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组织知青赴云南支边片断

自国家有计划地组织知青上山下乡以来，四川就开始动员和组织知青到毗邻的云南省国营农场参加建设；在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进程中，四川按照国家计划，组织了41047名知青奔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营农林场安置知青，四川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只不过当时是在省内国营农林场开展这项工作。自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以后，跨省安置知青的问题在四川就提出来并开始组织实施。

1963年1月5日至17日，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学生的安置计划落实会议。当时确定的跨省安置知青主要是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在安置方式上主要是到现有国营农林场，以及有条件扩建或新建的国营农林场。其他省市跨省安置知青并不是很多。

四川跨省到云南安置是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指示进行的。四川和云南同处祖国西南地区，同属当时的西南局管辖。云南地广人稀，需要大批劳动力参加建设，特别是一批重点建设急需上马。因此，按照西南局的统一安排，四川决定在城市调1万名劳动力支援云南重点建设，从而开始组织青年到云南参加支边工作。

1963年12月3日，成都市第一批奔赴云南参加建设的600多名青年出发。据《成都日报》报道：这批青年大多是1963年和往年的高初中毕业生。当他们听到云南需要一批青年时，纷纷申请报名，志愿到边疆参加生产建设。许多青年一连写了几次申请书和决心书，有的毅然放弃原来的个人打算，要求到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自己。

这批青年临行前，成都市有关街道办事处党团组织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许多地方邀请老工人、老红军、老干部作报告，举行欢送会；有些办事处还邀请已经到农村的青年谈体会，或把他们的来信张贴出来供大家阅读，组织座谈讨论，以坚定青年们参加祖国边疆建设的信心和决心。一些原来怕边疆艰苦的青年人也开始有了正确认识，立志把青春献给边疆建设。

成都青年奔赴边疆建设的满腔热情，受到了他们的家长和社会的普遍支持。有的父母陪同子女一再到办事处申请批准，有的家长原先舍不得子女远离自己，也在青年们的热情影响下同意他们到边疆去。双桥子青年佟金山的父亲是老工人，他完全赞成儿子到云南去，还勉励孩子要听党的话，经得起任何艰苦磨练，为工人阶级争光。红石柱横街青年张有玉立志去边疆，她父亲哥哥姐姐都说她做得对，只有母亲舍不得女儿离开身边，大家便一再说服她母亲。这批知青的家长中，有领导干部、工人和街道居民，也有专家、教授和工程师。东城区第一批到云南边疆的400多名青年出发时，区人委专门举行了欢送大会，副区长董存德和区团委、妇联的负责人及家长代表等在会上讲了话，即将出发的青年把一张张用红纸写好的决心书交给区人委，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至1965年10月底，四川支援云南建设的人数已有近6000人。根据云南省的安排，余下的4000人，改为支援云南国营农牧生产建设，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鉴于此况，四川省即决定将支援云南国营农牧场的4000人，全部列入四川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计划之内，实行跨省安置。

1965年11月4日，四川省劳动局、省安置办发出《关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支援云南农牧业生产建设的联合通知》。该通知对组织到云南国营农牧场的4000名知青的动员任务作出计划安排：1965年首批完成2000人，其中重庆市1500人，成都市500人；1966年再动员2000人，全部由重庆市负责完成。具体的动员时间，由两市和云南省接收工作组协商决定。

根据当时政治社会形势的需要，对到云南支边知青的政治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即本人政治历史清楚，表现好和基本好的。凡属家庭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一律不推荐给云南。关于身体条件和年龄，要求支边人员必须身体健康，凡患有严重慢性病、传染病或因残疾不宜参加农牧业生产劳动者不动员；年满17周岁至25岁的男女青年，个别可延至30岁，其中女劳动力应占80%以上。

在具体要求上，强调这次动员组织城市知青支边工作，主要由成都、重庆市安置办、劳动局共同负责；政治和身体条件的审查，由动员单位会同云南接收工作组与街道办事处三方共同审核确定。凡经审查决定录取者，必须组织学习一周左右，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认识支援边疆建设的重大意义。在训练期间，其训练费每人以10元为限，由云南省安置费用中开支。对支边知青原则上每人补助一件棉上装，其经费由接收单位负责，棉布、棉絮指标按四川省商业厅、供销社的文件执行。

1965年12月10日，成都市为即将去云南支边的600多名知青举行欢送大会。副市长刘景周，省安置办主任樊执中、副主任张建业，市安置办、团市委和东、西城区负责人，以及云南省农垦局工作组的代表等，出席了欢送大会。刘景周在会上讲了话，他勉励到云南边疆的全体青年，真正做到人在边疆、心在边疆、红在边疆、专在边疆，为建设祖国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批知青在欢送会后即陆续出发。

按照省里的计划，重庆市在1965年底前动员组织1500多名知青奔赴云南国营农场参加建设的基础上，于1966年又动员组织了2000名知青到云南农场，再加上成都市已动员组织支边的600多名，四川共动员组织了4000多名知青奔赴云南支边，主要安置在云南的德宏、临沧、红河3个垦区。

大规模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以后，1969年2月，中央安置办公室召开跨省安置下乡青年协作会议。经过协商，落实了当年跨省下乡安置105.6万人的任务。随后，跨省安置知青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外，还增加了人口稠密的四川、浙江两个省。至此，作为动员地区的四川组织城市知青到云南支边，被正式列入国家动员和安置计划。

1970年12月28日，国家计委电话通知四川省革委办事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同意云南向四川招收4万知识青年，参加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从国家层面来说，给四川下达跨省安置计划，不仅是因为四川与云南毗邻，属就近跨省安置，而且是因为文革前四川就组织过知青到云南支边，要保持政策连贯性，同时还是因为全国组织10余万知青同时进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人员和组织结构上要搞五湖四海。

次年2月4日，四川省革委以川革函（71）37号发出《关于分配部分1971年中学毕业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参加边疆建设的通知》。该通知确定，重庆、成都两市作为动员知青到云南支边的城市。因为这两个城市是省内跨区安置的主要城市，适当安排部分知青到云南支边，不仅可以减轻省内跨区安置的压力，而且两市还具有动员组织的不少便利条件。于是成渝两市拉开了动员组织部分知青到云南支边的序幕。

1971年2月10日，省革委毕业生分配组制发了《动员知识青年到边疆去宣传提纲》（以下简称《宣传提纲》）。该《宣传提纲》对动员组织一批应届中学毕业生到云南去开发、建设、保卫边疆的战略意义，着重阐述了三点：一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1970年由毛主席批准建立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的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二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措施。生产建设兵团是大熔炉，广大知青在那里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练，在火热的斗争中成长。三是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巩固国防的需要。大批知青到边疆去，将为开发和建设边疆，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增加新生力量。知青参加生产建设兵团，配合驻军守卫祖国的西南大门，把边疆建设成为铜墙铁壁。《宣传提纲》在简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情况的基础上，还针对动员中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

这样的动员宣传内容，以及应届中学毕业生的满腔激情，再加上四川以老三届为主体的近50万知青已奔赴农村插队落户，对于重庆、成都大多数本属下乡对象的1971年应届中学毕业生来讲，能碰上到部队建制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边，比到省内的大山区插队落户要好得多，这也是其他许多知青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

动员组织工作迅速在成、渝两市展开。为推进动员宣传工作，1971年4月，成都市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印发了《两封写得好的家信》，以及西南送变电工程公司党委副书记邹子杰送女儿赴滇支边的文章，要求组织家长、青年学习。重庆市各级高度重视，列入议程，领导动手，组织力量，抓好动员。如驻渝部队派出军代表，参加训练、护送支边知青的工作。重庆毛纺五厂、重庆水轮机厂、大坪街道等单位配合学校做好支边知青的家长工作。铁路、交通、财贸、卫生等部门安排车辆，保证安全运输，主动上门服务，选派医务人员参加护送等。广大家长积极支持和鼓励自己的子女到边疆去，其中老红军万银山、1937年参加革命并曾负过7次伤的老干部牟吉隆等，都支持和鼓励自己的儿女参加边疆建设。

与此同时，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以师、团为单位组建知青动员接受组，奔赴重庆、成都，协助做好动员宣传和组织工作，并按上级制定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新战士的五个条件要求，接收战士。整个动员组织工作进展得较为顺利。

1971年8月3日，是重庆市当年最后一批到云南支边知青出发的日子。这天，该市1万多人汇集到火车站，欢送他们奔赴边疆。市委、市革委和市中区的负责人到车站欢送。这趟到云南的知青专列是该市6中、12中、21中、53中、56中、官井巷中学等学校的1100多名应届初中毕业生。在动员期间，各学校专门举办了应届毕业生的学习班；许多学校的红卫兵团的干部，都带头报名支边；很多青年积极报名，多次申请，生怕不能被批准。

就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国家计委下达四川组织知青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40300人的计划，最后超额完成，达到41047人，其中重庆24422人、成都16625人，分别超计划422人和325人。这批赴滇知青于1971年3月起到8月初，在成都、重庆分乘30多趟火车专列，分别到达指定单位。他们被集中安置到滇南的红河州、西双版纳的兵团各农场，其中成都知青安排在滇西的瑞丽、陇川、芒市、盈江、宾川、沧源等处农场，重庆知青进入滇南勐腊、景洪、河口、弥勒、文山、金平、勐海等地农场。在这期间前后，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还有北京知青8385人，他们安置在滇南的红河州、西双版纳的兵团各农场；上海有47575人加入兵团，其中包括上海郊区农村青年近2万人。至此，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共接收外省知青9.7万人，加上昆明知青7038人，总数超过10万人。

四川赴滇支边知青到达各目的地后，受到云南省及兵团各级的热烈欢迎。1971年8月4日晚，四川最后一批到云南支边的重庆市1100多名知青到达昆明市时，解放军昆明部队、云南省、昆明市革委、云南省军区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负责人及3000多群众，前往车站欢迎。5日晚上，云南省革委举行欢迎大会，四川支边知青及护送小组的全体人员出席大会，兵团负责人在大会上致欢迎词，云南省革委负责人等出席大会，会后演出了京剧《红灯记》。赴滇知青乘坐火车到达指定地点后，又乘坐长途汽车，一般再经过5至7天的颠簸和跋涉，才到达所在的团部和连队，开始新的战斗和生活。

到云南边疆各地后，四川4.1万多名支边知青，以边疆为家，以艰苦为荣，在云南支边的各条战线和各个岗位上，为祖国边疆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这里，仅以刚到云南支边一年左右时间里，部分支边知青的突出表现为例作一叙述。

从小生长在一个钢铁工人家庭的刘少英，在重庆95中学接连写了4次申请，才实现了到云南支边的愿望。到西双版纳后，她很快适应了艰苦的劳动和生活。当看着种下的庄稼结出果实，开垦的梯田就要种上橡胶，为祖国作出贡献时，她第一次体会到：为革命吃苦最幸福。1971年夏天，当洪水冲向橡胶苗圃地时，她正生病发高烧，为抢救橡胶苗地，她与战友们一起，毫不犹豫地跳下齐腰深的水里，挖土排涝。支边当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都市黉门中学20名知青组成的学习金训华小分队，集体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冬天，全营开展垦荒、橡胶育苗大会战。小分队的战士顶烈日，抗风沙，大战荒凉的白花岭。领导交给他们的生产指标，一破再破，20天的计划，7天就完成了。

这批支边知青在艰苦的劳动中不断磨练着自己。某团15连3班全是重庆知青，到边疆的第一个冬天开荒，开始他们许多人每天挖一个橡胶窝还不合规格，后来他们用顽强的意志，在短短的时间里，做到每人每天可挖10个窝，且质量完全合格。某团2营7连3排有8名重庆知青被分配到后勤班种菜，他们不怕太阳辣，顶着干；不怕土质硬，拼命挖；不怕天旱缺水，积极挑水浇菜，终于把菜园扩大，做到了连队顿顿有新鲜蔬菜。

艰苦的劳动换来了丰收的果实。7团、15团的5700多名四川支边知青，和老战士一起，从1971年3月至1972年3月，共开荒1.93万亩，种植橡胶树苗2万亩、粮食作物3800亩、其他经济作物2200多亩，为边疆建设作出了贡献。14团3营3连的支边知青和老战士一起战天斗地，短短几个月，就开垦出500多亩梯田，种上了金鸡纳、玉米、红薯、油菜，还修了一条长达1000多米的马路，打土砖10万块，新修住房800多平方米，使这个在荒山沟里新建起来的连队面貌焕然一新。

成都知青董玉华在支边建设中的突出表现，使她成为四川支边知青的榜样。小董到兵团后，被分到某团基建连，当上了泥水匠。在工地上，别人运土坯搬两块，她搬3块；扔土坯上房的活，她争着去干，几个月的工夫，一双茧手基本炼成。她见连队技术工人少，砌砖柱和门窗老是赶不上趟，就主动请教老师傅，并有空就在蚊帐上练习吊线，不久她成为了全连第一个能够砌砖柱和门窗的姑娘。她干一行爱一行，在一年时间里，先后担任过3个班的班长。开始是在8班当班长，很快改变了这个班的落后面貌；后来又调去炊事班当班长，做到饭菜多样化，送病号饭到病人手中；不久，她又被调到5班当班长，带领这个来自四面八方人员的新班团结奋战，工作很有起色。董玉华到兵团后的第5个月入了团，第11个月入了党。

1972年6月，就在这批支边知青到云南刚满1周年之际，随四川省革委慰问团到云南慰问支边知青的一些家长、老师回来后，写出了一系列所见所闻所悟的文章，刊载在《四川日报》上。如成都分团家长代表焦淑君的《要让孩子经风雨见世面》、重庆分团家长代表杜伦芳的《家长也要配合再教育》、成都分团干部代表曾官棋的《革命干部要关怀青年一代》、成都分团老师代表蒲修贵的《董玉华的成长给我的启示》等。重庆分团老师代表胡用九在文章中写道：1971年春天，我护送本校赴滇支边青年到建设兵团某部16营5连，这次我又去，短短一年，真是山变水变人也变。想当初，5连驻地中只有3座烂草房，到处都是烂泥坑，地无一丘，菜无一亩。有的学生一见就发愁，我心里也觉得孩子们要在这里扎根困难不小。没想到仅仅1年，这里已是新房林立，蔬菜满园，大片荒山变成了梯地。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支边知青的锻炼成长。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四川到云南支边的知青中就有1658人入了团、13人入了党。其中重庆知青中有1070人被推选担任了班、排干部。此后，四川省以及成都、重庆市召开的团代会、先代会等，一般都会邀请到云南支边的先进知青代表参会，以表彰他们在边疆建设中取得的突出成绩。1973年7月，成都支边知青董玉华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共青团四川省第5次代表大会。这年8月，重庆支边知青赵学玉参加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召开的知青工作会议。1974年4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要求在知青中提拔一定数量的副职干部，其中成都知青董玉华、唐朝明分别担任了兵团3师、2师副师长，还有不少在兵团总部、各师、团、营、连担任职务。

1974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撤销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的命令。至10月29日，撤销工作结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全部恢复原国营农场的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