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青春的年华——69届北京知青的兵团岁月

想起那个年代，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就会油然而生，有爱有恨，有苦有酸，可谓爱恨交织，五味杂陈。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情，那种梦绕魂萦的牵挂，说不清是怀念那块曾摧残过我们的躯体，折磨过我们的灵魂，牢牢地凝固了我们青春的土地，还是追忆那不堪回首但又永远无法忘怀的年华。

1969年8月初的一个下午，北京第11中学操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这里正在举行“毕业生报名动员大会”。校革委会主任和工宣队长声嘶力竭地讲了两个多小时，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些没有知识的“知识青年”响应党和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操场上的这1000多人都是69届初中毕业生，我在这些人里算年龄比较大的，刚过了17岁生日，其他的人绝大部分是16岁，个别的只有15岁。名义上我们是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有高小水平，因为我们只受过6年正规的小学教育。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学校就停了课，直到1967年底才步入中学的大门。

在中学这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没有正经上过一天文化课，甚至连课本都没有，除了到郊区参加劳动，就是批斗学校的“反革命分子”。每天上课念的是“老三篇”，手不离的是毛主席语录，背诵的是林彪的《再版前言》，说的英语是“Long Life Chairman Mao”。不知道什么叫正负数，也不知道什么叫一元一次方程，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现在居然毕业了，还给了“初中毕业生”这么一顶桂冠，真让人有点受宠若惊，可我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

对于“老三届”，北京市还网开一面，除了上山下乡，还有招工、入伍等出路。对于我们“69届”这些孩子，就没有那么仁慈了，出路只有一条——全部上山下乡，且只能在东北、内蒙古这两个生产建设兵团和回乡插队中做出选择。

名义上叫报名动员大会，实际上只有动员而用不着报名，因为是“一切听从党安排”，去的地方早就确定了。8月10日学校宣布了上山下乡名单，我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当时去接兵的军人告诉我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隶属于北京军区管辖，主要干部都是现役军人，全部实行供给制，和当兵差不多。出于对军人的崇拜，我对这一切深信不疑，而且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虽然爸爸妈妈既不想让我上山也不想让我下乡，但我心里清楚，想躲过这个运动很难。

当时形势逼人。有伟大领袖的指示，有中央“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号召，老三届的学生去山西、陕西插队正处于高潮，国家干部纷纷奔赴“五七”干校，连街道的老大妈们也去了农村，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家庭特别困难的之外，几乎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

何况上山下乡的工作做得很细，很到位。

在给我们开动员大会之前，6月下旬街道就给有应届毕业生子女的家庭开过动员会；7月份老师到我家家访，实际上是摸底，做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为了不惹麻烦，我爸爸当时就表示坚决支持我走毛主席指出的康庄大道；我妈妈不同意，认为到那儿太远，怕我受不了，而且自己照顾不了自己等等。在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面前，虽然这些理由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但要说出来还是需要勇气的。

考虑了几天，我决定还是去兵团。

一是我作为一个红卫兵，一个排长（应称为班，当时是军事化管理，把班叫做排），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必须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走上山下乡的道路；二是有点私心，不愿意跟妈妈做“外活”，成天不是“折页子”就是装订《毛主席语录》，要不就是“刷帽子”，大小伙子干这些活儿干得心烦，没意思；三是大势所趋，形势所迫。如果不走，爸爸就会进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有可能是办三五天，也可能是十天，八天，甚至可以办一两个月，直到学好毛泽东思想为止。学好的标志是明确表态，支持自己的子女上山下乡，并马上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乡下去。与此同时，红卫兵小将就会进驻你家里，做你和家里所有人的动员工作，直到将你的工作做通。这些人少则在你家里待一半天，多可就没准了，直到你同意上山下乡为止。与其这样被赶走，不如知趣点自己走，还落个思想先进的好名声。

实际上，走，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选择的选择。

13日下午我去前门派出所迁了户口，14日上午爸爸给我转了粮食关系，下午我将这两张沉甸甸的纸交到了学校。

1969年8月23日——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离开了养育了我17年的爸爸、妈妈，离开了家乡——北京，踏上了去内蒙古的火车。

上午9点半左右，爸爸用自行车驮着手提包，我背起书包准备出发。临出院门时，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想和妈妈以及送我的邻居们说声“再见”，但妈妈没敢看我，而是急忙抱起妹妹躲到了邻居家。她那削瘦的身材和弯腰抱起妹妹的姿势，以及三步并做两步、匆匆离去的背影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她的眼里一定充满了将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哪怕再多看我一眼都会痛哭失声，加重了送别的悲伤气氛，也加重我的心理负担。她躲到邻居家，一个人默默地淌着眼泪。

舔犊情深呀！

今年立秋早，虽然是8月份，但天高气爽。爸爸骑自行车，我坐20路公共汽车，我们分头去永定门火车站。

前两天，箱子已经送到学校了。

爸爸、妈妈原打算花20多块钱给我买只箱子，体体面面地送我走。当为我做了被子、褥子、棉衣，买了内衣以及日用品之后，家里就已经东挪西借，负债累累，再也拿不出买箱子的钱了。总不能像学校军宣队在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上说的5毛钱买个纸箱子就走吧，父母亲也于心不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爸爸使出了当年大跃进时在“改新”小组学的一点木匠手艺，给我做了一只箱子。箱子长67厘米，高60厘米，宽47厘米，里面精心地贴了牛皮纸，外面是白木茬的，没刷漆。虽然箱子不美观，但结实，凝结着爸爸的汗水和对儿子的无限深情。

10点多，当我下车时，爸爸已经在汽车站旁的林荫道上等我了。

18日下午4点27分，也是在这里，我送走了去东北的同学，今天该轮到我走了。

我们排（班）有49人，其中35个同学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还有几个回老家插队的，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有4个人，今天走3个。还有一个同学朱杰民是我的好朋友，原打算回昌平县老家插队。当我决定去内蒙兵团后，他也想和我一块儿去，他的名额是我俩特意跑到崇文小学找15团接新兵的王副政委争取的。因为批准时间晚了，他今天走不了，得等下一批（29日）走。

送行的人不是很多，与去东北的送行规模无法相比，但依然像一条长蛇阵似的在列车前排开，每个窗口前都堆满了人。有的是父母亲和亲戚朋友在一起嘱咐自已的孩子；也有的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心肝宝贝地叫着，哭得泣不成声。

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

我来到了5车厢找到96号座位，把提包放到行李架上。同班的两个女同学都不在这个车厢里，邻座的几个同学虽然都是一个学校的，但只是面熟，没有交往。不过当我和她们说明我晕车，想坐靠窗户的那个座位时，她们二话没说就把位置给让出来了（至今我都特别感谢那几个不知名的同学）。她们乐于助人的举动让我感到了这个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也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觉。

爸爸在窗户前站着看我把提包放好，刚说了几句话就被其他学生家长挤到后面去了。

10点58分，汽笛长鸣，火车开出了永定门站，向目的地——内蒙古大草原驶去。

这趟车是加车，走的是丰沙线。这是条穿行在燕山山脉中的货运专用线，每隔二三十公里就有一个山洞。刚开始大家都开着窗户，觉得被车外刮进来的风吹着很舒服。过第一个山洞时，火车头冒出的浓烟和煤灰一下子就钻了进来，把人们呛得直咳嗽，大家手忙脚乱地刚把窗户关好，火车已经钻出山洞了，车箱里又闷又热，只好再把窗户打开。如此反复数次，弄得人们浑身上下都是黑灰，跟送煤的差不多。

我从小就有晕车的毛病，同学们去串联时，我哪儿都去不了，只好在家待着。刚才坐公共汽车时已经感到有点不舒服，所以火车一开动我就躺下了。我睡的是个三人座，正好迎风，吹得身上很舒服，煤灰也最多，白衬衫一会儿就变成了花衬衫，领子也是黑乎乎的。我晕得什么也顾不上，只是迷迷糊糊地睡着。连带队老师给每个同学发的午餐——两个圆面包、一节香肠都是别的同学代领的。我睡一会儿醒一会儿，不吃不喝，就这么躺了一天一夜。

早晨六七点钟，火车到了呼和浩特车站，停车约1小时。同学们三三两两地下车到站台上玩，一些胆大的跑到站外溜达。他们看见站前广场炸的油饼和北京的不一样，是厚厚的那种，直径大约有半尺左右，感到好奇，就买回来给大家尝。这时车厢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有人边吃边发表意见，没吃到的，高声朝拿油饼的人嚷着：“给我一个嘿。”那边则有人喊：“凭什么给你呀？”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开始逗闷子。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看看车厢里的热闹场面，就知道这话一点也不假，人们早就把离愁和别恨抛到爪哇国去了。

要说也怪，车一停我就不怎么晕了，不过头还是昏昏沉沉的，老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一天一夜没吃东西，这时才觉得肚子饿了。趁着车不动，我赶紧起来吃早点，喝水，活动活动已经麻木的四肢。

列车的位置是头朝西尾朝东，从我坐的地方往外看，近处是三四条铁轨，一个工人拖着一条黑色的胶皮管，正忙着给车厢加水。车站围墙外是一排排红砖砌的平房，凭经验估计可能是铁路工人宿舍。远处是连绵不断的群山，山上光秃秃的，没有“山花如水净，山鸟如云闲”的风景，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块裸露的奇形怪状的石头。我对面的窗口正对着车站候车室，候车室大约有三四层楼高，四周竖着脚手架，正在施工。从外观上看，主体结构已经完工了。车站西面有一个水塔，孤零零地站着，像一只立在羊群中的骆驼，俯视着周围。

等对面过来的火车进了站，我们坐的这趟车才慢悠悠地动起来。

由于这趟车是加车，无论对面驶来客车还是货车，我们必须等它们开过去才能走，所以车开得特别慢，像头一干活就偷懒的老牛磨磨蹭蹭走走停停，慢腾腾地挪着步。天擦黑才到了目的地——五原县刘召车站，走了整整一天，其实只有短短326公里的距离。

团里接站的车已经到了，站台上零零散散站着一些现役军人，站外整整齐齐停着一溜儿大卡车。

带队老师把我们集合好，领到一个大空场，一辆卡车车厢上站着一个军人，指挥各学校按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等这1000多人稀稀拉拉地站好后，他简短讲了几句话就开始分连，喊到谁，谁就到指定的位置集合。

我被分到1连。

分到1连的这些人里，我只认识我们学校6排（班）的张保贵和李聚波，还有5排（班）的一个女同学鲍新英。不过在学校时从没有和他们说过话，更没有什么交往。在我印象里，刘素梅好像和鲍新英一个班，是我们学校的“歌星”、“名人”，非我们一般凡人能比。我们班的两个女同学常志新和倪香媛分到7连了，在1连，我连个熟悉的人都没有。

1连接“新兵”（他们喜欢用这种部队的称谓）的是指导员叶福生和副连长范明德。当我们二三十人聚齐后，他们就让我们到列车前面的行李车去找各自的行李，运过来装车。

这时天已经黑了，没有月光，只有满天繁星在皎洁的空中闪烁。也许是位于高原的原故，这里的天空显得特别高，星星也比北京看到的清晰明亮。我没有表，估计大概是八九点钟的样子，正是蚊子最猖獗的时候。成群的蚊子紧紧地包围着我们每一个人，从头到脚拼命地攻击，不放过任何一个可利用的空隙。这里的蚊子个大，攻击力强，像蒙古铁骑一样骨骼强健，勇猛善战，即使我们两只手左右开弓上下前后不停地轰，也轰不走，用劲拍也打不着几个。偶尔有个别的牺牲者，它们也无所畏惧，依然前赴后继地往上冲。最后每个人身上都让蚊子咬得跟老玉米似的，全是疙瘩。静谧的夜晚，蚊声如雷，不绝于耳，使你不得不叹服这里蚊子的利害。

蚊子给了我们第一个下马威。

铁路工人已经把行李从行李车上卸下来了，全部堆在铁轨旁边的空地上，高高地像一座小山。行李堆上影影绰绰地有几个人爬来爬去，来回翻动着箱子找自己的行李，就像圾垃堆上的拾荒者，拼命地刨着。

行李横七竖八地码放着，几乎都是箱子，而且大部分是新箱子，每个箱子都用草绳左一道右一道紧紧地缠着。有的人怕划坏箱子上的漆，就用硬纸板把六个面都包起来，然后外面再缠上草绳；有的人怕磕坏箱子角，就用草绳把四个角都包好。人们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箱子不被损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箱子的好坏，包装技术的优劣，在今天的野蛮装卸中，将会得到充分考验。

老天爷真会搞恶作剧，我那只具有“三不怕”（不怕摔，不怕磕，不怕压）品质的“三无”（无品牌，无厂家，无厂址）箱子居然就在这堆箱子的顶上，俯视着被压在自己身子下面的兄弟姐妹。我在行李堆上爬了没多远就发现了它，赶紧叫人帮助抬下去放在一边，又匆忙爬上去帮别人找。我们几个人就这么上上下下十几趟，才把箱子都找着，又吭哧吭哧地把箱子抬到车上，这才稍微休息了一会儿。

车开了。

我们这二三十人分别乘坐两辆卡车，连人带行李把两个车厢塞得满满的。有的人坐在箱子上，把腿放在两个箱子的缝隙里；有的人则高高地坐在两个码着的箱子上面；有的人没地方坐，只能站着。站的方式也各式各样。有的人扶着箱子站着；有的人靠着车厢的槽帮，就抓住槽帮站着；有的人没的扶，只能扶着别人的肩膀；还有的人什么都扶不着，只好几个人挽着胳膊围成一个圈，互相搀扶着，而身子随着行驶的汽车上下起伏前后摆动，就这样两辆卡车驶出了刘召车站。

车站离1连驻地的距离是60公里，除了五原县城的一小段路铺了柏油外，其余全部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土路。汽车在这样的搓板路上走，就像一艘小船行驶在波涛滚滚的海上，时而被抛向空中，时而被甩向谷底。车上的人跟篩子里的煤球似的，摇来摇去。上下坡时，汽车也不减速，车上的人能明显地感到失重的感觉，我的心都快蹦到嗓子眼了，走半天才落回肚子里。

不知为什么，坐这么颠簸的车，走这么不平的路，我居然没感到晕车。我想也许是天黑看不到周围景物的运动，也许是坐敞棚车空气流通的缘故，也许是内蒙高原的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元素，反正当时没有任何感觉，也忘了晕车这件事，事后想起来自己也觉得挺奇怪。

汽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看到前面黑乎乎的一大片房子，并且越来越清楚地听到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旋律单调、高亢的歌声。

车进连队驻地时，我们受到老战士们的夹道欢迎。

汽车没停，只稍微放慢了速度，直接开到一块空地上。在一个现役军人的指挥下，我们跳下车，打开马槽把箱子卸下来。然后他让我们自由组合，先安排住处，抓紧时间吃饭、休息。

我和张保贵、李聚波三人被安排在最前面一排第一栋的第二间屋子里。

连里停电，窗台上只点着一盏煤油灯，灯罩被煤油烟子熏得黑乎乎的，屋里的光线很暗。大约10平方米左右的一间屋子，炕占了一半。炕上铺着一领新席子，席子下面垫着麦秸。屋子四周空荡荡地，什么也没有。不过，土地、土墙、土炕，再加上我们这些土人，倒是挺般配。

这时大约是半夜12点左右，我从早晨（是今天早晨还是昨天早晨弄不清楚）八九点钟吃完早点到现在一直没吃东西，又忙了半宿，这时才觉得饥肠辘辘，饿得前心贴后背了。我们三个人赶紧从提包里找出饭盆，跟着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去食堂吃饭。

食堂和礼堂是连在一起的一栋建筑，一边是食堂的操作间，另一边是饭厅兼礼堂。所谓“兼”，就是说平时是饭厅，开会时就变成礼堂了。饭厅很宽敞，厅的中间和四个角吊着马灯，厅的正面是一个用砖垒起来的土台子，显然是主席台。主席台边上放着一个笸箩，里面是大米和糜子米做成的二米饭，旁边一只桶里盛着菜汤。昏暗的灯光下，人们三三两两地站在那儿边吃边聊天。

炊事员给我的饭盆里盛上菜，我自己从笸箩里盛了一盆饭，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一顿饭吃得这么香。

虽然连续坐了两天一夜火车，前一天晚上又折腾到很晚，25日这天我依然醒得比较早，那两个家伙还在呼呼大睡，为了不吵醒他们，我蹑手蹑脚起了床，穿上衣服来到屋外。

一股清凉的空气迎面扑来，沁人肺腑，使人顿时感到心旷神怡，精神百倍。

我们住的屋子斜对面十来步远盖了一间小房，小房前面是一个大柴垛，旁边有一条小路。小路通向不远处的另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前面也码着几个柴垛，有的人家门前还有鸡窝，显然那边住的是家属。

在我们住的宿舍旁边还有一栋房子也是住的家属，门前有两个男的正站那儿聊天。奇怪的是这两个人身上都披着棉袄，我穿着一件衬衫虽然有点凉意，但没觉得冷，他们干吗穿棉衣呢？是病人吗？不像。我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来内蒙之前就听说这个地方的气候特点是“早穿棉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看来还真是这样。

上午休息了半天，下午调整宿舍，让我们3个搬到这一排第二栋东边的第一间屋子里。这次安排4个人住，除了我们3个人外，又增加了一个张五一，他还没来，据说29日他随第二批新兵来，现在只是把行李放在这。

家（这叫家吗？）好搬，三下五去二就搬完了。我们三人坐在屋里，像沙滩上的鱼一样大眼瞪小眼地待着，不知道干什么，也不想干什么，心里空落落地像丢了魂。直到连首长陪同学校带队老师来看我们才打破了寂静。他们走后，我们分别趴在炕上或自己的箱子上给家里写信。

在信里，我告诉爸爸妈妈已经平安到达了目的地，一切顺利。这里的条件比想象的好。伙食也好，有肉吃，有大米、白面；一屋4个人住，比较宽敞，请家里放心等等。

我发现写信还挺费心思。

首先是文化水平低，肚里没有多少墨水，许多事不会叙述，很多场面不会描写，想说的话写不出来，词汇贫乏，就跟盖房没砖一样，急得你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其次是得拿放大镜找生活中的优点、亮点、闪光点，争取发现一点，夸大成一片，“吃铁丝拉笊篱”，使劲地编。更困难的是得昧着良心说假话，黑白颠倒，混淆是非，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把坏事说成好事，以让家里放心为最终目的。

晚上没电，只能点煤油灯，屋里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初来乍到的我们还不习惯，所以很早就睡了。

但是这一宿基本上没合眼。

不是因为想家想得睡不着觉，而是被一种虫子咬的浑身都是疙瘩，痒得没办法睡。

起先我们三人以为是臭虫，点上灯满炕满墙找，什么也没找着。没有臭虫，那准是跳蚤，我们掀开炕席，一点一点把麦秸扒拉开找，从炕头翻到炕尾，从炕这边翻到那边，把炕上的麦秸都翻遍了，可连个跳蚤影也没见着。这事真怪了，什么也没有呀，可吹灭灯躺下，一会儿就又被咬得受不了了，爬起来再找，还是什么都找不着。再睡就又被咬起来。一直折腾到后半夜，我们困得不行了只好又躺下。这次他们两个太困了，没被虫子咬醒。我睡了一会儿痒得受不了就只好再爬起来，索性不在炕上睡了，坐在张五一的行李上眯了一宿。

天终于亮了，我们三人哈欠连天的一点精神都没有。面对这么个小问题，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人生地不熟的，不知道去哪儿能买到敌敌畏，也不知道找谁能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真有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今晚这觉怎么睡？还睡不睡？有人说“少年不知愁滋味”，瞎扯，那是没碰上愁事。真碰上这种束手无策的事，一样得愁。

整整一天我们三人也没有想出一个好主意。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傍晚，卫生员刘惠兰来我们屋检查有没有病号，我就把昨晚我们三人被咬的情况说了，问她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她也说不上来，不过她说到库房给我们要点六六六粉洒上试试。吃完晚饭，她送来一包六六六粉，我们沿炕洒了一圈，虽然有些呛，但心里踏实了。没等天黑我们就睡了，这一觉睡得真踏实，直到第二天天大亮才醒。

听连里人说赵老安回河北老家了，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忙问赵老安是什么时候走的，人家说有两个多月了，你消息怎么这么闭塞呀。一句话使我想起3月份的一天，在菜班门口碰到赵老安时，他急急忙忙和我打了个招呼，慌慌张张离开的样子。我当时还挺纳闷儿，今儿个这人是怎么了，什么事能急成这样呀。直到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天赵老安是和菜班的人告别来了，无意中碰到了我，怕我找他要钱，所以就着急忙慌地走了。

我被骗了。

赵老安是去年我在2号地看青时认识的一个农民，人长得又黑又瘦，背有点驼，看上去大约有50多岁的样子，估计实际年龄也就有40多岁。看青是大田里较为轻松自在的活儿，没有什么硬指标，只要不丢太多的庄稼就行了，所以我们俩就坐在紧挨着五道口村的渠背上聊了起来。

由此我知道了他叫赵老安，河北省保定地区人，上个世纪50年代响应政府号召移居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现在是柳桦林大队的社员。可能都是外地人，都有移民的历史，老家又离的很近的原故，我们居然像多年的老熟人似的谈得很热呼。

通过聊天，不仅我们俩成了熟人，我还发现他和连里的好多人都很熟悉，可以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不打磕巴，简直比连长、指导员认的都清楚。

以后又见过几次面。

去年10月下旬，在6号地浇地时又见到了他。

闲谈中他忽然关切地问我：“天儿凉了，你们烧炕吗？”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去年生火时烟是从炕道走的，炕上有一点儿热呼气，今年还不知道会怎么样？”“睡凉炕容易生病，年轻后生还不咋地，到老了毛病就多了。俗话说，年轻时是人找病，到老了就是病找人喽。”看我听得入神，紧接着他又说：“就是夏天我们也要隔三差五地抓把草烧烧，赶赶炕上的凉气。”

烧炕对于农民来说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情，什么时候觉得炕凉了或者说什么时候想起来就可以抓把草烧烧，自己完全可以做主，用不着向谁请示。而对于我们这些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的兵团战士来说，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说白了就是不可能了。一则我们年轻，没人把这事当成一件非办不可的正经事；二则我们是军事化管理，根据内务条例，过了取暖季节，土炉子就必须拆除。为了室内美观，炕洞一定得用坯砌好，抹平。留下土炉子烧炕就违背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贪图享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做怪，在全连大会上会被点名批评的。为这点小事闹得全连，甚至全团的人都知道了犯不上。

看我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脸上透着羡慕的表情，赵老安说得更来劲了。只见他嘴里唾沫星子乱飞，手在胸前来回比划着，俨然一副传道士的样子。“前儿个从山上下来一个擀毡子的住我那儿，给我擀两块毡子。后儿个就擀好了。炕上铺毡子好，松软，隔潮，比光铺席子舒服多了。”看我没吭声，他又接着说：“卖的毡子不行，软，掉毛毛，自己擀的毡子就瓷实多了，铺上二三十年都坏不了。”“擀块毡子得多少钱呀？”“16元。”“帮我擀一块行吗？”我小心翼翼地问。“行啊，那咋不行啊。”当时说好，过几天他来拿钱。

我来兵团一年多了，一个月的津贴从最初的5块钱涨到了6块钱。除了每月必要的开支之外，还存了21块钱。本想回家探亲时带回家去交给妈妈，补贴家用，让家里捉襟见肘的日子稍微改善改善。现在擀块毡子带回去，铺在家里薄薄的床垫上，妈妈也一定会高兴的。想到这儿，我心里跟吃了蜜似的。

两天后，我把准备好了的16块钱郑重地交给了赵老安。

真是无巧不成书。

把钱交给赵老安后没有几天，我在2号地碰到了同样也在浇地的“牛魔王”老黄。老黄是劳改子弟，实际年龄不比我们大多少。大家管他叫“牛魔王”并不是因为他混，而是因为他鼻孔朝天长着，像个牛鼻子，所以大家就给起了这么一个绰号。聊天时无意中说起了赵老安，“牛魔王”告诉我：“别搭咯他，那是个骗子，在这一带都有名了。”我听后脑袋顿时“嗡”的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手脚冰凉。“真的？”我瞪大了眼睛，嘴里冒出这么一句，好像不相信人家似的。“我骗你干啥，你到周围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他。”听了他的话我都懵了，只管呆呆地坐着，他又和我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了。

当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骗子都应该是阶级敌人，他们既使不长得青面獠牙，也一定是丑陋不堪，面目可憎，一副吓人的样子。像赵老安这样看上去老实本份的贫下中农居然是骗子，而且还明目张胆地欺骗一个知青，真让人无法相信。

更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们这些知青到农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我们天天喊的口号就是“向贫下中农学习！”究竟应该向他们学习什么呢？让我们怎么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啊？他们又向我们施行什么样的再教育呢？

真的不明白。

当然赵老安并不能代表真正的贫下中农。

在我心目中贫下中农都应该像小说《艳阳天》里的那样“高、大、全”，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上，哪像赵老安那样自私自利，一心就想着骗人。我敢断定赵老安一定是个混入贫下中农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一个披着羊皮的狼。

同时我又想，“牛魔王”说得是真的吗？他不会骗我吧？

对于我来说，当务之急是不管真假把钱赶紧要回来，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11月初正是农闲季节，只要不打场，每个星期日都放假。那天，10点钟一吃完饭，我叫上同班的好朋友唐念生，一块儿匆匆忙忙地向柳桦林村走去。

我们连离柳桦林村有十几里地，到了村里找到赵老安家已经是中午了，赵老安一家正在吃饭。

屋子不大，一盘炕占了大约五分之二的面积。一进门左手门后放着两个大缸，缸盖上放着一些杂物；右手是灶台，灶台上安着一口大铁锅，一个黑乎乎的木头锅盖斜支在锅沿上，锅里有少半锅白菜熬土豆还冒着一点热气。正对门放着一个大柜子，多年的烟熏火燎已经无法分辨出柜子原来的颜色了；地上横七竖八地放着没有烧完的柴草，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三个蓬头垢面的孩子趴在炕沿上正吃饭，每人手里端着一个和他们年龄极不相称的大碗，一边喝菜汤一边啃手里的馒头。炕上铺着一张破旧的炕席，靠炕沿的一边放着两个搪瓷盆，一个盆里放着咸菜，另一个盆里放着馍头。赵老安盘腿坐在搪瓷盆旁边，托着大海碗正在吃饭，看见我和唐念生走进来，马上把孩子轰开给我们让坐。

“上炕吧，上炕。”赵老安冲我们热情地招呼着。我们不习惯盘腿坐，就坐在了炕沿上。“吃饭没？没吃就在我这儿吃点吧，现成的。” 赵老安眨着一对狡黠的小眼睛，言不由衷，皮笑肉不笑地问着。“吃过了。”我客气地应付着。“后生家家地，在你们连里吃的那点儿不济事，这我知道。前儿个我刚杀的猪，地窖里有猪肉，走，我下窖去取，你们帮我吊一下，娃们吊不动。咱们做猪肉炖粉条。”“不用了，我们在连里吃的饱饱的，现在一点也不饿，就不麻烦了。”

上午吃的糜子米饭，走了十几里地早饿得饥肠辘辘了，但我们不能吃他的饭。一则我们是来要债的，“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这饭要吃饱了，要钱的话可就没法说了。二则这家肮脏程度就“够人一梦”（当年连里流行的土话，够呛的意思），谁还敢吃饭呀。三则看他虚情假意的样子，令人恶心。连谎话都编不圆，谁家把猪肉放在地窖里呀，那不早坏了。不过这些话不能戳穿，否则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我想别和他罗嗦了，索性开门见山把话说开吧，“老赵，前些天让你帮我擀块毡子。谁知道家里来信了，急需用钱。我想擀毡子的事明年再说吧，先把钱给家里寄回去，救急用。”我嘴里说着琢磨了好几天才编好的词，怀里像揣着小兔似的，嗵嗵地跳着，头上汗珠都渗出来了。赵老安听了我的话，脸上掠过一丝慌乱的神情，嘴里“这……这……”了两声，脸上马上就平静下来了。“咳，你看这事咋弄逑的，这两天我正找人买羊毛呢。现今家里有事就先解决家里的事，毡子啥时候擀都行。不过,”他停顿了一下，右手从中式黑棉袄里兜掏出钱，“前儿个赶庙会我买东西花了6块，这9块钱你先拿着，等队里分了红我再把那6块钱给你。”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没辙了，心想先把这9块钱拿到手再说吧，今儿个你就是说出大天来，他们家也找不出一件值6块钱的东西，你能把他怎么着？就坡下驴吧，我把9块钱揣进口袋里又闲聊了几句就告辞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去找过赵老安，在连里也没有再看见过他。那天看到他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从此，我的6块钱就变成死账了。

根据团里的布置，我们连安排了一次野营拉练。这次野营拉练的距离比较远，第一天走了整整一天，晚上到达目的地——黑泥圪旦村，在村里住了一宿，第二天返回连里，往返行程约有100华里左右，是历年来强度最大的一次野营拉练。这次拉练没发生任何事故，也没有出现一个病号，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任务。连首长一高兴，就给全连战士放了一天假。

俗话说百密必有一疏，虽然没发生大事，但是在枝节问题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小纰漏。

早晨，一个女排排长来找副指导员谢正林，她们排的一个女战士住老乡家，借用老乡的梳子忘了还，带回连里了。她现在把梳子交给谢副，问怎么办。

这是一把普通的木梳，按其价值来说也就几毛钱。这么远的路，如果专程派人送一趟不值当。不送吧，当地老乡的生活很困难，每天一个壮劳力的劳动所得（10个工分）只值1毛多钱，买这么一把木梳得几天或十几天的劳动所得，让人于心不忍。再说我们天天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天天讲“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碰到实际问题就打折扣，会给老百姓造成不好的印象，影响军民关系。

送还是不送，谢副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谢副指导员在连里具体负责共青团、宣传等工作。从自己的工作角度出发，如果派人把木梳送还老乡，一则符合我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光荣传统，表现我连过硬的思想和扎实的作风，也体现出军民鱼水情的亲密关系；二则这是一份不错的素材，如果引导得好，老乡再说几句时髦、得体的话，我们就此事写一篇报道稿，投给《兵团战友》报，说不定可以见报，为连里争得一份荣誉，可以说是一箭双雕。想到这里，谢副决定派连里的报导员迟正谅、谢梅英去给老乡送木梳。

天气阴沉沉的，随时有下雨的可能。吃完早饭，她们俩就赶着驴车出发了。

这两人整整走了一天，直到天黑了也没有音信，谢副有点忐忑不安了。社会上阶级斗争异常复杂，有时刻想着反攻倒算的地富反坏，有不甘心灭亡的右派分子，有随时想搞破坏的敌特，这么多阶级敌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这两个女战士万一……想到这，他浑身汗毛直竖，不敢往下想了，就让我和通信员韩成去迎一下她们。

我们到马号骑了两匹马就匆匆忙忙向黑泥圪旦村出发了。

这时，刚下过一场雨，路上泥泞不堪，天黑乎乎的像锅底，阵阵秋风吹来，带来一丝凉意。我们备好马又去她们宿舍看了一下，确认还没有回来，才骑马穿过菜地。在过猪号房子后面菜地和庄稼地中间的农渠时，我骑的小黄马先越了过去，韩成骑的小红马在腾身跨越的一刹那，随着马的跃起，他突然被掀了起来，整个人抛到空中，然后重重地摔到渠背上。吓得我“哎呀”一声，叫声刚落，韩成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我边问“怎么样？”边下马，他连忙说：“没事，没事。”把马鞍子扶正，把马的肚带又往紧勒了勒，“刚才没勒紧，滚鞍了。”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连身上的泥也没顾上擦，就翻身上了马。

韩成骑马的技术很高，所以他骑的是比较调皮的小红马。这匹马全身火红色，只有鼻梁上有道白，四肢肌肉发达、强健，跑起来风驰电掣，像飞一样。虽然赶不上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六骏，但也有马踏飞燕的雄风。不过它有个毛病，跑起来后会“闪”人。说白了，就是比较坏，跑起来后会突然掉头兜一圈，骑马的人猝不及防就会摔下来，去年小木匠张存厚就被它把腿摔断了，至今还在包头住院呢。知道它的这个坏毛病的人会提防这一手，骑术高的人也不会被它甩下来，只要过了这一关，它就会心悦诚服地驮着你，一口气跑上十几里地。如果被它“闪”下来，它也不会自己独自跑了，而会迈着傲慢的步伐慢慢地踱回来挑衅地看着躺在地上的你，好像在说：“小子，想和我玩，回家再练两年吧。”

我骑术平平，从不敢骑这种烈马，尤其小木匠被它摔坏以后，我对它更是敬而远之。今天晚上我骑的是小黄马。小黄马跑起来没有小红马那样快的速度和耐力，但比较老实，没有成心“闪”人的坏毛病，一般骑术的人都可以驾驭，所以选择骑它的人也比较多，这真应了那句老话：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

我们绕过猪圈，上了猪号西边的斗渠。这条渠是附近农村的，渠背上没有树，可以放心大胆地骑马走。渠不长，过了渠的进水口有条土坝，过了这条坝不远就到了观灯圪旦村。

村里黑咕隆咚的没有一点亮光，静悄悄地，毫无声息，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早就进入梦乡了。除了黑乎乎的房子外，什么也看不清，只能凭感觉，让马沿着大车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耳中不时传来马蹄子踩到积水时“啪叽”“啪叽”的响声。

出村走了一会儿，上了一条南北大道。这是条战备公路，虽然是土路但路面平坦，比地面高出好多，两侧挖了排水沟，所以路面没有积水。韩成在前我在后，我们开始纵马急驰。

乌云渐渐地散了，天也不像刚才那样黑漆漆的，周围物体显现出了或高或矮或圆或方奇形怪状的轮廓。

我们撒开缰绳跑了一会儿，两匹马就累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我挺奇怪，问韩成：“怎么搞的，这马跑不起来呀？”“你想啊，这马出去一天了，刚回来时间不长，还没吃几口呢就让咱俩骑出来了，它能跑得起来吗。”韩成用手擦了擦马脖子上的汗接着说，“小红马自从归连部以后，马号的人就不好好喂了。草还马马虎虎，关键是不给喂料了。我上午骑着它到团部跑半天，中午歇不了多长时间，下午就又让人骑走了，马号的人也管不了。不过邸子到马号后就好多了。”

邸子叫邸锦森，是呼和浩特市一中的68届高中生，韩成的哥们儿。到连里后一直赶大车，因为患胃下垂刚调到马号。

我俩就这么跑一会儿走一会儿，大约半夜才到了黑泥圪旦村。

这里的村子不像内地的村子，方方正正的，有规划，讲格局，为了节约土地，宅基地都很小，房和房紧紧地挤在一起，没有一点缝隙。这里有的是土地，所以村子的结构比较松散，一家和一家都离得比较远，不挨着，各自占着有利地形。村里的路也是依据房子的位置经过多年人踩畜踏，慢慢形成的，左一条又一条弯弯曲曲地张扬着个性，充分体现出农民自由散漫的特征。

根据谢副告诉的位置，我们很容易找到了房东。当我们把房东叫醒，问她送还梳子的事时，她告诉我们那两个人还了梳子赶头晌午就走了。其他情况不清楚，我们只好往回走。

回去走的是大路。

不知什么时候天已经晴了，虽然四周依然被黑暗笼罩着，但在淡淡的月光下，路也能大致看清楚了。

塞外的10月已是深秋，快下霜了。尤其在这后半夜，小风一吹，让人感到阵阵寒意。这时的我们是人困马乏，饥肠辘辘。

虽然我早饿了，但是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班长，为了起到表率作用，必须得忍着。韩成可憋不住了，“我饿的不行了，你饿吗？”“我早饿了。”“那家人真是，也不起来让咱们进屋待一会儿，喝口水。”韩成埋怨着。“再给你烙两张油饼，烫壶酒，美死你。”我善意地和他开着玩笑。这里老乡说的油饼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烙饼，因为放的油多所以叫油饼，是当地招待客人的一种食品，平时吃不上。“酒就算了，要是有油饼吃就好了，我得照10张吃。”韩成情不自禁地咽了一下口水说道。停了一会儿他又遗憾地说：“今儿晚上吃饭时也没从食堂多拿两馒头。”就这样我俩有一句没一句地边闲聊边走。我模模糊糊看见前面有黑乎乎一大片像是村子，我问他：“那儿是不是韩六圪旦？”他一看来精神了，“咱们快到团部了，快点吧。”我们松开缰绳让马又跑起来。

我们没进团部，沿着向阳渠一溜小跑回了连里。

昨晚上累坏了，第二天我们一直睡到快吃中午饭才起来。谢副告诉我们：“昨天你们俩要是走大路就好了，上向阳渠不远就碰上她们了。”听了这话，我俩差点没背过气去，原来我俩全是冤大头。

中午吃饭时碰到王金堂，他告诉我，老穆的申诉材料写好了，问什么时候给送去，我想了想正好今晚上连里没安排活动，就约定了晚上去。

吃完晚饭我俩去了老穆家。

老穆叫穆天保，是原场就业职工，约有50岁左右，原武汉某厂工人。50年代初因强奸罪获刑，在内蒙古劳改，先在包头当电工，后来到了建丰农场1队当瓦匠。兵团成立后，一直在连里干些修修补补的工作。我曾给他当过好长时间小工，先后修过水房的烟囱，抹过库房的山墙，给礼堂墁砖，给厨房做水池子等等。

因为是劳改就业人员，所以老穆平时很少说话，尤其是历史问题从来没有和人谈过，只知道默默地干活。如果问他一些技术问题，比如：什么是二四墙？墙的拐角怎么砌？这些问题他愿意回答，而且解答得很详细。如果问他自己的问题或是问有关连里的历史，他都沉默不语。在这个时代，一般底潮的人或者是有渣的人都采取少说为佳的态度。俗话说祸从口出，历史给了他们这些人太多的教训，所以他们大多沉默寡言。

老穆有个和谐的家，爱人没工作，在家操持家务，有一个养子在团部工作。老穆的爱人比他大，究竟大多少连里没有人知道确切岁数。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显老，像他这样的年龄，如果女人比男人大几岁就更显老。他老伴走路又颤颤巍巍的，人们都说他老伴比他大20多岁，当然这些都是猜测。

不过有一次确实闹了笑话。

那是修水房烟囱的时候，老穆在水房顶上砌烟囱，我和T当小工，负责搬坯、和泥，往房顶上铲泥。按说活儿不多，但老穆是慢性子，活儿干得挺细，就是慢。拆烟囱、砌烟囱和抹房顶，这点活干了整整一天。下午快下工时，从连部方向过来个老太太，径直朝我们走过来。老太太是圆脸盘，瘦瘦的小个子，走路慢慢地，很小心的样子。很明显，老太太是来找人的，当然不可能是找我和T，因为我俩谁都不认识她，周围又没有别人，那准是找老穆的。这种推理用不着福尔摩斯，谁都能判断出来。这时老穆正给烟囱抹最后一道掺了麦秸的泥，不知他看到老太太没有，只见他目不旁视，依然抹得那么精心，那么专心致志。T出于好意就提醒老穆：“老穆，你妈来了。” 老穆没说话，手里的活也没停。T以为老穆没听见，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老穆依然没说话。T见老穆不说话就有些撮火，心里说了，你个劳改犯，装什么大丫挺子，好心告你吧还装没听见，所以就在老穆身后做了个鬼脸。这时老太太已经站在离水房不远的地方了，仰起头喊老穆，老穆从房顶上下来说了几句话，老太太就走了。

当时我也替T鸣不平，觉得老穆有些过份。后来与劳改就业人员老邓一块儿浇地，说起这事才知道那不是老穆他妈，而是他老伴，难怪T叫他的时候他不说话。

这事成了全连的笑话。

这次老穆找我是因为他20年前那个案子。

在他家，他跟我详细说了当时案子发生的前后情况。据他说事实是这样：

那时他20多岁，在武汉一个工厂当工人。人们都知道武汉是全国三大火炉之一，夏天特别热，在屋里待着就跟在蒸笼里坐着似的，闷得人喘不上气来，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了，晚上热得人根本无法入睡。

所以一到傍晚人们就扛着竹床在外面占地，等吃完饭再出来乘凉，晚上就在竹床上睡觉，第二天早晨把床收拾起来才去上班。由于人多地小，一般人们又都想占一块通风好的地盘，因此为占地几乎每天都发生争吵。老穆为人忠厚老实，当时还是一个没结婚的单身汉，他的床每天都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从没有与人发生过争执。有一天吃完晚饭出来，他发现原来放在老地方的床不知让人搬到哪儿去了，那儿放了一张别人的床，他找了半天才在房后找到自己的床。他有些不高兴，但他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不愿意惹是生非，当时什么都没说就在那儿休息了。第二天他一下班就又把床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可是吃完饭一出来发现床又没了，到房后去找也没找到，在胡同里转了半天才发现床被人立着放在一个旮旯里。这时他真有些撮火，他想，谁要占这块地方说一声，我给让出来就算了，天天把我的床到处扔这叫什么事啊。他恨不能找这个搬床的人打一架，但转念一想，在哪儿睡不是睡呀，为这点小事打架不值得，有事明天晚上再说吧。

第二天傍晚他把床放好后，没去吃饭，站在远处看着，想弄明白是谁这么缺德非要占这块地方。一会儿从隔壁出来两个妇女抬着一张床，年龄大约都在40岁上下，直奔他放床的地方走去。这两人把床抬到老穆的床跟前放下，把老穆的床拖开，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把自己的床放到老穆原来放床的位置上，抬起老穆的床往胡同口走。“这次给他甩远点，让他下辈子都找不到。”老穆看到这种情况是怒不可遏，三步并做两步冲到这两人跟前，大声质问道：“你们凭么事动我的床？”“凭么事动你的床？你的床放得不是地方，晓得不？我跟你讲，滚远点，要不走，老娘我给你点颜色看看。”其中一个五大三粗，长着一对三角眼，满脸横肉的妇女用手指着老穆的鼻子蛮横地说道。老穆见她这么不讲道理，气得双手直抖：“你个妖姑养的，我先给你点颜色看看。”还没等老穆动手，那个女的已经扔下床一头撞到老穆的肚子上，把老穆撞了个趔趄，就这样两人扭打在一起。邻居们赶紧过来把他们两人拉开。

老穆平时与邻居来往不多，他不知道这个女的是远近有名的泼妇，女牛二，这次打架是捅了一个马蜂窝。过了没几天，他就被这个女的和她的几个女友以强奸罪名告到派出所，随后被抓走、判刑，然后被送到内蒙古服刑，这一送就是20多年。

我在团部看过我们连这几个劳改就业人员的档案，他们的档案分主档和副档，主档里面装的是当年犯案时公安部门的侦查材料和法院判案时的起诉书、证人的证明材料等等。我记得老穆案子的大致情况，除了起诉书之外，大概有三四份证人的证明材料，在证人签名的名字上或旁边，都摁着鲜红的指印。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没有法医的鉴定书，这是一份关键性的文件。当时刚解放，百废待兴，可能还没有这个制度，所以就缺少了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或者说原本就不可能得到这样一份鉴定书。

老穆被判刑后，也多次申诉过，但都没有成功。近来受知青落实政策的影响，他那已经冷透的心仿佛又复苏了，决心再试试，再争取一回，希望像窦娥一样的自己能碰到清官，使自己20多年的冤案昭雪，还自己一个清白，还历史一个公道。

那天晚上，老穆把我请到家里，含着眼泪向我讲了他的遭遇，请我帮他写一份申诉状，他的老伴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不时用手背抹着眼泪。连里那么多知青为什么会找我呢？我想，无非是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是我给他当过小工，和我比较熟；其次是觉得我人比较老实可靠；第三认为我是文书，会写这一类文章。殊不知我只是徒有虚名，根本就不知道申诉材料怎么写。当时我就向他推荐我的老大哥、好朋友王金堂，我想由他执笔写应当没有问题，老穆当即表示同意。想不到这么快王金堂就把材料写好了。

王金堂的申诉状写得非常好，思路清晰，事实充分，洋洋洒洒有六七页。他的字写得刚劲有力，俊逸飘洒，可称得上是硬笔书法的字帖。漂亮的文章加上漂亮的书法，二者是相得益彰。但是缺乏推翻这个案子的证据，即使提供了一点线索，法官肯不肯下工夫调查就不得而知了，事情毕竟过了20多年，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老穆家住在最南面的那栋家属宿舍靠西边第二家。我二人一进去，老穆和他老伴就热情地让坐。

虽然是一间屋子半间炕，炕上也像其他人家一样铺着席子，但炕席擦得很干净，炕的一边放着两只板箱，被子整整齐齐地码在箱子上面，用一块床单盖着。灶台是用砖砌的，擦得一尘不染，连盖着铁锅的那只木锅盖上面都没有一点油渍。

我们两人坐在炕沿上，王金堂向他们老两口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写作想法和思路，老穆又拿起材料仔仔细细地看了半天，边看边不停地用手背擦着眼泪，看完后他非常满意，不禁感慨地说：“要是当年有人能帮我写这么一份材料就好了。”这份材料使他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只见他老泪纵横，哭得像个孩子似的。

夜深了，我看着放在办公桌上那个厚厚的信封和信封上老王写的“湖北省武汉市××区法院负责同志收”几个龙飞凤舞的钢笔字，感慨万千，没有丝毫睡意。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对任何人来说生命只有一次，上帝在这点上是绝对公平的，不给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开后门，无论他是尊贵无比的皇帝还是卑微下贱的贫民。但是在人生旅途中，机会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均等的，有的人能赶上好机会，一旦抓住，就能改变一生的命运，从此飞黄腾达；有的人就没有这么幸运，或许一生也没有碰到一次好的机会，或许也有好的机会，但他没有抓住，从此一生都默默无闻；有的人不仅没有碰到好的机会，反而遇上坏的机会，从此生活就江河日下，一泻千里，连想默默无闻地过清静日子都不可能。在这点上，上帝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没有给每个人提供同等的机会。

老穆就属于这最后一种人。

我很清楚这种案子翻案的希望渺茫，但心里还是默默地为老穆祈祷，希望这份材料能给他带来好运。

“1870”，这不是法国路易十八白葡萄酒生产年代的标记，也不是保险柜的密码，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数字，就是这个普通的数字却像刀雕斧凿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让我永远无法忘记。因为它记载着我的历史，一个知青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度过的漫长的日子——1870天。

5年零1个半月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转眼即逝的瞬间，但在人的一生中却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试想，人的一生能有几个5年，更何况是五年的青春年华。用金色的年华伴随这片贫瘠的土地，伴随这漫漫黄沙和枯萎的塞草，让人感到无限的悲凉。

明天，对，就是明天，1974年10月8日，我将离开这片生活了5年的土地，结束苦行僧式的日子，回到我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故乡——北京，去圆梦，圆一个工人的儿子这辈子想都不敢想的梦——上大学，而且是一所名牌大学。此刻的心情仅仅用“高兴”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是“心花怒放”、“踌躇满志”。

我感谢上苍，感谢指导员宋世民和连长许炳荣，感谢副指导员唐月珍，感谢党支部委员白文好及支部的全体同志，是他们提名使我成为上大学的候选人；感谢全连192个投我票的兵团战友（全连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人没投我的票），感谢给予我帮助的所有同志和朋友，给了我这个千载难逢改变命运的机会，让我圆了大学梦。中国有句老话：大恩不言谢。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帮助绝不是用“谢谢”两个字所能表达的。

人有时真是很怪，过去天天盼着能离开这里，总是没有机会，为此苦恼得不知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现在终于要走了，心里又有点恋恋不舍，对这块土地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有一种斩不断的离愁，搅得人心烦意乱，六神无主。

昨天晚上，连首长给我们几个上学的同志举行送别宴会，参加宴会的只有十来个人。菜是食堂做的家常菜，酒是团部自已酿的白酒，菜不丰盛但很实惠，酒不甘甜但很浓烈，比酒更浓烈的是连首长的浓浓厚意和殷殷之情。在这种场合，指导员、连长都没有了往日的威严，多了一些友爱和柔情，没有了上下级关系的约束，成了我们的朋友和兄长。大家在一起开怀畅饮，促膝交谈，回忆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感慨万千。

在这里我们一起生活了五年，1870个日日夜夜，这里的每条渠，每块地都有我们淌下的汗水，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在这里，我们流过泪，流过汗，也流过血；挖过渠，打过场，也割过麦子。在这里，我们曾经播过辛勤的种子，也曾有过幸福的收获；曾有过欢歌笑语，也曾有过悲欢离合；曾有过梦绕魂牵的日子，也曾有过该诅咒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无法忘怀。

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异常地复杂，或者说是非常的激动，激动到无法自持的地步，所以只好提前退席。

有位诗人说过：“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上大学对我来说是改变我命运的关键一步，是人生的转折点，它必将改变我人生的轨迹，使我走向更辉煌的起点。从此我将告别人心涣散、前途叵测的兵团生活，重新走进校园。那是一个斗、批、改的新舞台，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战场，红色工程师的新摇篮。

今夜星光灿烂，从北斗七星西沉一直望到启明星升起，我没有一点睡意，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脑海中闪过。

这5年中，有过两次惊心动魄的经历，差一点儿让我命丧黄泉，幸亏苍天保佑，使我化险为夷。

第一次是1971年春天，我刚到连部班不久，靳卫东作为新上任的司务长亲自拉着排子车步行十几里去团部拉酱油、醋，直到天黑了还没有回来，副指导员谢正林让我去团部接他。我到马号时，马都放出去了，就给了我一匹骡子。我只好给骡子备好鞍子，骑上往团部走。

这匹骡子我骑过，平时觉得还可以，没难为过我。今天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就是不走，怎么拽马嚼子都不行。在通往向阳渠的路上好不容易走了有一半，从小树林斜插向大路的小道上突然有一个黑影一闪，骡子一下子就惊了。它猛然转身调头往回跑，我在鞍子上坐不稳被甩了下来。这时左脚已经离开了马蹬子，可右脚被套在马蹬子里抽不出来，整个身体悬在骡子的左侧，被拖着往前跑，瞬间我脑子里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这辈子就这么交待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忽然急中生智，用悬空的左腿绊了一下骡子的前腿，骡子打了个趔趄，一条前腿差点跪倒，整个身子瞬时低了下来。就在这刹那间，我被拖着的身体摆脱了被拖着走的被动局面，在地上找到了一个支撑点，用这千分之一秒的时间，我把右脚从马蹬子里抽了出来。骡子跑了，我在地上躺了半天才爬起来。

起来后，走了几步，浑身上下检查一番，虽然心跳得很厉害，但感觉还行，除了衣服撕坏，身上有些地方擦伤之外，胳膊、腿都还健全。

实际上谢副是瞎操心，我是瞎搭忙，靳卫东早有“她”在关心了。

第二次遇险是去乌不浪山口拉沙子。

那天早晨，机修连让我们连派人去装车，因为临时找不到人，连长就让连部班的人去。说起来连部班人不少，有十来个，但真正能出去干活的人并不多，每次往外派人，都是我自己把自己派出去，这次也不例外，只增加了一个董凯。

拉沙子的车是胶轮拖拉机。

往乌不浪山口去的路是高低不平的土路，除了我们两人之外，还有外连的两人。我们四个人坐在拖斗里，被颠得东倒西歪，槽帮很矮，站不起来，只能扶着槽帮蹲着，这样身体可以随着车斗的颠簸而上下起伏，减少被弹起后摔下去的力度，至于拖拉机的胶轮卷起的尘土把我们几个人都变成了土地爷这种事根本就顾不上。

拖拉机跑了1个多小时，跨过前面的一座桥就是乌不浪山口了，我们暗自庆幸，为即将熬出头长出了一口气。拖拉机在过桥时，突然拖拉机头与车斗之间的牵引三角架左侧开焊了，车斗在拖拉机头的牵引下猛然向右侧冲出，撞向桥边上低矮的栏杆。这时我正双手使劲握着槽帮蹲在车斗的右侧，清楚地看到十几米高的桥下有一条细细的小河在缓缓地流着。车斗右前侧车轮撞到栏杆后被栏杆挡住了，后轮在拖拉机牵引力作用下翘了起来，这时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心想“完了”，掉下去必定是骨断筋折一命呜呼，我仿佛看到死神狰狞的面孔和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忽然“嗵”的一声，翘起的后轮重重地落在了桥上，当时我们几个人都吓儍了，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呆着，愣了半天才意识到车斗没有掉下去。

总算大难不死。

我的思绪依然在这5年走过的道路上扫描着，一件件往事，一幕幕场景都立体地呈现在面前，一切的一切都历历在目。

在这5年中，我认为对工作是尽了百分之百，甚至可以说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据说内蒙古后套平原有三大累活：挖渠、脱坯、割麦子，我干过其中的两项：挖渠和割麦子。尤其是两次挖渠，使我终身难忘。

第一次是1970年4月底5月初，全团刚在向阳渠搞完大会战不久，我们1排挖1号地的排水渠。当时虽然已经是春天，但是挖到3米以下还是有冻土层。

那天上午，排水渠已经挖到了向阳渠大堤下面，只剩下冻土层上最后一点泥，十几个人站在排水渠两边拿铁锹往上铲，泥在冻土层上滑来滑去怎么也铲不上来。按计划我们排干完这点活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可这一点泥铲不出来就走不了。“这么窝工哪行？”我毅然脱了鞋和袜子，挽起裤腿就跳了下去，挥锹干了起来。这个季节在内地已经能游泳了，但在内蒙古高原却还是冰冷刺骨，脚踩到冻土层上跟踩到针尖上似的扎得钻心的疼，一会儿脚和腿就冻麻木了。我把铁锹使得飞快，拼命地往两侧渠边上铲泥，不一会儿身上就大汗淋漓，把衣服都湿透了，但两腿却一点知觉都没有。大约半个小时我就把泥全部铲出来了，战友们赶紧让我回连里洗脚穿鞋。

从此我的腿落下了毛病。

第二次是1972年初冬，全团在6连搞挖渠大会战，那时我在连部当文书，但还是参加了这次会战。

那天，狂风怒吼，西伯利亚寒流第一次袭击了内蒙古后套平原。我在工地上拼命地干活，居然没有一点冷的感觉。下工后，我们连部班的几个人回到屋里，赶紧找柴火生炉子。炉子点着后，屋里渐渐地暖和起来，我们几个人围着炉子烤火。医生孙金浦坐在我旁边，忽然指着我的耳朵叫了起来：“你的耳朵怎么了？”当时我一点感觉都没有，让他这么一叫，我赶紧用左手摸了摸耳朵，发现它像炸虾片似的渐渐胀了起来，一会儿就变得和猪耳朵一样大了，而且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同时感到火烧火燎地难受。孙金浦当时就把我推到了外屋，说：“你的耳朵冻坏了，不能再烤火了，再烤耳朵就掉了，今晚你就睡外屋吧。”我一听吓坏了，忙问老孙怎么办。他告我，冻伤没有关系，养一段时间就好了，而且还告我咱们没有治冻伤的药，你只能坚持一下。当晚我一人睡在冰冷的外屋。

冻伤十几天以后才好。

由于我的不懈努力，1970年5月31日团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团申请，6月27日团工委批准为正式团员，是连里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青年之一。1973年1月19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令人羡慕的共产党员，那年我20岁。

在这5年中，我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受连嘉奖两次，团嘉奖三次，参加团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先代会）两次，2师先代会一次，巴彦淖尔盟先代会一次（当时兵团是作为特邀代表参加的，一共去了5个人，一个现役军人，5个兵团战士，我们5个人有一张照片登在巴彦淖尔盟报上）。

现在要走了，朋友们对我还是依依不舍的，前天我们十几个人去团部专门照了一张集体照，在现场我借了一匹大黑马，以团小卖部为背景，骑在马上照了一张纪念照，作为我兵团生活的永久纪念。

老大哥、好朋友王金堂特意为我做诗一首，名为《送占龙上大学》：

这几天，我把照片整理了一下，猛然想起自己已经23岁了，接近而立之年，也挺感慨，胡诌了小诗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