过两次。

知青拦车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就拿场部到火车站来说，的确有“大客”，车资 0.20 元，哪个知青承受不起？“大客”相对又舒坦又安全，“客”车嘛；又有谁愿意为省下 0.20 元钱而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顶着刺骨的小刀子风、缩着脖子、冻得直跺脚，站在露天车厢上？！但“大客”一天就一班，僧多粥少，根本不能满足需求。空手还能步行，提溜一两件行李呢？

至于女知青，我觉得她们遭的罪比男知青更大：实在拦不到车，男知青大不了迈动两腿，女知青的体力可能总要差一些；有时一两个女知青拦车，可能会比较容易地搭上车，怕就怕司机是“腊月生人 —— 动（冻）手动（冻）脚的”。

在我下乡的劳改农场，比我们先来的是哈尔滨知青，比我们后到的是天津知青。因此，在我们农场，知青主要由上海、天津和哈尔滨三地组成。

俗话说：“京油子，卫嘴子，保定的狗腿子”。

北京人能说、善侃，仿佛人人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内国外，天上地下，没有他不知道的；因我们农场好像没有北京知青，这里不说也罢；

“保定的狗腿子”这句话的由来，我没有考证过，只是想当然地以为和小学高年级时看过的一部小说《敌后武工队》有关。因为这部小说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河北保定一带的故事，还记得书中的汉奸、狗腿子“哈吧狗”（苟润田）、刘魁胜等都是保定人 —— 所谓“狗腿子”大概由此而来的吧？因我们农场肯定没有保定知青，这里也不说了罢。

我要特地申明，我决无冒犯保定人的企图或恶意，仅仅只是在说明这句俗话；而且“狗腿子”也是发生在上个世纪或更早，与现在无涉 —— 还请如有看到本文的保定朋友海涵。谢谢！

这里我想说说我所知道的天津知青。

天津，又称“天津卫”。“天”是天子的意思，“津”是渡口的意思，“卫”是明朝的军事建制。当时天津设有天津卫、天津左卫、天津右卫，统称三卫。至今人们经常提到的“天津卫”一词，就是由此而来。

我觉得天津知青特别能说，“嘴”上功夫确实了得。和天津知青的能言善辩相比，上海知青显得相形见绌、笨嘴拙腮，好像连个囫囵话都说不全。我相信，即使把十个上海知青捆在一起，也不一定能说得过一个天津知青，要不然怎么会有“卫嘴子”一说呢？

在农场，我和一个天津知青特别要好，他能说、善说，能把死人说活了，能把大天说下来，我干脆连“卫”字也省掉了，直接亲切地叫他“嘴子”。“嘴子”并不生气。

天津知青仿佛都有文艺天分，人人都能来上几段“天津快板”、“天津时调”、“京东大鼓”、“三句半”什么的。

天津知青喜欢说“嘛”：“嘛事儿？”“你说嘛？”“嘛玩意儿”“有嘛事儿你说！”；此外，他们也喜欢说“哏儿”。

天津人说“嘛”，念去声（第四声）；这和现在有时候我们在电视里听到的“吃嘛嘛香”广告词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吃嘛嘛香”的“嘛”，念的是阳平（第二声） —— 我以为。

起先我们也不懂什么叫“嘛”，后来才知道“嘛”就是“什么”的意思，“嘛”等于“什么”。但当地人的反应可能要慢一点。

一次，我到火车站附近的农场招待所门前等车。当时，农场的车到火车站办事，回农场前通常都会到招待所转一转，看看有没有哪个干部要捎带。知青们掌握了这个规律，如果偶尔到火车站办事，也会到招待所门前撞撞大运，运气好，就能搭上车；运气不好，或者司机心情不佳，对不起，那几十里地只好等着你去丈量了。

那天办完事走到招待所，看到正好有一辆“解放”停在门口，心中大喜，马上翻身上车。车上已经爬上去好些人，还有几个女知青，听她们说话，是天津人。

汽车打着火，好像在等什么人。

过了一会儿，来了个干部模样的，一见车上站了十来个知青，不知怎么气就不打一处来，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扯着脖子喊道：“下来！下来！！下来！！！”

天津女知青央求道：“我们回场部。”

干部说：“这车不回场部！一会儿来车回场部！”

天津女知青失望道：

“来嘛车？”

干部更不高兴了：

“来马车？怎么会是马车呢？不是马车！”

万万没有想到，伶牙利齿的天津知青竟然也有“卡壳”的时候，漂亮姑娘竟然一下子懵了；大半车的知青僵持了一会儿，看看没戏，只好万般不情愿地、灰溜溜地下车；干部坐进驾驶室，“砰”地一声关上车门，“解放”绝尘而去。

我们只好在招待所门口又等了半天，脖子伸长了，望眼欲穿，“解放”没有来，“蹦蹦车”没有来，“马车”终于也没有来。

看看天色不早了，要嘛没嘛，我只好丢掉幻想，迈动两腿，走了大约三个小时，又累又饿，天快擦黑时才好不容易挪到场部。

在我收藏的上山下乡物品中，还有一样“宝贝”，那就是“像章”册。

我的这本像章册就是用四十多年后的、现在眼光来审视它，它也显得异常精美：它的大小介于报纸版面的 4 开与 8 开之间，封面是“去安源”，上面有一层透明的塑料薄膜蒙着。像章册共有四层，每层都像一个小匣子，有薄薄的泡沫塑料垫着，上面整整齐齐摆满了像章，像章总数超过一百枚，崭新的，熠熠生辉。四个小匣子叠在一起，约有 4 公分厚。像册的封面和封底当间有两根大红的带子，打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可以将四层小匣子扎在一起而成为一本“书” —— 闲暇时我喜欢逛古玩城，说实在的，没见过比我这本更漂亮更精美的像章册。

我带着这本像章册去北大荒，十年后又带着这本像章册返回上海。像章的数量少了几枚，仔细回忆了一下，还能想得起来都送给谁了。

送出去的第一枚像章是“大解放”司机。我们刚到北大荒的时候出行难，可遭罪了！拦车苦，知青拦车更苦，上海知青拦车苦上加苦，那一身绿棉袄棉裤就是标识。上海知青拦车司机眼皮不抬，看见只当没看见，一踩油门，嗖的一下就蹽了。

你司机不停就不停呗，因为你“牛”！掌握着方向盘，在农场不知牛成啥了。最可气的是一些司机见到知青不停车不说，他还会调理人：他远远地看到知青在路边招手，就故意放慢车速，做出一副将要停车的架式；我们一看有门，都往公路当间运动，准备迎接它。就在大解放经过我们身边的一刹那，它抽风似的，突然加速绝尘而去！

有荒友说拿像章拦车挺好使，那就试试。一回我们去龙镇，分场至龙镇 28 里地，走道紧赶慢赶没有仨小时下不来。我带上一枚像章在公路上等着。远远地看见大解放过来了，赶紧举着像章摆动、晃悠。也许司机只见四五个绿棉袄棉裤，没见我手里举着啥玩意儿，嗖的一下就过去了。再来！又过来一辆大解放，我不仅举着像章大幅度晃悠，而且让像章对着太阳反光，真的是“宝像闪金光”。大解放吱的一下停下来。我赶紧奔到驾驶楼跟前，举着像章说：“师傅！送给您的！”师傅接过来一看，一摆头：“上车吧！”其实没等他发话，哥几个早就呼呼拉拉地翻上车了。

送出去的第二枚、第三枚像章都是在北安火车站。

一回是哥几个结伴去北安玩，下午打战备路绕进火车站找去龙镇的货车。碰上一个拿着小锤检修机车的铁路工人。伙伴给他敬烟，麻溜的划火点上，问他停着的货车是不是到龙镇的？师傅美美的吸一口，长长的吐出，热情的说：“是到龙镇的！一会儿就开！赶紧的吧！”出门遇上贵人了，我掏出一枚像章就送给他。师傅很感动，可能他也觉得碰上好人了。挥手谢过师傅，我们迅速上车了。

另一回也是哥俩结伴去北安玩，我们等货车等到了扳道房，遇上了李玉和的同行。有一个扳道师傅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出去给信号，在扳道间隙他一直在和我们唠嗑。后来我们的货车快发车了，爽快的师傅突然磨磨叽叽地说，他们家的丫蛋知道上海的像章好，成天问他有没有，他也没个上海熟人呀，上哪儿去整一个呢？问我们有没有？师傅的眼里满是期盼。我立马说，身边就有！给你吧。师傅接过像章，开心得像个孩子。

这几次送出的像章都是我们下乡的最初一两年，而且都和出门搭车有关。

后来，像章不怎么好使了。站在公路上拿着像章的手举得再高，如果司机心里不痛快，他照样不稀得搭理你。

农场在龙镇火车站设有招待所，我还曾经在那里投宿过。

招待所设在龙镇火车站的北面，是一幢典型的东北建筑，大门开在建筑物当间，东西两翼伸展开来，在站台上就能望见，很近。

当时龙镇火车站十分简陋，就南面有一点栅栏，北面干脆“放羊”。

不管是探亲、还是外出办事返回农场，我们从来不从南面检票口出站，而是直奔招待所 —— 印象中也从来没见过知青出站还要检票的 —— 从车上下来，跨过几股路轨，走过一堆堆埋了沽汰的煤场，再走几步，就是农场招待所。

在火车站设招待所至少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方便职工，各分场离火车站近的至少能有二三十里地，远的一百里地都打不住，一堆行李，提勒嘟噜的，交通不便，哪能抬腿就走？招待所像兵站，也像中转站。再一个是招待所门前有一块空地，场部到火车站的“大客”两点一线，这里是既终点站，也是始发站，一天一班，决不多跑。

按说这“大客”也能装不老少人，因为这客车车顶是行李架，车尾有一个小铁梯子可以爬上去，乘客的行李全部给堆在车顶上，堆完了用鱼网似的大网给罩上，乘客差不多都是两手攥空拳的挤在车厢里，你说车厢里可以多上多少人？！但司机他“牛”着呢！特别是对知青，横眉竖目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有时侯你紧赶慢赶，一溜小跑，眼瞅着快赶上“大客”了，它却绝尘而去，你骂娘、你跺脚，他听不见、也装看不见。

招待所门前空地还是场部和各分场的车辆必到之处，好像是约定俗成的，凡是到龙镇办事的车辆，在返回场部或各分场前，都会到招待所转一下，看看有没有本单位的人可以“捎个脚”，这更要看司机的脸色了（“大客”是要买票的，0.20 元一张；搭车则不用买票）。一般说来，本地干部职工容易、知青难；女知青相对容易、男知青难，全凭撞大运了。如果没有车，或者虽然有车、但司机早上搁家被老婆骂了，心情不好，硬是不让你上，你说好话、扮笑脸，他就是不稀得搭理你。东北有一句话叫“有钱难买我乐意”，方向盘在他手里把着，让上不让上，谁让上谁不让上，他说了算，你说你还能把他咋地吧！黔驴技穷了，我们只能认栽在招待所住下。得亏过了那个村，还有这个“店”。

虽说是招待所，可基本上别指望有什么人来“招待”你。不需要证件，也没有任何证件，绿棉袄就是证件。交了钱，服务员领进房间：洋灰地，靠窗一张小台子隔开两张单人床，被褥颜色是灰色的，仔细能看出来它早先其实是白色的。房间里有两个暖瓶，打开水就一个时间段，得掐着点，过时不候。男女厕所在走廊的尽头，不用打听，闻着味就能找到。洗漱间紧挨着厕所，一盏昏黄的灯泡，一长溜抹了洋灰的水槽，五六个水龙头滴着水，地上一片水渍，

“大客”没搭上，其他车又没有，只能等明天了。和衣躺在床上，灰色被子搭在身上，耳边不时传来火车头的喘息声、汽笛声，舟楫劳顿，人困马乏，心情糟透了，迷迷糊糊地竟然睡过去了 ... ...

农场的招待所有两处，一处在龙镇火车站，它的“学名”应该叫“龙镇办事处”，虽说不像后来各省市的“驻京办事处”那么神通广大，但也可以为本场职工外出提供一些方便，住个宿，搭个车，“办”一点实“事”；另一处位于场部，就叫“场部招待所”。

农场鼎盛时期人数约有近两万人（含知青），不算太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场部是农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机关大楼、供销合作社、职工子弟第一中学、小学、医院、邮局、电影院、照相馆，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当然也有旅馆 —— 场部招待所。我觉得，场部能赶上一个小镇了。

场部招待所位于场部的中心，“大转盘”（类似于上海五角场的环形道路）东北的街角地，两面临“街”。立东西之通衢，扼南北之要冲，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场部招待所的格局、设施和龙镇办事处很相似，但人气高多了，特别是近万名知青陆续来场后，有时侯还不一定能住上，而且，逢到农场“两会”的时候，招待所恕不对外。

农场年年也有“两会”，倒不是“人代会”和“政协会”，通常是干部会和劳模会，这“两会”一开，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那些天场部彩旗飞舞，大喇叭里迎宾曲循环播放，场部招待所就给“包圆”了，紧挨着的就是场部大食堂，好吃好喝的管够。

有一年不知怎么了，探亲结束后和哥几个结伴返回农场，长途跋涉，一路颠簸，辗转到场部，谁知离分场仅仅只有八里地了，却回不去，在场部“抛锚”了，只能在场部招待所住下。

印象最深的还是床上的被褥，好长时间没有换洗了，原本的白色变成了灰色，潮呼呼的，被子一头依稀还有臭脚丫子味儿，不知晚上盖还是不盖？虽然几天没有好好睡了，还是不想就这么待在招待所里，于是呼朋唤友，一起涌到电影院。

那天放映的是《列宁在十月》，用当地人的话说，“这部片子已经看八遍了”，为了消磨时间，还是坐下了。开映不久，起先还美个滋儿的，但一阵阵瞌睡袭来，很快就蔫头耷拉脑了，还没听到“你是我党有自觉性的党员”“你干嘛老缠着我？！”精彩对白，也没听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就呼呼睡着了。

在招待所熬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分场来了一挂马车，冒着清雪，回到了分场 ... ...

一九六九年的第一场雪，来得并没有比往年更晚一些。

一九六九年的九月底，我在蚕场。印象中就在中秋节（9 月 26 日）那一天，上午天一直是阴沉沉的，下午，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站在蚕场的山顶上往下看，漫天的风雪，风卷着雪花，雪花顺着风势，飘飘洒洒漫天遍野，雪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雪的心地是那样的纯洁，不一会儿，树上、房顶上、土路上、沟壑里... ... 全都是厚厚的白雪。雪用白玉般的身躯，装扮银光闪闪的世界，雪把生命溶进了黑土，滋润着迎春的花儿。

“下雪啦！”“下雪啦！”大家伙兴奋地喊着。都知道黑龙江冰天雪地，都知道北大荒能把人的鼻子冻掉，但来了有三个月了，还不知道黑龙江的雪长啥样，今天，我们终于看见了北国的雪！

抓一把雪，冰凉；捏成团，就在山顶的空地上打开了雪仗。大家开心地欢呼着、嬉闹着。哈尔滨知青悄没声地在宿舍门前堆了一个雪人，又给它插了一把扫帚，像是在给我们把门站岗。看着雪人憨态可掬的样子，大家伙哈哈大笑。

农场的第一场雪，都“站不住”，通常第二天就会化掉。当第二场雪降临时，那就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

在北大荒十年，也整整关注了农场气象十年。

农场每年的第一场雪，全部在国庆节以前就降落了。最晚的一年， 9 月 30 日还没有下，我担心她会“爽约”，急得一早起来就看天，快吃午饭了，漫天的雪花终于如期飘然而至。

写这篇小文时，也是国庆前夕，又到了北国飘雪的时节，三十几年没有回农场了，不知道农场的气候现在咋样？

全球气候变暖，极端气候频现，听说“冰城”哈尔滨的夏天现在都热得不行，真让人揪心！我真诚地希望我的第二故乡，她每年的第一场雪，不要比往年来得更晚一些！在国庆节以前，你就来吧！欢迎你啊，雪！

都说瑞雪兆丰年，都说雪是春雨的亲姐妹，雪是春天派出的使节。想着北大荒漫天皆白、风雪迷漫的壮美，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真想找一个空旷的原野，大声地呼喊 —— 

我爱你！北国雪!

（待续……）

文章选自《北大荒十年》 来源 “在陋巷的博客”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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