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与农民

强调一下：本文所说的“知青”指的是占上山下乡80%比例的插队知青，兵团、农场知青属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农民没有可比性。

总是有人认为：“人家农民比你们知青可苦多了！”以贾平凹为代表的自称“农民”的人，更是每每向知青表示不平和嫉恨。这话乍一听似乎有些道理，但是经不起推敲。

首先，知青和农民就不能对立起来看，二者逻辑上就不是互斥的，不能说：是农民就一定不是知青；也不能说：是知青就一定不是农民。这里应该搞清楚两个概念：什么是知青？什么是农民？

不要以为知青问题讨论这么久，“什么是知青”早就是非常清楚的问题。至今很多人，包括知青的同龄人，把知青和支农学生分不清，以为知青就是城市青年参加农业劳动，误认为不过是周期较长的支农学生，从来不知道插队知青去生产队是去当农民。更是忽略了各条战线上无数的民工，城市里的临时工、合同工，都是农民。成为农民的知青，也同样不一定始终在田间地里干活。

还有人认为，只有至今留在村里的才是知青，离开农村就不能算知青了。这样讲似乎留在农村也仍然不会是农民。这都是把知青和农民在概念上互斥的结果。

 毛主席跟邢燕子握手

如果记忆力不是很差，都应该想起，当初还有过“回乡知青”的说法。文革前的典型，就是鼎鼎大名的邢燕子，还有山西绛县的周明山。

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4年）的回乡知青周明山跟王进喜、陈永贵在一起

在文革中“接受再教育”的说法提出以后，知青就是特指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现在上山下乡运动中止了，不再有新的知青，知青指的就是在上山下乡运动阶段，曾经被知青管理部门认可的人。

为什么知青要“接受再教育”？早在1968年9月12日，就已经有“接受再教育”一说，但针对的是“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而且教育者是“工农兵”。知青本是“红旗下长大”，不关“旧学校”的事，唯一能解释通的：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于是就和“旧学校培养”划了等号。1968年的“1221指示”则针对了中学毕业生，而且把教育者去掉了工和兵，只剩下“贫下中农”。显然就是要以下农村的方式，解决数百万中学毕业生造成的城市就业危机。

可是我们下到生产队才发现，担任“教育”知青任务的人，却不是吃过旧社会苦、受过地主剥削压迫，大字不识，而且满口尽是是些反动话、下流话的贫下中农，而是他们的子弟，一代新农民，也就是以前的“回乡知青”。这些人实际上也和知青一样，属于“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

到这里我们知道：农民，实际上也是知青。

刚刚下到农村的城市青年，对农业劳动有一个熟悉过程。更有一些年纪小的，尚属“未成年”之列。无独有偶，村里也同样有刚刚从学校毕业回村的未成年小青年，就是贾平凹这样的“贾农民”，和那些岁数小的知青一样，也是在队里混工分，只能评到妇女劳力的水平。

但是过不到两三年，知青农业劳动熟悉了，未成年的也长大了，在队里也成为骨干劳力。不但要下地，也要承担队里的很多责任，比如当饲养员、放牧员、会计员、出纳员，也会被队里派出农民工，应付上级的修路、盖房、兴修水利、开山凿洞等工程。山西当然还有很多乡镇一级的煤窑，也都用的是农民工。同龄人中有分配去国营煤矿的，误以为当知青就是耪地，不用下井，还是把插队知青误当作了支农学生。

那么再谈：什么是农民？仅凭居住农村不算农民，大学生带薪下乡“插队”，不但不是农民，和知青也完全是两回事。只干农活不能算农民，兵团、农场也都是农业劳动，众所周知，那叫“农业工人”。挣工分在生产队分粮分红，仅仅做到这些也只能勉强算农民。真正的农民，不但应该是队里的主要劳力，还要能对土地担负责任。即便不是队干部，也要能够对农业生产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这样的标准看，“贾农民”根本就不具备农民资格。

另一方面说：用不了两三年，知青也会成为农民，成为队里一个普通劳力。很多地方的知青不但和农民一样挣工分，分粮分红，也一样有自留地、猪饲料地，同时也会担任生产队的干部。

既然农民也是知青，既然知青也是农民。那么“农民比农民”，又哪里来的“更苦”？说得通吗？

当然，所谓“苦”不仅仅在农田劳作方面，还要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政治地位是不同的，上面提到，同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但插队知青就是“再教育”的“接受”者，而回乡知青就充当着“贫下中农”成为教育者。笔者是1966届毕业的老高三，1968年插队在山西一个山村，当然就是“再教育”的对象。可是同班同学中有一个是北京四季青公社的农村户口，毕业了不能升学，也不能被招工，就只有回生产队。也应该属于“回乡知青”。他不但不需要接受“再教育”，反而是后来插队京郊“小知青”的管理者、教育者。即便是同班同学之间，也会奇怪地出现这样的差异。而邢燕子这样的人物，尽管至今被当作知青的老前辈，却是从来也不会和“接受再教育”沾边儿的。

笔者所在生产队，刚去时由一个同年龄的当地农民监管知青。为什么说“监管”，日后他透露给他下的任务之一，是要监视知青是否偷听“敌台”。其实 “监管”根本就不能实现，我们“敌台”照听。那个山村直到知青全部离开十多年后的1992年才通电，当时没有广播，没有电视，学校老师都不会讲普通话。所以当地人听不到、听不懂普通话，听不懂广播。我们去了不久就“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学说当地土话。把当地老乡“训练”得仍然是根本不会识别什么是“敌台”或“我台”。但是这个“监管”任务的存在，证明了知青是被当作不可靠分子对待，就是这样的政治地位。

和兵团、农场不同，生产队是自负盈亏企业，在劳动上和工分上必须有所差别：男女不会平等，也必然有“年龄歧视”，未成年人、年老力衰者，都不能和强壮劳力平起平坐。这方面知青的待遇基本上和当地人差不多，最开始会吃些亏，但不用多久，真正熟悉了当地的农活，也就基本合理，“贫下中农”在这方面还是通情达理的。但到了分粮食的时候，因为有按人口的“基本口粮”，农民家里老的小的一大群，用车拉，用驴驮。已是强壮劳力的知青，一肩膀就扛回去，这时就看到了差别。笔者这时就会对当地农民半开玩笑说：知青来这里是给生产队扛长活，帮贫下中农养活老婆娃。

众所周知，老三届插队知青首先面临的不是所谓“生活关”，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关。和兵团、农场不同，插队知青没有后勤，所有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全部是自己负担。不光是烧火做饭，更要下深沟去担水，上大岭去拾柴，淘、晒原粮，驾驴磨面，几十里山路去县城采购生活必需品。这些事情无论出多大力、流多少汗，耽误多少时间，都没有人提供任何收入。虽然都是农民，人家是当地人，不但熟悉当地各方面情况，而且有自己的房产，有自己的家庭，还有很多远近亲戚，一旦发生困难都会有办法应付。可是知青没有。

过年了，农闲了，十几岁的知青还是孩子，想家、想爹妈了，想回去看看了。这有什么不对吗？这难道不是人之常情吗？经济情况差的生产队分红分不下钱，知青拿不到买火车票的钱。一些经济情况好的队能分下钱，但“上级”有令：不卖给知青火车票。当时出现很多插队知青坐火车不买票的现象，完全就是官逼民反。

老高三的知青，到村里已经二十出头，恋爱中的知青要结婚，不但合理，也完全合法。但就因为你是知青，公社拒绝发给结婚证。这是在笔者下乡的山西夏县出现的真事。男女两人没有领到证还是住在了一起，于是被判“非法同居”，行政居留一周。事后，才不得不发给了结婚证。这个很有名的事件，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不错，当地人也一样的没有后勤，一样的自己负担全部日常生活。可是俗话说：好出门不如赖在家。当地人是在家，而知青是出门。县里在后山修水利，要求每个生产队派一个男劳力上后山。这样的“出门”，当地农民谁也不愿意去，因为不如在家能得到更适口的饭菜、更温馨的生活，也能更多地干自家的私活。但对于知青来说，在村里是出门，去工地还是出门。去工地反而是有后勤的，做饭的大师傅是回他队里记工分，不需要吃饭的人提供。有后勤，实际上是一笔无形的收入。在工地，当地农民和知青没有区别，但当地农民不情愿上后山，而知青反而积极。这现象足以说明在村里的生活，知青比当地农民要困难得多。

插队知青的生活状况被反映到中央以后，一个“容当统筹解决”的“最高指示”发出。更是足以说明插队知青存在严峻的生存问题！

“贾农民”嫉妒得要命的事情，据说是村里漂亮姑娘都愿意嫁知青。也许他那里是这样，笔者插队的地方完全不会有这种事情。孩子十二、三岁就都由父母包办定了婚，没有给知青留下的茬口。这样的非法婚约甚至还受当地法律保护，如果男方去当兵，未婚妻在家和别人要好，就是“破坏军婚”，判处徒刑。类似事件在笔者大队就发生过。随便找“小芳”？当心引祸上身！

和当地农民相比，知青只有一个“优越性”，就是有农转非的专用名额。这是很多研究知青问题的人至今没有关注到的，也是引起“农民不满意”，最终结束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之一。

仅仅在招生名额方面，因为有知青在，县里会增加一些，当地人有可能沾光，也无关地方政府的收支。但地方政府投资发展地方工业，被知青占用了专门的名额，就是对当地农民的不公平。本来这些农转非的机会都应该是属于当地农村青年的，拨给知青，就是赤裸裸地把大城市的就业危机转嫁农村的行为。“农民不满意”是理所当然的，但决非是针对知青，而是针对转嫁就业危机的政策。至于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利用权力，把原配给知青的名额私自转给亲属，一方面是以权谋私的不正当手段，另一方面，也不能以此认为是知青给当地带来的农转非机会。

综上所述，农民很多也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育出来的，知青也能成为农民，“农民比农民”，不会有“更苦”。当地农民已经解决的生存问题，知青是要重新面临、从头解决的，日常生活比当地农民更加困难。在“接受再教育”的阴影下，知青在政治上被歧视。知青占用当地农民的农转非名额，是把大城市就业危机转嫁农村的措施，是引起“农民不满意”并最终中止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