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69届知青：马克思帮助我走出黑龙江

我们出发那天的情形

1969年的秋天，我所在的上海汾阳中学成了“集体插队”的试点，69届十个班的学生一锅端，统统去黑龙江呼玛县插队。呼玛县曾经是中国最北的县，直到1981年，漠河县从呼玛县里划了出来，呼玛才失去了最北县的称号。

我们被分配到呼玛县金山公社的四个生产大队，即四个较大的村子，每个村子扔进去两三个班级，我们的命运就此被决定了。

1969年11月，十五六岁的我们，嘻嘻哈哈，哭哭啼啼，木知木觉，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经过五天四夜的颠簸，来到了白雪皑皑的大兴安岭。

我去的村子叫金山，在黑龙江边。那段江面较宽，对岸有个军营，隔江眺望，紧贴江岸的是浓密的植被，不远处有个苏军的瞭望台，名副其实的“反修第一线”。

金山在淘金辉煌时期，也就是知青到来前的半个世纪，曾经是个小镇。“镇”留下的遗容是一条大路，从村口直通江边，据说在鼎盛期，路边有酒馆、杂货铺、铁匠铺、妓院。等我们到了村里，路边除了农舍，只剩下破旧的铁匠铺，叮叮当当，修理农具马具。当然，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有新气象，村口有个供销社。

淘金热散尽后，金山剩下的是没淘到金子的失意冒险家、人老珠黄的妓女、一贫如洗的苦力、还有从俄国流亡来的“老毛子”。亏得又从关内陆续来了些闯关东的汉子，这繁华过一时的小镇成了个80多户人家的村落，男女老少加在一起，300来号人。

1969-1970年间，从上海来了三批知青，共200多人。第一批是老三届的高中、初中生，后两批加在一起有150人左右，均为69届初中生。他们上中学的时候，成天学习小红书、大批判、大游行、学工学农，没上什么文化课，因此实质上是小学毕业生，我也是其中一员。

自从来了知青，金山就失去了前几十年的宁静和秩序。知青食堂建在大路旁，整天有活蹦乱跳的少男少女来来往往。村里的猪狗鸡散养，满村乱窜。初时，女孩见到猪啊狗啊迎面跑来，吓得左右躲闪，哇哇大叫，男孩则乐得紧追不放，知青中一名调皮的小民兵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追猪，这才发现猪跑得比民兵快。大路上就这么吵吵闹闹的，搞得周边人家鸡飞狗跳。

初到反修第一线，隔江就是苏军兵营，不免令人热血沸腾。对于战争，我们的认识来自于几部革命电影，大家谈论得兴致勃勃，在战场上中弹倒下，光荣悲壮，唯一遗憾的是，无法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入党要18岁，我们年龄还太小。

得到的安慰奖是，每个知青都被赋予“民兵”的光荣称号，全然不顾家庭出身和个人表现。我，一个黑帮子女，中学时代的非红卫兵兼挨批对象，突然跟红五类、红卫兵平起平坐，颇有扬眉吐气之感。

民兵被分成“武装民兵”和“普通民兵”，年轻力壮、家庭出身好、个人表现出色的男青年方有资格成为武装民兵。那主要是因为村里枪支有限，二三十条不知哪个年月留下的步枪，还不够武装民兵扛的，于是今天你扛，明天我扛。步枪上了亮闪闪的刺刀，几个男知青扛着枪，穿着草绿色的军装，绿色的大棉帽，两边是毛茸茸的狗皮护耳，齐刷刷地走过村中的大道，威风凛凛。

至于我等普通民兵，与他们相比大为逊色，几把粗糙的木头枪，扛着无用且寒碜，倒不如扛把板斧，拿把镰刀，万一需要跟敌人短兵相接，效率更高，可那么一来，不就是一群老乡吗？

武装民兵比普通民兵辛苦，干完农活练刺杀，夜里轮流去江边巡逻。有一阵，中苏关系比较紧张，普通民兵也参加了巡逻。夜间巡逻分上半夜下半夜两班，每班由两个武装民兵（男生）带两个普通民兵（女生）。半夜时分，我睡眼朦胧，从热炕上爬起来，穿上厚厚的衣裤，跟着男生，冷得哆哆嗦嗦，在江边转悠。他们扛着枪走在前头，我们手无寸铁跟在后头。沉睡的村庄一片寂静，只听到雪地上咔嚓咔嚓的脚步声，还有两岸传来的零星狗叫声。 

一个黑夜，呼叫声打破了沉寂，“鬼子进村了！鬼子进村了！”值班的武装民兵，操起枪冲了出去。大路上，孤零零的一个人，用棒子敲打着脸盆，边走边喊，那是个知青，脑筋突然出了毛病。我们宿舍离大路只隔一排房，二三十人，个个沉睡梦中。亏得是虚惊一场，真是老毛子偷袭，我们全完了。那名知青，不几天被送回了上海，恢复正常后，去街道工厂烫手帕了。

岁月静静地流淌，两岸相安无事。渐渐我们跟老乡一样，专心一致种田，夜半巡逻取消了。我在黑龙江插队四年，一共只见过两个老毛子。当地人管俄国人叫老毛子，老毛子和中国人通婚，后代是二毛子。

村里二毛子不少，党支书的母亲是老毛子。老太太深居简出，有人在支书家见过她，白白净净，举止文雅，沉默寡言，全然不像农村老娘们。传说她一家人十月革命后流落到西伯利亚，最后她一人留在了金山村。支书是实打实的贫农，没有兄弟，没有亲戚，在村里势单力薄，但是为人厚道公正，村里人信得过他。支书高鼻深目，模样端正，那会儿也就三十来岁，和乡亲们一样，一身黑，显老，在我们眼里是上了年纪的大叔。在乡下四年，我没跟支书说过一句话。

还有个二毛子光棍，年轻时虎背熊腰，那时四十上下，瘦了，骨骼格外大，村里不分老少都叫他老狍子。老狍子一身黑，腰间束根说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绳子，腰上别着一把小利斧，这是村里中青年男人的“正装”。老狍子的家，小木楞房的外墙上糊着黄旯旯的泥巴，小院的篱笆歪歪斜斜，日子过得挺寒碜。有天路过他家小院，一位老太太，骨骼很大，驼着背，在院里抽烟，吓了我一跳，招呼了一声大娘，她漠然地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这是我在村里见过的唯一的老毛子。 

一年里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我们与白雪为伴。入冬，黑龙江成了宽大平坦的冰雪之路，夏天冰消雪融，有小江轮行驶于呼玛县城和漠河之间。每当江轮经过金山，全村的男女老少情不自禁跑去江边，有人提着大包小包上船下船，有人遇到了新交故友，有人迎送亲朋好友，说笑寒暄，好不热闹。

有次坐江轮去呼玛县城，两岸是未开发的处女地，茂密的小树林、灌木丛、草丛子，绿色的大地连着蓝色的河水，杳无人烟。突然船上有人叫起来：“看，快来看，老毛子。”河滩上，一个俄罗斯男人，白色的上衣，咖啡色的长裤，独自垂钓。一船人像看到了稀有动物，涌到一侧船舷，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瞪着眼睛，好奇地看着一船骚动。后来不知谁起的头，一船人和一个人开始不停地互相挥手。

因为是集体插队，我的插队，跟一般人的插队不同，整日扎在知青堆里，跟当地农民的接触非常有限。

到金山的第一天晚上，进了女知青宿舍，火墙火炕烧得热乎乎的，明亮的电灯，宽宽的木板地，我等喜出望外。那是一座木格楞房子，小门厅里放农具，两边两个宽敞的房间，房间内各有三条炕和一堵火墙，四五个人一条炕，每人有大约一条被褥宽的空间，挤着挨着睡觉。隔壁住着十多个第一批来的67、68届女知青，我们这间屋住了14个69届。

火墙头上有两个灶眼，我们入住后，两个大水壶成天咕嘟咕嘟冒着水蒸气，热水供应充足。女知青爱干净，大水缸里永远灌满了清水，收工回来你洗脸我洗衣，晚上用热水泡脚。上海人非常惧怕的东北“老白虱”跟我们无缘。

知青多，不单独做饭，一日三餐去知青食堂。饭菜千篇一律，早饭大碴子粥加馒头，给一根萝卜条，萝卜条非常咸，带点臭味；午饭晚饭大白菜土豆汤，汤很薄，一碗盐水，零星几片土豆和白菜，馒头放了碱，黄黄的，有时放多了，微微有点涩。然而，这毕竟是细粮，而且绝对够吃。男生曾经比赛饭量，据说冠军是“大胖”，一顿吃了三斤四两馒头。对我来说，不用自己挑水打柴，生火做饭，已心满意足。

插队的头一两年，什么都新鲜，日子过得挺有滋味。我们学会了去井里打水，学会了跟着扁担颤动的节奏，挑起沉重的担子行走如飞，学会了抡起大斧子，把粗大的树墩劈成八爿，学会了生火烧炕，学会了去江里钓鱼，上山采木耳和野生蓝莓，最重要的是学会了播种、铲地、割黄豆、捆麦和其他的农活。在农民的指导下，农活越干越顺手了。

那时候，大家都以为要在金山生活一辈子，既然如此，该干活干活，该吃饭吃饭，该找乐找乐。早上跟同学一起出工、收工后洗涮、聊天、串门、唱歌、去外边溜达。那会儿没什么书看，只得硬着头皮去看《资本论》、《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小学生有限的认字量和空白的外国历史知识，看得我们一头雾水，拗口的长长的外国名字，一个都没记住。随着知青跟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那些书不知放到哪个角落去了。

为家人拍摄的照片：美丽的黑龙江和自得其乐的知青

对多数人来说，安心务农不是出于扎根农村的革命激情，而是随遇而安。上海人实惠，如果有选择，能留在上海，谁脑子有病要来农村？不过既然非要下乡，我们也已经到了乡下，那就好好过吧。

由于汾阳中学周围小洋房老公寓多，69届就近入学，学生的家庭背景不那么无产阶级化。宿舍里不少同学出身于知识分子和职员家庭，他们大多中规中矩，温和内敛。当然还有一炕的黑帮子女，在上海被整得头疼，逃到农村来避难，对革命自然不那么热心。因此，我的周围还真找不出一个热血沸腾非闹着要扎根农村的。虽然有人积极一些，有人消极一些，有人豪放粗莽如假小子，有人文弱讲究如嗲妹妹，但毕竟来自一个街区，又曾同窗，彼此之间相当包容，同是天涯沦落人嘛。

村里自己发电，晚上十点电机房关机，全村熄灯睡觉。刚下乡的时候，十五六岁的少女，有说不完的废话，头靠头躺在炕上说说笑笑到半夜，早上根本醒不来。民兵女排长，一个当地青年，被委以“闹钟”的重任，每天一大早来我们宿舍打门，大声呼叫：“起床啦，干活啦。”一两个月后，成天干活把我们累得贼死，熬夜聊天自然而然地消失了。我们跟老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金山是块宝地，自然资源丰富。勤快的农民下河捞鱼，上山采榛子木耳黄花菜，套个野兔狍子，养猪养鸡，种点自留地，再去供销社打几两白干，坐在热炕头上，喝着小酒，看着满地娃娃蹦跶，小日子过得挺红火。

知青是一人饱全家不饿，队里粮食柴火富足，不愁饿着冻着。哪怕我这样一天只挣八个工分的，到了年终分配，扣除口粮柴火，还能分到100多元现金，完全负担得起回上海探亲的车费。

安心务农的状态并未维持太久，不知从哪天开始，周围的一些同伴自找出路，陆续离开了。大家如梦初醒，原来不必在这里呆一辈子。

金山公社约有千名知青，偶尔县办厂来招几名工人，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想通过官方渠道上调，几乎是白日做梦。知青家长这会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神通广大的走得最早，往往是开后门参军。后来有人转到了知青不多的南方农村，那里上调机会多，过渡一两年后就告别农村了。有几位直接进了外地工矿，可有些工厂在西北、西南的山沟沟里，交通比呼玛更不方便。个别的嫁给了有城镇户口的陌生人，还有的病退、困退回上海了。同伴一个个离去，我们的内心一次次受到冲击。

表面上一切如旧，大家一起上工收工，心却散了，每个人有了自己的秘密，开始考虑个人的前途。离开农村的道路曲曲折折，布满荆棘，各人东碰西撞，多数人撞得遍体鳞伤却依旧在原地踏步。内心逐渐沉闷起来，连脚步也沉重了，大路边的狗都不怕我们了，自在地躺在家门口，懒得抬头看我们一眼。 

马克思和燕妮

我一向无法拒绝书，一天在同伴的炕沿上发现一本《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情不自禁地翻开。书中提到，家里闹财政危机的时候，马克思常闷头做数学题，以此逃避烦恼。这本书里别的说了什么，全忘了，只记得这段。 

那几年，我家境遇很糟，要离开农村，谈何容易？首先是无亲可投，因为亲戚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投也白投，户口进不了那两个城市。其次是靠友无门，父母一辈子在上海工作，社会关系基本都在这个城市。在母亲的动员下，众亲戚开始积极“结识”外地人，特别是南方乡镇的，希冀为我找条出路。

我的情绪起起伏伏，在期望和失望之间游走，马克思的故事，醍醐灌顶，给我指明了一条路。每天晚上，同伴在身边聊天唱歌打毛线玩牌，我趴在炕沿上做数学题。数学非常奇妙，钻进去乐趣无穷，以致对身边的说笑充耳不闻。晚上十点熄灯了，我在煤油灯下继续解题。就这样，不知不觉学完了初一的代数，还让我的“勤学”在村里广为人知。

我的勤学被在北京搞科研的舅舅知道了，正巧他听说1973年大学招生要考试，催我冬闲季节去北京温课备考。

农闲季节，不少知青回家过冬，生产队对此十分支持。冬天没农活要干，队里派的活儿基本是为了满足严冬的生存之需。男劳力上山砍树，女劳力在村里“打柈子”，即把树干锯成段，再用斧子劈开，加工成烧柴。知青回家过冬，不仅节省了口粮和柴火，而且提高了工分值。冬季干活的人一少，记录的工分也少，年底结算时，生产队的总收入平均到每个工分，工分值就高了，这样当地农民能多分点钱。

1972年的冬天，我到了北京的小姨家。小姨夫妇五十年代末大学毕业后，双双留校任教。两个书呆子，出身不好，资本家女儿和地主儿子，他俩有自知之明，工作认真，待人友善，说话小心谨慎。又亏得大学里不乏学术权威，他俩是无名的年轻教师，运动中顺理成章成了逍遥派。小姨那会儿在校办厂做无用功，姨夫则被派去为工农兵学员编写教材。他们供职的北师大院系在原辅仁大学的校舍，教工宿舍在旁边的胡同里。

小姨家很小，里屋只放得下一张大床，外屋硬塞进两张小床，收了两名“寄宿备考生”——在陕西插队的远房表姐和我。表姐是北师大女附中的68届高中，那年23岁了，全家上下为她即将成为流落农村的大龄女而担忧，听说大学招生要考试，她决定回京温课。

我和表姐朝夕相处了五个多月，共享一张小方桌看书写字。我们的房间也是小姨家的厨房、饭厅和杂物间，煤炉、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清扫工具、过季衣物，摆放得满满当当。原来睡在外屋的表弟，被我俩鹊巢鸠占，不得已每天借宿邻居家。

我俩从早到晚埋头温课，分外珍惜安静读书的机会，学习进展迅速，不久我学完了初中数学，课本里的习题都被我从头到尾做了两遍。小姨和舅舅还塞给我一些习题册，专供我练习。表姐是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我的作业常由她检查，一箭双雕，她借此复习了初中数学。

有一天，小姨拎着沉重的蓝布包回家来，难掩兴奋，她遇到了交情很深的老图书管理员，从图书馆弄出来一包“毒草”。更可喜的是，这包看完了还回去，还可以换一包出来。

我和表姐迷上了《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巴黎圣母院》、《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罪与罚》、《悲惨世界》、《契柯夫短篇小说集》等名著，一放下数学书，就抱起小说，废寝忘食，看得昏天黑地。

真希望如此美好的日子能继续下去，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73年初夏，我带着一脑子的数学公式和古老动人的外国故事，回到了乡下。

黑龙江上的冰雪融化了，清澈的河水徐徐流淌，冻得坚硬的大地解冻了，一地泥泞，每迈一步都很费力，鞋上裤腿上沾满了厚重的湿泥。日照越来越长，树枝抽出了新芽，呼玛100天的无霜期到了，我们又该出发去“地营子”了。

金山一面临江，背靠山岭，满山密密的小树林，周围耕地不多。在粮食为纲的时代，只能到离村子较远的地方去开垦农田。呼玛县人少地多，在平坦的荒原上，拖拉机隆隆往前开，遇到树林山丘折回来，犁过的黑色处女地就成了生产队的农田。

我们队的农田离村子四五十里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在农田附近，搭了几间简陋的木头房，成了金山的地营子。耕种季节，壮劳力住在地营子，秋天收完了庄稼，大队人马再回村过冬。 

六月中旬，小麦大豆出了苗，野草也开始疯长，我们带着行李和农具，坐了一天的马车去地营子。抄近路，不走公路，而走山间的马车道，很长一段在树林中，两米左右宽，刚容得下一辆马车行驶。我们坐在车上，不时低头躲闪左右低矮的树枝，不停拍打团团袭来的蚊子小咬，时而车轮陷进泥坑，大家跳下车去推。

北方的夏天，日长且明亮，早晨四点多日出，晚上九点多日落，我们每天铲地（锄草松土）十几个小时。有的地一垄有四五里长，一天拼命干，也只能锄一个来回。

清早比较凉快，但是每个人的周围蚊子小咬黑乎乎的一团。我们随意拍打吸饱了血的蚊虫，脸上汗水血水尘土混在一起，成了大花脸。正午烈日当空，脸晒得通红，头发晒得焦黄，补丁叠补丁的衣服满是汗水和泥尘，口干得冒烟，饿得“肚贴背“。偶尔铲地到了河边，众人把锄头一扔，争先恐后，捧起河水就喝，随之跳进河里，让清凉的河水冲去炎热和汗臭。水淋淋的衣裤贴在身上，我们滴滴答答上岸来，继续铲地，湿衣服沾上了泥土，在阳光的暴晒下，成了硬硬的一层壳。

七月，上海的大学到呼玛招生来了，要招30多名，而且只招上海知青。这是自我们下乡来，招的最多的一年，令人振奋。可转念细想，呼玛县有8000多名知青，我的希望非常渺茫——出身不好、非团员、69届初中、不善交际、不能干，唯一占优势的是温习过初中数学。

我们村分到一个大学名额，可以推荐四人去参加考试。当时的政策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那年加了一条：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村民一听是招上海知青回上海，懒得参与。贫下中农推荐变成了知青自己推荐，再由贫下中农（村支部）审查批准。

知青分男女两组开会。因为要文化考试，大家觉得随便找个人去，会白白浪费一个名额，不如找个能考试的去。我们村有四个高中生，都是男生，还有些老初中生是党团员。男组推荐了三名男生后，或许受到当年“妇女能顶半爿天”的影响，觉得应该推荐个女生，有人提议让我去，不至于交白卷。受到推荐的男生爽快地同意了，找个69届的陪他们去考考也无妨。与此同时，女生组推荐了三名女生和一名男生，其中也有我。名单到了党支书手上，既然两组都推荐了我，支书立马批准了。

就这样，我侥幸去县城参加了两天的文化考试，三门课：数学、语文、政治。那年门槛低，初中水平就行。呼玛县从8000多名知青中，推荐了200多人参加考试，大学最后录取了37人。

考试时，初中数学记忆犹新，感觉考题不难，答题很快。语文是写一篇作文，忘了什么题目了，小学的语文教育不错，虽然认字有限，但能把句子写通顺，错别字也不太多。政治，只要稍微注意点时事，能背出最高指示，都可以及格。

第二天考完去交卷，监考老师看了看考卷上的姓名，脸上马上绽放出热情的微笑。我暗想，这老师挺和善的。从上海来招生的两位男老师也平易近人，特别爱跟知青谈话。考完试，遇到他俩，我刚报了姓名，他们对视了一下，笑容满面，问长问短。当时我并未放在心上，以为是他乡遇老乡，格外亲切。

八月中收到了家信。母亲在信中祝贺我考得不错，据说数学全县第二，语文、政治名列前茅。读罢，颇为吃惊，远在上海的母亲怎么会知道考试的结果？再往下读，传闻来自我家居住的机关宿舍。

由于呼玛县的上海知青太多，不少上海机关干部被下放到呼玛，帮助当地政府管理知青。机关宿舍里，除了二三十名同龄人去呼玛插队，还有好几位长辈也被下放到了呼玛。估计长辈接触的是当地领导，消息灵通，得知考试结果后，写家信时随手一笔，我的考场表现便传到了母亲的耳朵里。

读完家信，我有了点信心，如果根据文化考试的结果，择优录取，我应该有希望。

考完试，回地营子干活，开始了心神不宁的等待。录取迟迟没有消息，却等来了张铁生的信。他在信里指责了那些温课的知青。虽然我是在农闲那几个月温的课，并未影响生产，但被张铁生如此一搅，像是犯了重大错误，考得好更成了“不安心农村”的铁证。

张铁生的信拖延了审查过程。一天，有人告诉我，队里有“群众”写匿名信去公社告了我一状，说我为了逃离农村，在家补了半年多的课，还请了三名大学教授辅导，是修正主义的苗子。那个年代，打小报告互相揭发成风，面对无名无姓的“群众”，我无能为力。公社也没有人来调查，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心情特别压抑，上大学的梦渐行渐远。

73年的大学招生考试曾激励了不少知青重新拿起文化课本，白卷英雄那么一闹，大家都不敢读书了。我把数学书和英汉小词典藏起来，不做数学题，也不背英文单词了，跟周围的人一样，收工后，找出一副扑克牌，通关算命。人人都盼望“小六子”出现，因为“六”代表“路”，暗示人生有路，还有希望。奇怪的是，那几个星期，小六子紧追不舍，同伴们羡慕不已，一致说我路路通，一定能上大学。

转眼九月到了，收割季节来了。地营子没有电话，也不通邮，每个星期，有马车去金山拉一些给养过来，顺便给我们捎来积压在金山的家信。考试后，每周我都翘首盼望马车的归来，希望马老板能带来只字片语，哪怕是传言谣言也行，可是入学的事音信杳无。

我在地里捆麦，干枯的麦秸划得手上血痕道道，金黄色的麦捆，一列列整齐地排在收割完的麦地里。马车来运麦了，我们用长长尖尖的草叉挑起沉重的麦捆，大腿顶住草叉的底部，借用腿部的力量，奋力甩上马车，越甩越高。几个月辛苦换来的硕果，实实在在的，就在眼前，可大学梦却如此虚幻。都九月了，大学已经开学了，我也该从大学梦中醒来了。

一天早上，我推门出去，睡在我旁边的美娟正从外面进来，笑容满面：“你被录取了。”我以为她在开玩笑，她带着笑意的大眼睛看住了我：“真的，不骗你。小头从金山给你送信来了。”

小头是男生，高高瘦瘦，脸部瘦削，由此得到“小头”的绰号。我们队知青多，为了便于管理，村领导通过知青中的党员和团支部组织安排我们出工。小头是67届或68届的老初中，团支委之一，我跟他不熟，但他是村里“风头最健”的爷们之一，扛着枪巡逻，甩着响鞭赶马车，驾驶拖拉机或康拜因。

我到了伙房，没见着小头，炊事员老何叔告诉我，昨天晚上公社的团委书记去金山村送录取通知书，我被大学，好友卓琪被中专录取了。因我俩都在地营子，小头连夜赶着马车把团委书记送过来。想到他们在黑夜中，穿过树林，越过山丘，紧赶慢赶的，我甚为感动。想去当面致谢，可是老何叔说他们颠簸了一夜，睡觉去了。

听说两三天后，有一艘江轮将经过金山村去呼玛县城，我跟卓琪决定马上回金山收拾行装，然后从村里搭乘江轮去县城，在知青办办完手续后，从县城坐长途汽车直奔火车站，这样可以少拉几天课。即便如此，等我抵达上海，也已经快九月下旬了。

时间紧迫，我和卓琪说走就走，先步行八九里山路，去公路旁边的三间房生产队。那里每天有一班长途客车经过，倘若错过了，可以想法搭卡车到十八里岗林场，再从林场走十八里山路回金山。

美娟催我快走，她会帮我把被褥捆起来，第二天让马车捎回金山。我把看过的书、剩下的日用品、缝补过的劳动衣服，分送给地营子的姐妹，背着个帆布书包就上路了。姐妹们送我俩到路口，叮嘱我们一路小心，别忘了写信。走出很远，回头再看，还有人在向我们挥手。

在回金山的路上，不期遇到了公社的第一把手王作连，当地老乡叫他“王乡长”。王乡长在金山工作多年，关爱百姓，平易近人，深得人心。我们三人结伴，徒步走回金山。从王乡长那儿得知，我之所以能去上大学，还亏得一位上海干部仗义执言。

我们公社有二三十位来自徐汇区的下放干部，知青与下放干部的关系相当密切，有事我们常找他们倾诉，他们总是想方设法替我们排难解忧。

冬天，下放干部跟我们一样，去上海过冬，开春再回黑龙江来。即使在上海，他们也在继续工作，知青常找上门去求助，发泄苦闷，或单纯去聊天。我也跟着同伴去过不少干部的家。那个年代，住房普遍很小，常常是一屋子挤满了人，天南海北，聊到饭点，才依依不舍散去。

有两年，我是跟公社的下放干部结伴回黑龙江的，一路上走走停停，访问了华北和东北的一些城市，旅行使我们熟悉起来。林彪事件后，政治气氛稍有松动，有人开玩笑说，下放干部慢慢地从五七干部（五个月上海，七个月黑龙江）变成五一六干部了（五个月上海，一个月旅行，六个月黑龙江）。

王乡长、卓琪和我的分别留影

收到检举我的匿名信后，王乡长找上海干部了解情况，原徐汇区组织部长刘阿姨竭力保护我。她对王乡长说，年轻人趁着农闲温课，不浪费光阴，说明她好学向上，明明是好事，怎么变坏事了？王乡长非常赞同，遂对检举不予处理。

呼玛县的知青，二十多年前曾出版了一本厚达七八百页的书《呼玛知青风云录》。在那本书里，卓琪记录了我们从地营子回到金山后的状况：

在我和稼婴离开金山前，王乡长带着我们去五里岗挖了几棵松树，约1.5米高，手把手教我们种在金山的大路边。很多年以后，从中央电视台 “黄金之路”节目中，看到了金山依旧，看到了知青食堂已萧条，看到了王乡长带着我和稼婴种的松树仍然挺立在路边，不禁泪流满面。

1973年的中秋节前夕，我离开了金山。中秋的缘故，队里杀了猪，知青食堂包了肉包子。住在隔壁房间的炊事员翠芳，往我的书包里又塞包子又塞白煮蛋，生怕我在路上饿着。

江轮是中午时分到达金山的。从来没跟我说过话的男生徐顺友在我和卓琪的木箱子外用木条钉了保护层，赶着牛车，把我们的行李拉到江边。全宿舍的女生前后左右伴随着我们，沿着走过几千次的村中大道，来到江边。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几乎所有在村里的知青，不分男女，都来了。不少男生，虽然跟他们共同插队了四年，因为沿用中学分男女生的习惯，互相之间不说话，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江轮离岸的时候，女生在拼命挥手，男生定定地站着，目送江轮渐渐远去。我的鼻子酸了，内心五味陈杂，在黑龙江的四年，日夜盼望离开这里，真的走了，这山、这水、这村、这些人，那些事，竟令我如此不舍。

那一刻，我悟到了谦卑和感恩。岸上的兄弟姐妹中，比我能干比我聪明的多了去了，我无非是运气好，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在适当的时机遇到了借数学题消愁的马克思。

二十多年前回上海探亲，正逢插友在酒楼聚会，依旧沿用插队时的传统，男女生分桌而坐。在一桌老汉中，找到了小头，上前敬酒，送上迟到了二三十年的感谢，小头却一脸茫然。我不得不把他黑夜在荒山野岭里驾马车四五十里的感人故事重述一遍。他真诚地看着我说：“真的？我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