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叫余梦新、柳惠淑，是我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期的好朋友。1969年6月17日，我们乘同一辆列车同一节车厢，一路风尘一路颠簸，从北京来到西双版纳，又都来到橄榄坝农场，分在同一个连队九分场五队。

余梦新中等个，长圆脸，双眼皮大眼睛，目光炯炯，精灵帅气。柳惠淑也是中等个，菩萨脸，眉眼适中，热情爽朗，很招人喜欢。还在奔赴昆明的列车上，我就见这俩小青年依偎在长条椅上卿卿我我，格外亲密。我是老高一，他俩老初一，整大他们三岁，算是老大哥了。无事闲聊，一来二去知道梦新是北京十五中的，惠淑是女五中的，都是区级重点中学高才生。像出笼的小鸟无拘无束，俩小青年情窦初开，没两天就腻在一快儿了。我暗自思忖，梦新这小子够有本事的，路遇美女，不肖两日就拥怀入抱了。

或许是郎才女貌吧，他俩一见钟情，相濡以沫，到连队不久恋情就公开化了。上山劳动，食堂打饭，洗衣晾晒，出双入对，形影相依。那时连队生活相当艰苦，缺肉少油，食堂大锅煮南瓜，煮茄子，面上泼上一点油，盛上一碗米饭就是一顿。有时干脆玻璃汤，一把韭菜炝锅，倒上一锅水，撒上盐，一清见底，就着米饭也是一顿。梦新和惠淑学着老职工的样子，开起了小灶。星期天跑上12里山路，到分场场部所在地的三乡赶街，买些蔬菜、水果，再买几个鸭蛋，回队后在茅草屋檐下三块砖头支起一个灶，小日子就过起来了。看着他俩你一口我一筷子地相互谦让，温馨的情景令人羡慕。也有人背后议论，“什么事呀，跟小两口一般！”一对小知青，在荒蛮的西双版纳密林深处，相互依靠，恩恩爱爱，不啻成为苦涩环境中的一道别样的风景。

年轻人春心萌动，情欲难奈，开始偷吃禁果。刚到连队时都住茅草屋，茅草顶竹笆墙竹板床，十几个人一大间，极不方便。知青们自己动手，将大房间隔小，大多两人一间。间与间之间就隔一面竹笆墙，有点动静听得一清二楚，透过缝隙也能看的一清二楚。梦新常趁室友不在时约惠淑前来幽会，室友会意，也成人之美，佯作不知，到其它地方歇息。有时二人兴起，在竹笆床上翻云覆雨，弄得竹板咯吱咯吱响。有个坏小子在屋前走过，大喊一声“床塌了！”过一会儿，惠淑满脸羞红地跑出来，跑回自己的宿舍。

激情浪漫的日子过了几个月，有女知青背后窃窃私语，“惠淑怀孕了。”男知青不明事理，用异样的眼神留意惠淑的一举一动。她是有点发福，脸色红润，可干活一点不差，反而更卖力了，脏活累活抢着干。挑猪草，打猪食，挑起担子就走。拌泥巴打土坯，是壮劳力干的活，她也抢着干。后来我们才知道，惠淑是怀孕了，她是想通过重体力劳动把孩子掉下来。腰间紧紧缠着绷带，尽量不显怀。真遭罪呀！可肚子里的孩子偏偏顽强生长，坐怀不掉，一天天长大了。

时间又过了几个月，转眼到了1971年元月，也就是我们来到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后的一年零七个月。两年一次探亲假，还未到探亲时间。这一天夜半三更，阵阵腹痛把惠淑疼得大汗淋漓，要临盆了。面对即将到来的小生命，小两口慌了神，“不能让人知道，不能让人看见！走，快走，到没人的地方去！”梦新扶着惠淑跌跌撞撞往连队西边山坡上走去。微弱的星光下，黑黢黢的山峦似乎在吞噬着周围的一切。没人高的飞机草晃动着茎秆，像鬼似的瞪着这对年轻人。草丛中的小虫咝咝啦啦地叫着，忒瘆人忒瘆人。梦新他俩那顾得了这些，慌不择路地往山坡上爬。惠淑腹痛一阵紧似一阵，半步也挪不动了，一屁股坐在一丛草窠上。腹痛更加剧烈，撕心裂肺地疼痛，惠淑终于忍不住了，“哎哟——，我要死了！”痛苦凄厉的声音穿透夜空，把夜幕撕开了一道口子，四散而去。梦新见状真的慌了，“你挺住，挺住，我去叫人！”梦新再也顾不得羞耻，顾不得其它，脑子里就是救人快救人，飞快地跑回连队，跑到连长家，“连长，连长，惠淑快不行了，生产了，在山上，快去救她！”连长一声招呼，叫上四个青壮汉子，跑到山坡上，随手砍来大竹子绑成担架，飞奔向12里外的营部卫生所。妇科杨医生紧急施救，硬是惠淑命大，母子平安，一男婴呱呱坠地。

那时我已从连队调到营部小学校任初中语文教师。小学校离卫生所不过二百米。一清早就听同事说，昨夜从五队抬来一北京女知青，难产，生小孩了。我隐约感觉是惠淑，赶忙跑去看望。果然是惠淑。病房里，惠淑无力地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而疲惫。

身旁躺着一婴儿，小脸红红的，闭着眼，一声不吭。梦新蹲坐在床边，头倚在床梆上，低垂着。折腾整整一宿，累过劲了。整个房间没有丝毫添丁的喜悦，而是死气沉沉，异常沉闷。我不忍打扰他们，静静地等。过了好一阵，可能是头倚的不舒服吧，梦新动了动。我轻轻地叫了一声，“梦新。”梦新睁开惺忪的双眼，“哦，建国。”我忙摆手，示意别动。沉默片刻，我若有所思，自言自语，莫名其妙地道出一句话，“孩子生了，自己的骨肉，好好养着。今后有什么困难言语一声，大家帮忙。”说完后悔，这是讲什么呢，谁的骨肉谁不好好养着呢？想不到，冥冥中的忏语成真，一周后惠淑出院了，却已把孩子送了人，送给了一对不能生育的老职工。

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很难过，亲骨肉怎么就送人了呢？但此后我再也没问过为什么，不想去戳这个伤疤。他们一定经历了太多的煎熬，太多的痛苦，太多的挣扎，才做出日后悔恨终生、影响一生的痛苦的决定。那年他俩刚满18岁，还没探过一次亲，生了孩子等于结了婚，等于在橄榄坝安了家，等于要扎根边疆一辈子了！想想多么可怕！于是抛弃了孩子，希冀有朝一日能圆渺茫的回家的梦。

孩子送人了，事却没完，农场给予梦新记过处分，惠淑警告处分。真是失了孩子又受伤，他俩的处境一下子跌落到人生冰点，低着头走路，闷着头干活。同来的知青也不知该对他俩说些什么，见面点个头，尴尬至极。每到周日我回连队都到他们那坐坐，聊聊天，看看天，给他们宽宽心。日子还得一天天过呀！

再后来，他俩索性搬到一块住去了，落难鸳鸯相依相偎，在看不见头的日子里苦捱苦熬。好在梦新、惠淑平时乐于助人，性情随和，与人无争，人缘不错，时间一久谁也不提这事了。由其是连队里的老职工，都是从湖南农村支边过来的，朴实善良，可怜这一对失去亲子的小青年，经常招呼他俩去家里吃小菜。他俩很快与老职工融为一体，关系十分融洽。以致回京后，他俩一直与老职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终生不忘在人生低谷时老职工给予的温暖和关怀。

未婚先孕犯了错误，在那传统眼光的审视下，无异于失去了前途。梦新很聪明，经常能帮连长出一些生产上的好主意，例如测量山坡上的三角地，他会用上勾股定理，给队里解决难题。惠淑也很能干，样样活计干在前头，好给队里留个好印象，洗刷污点。可命运之神再也不光顾他俩。无论再怎么努力，那处分始终像一座大山压在身上，翻不过身来。他俩直到离开版纳，一直在连队当农工。久而久之，人疲了，心凉了，他俩就像两只大蚂蚁，庸庸碌碌地在版纳的山坡上，胶林里消磨岁月。版纳灼热的阳光晒黑了梦新的脸，版纳的疾雨在惠淑的脸上也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来时十七岁的小青年已变成二十七、八的成年人。可日子还是见不到头。孩子在养父母的悉心呵护下也已经上小学了。

1978年底，云南五万知青大罢工请愿回城犹如平地一声惊雷，炸垮了回城的堤坝，知青像潮水般的涌回所在的城市。梦新惠淑也像熬出了头，以病退为由办理回城。正当知青们如饿虎扑食争分夺秒地办理回城手续时，不知谁给孩子养父母传话，说梦新惠淑要把孩子偷走，老夫妻俩可着了急，不上班了，四只眼睛盯着孩子，寸步不离。孩子正上小学，自然不让上了，关在家里玩耍。直到北京知青全部返城，老夫妻俩才重归正常生活。

回城了，圆梦了，而弃子的梦魇却如影相随，撕咬着惠淑的心，险些要了她的命。回城后梦新当了建筑工，惠淑当了售货员。为示人明媒正娶，还举办了婚礼，婚后第二年又生一子。爷爷奶奶笑得合不拢嘴，余家开枝散叶喜添丁孙，阖家欢乐。可接下来的一幕，令惠淑寝食难安，深陷自责与痛苦。街道计划生育办公室和工作单位计生宣传员反复动员要领取独生子女证，不领不行。明明是第二胎，明明是次子，却要声明是独子，惠淑心如刀绞。万般无奈，只好瞒天过海领证过关。证领了，心碎了。远在滇南的大儿子几乎天天在她眼前出现，又不敢讲，又不能讲，憋在心里那个难受呀！不出两年，惠淑终敌不过心头魔咒的折磨，抑郁成疾，身体出现不适，便血，到医院检查，直肠癌。手术后肛门改道，从此腰间挂了个粪兜。

生活本就困难，惠淑患病后生活更加艰难。爷仨挤在不到八平米的一间小土屋里，来个人都没地方坐。建筑工盖房买不起房，售货员卖货更买不起房，改善住房条件无异于痴人说梦。生活困苦，精神受折磨，身体被摧垮，夫妻俩艰难度日，犹如一条破旧的小船在风雨中飘摇。摇摇晃晃，苦撑苦熬，又度过了二十个春秋。改革开放的浪潮让惠淑下了岗，梦新买断了工龄，梦新只好去给私人建筑队打零工补贴家用。回城了，日子好像更苦。

时光流入二十一世纪，知青大规模返城已二十多年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记叙知青经历的电视剧开始热播，像《今夜有暴风雪》、《蹉跎岁月》、《年轮》、《北风那个吹》，均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忽然又一部电视剧重重地敲击了善良人们的心，这就是《孽债》。人们猛地意识到，在云南边疆还滞留着一群被知青返城时抛弃的“孽债”，一群可怜的知青后代。我逢人便讲，这一切都是真的，只不过电视剧把散落在崇山峻岭中的弃儿们集中到了一部电视剧里。我仿佛看见那群孩子里有梦新孩子的身影，两眼呆呆的望着北方。

说也怪，我的幻影很快变为现实。一天下午，从橄榄坝打来的一个电话如同一声炸雷，差点炸晕了梦新。原橄榄坝农场九分场五队的队长曾志强老人给梦新打来电话，“孩子要到北京去找爸妈。爸妈若不认，孩子姐姐要带弟弟去市公安局查找。”晕了，晕了！梦新没有思想准备。孩子出生就送了人，一别三十五年了。原本不想再相认，就由他去吧！没想到孩子居然要来找爸妈。这事大了！家里家外，邻里亲戚，单位朋友怎么交代呀？二儿子是“独子”，要认一个大哥哥；兄弟姐妹要认一个大侄子；爷爷奶奶要认一个大孙子；原来的一切伪装都要撕下，尴尬，尴尬，脸往哪搁？梦新还是不想认，他意识到认子后将面临一大堆难题，将掀起新的波澜，时过境迁，不堪回首，往事随风飘去吧。可又怕露了餡儿，就告诉了惠淑。这下炸了锅，犹如点燃了装满炸药的弹药库，再也扑灭不了惠淑强摁在心底的对弃子的思念。她近乎疯了，像失去幼崽的母牛嗅到离散幼崽的气息，不顾一切也要奔过去。她哭，她闹，她不吃不喝，一定要认孩子。梦新拗不过惠淑，终于决定认子归亲，向所有家庭成员坦白历史真相。老人能说什么呢？兄弟姐妹能说什么呢？小儿子又能说什么呢？认下。

原来梦新的孩子送给无子嗣的老职工夫妇后，该夫妇将孩子视同己出，呵护有加，乳名狗儿。狗儿一天天长大，上小学了。但狗儿的身世早就家喻户晓，调皮的孩子在游戏打闹时奚落狗儿是“野种”。湖南话野种发音“牙种”，难听至极。狗儿回家问妈妈，妈妈抹去孩子脸上的泪水，“狗儿，不理他们。咱们搬家。”一家三口搬到五十里开外的澜沧江南岸，那是新建连队，没人再欺负狗儿。可是生活条件更加艰苦，开始新一轮的垦荒种地种橡胶。可为了孩子，再苦再累大人心甘情愿。日子清苦，却很温馨。在抱养狗儿的第三年，夫妇俩又收养了一个上海知青的小女孩，比狗儿大一岁。小女孩的父母托关系回城了，丢下了孩子。狗儿多了个姐姐，小姐俩很开心。

日子像澜沧江的水，急速而又平静。狗儿姐弟上了小学，又上了中学，毕业后就地参加了工作。狗儿拿起父亲的割胶刀，姐姐去了食品加工厂。姐姐性格泼辣，爱唱爱跳，还参加了农场文艺宣传队，找了个不错的对象。再后来养父母又给狗儿娶了媳妇，生了个儿子，祖孙三代其乐融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狗儿延续着上一辈的轨迹，斩坝锄草维护胶树，收割胶乳。他没有奢望，没有烦躁，默默地行走在版纳山间的胶林中，就像一颗活动的胶树。

平静的生活被电视剧《孽债》打破。西双版纳的“孽债”们被《孽债》的主人公所鼓舞，纷纷进城寻亲。狗儿的姐姐很幸运，亲生父母主动到橄榄坝寻找送养的女儿。结局皆大欢喜。女儿随父母去了趟上海，玩一圈后又回到养父母身旁。她放不下养父母的恩情，要陪伴他们白头到老。可弟弟狗儿的北京知青父母怎不见踪影呢，姐姐不干了，四处打听消息，非要带弟弟去北京寻亲不可。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原三分场五队队长曾志强急电告之了余梦新。

梦新惠淑决定去橄榄坝认亲。2001年春节刚过，西双版纳嘎洒机场。梦新惠淑刚走出站口，栏杆外大儿子携儿媳、儿子早已翘首以待。儿子那身材，那眉眼，简直跟父亲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彼此双方径直迎了上去。“妈！”“孩子！”母子相拥而泣。别的话什么都没有，血浓于水，三十五年的怨恨、委屈，在那一刻都冰溶雪化了。儿子满心喜悦而又心情复杂地地把亲生父母接回家。

儿子的家在澜沧江南岸的四分场二队，坐落在一道山沟里。四周胶林环绕，绿树成荫。在一处较为平坦的沟边坡地上盖了两排砖瓦房，住着二十几户老职工。

儿子住在第二排的第三间。房子格局各家基本一致。正门前搭一凉棚，纳凉挡雨。靠墙倚放着锄头、胶刀、胶桶、扁担。不用问，主人是割胶工。棚下有几个板凳。东西不多，干净利索。内外两居室，儿子儿媳住外间，室内一木床，一三屉桌，一老式电视，两只木箱。内室养母和孙子同住，养父已去世多年了。室内一床一椅两箱。陈设极简陋，几乎家徒四壁。内室有一后门，门外搭一竹笆墙茅草顶的厨房。厨房内除灶膛灶具外，置有一矮脚方桌，四个板凳，兼做餐厅了。梦新惠淑见状一阵酸楚，比起四十年前是强了许多，可也好不了哪去。夫妻俩转身跑了四五里山路，到街里买了两床被褥，一是自己用，二是给孩子置办点日常用品，顺便买了些锅碗瓢盆等零七八碎的一大堆。

梦新夫妇住了月余，该打道回府了。临别跟亲家母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地做了约定，不接孩子回北京，不改姓不改名，孩子养母胜似亲生父母，给养母养老送终。孩子的两个妈妈都是他的亲人。儿子泪眼婆娑，送亲生父母踏上了返程的路。

次年冬月，天气渐凉，西双版纳的橡胶树进入休眠季节。辛苦了大半年的割胶工可以休息了。一天上午，梦新打来电话，“我大儿子来北京了，想今儿去看望何大大。”我知道是客气话，大儿子根本不认识我，找个托辞为认子归亲昭告朋友了。能来看望我，说明真是没把我当外人。我连忙表示欢迎，在离家不远的京味楼酒店预订了包间，等待这特殊的客人。

梦新惠淑带着儿子、儿媳、孙子到来了，自然少不了嘘寒问暖，扯东道西。可总有一种气氛在心头，说不出道不出，有点小别扭。席间我刻意找一些轻松的话题活跃气氛，梦新一幅无所谓的样子，儿媳与孙子吃得美滋美味，惠淑不断地给正在上小学的孙子夹菜。唯有大儿子闷头不语，从始至终一言未发，心事重重。我也不便多问。

餐后请到我家小坐。大家在客厅喝茶，梦新拉我到书房，讲了很内疚、很心酸、很难过的一段话。儿子来京探亲，天经地义，本是欢天喜地的事，可到京第一件事就是没地方住。八平米小土屋原本挤着三个人，再加三口实在挤不下，只好求助于孩子姑姑，转到北五环外的天通苑借住。梦新住天桥，一南一北几十里，是真不方便。这还不算什么，儿子向爸妈提了一个要求，难坏了夫妻俩。儿子说，“我这辈子就在橄榄坝了，不再想什么。请爸妈把孙子接到北京来上学，将来好有点出息。”橄榄坝偏远小镇学校的教学质量怎么能与北京比呢，提的要求在情理之中，丝毫也不过分。但夫妻俩真的为难了。一没地方住；二没钱，借读是收费的。夫妻俩下岗后，那俩钱仅够吃饭，连看病都困难，别说再养一个孩子了。思来想去，困难无法克服，拒绝了孩子的要求。儿子不悦，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半个月后儿子一家三口返程了，高兴而来，败兴而归，凄凄惨惨。梦新惠淑自是难受，梦新预料的难题摆上了桌，揪心地痛。不认亲，心理上精神上抗不过去；认了亲，难题解决不了，事已至此，毫无办法。真是受不尽的煎熬，受不尽的罪。

又一晃，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其间梦新惠淑去了两趟橄榄坝看儿子，儿子来了三趟北京看父母，恰好与当年知青两年一次探亲的间隔相当。历史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换了人面。孙子也已经长大了，中学毕业后继续父辈的事业，当了一名农工。

五十年，弹指一挥间。梦新老了，孩子大了。当年知青种下的第一茬橡胶树也老了，开始更新换代。狗儿继承了老一辈的事业，狗儿的儿子继续父辈的事业，承担起了新的历史责任。他像一棵橡胶树已把根深深地扎在了橄榄坝的红土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