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孤寂的灵魂——知青施庆祝之死
一个孤寂的灵魂
知青施庆祝之死
这些不幸者中，施庆祝是唯一自己亲手把自己的生命给了断的，1972年国庆前的一天，他用一根绳子终结了自己的一生。
那天清晨，我们还在睡梦中，保卫干事急冲冲闯进屋来查人：“施庆祝在这儿吗？”我们都惊醒过来，有人回了一句：“急什么，他又不会死的啰！”谁知保卫干事竟然说：“兴许是死了！”这一下，惊得我们顿时都坐起身来，感觉到出事了。看窗外，脚步咚咚，很多人都朝着一个方向跑，施庆祝上吊自杀了！
在阴暗的猪棚里，施庆祝直挺挺的悬梁吊着，身子比平时长了许多，眼紧闭，嘴微张，垂着的手里握着他戴的黑框眼镜，一身全新的灰色的卡，折缝清晰可见，脚下一张小凳子翻倒在泥地上，周围烟头遍布，还有一盏熏黑的油灯。可以想见，半夜里，在一片风声中，在这阴森森的猪号里，他是怎样在自我斗争，怎样在生与死之间苦苦挣扎。
施庆祝，你就这样走了吗？你还年轻呀，就一点儿也不留恋这人世间吗？我凝视着他那张惨白的脸，真想问问他，但他魂已西去，不可能给我回答。这个问题在以后很多年间一直萦绕于怀，特别是我在生活中享受快乐的时候，常会在脑海中不觉浮起施庆祝的脸，一张沮丧无比的脸，眼中充满痛苦，又殷殷的带着企盼，似要找人对话、诉说。因为他生前是那么孤独、寂寥，他始终处在不被人理解、毫无温暖、常常遭受冤屈的状况中。
1969年6月，施庆祝和我们一起下乡来到引龙河六分场，他是作为“社会青年”加入上山下乡大军的。“社会青年”是个难听的称谓，专指那些未能考上大学，在家待业、无业，被嘲笑为‘吃老米饭“的人，常常被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小孩子也编着儿歌羞辱他们，使他们走路不敢抬头。社会青年最后的出路不是到新疆就是到黑龙江。施庆祝就属于后一种。虽然他“混迹”于带有革命色彩的我们这批上山下乡洪流中，但还是很快被大伙无情地甄别出来，于是仍少不了背后被人嘲弄，常有人会扯出他这个身份说事，肆意贬低一番。
“吆! 施庆祝不是社会青年吗，怎么还是个团员？”分场开始整建团活动，好几个人都发出这样的诘问。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施庆祝不仅是个团员，还曾担任过里弄团支部书记。
大概习惯了，施庆祝平日里总是沉默寡言，不喜欢和人交往，顾自打理自己的生活，那副近视眼镜后面两只小眼睛灵活、精明，给人一种“小农经济”的印象，他经常会不知从哪里去弄来豆角、白菜，在火油炉上煨上一个小锅菜，改善伙食；他手脚不闲，不是忙着锯就是忙着刨，打个木箱，小凳子，或者搭个搁板架什么的，把自己破陋狭小空间搞得好一点。他的泥瓦工手艺一流，抹个墙是光溜光溜的。应该说，他勤劳能干，很能吃苦。但不知为什么总不落个好，人缘很差，别人总要挑他的刺，指责他“自私”什么的。应当说，他是有点自顾自忙活，但那时候谁不是爹死娘嫁人，各人管各人？而其实，他心并不冷，也有不少助人的举动，只不过他的举动都被人曲解；
连队里的劳动，他也不含糊，有股猛劲，扛包、灌袋、上跳板，有时候玩命一样的干，须知他是有腰伤的；他还爱动脑筋，总能琢磨点道道出来，出个主意啥的，是干活的一把好手。然而无论怎样，总还是吃力不讨好，大家伙还是不会表扬他半句，还是要诟病他，领导如果有什么不满意，也常常在批评中有他的影子。
因此，施庆祝经常表现出颓唐、无望的样子，垂头丧气，佝偻着背，不像一个年轻人，倒像一个巴结老农。眼镜脚断了，粘着橡皮膏，又平添了几分穷酸。也许因为自卑需要用格外的刚烈来掩饰，他有时候特别争强好胜，强词夺理。我好几次在走廊上经过他住的房间，听到他和同屋的人在争执，声音嗡嗡作响，很远都听得见。但他底气不足，对方唇枪舌剑一来，没多久就闷掉了，继而变成不服气的叨咕、嗫嚅。他和同屋的人都不睦，因而时常吃瘪。他在农场里没有一个朋友，不受欢迎，一次他到我们寝室来借铁锨，看到铁锨靠墙而立，刚要伸手去拿，立刻有好几个人嚷起来：“没有铁锨，没有！”“不借不借！”他顿时无比颓丧，悻悻地走了，这时候，我觉得他十分可怜。
不被理解、不受欢迎的日子就这么过着，其间，霉运又牢牢缠住了他，大伙都知道的至少有三件事，像三把刀子，深深扎进了他的心里。
第一件事是西瓜事件。下乡没多久，有一次我们大约二三十号人到哈尔滨去玩，回途经过北安车站，看到站台上堆着不少待运的西瓜，知青们正是又饿又渴，于是“狼性”大发作，蜂拥而上，纷纷抱起大西瓜，躲上一列停着的空列车，砸开来就吃。如果瓜馕不红，立刻扔掉，换一个再砸开，尽拣甜的吃。顿时车厢里破碎西瓜满地，一片狼藉，而我们汁水横流，爽得连连叫好。
不久，这“西瓜大打劫”不知怎么反映到农场里来了，而且居然说是施庆祝策划带的头，于是一场批斗会降临到他头上。他被勒令站在人群中央，某干事一页一页读着他的罪状，男女知青好奇加兴奋地聆听他的历史和现行。尽管狠狠上纲上线，但好像都是芝麻绿豆的小事，唯有他的恋爱史让人感兴味，给人印象最深。在上海时他同一个女社会青年相爱，后来偷尝禁果，因此被作为“资产阶级生活腐化，不正当男女关系”遭到处分，撤消了团支部书记职务，从此打入另册。女朋友忍冤含羞被迫落户宁波嫁了人。他则从共和新路旱桥跳下自杀，但摔在驶过的煤车上，人没死，腰从此摔残了。（外界曾说他的腰伤因偷窃被民兵打伤的，也是讹传）。当某干事在朗声念到施庆祝同女朋友发生了“21次”关系时，观众群发出了一片惊呼，不少人感到这批斗会“杀根”、痛快，女青年更其愤慨。施庆祝浑身颤抖，额上沁满了冷汗。从此，施庆祝罪大恶极，形象越加丑陋，他干活稍用了点劲，女青年就一片声的讨伐他：表现自己，居心不良！防他胜于防狼。而部分男青年则在背后给他起了个“直快列车”的绰号取笑，从北京到上海的直快车次是21次。
施庆祝自杀后，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三张照片，两张是和父母的全家照，一张是女朋友照片，上面布满了泪迹；他庄重穿着离别人世的新衣服，是女朋友从宁波赶到上海为他送行时送给他的，他平时不舍得拿出来，这是第一次穿，也是最后一次穿。
第二件事是杀猪事件。71年冬，猪圈失踪了一只猪，到处找，结果在野地里发现了肢残体缺的死猪。群众性排摸工作随之展开。不久，嫌疑人被锁定，又是施庆祝，证据是突然发现他近几天用猪油点灯。于是一系列专政手段接踵而至，开会批判、勒令检查、受领导训斥、到保卫科接受审问等等，据说施庆祝不承认，一如西瓜事件，态度很倔，保卫科姚干事就把枪拍得乓乓响来恐吓他。接下来，就是团组织对他进行组织处理。
在讨论开除他团籍的会议上，除了施庆祝外，另有六个团员，我入团不久，也在其列。当其他五个团员把手举起来决定开除施庆祝的时候，他把低着的头抬了起来，眼镜片后朝我投来乞求的目光，就是这张沮丧、痛苦的脸从此烙印在我的心中。施庆祝肯定明白，我的一票根本不能扭转局面，但他仍然寄希望我这一票，他是指望看到有人能稍微理解或同情他，指望在铁板一块与他对立的冰冷世界里，寻觅到一丝温暖。这瞬间，团组织的目光和他的目光同时交织在我身上，空气几近凝固，我犹疑着，斗争着，最后慢慢举起了手，那个时代，习惯了不能有自己的意见。这时，我看到施庆祝颓然垂下脑袋，难过地摇了摇，已是满眼泪水，而我掉过眼光，再也不敢看他了。
很多年以后，事情解密了，那只猪是一个陈姓知青给打死的，根本与施庆祝无关。
第三件事是“饭票事件”。72年9月下旬，听说食堂的饭票失窃了，数量不菲，接着听说偷窃者被抓住了，自然不是别人，又是施庆祝。到处都在流传，越传越活龙活现，有说施庆祝半夜从售饭窗口爬进去，刚得手，撞见炊事班长，吓得跪在班长面前求饶；还有说施庆祝已经承认是他偷的饭票，押到总场被保卫部门打得起不来，等等。总之，人们一边愿意相信是施庆祝又犯了案，一边又遗憾故事太简单，有了结局还不如是悬案、迷案来得刺激，于是更添油加醋。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证实，9月29日下午，他被再次传唤到分场保卫室那里确是事实。那天午间，我到食堂打午饭，因前一天刚下过雨，到处是泥泞和水洼，正巧施庆祝从屋里走出来，仍然是苦着脸。他看我没穿雨鞋，在泥水前踌躇不前，就过来要背我到食堂，我推辞，他已经蹲下身来，我想起了他的腰伤，再推辞，他仍蹲着身子，使我恭敬不如从命。当我被驮着前行时，只听到他口中喃喃说了一句：“等一会叫我到姚干事那里去。”他这话似乎是对我说，又好像不是，而更多像是神经质的自言自语。午后，他就去了，这导致了他那背我时的温暖肉体在十余小时后变得冰冷僵硬，是不是总场以及姚干事声言要把他送去“强劳”引起的，不得而知，他那天直到傍晚才回来，耷拉着脑袋，步履蹒跚，总之，那个下午使他再次精神崩溃则是真的。夜里，我写文章到十点多，想到食堂去划拉一点夜班面条充饥，路过施庆祝那间小房间，看到房门紧闭，磨砂玻璃映出屋里跳动的火光，我想大概是施庆祝在油灯下写检查，竖起耳朵一听，隐隐有啜泣声，但我也没多想，就走过去了。谁知道这时候他正流着泪在写最后的绝命书，他已决定结束生命。
后来，据看到过绝命书的人说，那是份血书，四个角上用血粘起，里面是血写的“冤枉！冤枉！冤枉！冤枉！”八个大字。而我多年后，想起施庆祝那句似说非说的话，揣摩他是不是要告诉我一点情况，以便留下一点真相和证明。然而当时他终究没有明说。
这三件事一刀一刀把施庆祝杀死了。
施庆祝死的当天，总场保卫科长——一个说话下巴不断抖动的人，慌不迭的到施庆祝的睡炕翻箱倒柜搜寻遗书，始终没找到。原来施庆祝把绝命书藏在同屋孔庆绍的被褥下面，孔庆绍仗义，捐弃前隙，躲过了“组织”逼迫,设法把它转送给了他的上海家人，做了一件大善事。
当晚，革委会一夜灯光未灭，保卫科长率一帮干部通宵开会，逃避责任是主要议题。第二天一早，我作为连队文书，奉命去龙镇发电报给死者家人，电文是“悲观厌世、自缢身死”，无异于说他自绝于党和人民，这就是他们讨论一晚上的最大成果，八个字把一个人的一生无情地打发了。
施庆祝命运是如此的多舛、孤独，伴及一生，即使死后也没有得到丝毫温暖。他和家人关系也不好（据说是大学考不上的缘故），接到电报后，他的父母不愿来，也不敢来，儿子盼望的申冤自然也成了泡影。只有同在黑龙江农场的妹妹来了一趟。
施庆祝的薄皮棺材被拉到东山岗上，没人给他挖墓穴，就扔在乱草丛中，未能落土为安。多年后，人们发现他的棺盖早就不翼而飞，等于是将他暴尸天下。他的墓碑始终没有，也没人过问，后来有人在一块简单的木板上草草用毛笔写了“施庆祝之墓”几个字来代替，没有身份，也没有生卒年月，仍然是没人愿意拉到墓地去给他立上，所以他始终是无名孤魂。这块所谓的墓碑一直躺在一连的屋后。有人恶作剧，把它夜里竖到女生宿舍门口，并装鬼叫“施庆祝来了！”女知青出门乍一见到清冷月光下“施庆祝之墓”，无不吓得魂飞魄散。后来，人们就把这块木头当作劈柴时的垫木，他的名字再次遭受众人刀砍斧劈，没多久就面目全非，终于被遗弃在乱草丛中了，消失了……
数年后，我们都已回到上海。每当国庆，满城火树银花之时，我就会想起施庆祝，想起当年那个国庆。那天家属区在结婚迎亲，锣鼓阵阵，鞭炮声声，而在食堂这一边，知青们正默默看着给施庆祝注射福尔马林防腐剂，气氛沉闷阴郁。当时我非常感慨，知青的命运何其凄凉，生活怎么这样沉重。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国家发展了，社会进步了，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常想，要是现在，施庆祝，你还会孤独吗？你还会走绝路吗？“社会青年”有什么不好，不就是现在的“啃老族”吗？谁还不知道就业困难而去歧视他们呢？“小农经济”有什么可耻，发家致富天经地义，谁不想日子过得好一点？以你的吃苦能干也许早就踏入老板阶层，过得潇洒舒坦了。“恋爱偷吃禁果”又有什么不可以，时下一夜情、婚外情都满世界是，挺着肚子奉子成婚也不罕见，恋人间的性爱谁还会去指责？特别是，现在人权和法制在中国已有长足进步，什么事都要重证据，你也可以申诉申辩，不必再屈于淫威。那个宣扬你隐私的干事，你可以告他“侵犯隐私罪”；那个摆弄枪支吓唬人的，你可告他威胁公民人身安全，侵犯人权；胡乱冤枉人、给你随意戴帽子的，你可考虑他是否有诬告、诽谤嫌疑；组织上轻率下结论作处理，你也可要求复议、仲裁，等等，社会已经大大宽容、宽松，思想意识日益多元化、开明化，人们的心灵不再封闭、压抑了，我们正逐步走向民主和法制，走向公平和正义，头上已是一片明朗的天，施庆祝，这一切你一定也看到了吧。
2004年夏天，曹伟伟、陈培宗、潘琪等众多战友去农场，千方百计找到了施庆祝的灵柩，献了花，烧了纸，深深鞠躬，代表了我们所有知青战友对他的理解、同情和内疚，尽管这来得晚了点，但他的灵魂从此不再孤寂了，他将重生于我们知青战友亲密的队伍中。
来源：新浪博客《引龙河畔》、《生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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