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青春》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二）

知道龚凤海是通过一名北京知青的介绍。换了两次车，坐了整整一天，跑了大概200多公里的山路，费了很大劲，昨晚终于找到了他。其实昨晚很想去他家凑合一晚上，但他没有留我，所以只好住进了那家黑店。同屋住的人半夜还起来抽烟，所以烟熏火燎，加之他们的呼噜声，害得我几乎一晚上都没怎么睡着。

早晨8点钟，龚凤海过来找我，问我睡得好不好，我开玩笑说肯定不如去你家睡得安稳。他说他家只有一个小床，不好意思让我睡沙发。说完，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那辆很破旧的自行车上，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聊，10分钟后来到了他家。

刚一进他的家门，让我感到很惊讶!因为他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五颜六色的“美人照”，不仅是墙壁的四周，甚至包括玻璃窗户和房顶上也贴了很多。满房子花枝招展的“美人照”让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一个人很寂寞，上个月发了工资买了6本挂历撕开全部贴在墙上了，无聊的时候欣赏欣。”

我开玩笑说，那就等于每天都有72个大美女在陪你睡觉啊!他也开玩笑说：“连封面是78个大美女每天晚上都在陪我睡啊!”我笑着说，你真有办法!还让巩俐、刘晓庆和那么多电影明星陪着你。他说：“其实也白花钱，一个月工资都进去了，只能看，要是活的就好啦!”他一边说一边笑，我也跟着他在不停地笑着，顿时我觉得这个人太有意思了。

龚凤海1949年生于北京，北京垂杨柳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黄陵县侯庄公社龚庄大队插队落户。当时他们村只有3个知青，刚开始他负责记公分，后来又放羊，对他来说，插队几年基本没受什么罪。1972年底，开始大批招工，他被招进了省立的黄陵上畛子劳改农场工作。刚去不久，他所在的中队就分给他70名犯人让他负责管理。他说：“管犯人可不像是拦羊，那帮人特不听话，有时敢和你急。犯人不好管，所以管了几年我就学了开车。”

1979年知青返城再掀高潮，龚凤海也回到北京暗地里开始活动，两个月后他就被调回北京，在公安部下属的一个单位开了车。一年后，他觉得生活不习惯，又申请调回了关着五千多名犯人的上畛子劳改农场。

回到劳改农场他学习了指纹分析，但由于业务不熟练，他又重操旧业。

10年后，他再次产生了回北京的念头。1989年底，他又通过熟人的关系被借调到北京，在国家司法部的劳改煤炭指挥部开了小轿车。两年后上畛子劳改农场迎来一次数年不遇的转干机会，龚凤海正好在范围之内，于是他被通知回场参加考试。转干心切的龚凤海毫不犹豫地辞掉北京的工作，回到劳改农场赶考，最终以12分之差没能转干。不久，和他结发10年的妻子离开了龚凤海，从此他成了一名光棍汉。

龚凤海说：“我老婆和我离婚主要原因是多次提干、升级都轮不到我，说我太窝囊。再一个就是这里蛇多，我特爱吃蛇肉，她不仅不吃，还特别害怕蛇，所以经常因为我抓回的蛇和吃蛇肉打架。那时饭不够吃，也没肉吃，所以我总去抓蛇吃蛇肉，后来好像吃上瘾了，天天都想吃。1994年腊月，她说你要是再吃蛇就离婚，我说离婚就离婚，离婚也得吃!所以我们就分手了。”

我问他以后还回北京吗。他说：“回去看看有可能，调动工作是不可能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北京也没有什么亲人了，父母都去世了。我原来有个哥哥对我特别好，‘文革’时不知他从哪儿搞到一个很好看的毛主席像章，怕别人抢就戴在衣服里面。结果人家发现后说他对毛主席不忠，抓去批判了整整15天，而且还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第16天还要抓去批判的时候，他钻进了朝阳区装具厂的电锯箱里自杀了。过了不久平反了，但人已经化成了灰了，平反有什么用!”

我问他北京除了父母和哥哥还有什么近一点的亲人没有。他说：“没有了，不过歌唱家朱明瑛和我从小是同学，我们住得很近，她常来我家玩，我们两家大人关系也很好，她给我的印象很深。几十年来，我很想念她，总想在电视里看她唱歌。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视里看见她在台上唱歌，我都激动得哭了。”我问他朱明瑛还记得他吗。他说：“要是说小名的话，她肯定记得我，我们毕竟是发小啊!”

我问他工作是否满意。他说：“一般满意吧，不是很满意!我在监狱门口当看守员，因为没转干，所以不能穿警服，很多人经常把我也当成了犯人，心里很不舒服，总觉得不是个滋味。

我问他今后会不会再成家。他说：“前段时间我去河边抓蜻蜓，认识了一个甘肃来打工的女孩子，她叫朱秀红，人很好，我们正在谈恋爱。但是我害怕结婚后她要生孩子，万一生了，两个黑户养不起。”我说知青的家属不是给解决农转非吗?他说：“我调回去又调回来，按规定已经不算知青了，现在不管国家对知青有什么照顾，都没有我的份儿了。所以找个农村姑娘，国家不会照顾我的，也不会给她吃商品粮和安排工作，只能自己养。这里工资很低，很难养，你看我一个月的工资，最多也就买6本挂历。”

最后我和他开玩笑说：“那就不要找老婆了，反正白天晚上有这78个大美女陪着你吃饭睡觉呢。”他说要是活的就好了!这只能过过眼瘾。”说完他便哈哈大笑起来。

在龚凤海灿烂的笑容中，我感受到的不知是苦涩还是甜蜜。告别龚凤海的时候，他说：“你今天不要走了，中午我给你出去抓蛇做蛇肉吃，现在已经是吃蛇的季节了。”我说今天还要赶到延安，因为明天约好要采访别的知青，下次再吃吧。他说：“那就不留你了，已经快12点了，还有好几百里路要走呢，要不然到延安太晚了。”他一边说话，一边从床下一个纸箱子里取出两个西红柿对我说：“你早上都没吃饭，带着路上吃吧!”我没有推辞，把两个西红柿塞进了摄影包，真的准备在路上吃。

出门后，他又用那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帮我推着背囊和摄影包，一直把我送到汽车站。几经转车，下午4点半我又来到延安。5点钟，在北关大街延安宾馆门口再次见到老知青谢党恩，他带我顺着一个山坡，来到了提前约好的老知青赵丽媛家。不一会儿，谢党恩通知的卢玲玲、张顺兰、樊彦生也都先后赶到赵丽媛家。我和她们聊起了插队的事情，赵丽媛热情地给大家做好了炸酱面，早、中、晚三餐，被我并为一顿解决。

天黑了，大家都走了，我和谢党恩住在了赵丽媛家。谢党恩说他累了，很早就睡了，我和赵丽媛一直聊到凌晨1点。

注：龚凤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偏僻，交通也很不方便，加之那时也没有什么通讯设备，因此，分别十多年来，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多年来，其实很想知道他的归宿，但几次给他去信，都是杳无音信。前两天我给谢党恩打电话，他说龚凤海还在上畛子劳改农场，没有什么变化，只是看上去老了很多。

早晨8点，谢党恩带我来到了延安市政养护管理处再一次见到卢玲玲，当时卢玲玲正好在院子里洗衣服，她说：“我爱人在家，你们一会儿再来吧!他8点半就要去上班。

听她这么一说，谢党恩赶紧带我走出了市政养护处的院子，并向我解释说：“几年前她带着她爱人回了北京，因为不适应北京的生活又回来了。所以她爱人很反感谈他们回北京的事情。”我们在延河边坐了一会儿，又回到养护处的院子里。此刻卢玲玲已经晾完了洗好的衣服，在院子等着我们。谢党恩问她爱人走了没有?她说：“刚走，上班去了。他要是在的话特烦，不让我提知青的事情。”

卢玲玲，1951年生于北京，北京九十二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她说：“我父亲当年是火车司机，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新疆下放去了，所以家里很困难。插队开始后，我不仅是为了逃避现实，也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热情，所以主动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9年初，我来到了延安县元龙寺公社插了队。后来慢慢地就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卢玲玲为了赢得贫下中农的信任，刚去插队那年就嫁给了本村的青年农民闫志生，婚后的革命行动不但感动了大队党支部，还获得了公社领导的信任，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村里她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不断探索科学种田，同时还在努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10年间，很多同学上大学、招工陆续离开村里，卢玲玲却继续扎根农村干革命。

1979年，卢玲玲坚定的信念也出现了思想波动，同年底她被招进延安市政养护管理处成为一名养路工人。修路13年之后，她有幸当上了女工委员。按照政策，儿子的户口顺利转回了北京，并且找到一份差事，因此她也产生了回北京的念头。

1992年底，卢玲玲回北京的情绪高涨，突然卖掉自己的两孔窑洞和全部家产，带着靠知青政策农转非的丈夫和女儿请假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北京。本想回京一边打工一边托亲戚朋友的关系调回北京，但东奔西走数月，不仅花光了积蓄和卖窑的钱，而且没有得到任何希望。

为了想尽办法留在北京生活，她和丈夫闫志生炸油条、卖馄饨、卖稀饭、卖盒饭、做蜂窝煤、看大门，尝试了多种职业都没成功，让闫志生对回北京彻底失去了信心。

一年的长假到期了，有个亲戚突然帮她在一个食品厂开出了一份假接收的证明信。纯朴厚道的闫志生害怕以假接收的方式回到北京无法生存，说什么也不愿扔掉延安的铁饭碗，卢玲玲只好跟着闫志生重返延安。当他们回到延安的时候，除了单位保留的公职，其他一无所有，于是一家三口只好住进了卢玲玲的办公室。

卢玲玲说：“在北京待了一年，受了多少罪就不用说了，不但没有赚到钱，还把老本花得一分都没剩，回来的时候还欠了亲戚700多块钱，连路费都是借的。

回延安已经两年多了，我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厚着脸皮住在办公室。不过还是闫志生想得对，要不然肯定会把我们全家人都饿死在北京。

“那时候号召插队，我们]听党的话，现在回不了北京，回去又吃不上饭，却没人管我们。想起当年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其实挺后悔的。但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后悔也没有用了，只有面对现实，活一天算一天。”

在卢玲玲那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除了公家给配的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小木柜之外，再就是个简易的床铺和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需品。

我问她以后还回不回北京。她说：“北京毕竟是我的家，再说儿子也在北京，退休了还是想回去。”

中午11点，我们离开了卢玲玲的家后，谢党恩带着我顺着延河来到了延安著名的二道街，二道街几乎全是小饭馆和小商店，在一个名叫笑林的餐厅，我们吃了简单的午饭。不到2点，我们又在东门坡的延安粮油加工厂家属院的大门房找到了老知青刘啸清。

刘啸清个子不高，看上去很精明，衣着也很整齐。他得知我的来意之后，喊来一位正在院子里打牌的中年男人说，记者来采访我，你帮我盯一会儿。中年人招呼了一声，麻将摊挪到了大门口。刘啸清带我上了楼，来到他家。一看他就是个很会过日子的人，三十多平米的房间收抬得整洁有序，一个小木柜上摆着电视机收音机和好几个花瓶，茶几上放着两个透明的罐头瓶子，里面养着几条红色的金鱼，墙上还挂了不少装饰品，显得温馨而富有活力。等他洗好茶杯沏好茶之后，我拿出录音机和笔记本，开始了对他的访问。

刘啸清1950年生于北京，他和弟弟都是北京一三八中学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刘啸清说：“插队那年，我特想去当兵，目测和体检都过关了，正在等通知的时候，我弟弟在学校和全班同学起表了扎根农村一辈子永远当个贫下中农的小学生’的决心。没几天，我弟弟要来延安了，当时父亲去东北支边不在家，母亲哭着对我说，你不要当兵了，弟弟还小，你陪他一起去延安吧，好有个照顾。我觉得当兵和插队都是革命，所以，1969年2月的一天，我跟着弟弟的同学去北京站上了火车到了铜川，从铜川到延安一路上都是坐敞篷大卡车走的，虽然同学们不停地唱着《英雄儿女》《下定决心》《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很多革命歌曲，但还是差点儿没被冻死。

“到延安后，我和我弟弟都被分到了延安县柳林公社二十里铺大队种地，半年后，队长安排我看了西瓜地。看西瓜地是得罪人的事，本村人不愿看，只有我们知青遇事敢翻脸。第二年我又被社员推荐去县上参加了一个短期的教师培训班，一个月后就回到村里当了老师，除了在学校教书，还要负责村里的扫盲工作。

1972年底，我就被招到延安粮油加工厂当了工人，碾米、磨面、榨油，一干就是22年。”

我问他爱人去哪儿了。他说：“卖馒头去了。我找的是农村的，1980年结的婚。她叫庞世玲，1985年落实知青政策她吃了商品粮，安排在了东关粮站工作，1992年优化劳动组合她成了一名编外人员，至今不让上班，也不给工资，她只好出去卖馒头卖烧饼。1994年，市场竟争太厉害，我们厂关门停产了，厂领导看见我们两个都没工作了，照顾我这个老知青在家属院看了大门，等于保住了我每月127块钱的工资。”

我问他弟弟在哪儿。他说：“我弟弟1975年困退回了北京，在宣武区清洁队抽了15年大粪。1991年因为有病开始吃了劳保，现在日子过得比我还艰苦，他这辈子可以说是没少受罪。”

我问他除了看大门还做点什么。他说：“自己也没有什么技能，没什么可干的，只是帮老婆卖卖馒头。”我问他今天还去不去卖馒头。他说：“去，下了班就去。一早一晚买馒头的人多，要去帮忙。

聊到下午4点，刘啸清说：“该下班了，我要下去交班，交完班还要去卖馒头。”我要求去看看，他满口答应说：“坐我的自行车去。”他又问谢党恩去不去?谢党恩说：“我不去了，一会儿我就回去了。”并嘱咐我过两天在城里采访完去他家找他。

半小时后，刘啸清来到了七里铺的南桥农贸市场，在这里，我见到了刘啸清的爱人庞世玲。庞世玲看上去也是很精明能干的一个人，无论是穿着还是盖馒头和烧饼的白布，都要比周围几家同行干净得多。

庞世玲自信地说：“我的馍和饼子卖得最好，这一排谁家都没我卖得多。我卖馍和饼子从来不用手去抓，都是用夹子，而且拿钱的夹子和夹馍的夹子都是分开的。”刘啸清站在一旁听着他老婆的这些话，显出了很幸福的样子。

注：几年前听说刘啸清还在农贸市场卖馒头，而且生意还不错，日子也凑合，但我再没有见过他。最近联系，卢玲玲还在延安，因为她已经没有信心再把北京当成是自己的北京了，她深信自己的能力在当今的北京无从生活，于是她不得不永远放弃自己心目中的北京。

郑长利夫妇

刘啸清告诉我，北关大街的延安机械厂也有几名北京知青。早饭后，我一个人来到他所说的机械厂。

在机械厂的钳工车间，我首先找到的是北京知青郑长利，他个头儿很高，也很瘦，面部表情严肃，不是很爱说话。

郑长利说：“这里太吵，我们去理发馆吧。”我问为什么要去理发馆?他说：“是我老婆的理发馆，那里清静。”我跟着他来到厂区门口，他指着一间很破的房子说：“我老婆在里面理发，是厂里的内部理发馆。”

进到里面，果然很清静，只有他老婆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织毛衣。他老婆穿着一件很干净的白大褂，戴着副近视镜，看上去很像一位知识分子。她看见我们进去之后，赶紧收拾起毛衣给我们让坐。郑长利向我介绍说：“这是我老婆，她叫高俊英。”然后他又对着他老婆说：“北京来的记者。是来采访的。”高俊英点了点头转身拿起一把暖壶出了门，不一会儿，她打了一壶开水回来，洗了洗自己的喝水杯，倒了一杯开水，热情地递到我的手里。随后，她问郑长利：“要我出去吗?”郑长利看了看我问：“没事吧?”我说什么事?他说：“她怕影响你的工作。”我赶忙说：不影响，一起聊吧。”她这才坐在地上放着的一个木箱子上听着我们的对话。

郑长利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五十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郑长利说：“我是在宜君县棋盘公社南沟生产队插的队。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插队肯定是跑不掉的，所以我1969年1月份就来到了延安。在村里干了两年农活，1972年又当了民办老师，1973年招工来到这里再没有动。刚来的时候当学徒，每月才16块钱，进厂25年了，每月收入才200块出点头儿，生活很紧张。

“我们]厂是1958年的老厂，设备老化、工艺落后、管理也跟不上，这些年一直亏损。我是一名钳工，经常没活干，有时连200都拿不到。女儿的户口转回北京了，但没条件去北京读书，只好在延安自费上中专。我很想让她有个一技之长，将来能够回北京发展，到那时候，我也可以想想叶落归根的事情了。”

我问他欠着账还是存着钱。他说：“没欠，存了将近2000块钱，女儿念书要用钱。不过挣得少，钱总不够花。今年3月孩子要吃肉，我出去买了2斤猪肉，一顿就吃光了。到今天为止，我家已经快半年没吃肉了。”

我问高俊英理发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她说：“我们这是内部理发馆，外面人也不会来，理一个头才1块钱，有时一天理一两个，有时还没有，光靠厂里的人头基本赚不了几个钱，最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收一百多，平常也就能收五六十块钱。”

在我们]的对话快要结束的时候，郑长利对他爱人说“正好给我剪一下吧！”在他们]剪发时，我拍了几张照片。等我拍完照片之后，高俊英问我：“你剪吗?”

我说不剪了。她笑着说：“你的头发太长了。”郑长利笑着说：“人家看不上你的水平。”我赶紧解释说：“不是，不是，我一直留着长发，刚刚理完发。”

要告辞的时候，高俊英说：“你不要走了，快到中午了，我回去给你擀面吃。”郑长利也表示去他家吃饭。但由于时间关系，我还是匆匆离开了机械厂，准备去环卫处找谢党恩给我介绍的老知青张金萍。

张金萍

中午12点，我走进了延安市环卫处的大门。在光线很暗的一孔窑洞里见到了张金萍的儿子，他说：“我妈妈中午不一定回来，这两天好像中央来人了，她们单位的人都很忙。”在他儿子的带领下，我在北关大街见到了张金萍，当时她正蹲在路边端着一个塑料袋吃着凉粉。

张金萍的儿子帮他妈妈扫大街去了，我和张金萍坐在路边开始了对话。半小时后，张金萍说：“我不敢和你聊了，怕万一来检查的就麻烦了。这两天好像是中央来人了，把我们蹿得很紧，中午也不让回家吃饭。”说完她便从儿子手里接过那把2米多长的扫帚，又对我说：“你晚上来我家吧，我等你。”

晚上6点，我再次来到她家。她丈夫刘战明和儿子、女儿都在家里盯着一台黑白电视机观看文艺节目。

张金萍，1952年生于北京，北京九十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生。张金萍说：“文革开始后，因为父母的原因，作为一名中专生，最后一批招工离开村里，被安排到延安市养护处当了养路工人。1984年，我响应号召做了绝育手术，1989年又做了阑尾炎手术，1993年又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等于我连续做了3次手术，并且还有了严重的心脏病。那时延安市区修马路需要石子，上面给我的任务是每月必须去延河里挖出6方石子洗干净交上去，夏天延河总发洪水，有时一次就把挖好的石子全部冲跑了，任务完不成工资也不给发。我爱人是党校的一名教师，平时也很忙，为了保住我38块的工资，害得他经常是一下班就往河湾里跑，帮我挖石子。繁重的体力劳动我实在坚持不下来了，好几次晕倒在河湾里和路上。有一次在大礼堂附近挖下水道晕倒了，多亏有人发现得早，要不然那次肯定死在下水道里了。

“1990年，我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毛遂自荐调入了本系统的环卫处当了市内清洁工。5年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节假日，我都在3000米长的北关大街清扫和擦洗着两边的铁栏杄。延安是个特殊的城市，中央和省上的领导经常下来视察工作。每当他们来视察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就更加紧张了，有时凌晨两三点就得起床去扫大街，虽然我身体不好，但我没有关系，给我安排的还是最繁华的路段，有的路段一天要扫好几遍，有时候忙不过来，经常是儿子和他爸帮我去扫。”

我问她姊妹几个。北京还有什么人?她说：“7个。有两个哥哥和我一样离开的北京，三哥当年去的东北兵团，至今还没有回来。四哥去的内蒙古草原插队，1979年好不容易调回了北京，结果1982年被汽车撞死了。还有几个兄妹在北京，基本没有什么联系，也没人帮我，我也不知为什么。我父亲1979年去世，母亲八十多岁了，哥儿几个把母亲送到通县一个敬老院了。我离得远，没本事，也照顾不了老人。”

我问她想过回北京的事吗。她说：“很想回去，关键是北京没单位接收，原来想让我妈想办法找找人把我调回去，她说，哪儿黄土不埋人啊！我妈的脾气我知道，所以我再也没向她提过回北京的事。”我说兄弟姐妹为什么不能帮帮忙?她说：“关键是咱们穷，虽然是兄弟姐妹，感觉人家还是看不起我，所以也不想麻烦他们。

张金萍的丈夫刘战明说：“我的单位不好，她的单位更不好，其他事情就不说了，最起码的一条，连个住房都解决不了。现在我们一家4口人都睡在一个土炕上，儿子已经中学毕业了，在家待业，女儿也上初三了。孩子长大了，住在一起实在是不方便。环卫处就给我们分了这孔20平米的窑洞，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此刻，两个孩子都躺在炕上睡着了，我看了看表，已经快12点了。收拾东西准备出门的时候，张金萍忽然说：“我给你个东西，你看看能不能用得着?”结果，她递给我一份根据多种国家文件规定的，转干、住房医疗费报销和加班补助的申请报告。

注：几年前在延安街头还分别见过郑长利和张金萍，他们似乎已经变得更加苍老，郑长利依然还在那个半死不活的工厂，张金萍继续扫大街，他们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到北京。梦想能否实现?如果仅靠他们自己，恐怕他们的梦想永远也无法成为现实。

韩荣宪

早晨7点，来到东关汽车站准备去姚店镇的延安钢厂找谢党恩，结果没有碰到去姚店的车，反而有一辆去延川的车正要开车，不想等车，我临时决定去延川采访韩荣宪。两小时后，我来到了延川县政府院子里，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他。韩荣宪住的房子是县政府的一间办公室，让他搞得很脏，里面堆满了垃圾，不足20平米的房间，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尘。除了灰尘和杂物，到处堆的都是他的读书笔记，有的写在本子上、有的写在废纸上、有的写在烟盒的背面，总之，只要在他的房间发现一张纸，上面一定会是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哪怕是一条卫生纸。据说，他的读书笔记超过了200万字。

韩荣宪自称是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不少延川人却称他是光棍协会会长。不管人们称他什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释：“我是国际问题专家！”整个一个县城，提起小韩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其实在延川的几十年，小韩早已变成了老韩，但人们还是习惯地称他为小韩。

韩荣宪1950年生于北京，北京西颐中学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1月，来到了延川县禹居公社驮家岔大队插队。不久，他顶着寒风上山给知青组砍柴，到晚上吃饭时，同学们才发现他没有回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全村的知青和村民们打着灯笼，举着火把，经过整整4个小时的寻找，终于在一个三十多米深的天窖窟窿里找到了他。等村民用绳子把他吊上来的时候，虽然没有断气，但一句话也不会说了。

同学和村民们]赶紧摘下一块门板，绑成担架，轮流抬着他跑步前进，把他送到几十里外的公社卫生所。卫生所没办法，连夜又把他送往延安地区医院。好几天昏迷不醒，又被送往西安，消息报告到北京，主管知青工作的王震副总理派专机把他接回了北京治疗。由于他的大腿严重骨折，成了一名瘸子，更为严重的是脑挫伤严重，使他失去了正常思维。通过将近一年的治疗，他又来到了延川l，县上决定照顾他去县政府招待所工作。县上为他安排工作，其实就是想给他找个“挂靠”单位养着他，以免上级领导追查。

据说，他的工资从未间断，但他不断给中央写信，经常把县委和县政府搞得很被动。1974年春，他给北京市安置办公室写了一封信，反映自己没饭吃和没钱看病的情况。不久北京市安置办收到来信后，便向周恩来总理请示有关延安知青的一些问题，周总理批示让延川县安置办尽快解决韩荣宪的吃饭问题。周总理还召开了专门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组成慰问团带着五小农具去延安看望知青，后来数干名北京干部奔赴延安工作，给每个知青点派了一名干部，协助当地政府的知青管理工作。周总理的指示传达后，延川县委、县政府还专门组织了知青工作汇报团赴京向周总理汇报情况。

韩荣宪说：“1971年照顾我到招待所打扫客房，这么多年来，我给食堂拉过水、洗过菜，还给政府打扫过厕所。工作虽然没有干出什么成绩，但我在25年的科学研究中却做出了惊人的贡献。”我问他研究过什么。他很认真地说：“7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的转变、世界革命史的进程、文化大革命的起因;80年代是天体力学、文字改革、人类社会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式;90年代的今天，我正在研究国际关系学和世界星球大战的理论与实践。”他说这话的时候显得很兴奋，我听得又激动又好笑。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经常给党中央写信，中科院的人都看不懂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计划，我已经给有关部门写信，让扯谎他们的职务，要不然我就让地球爆炸。”

最后我问他攒了多少钱。他说：“二三百吧！”我说那你以后找媳妇去哪弄钱?他看了看我说：“你真傻！中央拨款呗！不过我没有找女人的毛病。”说完这句话他便赶我出门，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我要求再聊一会儿，他说：“不行！我要去邮局看报纸，还要去图书馆查资料，事很多，你快走吧！”说完他便把我轰出房门，拿起一把大铁锁将门锁上，然后背着一个写着“为人民服务”的破帆布挎包，手里拿着一根棍子，驮着背、弯着腰一瘸一跛地走出了县政府的大门。

县政府办公室一名姓刘的同志对我说：“很多人都以为小韩是憨憨(傻子)，其实他精得要死。他不上班每月340块的工资一分也不少，他吃饭一个月给政府灶上交150块，县长吃什么他吃什么，就这他还常给中央写信告县上工作搞得不好。有一次他给中央领导写信，说马县长多年来经常调戏他，结果中央领导收到他的信以后，马上就作出了批示，对马县长调戏老知青的事情很重视，中央还把告状信转到省上让尽快查处马县长，当时省上派人调查马县长的问题，把马县长吓了一跳。等省上知道实情以后，最后这事不了了之，小韩知道后，高兴得要命，他每次碰到马县长都说：‘活该！其实马县长人很好，工作也很踏实，还很喜欢和普通人开玩笑，一点架子都没有。很多人分析，估计是马县长和小韩开玩笑让小韩不高兴了。”

记得陕西作家杨波曾经有一篇文章写道：1982年7月31日上午，韩荣宪曾来到延川县公安局报案说：“有人调戏我。”公安人员笑着问：“哪位姑娘调戏你?”他说：“县政府的炊事员小呼！”公安人员说“小呼是男人怎么调戏你的?”他说：“小呼把我的生殖器摸了一把。当时周围的人很多，不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公安人员笑着说：“人家是和你开玩笑，这事我们管不了。”结果他一直坐在公安局不走，直到吃饭的时候他才离开。

后来不到半个月，他连续三次去公安局催促案情，无奈之下，县公安局只好派人专程前往县政府食堂，当着韩荣宪的面把小呼“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这才算是了结了此事。

据说，原来经常有人给韩荣宪说对象，而且农村不少女子都愿意嫁给他，因为他是知青，谁跟了他谁就能转商品粮，还能安排正式工作。可是，韩荣宪每次都对媒人说：“要老婆没用项，别再烦我了。”至今他还是独身一人，因此，人们戏称他为光棍协会会长。

上午11点，韩荣宪把我轰出了家门。半小时后，我回到了妈妈的家中。

注：几年前韩荣宪通过家人的帮助病退回到了北京，2002年他被家人送进了丰台区中华福寿全敬老院安度自己的后半生。最近听老知青董玉和说：“小韩家的兄弟姐妹都很好，明知小韩年纪这么大了是个负担，但他们还是把小韩接回了北京，并且把他送到一个条件很好的敬老院。我和几个同学还去敬老院看过小韩，他过得很好。我们去之后，感觉小韩也很高兴。所以对于小韩的事情来说，无论是家人还是同学都很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