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知青故事：苦命的金妹、安家落户的喜与悲

邓金妹原是大岭脚生产队的知青，合队后，她和丈夫吴义凯两口子分到了我们青松队。邓金妹个子矮小，从小失去母亲，父亲经常殴打虐待她，不得已只好下乡躲避。吴义凯是长沙三中的高中毕业生，出身资本家，理所当然的下乡对象。他俩都是1963年发配到农场来的。

常言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别看邓金妹小学没毕业，和吴义凯恋爱时，跟他学文化、练习钢笔字，居然能写一手漂亮的硬笔书法了。这让金妹很是得意。有吴义凯的呵护关爱，金妹过得很开心，时常哼唱快乐的歌曲。

婚后不久，他们的女儿降生，给这个立志扎根农村的小家庭带来了生机与希望，两口子比添丁前更勤奋、更辛劳、更恩爱，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女儿断奶后，他们把她送回长沙由爷爷奶奶抚养。不久，金妹又怀孕了。临盆已破羊水时，她还拖着沉重的身子，抱柴禾烧了一锅水，刚准备停当，老二就迫不及待地面世了，是个小子！一女一子组成一个“好”字，这个家很圆满了。两口子无限喜悦，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要抚养两个孩子，生活的压力可想而知。虽然女儿在爷爷奶奶身边，可他们总是心存愧疚，期望尽快过上好日子，减轻老两口的负担，刚出月的金妹就急着出工干农活了。白天，他们忙着挣工分；晚上，吴义凯在自留地里忙碌，金妹操持家务、喂养孩子。两口子齐心协力，累并快乐着。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孩子满月不久，灾难就降临到了这个原本温馨的小家庭。

我清楚地记得出事的当天，天下着雪，整个山窝银装素裹。遇到下雪天，户外的农活不多，人们都在屋子里干些选棉花、选花生、选茶籽、选种子之类的活。这天，大家分散在几个家庭选棉花，我和十几个知青就聚集在金妹家有说有笑，边烤火边干活。金妹的宝贝儿子被包裹得严严实实，躺在一个垫着厚厚稻草的竹篾箩筐里。小宝宝在温暖舒适的“摇窝”里睡得十分香甜。 

看着金妹投向孩子那无限爱怜与温柔的目光，轻轻地哼着摇篮曲，我们都能感受到金妹的幸福写在脸上、藏在心里，也能感受到一个母亲的骄傲与期盼。她时而低头亲吻儿子红扑扑的小脸，时而轻轻摇晃箩筐，无声地诠释着母亲的无私奉献和母爱的博大深沉。这幅平凡而动人的画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了，只要想起金妹，它就成了清晰的背景。 

突然，一阵急促的哨声响起，队长大声呼喊：“场部来车了，大家出来修路卸车装车！”我们纷纷离开温暖的小屋去干活，金妹把小摇窝整理一番，放在无明火的灶旁边，不舍地离开，又回眸凝望，无可奈何地走出家门。我们曾劝阻金妹不要去，在家照看小宝宝，外面的活不少她一个人的力气，在家选棉花照样是干活。但金妹是个要强的人，执意要跟大家一起到外面干重活。 

正当干得十分起劲时，不知谁叫唤一声“谁家冒烟了！”大家纷纷丢下手中的工具，冲向火场。浓烟在金妹家涌出，火在房间里燃烧，一种不祥的感觉在所有人心中升腾！只见金妹发疯一般冲进屋里，直奔宝贝的摇窝，紧紧抱着儿子冲出烟雾弥漫的家，包裹孩子的棉被上还有火星一路掉落！颤颤兢兢、小心翼翼解开婴儿的包被，脱掉棉衣棉裤后，金妹立即捶胸顿足、嚎啕大哭，随即瘫软在地，昏厥过去。所有在场的人都见到了这凄惨的一幕：孩子的双脚已被烧成了黑糊糊的焦炭，小腿像烤熟的红薯，皮开肉绽、乌红乌红，整个小身子在抽搐着……有人不忍卒视，有人失声恸哭，为这幼小的生命遭受如此剧烈的伤痛，连平日里古板得让我们窒息的蒋队长也流下了悲哀的泪水。 

人们无法想象，这个稚嫩的孩子有多少气力熬过那两小时的炼狱。他的眼睛无力地一开一合，仿佛想努力看清这模糊的世界；听他那微弱的呻吟，仿佛在向世人诉说，他还不认识自己的父亲，还没叫过一声怀胎哺乳的母亲；再看看他在被褥里抽搐的身体与手脚，仿佛在与恶魔抗争、与灾难搏斗。 

拖拉机载着垂危的孩子向县人民医院狂奔，清创、输液，抢救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亮，依然无力回天。这个顽强的小生命，还没来得及见见自己的姐姐和爷爷奶奶，就痛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邓金妹因失子之痛大病了一场，青松队知青们的心情也像这漫长而阴冷的冬季一样难过。但是，生活还得继续。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妹终于从极度痛苦中慢慢解脱出来，而且又怀孕了。让人无法接受的是，金妹临盆时难产大出血，好不容易保住了女儿，自己却丢了性命！她是经过异常痛苦的挣扎之后，紧紧抓住丈夫的手离开人世、离开这个让她眷恋的家的。可想而知，两母子客死他乡，吴义凯要独自抚养两个年幼的女儿长大成人，将面临多么大的困苦！

知青们说，可能是儿子太孤单，呼唤母亲去天国陪伴；也可能是上天垂怜这噩运缠身、生活艰难的小个子女人，引领她去极乐世界尽情享受。 

啊！金妹，苦命的金妹！半个世纪过去了，你在天堂过得好吗？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知青朋友时常念叨你、缅怀你呀！ 

1968年6月28日，我和一批同学响应国家“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来到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县一个偏僻的农村插队。当时深受邢燕子、侯隽等老知青扎根农村的影响，看到新疆、甘肃支边青年的先例，认定自己要在农村待一辈子了。

下乡时我们思想单纯，积极性很高，抱着战天斗地、“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可在农村待住以后，看到的是农村的落后贫穷。面对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少人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

下乡不久，一名女知青便与当地青年谈起恋爱，关系确认后，二人回到天津，得到女方父母的认可。农村青年回村后，穿着女方家里人给他买的新衣服，眉飞色舞地讲述着到大城市的感受，令社员们羡慕不已。在我们下乡1年3个月之际，这二人举行了婚礼。

不久又有一名女知青与当地青年结婚安家。一进新家看到的不再是光秃秃的炕席，而是铺着毯子和漂亮的床单，充满温馨的感觉，为偏僻农村带来了新气象。

当时的公社领导对于大批知青到农村这个新生事物今后的发展趋势心里没底，曾试图阻止知青过早地在农村结婚成家，没有成功，也不敢违法干涉知青婚姻。

与女知青结婚的这两个农民，无论从相貌、出身、经济条件、家族关系各方面来讲都是村中的优秀青年。对于两个女知青来讲，捷足先登，率先找了个好小伙、好人家，有了依靠，无疑是大喜事。

一个农民能够娶到大城市的女知青，结婚不要彩礼，还有机会到大城市去走走，这可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示范效应的巨大吸引力使得不少农家跃跃欲试，相中哪名女知青，就想方设法拉到自家去吃饭，因而，集体户开饭时时常缺少了女生。

不久，发生了一件令知青和村民震惊的大事：一名女知青小梅（化名）与村民伍援朝（化名）的传闻闹得沸沸扬扬，公社和公安机关联手调查此事，并将伍援朝抓走了。身为户长的我，找到当事人小梅了解了事情经过：

1969年年底生产队分红，知青谁都没有分到钱，回津探亲过春节就要吃父母的。小梅是抱养的，父母及弟弟妹妹们对她回家不欢迎，小梅孤零零待在家的滋味不好受，提前回到乡下。当时集体户女知青只有小梅独自一人回来了，村民伍援朝的姐姐经常叫小梅去她家吃饭，并提出让小梅与伍援朝搞对象，小梅拿不定主意，没表态同意或不同意。后来伍援朝的姐姐说，大冬天的你一个人住在集体户不方便，干脆搬到我家来住吧！她让孩子将小梅的行李搬到自己家，与她一家子住在连二大通炕上。一天，她让小梅帮助伍援朝拆洗被子，当天又说被子拆了没做上，就让援朝回来住吧，小梅未表态。晚间伍援朝来睡觉时两人中间隔了一个小孩儿，半夜伍强行把事做了。第二天小梅到一个社员家哭，那家人追问究竟，小梅就一五一十说了。

通过小梅的诉说我明白了，这是伍家人设计的一个圈套，把小梅套进去了。利用她遇事犹犹豫豫，说话吞吞吐吐的软弱性格，采取了生米做成熟饭的卑劣手段。小梅第二天到社员家哭诉，说明这是违背她意愿的。

数日后，政法机关在村里召开群众座谈会，在公社召开公判大会，公开了伍援朝的罪行—隐瞒年龄（比女知青大20岁）,隐瞒劳改释放分子的身份，借口与知青搞对象强奸知青、迫害知青，破坏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的政策，按照中央26号文件精神，属于从严打击对象，以犯有“反革命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小梅在这里是待不下去了，对她的名声影响很大，养父母在老家农村给她找了个对象嫁走了。这件事无疑是在小梅的心灵上留下了一个痛苦的烙印和深深的创伤。

“文革”结束后，对历史案件进行审理复查，伍援朝案件被定性为“反革命强奸罪”显然失当，带有“文革”时代无限上纲上线的政治色彩。伍援朝被释放时，已经在劳改队待了10年，回村后他终生没有成家（现已去世）。害人者也害了自己，这也是一个人生悲剧。

1970年上山下乡政策发生变化，知青有了选调、上学的机遇。1978年开始，没有选调的知青大部分“大返城”回到天津，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集体户最先结婚的两个女知青看到同学一个个离开了农村，有的回到了故乡天津，她们是否后悔过，不得而知。据我看，她们思想观念比较传统，既已结婚生子，尤其无法舍弃家庭和孩子，那就坚定扎根农村的决心吧，一直不离不弃。好在以后又出台新政策，在农村结婚的知青也全部就地安排了工作。这两个家庭，女知青挣工资，农民身份有土地，在村里也算是上等户。再以后，按政策定居外地的知青家庭有一个子女可以回天津落户。那两位女知青在当地一直坚持工作到退休，才各自举家离开了通辽回到天津，与子女阖家团圆。

现在看，知青在农村安家落户的人数虽然不多，影响却是很大，不仅改变了知青本人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家庭成员的人生命运，他们的生活道路坎坷，尝遍酸甜苦辣，几十年与父母、子女分居两地，思亲之痛肯定是有的。他（她）们的配偶是农民，与知青随迁进城后没有退休费，家庭生活肯定拮据一些。如果他（她）们能有一个好心态，也有自得其乐之处。比如我们村那两位结婚早的女知青，由于没赶上独生子女政策，每家都生育了两三个子女，真是有喜也有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