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留守在黑龙江的“知青病人”

【活着】青芳华易逝
病人归途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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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记忆停留在了那个芳华年代

归途另一端

是个可能永远也回不去的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数百万城镇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奔赴边疆。时代远去，罹患精神疾病的他们栖身在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这是全国唯一专门服务知青精神残疾人员的托养机构，2008年由黑龙江农垦总局投资三千万元在佳木斯建成。

安养中心窗外，2017年的第三场雪说下就下。从当年10月到次年4月，是知青科病人的“猫冬期”。老知青们在缓慢而重复的生活中一天天老去，他们所能等待的，只有亲人时隔数年的探望、或时隔数月的一通电话、一个包裹，又或是生命的终章。

在这里，年轻人尚有望归家，但对于老知青们而言，这可能是最后的栖身之所，他们相互陪伴，却又相顾无言。自安养中心成立以来，每年都有老人因躯体疾病离开。

2014年，我们曾前往佳木斯探访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三年后的2017年8月，北京玉润基金会联合院方决定帮老知青病人回一次家。对老人们的体力、病情、家人意愿等方面进行一番综合考量后，幸运落到了李俊英和与他同龄的陈建明头上。回乡之旅虽然只有短短四、五天，但对于已步入迟暮的他们而言，能和家人团聚，看看家乡变化，已是弥足珍贵。

2017年11月15日，陈建明（中）和李俊英（左）在医护人员的陪伴下，乘飞机前往北京，随后即刻坐高铁前往家乡天津。这是23年来，陈建明第一次离开北大荒。李俊英淡淡自语：“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回不来了。”

年青时的陈建明

现在的陈建明

陈建明在1969年成为数十万北大荒知青之一。1972年春天，陈建明却扒上了南归的火车，一路逃票，寻回了家。没人知道是什么驱使他不顾一切地回家，也没人了解他在北大荒到底经历了什么。

“天津南开区南门外。”陈建明偶尔能从支离破碎的记忆里翻出家的位置。从前的家早已不在，他的记忆在25岁的节点上原地打转，毛主席还在中南海。一路上，遍地的水泥桩子和小汽车，使陈建明混沌的眸子里闪现一缕纯真，纯真里流泻出好奇与兴奋。他记忆里的家乡，仅有大片的平房和街头难得一见的老式吉普车。

“我在北京……北京住过。”陈建明还是笃定自己在北京有个家。在他口中，北京的“家”比家乡天津更让他感到亲切。但事实上，他无比向往的首都，是一片他从未踏上过的土地。

列车抵达天津站，陈建明的兄弟姐妹们在出站口守着团聚的那一刻。“建明，认得我是谁吗？”陈秀荣期待弟弟能在某个清醒的时刻准确地叫她一声“大姐”，但一直没能如愿。“说天津话”，陈秀荣还想靠着乡音，唤起他对过去的记忆。

过惯了集体生活，吃惯了知青科的大锅饭，面对摆满圆桌的家乡菜，陈建明光是发愣，无从下筷。这是23年来兄弟姐妹五人第一次在天津团聚。尽管都已步入花甲，但他们仍坚持每年去佳木斯探望陈建明。

回家的第三天，是父亲的忌日。陈建明被领到父母坟前，烧纸、洒酒、磕头。“爸爸妈妈，我回来看你们来了”，在二姐陈秀玲的引导下，他机械地复述了三五遍。这是陈建明自得病以来头一回喊爸爸妈妈，他出神地望着火堆，生死似乎与他毫无瓜葛。没人知道此刻他在想什么。

“这个头像是谁？”陈建起指着印在一百元票面上的画，问哥哥。

“毛主席”，陈建明没有犹疑，他对这张陌生纸币上的人物再熟悉不过，“毛泽东是共产党，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四个伟大”使陈建明焕发出了感情，他的曲库里全是半个世纪前的歌曲。下乡前，他在天津市少年宫吹横笛。那时，红卫兵在台前拿着毛主席语录唱歌跳舞，他就在一旁伴奏。1968年，陈建明16岁，学校推荐他报考解放军总政文工团。他考上了，但由于父亲的“特嫌”身份，卡在了政审上。同学入选了文艺兵，唯有他被落下了。母亲没敢告诉他，骗他血压太高，体检没过。

陈建明坐在三弟陈建起家的小卧室里，听着弟弟和发小王德明回忆以前的生活。他可以一口气唱出：“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没有一处错误，但却记不起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和从前的生活。

年青时的李俊英

现在的李俊英

1980年底涨工资的事儿，那是李俊英记忆里的一大刺点。那时涨工资实行匿名投票制：屋里搁块黑板，每人进屋划票。李俊英敏感内向，朋友少，票数自然少得可怜。一连几轮都没选上，1981年开春，李俊英就病了。

11月16日，刚从外地探亲回来的孙秀琴赶到宾馆接李俊英回家，李俊英高兴地和妻子拥抱。病休在家后，李俊英打扫家里、负责做饭，毫无怨言。但一到犯病，他就变了个人似的，在枕头底下藏菜刀，半夜起身就往外走。

“给我照张相呗”，孙秀琴把手机递给李俊英。“不会照”，李俊英把手缩回口袋里，他对照相的理解还停留在胶卷时代。青年时代的李俊英是文艺分子，他在文艺宣传队里，唱歌、跳舞、打快板样样在行，甚至在下乡时期就拥有了第一台珠江牌相机。

在天津水上公园，老人们伴随的音乐跳着广场舞。李俊英拉着孙秀琴走到人群的深处，学着旁人的姿势，一本正经地跳了起来。

11月不是观光天津的好时节，海河边的游船生意清冷，只有稀疏几个垂钓者还在冷风中坚持。李俊英离开的八年里，沽水流霞依旧，河两边却变了样。岸边的共享单车、路旁的林立高楼，都让李俊英感到新鲜。孙秀琴搀扶着他，一路走走停停看看。

300米后，李俊英走不动了，这一天的运动量比他在安养中心一周的还要多。他拉着孙秀琴在岸边坐下，凝视着远处高楼间的夕阳，燃烧的火球渐次变成橘黄色的圆盘，然后收尽余晖沉入淡紫色的暮霭中。

老照片上的李俊英还没得病，他怀抱着女儿，身旁站着爱人，个子不高但也精神。

以前每逢回乡，一大家子人都会到水上公园玩，热闹非常。背景里的眺远亭帮孙秀琴找到了当年拍照的地点。37年后，李俊英和孙秀琴故地重游，再次合影。

在女儿李津妹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文艺分子”，能唱会跳。李津妹理解父亲发病时不受控的痛苦，但她也不忍心让父亲往返于精神病院。在她看来，远离喧嚣的城市，宁静单纯的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更适合父亲生存，那里应该是他晚年最佳的栖身之所。

因为李俊英的疾病越来越严重，女儿初中毕业后就被送回了天津上学。这些年，他们极少有机会团聚，但孙秀琴每年夏天都会去佳木斯住一段时间，给李俊英过生日，并且每天做饭、送饭给他吃。孙秀琴曾说：“我是他一辈子的监护人”。

11月19日，陈建明和李俊英搭上了返回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火车，短暂的五天已足够珍贵。在知青科，还有38位像他这样的老知青病人。他们都已至迟暮之年，对生活没什么奢望，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回家看看。

即将从天津返回北大荒当天，李俊英和陈建明在北京逗留了几个小时，两人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特意去了趟天安门广场。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翻身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天安门城楼下，李俊英突然又唱又跳起来。

 “还得回来”，李俊英像个孩子似的向随行医生保证，自己绝不任性，“黑龙江这地方绝对好，都待习惯了，我这心已经印在北大荒了。”他说着一口普通话，只是个别字眼有着像果仁张似的津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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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袁敏的“知青”的文章，突然想起她曾经在采访前给我的电话，找出2010年3月我写的文字，希望大家不要忘记那一段岁月，再一次感谢佳木斯的农垦局，善待我们的知青弟兄！

大巴终于在雪中停了，久违的佳木斯火车站。

四十年前，我在依兰过第一个冬天时，这车站常常是伴了漫天大雪入我梦的。梦醒中，我也问过：难道我一辈子就这么过了？直到现在，还是不敢相信，我将要去看望的他们，这一辈子，就是在此度过的。出租车不失时机地过来，司机探头问我去哪？见我不答，摇上车窗。零下26度，他知道我走不了。

下午3点半，白茫茫中的黑龙江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前已旷无一人。我进了陈旧的办公大楼，经指点，再出门西转。

突然，一座带有圆弧门厅的崭新六层大楼，出现在了远处，楼顶上的九个立体大红字：“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如同暖流，卷走了我全身的寒气。

安养中心暖如仲春，吴斌主任和李萍护士长说患者都在活动厅。我迫不及待啊：有杭州知青吗？吴斌说：有，徐国宝！有护士说徐国宝在洗澡。“方媛，方媛在哪！”李萍又叫另一个，她的脆声没有压倒室内的喧哗：打乒乓球的；打台球的；卡拉OK正在唱“我们一起摇啊摇啊摇”，一个穿大红毛衣的女人，捏了话筒，有东北特有的鼻音高腔，也有跟着哼的；更多的是沿墙排排坐，呆呆地“深思”，像夕阳下的村头。

一个穿粉红夹克式绒衣的男人过来，吴斌说：“他就叫徐国宝，杭州的，是这里恢复得最好的”。徐的外衣有“农垦残联”图案，内里露出白底蓝条病服，厚道地看吴斌的嘴，微笑。

我：住杭州哪里，家还有人吗？他居然一口纯正的杭州话：我是杭十二中的，家里有阿爸姆妈。我阿爸住在下城区万寿亭，现在搬到中河那边了，去么认识的，地址说不出了。我：你哪一年来的？徐：69届的，家里经济条件木老佬佬（很）差，我想趁钞票，一动员，就报名来了。没有来的，后来都分配杭州了（注：1970年，是66、67、68届毕业生动员支边黑龙江的最后一年，次年就恢复了“四个面向”）。

我：当时下乡哪里？徐：香兰，以前我每年回杭州一趟，后来犯病了，住在汤原，不住香兰的（了）。

杭州“知青”徐国宝

黑龙江农垦局最早的精神病院在汤原县，“犯病”是东北话。我说：你犯的啥病？徐撸起裤子，先说是下水稻田，脚烂了。后又说：在砖瓦厂，想入团，想考大学，专门做，拼命做，晚上困不好（觉），精神错乱。我们砖瓦厂没有一个十二中的，没有人际关系，（只有）两个（杭州）男伢儿，一个周济光（音），浙大附中的，一个杭大附中的。

听得出，当时这两个“高才学校”的杭州人和69届（几乎是小学水平）的徐国宝不很融洽，在57岁的徐国宝嘴里，他们依然是40年前的“男伢儿”。我：最初你觉得精神错乱是一件啥事情？徐：两个人在说话语，我晓得是在说我，不是杭州人，哈尔滨的。我：说你什么？徐：说我观察力表现力天下无敌。后来我就多想，钞票么要说人民币，篦（划）根洋火（火柴）么要害毛主席，想想想，想出毛病了。我同领导说，我精神错乱了。他说，什么？你有什么病（徐学的是官腔）！拖了三四年，厉害的（了）。到汤原，一诊断是精神分裂。1978年，我阿爸来汤原领我回杭州，送到古荡（精神病院）。

这时，护士拿来了两张粉红的塑料方凳，亲切地说：“来，徐国宝，坐下来和老乡唠。”

徐：你比我小？我：我是51年生的。徐：我52年。我：你现在恢复得蛮好。徐（笑得很真诚）：你牙齿蛮好，我牙齿没有你好（徐张嘴给我看，牙齿缺了不少）。你啥时候从杭州回黑龙江的？徐：哦，82年一次，97年一次。82年香兰（农场）变成劳改农场，知青一个都没有了。我给小分队挑水，他们是管犯人的。后来要我看大门，三个月，又不要我做了，叫我回去，我也没有做错事情哎（注：这中间应该又犯病了）。汤原（精神病院）不收我（此后应该被送回到了杭州）。97年（再回）到汤原，就没有回过杭州，9年了（注：应该是12年）。

吴斌：他父亲在不在世都不好说了，兄弟姐妹一直没来联系过。

徐：你们记者好，全国各地跑。

我知道徐国宝向往“外面”，我没问他“想不想家”的废话，或许他的父亲已经年迈；兄弟姐妹也有难处。听得出，徐国宝的敏感，已经不能适应一个以财富为等级的社会。或许，一句弱肉者已经习以为常的呵斥，都会激活他潜在的狂躁。

孙萍和病人，坐着是方晓媛

孙萍：“方媛来了，方媛来了！”一个一脸笑意的圆脸中等个儿的女人，也是粉红夹克式绒布衣，看不出病态。孙：他是杭州日报的，特意来看你们。方说的是普通话：杭州的？我：是的。

徐国宝为我介绍：她也是香兰的，七分场。我：一个农场的啊，原来认识？方：不认识的。我：你杭州话不地道了。方：杭州话我说不好了。徐：杭州话，我是不会忘记的。

我问方媛：你杭州哪里？方：东园巷，我叔叔在那里。吴斌：她在汤原成家了，丈夫是当地人，有两个孩子。方：一个是儿子。我：老公也在农场？方（不好意思）嘿嘿，到台湾去了。

吴斌后来说，方的丈夫在汤原务农，去台湾是方的臆想。方在当地结婚较早，知青全都返乡，应该是她再次发病的根源。在她的想象中，现在的人都在趋富附贵，包括她的男人。她的意识还停留在改革初期，台湾有亲戚，几乎就是大陆“陈世美”们的祸根。

我：方媛，你是哪个“媛”？方：我叫方晓媛（她一笔一划描）。哦，我想起了东北的风俗，三个字的姓名如果省略中间一个，那是一种家人式的亲切。我在黑龙江时，有一个王国邦，有人叫他“王邦”，怎么听都像“王八”，但叫者应者却真挚可亲。

方晓媛问我：你是坐什么车来的？我：飞机到哈尔滨，火车没赶上（其实我说的是动力火车没赶上，但对于她，毕竟是一个没有联想的概念），坐的是汽车。方：我的婆婆也是台湾人，不来看我了。徐国宝（向方说）：我在杭州晓得你的，你七中的。方：我没回过杭州。徐：我从杭州古荡（精神病院）出来，我兄弟拷（打）我，我要用刀儿杀我兄弟。他们把我送到安溪，住了三个月。徐国宝应该是想说在杭州怎么晓得方晓媛的，回忆还是岔开去了。我：你兄弟为啥拷你？徐：看不起我。

我问吴斌：还有浙江人吗？吴：有，一共五个，那是宁波的。宁波人被吴斌招了过来，我：宁波哪里？宁波人答非所问：萝北。萝北是黑龙江的一个县。吴：那个是上海的。被指的上海人有点木呐。我：上海什么地方啊？上海人眼神发滞。孙萍说：完了，又傻了，又说不出来了。孙的话有一种家人的亲切。

吴斌指另一个：他也是宁波知青，新华农场，以前的兵团十七团。吴斌说：我也是十七团出来的，我父亲是哈尔滨卫校的，1963年下的乡，先是在阿城插队，后来到新华农场卫生院。69年后，知青来了很多，和我父亲关系都不错，常常一帮一帮在我家。我老师也是知青，我对知青真的很有感情。

活动大厅的患者纷纷站了起来，向门外走。我：吃晚饭了？孙萍：活动结束了，晚饭还早。这几乎是患者生物钟的反应。方晓媛也站了起来：太感谢你了，这么关心我们，这么远，这么大冷的天，还来看望我们，谢谢你。我：你住哪里？方：三楼。征得护士同意后，我和方晓媛一起走。

我：你怎么得病的？方：我没事，就是打仗（打架），四五个人，全让我打翻了，起不来了。说这话，方晓媛有一种“气场”，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代人曾经的“尚武”豪气。我：打的是谁？方：杭州人。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事。领导问我，你是怎么一回事？我说就这么一回事。医生都说我没病的，我在农场打稻谷、扛麻袋、扛饲料，力气蛮大的。

香兰是黑龙江为数不多的水稻产地，以前是一个劳改农场。1969年，为了安排知青，迁走了犯人，管教留了下来，对知青的管理，依然有对待犯人的痕迹。1970年，我去香兰一分场看一个姓陈的朋友，因为打架，他带了脚镣在地里干活，有人看守，不让靠近。方晓媛的那一场打架，结果是送进了汤原精神病院。

副院长古国防与负责宣传的兰博来了。我提出晚上能不能睡安养中心？多了解一点。古副院长很为难：我们院长去哈尔滨开会了，他很重视你来，宾馆都安排好了。我还是坚持。古副院长让步。但护士说：患者超员，被褥没多余的。

知青安养中心大楼落成于2008年12月25日，前身是农垦总局精神病院八科。按农垦总局“残联”的统计，2008年以前，每一个严冬过去，系统内就有近40名精神病患者在流离中不知所终。现在，发现一个接收一个。去年与团中央所属的光华基金会携手成立了光华知青安养中心后，农垦系统外的知青病人也收了，知青子女也收了。

男病区的晚饭，站着穿白大褂的是吴斌医生。晚饭的菜是土豆，豆角炖肉片

古国防副院长走后，我去看病人吃饭，男女分开。菜是土豆炖豆角，有肉片，一人两只馒头。馒头很大，是我一顿只能吃一只的那种“高庄馒头”。吴斌掰开一只说：这里的馒头发得特别“玄”（松软）。一个将两只馒头落肚的患者，盯了吴的手。吴：给你吧！护士拦住：不能给他吃了。吴：哦，忘了，这人没有饥饱，曾经一顿吃过四个馒头，吐了一地。

这时，我看见披了棉衣的徐国宝，端了饭菜要出门。我：你去哪里？徐：有个病人住在骨科病房，去喂饭。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黑龙江的冬天黑得特别快，五点刚过，浑沌一片。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有白的雪地。从暖气中走出，不觉得太冷，雪在脚下“吱吱”响，不一会，寒凤在耳朵上凌迟似的割了。

当晚院外的雪，以及扫成大堆的“雪山”，徐国宝每晚在此行走，去骨科病房。

我：前几天零下30多度，你也这么走？徐：晚上不回来了，在那住。

徐：1997年，是那边医院把我送回来的，农场欠他们一万多块。

我：“那边医院”是谁？徐：古荡咯。徐的记忆又开闸了，可惜骨科病楼到了。床上的患者听到开门声，睁了一下眼，无神、乏色。我：他哪里的？徐听岔了：是别人不小心推了一把，没站稳，大腿骨折。动手术时才晓得骨头老早有毛病了，不骨折，早晚也要住院的。病房很热，徐脱了棉衣，我没脱，我说，国宝，喂饭咯，我拍一张照就走。徐说，护士交代过，刚打了胰岛素，要等10分钟才能喂。要不，胰岛素没有起作用，血糖要上升的。

杭州知青徐国宝在给骨折患者喂饭

10分钟后，徐国宝开始剥鸡蛋。我：你们晚饭没鸡蛋啊？徐：特别给他加的，中午还有大骨头汤。我：食堂为他做的？徐：护士长炖的。我突然觉得胸口有点发堵，岁月与磨砺，我的理智已经远远超过了情感，但在这一个佳木斯的傍晚，我还是被孙萍感动，不仅仅为她北人南相的秀丽与细腻，更为她那份对知青患者的情感。吴斌后来告诉我，除了大骨头汤，孙萍掏钱还买过鸡，用电饭煲炖的。

徐：关怀病人，关爱知青，这个病院连美国都晓得的，凤凰电视一放，美国的一个大老板就来了，送来10万美金，30只手机。徐说的这话我后来在资料上得到了证实，美国的ABAT集团主席付治国，曾经的哈尔滨知青。手机是按“安养中心”的医生护士人数配的。

喂饭，骨折病人每张一次嘴，也睁一下眼，看徐，也看我。我知道他的经历并不会像他的眼神那么空乏，安养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应该有一段跌宕起伏的身世。可惜，他们大多已忘记了以往；我也不能像凤凰卫视那样驱车百里去患者的原地寻找知情人，还原那一段让人唏嘘的历史。2005年，我曾去过我插队的谢屯，当年赶车的王叔半瘫在炕上，他一家对我35年前的还原，连我这记忆不错的人都感到茫然。譬如，王的女儿说，我曾经剃过一次光头，屯里的小女孩好叫我“方块K”。

北京知青赵印宝，你问他怎么来的这里？他会老马嚼食一样费力地说：“写刘少奇万岁”。但他忘得干干净净的是写这五个字的后来：“批斗、非人的劳动、监狱”。当他假释后被人送回北京姐姐家时，浑身裹满了干屎，傻傻的乐。5年的监禁，永远的失忆，2009年，赵印宝被安养中心接回。

不少患者是知青大返城时被遗留后忧郁多思发的病，方晓媛是一个，哈尔滨知青肖景秀也是。肖的妹妹是另一个农场的，返城临走，想去看姐姐，要打边防证，一时半天批不下来。妹妹返城心切，等不及了，等她回到哈尔滨与姐姐通信时，才发现姐姐已经精神失常。患者李启的经历更离奇，整天叨咕：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当年，他精神失常后，背了锅四处流浪，不离不弃跟着他的，是一条狗。要不是当地老乡韩富财的收留，也许，一场大雪过后，他就不在人世间了。

遗留者的痛苦、恐惧，也许不只是对前途，更多的，是现实。一位女知青告诉我，她17岁去大兴安岭，父母是右派在外地，她一人在闸口上的车。当时一位男同学的妈妈问了她一个很私密的问题，她一脸茫然。这妈妈赶紧叫女儿去买了，塞进了她的包。到了大兴安岭，由于水土的变异，生理发生了变化，那“东西”她马上就用上了。很难想象的是，那“东西”在大兴安岭根本就没有，替代的是柴灰、净土和苞米帮外皮。这女知青是12月份被动员去的，没有春夏秋的过渡，一头扎进了零下30度的深山。她说第一次上茅厕，四处通风、落地冰挂，手麻木了，根本系不上扣子。那时的女裤哪有拉链，她只能站着哭。想不通的也有，和我从小长大、一起下到依兰县团山子的一个邵姓知青，大回城的前半年，想把户口迁往浙江农村。“公社”的知青办头儿，将他递上香烟扔在地上认为太差，绝望的他回来后就悬梁自尽了。

次日一早，在兰博的陪同下，我再次进了安养中心，电梯里有一桶牛奶。兰博说：这是医院自办的奶牛场，给患者免费喝的。我先到女饭厅，牛奶桶前的桌上摆满了不锈钢茶杯，分奶的是那个穿大红毛衣好唱歌的患者，拿一个大勺。

我：昨天是你在唱歌？她：我唱歌好听吗？你喜欢，等一会儿我唱“千年等一回”给你听。我：你是知青子女？她：是啊，你吃糖，我妈寄来的，她在广州打工，不来接我了。这时，我看见了方晓媛，我：记得杭州的牛奶瓶吗？你这么大一杯奶，抵得上杭州两瓶了。方：记得。

有人怯怯地挨近我：你是记者吗？你对人民负责吗？我不是精神病。我：你能写名字吗？她写了“曹瑞兰”。曹穿的是安养院的粉红外衣，内里一件姜黄色部队卫生衣：我是851农场的，我老头子（丈夫）是上海知青，我是唐山的。为了户口去上访，送这来了。

作者（左）与曹景兰以及牛奶杯

吴斌告诉我：曹景兰刚来时是有精神病的偏执现象，现在好多了。我们得对她负责，这么冷的天，她要走，只能他丈夫来接。吴斌的话给了我温暖。

孙萍带我去看病房，一间房两张床，被褥整洁；两开门的一只立柜，两人共用；桌上一只彩电。有一间房内躺了一个女患者，佝偻干枯，一双鸡爪似的手露在被外，眼似睁非睁。孙萍说：她叫鲍莉莉。我看见有一张着地的席梦思，孙萍说：这住的就是那个地上爬的患者，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长期在野外睡造成的，上不去床了。

护士照料鲍莉莉

孙：鲍莉莉，来客人了，握个手吧。鲍似乎不太情愿。孙：鲍莉莉，你是北京哪的啊？又忘了吧？鲍：海——淀——区。哪年下的乡啊？鲍发了一个很模糊的声音。孙：鲍莉莉来时不到40斤，肚皮和脊梁贴在一起，命都快没了。现在很“逗”，有的小护士好零食，也分给她吃，有一次喂她，说“这叫八宝粥”。鲍丽丽后来一见到这护士，就叫：“八宝粥——”。

兰博说：哪怕受金融危机影响，职工发80％的工资，都没亏待过患者。有出生日期的，护士还出钱买大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手脚不便的患者，不管男女，都是护士帮洗的澡，不少护士还是小姑娘呢。为此，我问护士王文革、刘杰、李莉，她们的外表，几乎是40、30、20岁三个档次。王与刘说：小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是知青，他（她）们给北大荒带来文化，带来了繁荣，回报她（他）们是应该的。

方晓媛送我一把糖果，我说谢谢，我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方又捧出了几只新鲜桔子，浙江的特产。她说这里什么都能吃到。真难为她了，桔子很甜，我还是吃了。喝完牛奶的患者大多沉思状的坐着，有一个闭了眼在做眼保健操，腰板挺直，四十年前的学生样子，也许，这也是她尚剩的记忆。

有智障的男知青由护士帮助剃胡子，刚才还迫不及待，现在是一副享受的样子

男患者区正在搞个人卫生，一个20出头的女护士拿了电动剃须刀给一位穿蓝条服的患者刮胡子，围在一起的一个穿粉红病服的患者等不及了，不时用手去碰护士剃须的手。护士说，一个一个的来，不要急。

也有患者在剪指甲，护士表扬说：剪得真干净。被表扬的面无表情。也有不愿剪的，说指甲“不长”。护士说“你看，还算不长？黑东西都在哪！”光听声音，像是在幼儿园。

有人在吹口哨，很委婉，听不出曲子的由来；也有很轻的嘀咕，被人“举报”在骂人，护士批评了，一个20出头的胖子在笑。胖子说：我叫毛松翔，爸爸是上海知青，下大雪了，爸爸来不了。

毛松翔的爸爸说好是接他回去过年的，他指了一边的白发者告诉我：他是上海的。我：上海哪里？那人一口上海话：“虹口区”。我：会写名字吗？他在我的本上写了“戴志坤”，一笔一划的楷书。我：什么时候来的黑龙江？戴：1968年。我：怎么生的病？戴：到这里9个月头，没生病。戴的“月”发“额”音。

上海知青的孩子毛松翔知道助人为乐，对上海知青戴志坤很亲。

戴说话恬淡：上海同学送阿拉来的，先送到荣军农场，农场送到此地。阿拉（我）爹（父亲）在，姆妈没了。毛松翔：他的胳膊坏了。戴纠正说：肩周炎。毛抓了戴的右手，帮他上举：来，扳起来，扳起来，自己摸自己的脑袋！伸，向上。毛的一举一动，学的是医生。

患者除了农场送来的，也有医院去接的。吴斌说：2008年4月去北安分局接患者时，正好冰冻开化，路泛着稀泥，车子开了一天一夜。有一个佳木斯知青邬淑芹，丈夫是上海知青，是不是走了？不清楚。邬淑芹在一间暗屋，一天给一点吃的，她不吃，也没人管。没有炕席，吃拉都在上面，那味儿啊，熏人。

护士在给女患者剪发

孙萍：她的头发是一个大包，棒棒硬，一碰哗哗掉灰。没办法，贴了脑皮剪，拿下来像一只锅盔。身上七层衣服，粘在一起，也是硬壳，外层全是土。几个人按住，层层剪，换了病服，到车上还是有味。

一车来的还有一个王金香，和邬淑芹完全一样。你说，这一路怎么能进饭店吃饭？一箱面包，饿了就啃。那个爱唱的穿红毛衣的，也是一车来的。傻的傻，唱的唱，从上车唱倒天黑，睡觉才闭了嘴。从齐齐哈尔一早走的，第二天凌晨车才回到佳木斯。黄院长不放心啊，还守在办公室等我们。

吴斌、孙萍还指着后窗的漫天雪地说，天暖和时，患者也去地里干一点农活。不少患者，铲地、喂牛很在行；搓苞米，女的还会手把手教护士。我看过兰博提供的录像，除了农活，他们会将“欢欢喜喜迎九大”，和那个年代的语录歌唱得一字不差。他们也会唱张敏敏的“我的中国心”；一个牙齿剩得不多的老头，唱“松花江水波连波”时，尽管快得像机枪的连发，模糊得如同周杰伦的Rap，但也能看出，他们的记忆深处，依然有知青岁月以外的痕迹。

中午的时候，毛松翔的爸爸毛振国风尘仆仆地来了，满口东北话，一脸沧桑。毛说：855农场大雪封道，从密山到勃利，差一点没赶上火车。我问：侬是上海咯？啥学校？他也用上海话回答：上海孝和中学（以王孝和烈士命名），66届毕业生。

毛振国的身上，有一种类似“孝和中学”那样久远的质朴和忠诚，和他同样朴实的，还有站在一边的他的东北老妻。我：你们完全可以要第二胎的。毛：一直没要。毛振国的话透出的是对儿子的深深地爱，他说残联的理事长是上海人，劝是将儿子送到（安养）中心，他来考察过两次，才下的决心。他说：八月节（中秋节）我想接松翔回去，他说这里好，不愿走。过几天要春节了，我还是想接他回去。

中午的天空灰灰的像是傍晚，我看到的却是明媚，一种孩子在父母怀抱的明媚！温暖得让人眼眶潮润。当年十几万来黑龙江的“知青”，有慷慨激昂写血书的；有大雪天被彻夜办“学习”班的。曾几何时，慷慨激昂的早就走了，留下的大多是被彻夜办班来的。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徐国宝，方晓媛，鲍莉莉、戴志坤们；还有毛振国们。

我想，这未必是他（她）们的不幸，毕竟这是一个以富为荣、并越来越注重虚拟交流的社会。而他（她）们需要的，却是实实在的亲情；也许，他（她）们生命中这最后一站，会过得比常人更加温馨。

这些老知青的生命，永远的滞留在了他们的青葱岁月，他们就像那个年代活着的群雕和化石，成为一代知青史最直接的见证。而岁月流逝，生命也终将流逝，可以想见，终有一天，当最后一位老人离去，这段历史也将失去最后的人证，只能成为文字与图片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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