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李军——长眠在黑土地的闪光生命

李军烈士遗像

我的姐姐去北大荒前的临别照

姐姐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四十三年了。四十三年，人世沧桑，风云变幻，却不能磨灭她平凡而短暂的一生焕发出的光彩；她以青春的生命挽救他人的英雄壮举，更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被淡忘。她的牺牲，是那样出人意料；她舍己救人的行为又那么自然地寓于情理之中——不能想象其时其境姐姐会别有它择。在我心里，她是善良和坚韧、理想和纯洁的不灭化身；她是青春的不朽缩影，美好永恒。她像一道闪亮的流星，照亮我一生的旅程；她如一首壮美悠扬的乐曲，在我心中留下永久的回响。在姐姐十九年的生命历程中，我与她最为亲密，相处的时间也最长。姐姐比我年长四岁。我们小时候父母忙于工作，和子女在一起的时间不多。父母离异后家里通常除了保姆就是我们这对形影不离的姐妹俩。我还没上小学时姐姐就成了我的小老师。白天她从学校带回的作业就成了我的教学大纲。从汉语拼音的Bo Po Mo Fo 到正确的汉字笔划，“上下来去，大小多少…”，一丝不苟地每天练习。从九九口诀到简易加减乘除，从儿歌到童谣，从“床前明月光”到“锄禾日当午”，从卓娅、舒拉到保尔•柯察金，她成了我的全科老师。那时我们住在上海的盖斯康大楼，是当年的市委机关宿舍。

我家十一层楼公寓外是一个公用大厅。角落里放着一架巨大的三角钢琴。每每有人在练琴，姐姐总是静静地、一脸神往地驻足聆听。一侧墙上挂着我当时觉得是世界上最大的黑板。从我这第一个学生开始，姐姐把楼里调皮捣蛋的一帮学龄前儿童慢慢吸引到大厅里一起学习文化。她的严肃认真俨然博得了这帮比她小不了几岁的皮猴们的尊重。渐渐地，没有谁强求，这帮孩子们还有我在内，每天下午都会坐在大厅里姐姐事先排好的小课椅上等她下课回来给我们上课。我的学习态度也随着班级规模的扩大而日趋认真。有时候我坐在自己的课椅上看着姐姐一板一眼地给孩子们讲授，时而在黑板上写下例句或数字，时而手把手地纠正孩子们的写字姿势。那时，姐姐也不过就十来岁，但在我眼里，她就是一个真正的老师! 我上小学后母亲因工作繁忙，大部分家长会都是由姐姐代表出席。我从小习惯了姐姐的保护和教诲，从来都没想过为什么同学们都是由家长出席而我则由姐姐做代表!

姐姐是早产儿，出身时才四斤重。自幼体弱多病。四岁时患白血病险些夭折，从我记事后，我们最经常的去处就是儿童医院。不是我传染给她就是她传染给我，我们姐妹常常结伴而行。挂号处的阿姨一眼就能从架子上几千本病历中瞥见我们的。它们的厚度足可与现今的博士论文匹敌。有几次我们同住医院，我听到查房的医生护士窃窃私语，猜测姐姐是哪个电影明星的女儿。体弱加之聪慧丽质，姐姐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天性喜好音乐舞蹈，三四岁就踮着脚尖学跳喜儿扎红头绳。五十年代初，北京舞蹈学校初建时，校长点名要姐姐去专业学舞蹈。由于姐姐体质太弱，父母没同意。聪明伶俐又善解人意的姐姐从未恃宠生娇。她天性善良，对人诚恳，乐施善助，不逐功名。她求知若渴，钻研好学，持之以恒，吃苦耐劳。当我们家从盖斯康搬入大胜胡同后，姐姐打听到一个邻居教授钢琴。她十分聪明地先和那位钢琴老师沟通。等她向母亲提议学琴时，她已经把每周学琴和练琴的时间表排好，并有钢琴老师的强力推荐，由不得母亲不同意。姐姐从师于钢琴老师勤学苦练了两年多，直到老师举家迁居香港。在没有钢琴老师的两年里，姐姐从未放弃过继续学琴的念头。当她顺利考入当时全国重点的上海育才中学后，琴房成了她课间和放学后的圣地。音乐对于姐姐就像饥渴的旅行者在沙漠中见到了绿洲。她执着的求知欲感动了学校的音乐老师。姐姐不仅得到了义务指导，音乐老师还常常把琴房的钥匙留给姐姐让她在那里尽兴练琴。持之不断的努力让姐姐的琴艺大长。她居然在学校的音乐会上表演了！从那以后，她又自学了手风琴、口琴和竹笛。 

姐姐从小就很安静，且慎思而行。她文静庄重的仪态常受到大人们的赏识和赞誉，而她对溢美之辞总只静静地报以浅笑。姐姐原名匡瑾。一九六六年六月初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父亲匡亚明被中央点名全国批判。我们在一夜之间成为黑帮子女而饱受欺辱。我们更名换姓以求减轻骚扰。早在文革前上小学时，班主任梅老师很欣赏姐姐的品质和初露的才华。她和姐姐有过一次让姐姐终生铭记的谈话。梅老师问姐姐，“你知道你父母为什么给你取名‘瑾’吗？他们一定是要你学习秋瑾的柔肠侠骨和忠义报国的凛然气概哦”。那是姐姐第一次听说秋瑾。她立刻从图书馆和书店找来了所有能找到的关于秋瑾的书籍。“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凛然就义前的诗句两次重笔出现在姐姐的志铭录上。在那前后，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等励志名言也出现在她经常随身携带的志铭录上。

姐姐身高腿长，三尺三长的裤子穿在一米七二的身上，苗条健秀。刚进育才中学，高挑的姐姐就被女排教练一眼相中。那时正值日本女排勇夺世界奥运冠军，“东洋魔女”享誉全球，教练大松博文由周恩来总理邀请来华向中国女排推广他的“魔鬼式”训练法。育才女排一直是当时上海市中学排球队中的佼佼者，也是每年上海市中学生排球联赛夺冠呼声最高的球队之一。育才女排的教练勉力效仿大松博文的“魔鬼式”训练法。姐姐常常练球至晚饭时才回家，身上有时青一块紫一块的，手指手腕胶布不断。“魔鬼式”训练法的一项典型强化训练是教练站在立于球场一方的高梯上连续不断向球场另一端发强力击球，女排队员在球场这方列队顺序接球。来球力大迅猛，队员稍一不慎就会被球击中。轻则皮肤淤紫，重则伤筋动骨。这种训练要求队员反应极其敏捷，动作极其准确。姐姐常常晚饭后去门外继续练习翻跟头。刚开始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水门汀地上翻跟头？”“是单肩翻”，姐姐解释说。直到亲眼目睹姐姐在水门汀地上连续不断地左右单肩翻滚，身体灵敏得像只狸猫，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魔鬼式”训练法。当我泪眼婆娑地抚摸着姐姐身上手上的伤痕时，姐姐静静的眼神透着坚忍和刚毅，伴着那永远挂在唇边的浅笑：“没有付出哪来的收获？”我陡然想起了秋瑾的照片。要是早出生半个世纪，姐姐恐怕是又一个鉴湖女侠吧？

随着年龄、学历和阅历的增长，姐姐越发显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精勤不倦的精神和气质。像所有那个时代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憧憬的年轻人一样，姐姐的理想是做一个教师，一个像玛列茨卡娅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中塑造的瓦连卡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燃尽泪始干”的献身型教师。她勤奋刻苦地学习，如饥似渴地追求知识，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德智体全面合格的优秀教师人才。难能可贵的是姐姐是那么的热爱生活，无论是课堂学习还是文体游旅，她总是全身心的投入，全身心的享受其中的乐趣。在姐姐的心目中，＂天降大任＂不是成名成家，不是利禄丰盈，而是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勤恳恳地造福于人类。

然而，一九六六年六月初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和随之而来的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匡亚明”像一枚巨型导弹，不仅摧毁了我们少儿时代纯洁美丽的人生梦想，由此而揭幕的文化大革命也瞬间将我们抛入了人间地狱。昨天还是学校的模范学生，今天就成了黑帮狗崽。那时姐姐十六岁，我十二岁。家门口的墙面被各种红色、白色的大字报百分之百地有效利用了所有空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各种红卫兵组织可任意闯入家中抄家、破坏、掠夺。很快身为高干的母亲又被下放走了。只剩下姐姐和我靠着极微薄的生活费相依为命。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昔日的笑脸忽然反目，几周前还感激不尽地从我们姐妹组织发起的小小家庭图书馆里借书的同学居然指控我们用黑书毒害他们。我们好像瞬间变得人人皆知，无论走在哪里总有人能认出我们，随之而来的不是谩骂，就是唾沫、脏果皮、甚至石块。姐姐曾含着眼泪帮我清洗头上被石块砸破的血迹。有一次我刚回到家姐姐就哭了。她让我把衬衣脱下立刻拿去搓洗。我硬把她的手掰开才看到不知何时我的背上出现了“匡亚明的狗崽子”的字样，于是才醒悟为什么一路老有人跟着竭力欺凌。

由于终日受到惊吓和侮辱，我开始变得自闭。每次不得不出门去里弄食堂吃饭时我总是低头靠着墙根走，生怕有人认出我。每每姐姐看到我的“倒霉样”，总是轻轻拍着我的背示意我挺起腰板，在我耳边故作轻松地说“都快成虾米了”，然后拉起我的手把我引开墙根，说着各种各样我闷在家里时茫然不知的大小新闻。姐姐不时会认真地告诉我，无论如何我们没有错。一定要坚强，要振作。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来的信心和勇气。仅从我自己的经历不难想像姐姐在那些日子里的遭遇。正因如此，她的话和她的行为举止对我特别有影响力。那时家里我们俩的生活费由姐姐掌管。我只知道我们生活得很困难，连手纸姐姐都买来后就一张裁成四张省着用。我们一日三餐去里弄食堂吃。开始姐姐总带我去。渐渐地她告诉我她要先办些事然后直接去食堂，让我自己去，并告诉我饭菜她已替我点好。我的中、晚饭总有一荤一素加米饭。直到有一天食堂的阿姨一边给我打饭一边说：“你的姐姐良心真好。她自己省吃俭用，早上买一块三分钱的咸带鱼吃到晚上。但总叫我不管多贵给你点一荤一素，保证你的营养。因为你还小，正在发育……”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姐姐不和我一起吃饭！

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姐姐还是一如既往地敏于求知、冷静清醒。她没有因“黑五类”、“狗崽子”之类的侮辱而丧失自己的人格，也没有因境遇的不公而怨声载道或自暴自弃。她甚至没有因飞扬浮躁、道德法规被任意践踏的疯狂世道而忘却对国家的责任。不论从大道还是小道，街头还是学校，她不放过任何机会索取信息。没钱订报就专心聆听广播，街头红卫兵的辩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散发的造反派传单，都成了姐姐的信息来源。但最大的乐趣莫过于阅读被封禁的世界古典名著等文学作品了。谁也说不清这些地下书刊的来龙去脉。任何能借到这些书的幸运者通常只有一两天的期限。有的书迷们实在按捺不住对精彩部分的占有欲，于是，随着传阅的频率这些书变得越来越薄。由此派生的另一乐趣就是和书友们凑在一起“拼凑”故事和细节。姐姐崇尚简•爱，同情安娜•卡列尼娜，鄙视于连，热爱高尔基笔下的海鸥，着迷于巴尔扎克塑造的栩栩如生的各种社会底层的小人物……

那是一个大浪淘沙，鱼目混珠的混乱年代。姐姐本着素有的为人之本，认真观察，如饥似渴地汲取精华，摒弃糟粕。在一个晴朗的冬日，姐姐回到家全身淋得透湿，她心爱的藏青色列宁装棉袄上布满了黑道道，黑紫的嘴唇不停地哆嗦。我吃惊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场火灾，围观的人比救火的人多。她把棉衣浇湿后再穿上几次冲进火场拉出两个人和一些物件。等救火车赶到现场她就悄然离开了。姐姐用寥寥数语勾勒了许多人会称之为壮举的行为，她更多的是感慨围观者的冷漠和怯懦：只因为火灾发生在一个明显属于黑五类的家庭，生还的机会就应该被剥夺吗？生与死的界限是由＂红＂与＂黑＂来决定的吗？……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运动在全国展开后，上海育才中学学生的去向包括了黑龙江省靠近苏联边境的生产建设兵团。读过那么多俄国小说的姐姐对临近那里的北大荒充满了向往。“也许我的乡村女教师生涯就从这里开始呢，”她私下对我说。可是，屯垦戍边要求的是政治可靠的红五类子女，姐姐的出身注定了她只能是个旁观者。但姐姐从来就不是一个认命的人！她四处奔波找寻突破口：学校的学生分配部门、静安区委的知青协调部门、兵团派来上海招收战士的代表……在那个年代，黑五类连红五类不愿问津的坐火车三天三夜才能到达的北疆荒野都没有资格去。无奈又无助的局面没有挫败姐姐的决心和毅力。天将降大任于敢于苦其心志的斗士！

一天上午，姐姐在衣柜里来回翻腾，左挑右拣找出一件已有破洞的旧白汗衫。她躲开那些小洞剪下了一块完好无缺的方整布块。我一直在边上默默地看着她。“你又要写血书吗？”前两次她写血书都没让我看见。她点点头。“前两次写得太小。血不够，字又淡。这次要写一个大的。我要让他们看到黑五类的血和红五类的是一样红的！”看到她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上前两次写完血书后的紫血泡尚未痊愈，我的心楸的生疼！但我知道姐姐决定要做的事不会被任何障碍动摇。看着姐姐拿出剪刀，用药棉浸透了酒精把刀刃刀尖细细地擦了个遍。在她将剪刀尖对着右手大拇指咔嚓剪下的那一瞬间，我的泪水泉涌般地流下来。十指连心啊！为什么我们黑五类的命就这么贱呢？但愿老天快快赋予姐姐大任，她的心志磨炼得太苦了！不知是创口不够大，还是姐姐体质弱营养差因而血不充裕，那一刀下来流出的血显然不够在那块一尺半见方的白布上写下“屯垦戍边！誓死保卫祖国边疆！李军血书”的字样。姐姐已将疼痛置之度外，她有些失望地看着我说，“能不能帮我用力挤一挤？”我一边擦眼泪一边帮她挤血，可还是不够。她毅然决然地拿起剪刀又在无名指和小手指上各剪了一刀。白布上鲜红的血字是姐姐胸怀大志精忠报国的赤胆红心啊！看着终于完成了的这张血书，姐姐的脸上又现出了那熟悉的静静的浅笑。她的额头上沁满了细细的冷汗珠，脸色和嘴唇变得煞白。我把她扶到床上躺下，又给她冲了杯糖水喝下。半小时后，她又带着这张血书出门奔波了。

几天后，她兴奋地带来了喜讯，“批准了！”姐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兵团发的军装，在军帽上仔细地别上朋友送给她的红五星帽徽，要我穿上唯一一件不带补丁的长袖蓝衬衣，到静安寺的照相馆照了张我们两人的临别照。照片上的她还是留着那文静的浅笑。但无论摄影师怎么逗，我就是笑不出来。和我朝夕相处十五年的姐姐要离我而去了！我最亲近的人、最知心的朋友和最好的老师要离我而去了！今后我的悄悄话跟谁分享呢？我受欺负时谁来保护和安抚我呢？我气馁时谁给我打气呢？我有问题时谁帮我寻求答案呢？……看到我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样子，姐姐安慰道：“等我过去安顿下来，熟悉了局面后就把你接来。最多一年我们就又会在一起了。”

送走姐姐后，她的话成了我最大的精神慰藉。每周我都会收到她的来信，有时一封，有时两封。每封信都写的长长的，最短的四页，有时长达十页，就像在我耳边聊天：从一望无际的黑金子般的土地到满山遍野的松林场，从自建的宿舍到附近流淌的金沙河，从像母亲给我们讲起的延安老乡那样可亲可爱的老职工们到来自五湖四海的知青战友们，从夏天可恶的小咬到冬天美丽的冰凌花……每次，姐姐都嘱咐我要经常看望在郊区干校的母亲，每次，她都告诉我她有一个了不起的，聪明坚强的好妹妹，每次，她都报告要接我过去与她相聚的进展情况。

不知不觉，姐姐走了有十个月了。一个夏日的晚上，我从奉贤五七干校看望母亲回来。不知为什么，路过一溜在门外乘凉的邻居们时总觉得他们看我的眼神很是异样。隔壁邻居告诉我区委两次来人找我了。尽管邻居的口气明显充满了同情，我却没有特别留意。我的反应完全被去黑龙江和姐姐团聚的念头占据了：前一天我刚收到姐姐长达八页的信。那封在路上辗转了一周多的信里，姐姐除了描述夏日北大荒的美景和她的近况外还花了很多篇幅告诉我年底左右我这届学生开始分配时应该如何申请去北大荒，以及如何最终调到一起。白天和母亲在一起时，我们也花了很多时间谈论我怎么调到姐姐那里的问题。母亲认识的静安区委的老领导最近复出。我以为母亲和区委斡旋后区委来人要把我接到姐姐那里去了呢。半小时后区委的人又来了。我被他们带来的消息完完全全的惊呆了、震晕了、麻木了、休克了！……

已经四十四年没有见到姐姐了。今年，终于第一次去北兴农场金沙河边给姐姐扫了墓。如今的农场已然不是当年姐姐描述的北大荒了。老职工和他们的后代们保护着姐姐的碑坟，当年同甘共苦的战友们年年记着给姐姐扫墓送花圈，农场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姐姐的墓碑也由木牌换成了水泥又换成了大理石。我在坟前和姐姐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告诉她，她钟爱的小妹妹终于长大了，独立了，做母亲了，在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扎下了坚实的新根，变老了，又做外婆了。我告诉她，她虽然没来得及做一个像瓦连卡那样的乡村女教师，她用生命唤醒了我的自强；她的血液从未中止过在我的血管里流淌。她的事迹就像一个真正的乡村女教师，教育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自强不息，造福社会。

在短短十九年的生命中，姐姐从未屈从于命运，做生命的匆匆过客。她是一个驾驭自己生命航船的舵手，一个弄潮儿，从不懈怠地同风浪搏击。她用十九年的时间历练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纯洁、坚强的有志青年。在危急时刻，她勇敢坚定，经受住生与死的考验，完成了上天赋予的使命，为挽救战友，为崇高的理想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庄严肃穆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端端正正地刻着她刚劲飒爽的名字——李军。曾经，也是最初，她的名字是“瑾”——美玉和美德的象征。她以整个生命验证了这个字的全部意义：纯美无暇，光辉恒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