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兵团五师43团战友回忆录《不应泯灭的青春》之那场大火

公元 1972年5月5日，原本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那时正值春季，但内蒙古宝日格斯台大草原依然寒意袭人，北风料峭。放眼望去，枯黄一片，只有细细查看，才能发现有星星点点破土而出的绿芽，预示着这是大草原的春天。

然而，一场草原大火让这一天震惊了全国，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69名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那一天——1972年5月5日。

这一天，也因此变得不寻常，1972年5月5日成为历史永远的记忆；成为我们兵团人永远的怀念！

我那时在团部卫生所药房工作。和每天一样，那天结束了上午的工作。全所的医生、卫生员和往常一样都集中在医生值班室吃午饭。刚吃了一半，值班室的电话铃声骤然响了起来。所长拿起电话接听，我们都盯着他看，因为，医院这时来电话，一般都是有急事的。只见他的神情忽然紧张起来，连着答应了几声以后放下了电话，声音低沉地对我们说：“团里来电话通知，四连发生了草原大火，救火的战士，已经死伤了二十几个（那时具体死亡数字没确定），让我们全体医务人员做好准备，到四连救治伤员，一会儿有车来接我们”。

一听死伤这么多人，我们还不相信。怎么会呢？不就是扑救草原大火吗？怎么会死人呢？草原大火不救，也只是烧掉枯草，枯草烧了明年还会长出来的，古人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能扑灭更好，扑灭不了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怎么会死人呢？而且还死了二十多人（其实，何止死伤二十几个呀！要是知道牺牲了69名战士，我们可能当时就吓得不会走路了）。

大家顾不上吃完饭，放下饭碗，赶紧准备急救的用品。

不一会，接我们的车在外面“嘀！嘀！”地催叫我们。大家背着急救箱迅速地跳上车，汽车载着我们飞快地往四连的方向开去。

一路上，大家都默不作声，一想到死伤了这么多战士，心情都很难受，车内的气氛异常沉闷。我的眼光移到车外，远处掠过黄色的山峦；而四周的草场上，大火烧过的地方一片焦黑，有的地方还在冒着余烟，好像战后的场景。黑和黄的反差是如此的大！落寂的草原上，不时传来几声乌鸦的孤鸣声。我们的车穿行在被火烧过焦黑的草原上，时不时的还要穿过冒火的地方，烟火缭绕着，司机紧张，我们也很害怕。

这时，我们看见有拖拉机在草原上翻地，翻过的草地像一个宽宽的黑带子延向远方。司机说是打防火墙。拖拉机翻过的地方，枯草被埋在了下面，十几米宽的隔离带把枯黄的草地分割开，真像在草原上打了一堵墙。

是的，对付草原大火最好的办法，就是用拖拉机翻出十几米宽的隔离带来隔离大火。火烧到隔离带的地方，没有了枯草，自然就灭了。然而，这种方法是我们用生命的代价总结出来的。

面对大火到来，人们没有进行周密的思考和部署，而是用那个年代最愚昧、最极左的办法来应对：那就是“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草场！保护国家财产”！于是，我们这些纯真的战士们，在领导的带领下，拿着铁锨、树枝等最原始的工具，激情满怀的赶赴火场，去保护那些吹又生的枯草。于是，一场悲剧就此拉开帷幕......

我们的车正开着，迎面开来一辆大卡车，司机赶紧停下车打听四连的情况。卡车是我团机运连的车，刚从四连回来。司机见到我们，一脸的紧张和害怕，问到四连人员伤亡情况，卡车司机连连说：“别提了，太惨了！已经死了四十多人了！就等着你们呢”！听他这么一说，我们的心也揪了起来，也很害怕。大家忐忑不安的继续前行，很快就见到了四连的驻地。

我是第一次来到四连，只见在空旷的草原上建起了几排土坯房。来不及细观察，汽车戛然而止，停在了房子的空地上。我们刚下了车，几个战士就围了上来。大家的神情都很惶恐，整个四连笼罩在一片异常恐慌的气氛中，让人们感到死神的来临。

这时，我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面孔向我走来，“大姐”！我失声叫了出来。我称大姐的这个女战士叫韩俊林，她原是白音华43团工副连天津籍的战士，是随弟弟韩宝球一起到的兵团。韩宝球和我们是一个中学的，所以，我们都叫她“大姐”。43团和45团两团合并后，从白音华迁址到宝日格斯台。合团后，因为工副连人多，一些战士就被分到下面连队，韩俊林就被分到了四连，她也是四连唯一的一个天津籍战士。

在牺牲的69名烈士中，来自全国各地分到43团的战士都有牺牲的，北京、呼市、唐山、集宁、赤峰、林西、锡林浩特、元宝山等地的战士都有牺牲，唯独没有天津籍的战士。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天津籍的战士没有牺牲的呢？原因就是：四连只有韩俊林一个天津籍的战士，她因为听到了指导员的喊叫，没有乱了方阵，跑到了麦地才侥幸逃过一劫。

大姐见到我后，一把抱住我，失声痛哭起来。呜咽着说：“已经烧死很多人了，很多人没跑出来，我也是只差一步就见不到你了”。她接着说，连里组织战士去救火，大家在一个山洼处等着打火。那个山洼因为地势低，草长得非常茂盛，大家刚看见大火从山头冒出来，就感到喉头一阵呛人的窒息，喘不上气来，很多人被熏倒了。这时，只听到指导员大声的叫喊，让大家往麦地跑！因为麦地是新翻耕过的，大火烧不到那。大姐说，我听到指导员的喊叫声后，拼命往麦地跑，我刚一脚迈进麦地，大火就从我身后烧了过去，只差一步我就没命了！我问，那些战士为什么不往麦地跑呢？大姐说，大家都吓坏了，当时乱了套，不知所措，根本就辨不清方向，往哪跑的都有。加上草厚、风大，有的根本就来不及跑，就被熏倒了。

我听完后，不知说什么好？简单安慰她几句，连忙随着卫生所的医生匆匆走进战士宿舍。

连里的战士告诉我们，运回来的战友,女战士安排在前一栋宿舍里。男战士安排在后一栋宿舍里。我们做了分工，我和一个卫生员跟着刘医生走进前一排宿舍。宿舍走廊的大门都开在中间，进入走廊分为左右宿舍。只觉得走廊黑乎乎的，宿舍的墙都是用泥抹成，显得很简陋、很黑暗。

我和另一个卫生员随着刘军医拐向左边的宿舍，还没进到屋里就听到一声声的呻吟声，我们顺着声音走进一间宿舍，屋里的大炕上躺着三、四个人，全身烧的黑乎乎的，显得人很小，已经辨别不出她们的长相。我记得最清的就是，当我看到她们手指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黑黑的五根手指就像五根烧焦的干炭棍，看不见肉，只剩骨头棒。用惨不忍睹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我的心一阵紧缩，太惨了！她们该多疼呀！

我们在医生的指挥下，赶紧给那些受伤战士打杜冷丁止疼，好减轻她们的痛苦。那时的医疗条件很简陋，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这些。我们挨着宿舍一个个的给伤员打针，每间宿舍的炕上都躺着3到5个受伤的战士，她们有的痛苦地呻吟着，有的却静静地躺着没有声息，大火把她们烧烤的浓缩了，就像一具黑黑的木乃伊。我当了两年的卫生员，从来还没见过如此严重和惨烈的场面，心里真是有点害怕。

我们从一间屋里走出来，要到另一屋看看，还没进屋，突然从炕上“忽地”站起来一个黑影，我毫无准备，吓了一跳！“我要喝水”！她冲着我们说。我赶紧进屋，在屋里的地下放着一桶水，我拿茶缸掴了一茶缸水递过去，她接过水来，咕咚！咕咚！一气喝完。我接过茶缸，她“通的”又躺下了。

我记得曾经问过她“疼吗”？她说“不疼”。我当时还想“烧的这么严重，怎么会不疼呢”？事后想想，如果知道疼，说明她们有痛感、有知觉，是好事，可能不会危及到生命。如果没有知觉，不知道痛，是很危险的。后来牺牲了69名战士，也包括我们救治的那些战士，她们的伤势很重，都没能救治过来。

不知道有多少汽车往回运送伤员，大部分在运回来前就已经牺牲了，我们在宿舍看到的这些伤员都属于烧伤很严重的，因为她们的身体被烧熏的干焦、变小。而最后汽车又拉回的几个战士，和宿舍那些战士的情况就不同了。

我记得，汽车又运回一些伤员，我们也赶紧前去处理。

记得最清的是这次拉回的伤员有个男战士，好像姓王，名字记不清了，是个排长，见到他时，我又吓了一跳！只见他不像那些战士，烧伤后变得很小，而是脑袋变得很大。整个脑袋成一个球状，圆圆的，眼睛也看不见，这是烧伤水肿造成的。一开始我还听见他说话，只说很憋气，喘不上气来。那是喉头水肿造成堵塞了气管，医生给他包扎了头部，大家都围着他。他说，我没事！他从容、淡定的神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面对死亡，他毫无惧色，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处理好后，我们把他抬上救护车转院治疗。事后，听说因为抢救不得当，他也没能活下来。

按理说，王排长的烧伤，别看脑袋水肿很大，只是皮外伤，他内脏受伤不严重，抢救及时得当，应该没有生命危险。后来，一个医生对我说，他是喉头水肿堵塞了气管，活活憋死的。如果当时做了气管切开术，呼吸通畅了，是不会死的。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不给他做气管切开术呢？他说，我建议做气管切开术，所长没同意！我听完后，很为这些战士死的不值。

几年前回草原，我遇上原我团卫生所的一个军医，他也参加了那年的抢救伤员工作。对于当年为什么没能给烧伤战士做气管切开术的问题，我特意询问了他。军医说还是当年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技术不行，他说，当时都做不了这种手术。我听完还是无语，能说什么呢？

草原大火，因为指挥失误，要了我们战士们的命！本来伤势没有生命危险，又因为医疗技术和条件，又让他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就像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不同的是人生还不如弈棋，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再来一局的机会”。就因为这一次次的失误，造成了69名战士命赴黄泉。

我清楚地记得一位来自呼市籍烈士的母亲，在烈士追悼会上，那丧子之痛、满含深情悲切的悼词，她说，这些孩子只有十七八岁，正是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年龄。但是，他们却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们未尽的事业要由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来完成，他们的担子要由我们这些白发人来承担！听到这些我们都不禁失声痛哭，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1972年5月5日我还不满二十岁，作为一个资历很浅的小卫生员，亲自参加抢救、目睹了当时那种惨烈的场面，在我的心灵中，留下了刻苦铭心的记忆，烈士们最后的容颜，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年龄小，当时还是非常害怕的。因为受伤的战士很多，我们都是独自一个人去给受伤的战士们打针处理伤情。有呼吸的和没呼吸的都并排躺在一张炕上，其惨状就足可以让我望而却步。但是，我还是自己给自己壮胆，上前给战友们处理伤情。其内心的惊恐是可想而知的。

我曾经听说，有的男战士被派去从现场往车上搬运烈士的遗体。都是不到二十岁的孩子，哪经历过这些，回来后，好几天吃不下饭，一个劲的想吐。况且，我还是个女孩子，其胆子不会比男战友大的。但是，我要克服心理上的胆怯，完成我所承担的任务，其心理的历练是难于言表的。我们所经受的一切，远远超过了一个离家不久、不满二十岁青年所能承受的极限。烈士们经历了生与死的历练，而我们却目睹了烈士们生命最终的悲壮场面。

回忆过去那段岁月是一件很艰难的心路历程，几次要写都又止笔。荒唐年代发生的荒唐事也不想再做评判，但是，我们青春岁月所经历的这一切还是应该记载下来，我们是亲身经历者，这一段的历史应该由我们来填写，青春是不应该被泯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