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上班，见一个男青年拄着双拐连蹦带跳地进了办公室，吓我一跳。仔细一看，原来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以下不见了。后来才得知，他是本地知青，插队时曾作为“民工”参加修建焦枝铁路。工程结束不久得了脉管炎，病情发展很快，最终导致截肢。

我看小伙子体格健硕，想当年干活一定是把好手。可现在失去了一条腿，别说劳动，生存都成了问题。他每次来知青办，都会不厌其烦地诉说自己的困难，特别强调是因为修铁路时，跳到冰冷的泥水中浸泡时间太长，才导致得病截肢。希望知青办能按工伤对待，给他困难补助。

看他一次次往返知青办，拄着双拐艰难地悒悒独行的背影，以及费尽口舌，最后却失望离开的眼神，让我对他的困境深感同情和忧虑。我问严秘书：“他来一次那么不容易，都跑好几趟了，为啥还不给他补助。”

严秘书说：“知青的困难补助要先给民政局打报告，批准后每人每次最多能领二十块钱。他前段已经领过一次，有困难的知青那么多，总不能把钱都花在他一个人身上吧。”

“如果算工伤，能不能找找铁路方面，让他们帮忙解决他的困难”。我突发奇想。

“铁路一修完，民工就各自散了，施工方也都走了。再说谁也说不准他这病和修路是否有关系，没法确定能否算工伤。”

“那就不能跟民政局商量商量，就说有困难的知青多，多给咱拨点儿钱。”我仍不死心。

严秘书叹口气：“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民政局的救济款也不宽裕。咱县穷，哪儿哪儿都需要钱。万一遇上个天灾人祸，胡椒面都撒不过来。不可能光照顾知青。”

一个“穷”字，道出了多少无奈与辛酸。

后来我离开了知青办，但每当看到拄着双拐的残疾人，眼前就会浮现出这位知青的身影。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消退，知青办也已成为历史。而当年的知青，年龄最小的如今也已过花甲。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衰老的他们拖着残缺的躯体，又该去哪儿申领困难补助，怎样生活呢？

我们上山下乡的那些年，人的生命如同草芥。在我短暂的知青生涯中，就曾经历了两起死亡。

下乡没多久，农场的一位女知青就因病去世。那时同学们刚到陌生的农场没几个月，适应城乡生活的转变，已经把我们累得精疲力竭。大家想到过苦，想到过累，但唯一没想到会有人把命丢在这儿。

虽然那时人人都把《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虽然我们懂得死亡是每个生命的最终归宿，但大家都才十七八岁，总觉得还有大把的岁月可以挥霍，死神离我们还有十万八千里呢！谁也没料到它来得这么猝不及防。听闻此信，让我们无不深感生命的脆弱，心中充满了世事无常的痛感和悲哀。

在汹涌澎湃的上山下乡大潮中，这位女知青的死，不过是一朵悲戚的浪花。随着我们这批知青陆续回城，只遗下一座孤坟，在农场独自守望着再也回不去的家乡。四十多年过去了，但在至爱亲朋心中留下的挫骨扬灰般的苦痛，恐怕将伴随他们终生。

到知青办工作后，我又经历了另一起意外死亡。

那哥们死得实在窝囊。他并不是知青，父亲是个老红军，据说已给他办好了参军手续。他趁着还未穿上军装，到乡下找自己当知青的同学玩儿。

这位预备军人和他的知青朋友按照那时的惯常，截了辆拖拉机出行。拖拉机满载着小石子儿，年轻人坐在上面无聊加手痒，没来由地抓起石头子儿，往路两边撒着玩儿。

道路两侧是正在兴修大寨田的农民，被这从天而降的石子儿砸恼了，举起铁锹，一拥而上截住了那辆车，双方打了起来。

知青没几个人，又都赤手空拳。而农民人多势众，手里还拿着可充作“冷兵器”的劳动工具，双方显然力量悬殊。短兵相接的混乱中，不知哪位老乡用铁锹把打中了男孩儿的头，见势不妙，知青们拉着小伙伴落荒而逃。

没跑出多远，被打的小伙子就开始剧烈头痛，只好到附近的公社卫生院就医。医生怀疑是由于击打造成的脑血管破裂，病情危急，但基层卫生院又没条件救治，建议他们赶快转院。可当年落后的交通和医疗条件，湮没了他最后的生存希望。当一众人等赶到县医院时，已是无力回天。

曾经憧憬军营生活的小伙子，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厄运会在异乡以这种形式突然降临。他最终没能像父辈那样穿上戎装“保家卫国”，却殒命于一场恶作剧引发的械斗。他的知青朋友也无论如何不愿相信，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下一秒就阴阳两隔。

这种混乱中的群殴，虽说人人都参与其中，却无法确定是谁打了那致命的一棒。所以即使出了人命，也很难找到元凶。

荒唐年代中发生过无数这样的悲剧：一句话，一次无意的恶作剧，就会改变人生的走向，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不能不让人无限感慨：生于盛世，我幸，生于乱世，我命！

打小我就是个见了陌生人就“打怵”的孩子，可到了知青办，工作性质迫使我不得不学会和生人打交道。虽是“赶鸭子上架”，日积月累倒也结识了不少知青，有些还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这些知青好友们但凡进城，通常都会到我那儿坐坐。

那时，知青似乎都秉承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默契。无论你来自什么地方，哪个学校，只要报上“知青”的名头，到了饭点儿，管顿饭那是天经地义。虽说县机关食堂没什么美味佳肴，不过是“两掺杂面馍”，红薯面汤，大锅菜里偶尔可见一两片儿肉。但填饱肚子还不成问题。

所以，我那儿经常会有知青一起用餐，最多一次竟来了六条汉子。总去食堂借餐具让我颇感不便。

某天逛商店，见到一种大口带把儿的搪瓷缸，大喜，便连同两个掉了瓷的一起收入囊中。营业员大概从未见过有人竟把茶缸买断了货，在递给我八个缸子的同时，好奇心露头：“你买这么多茶缸干啥？”

我半开玩笑地回了句：“向雷锋叔叔学习，开张共产主义小饭桌。”那营业员迷瞪着小眼儿，终究也没反应过来。

出了商店，我又去杂货店买了一把筷子，随后就到食堂把当月的生活费都换成了饭菜票。

谁知神通广大的上帝，许是知道我口袋里人民币已消耗殆尽，立马就把我送上了良心的油锅煎熬。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看到个中年妇女抱着孩子站在那儿。我以为她认错了门，连忙指给她民政局的位置。谁知她说，我就找知青办。

我想是那位同事的农村亲戚，连忙开门让她入座。正要倒水，却听她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怀里的婴儿也跟着哭。她敞开衣襟把乳房塞给孩子，然后说：“我是知青，想申请困难补助。”

我拿着暖水瓶楞在哪儿，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因为这位大姐的脸上刻满沧桑，穿戴打扮、言谈举止、甚至说话口音，都和当地农妇一模一样。和我们农场那些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同学相比，根本就是两代人。看她半裸着上身，旁若无人地在办公室奶孩子，虽为同性，我也不好意思直视。

大姐边抽泣边说：“我是1964年从商丘下乡的，已在农村安家，有了三个孩子。然后指着吃奶的婴儿，这个最小，还不到半岁。离麦收还有二十多天，家里已经断粮了。能借的亲友都借遍了，大人还可以吃点野菜麸皮勉强度日，可我就是不忍心看着孩子们受罪。听说知青办有困难补助，我不多要，给二十块钱就行。先买点儿高价粮，掺着野菜差不多能将就到夏收。”

那小婴儿刚看到自己的“食粮”，手舞足蹈地开始吸吮。可食不果腹的母亲显然不可能有充裕的奶水，很快，他就丢开干瘪的乳头干嚎起来。看着这一对母子，我喉头一阵发紧，竟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

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想不到在农村“扎根”的知青会过得这么苦。如果不是山穷水尽，求告无门，一个母亲绝不会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吃奶的孩子，搭着队里的拖拉机奔波几十里，只为申请二十元救命钱。

虽然我不信奉任何宗教，但那一刻，却恨不得把自己变成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偏巧昨天“造”光了银两，囊中羞涩，只好到食堂买了一兜早饭剩下的馒头塞给大姐，聊补无米之炊。

可就这点儿微薄的帮助，却换来大姐一连串的感谢。我忍了几忍，没让眼泪掉下来。我留下了大姐的地址并告诉她，知青的困难补助经费有限，她的申请能否批准，要等主任来了才能决定。但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为她争取。

整整一个上午，知青大姐和孩子的脸一直在我眼前晃。晃得我心神恍惚，什么事也干不进去。同为知青，又同为女性，在为这对母子的命运唏嘘长叹时，我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未来和命运，生出物伤其类的悲哀。

我们这代人初谙世事，接受的就是“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育。进入青春期后，又整天张罗着要把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可这位老知青的泣泪诉说让我看到，原来就在自己身边，还有那么多人连下一顿的“嚼谷”都没着落，我们最该拯救的也许正是自己的同胞，是嗷嗷待哺的知青下一代。

在我们上山下乡的那个年代，文化生活极度闭塞和贫乏。那些从小陪伴我们的书籍、歌曲、戏剧和电影，几乎都成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所以那年头能看一场电影，对知青来说，就像是一场精神盛宴和娱乐狂欢，会让他们甘之若饴。

在知青办，我就亲历了一场因为看电影导致的事故，有位郑州知青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那天，某林场的知青兴高采烈地坐着拖拉机来县城看电影。谁知拖拉机和拖斗间连接的销子突然断裂，车头依然前行，后面挂的拖斗却失去了动力。在惯性作用下，这拖斗一溜歪斜地颠簸着，把坐在车帮上的一位男知青甩了下来，车轮从他的腹部碾过。

受伤的知青被紧急送到了县医院。林场的团支书是我的好友，连忙到知青办通报了情况，我也赶到了医院。

那是20世纪70年代，县医院的落后远不是今天可以想象的。医生通过一台A超看到伤员腹中充满了液体，用针管穿刺出来全是鲜血，怀疑是“肝破裂”。但又告诉我们，这只是“瞎子摸象”的初步诊断，到底还有没有其他脏器受损，伤到什么程度，要动手术剖腹探查才能最后确定。由于出血量大，目前除了止血，手术还需要大量备血。

听说伤员需要输血，同来的知青全都撸起了袖子，争先恐后地排起了长队。关键时刻，知青战友间这份鲜血凝结的真诚大爱，惊天地、泣鬼神。

我们找到了县医院外科的“一把刀”，催促他们尽快实施手术。可这位医生却面露难色，一直推说手术难度大，县里条件差，建议转到地区医院。

我急忙赶回知青办联系地区医院。那时，办公室只有一部摇把子电话，平时，通知各公社开个会，都要摇得手脖发酸，呼叫得嗓子发干，打长途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一刻也不敢耽搁，边摇电话边呼叫，不知过了多久，谢天谢地，终于接通了地区医院。

可对方一听说伤员是知青，就立刻拒绝接收。还反复强调转院路途远，加上颠簸会更危险，应该就近在县医院做手术。

我告知县医院大夫的难处，并恳求他们尽早做准备，争取早点手术。可无论我怎么哀求，他们都不愿接收。我只得把情况告诉主任。他叹了口气说，如果受伤的是个农民，这手术咱县的大夫早就做了。可一听是知青，都怕万一手术失败承担不了责任，所以才推来挡去。

也是这位知青命不该绝。碰巧他母亲在郑州某医院当护士长。最后，搞不清是哪位牛人联系上了她。救子心切的母亲向医院申请了救护车，载着本院的医生和护士，昼夜疾驰，把儿子接回省会动了手术。

等待救护车的那个夜晚特别漫长！林场几十个知青都没休息，我们一起挤在知青办熬了一个通宵。

在没有高速公路的年代，从郑州到本县开车通常需要近十个小时。但那辆载着生命希望的救护车六个多小时就到了！最终，伟大的母爱感动了上帝，也迫使死神做出了让步。

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有几位女知青来到知青办，听她们说话的口音就知道不是北方人。询问后才得知，她们是在安徽插队的上海知青，来我们县游玩儿。因被大雨阻隔，无奈之下到知青办求助。

我帮她们联系了住宿的招待所。晚饭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她们说，过几天就要回上海了，一回就是半年。

我的个天！想起在农场时，老天爷下个大雨，同学们都会欢呼雀跃，因为终于能偷得半日闲，不用再下地干活了！我们可从未奢望能休那么长的假。

可我又好奇：“回上海住那么长时间，没户口、没口粮、没收入，咋过啊？”

她们苦笑：“没钱没粮就从父母和兄弟姐妹牙缝里挤呗，反正他们不会看着我们饿肚子。”

“那你们走那么长时间不下地，村里也不管？”

“怎么管，没饭吃在村里等死？”

我大吃一惊：“不至于吧？你们都那么年轻，在村里应该算壮劳力。就说干活比不上农民熟练，但工分也应该是较高的，难道干一年还养活不了自己？”

她们叹了口气：“你以为呢！我们干一年活，分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吃完了只能回家。哎！这种日子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

我去过他们插队的安徽亳县，那可是号称“小上海”的鱼米之乡啊！比起我们这个只有两条主干道的小县城不知要繁华多少倍。我暗自庆幸自己的同学们下到了农场，虽然劳动艰苦，但每月45斤粮食和15块钱的生活费，起码不至于没饭吃。

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们对未来的麻木和绝望。那一刻，任何语言都觉得矫情和苍白。下乡之初，我们都把农村想的过于浪漫，满怀“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期许。但接触了现实才发现，几千年来农村根深蒂固的封闭和落后，并不会因为一群城里娃的到来而有根本性的改观！在经历了几年漫长的劳作后，当年的万丈豪情很快就会被艰苦的生活和沉重的劳动消磨掉。大家共同的心愿是想尽快回城。

自然而然地，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扎根”。那时我虽然被借调到知青办工作，但身份还是知青。这令人尴尬的双重身份，让我经常要言不由衷地说着广播里和报纸上的标准话语。也使我经常要面对良心的拷问和道德的鞭笞：你自己脱离了农场的艰苦劳作，坐在办公室里风吹不着，雨打不湿，却大言不惭地号召别人“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咋看都像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不光惹人讨厌，连自己都觉得恶心。

我抬起头，看着知青办墙上贴着的知青模范宣传画：邢燕子、候隽、柴春泽、朱克家、金训华、孙立哲......心里翻江倒海、眼前却一片迷茫。

说实话，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但我这人从小胸无大志，不想像他们那样，成为众人效仿的楷模，更怕被挂在墙上在陌生人眼里风光。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困在这个荒唐世界中的“井底之蛙”，很难窥破真相。可现在，我亲眼看到了这些已下乡几年，仍要靠父母养活的上海姑娘；还遇到过扎根十年，在青黄不接时依然断顿的老知青。虽然我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一切保持缄默，虽然我知道觉醒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首先要质疑并否定自己已成型的世界观，对大脑来一个除旧布新，刮骨疗毒。但我再也不能违心地欺骗自己，欺骗他人。

最终，良心驱使我向这些陌生的知青大姐敞开了心扉：虽然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会干啥，但在农村待一辈子，我确实做不到。所以我不是“扎根派”。

在摘下面具，坦诚说出大实话的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惬意！也许，这才是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好的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