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当年叹辛苦，回首成真赏

2002年夏天，我不远万里，带着在杜克大学读书的大女儿来到了位于四川省东北边缘上的万源县草坝区新店乡，爬上了一个名叫青山子的坪，那里是新店公社青山茶场的旧址，是我1964-1968年间挥洒过汗水的地方。

站在青山坪上举目四望，我思绪如潮。当年我们开垦的土地大多已经荒芜，连我亲手种下的一棵白杨树也不见了，只有夕晖照耀下茶场的废墟无言地见证着一群重庆知青当年的奋斗和困惑。

我忍不住又一次给孩子讲起了那段遥远的既往——

1964年10月21日，深秋清晨，六点左右，山城重庆还在睡梦里。冷清的街道上，偶尔看得见一辆空空荡荡的早班公共电车，路边和人行道上，几个清洁工人正在不慌不忙地进行收尾工作。重庆两路口公寓里里外外却有些异乎寻常的景象：公寓门前的人行道旁停着二十余辆戴篷的军用卡车，五百多名头天晚上就在这里集中的男女青年把自己简单的行李从公寓里搬出来，井然有序地装上军车。他们就要离开重庆，前往四川东北部的达县地区安家落户。这些青年大部分是当年没能升学的应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年纪大的二十一二岁，年纪小的十五六岁，此外也有少数所谓的“社会青年”，即在城市待业一年以上、没有正式工作的青年。

没有夹道欢送他们的人群，看不见醒目的横幅标语，听不见喧天的锣鼓声、慷慨激昂的口号声和歌声，也听不见肝肠寸断的哭泣声。就要出发的青年人有的表露出莫名的兴奋，更多的人匆匆告别了前来送行的亲人，默默地爬进了卡车车厢，静待出发时刻的到来。他们的被盖卷在卡车箱里沿车厢板壁一个挨一个地放下，做成一排临时的座椅。车厢中间堆放他们的其他行李。每辆车上大约装载二十余名知青，除了人和行李之外，车厢里实在没有多少剩余的空间。

我也在这群青年当中，告别自己生活了十六年的城市。当我环顾四下的人群和那些熟悉的建筑物时，不知道心中充溢的是惜别之情还是解脱的轻松。父母头天晚上陪我到两路口公寓投宿，这天早上天不见亮又赶来为我送行，想必是因为我要出远门，一去之后，归期难料。母亲是个坚强而乐观的女性，三十岁那年就相继经历了丧父、丈夫下狱、幼女夭折等一连串打击，但她挺过来了。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和继之而来的饥荒年间，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她唉声叹气。分手前，她再次叮咛我在外独立生活，凡事多加小心，学会照顾自己，经常给家里写信等等。其实，该说的话都说了，能说的也都说了。我有点不耐烦：“妈，我都知道了。”母亲的脸上浮现出宽容、慈爱而又带几分无可奈何的微笑。

父亲站在一旁，神情凝重，瘦削的脸上的皱纹似乎更加明显。看上去他好像还有什么话，但却欲言又止。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上了初中三年级，我跟父亲的交谈时间逐渐减少，接到高中的“不录取通知书”后，父子之间的交流几乎完全中断。在上山下乡这样决定我一生的重大问题上，我甚至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完全自作主张。父母没有阻止我下户口，我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七点左右，几十辆汽车一齐发动。等我们在车上坐定，长长的车队缓缓离开两路口公寓，向沙坪坝方向驶去。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难过，喉咙有点梗塞。但是我把泪水强咽到肚里，看着父母逐渐远去终于消逝在毛毛细雨中的身影。

在同车的伙伴中，我发现同窗马芳群。她是一个沉静的姑娘，在班上从来没有出风头，但是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在同学中口碑很好。虽然成绩不是特别拔尖，但如果不是家庭有什么政治问题，怎么说也不至于落榜。同车的伙伴中，还有郑畹兰。毕业之前，我在二班，她在三班，彼此互不相识。但是我母亲教三班的英文，楼下周南芸老师教三班的数学。从母亲和周老师口中，常常听到她的名字，知道她是三班的三大才女之一。现在落到跟我一样的境地，家庭成分肯定不佳。后来才知道，她的父亲是个“右派”，她母亲为了保护孩子，狠心跟丈夫离了婚。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有躲过阶级路线那把无情的刀子。

同车的小伙子中，我发现一班的“名流”张弘。张弘高高的个子，在同学当中鹤立鸡群，白皙的脸上透露出灵性，还有几分天真和倔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富于幻想和谈锋很健的人。从后来的摆谈中，我了解到他的父亲原来是重庆市大名鼎鼎的张文澄。张老先生中学时代就参加川东地下党，出生入死，从事学生运动。五十年代成为中共重庆市委的宣传部长，官居八级，地位仅仅低于市委书记兼市长任白戈。不料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成为共产党里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戴上右派帽子，降成十三级干部。照理说他仍属于“高干”，不知怎么还是连累了儿子。张老先生为了鼓励儿子扎根农村，还填了一首《苏幕遮：送弘儿上山下乡》。我记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勤学农，喜劳动，一日三省，思想锻炼红。正是革命高潮日，奋发图强，接班任务重……。”

我很快认识了其他几个伙伴：刘允懋，六中高六四级的高材生，父亲右派；汪勃，圆圆的脸上长着一对浓眉大眼，既有几分憨厚，又有几分狡诡。他父母都是教师，但是他的生父有所谓的“历史问题”；周朝英；高六四级才女，身材娇小，花颜玉貌，不幸有个曾为 “伪军官” 的父亲；饶传辉，六中初六三级毕业生，厚道忠实，生父土改时被“镇压”；林锦清，长着一张胖乎乎、一团和气的脸，然而这个长相阿弥陀佛的小伙子的父亲竟是国民政府宜宾地区的保安副司令。车上的21个知青，十之八九背上都有个“黑巴巴”。

车队从市郊石门的车渡过了嘉陵江，上了通往达县的汉渝公路。转眼之间，城里鳞次栉比的建筑不见了，泥泞的公路两旁是秋收后的稻田和稀疏点缀在田间的茅屋土舍。秋风穿过卡车风雨蓬的缝隙灌进车厢，使人感到几分寒意。踏上征程的兴奋很快冷却，两个多月来的经历一幕一幕浮现在脑海里，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1964年夏天，我中考落榜了。这是我平生的第一次考试落榜，经受到的第一次重大的挫折。随之而来的是我一生经历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它迫使我过早地告别天真烂漫的少年，做出了决定我一生的最重大的决定。

那一年7月，我15岁，初中即将毕业，跟大多数同龄的少男少女一样，对人生、社会、国家的前途抱有许多美好的憧憬。我就读的重庆市重点中学六中的前身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求精中学，大名鼎鼎，有优良的师资和浓厚的学习风气，该校的英文教学在重庆独树一帜。1962至1964年之间，中国的教育界似乎正在走出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阴影，重返正常的轨道。我受到这股短暂的春风的吹拂，三年的时间里，学业精进。

上了初三之后，我开始真正“立志”，知道发愤读书，开始对自己严格要求。我在课堂上学得很轻松，但我不满足于教科书和老师课堂上讲授的知识，经常到图书馆翻阅一些书籍报刊，到高中学生主办的壁报上去索取点点滴滴的数、理、化知识。我不仅是学习尖子，而且是一班之长，经常组织同学进行从班级之间的篮球比赛到办墙报的各种课外活动。由于各科老师的垂爱、尤其是班主任王大富老师的信任和栽培，我不仅学业长进，而且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才能。我产生了自信，而且还有一些优越感。

中考我正常发挥，考试之后自我感觉良好，而且“未得陇、先望蜀”，私下里开始拟定高中阶段的学习计划，准备三年之后报考重点理工科大学，有朝一日能走进科学技术的殿堂，报效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当时的志愿是成为一个原子物理学家，为中国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让中国昂然加入核大国俱乐部，不再受美国的核讹诈，也不再受苏联人的颐指气使。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冷战时期长大的，从小就受到大剂量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时刻准备为国家和民族赴汤蹈火，建立功勋。 

第三排左起8为本文作者；第四排左9周力习、左13肖协中；第二排右5马芳群；第一排左4为作者的班主任王大富；第一排右1为作者母亲。

在浓烈的政治空气的影响下，我把“又红又专”作为自己的目标。自初二起，班上的一些年纪较大的同学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初三上，我满十五周岁，达到了入团的年龄标准。作为班长，我理所当然成为团组织的发展对象。两位高三年级的同学主动当我的入团介绍人，我也高高兴兴地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可是因为父亲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言论不慎，被同事告密（出卖），冤枉接受了两年劳动改造，我的申请书被一次又一次地退回来。团组织认为我对父亲的问题认识不深刻，学校团总支书记一天晚自习时间还专门找我到他办公室谈话，要求我在思想上跟父亲彻底划清界限。但是无论我如何积极表现，团组织总是说我立场不够鲜明。

既然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也就特别容易接受正统的宣传，仰慕官方树立的英雄模范。那正是“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年代，这个年代的英雄的典型不再是叱咤风云的将军，甚至也不是揭示自然奥秘的科学家，而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他们的杰出代表是一个名叫雷锋的战士。这位对革命怀有圣徒般的虔诚的军人工作勤勉，任劳任怨，助人为乐，不遗余力。不幸在22岁时因公殉职。由于他生前的模范行为，毛泽东于1963年3月5日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于是一夜之间，神州大地上刮起了一阵学习雷锋的旋风。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一个普通的士兵成为几亿人民的楷模，也许有些不可思议。雷锋仅仅受过有限的正规教育，没有感天动地的业绩，甚至没有上过战场。但是对于如我一样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他显得纯洁、坦荡，像山间汨汨流出的一股清泉和旷野上迎面扑来的一阵春风，俨然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例如，他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化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还说，革命事业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他甘愿做这台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这样朴质的词语在民心还存有一分纯朴的时代，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在学习雷锋的运动中，我阅读了不少有关雷锋的文字介绍，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理想等重大问题。在讨论会上，我经常自鸣得意地发表自己幼稚可笑的见解，竟然也博得一些同学的赞叹。神志飘然之中，我在酝酿自己注定要一饮而尽的理想的苦酒。

初三下期，临近中考，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学习讨论毕业后的道路选择问题。主题非常简明：“一个红心、两种准备。”学校领导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升学，那么就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更加努力地为革命发奋读书；如果没有被高一级的学校录取，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好就业的准备，让祖国人民来挑选。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一条口号本身无可厚非，它无非是说中学毕业生不可能全部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每个学生对考试和录取的结果应该有好坏两种心理准备罢了。任何通情达理的学生，都能够理解国家当时的困难，正视这种不太完满的现实，只求考试和录取是一场公平竞争。后来才发现，那些年中国教育机构执行的阶级路线及其指导的升学录取方法毫无公平可言。

常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1964年夏天，我本想以优异的学业来报答国家对自己的培养，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得到的却是冷酷的结果。8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外面盖有“密封”大印的牛皮纸信封。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展开信纸，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信纸的上端分明写着“不录取通知书”几个字。一霎那间，我觉得天塌地陷，头脑里一片空白。在此之前，我曾有过一些不良的预感，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连自己母亲工作的学校也拒绝录取我，何况班主任老师不久前还对我的升学表示过谨慎的乐观。

之所以有不良的预感，是因为我自小就有一种隐约的自卑，品尝过歧视的滋味。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偶然从一个亲戚的口中知道自己的父亲坐过牢，当过“现行反革命”。这条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惶恐，因为据我当时所知，只有坏人才会坐牢。所以在同学中我从来不愿谈论自己的父亲。

1961年小学毕业，报考初中时，我仗着自己成绩优秀，三个自愿都填重庆三中（即重庆南开中学）。班主任老师居然表示支持，甚至不要我做任何改动，大概认为我被南开录取无疑。通知书发下来，我没有考取南开，被分到母亲工作的大坪中学，而一个成绩中等的同班同学却被南开录取了，因为他出身工人家庭。我有一肚子的委屈，却不知道向谁诉说。于是独自一人来到大坪中学空旷的足球场上痛哭了一场。

不录取通知书把我突然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从来没有感到那样彷徨，那样迷茫，那样需要帮助又偏偏那样无助。当时，我面临三种选择：一、在家“赋闲”，等待就业；二、报考民办高中，继续学业；三、离开重庆，上山下乡。

在家赋闲、等待就业机会是大多数落榜的中学毕业生的选择。当年我的同班同学当中，有11个人落榜，下乡的只有4人。如果我呆在城里无所事事，当然会有一些尴尬，街道办事处的居民代表会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动员我下乡。但只要我横下一条心留在城里，谁也奈何我不得。实际上，街道办事处一位姓李的居民代表就来打搅了一次，见我听得淡心无肠，敷衍几句后匆匆告辞。

班主任王大富老师在我落榜后看过我一次。他很惜才，知道我心里难过，好言抚慰。也许他本来受上级之命来动员我上山下乡，但是见到我时不仅只字不提下乡这件事，而且叫我在家里静候工作机会。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深深感念老师的一片真诚和正直。他本来可以趋炎附势，动员我上山下乡，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但是却没有那么做。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平日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表面近于无情，内心却有一份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惜跟官方宣传唱反调。

可是待业并不是很愉快的选择。国家经济还没有全面复苏，工作机会如稀世珍宝。再者，凭着初中毕业的文凭，我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到商店当服务员？到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到码头上当装卸工人？到卫生局清洁大队当城市清洁工？这些行业对我这个眼高手低的毛孩子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不过混碗饭吃罢了。与其在城市混饭吃，受人白眼，还不如下乡痛快。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另一种可能的出路是报考民办高中。所谓的民办学校，实际上就是私立学校。中国的绝大部分私立学校在五十年代初期就被政府接管，成了公立学校。极少数的私立学校因为条件太差，政府不愿接管，所以幸存。这些学校没有政府资助，完全靠学生缴的学费独立经营，其环境、教学设施，甚至师资都不能跟公立学校同日而语。大跃进时期，政府放宽了政策，一些民办学校应运而生，而且办得有声有色。重庆的一些民办高中如官井巷民办中学、大田湾民办中学等在1963、1964年开始大量招收高中生。这些学校其实有很好的师资，学生的整体水平也相当不错。可是在我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些“杂牌学校”罢了。

8月下旬里的一天，我的发小张雪庭来我家。雪庭的父亲不仅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死在远离重庆的一个劳改农场。那年他初中毕业，他哥哥张益庭高中毕业，哥俩都是全年级数一数二的尖子，哥俩一起落榜，关在家里抱头痛哭。但雪庭不甘就此失学，想报考大田湾民办中学，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块儿去学校。我一口拒绝，甚至不屑到学校看一眼，虚荣和无知堵上了我继续求学的路子。

这段时间，我跟同班、同年级的几个落榜的同学李树斌、肖协中、周力习、杨传景交往的时间突然增加了。几个丧魂落魄的伙伴们聚在一块儿，常常相对无言，不知道怎样互相安慰。我们常常在大街小巷里徘徊，不知所往；在昏暗的路灯下长长伫立，任凭时间流逝。我们无可奈何地抱怨人世的不公，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李树斌、周力习和杨传景不愿下乡，宁可在重庆直面惨淡的现实；我在去留问题上犹豫不决；只有肖协中洒脱，9月中旬就决定下乡，毅然去了达县专区的宣汉县。

当年第一批应届毕业生下乡后，我的心情更加烦躁。一方面，我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喜欢那里的文化生活，喜欢跟朋友来往；另一方面，落榜又使我产生一种自卑心理和息交绝游的愿望。偏偏我家就在校园里，跟教学大楼只有一墙之隔。教师宿舍与校园有一道校门相通。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每天就通过那道门上学、回家。而1964年的9月1日之后，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些被幸运拥抱的同学上学放学时从那里进进出出。多年熟悉的上下课的电铃声现在使我感到分外刺耳，因为它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失学青年的身份，让我意识到自己跟学校的缘分已经断绝。对一个从小在学校环境里长大的少年，这是非常难以面对的现实。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等到学校上课、同学都进入教室之后，才悄悄从家里出来，溜到街上办事或闲逛。为的是躲避从大墙的另一侧飘过来的朗朗读书声和课间休息莘莘学子们的阵阵喧闹。我还必须在学校放学之前赶回家，为的是避开放学时大街上迎面涌来的人流，特别不愿碰见初中的同班同学和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

在苦闷中，我度过了自己16岁生日。正是中秋时节，母亲买回了许多月饼，想让节日来冲淡我的忧郁。但是中秋那天，屋外秋风萧瑟，细雨绵绵，愁云惨淡。家庭的温馨和安全只是增添了我对外面那未知、诡谲、阴郁又带几分寒意的世界的畏惧。

我虽然知道自己遭到了不公待遇，却没有地方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专制。唯一的选择就是逆来顺受，不仅接受阶级路线的荒唐逻辑，而且还要说服自己，兴高采烈地拥抱命运。

我嘴上没有说，但是心里暗暗抱怨自己的父亲。蒙冤的父亲那些年本来就少言寡语，我落榜之后跟我就更无话可说，但我知道他内心的痛楚一定是无以言表的。妈妈天天忙进忙出、殚精竭虑地教育人家的孩子，在自己的孩子无端地失学的时候却无计可施。她心里一定非常难过。所以我生闷气、甚至不讲理的时候，她总是宽容，从不责备。

像当年下乡的许多知青一样，我不愿接受失败。既然要活下去，总得给自己的思想找到出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争做“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青年一代要争做革命的接班人，要做到“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走红的御用文人还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俗话改造成时髦的政治口号：“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对于那些碰巧出身在工农家庭的青年，这句口号顺理成章；而对于我们这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少年，“接班人”之谈说得好听一点是一张廉价的空头支票；说得难听一点则是彻头彻尾的骗局。

在大规模贯彻阶级路线的前夕，官方宣传和学校对出生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学生青年加强诱导。口号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句似是而非的口号本身无视人民共和国宪法，把“黑五类”的青少年打入另册。政治课堂上、政治报告里，出身“不好”的学生被一再告诫：如果要跟共产党闹革命，他们就必须跟自己的家庭划清界限。至于怎样才算划清，无论是作报告的人、还是对自己的布道不知所云的老师，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解答。毕竟，用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来解释家庭关系、以政治来疏离甚至破坏亲情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场空前绝后的试验。

同一时期，为了配合毕业教育和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大小媒体还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一些知识青年标兵的事迹。这些标兵有邢燕子、侯隽、董家耕、鱼姗玲这样的全国模范，也有李敏其这样的地方名人。李是重庆人，其父是西南农学院的教授，李1962年从西南农学院辍学，到位于重庆市郊的九龙人民公社大堰大队安家落户。《重庆日报》以显著的位置报道了她的事迹。她也到处作报告，介绍自己放弃学业、立志扎根农村、建设人间天堂的英雄业绩。我毕业前不久，她也到六中来介绍了经验。

凑巧的是，李敏其所在的大堰大队正是我父亲1960年下放劳动过的地方。那年冬天，我在父亲那个生产队住过两天。我只记得父亲住在生产队部的一间黑暗的偏屋里，没有家具，在屋角铺了一点稻草，上面放一张草席，就算是张床。每天下班，父亲吃晚饭不久就带我爬进屋角的地铺，吹熄马灯。在黑暗中，他点燃烟，长时间沉默无语。我注意到，他跟当地农民很少交谈。

说实话，大堰大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良好的印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在挖地时停下来依着锄把喘气的单薄的身影。跟他一块挖地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工，据说是因为“作风问题”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她体力比父亲好，下地不多久就把父亲甩在后面。

上了初三后，我成为《中国青年》的忠实读者。该杂志在1964年上半年前后登载了有关知青模范董家耕、侯隽和鱼姗玲的文章。1964年第1期《中国青年》上登载了一篇题为《新式农民董家耕》的长篇报道：董家耕是江苏省盐城县龙岗中学高六一级的毕业生。他家庭出身好，品学兼优，又是共产党员，还是共青团支部书记。按照这样的条件和当时的教育政策，他本来可以平步青云考上大学。可是他主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回到家乡务农。同一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了董家耕还乡务农日记片断。从中可以看出，董家耕的确是一个信念执著、胸怀大志的青年，对共产党忠心不二、对人生和社会颇有一些透彻的见解和独到的体会。

落榜之后，我反复、仔细地拜读了董家耕的日记片断，很为其中一些字句打动：

董家耕 2019年5月22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学术报告厅

董家耕的事迹在学生青年中产生共鸣，也激起革命家和文学家的诗情。

当年第7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中共元老董必武和诗人徐荣街的诗。如果说董老的五言古诗有几分深奥，那么徐荣街的《绿野放歌：写给董家耕》就太能打动富于幻想和易于冲动的年轻人了。这首诗的开头就对中国的农村进行了一番浪漫的描写：

徐荣街对农村并不熟悉，《绿野放歌》也有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但是对一个单纯幼稚的学生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其实，跟董家耕相比，我低了几个“档次”：首先，他高中毕业，我初中毕业；其次，他是党员，团支部书记，我连团员都不是；更重要的是：他出身贫农家庭，回家务农，轻车熟路，如鱼得水；而我有政治上的先天不足，在大巴山里无亲无故。

如果说董家耕的言行为我竖起了理想的坐标的话，那么鱼姗玲的事迹似乎解答了我心里的最大疑问。那就是：既然我这样的人已经被打入政治另册，上山下乡除了隐姓埋名、接受劳动改造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鱼姗玲是上海的知青，自称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母在香港，拥有相当资产。1962年，鱼姗玲高中毕业，在高考中名落孙山。她谢绝了父母送她到海外留学的建议，不顾母亲的坚决反对，去新疆参加了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她的特殊家庭背景，鱼姗玲不仅受到建设兵团领导的照顾，而且被官方媒体发现，树成典范。

1964年第11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了她的一篇文章，题为《从娇姑娘到边疆建设者》。在文章中，鱼姗玲描述了自己通过劳动获得思想境界升华的切身体会，觉得自己“听党的话，不贪图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走革命的道路是完全走对了。”在文章结尾的时候，她还颇为深情地写道：“当一天劳动之后，望着那平如镜、直如线，一望无际的田野，感到心情舒畅极了，每次都要留恋地回头来看几遍。每当我跑过自己亲手开垦的二号小麦地到场部去时，心里就充满了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甜蜜和幸福。劳动使我生活的十分充实十分有意义，不像过去那样空虚和无聊。”

鱼姗玲的自述，在我的无望中唤起了微茫的希望。其中的启示是明显的：出身“不好”的青年，只要在农村干得出色，也有出头的希望。对我这样自视很高、不甘寂寞的年轻人，吃点苦没有关系，只要这种苦有所回报；希望茫远没有关系，只要这希望真实存在。若干年之后我才明白，这样的希望对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青年其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从8月上旬接到不录取通知到10 月下旬离开重庆总共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那段时间里，我时而感到山穷水尽，时而又感到柳暗花明。我思考了很多问题：个人价值、社会需要、社会公正、利益与奉献、利益冲突及其解决、人生的意义等等、等等，那是些古往今来的中外哲人绞尽脑汁试图解答却至今莫衷一是的问题。年纪轻轻的我当然不能解答它们，于是它们伴随着我北上巴山，在林莽中、在农田里、在崎岖的山路上，在跳跃的松明下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我心中的阵阵波澜。

人生的某些重大决定有时似乎取决于某些偶然的因素。

1964年秋季学期开学后，我常常在学校上课时间到上清寺邮局外面的张贴栏去读当天的各种报纸，逐渐养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不仅让我获取信息，而且给我一种归属感，因为每天都会碰见一些老报迷。

10月16日那天早上，我照例又去老地方读报，发现读者比往日多，而且人们交头接耳，似乎有什么精彩的消息。待我走近张贴栏，看见《人民日报》的号外上赫然一条套红标题：“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当即为之一振：好啊！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终于可以跟美帝、苏修平起平坐了。然而兴奋之余，我感到一阵深深的失落：中国有的是人才，何需我这个未来的原子物理学家！也许我的归宿的确在农村，不在城市。（1967年夏天某日，我意外收到了一个我曾在学习上辅导过的初中同班的来信。这位革命烈士的遗孤在信中喜不自胜地告诉我，他在某核试验基地目睹了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在举国欢庆的当天下午，我趁父母不在家，从立柜上端的抽屉里取出户口簿，在细雨中独自一人来到离学校大门不远的上清寺街道办事处，填写了下乡上山申请表，吊销了自己城镇居民户口，从此踏上了山高水险的人生旅途。

第二天，我用了半天时间，专门到解放碑的新华书店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以及《植物学》、《茶树栽培》、《果树栽培学》、《土壤学》和《作物栽培学》等书籍，准备在农村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丰富自己，干出一番事业。仅仅五天之后，我就登上了北去大巴山的卡车。当日光景不堪回首！

1964年10月北去巴山，在万源县草坝区新店公社青山茶场落户。十四年后，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我才回到重庆。去时青春年少，归时已届而立之年。那年10 月10日，当我把简单的行李装上卡车，离开大巴山到成都上学的时候，大有笼鸟归林的心情。我在内心发誓：此生再也不回大巴山！ 

第四排左3为本文作者；第一排左2郑畹兰（夏先争）；第三排左3周朝英、左8林锦清；第四排左4汪勃，左7刘允懋，左8饶传辉，左9张弘。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巴山不断出现在我梦里。我才意识到，当年在大巴山里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无论是青春的欢乐、还是精神的彷徨，无论是那些挥洒在田垄里的汗珠、还是那些火塘周围的明亮的眼光，无论是那些风雪交加的黑夜、还是那些霞光灿烂的黎明，无论是那些饥寒交迫的日子、还是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倾慕，抑或是我跟那里的乡亲和工友的情谊，如今都成了我生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生毕竟没有几个14年，大巴山区是我的第二故乡。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巴山，不完全是为了寻找自己青春的足迹，而是继续追求那些关于人生的永恒问题的答案。

最近几年来，“青春无悔”这句话在“老三届”知青当中相当时髦。我不知道我的那些1964、1965年下乡的伙伴们是否有同样的感觉。我认为，能够潇潇洒洒说这句话的人要么在事业上有点成就，要么就对人生有点超凡脱俗的领悟。我自己常常对孩子说自己无悔，但是“无悔”二字里包含了多少当年的惆怅和酸楚，多少彷徨和苦痛？我只能说，我当年做了一个幼稚但又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为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没有失败，在后来的14年里我的确得到了很多让我终生受用的财富。不过，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我精神上的支撑并不是那些官方宣传包装起来的模范，也不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政治说教，而是父母高洁的人品、朋友的互相支持、农友和工友的关照，还有从怀疑权威、彻底否定自己的虚假信仰的痛苦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生活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跟命运抗争的强烈欲望。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母在信中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来勉励我；在文革初期我被地委派来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接受强迫劳动时，父母意味深长地给我寄来了新衣服。母亲当年经常对我说：“三穷三富不到老。”诚哉斯言！今天，我不时用这句话来勉励下一代。

在付出了青春这样昂贵的代价之后，我们终于明白了，那些当年把农村描绘成人间天堂，鼓动不更事的青年人下乡的报刊编辑、文学家、剧作家、电影编导对中国的农村认识其实非常浅薄，他们自己是绝不会自愿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文化大革命初期，共青团中央大院里的大字报披露了这样一个故事：1965年，团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一个儿子向自己就读的学校领导表示愿意上山下乡，赢得同学和老师的一片喝彩。他回家后向父亲汇报，满以为会得到支持和赞赏，殊不知父亲对他说，“你现在的任务不是上山下乡，是为革命好好读书。”儿子不服气，给《中国青年报》写了逢匿名信，诉说自己的苦衷。《中国青年报》编辑回信指出，信访者的父亲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的本性除了利己还有利它的一面。除了生存，人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求自己生命的最大价值，这种追求不仅合乎人的自爱本能，而且包含人通过“达则兼济天下”对自身存在的肯定。否认这种追求的合理性，压制甚至剥夺这种权利是荒悖的。“文革”前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高、初中毕业生采取的“一刀切”不录取的政策既违人欲，又悖天理，是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

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人的成功也需要一些历史机遇。我们这一批人在山寒水瘦的地方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当中许多人也许就终生扎根在大巴山里，永久被历史遗忘。幸亏文革结束，中国开启改革，在大巴山的一万多重庆老知青才带着满脸的风霜回到自己的故乡。

当年我离开父母远行的时候，还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子，根本没有理解父母送子上路时的心情。如今自己为人之父，才能够想象当年父母经历的苦痛。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无法向我解释，因为我不仅接受了官方的宣传，而且暗中抱怨自己的父母。父亲去世之后，我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他的日记。父亲在1964年10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鹏儿昨日下乡，吾心无比沉重。鹏儿一向学业优秀，不料今日却因我之过失被拒于学校大门之外。乃从今日起戒烟，以志吾痛。”寥寥数语，引起我内心一阵隐痛。

中考“落榜”后，我的姑母邓昭仪和表兄叶含弘特地从北碚进城来看我，姑母请我们全家到会仙桥的心心餐厅吃了一顿西餐，意在给我一点安慰。表兄含弘因为姑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1958年高考时委屈地放弃了第一表的所有志愿，进入昆明师范学院学习。他说自己当年从昆明寄给母亲的信常常是三水（墨水、泪水和汗水）混合写成。那天从心心餐厅出来，他拍着我的肩膀叹了口气：“小表弟，看来我的运气比你的还是要好些。”

我的姑父、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叶麐先生得知我下乡的消息后大哭一场。这位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的学者在1957年因为政治上的天真背上了“右派”的黑锅，从此报国无门，直到去世再没有回到大学讲台。我想，他之所以痛哭失声，也许不仅仅是为了我这个侄子的遭遇，而是因为他预感到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不幸。

果然，我下乡后不到两年时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如期而至。

注：本文摘录自《无声的群落——大巴山老知青回忆录》，邓鹏主编，重庆出版社2006年3月。文章原标题为《风萧萧兮嘉水寒》，文章稍有改动。

▲邓鹏（右）访问重庆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并赠送一套《无声的群落》。  

文章来源：红月亮知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