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个馒头：险些葬送一名知青的宝贵生命

我们团驻扎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库布其沙漠北端，从地图上看，正好在黄河那“几”字形的大弯里，条件恶劣，交通不便。全团全年的给养和基建物资，只能靠冬季黄河封冻时，运到河北岸的巴盟五原县火车站，再转载上卡车运来。

1970年，兵团决定让我们连开赴黄河北岸修筑公路——我们团的生命线。时已深秋，时间紧，任务重，战士们顶着一年到头刮不完的黄风干开了。

我们团是新建团，自己没有粮食，吃的都是从外地调拨来的地瓜干面和当地产的杂交高梁面。战士们已经有三个多月没见到白面了，又没有蔬菜和其他副食，粮证上那每月供应的三两油还经常买不到。有一段时间，甚至连盐都运不进来，我们只能白嘴儿啃窝头。那黑得发亮、甜中带着苦味的地瓜面窝窝头，偶尔吃一次还凑合，每天都吃真是难以下咽，但是连这样的窝头都吃不饱。

一天，不知从哪儿传来一个简直令我们振奋的好消息，说五原火车站有卖馒头的!于是，各班纷纷跑到连里反映，希望连长批准大家去买一次馒头。

当时，我在10班当班长，出于在艰苦条件下自觉磨练自己的真诚，我认为去街上买馒头是一种害怕艰苦、不刻苦改造世界观的表现。我的看法得到了排长的赞同，我们俩在伙房前竖起一块木牌：“想想长征二万五，今日窝头不算苦。”

筑路任务越来越重，为了抢时间、抢任务，由原来大家一块混着干改为分段包干，每天每人要干两方土。 看着我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连长心里非常焦急。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他把各排排长召去，宣布今后每个星期天每班可以派两个人去火车站买一次馒头(后来他为这事在团党委会上做了检讨)。其实，饭馆卖的馒头数量很有限，每次往返30多里路买回的馒头分到每人手里不过三四个。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如获至宝，每天垫补一点儿，不舍得一下子吃光。

一天晚饭后，班里小陈忽然把我叫到屋外，满脸怒气地告诉我，她放在挂包里的馒头少了一个，非让我给查清楚不行。班里从没丢过东西，我不知所措，安慰了她几句后，急忙向排长做了汇报。 

排长是从23团调来的老知青，听说我们班丢了馒头，立即郑重地提醒我：“越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越不能放松警惕。大浪淘沙，有的人很可能在这种时候出问题。要发动大家认真调查此事，严肃处理。”

回到班里，按照排长的吩咐，我开始了背靠背的调查，终于查清那个宝贵的馒头，是班里的天津知青小W拿的。

小W高高的个子，块头挺大，自尊心很强，死活不承认自己偷了馒头。班里大部分人是天津知青，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她给天津人丢了脸。过了两天，排长见我拿小W没有办法，便亲自主持我们的班务会，一连三个晚上，对小W进行批评帮助。第四个晚上，又在全排大会上点名批判了她。批判会之后，排长和我连续不断地“政策攻心”，小W终于痛哭流涕地承认了馒头是她偷吃的。

这一夜，我气得失眠了。我真恨小W，班里出了这种事，年底的“四好”班肯定评不上了。小W哪小W，你可真没出息，多吃这一个馒头又能怎样呢?当我转过头看见小W那满是泪痕的脸，又觉得她着实可怜。

第二天一一早，小W留在宿舍写检查。我照例带着全班出工去了。工地上，战士们干得热火朝天。远处，有位战士带头唱起了《兵团之歌》：!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我站在工地上放声唱，歌唱兵团战旗红，万里边疆尽春光……”

忽然，通讯员气喘嘘嘘地跑来，他一把抓住连长，大声喊道：“小W跳井啦!”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我们都惊呆了。连长的脸色也变了，他放下手里的扁担，叫上几个男战士，撒腿就往回跑。排长和我也慌慌张张地跟着跑。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腿软得迈不动步子。

当我赶回营地，小W已经被先到的人救上来，往卫生室抬去。她的棉衣棉裤已经冻成了硬甲，两条腿直挺挺的，我的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怎么才好。

经过一番抢救，小W被送回宿舍，连续三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昏睡的状态，偶尔醒来就是一阵痛哭，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妈妈呀!我对不起你呀!……就是一个馒头!妈妈!我要馒头……”我守护在她身边，听着那撕心裂肺的哭喊，不由得心里阵阵发酸，眼泪唰唰地流下来。 

病好以后，小W变了，每天除了出工、吃饭，就是吃饭、出工，别的什么都不关心，一闲下来，就一个人发愣，一天也没有一句整话。没过多久，她的体力也不行了，被调到副业排种菜去了。后来，我调到团里，听说小W正在办病退回天津。我托人带信，邀她到团部来一趟,我想向她好好解释一下，道个歉，表达自己歉疚的心情。可她始终没来。我想，信是一定带到了，但她还在记恨我。

光阴荏苒，20年弹指一挥间。每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时，心里总有一股说不清楚的滋味。是同情，是懊悔，还是负疚?应该说，什么都有。为了一个馒头，险些葬送一个青年的宝贵生命，为了一个馒头，竟毁了一个青年的金色年华。这怨谁呢?怨小陈?怨我?还是怨排长?

小W啊，我的战友!你现在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