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一词的变迁

伟人“最高指示”中的“知青”概念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时间(68年及其以后)、对象（初中、高中、大学毕业，俗称老三届、新三届这一批人）、范围（送到乡下去）说得清清楚楚。显然，“知青”这词是有定义、有限定范围的，专指文革中“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送到乡下去接受再教育”的那批年轻人。

之所以用“知青”来称呼这个群体，本是民间为了方便的简称而已，谁也没有留意到其中的语病，这些中学生虽然可叫“青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尊称他们有“知识”（大学生其实并没有被动员下乡）。然而，官方也认同该称呼，当年许多正式文件中均采用“知青”这一称谓，因而一直沿用至今。 

在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中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安置方法，动员城市学生到云南新疆内蒙北大荒等地的军垦农场去“一手持枪一手劳动”，叫“支边青年”，简称“支青”（他们自称“兵团战士”）。

那时候，当“支青”似乎比当“知青”更有优越感。据说是按照“参军条件”经过“严格政审” “部队批准”后，才有了当“支青”殊荣！许多家长兴奋地宣称，我的孩子参军了。家庭出生不好个人表现不行的学生还去不了，只有当“知青”的命。

直到今天，众多支边团体仍然在自己的团旗上大书：“中国人民解放军XX生产建设兵团X师X团X营”，而不是叫撤销建制后的名称“XX国营农场”。

这些“支青”与农村插队的“知青”的安置方式有明显区别，“支青”们有供应粮有津贴有医疗保障，相当于“国营农场职工”待遇。而“知青”是没有任何工资或社保，刚去初期还有供应粮，供应期一结束就什么也没有了，只能与当地农民一样在土里刨食为生，是真正的农民。 

“知青”被分散在广袤偏远农村插队，公社生产队干部管理非常松懈，他们虽然绝大多数都经济拮据，生活艰苦，却处于非常宽松的环境，无论是参加生产劳动、还是四处闲逛，甚至回家探亲滞留城市，全凭个人做主，基本没有约束，所谓“再教育”往往是虚应故事。

“支青”恰恰相反，他们过着集体的生活，高度集中的管理、严苛的纪律、加上高强度的劳动，请假探亲制度限制，特别是 “再教育”方面，更是有一整套军事化的政工形式，政治学习，活学活用、优胜评比等等，受到更多的关照。

俗话说，山不转水转，不被看好的插队 “知青”命运似乎开始有了转机，从71年中期开始，陆续有城里招工的到乡下把“知青”召进工厂，虽然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幸运地结束了“再教育”过程，但是造成的震动不亚于十二级台风，每个“知青”面前都闪现出一条回城的“金光大道”，于是调皮的不再调皮，闲逛的不再闲逛，大家开始老老实实呆在生产队“挣表现”，希冀有一天，“一纸招工通知”突然幸运地砸在自己头上，就像天上掉了块馅饼一样令人兴奋。

可是身在边疆的“支青”却毫无回城希望，大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开垦荒地、割着橡胶，看不到自己的将来出路何在，加上部分管理干部的粗暴对待，艰苦的生活条件一直没有改善，悲观情绪渐渐笼罩在“支青”们周围。

终于有一天，大约是1979年前后，一场强烈要求返家的请愿罢工风暴突然在云南版纳地区爆发，很快蔓延到整个农垦系统。在北大荒、新疆等军垦农场，也爆发了规模不等的罢工请愿风潮。“知青”一词终于一跃而成为香饽饽！所有“支青”都宣称自己是“知青”，应该与插队知青一样同等享有招工回城或因病残、特困、顶替回城的待遇。

这场风暴的结局大家都已经知道，他们成功了！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大量知青回城已成为定局。于是乎，一些家在农村毕业后回老家务农的“回乡青年”，文革前被动员下乡的“社会青年”、五、六十年代早期到新疆建设兵团的“支边青年”......，全部自称为“知青”，要求享受“知青”待遇；甚至因政策规定不下乡的叫“留城知青”，因疾病免下乡的叫“病残知青”，远远超出“最高指示”所限定的范围！如果伟人在世，恐怕要有些“不明觉诧”了……

从此，中国广义的“知青”这名词，成为凡是下过乡，到过农场、支过边的人群的共同特定称谓。

2012年7月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