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为什么被撤销？

这是作家梁晓声《返城年代》笔下人物何静之张贴的征婚小纸条，和她一样，面对生产建设兵团撤销，陷入返城困境，急迫谋求出路的的知青们还有数十万。

1975年12月27日，由黑龙江提交的关于改变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的请示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1976年2月25日，根据批复，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取代原有农场，至此存在了八年的兵团不复存在。

八年时间对于中国屯垦戍边的历史，亦或者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而言都太过短暂，但对于以15—20岁为主体的知识青年们个人而言，这八年时间却是他们不可替代的宝贵年华。

△ 2019年4月17日，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六十团知青聚集浙江长兴纪念屯垦戍边五十周年这是现在的他们

中苏进一步恶化，特别是中苏东段边境冲突加剧

早在1962年9月20日，黑龙江提交了《关于中苏边境地区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提到相比于50年代，从61年开始苏联在东北中苏边境进行的军事活动动作大、频次高、样式多。

就在兵团成立的5个月前，也就是1968年1月5日苏方在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出动装甲车。1969年3月，中苏之间珍宝岛战斗爆发，黑龙江兵团立即调集步兵营、担架营和武装值班营，负责执勤、运送弹药、护送伤员、支援前线在内的二线任务。可见黑龙江兵团的成立之初就不得不接受相当紧急的、配合边防部队的“戍边”任务。

△ “屯垦”兼“戍边”

黑龙江兵团所管辖的土地与之前如火如荼的北大荒开发运动范围相同，都是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一带的亘古荒原，北大荒已成黑龙江垦区的特称。

北大荒与新疆、内蒙古兵团需要耕作的土地有很大的不同，尽管都是边疆地带，但这里却是一片沃土，所谓“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

新中国成立后，北大荒的开发迎来一轮高潮。几乎在50年代同一时期，先有农建二师北上移垦，再有中苏合作背景下友谊农场、克山农场的创办，同时还有15批共2600多人，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哈尔滨等地的青年垦荒队加入，这一批青年算得上是下乡的开端。

除此之外，北大荒还拥有一所位于密山的勘测设计院，一所专门服务北大荒开发事业的八一农垦大学，更重要的是在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因为普遍地建立了县级科学研究所，逐渐形成了以应用研究为主，以大机械、大农场群、大生产基地为服务对象的科研网络。

在68年黑龙江兵团被创建之前，有过让历史爱好者引起争议以及亲身经历者产生记忆错乱的“插曲”。

1966年 1月东北局向国家提交了一份报告，希望转复万名左右的沈阳军区官兵组建一个生产建设兵团，这一报告得到了国家的支持。3月沈阳军区创建了两个新的农建师，兵团应声成立，名字就叫作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乍一看，这与后来1968年成了的兵团名称一模一样，但实际上区别还是很明显。最主要的在于前者没有改变从1947年逐步形成的农垦系统，老“兵团”内部人员已经不再属于职业军人，不享受来自军队的工资和待遇。

但无论怎样，老“兵团”所创建的农场是属于东北农垦总局或者省农垦厅管理调度的。但1968年成立的新兵团不同，成立初期新的兵团里至少有3000 名现役军人，他们领导并接收了大部分原东北农垦总局、省农垦厅所属农场以及之前成立的老“兵团”。在这些农场里，职业军人是管理者，这样一来新的兵团改变了原有的农垦系统。

黑龙江兵团于1976年2月被正式批准撤销，从时间来看，属于最晚的一个，特别是1975年后，在当时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内的所有兵团都已撤销，兵团撤销已经是顺应潮流和时代发展不可避免的既定事实。

对于1971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在此不再赘述，对于中苏关系而言，两国在珍宝岛事件之反而从战争状态转变为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1969年9月11日，两国就边境问题达成口头协议。次年10月—11月双放重新互派大使，特别是重新展开新一轮边界谈判（即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至此，双方再没有发生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1972年9月，武汉军区湖北生产建设兵团因为生产效率低下，产量不佳等诸多原因遭到撤销。1972年这一年间有诸多相关部门对兵团建设展开调查，农林部对兵团橡胶生产情况做出细致调查，在后续的报告中对广西、云南、广州、福建兵团橡胶生产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严厉批评。

同样，财政部审核了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等兵团的财务状况，7月21日做出了《财政部行政事业财务司调查组关于新疆、黑龙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财务的调查报告》，同样指出了兵团建设中存在的诸多财政问题。

生产建设兵团的亏损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这是兵团遭到撤销的重要原因。虽然每个兵团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开垦的土地和耕作的作物也有区别，但兵团的亏损确实共有的问题，并且这种亏损是惊人的。

上文提到的南方多个兵团橡胶生产效率低下、产量不足只是冰山一角。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前四年就亏损11101.36万元，如果用这些钱买成粮食，够全兵团 12万人吃10年。

对于黑龙江兵团而言呢，理论上北大荒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又有健全完善的农垦系统，应当不会出现这一问题。但事实上，被寄予厚望的黑龙江兵团同样落了“窠臼”。

黑龙江兵团的案例说明，兵团亏损不是土地的问题，而是管理的问题。

首先是管理者，管理者缺乏现代化农业管理经验。被管理者而言，多为城市知识青年，他们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一开始他们也担任一些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职务，但随着兵团接受的知识青年越来越多，劳动力增加的幅度超过了生产总值增涨的速度，导致了在当时不能有效解决的管理问题。

兵团建设之初，就面临着二元化的局面。一方面它的职能是二元的，既要戍边又要屯垦，既要保卫边疆又要建设边疆，既要生产建设又要思想建设和国防建设。

另一方面对它的领导也是二元的。68年由军区现役职业军人为管理主体，知识青年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建设兵团取代了原由农垦局为管理主体，转业、退伍军人为劳动主体的农垦系统。

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会后，黑龙江兵团内部开始启用原来属于地方农垦系统的干部，实行“工资改革”。这些举措是富有成效的，1975 年，由于土地面积的扩大，兵团粮豆总产到达38.7 亿斤，上交粮豆第一次突破 20 亿斤，达到 21.3 亿斤，经营状况由亏损转为盈利，为 9177 万元。

但这样的改变仍然不适应时局改变和潮流趋势，戍边仍然属于兵团任务之一。

北大荒又一次迎来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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