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心碑上的名字——长眠北大荒的知青战友

虽然岁月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过去，但是我们不该忘记他们，忘记那当年为扑灭荒火而牺牲了的战友。他们用自己年青的生命在北大荒这片土地上谱写了一首悲壮的颂歌。

尽管那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但仍让我记忆深刻。当年机炮连的战友后调到四营当通讯员的天津知青孙连华，这天骑着马从团部返回营部的途中，遇上了那场沼泽地连花池的荒火。

他来不及返回营部，疾速策马奔向火场。那是一场荒火，顺着风向纵横漫延着，站在连队的空场上，远远的就望见了这条凶猛的火龙。战士们都纷纷请战，但团里却指示机炮连原地待命，大家急切的等待着消息……这场火一直烧到第二天的拂晓才算熄灭。据说这场火请示了中央国务院，总理当时批示：一定要全力以赴扑灭这场大火，绝不能让这场火烧到中苏边境上。 

清晨，连长便召集了全连的战士召开了紧急动员大会。连长转达了团首长的命令，也算是战前动员。他要求战士们在注意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一定要把这次救火失踪的战士和牺牲了的战友们的遗体从沼泽地里全部打涝出来。

当时四月的东北边疆还是很冷的，而且莲华池又是典型的沼泽地带，战士们临行前都喝了暖肚的壮行酒，并带上了在寻找战友遗体用的绳索就出发了。任务完成后回来才知道，这次大火一共牺牲了八个战友，其中孙连华也在名单之中。 

因为孙连华曾是机炮连的战友，所以在团部任务安排中特别邀请烈士的父亲下到连队，让连队负责招待工作。 

记得团首长把孙连华的父亲接下火车送进招待所时，在向他讲述孙连华牺牲的整个过程中，这位坚强的老人始终沒掉一滴眼泪。在和遗体告别时，首长向老人指着放成一排盖着白布单中的孙连华遗体，请老人辩认。这位老人沒有掀开儿子身上的白布单，而是很沉痛地从八位牺牲战友身边一一走过，大慨他是在表达着一位老人对所有光荣牺牲的烈士的一种敬重，最后才掀开儿子身上的白色布单。他默默地看着儿子的遗容，此时的孙连华穿着团里为烈士们统一准备的新的绿军棉衣棉裤，头上戴着绿色棉军帽，那被冻的嘴角有些向上抽着，似乎像是微笑……我相信这位老人此刻心一定是非常痛的，从出生到养大多少亲情只有做父母的才知道。但从从今往后，父子诀别，自己的儿子永远的留在了那遥远的边疆。老父亲为儿子拉上白布单。他沒有哭，他把泪水都嚥到了肚子里。但是我想，他回到招待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时，那泪水一定会从感情的闸门中湧出…… 

第二天，团里派人陪着老人下到他生前的连队，也就是我们机炮连。当时战友们都不知该送老人什么礼物最合适，最后我记得是送了老人家一套毛主席著作，一共四本。 

不久，天津美朮出版社的同志下到兵团，搜集英雄素材，准备出版一本描写烈士孙连华的画册。当时连里曾推荐我配合工作，从中得知了八名烈士那扑救荒火时的许多感人的故事。后来孙连华的事迹编成画册，在天津掀起了向孙连华学习的热潮。 

连环画《愿将热血洒边疆：孙连华的故事》

今天回想起来，对孙连华的牺牲也仍然充满了感动之情：一个年青人在面对生死的关头，以自己的大无畏精神谱写了一首兵团战士的颂歌。虽然他们永远的长眠在了那美丽的兴凱湖畔，遥远的异乡，在我心中他们虽死犹生，那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外号叫傻子的小伙子其实一点都不傻。他是我们三十五团男子篮球队的左前锋，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运动服穿在他的身上显得松松垮垮。他有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平时看人眼睛滴溜溜的乱转，动作极其敏捷，说话滴水不漏。男队的队友们笑说：“这哪是傻子呀，整个一猴精！”

“傻子”是别人给他起的一个外号，他姓王叫王玉山，平时大家都叫他“傻子”，他也乐于接受。他是13连的北京知青，他与我们女队的王凤文、侯宝琴在同一个连。平时训练时男队员们就爱与他们开玩笑，说你们俩是一男一女都姓王，一胖一瘦，你俩匀乎匀乎正好，两人都笑而不答；而且两人都是左撇子打前锋，我们也都笑称，13连出人才、专门盛产左撇子前锋。 

傻子打球极卖力气，他个子高人又瘦，弹跳非常好，一般情况下前场篮板球都会被他拿下；他的零度角投篮也很准，每当他投进一个球时，他都会用眼睛看看大家，当得到队友的赞许的目光时他才会往回跑；他跑得也极快，只要后卫摘到篮板球，闭着眼睛往前场甩，傻子都能及时赶到接住球并把球送入篮筐里。由于他打球认真球技好，因此他是男队中的绝对主力。 

他人也很随和，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报以微笑，从不与别人为争。 

每次集训，他总是第一个报到。有一次我们同时到团部宣传股报到，在等别人到来时我们聊了起来。我问他在连里做什么工作，他说：“我是驭手。”我当时第一次听到“驭手”这个词，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就问：“驭手是干什么的呀？”他说：“驭手就是赶马车的车老板。”我笑了，就说：“你就说你是赶马车的车老板不就得了，还来个文词，驭手！”他非常认真地说：“赶马车的和驭手是不一样的，农民把赶马车的叫车老板，咱们是兵团战士，战士就得叫驭手，驭手就是炮兵部队用马车拉大炮的赶马人，这回你知道了吧。”说完他就两手抱肩，用很得意的眼神看着我。我说：“我知道了，但是你赶的马是拉炮的车吗？”这下子他脸红了，用手挠着后脑勺低下头半天没说话。后来他又抬起头像想起什么似的说：“我们13连是值勤连，值勤连是拿枪的，还是应该叫驭手。”听他这一说我也笑了，赶紧说：“你说的对，应该叫驭手，是驭手。” 

1971年，我们篮球队再集训的时候，看不见傻子了，我就问胖胖王凤文，傻子怎么没来？胖胖非常严肃地看着我，然后缓缓地说：“他死了！” 

啊？！我大吃一惊，这么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怎么会死？她详细地跟我说了傻子死的经过。 

原来当年的年初，13连的热特车到虎林去拉水泥涵管，那是用来修路桥用的。那天本来没有派“傻子”什么工作，正赶上他轮休，他一看有车去虎林，就想跟车到虎林办自己想办的事情。 

当车拉上水泥涵管回来时又得拉上同去的人回来，一个小车厢拉一个大水泥涵管就够满的了，那个水泥涵管的内径就有1.5米多。其他人都钻进管子里坐下，傻子凭借他又瘦又灵活的身子，他就跳上车坐在车厢与水泥管的缝隙中，那也就有五、六十公分的距离。车在国防公路上走着还算平稳，砂石路，有修路工不时的保养填坑。当车开到去往连队的土路时就不成了，路上坑坑洼洼的，车子行走在上面如波浪上行船左右摇摆、东倒西歪的，所以当车走在坎坷的土路时，车子就来回摇晃，当一侧的车轮陷进一个土坑时，车子歪斜了，车上的水泥管向傻子这边滚过来，随着惯性水泥管的重量和管子里人的重量一起压向傻子！骨头多肉少的傻子一下子就被压成了“肉饼”！他当场就七窍出血而亡。呜呼！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听到这里我们都沉默了，可怜的傻子你死得也太惨了！你挺精的一个人怎么会做这么傻的事？唉！看来这个傻子你当得还真有点名副其实——太傻了！傻得把命都搭上了。 

胖胖还告诉我们，傻子的父亲和他的哥哥来给他办的后事，他的哥哥还同时带来了给他刚办理完的入伍通知书。如果不出现这个惨祸，他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没准还真的是在炮团当一名驭手呢。 

悲痛中他的哥哥把那张入伍通知书放在了他的棺木中，伴随着他长眠于北大荒的黑土荒原中。 

唉！战友啊王玉山，愿你能在天国实现自己美好的愿望！

我们三十五团男女篮球队的队友们没有忘记你！我们怀念你，愿你在天国快乐！

终于来到了小兴安岭腹地的通河林场。在零下20几度刺骨的凛冽的北风里，经过6小时的颠簸行程后，几辆大卡车停住了。我们9团100多名兵团战士——来自北京、上海、哈尔滨、温州等地的知青们疲惫地从闷罐式的帐蓬车里钻出来，摘下结满冰渣的口罩，跺着冻僵的双脚，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原始山林。

远远望去，莽莽苍苍的小兴安岭是一片耀眼的银白世界，崇山峻岭就象凝固的大海波涛一样延绵不绝，无数棵红松、白松、水曲柳、椴树、大青杨、黄柏栎、核桃楸挺着伟岸的身躯，如风樯矗立，扬帆待发；阵阵山风拂过，林涛起伏，仿佛大山舒缓的呼吸。回望我们将要宿营的帐篷，就建在山脚下，那样低矮、简陋，如同几片树叶漂泊在巍巍兴安岭母亲的怀抱里。

黎明，鸦雀喳喳，炊烟袅袅，在熹微的晨光里，周边的山峰呈现出醉人的幽蓝，往日寂寥的山林，晃动着兵团战士忙碌的身影。我们排着一字型长队，肩扛太平斧、弯把锯，踏碎琼瑶般积雪蜿蜒上山，向着人迹罕至的原始密林前进。在天风地土的养育下，这里灌木丛生，枝干繁茂，山陡路滑。知青的脚印散落、深陷在没膝的雪中，一如我们默默无闻的青春年华。

我们每天的工作是放（锯）树、截楗子、打枝桠，为来年的9团基建工程准备木材。嘈杂的锯声，斧声唤醒了大山沉睡千年的梦。小兴安岭是红松的世界，胸径在一米左右，高达三四十米的参天大树比比皆是。随着一声洪亮的喊山号子“顺山倒”悠远地四处弥漫，百年大树被我们从根部锯断后，轰然倒地，就象一座空中楼阁降临到人间。刹那间，雪花纷纷扬扬、漫天飞舞：我们吸入白雪，呼出霜汽，我们神思飞扬飘融进了冰天雪地，巍巍林海，茫茫雪原，带给了知青们多少新奇和快意。

午饭时，我们围坐在劈劈啪啪作响的篝火旁，火舌抖动，金星迸溅。“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就象我们景仰的东北抗日联军当年那样。渴时，喝几口污浊的雪水；饿了，啃几片烤得焦黑的馒头，艰辛与豪迈同在。

傍晚，夜幕早早地降临了，因为这里是高纬度地区，下午三点多钟，天就全黑了。狭窄的山沟里无处消纳我们的青春活力，只好钻进黑洞洞的帐篷里，点上忽悠悠的马灯、蜡烛，蜷缩在草铺上，看书、写家信。草铺下仅仅80厘米距离就是小兴安岭的冻土层，坚冰似铁，我们象是置身于一个巨大的冷库之上。帐篷里用汽油桶改制的炉子在添加了松木拌子后，燃烧起来象火车头般隆隆作响。草铺上热气逼人，汗如雨下，这种集酷暑、严寒于一室的奇观，属山林所仅见。

帐篷外是黑黝黝的峻岭，山高月小，林密星稀，不闻犬吠，惟有穿林风绕树低鸣。

时光就象深山老林里的温泉小溪，叮咚地流淌着，3个月过去了。

1970年2月23日，在完成了木材采伐任务即将下山的前一天，我们在楞场上装最后一车原木。因为明天就要回到阔别数月的9团，一种喜悦、轻松、麻痹在人群间蔓延。

开始，装车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

我们4个知青，即刘锡来、阴士良、冬兆海和我，蹲在已被装上汽车的原木下面，手拿压角子〈一种工具〉，协助装车的人们理顺原木的摆放，身边就是高脚工作凳林场称之为木马。望着头顶上逐渐增多的原木，我感到危险正在向我们走近，于是说了一句：咱们出去吧。当我们依次从车下钻出来后，才发现冬兆海还留在原木之下，身后就是木马。我们几个连忙喊他出来，他应了一句：行，整完这棵吧。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说话间，又一棵重达千余公斤的水曲柳原木被大绳拽上了汽车，由于它自身超重，车上的小型原木楗子被挤到了一边，于是水曲柳原木不规则地转动了一下，冬兆海来不及躲闪，他的头部被夹到水曲柳原木和木马之间，当即无声地倒了下去。鲜血从嘴里如泉涌出，瞬间就染红了他的兵团绿棉袄，然后又流到白雪皑皑的地上。

见状，我立刻钻到车载原木的下面，抱起他，本能地用手堵住他的嘴，但鲜血仍从我的手指缝向外喷流，随后就变成了紫黑色的血团和泡沫。

大家围拢过来，急切地呼唤他，情况万分危急。我们立刻把他抬上另一辆卡车，送往相距70里的林场医院，10几名知青含着眼泪随车护送。然而，汽车上路不久，年仅17岁的哈市知青冬兆海就因伤势过重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噩耗传来，巨大的悲痛笼罩了整个营地。大家失神地呆坐在帐篷里欲说无语，欲哭无声，每个人的眼圈都是红红的。火炉里的木拌子早就熄灭了，帐篷里寒冷彻骨，窒息的气氛让空气也仿佛结了一层冰。开午饭的时间早就过了，在山里难得吃到的香喷喷的白米饭，红烧猪肉，就摆放在那里，全连100多人没有1 个人能吃下1口饭。

阴云低垂的天空，又纷纷扬扬地飘起了漫天清雪，落在我们的身上，也落在我们的心上，更添几分悲凉。沉重的山风拂过密密匝匝的红松林，枝干摇曳着，发出了低低的呜声，在为年轻的战友送行。想想刚刚发生的悲剧，眼中的热泪止不住又滚落下来。

高山瑞雪，韶华飘逝，年年魂归，杜鹃花开。 

回9团后，冬兆海的遗体被安葬在团部西侧的小山包的向阳坡地。

在连队为冬兆海举行的追悼会上，我们见到了从哈尔滨市风尘仆仆赶来的他的母亲和姐姐，才得知他家生活拮据，靠妈妈卖冰棍艰辛度日。痛失爱子，让老人家伤心欲绝。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眼睛依旧湿润，我的心房还在抽泣。为了匆匆离去的少年，为了稚气未脱的战友，尽管没有得到连、排领导的授意，我自行决定为冬兆海制作一座水泥墓碑。每天下班后，我独自一人留在工地忙碌起来。几天后，墓碑制成，高1.5米，宽40公分。在碑身上，我还一笔一划地镌刻了5个隶书大字《冬兆海之墓》，并涂上了殷殷的红漆。到了工休日，我们几个北京、哈尔滨知青赶着牛车来到西山包，把墓碑安放在冬兆海的身边，陪伴着野花、芳草，寂寞小白杨。

良久，我们不忍离去。

周围起风了，是那种生涩的北风，裹挟着无尽的哀婉，摩挲着我们含泪的脸颊……

几捧黑土，带走了17岁花季少年的美梦。

一座墓碑，永远承载着知青们的依依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