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我看“知青”

今轮虎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

“知青”话题，又被报刊界出版界重新捡起，颇有纪念一下的意思。

所谓“上山下乡”运动，依我如今想来，其实不过是当年三千万学生的失学“下岗”。这三千万之巨数，接近着如今工人“下岗”的庞大队伍。而“下岗”工人中，又十之六七乃当年的“知青”。对于这些当年的“知青”，命运感慨肯定多多。或者，竟毫无回忆的心情，只不过默默地随时代的巨变沉浮，竭力撑持着自己们剩余的人生。

当年的“知青”，如今年龄最小者，也该在四十五岁以上了；年龄最大者，亦即“老高三”，当是五十余岁的人了。再过七八年，所幸未“下岗”的，也将退休了。正是——“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命达命舛，悟透了，本都没什么可纪念的。当年的“知青”们，如今构成着中国城市人口中的主要中年群体，他们和她们，在思想方法、价值判断、生活态度，以及家庭观念、物质消费、流行时尚、人际组合的好恶顺逆方面，仍导势渐微地影响着中国当代城市人口中的中年群体。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完全垄断中年群体，在质量上却无疑显示着主要成分。

所以，可以这么认为，中国当代城市中年人们“代”的特征，在诸方面具有着“知青”们或曰“老三届”的总体特征。

二十年以前，亦即知青返城初期，这种总体特征极为显明。基本上可以用怨、悲、豪、义四个字来概括。

疲惫地站在城市的人生起跑线上，青春不再，晃如一梦，十之八九几乎一无所有，几乎一切的生存内容从零开始，甘而不怨的太少太少。

“上山下乡”这一场几乎波及到冲击到一切城市家庭的运动，乃“文革”中之运动，运动中之运动。否定“文革”，必重新评说“上山下乡”运动。而“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经不起直率评说的。因为它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减缓当时城市的就业压力。并且，一令既下，地动山摇。一手既挥，无敢抗者。对于绝大多数城市百姓人家的子女，根本没有第二选择。所谓响应号召没商量。对于被打倒的“走资派”的子女，被贬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的子女，政治成分被划入阶级另册的人家的子女，尤其不是“上山”不“上山”，下乡不下乡的问题，而是只配上到哪里下到哪里，没资格问去哪里。比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二批“知青”，需通过所谓“政审”一关。有“政审”不合格的知青，写了血书以表决心才被批准。更有的硬是追随强去，驱而不离，赶而不返。如此一来，倒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年显得很神秘。于是后来报名者较踊跃，仿佛非是下乡，是变相的参军；非是务农，是变相的当兵。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无“炒作”意味儿。但在当年，哪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中其实都没有“炒作”的意识，只不过本能地遵循“政治第一”的一贯原则，一本正经地煞有介事罢了。

“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始目的一被触及，其理想色彩彻底剥落，“知青”们头脑中残存的使命感化为乌有。明白了自己只不过是解决当年城市就业难题一大举措的牺牲品，明白了是伟大领袖当时希望尽快结束“文革”混乱局面的“一着棋”，于是觉得自己们不但是被“撵”下去的，哄下去的，而且简直是被“诓”下去的，难免悲从中来。怅回首，昨今追求两茫茫。泣忆无数个“客愁西向尽，乡梦北归难”的流放日，“心不怡之长久矣，忧与愁其相接”。那悲中，自然还有着不知究竟该向谁倾诉的灰。何况，当初的理想色彩和使命感，在近十年的艰苦岁月中，在仿佛被抛弃了的日复一日的企盼中，本已从他们的心理上精神上瓦解得差不多了。如同鱼市收摊前的活鱼，拨一下虽还能在浅水中游动，扔到案上虽还能剧烈扑腾，但已是鳞败鳍残了……

但是，他们当年毕竟的都拥有着一种至关重要的资本。那就是年龄。二十六七三十来岁三十多岁的年龄，无论打算对人生作何进取，为时都不太晚。年龄是返城“知青”当年唯一的资本。令全社会不同程度所同情的整代“遭遇”，具有苦难色彩同时也便具有了沧桑色彩具有了坚忍色彩的经历，与上一代人相比磨而未圆似乎仍显得咄咄逼人的棱角，与下一代人并论不卑不亢似乎人生经验极为丰富的成熟，又使“知青”这唯一的资本成为“知青”唯一的傲。此傲不无受过严峻洗礼之意味。在返城初期，“知青”唯靠此傲支撑着奋斗精神，保持住心理平衡。

此傲是“知青”的精神味素。

义——这是“知青”返城之初普遍都愿恪守的做人原则。无论兵团“知青”，还是插队“知青”，返城之前他们都必因同命运而相怜，而相助，而相呵护。因为，对于当地人，“知青”是外来者，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倘当地人欢迎并关怀他们，则他们无物以报，唯有奉还感情奉还以义。倘当地人排斥他们甚而歧视他们孤立他们打击他们，则他们相互之间并无任何财富的团结基础，亦只能靠了感情靠了义而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义是“知青”近乎发配的命运对他们的启示。他们在很短的时期内便领悟到了这一点。但事实上，当地人排斥歧视甚至孤立打击他们的事件虽有发生，却肯定是极其个别的现象。就普遍情况而言，无论是兵团的老战士，农场的老职工，还是乡村的农民，当年对“知青”们既是欢迎的，也是尽可能予以照顾和关怀的。个别事件不但存在，还很恶劣。我们于此强调的是普遍情况。故时至今日，许多知青念念不忘常系心头，谈起来动声动色的仍是与当地人那一份情。彼此的情中也确有桩桩件件感人之事。而当年欢迎过后来又依依相送过“知青”的农民、牧民、山民，忆起从城里来的“学生娃”们，往往也是此情绵绵。他们会牢记着“知青”教师教过他们的子女，“知青”医生为他们治过病，或为他们的女人接过生。即使对于当年表现很差甚至极差的“知青”，他们谈起来时的态度，也如同是在回忆不懂事的孩子的淘气行为或恶作剧，仁义宽厚溢于言表。无论对于当地人还是对于“知青”，往昔的岁月里，都有着“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的情义；有着“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的温馨；有着“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的真挚；有着“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的古道衷肠。我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当年的南北“知青”。我有充分的根据说明，“知青”们最无怨言也最感欣慰的是，当年毕竟和一部分别种样的人民休戚与共过。他们是“知青”们在城市里所接触不到的，完全陌生的。而且，是生活穷苦的，随遇而安的，非常本色的一部分人民。在“知青”们心目中，在今天，对他们身上美好的方面和惰性的方面了解得一样清楚。

用一位“知青”的话说——“唯一不后悔的是，曾和那样的一部分人民在一起过。”

返城初期，“知青”们有一种不习惯。深析之，是一种怕。怕那只无形的，划分城市人命运格局的大手将他们抚散。那只大手是导演城市通俗故事的上帝。它重新定位城市人的命运。它几乎毫无规律地，随心所欲地，完全按照自己好恶地抛撒机遇。它嫌贫爱富极端势利眼。它只关照离它最近的人。对离它远的人的存在几乎不屑一顾。迅速被抚散的“知青”经常寻找机会靠拢。只要靠拢在一起便不免会彼此谆谆告诫，一定要“相峋以湿，相濡以沫”。仿佛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在城市生存下去。仿佛一旦不再是群体，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他们希望互相拉扯，希望仍如当年那样互相呵护。因为他们几乎都一无所有啊！然而城市对于他们却另有一番教导。那教导现实得近乎于冷漠，全部内容差不多便是“相忘于江湖”。

城市喜欢在个人身上实验奇迹。

城市从不情有独钟地青睐一无所有的没落群体。

于是，十年后，亦即1987至1988年左右，“知青”们的群体本能意识被城市格局这柄篦子一遍遍地篦散了。城市也完成了对返城“知青”们的十年普及性“初级教育”。

怨的情绪在“知青”们胸中自行地淡化了。而且，他们都明白，怨是最没意义的。掌上厚茧仍在，胸中块垒犹存，只是返城初期幻想青春补偿，总欲引起社会特别关注和特别对待甚至优待的希望，完全而又明智地泯灭了……

悲还多多少少地、时不时地从情绪中流露出来，但已由总体的悲转变为个人的悲了。有人从疲惫中缓过来了，有人仍没缓过来，仍疲惫着。甚至更疲惫了。有人仍沉湎于当年的悲哀往事或个人的悲惨遭遇中不能自拔。那些往事当然确实很悲哀，遭遇也当然确实很悲惨，但虽属知青情结和话语，却似乎已不再能代表总体，而仅仅意味着是个人的了。十年的时间足以消弥许多事物，足以令人忘却许多最初刻骨铭心的记忆。有那种记忆然而境况好了命运之帆重新张扬起来的，渐渐地不悲了。有那种记忆然而境况仍糟着人生仍寻找不到港湾的，顾不上悲了。终于明白，归根到底，城市不敬重眼泪。他们或她们，尤其她们，开始学会将自己那一种悲严密地封存在内心里，只在特殊的情况下，特殊的人们面前才偶一流露偶一宣泄。返城后的境况不同，使“知青”话语开始多样。有时在同一场合，在昔日朝夕相处的人中，某人欢笑着，某人却在暗暗伤感着。甚至会发生言语冲突、话不投机半句多的现象……

义仿佛变成了空头支票。即使变成了空头支票，相赠予时态度也极为含糊极为犹豫了。因为，在城市里，在实际的迫待解决的问题方面而非感情慰藉方面，互相帮助显得异常的分量沉重了。沉重得使人轻易不敢承诺了。在都是“知青”的岁月里，我受委屈了受欺辱了你挺身而出替我伸张正义替我抱打不平；你病了我守侍床前体贴如亲兄弟亲姐妹是一回事——而且只要想做到，完全可以做到，几乎人人都能做到。但在城市里，替谁解决工作替谁调动更满意的工作，或帮谁的子女报入重点小学升入重点中学，则非有权力不可。有权力往往也需费些周折甚至费尽周折。无权的权小的心有余而力不足。有权的考虑到那许多周折态度含糊暖昧犹豫也在情理之中。而此时此刻，哪怕一方一再地表示并未“相忘于江湖”，另一方肯定也似乎品咂出了一丝分明“相忘于江湖”的苦涩。

在这十年中，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哈尔滨的或北京的上海的，亲登家门或写信向我求助的“知青”为数不少。困扰他们或她们的，无一不是人生的大问题，诸如“正式工作”之“安排”问题、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子女的户口问题和就学问题……而我当时的表现，每每先安慰，后摇头发愁。既同情对方，也同情自己陷入的尴尬之境。登门者写信者，自然相信会帮助他们的人非我莫属。而且相信，只要我肯帮助，他们的困扰就一定能得到妥善解决。仿佛中国有一个“知青”问题管理部，我是该部部长。如果对方们还拎着点儿“意思”，则我尴尬尤甚。我也往往不禁地要说些感情色彩较浓的话语，以图表现并未“相忘于江湖”。但是最终，我所能做的，仅能做的，也无非就是答应替他们给当地的领导写封信，或当即就给我认识过、耳闻过的“知青”出身的官员写封信。他们有的较为满意，有的很不满意，觉得我不过在变相应付搪塞，从此认定我最是一个彻底“相忘于江湖”的无情无义的家伙。而我却常因自己的转嫁“义务”惴惴不安。十年中我开出了不少空头转账支票，每次都难以预测那些收到的人对我究竟作何想法。居然侥幸起作用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极少极少。既是相求者的侥幸，也是我自己的侥幸。

十年中，当年的“知青”在北京有过几次规模较大的集聚活动，影响辐射至天津、上海、哈尔滨。影响最广策划最成功的一次，当属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黑土地回顾展”。这次活动凝聚了许许多多北大荒知青的热忱参与。许许多多的人为此做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那是无报酬的参与。是完全业余的参与。是完全自愿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的参与。我认为，“回顾展”收集到的林林总总的“知青”实物，以及“知青”日记和书信，对于以后仍有兴趣继续研究“知青”命题的人，颇有参考价值和认识价值。“回顾展”同时也是一次较成功的“知青文物”征集活动。

“回顾展”的绝大部分文字出自我笔下。姜昆们做了局部的删改补充。出自我笔下的文字，总体调子似太沉重和悲怆。姜昆们加入了些轻松和亮色。我认为他们的删改补充是必要的。否则，“回顾展”也许难以成为事实。这些文字后来全部收入《黑土地影集》。“回顾展”之后，出版了两部书。一部是《北大荒风云录》，一部是《北大荒人名录》。我是此两部书的编委之一。但我实际上所尽的编委义务和责任甚少，只看过“风云录”中三十余篇的手稿。此书的编辑原则是——保持原貌，不做任何加工。所改仅仅是错字、白字、病句、不规范的标点运用。

我认为“风云录”是一部从多侧面多角度反映当年北大荒“知青”生活的难得的纪实书。其纪实性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其中多数知青第一次写关于自己知青经历的回忆文章。甚至是生平第一次写所谓的“文章”。甚至以后再也不会产生写“文章”的念头。他们和她们，将自己当年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亲身遭遇、真真切切地、虔诚之至地汇入“风云录”中了。

我认为，我迄今为止的一切知青作品的总和，在诸多意义方面，根本抵不上一本“风云录”。

我认为，“风云录”是一本很值得保存的书，相比之下，我的一切知青作品，其实都不值得任何人保存。

我甚至认为，一个人如果了解北大荒知青当年的真实生活的愿望大于读小说的兴趣，那么他或她其实完全不必读我的知青小说，只读“风云录”就够了。

“风云录”中也收入了我的一篇小文。我当时是很不想写的，但编委们非常希望我也写一篇。写完了，我仍不愿被编入，编委们传阅后觉得还可以，恭敬不如从命，我只有依从。

我实心实意地说，我的一篇小文，是“风云录”中内容苍白空洞的回忆之一。这有两个原因：一，作为一名当年的北大荒知青，虽然别人吃过的苦我都吃过，别人受过的累我都受过，但也仅此而已。由于出身工人家庭的先天优势，并不曾受过格外不堪忍受的政治歧视。所以，我的知青经历中，并没什么特别使人同情的遭遇。对于没“上山下乡”过的次代人，我的知青经历似乎新鲜不乏色彩；而相对于知青一代，其实寻常得不能再寻常。二，由于我的职业是写作，此前写了大量知青小说或回忆性“文章”，感受早已耗用，早已没有什么另外的特别值得一写的“个人事件”。并不特别值得写却为写而写，苍白空洞实属必然。

据我看来，一本“风云录”中，普遍写得好的，恰是那些初写者的“文章”。都写得不怎么样的，是我等所谓“知青名人”，以及职业与写作的关系太密切的人。原因，恐怕也如我所述。

《北大荒人名录》则是一本很特殊的书。在中国，在它出版以前，绝没有过那样一本书。它实际上是一本活人的人名索引。一本不折不扣的通讯录。这一点，书名体现得很明确。如果不看书名，信手翻来，有人准会以为是一本电话簿子。它收入了二万八千多人的姓名、以及他们和她们当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原属师、团、营、连、职务、目前的通讯地址、工作单位、身份、家庭和单位的电话。

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书呢？

当时的动机何其的良好何其的富有理想色彩啊！

记得在讨论这本书的意义时，我做过这样一段发言——我们北大荒返城知青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别人可以指出许多，但我认为是群体意识。西方又叫“社团精神”。这是好的特征，应该继承发扬。时代骤变，我们许多北大荒返城知青人生失重，所以需要帮助。而我们之间的相互帮助，目前最是义务和责任，亦最可贵。那么这一本“人名录”，就向愿意相互帮助的，尤其是需要帮助的我们的返城知青伙伴，提供了非常之实用的线索。不愿帮助别人的，就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加上。既加上了，就一定要是真的单位，真的通讯地址，拨通就能找到你的真的电话号码。在这件事上若弄虚作假，既无必要，也很可鄙。

我还说，假如某一天，某一个陌生人叩开了我们在座的谁的家门，他或她手里拿着一本“人名录”，说自己就是通过“人名录”找到你家的，说自己是“人名录”上的哪一个，说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急需什么样的帮助，那么“人名录”的意义就起到了。自己帮得了的理应热情帮助，自己帮不了的理应替对方联系“人名录”上的别人……

当时有人笑着插问一句：就像旧社会江湖上的人凭“道儿”中的帖子相互关照？

我也笑答：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咱们不是经常自诩都是北大荒“这条道儿”上走过来的么？姓名上了“录”，相互关照之时，更需各尽所能啊！

于是大家皆笑。

当时，大家的动机，的的确确这么简单，这么现实，又这么天真烂漫。

大家当时还热烈讨论，如何成立一个“北大荒知青基金会”，怎样在北大荒知青中卓有成效地开展扶贫和不幸救助活动等等。

应该肯定，这些原始冲动的出发点是良好的，友爱的。

但没有富豪和财团的赞助，仅靠北大荒知青之间凭热忱个人捐款，实在也筹不到多少钱。理想脱离现实，据我所知，“基金会”一事不了了之。也有关注此事的北大荒知青说，后来还是成立了。即使成立了，款项也肯定极其有限，根本不能落实初衷。

两本书发行后一年内，曾有各地到京的知青登我家门。都是我不认识的。光临时都带着“人名录”。有的有困难求助，我也只能照例写封信，“委托”别人关照。多数并没什么困难，无非见见面，彼此认识认识，共同回忆回忆。

某些北大荒知青，主观地以为，我肯定结交着很多很多的人，尤其结交着很多很多名人和官员。对于他们是困难的事，对于我解决起来易如反掌，一封信或一个电话就能办妥，仿佛社会只不过是单一成分的“知青码头”，而我是知青“袍哥会”中的“舵把子”人物之一。这说明返城虽然已经十年，极少数知青，似乎只不过由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插兄”、“插妹”，转而变成了城市中的“插队”者。他们的意识仍停留在昨天，他们在城市中的交往范围仍特别局限。甚至，可能除了当年的知青朋友，仍没有别的朋友。他们还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对知青群体以外的人，陌生而又自行地保持距离。从他们身上看出了这一点，当年常使我替他们感到忧伤。

其实，我自己当年在城市中的交往范围也特别局限。除了电影界、文学界、出版界和少数新闻界的人，我当年也基本不主动与别的方面的人交往。我一向的人生原则是，如果我不求人会少活一年二年，那么我宁肯不求人，宁肯干脆少活一年二年。当然，如果少活十年，我也是会四处求助的。但是，我与某些返城知青的命运境况毕竟大为不同。我的工作单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这在当年是令人羡慕的单位。我是小有名气的作家，而且是北京户口的作家，这也令人羡慕。我的工资虽然不高，但已每年都有稿费收入，而且逐年增加。我的人生已经稳定。眼前暂无困境，以后似乎也不潜伏着什么大的危机。总而言之，我尽量不求人，少求人，比较可以做到。而他们是多么令人同情啊！尽管返城已经十年了，他们中有人仍夫妻两地分居着；有人由于返城当时的种种特殊原因，夫妻一方仍留在农村、农场或兵团；有人仍无可称之为自己的“家”的小小居住空间，走时一人，返城三口，不得不寄居于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屋顶下，而后者们的城市居住空间同样是极有限的；有的人的子女仍无法在城市中正常就学……

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乃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十年，中国几乎分不出精力和能力关怀他们。做出允许知青返城的重大决策，已然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果断与魄力。倘没有许多干部甚至极高级干部的子女，以及高级知识分子高级民主人士的子女当初也被卷离家庭卷离城市，而仅只是老百姓的子女“上山下乡”了，估计决策未必会做得那么干脆果断，也未必会那么快。按照历史的时间概念看，粉碎“四人帮”与知青返城两大决策几乎可以说是依次做出的。应该承认，在前十年内，中国已尽量做了它力所能及的安置工作。各大城市中适时成立的“知青安置办公室”，皆较为配合地为知青服务着。当然，因为知青们的家庭背景不同，这种服务的区别性必然是相当之大的。对于最广大的老百姓家庭的返城知青，服务的主项也只能是解决工作问题。他们大多数人所面临的选择是建筑行业、环卫行业、低等服务行业和街道手工业作坊式的小工厂。命运迫使他们不得不四处求助。而知青群体是他们在城市里仅有的主要的“社会关系”，他们中大多数人，只能寄侥幸于这一种仿佛带有血缘色彩的、庞大又单纯的“社会关系”。倘这种侥幸也意味着是一丝希望，那么它是一种不乏热心但是能量有限改变不了什么的希望。在返城前十年，在知青之间，互助的热心的确是一种城市现象。如果准找到了一份工作，如果那工作单位急需廉价劳动力，那个谁就往往会呼啦一下子引来自己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当年的知青伙伴儿。这现象当年在城市里极富人情味儿。无私而又义气。好比如今某些在城市里已经站稳了脚跟的“打工妹”、“打工仔”，恨不得热心地将家乡的姐妹们兄弟们都召集在自己身旁……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中，在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没举办“黑土地回顾展”时，知青们以新疆、云南、内蒙、山西、陕西、北大荒等等不同的地域为旗号，以大大小小的当年的群体为单位，实际上不断地举行着集会。集会的动力既有保持感情的因素，也有依持互助的心理需要，还有引起社会关注的本能意识。至于在集会时大发“青春无悔”的感慨，抑或“还我青春”的吁喊，倒是根本不值得“友邦惊诧”更不值得大惊小怪之事。某些据此所作的，仿佛别人都愚不可及，唯自己好生深刻，反省好生彻底的文章，依我看来，倒是有点儿哗众取宠。因为一旦自己稍稍混好了，无视自己广大同类的生存现状，不从同类心理需要的深层加以体恤和理解，指手画脚地嘲为“愚顽”，实在是很讨厌的。

前十年中，凡邀我参加的知青集会，不管所亮哪一地域的旗号，我都尽量参加。我当然从未企图变成什么知青活动家。仅仅当作家，并且当好，我已力不从心。但是我常想，我毕竟也是十年前的知青之一名，虽无实力帮助任何人，一份感情的融注还是完全应该的。并且，我觉得我比较能够理解自己同类们希望继续保持群体依持关系希望彼此互助的心理需要。那在当年既十分正常，也十分值得尊重。尽管从长远看，是不甚可取也是容易自误互误的。几个人围拢一只火炉是烤火，几十人围拢一只火炉是取暖，几百人围拢一只火炉则只不过是“扎堆儿”了。那“火炉”是心理需要现象，集会是形式现象。

所以，在我参加过的知青集会中，言“青春不悔”的，我从不与之争执。言“蹉跎岁月”的，我深表同感而已。

最早最热衷于知青集会的，往往是返城后境况不良甚至境况艰难的人。综上所述，这是较符合现象规律的。他们非常希望吸引返城后境况令人羡慕的知青参加。而后者们常常借故回避。后者们当初一心重新开始设计自己的人生，对于知青集会并不感兴趣。于是前者们殷殷地动之以情，执念游说。

后来情况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前者们失望了，索然了，不再怎么热衷了，终于明白，集会一百次，张三还是张三，李四还是李四。境况好的境况更好，境况不好的依然不好甚至更加不好。于是由积极而消极了，由不倦的发起者而仅仅充当参与者了。后者们则开始有兴趣了，由消极而积极了，由被游说而尽量吸引别人了。这也符合着一种规律，所谓“无忧的怀旧”。后者们已不但无忧，而且已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会能力，集会由他们发起，比由前者们发起有声有色得多。不必讳言，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作为召集者，热忱中既有感情成分，也都有功利成分。只不过体现于前者，功利成分和感情成分不那么分得清分得开。仿佛是水乳相溶的。因为那一种功利成分是较单纯单一，完完全全可以直言坦言的——彼此在最基本的生存层面上依持互助。随着时代一年年商业特征明显，知青集会的功利成分多了，显明了，为了消弥显明而暧昧了。所谓功利成分，无不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发起者或个人、几个人或大家受益的功利意识和动机。起码满足的是号召力、凝聚力，证明的是对一种社会群体的调动能力。而后者们实现功利预测之方式方法和效果，也总是比前者们丰富并易于达到，远非前者们所能相比。功利的成分，也往往不那么单纯不那么单一了。有些不便直言坦言了。说道起来不免的有那么点儿闪烁其词讳莫如深遮遮掩掩了。

“黑土地回顾展”是我以比较积极的态度参与的一次返城知青的大活动。

此后，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城市，以师、团甚至小到连为群体，组成了其数不少的北大荒知青“联谊会”，也相应地发起过几次活动，但我都没再参加过。据我想来，这些活动还是基本上以联络感情为出发点的，所体现的色彩基本上也只不过还是怀旧，还并未被其他功利目的所左右着。

对于返城知青们的怀旧，世人似乎一向颇多讽意。仿佛返城知青们，都非是“向前看”的积极的社会分子，而是不可救药的“向后看”的令人惴惴不安的城市消极成分。这是误解。那颇多的讽意，更显得大可不必的刻薄和少见多怪。

我认为，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临届中年的人们，一般总是有些怀旧的。怀旧乃是人类较普遍的“中年恐惧症”的表现之一种。某些人只知“老年恐惧症”，而不太注意到大多数人临界中年也是会产生不可名状的心理恐惧的。这种恐惧甚至强烈于人对老年的恐惧。所不同的是，“老年恐惧症”的怀旧内容往往跨越时空，直接地回到童年和少年时期。无人与之交流，他们便独自沉浸着，想象自己是儿童和少年时的忧乐种种。有人与之交流，回忆才顺序连上青年和成年时期。

老年人喜欢回忆童年往事；中年人喜欢回忆青年往事；青年人喜欢回忆少年往事。大抵如此，基本成规律。

也许只有少年是不怀旧的。

对于少年，昨天便是童年。昨天离“现在时”太近，近得难以剥隔。仿佛童年仍在延续着，还没完结，还在“现在时”演绎着相似的情节和故事。所以充分地占有着“现在时”，仿佛仍充分地直接地占有着昨天。所以用不着怀旧。

对于少年，明天似乎漫长而遥远，畅想时空广大无边。所以少年不是惯做“昨日梦”的年龄，而是惯做“明日梦”的“季节”。

青年是充满理想、憧憬或欲望、野心的年龄。大多数老年人已完全丧失了对以上诸方面的追求能力和竞争能力。即使仍执迷其中，也毕竟心有余力不足了。情愿或不情愿的，明智或无奈地进入了人生的“无为”境界。而除了大多数老年人，另外只有大多数儿童类此境界。所以大多数老年人乐于直接地回忆童年和少年，可以叫做“合并人生同类项”。

又，人喜欢回忆自己颇不寻常的经历。不管那是浪漫还是苦难，是人生逆境还是光荣资本。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他们皆从二十七八岁向三十七八岁匆匆地、毫无驻足稍停之机地疲于奔命地朝身后抛掷着他们的日子。皆不曾从容地消遣过美好的青春。青春对于他们似有若无。青春是他们的昨天。这昨天那么迅速地远离了“现在时”。身在“广阔天地”，他们还不太感觉到那一种迅速。倒是常常觉得度日如年。恰恰是在返城以后，岁月仿佛开始压缩着流逝了。于是大有度年如日之感。几乎皆愕诧于怎么一眨眼就是中年人了。于是“中年恐惧症”，作为中国的一种“代”的特征，从他们身上表现得格外显明。他们的怀旧，也就常以集体的方式，类似的色彩，并不想掩饰地张扬着。

他们怀旧便是缅怀自己的青春。

他们缅怀自己的青春便是回忆“上山下乡”的岁月。

那岁月里有他们的浪漫，也有他们的苦难；是他们的人生逆境，也常被自己们视为人生资本。

将苦难和逆境中走过来的经历视为人生资本，乃是古今中外人类比较共同的“毛病”。非中国知青一代特有的也不值得投以讽意，更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是，虽然返城知青们的怀旧等于缅怀青春等于回忆“上山下乡”的岁月；虽然“上山下乡”乃“文革”运动中之运动——却不等于念念不忘地回忆“文革”岁月更不等于缅怀“文革”。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国返城知青们，首先被某些中国人故意地，甚至可以说是不怀好意地歪曲了，也可以说常常遭到不怀好意别有用心的诬蔑和诽谤。那某些中国人，首先是些舞文弄墨者。诸如某些文人，某些记者——他们中自以为深刻，自以为敏感，又专好靠了这两种“自以为”煞有介事地经常吹出一串串是非泡沫的人。他们或她们像些雌雄螃蟹，吐沫自娱，总是企图引起世人对自己的注意。世上本无事，也没那么多所谓“热点”、“焦点”，有时纯粹是他们或她们搬弄起来的。他们和她们还是这样一些人——保全自己达到谨小慎微的程度，在大是非大事件面前一向畏畏怯怯，噤若寒蝉，这就使自己们的存在根本无法令人重视。但又常常沮丧于此，失意于此。那么只剩下一件事可做，便是搬弄是非借以营造泡沫话题。

在知青返城的前十年中，知青们的集会，往往被他们和她们武断地归结为“红卫兵情绪”。仿佛知青们一集会，“造反”又要开始了，“动乱”又要来了，“文革”又要重演了。由于他们或她们煞有介事的、杞人忧天的、故作深刻和敏感的话语鼓噪，颇影响当局对知青集会现象的正确判断和看法。当局本是对知青集会现象暗觉不安的，加之他们或她们煞有介事地分析，于是难免地布置防范，以应不测。因而知青们的集会，倘规模大了点儿，几乎必有公安局乃至安全部的便衣工作人员密切予以关注。甚至，连国外媒介亦受其迷惑，对中国返城知青的集会，做过多次离题万里的荒唐的报道。他们或她们中，有人自己也曾是知青，按理说对知青的集会现象，他们或她们是最能正确理解、最能正确加以分析的。但他们或她们往往偏不。偏要煞有介事地、故作深刻和敏感地向世人以及当局作莫须有之暗示。我对他们或她们是很厌恶的。而返城知青们集会前集会中每每自我宣扬的发扬什么光大什么的“青春无悔”之表现，以我的眼看来，其实也带有故作性、表演性。很大的程度上是持一块盾，既保护自己不受莫须有意味的攻讦，也同时向当局和世人作“平安无事”的回答。后来情况有了好转。因为返城知青的一次次集会，从未给社会造成什么不安定。于是，当局和社会对此现象首先充分理解，他们或她们的暗示自然也就不再被理睬……

“黑土地回顾展”后，我常对《北大荒人名录》心怀几分忧虑。反思我当时支持出版的那番言论，觉自己理想主义得可笑。返城知青显然不能成为永久长存的“城市公社”。一本“人名录”也根本不能成为促进互助的什么“宝典”。社会治安问题日渐严峻，险恶案件多多，倘大量流散世间，落入骗子歹徒手中，会不会被利用了呢？这种警惕性也许同样可笑。但据我想来，有比没有好。因而征求我意见要不要再版加印时，我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

再其后，内蒙兵团的知青们，出版了一本《草原启示录》。那也是一本很有价值的知青回忆录。

“风云录”和“启示录”，乃关于知青的两本姊妹书。它们的文学性当然会逊于知青小说，但资料价值却远非知青小说可相比。

“黑土地回顾展”和“风云录”、“启示录”的出版，使返城知青们的集会活动此起彼伏。但都是些小规模小群体的集会。

大约1992年春节前，北京又在工人体育场举办了“老三届文艺汇演”。

此次汇演的策划最先由东北农场局宣传队和北京的“北大荒知青联谊会”的知青人士们共同提出。我曾被邀请发表建议。

汇演就要租场地，就要租乐器，就要聘请舞台美工，就要制景，就要提前排练……一句话，要钱。

策划者们较为乐观，较为自信，甚至较为兴奋。

他们说北京有多少北大荒知青？至少十万。半数人看，就是五万。每票百元，便是五百万。再保守些估计，即使有半数人的半数看，一笔回收也是相当可观的。

商业运作的色彩，随着人们头脑中经济意识的增长，那么顺理成章地成为许多事情的前提和主导思想。

这其实无可厚非。今天除了政府部门组织和在经费上支持的种种义演，已再没有任何非商业运作的演出。

但当时我发表了言词较激烈甚至可以说情绪有些冲动的反对意见。

我说，卖票我原则上也能接受。但要看谁们来演，演些什么，水平如何？靠当年的知青们演，演些知青宣传队当年的节目，水平不难预见。纵然补充新的节目内容，也必是些匆匆编排的节目，水平还是可想而知。水平注定了不高，怎可向当年的知青售票？北京是大城市，数九寒天，又是晚上，返城知青们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看了一场水平不高的演出，而且花了钱买的票，心中会作何想法？我不信他们会带着满足感深更半夜在寒冷中久候公共汽车回家。

策划者们说少演几场行不？票价低些行不？

我说不是少演几场的问题，据我估计，最多只能演一场。第二场就会来者寥寥。返城已经十几年了，别一厢情愿地将知青们集会的心劲儿估计得过高。大家都是四十好几的人了，当年那份儿知青情结即使不泯，也不必非以这一种方式体现。至于票价，除非以相对的收支平衡为原则。如掺杂获利动机，我肯定是不参与的，也不会为此做什么……

我的激烈言词等于是大泼冷水，气氛为之沉闷。我说完，也不管别人的感觉怎样，起身匆匆而去。

后来，他们放弃了策划。可能我的话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我的话当时听来逆耳，但是经他们细细一想，也许认为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大约一个星期后，内蒙兵团的“首席召集人”马小力和一名似乎是当年插队山西的女知青来到我家。小力是《草原启示录》的总编辑者。她们出示了一份演出策划书征求我的意见。我大略一看，觉得类似我激烈反对过的那一策划。一问，果然便是。原来那一策划被某文化公司接了过去。北大荒知青既放弃了，他们便找到内蒙兵团的“首席召集人”马小力。出于拓宽对象范围的考虑，将“北大荒知青”主题改为更宽更大的“老三届”主题。

我坦率地向马小力重申了我的顾虑和不变的态度。

小力沉思良久，也对我直言：第一，此事必做不可。因合同已签。前期经费已投入。有些节目已开始排练。而且已进行宣传，没了退路。第二，预先没想那么多，但认为我的顾虑不无道理。第三，接受我的建议，摈除一切商业目的，以不售票为大前提。至于资金，她负责“化缘”。有多少钱，做多大事。倘出现超支，亦由她尽量解决。倘经费居然还剩余，以某种方式慰问某些知青。

她的当场决定甚合我意，也令我大为感动，于是我表示愿意参加，并做我力所能及之事。实际上小力再没为此事“麻烦”过我，我除了对节目单提出某些调整和补充意见，根本没奉献过时间和精力，只不过届时前去观看了演出。

入场的人比我预料的要多些。演出者们情绪较饱满，观看者们的情绪也较共鸣。谈不上水平，但是台上台下气氛融洽热烈。节目中当然少不了某些“老三届”当年熟悉的知青“革命歌曲”。刻薄之人也当然有理由据此大加嘲讽。但在我看来，那除了是共同的怀旧，娱乐一场，并不说明别的什么。因为不售票，实际上仅仅意味着一些当年是宣传队员的知青，返城十几年以后，在春节之前，向另一些知青表达一种未相忘的情感。据我所知，许多在环卫单位和殡仪馆工作的知青以及他们的子女，被特别优待地安排在一等座位。

对于他们，也许只有在这种活动中，才能不花钱而坐一等座位吧？也只有在这种活动中，才能觉得自己和台上的演出者之间有深厚的情感关系吧？

据我所知，最终结算下来，经费还是超支了。所幸超的不是太多。

至于小力怎么堵上窟窿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难得马小力那一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精神和“一切包在我身上”的气魄。

那一场义务演出的义务主持人是王刚。

它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知青活动。

此后，我有意识地渐渐远离一切所谓知青话题。北京以及其他各城市的知青，也再没发起过算得上任何社会现象的知青活动。传媒中五花八门的话题层出不穷。“花边儿”炒成大块儿新闻的事例比比皆是。中国已进入空前的泡沫话题泛滥成灾的时代。城市人被此泡沫整日淹没其中，谁都烦得要命但是无处逃避。我每每暗自庆幸所谓知青话题的归于寂然。心想这对知青们首先是天大的好事。不是明星不是演艺圈内人，终于被整体地忘却了，终于不再被整体地说长论短了，也终于都能够面对身为父母身为中年人的现实而“相忘于江湖”，这比总被整体地当成件似有分量其实已毫无分量不关大多数城里人痛痒之事一再地旧话重提老生常谈要强得多啊！有时候被忘却简直意味着是被仁慈地赦免。

而今年，是“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是知青返城二十周年——会有不甘寂寞的知青发起什么纪念活动么？

我想，肯定不会的。

我想，我的大多数同代人，经历了十年的农村“再教育”又经历了二十年的城市“再教育”，对于自己远逝了的昨天肯定早已是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了。这后十年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与前十年的欲休还说欲休还说心理况味大为不同。并且，也该终于省悟，改写了各自命运的那件三十年前的大事，原来从任何方面都是无须以任何形式纪念的。不管是多少周年，其实对自己们的“现在时”，都已经毫无必要毫无意义了。

由别人们想着，达到的纯粹是别人的目的。

自己念念不忘，继续蚀损的纯粹是自己的心智。

我想，即使有人又策划什么活动，那人也许反而非是知青。因为若是知青，当能理解知青们甘于消弥掉知青情结甘于寂寞的心。

当然，书还是尽管出，唱片还是尽管制作，专题片访谈录还是尽管拍摄。

因为许多人毕竟还得做自己职业要求做的事情。

这才是从现在至以后知青话题老生常谈的真相。

但是谁若企图使知青话题又热起来，恐怕演习浑身解数也是妄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