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营地“第一站”——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五十年前的这里，曾只有几排简陋低矮的茅草房，它就是我青春营地的第一站——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第一团第十营第十四连。1974年，随着现役军人的撤离，它改制为云南农垦总局西双版纳分局景洪农场十分场十四队。如今，又因农场再次改制归属地方，改称为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洒镇景洪农场红旗生产队第十四居民小组。

说来似乎天注定，只因过澜沧江进入景洪地界后，支边车队一路未曾停车休息，来时在这里停车撒下了西双版纳的第一泡尿，我就在这里落下了南疆青春生涯的第一行足迹，也成了最快离开这里的第一个过客。尽管总计时长仅仅只有两个月零二十三天。但多年以后，我依然忘不了在这里经历的若干个“第一”……。

我们车队200人到达十营营部，已是晚饭时分。没有意想中的欢迎仪式，营部直接把我们集合在营部操场，每个班领了两个面盆，一盆盛饭，一盆盛菜，菜是我们不曾吃过的四季豆炒肉片，算是营里给我们的接风宴。当时我们小四川都在嘀咕，这云南的菜做得真还有点奇怪，前两天在元江午饭时吃的是茄子炒肉片，今天吃的又是四季豆炒肉片，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配菜做法。可小四川们并不知道，这将是他们以后三个月内，所能吃到的唯一一次“美味”肉荤。

蹲在操场上，小四川们享受了十营唯一一次免费赠送的“美餐”，然后就被点着名分配到各个连队。离营部远一点的，先爬上拖拉机拉走；离营部近一点的，直接背着、拧着行李步行。从此，他们各自开始了自己的人生青春旅行。

我们是分配到十四连的第一批重庆支边青年，男女一行共有20人。到达连队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连长兼指导员宁老倌把我们集中在连队小操场上，简单地给我们致了几句欢迎辞。“我是连队的连长，大家都叫我“宁老倌”，你们也可以这样叫我”，“马虎！”（意即：要得，可以，还可以）。“我代表连队欢迎大家加入连队的行列，成为连队光荣的一员”，“马虎！”。“以后有什么事情，大家可以随时来找我”，“马虎！”。“现在分配大家的宿舍”，“马虎！”。怎么什么都是“马虎”？宁老倌有点愕然，搞不懂是什么意思，只觉得这帮小四川有点顽皮可爱。但还是在我们一片“马虎”声的应答中，匆匆地给我们分配了住处，然后大家就各奔自己的房间，准备安歇。

连队的驻地就在紧靠允大公路边的坡地上，同行的其他男生和女生被分配在连队坡地最上面的一排茅草房，而我们5个男生则被分配到靠近连队下方的一排茅草房，按照每间三人的标准，其中两间归我们居住。借着明亮的月光，我看见我们的宿舍是一排低矮简陋的竹笆茅草房，地处连队靠北边的最边角处。茅草房的周边，除南面和连队其他茅草房相通外，东面门前几米外的土坎下就是允大公路，北面和背后西面山坡尚未开发，长满蒿草灌木，有点阴森的感觉。

一走进茅草房，大家都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透过新盖茅草的屋顶，可依稀看见夜晚的月光透进；隔着稀稀拉拉的竹笆墙，可迎接春夏秋冬四季的凉风；室内地上是尚还松软的新土，点缀般地长了几棵绿油油的野草，一进屋，就留下了满地杂乱的新鲜脚印。所谓睡觉用的床，全是竹筒立柱做床脚，架上竹笆床板（有点类似重庆的竹凉板，不过粗陋得多）铺就，既没有床垫床单枕头，也没有铺上茅草和席子。竹笆做的门根本无法关闭，屋外是一片野草丛生，一起风就发出刷刷的响声。那时候后续的重庆知青尚未到来，整排茅草房就我们五人居住。年纪最小的“老兵” 还不到十六岁，特别胆小，恐惧得不敢走

进分配的房间，闹着想和我同室居住。大家安慰了好一阵，最后让他和身体最壮实的老邓住在一起，并许诺大家会随时加以保护，才算勉强安顿下来。

这一夜，几十年后，至今记忆犹新。那时候，连队尚未通电，也没有为我们准备煤油灯或蜡烛，屋里漆黑一片，只能借助屋外的月光照明。由于当时动员宣传有意无意的误导，我们只带了蚊帐和被子两样床上用品。蚊帐是没法挂了，情急之下，只能铺上打背包用的塑料布，用脱下的衣物充当枕头，裹着被子将就度过一晚。但那新架的竹笆床，毛毛躁躁的，硌着背脊、肩膀，真他妈难受极了。一翻身，那“床”又叽哩嘎啦地响个不停。好不容易睡着入眠，突然“哗啦”一声，人和被子一起摔在地上。爬起来一看，你妈的！床垮了！这床脚夯的也实在是他妈的太不牢实了。没办法，用背包带扎扎床笆，把床脚边的新土使劲跺上几脚，接着睡。刚睡着，“哗啦”！又是一声，室友的床也垮了。这小子很不幸，他的床竟一夜连续垮塌了三次，其他同学也有垮塌一、二次的不等。每一次垮床，都引来大家一阵嘘吁、一顿咒骂，哭不得，也笑不得。好在旅途劳顿，年轻人睡眠好，很快就在蛙叫虫鸣的大合唱中，迷迷糊糊的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起床，开门一看，这不就是昨天停车撒尿的地方吗？伙食团打来早饭吃了后，第一件事就是找宁老倌借来工具，用锄头夯实床脚，用铁丝扎牢竹笆，用刀砍上几根细竹竿，架起挂上蚊帐，首先解决睡觉问题。然后找上几个旧墨水瓶，自己动手做了煤油灯，向宁老倌讨点煤油，解决照明问题。直等到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逐渐购置了席子、床单、垫絮、枕头等物品，连队也开始通上了电，我们的“夜生活”，才算是基本步入了正常。

来到十四连，小四川们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宁老倌。他是我们十四连的连长兼指导员。

宁老倌是一个有着解放军侦查排长经历、罗瑞卿大比武时代荣立过军功的转业干部。作为转业干部，他既不属于现役军人把持的领导核心，也不属于以湖南人为主导的老农场地方生产干部团队。他只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魄力，作为现役军人倚重的复转军人外围干部，被任命为十四连的党政一肩挑主官和营党委委员。而十四连驻地，扼守在允（景洪）大（勐龙）公路的公路边，这里是十营通往景洪一团团部的唯一重要路口。连队背后的高地，可以俯视允大公路新老公路交汇处的开阔地面，一旦有战事，可以掐断整个允大公路交通，从军事地理角度讲，属于战略关口要冲。兵团现役军人领导集团是很重视军事思维的，宁老倌能受命于此，可见其当初还是颇受现役军人核心层重视的。

宁老倌，中等个子，身板敦实而干练。浓浓的眉毛下，一双炯炯的眼睛，透射出刚毅与狡黠的眼神。黑黑的国字脸上，平时总挤着笑容，给人以热情、和善、耿直、爽快的感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总能迅速拉近知青们和他的距离。他文化不高，却颇具沟通和管理的灵性。对上，能巧于周旋应对，圆满完成上级交付的工作任务；对下，善于恩威并举，笼络人心，凝聚团队；对人，重义气、肯帮忙；对事，善决断、有魄力。在连队，老工人服气他，知青们也敬重他。多年以后，回城的知青们，无论是上海人、昆明人还是我们重庆人，一提起他，总怀有几分钦佩的敬意。只要回到版纳，第一个要看望的人，总是他。

应该说，宁老倌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基层干部。放在部队，带兵打仗，绝对是个悍将；放在地方，主管一方，也绝对是个干吏。可惜的是，兵团时期，他不在现役，不是懂得“政治挂帅”的军人，也不喜欢曲意奉承上级，而是当时饱受争议的“大比武”的立功者；后来改制农场，他又不属地方派系，不懂生产技术，不会拉帮结伙，自然也被排挤在主流干部团队之外。记得那时他时常当着知青们的面，拿出他大比武时代的军官照和立功奖章，念念有词的重复着一句话：“想当年，老子威风凛凛，叹如今，……”，大有虎落平阳、龙困浅滩的悲哀。细细想来，对自己的仕途，他似乎早已有预感：一生难以得志。果然，当2007年我回版纳去看望他时，他仅仅退休在分场工会主席的岗位上，与当年的他，只是没有实权的平级。

或许是来自当年解放军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第一的传统，或许是为了在第一时间震慑住处在躁动年华的小青年们，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对新来到的支边青年，总要照惯例进行一周时间的“再教育”学习。主持我们这批小四川支边青年“再教育”学习的，就是连长兼指导员宁老倌，地点，就在连队茅草搭就的学习室。

宁老倌的“再教育”课，其实也很老套，无非就是当年的“老三篇”：第一，学习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林副统帅“屯垦戍边”、“大力发展祖国橡胶事业”、“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伟大号召，“反帝反修”战略意义重大等等一类套话，如同嚼蜡般的了无新意。第二，什么西双版纳地处边疆，匪特敌情复杂，要提高警惕，不能乱说乱动，等等。这招“恐吓”，在当时还确实是十分奏效的，把刚到的知青们吓了个不轻，好长一段时期都只得规规矩矩，不敢恣意妄为。第三，兵团生活艰苦，任务繁重，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认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锤炼一颗红心等等。

对宁德华的“再教育”，知青们也哼哼唧唧地做了一番表态发言，无非是应付性地表表决心一类的话语。然后就直奔主题，就最关心的什么时候“发军装”、“发枪”提问，得到的回答是：兵团只有现役军人才发军装，只有武装连队才发武器，我们是新建生产连队，只发锄头、砍刀等农具。这着实让知青们大失所望，一致认为，被他妈的兵团骗了。为此，知青们对兵团一直耿耿于怀。

话不投机，宁老倌只得怏怏地宣布散会，各自去领锄头、砍刀，第二天自己磨刀备锄，准备生产工具。

原本知青“再教育”安排是一周，谁知第三天我们就开始上班劳动了。一来是因为连长宁老倌也不喜欢空头政治说空话，二来是个别知青想挣表现，主动要求早日接受“再教育”锻炼。双方一拍即合，到连队第三天，知青们就跟随自己分配到的班排提着砍刀上山砍坝了。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主业是种植和采割橡胶，为橡胶业提供生胶原料。“砍坝”，是西双版纳山区新建连队生产劳动的基本生产任务之一。其内容就是在版纳旱季时，用斧头、砍刀一类工具将原始森林里的树木、野草统统砍倒。待草木干枯后再放火烧山，然后在火烧过的土地上翻地、挖梯田，待雨季到来时播种庄稼或种植橡胶树苗。这是一种非常原始落后的“刀耕火种”式的农业生产方式。我们一团十营地处景洪南岳山区，老连队很少，基本上的连队都属于新建。因此，砍坝就成了垦荒种橡胶的基本工作任务之一。

一上山，面对浩瀚无边的热带原始雨林，迎面扑来的是一股森林的芬芳气息。说实在的，知青们对原始森林既好奇、又有着天然的好感，要我们用手中的砍刀亲自毁掉它，还真有几分不忍。好在那时还不知道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又一心响应伟大领袖发展橡胶事业的号召，砍就砍吧，下手还是争先恐后的。

知青们的砍刀是新发的，形状就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团丁们手中的大刀，只是刀口磨得还不够快，刀柄还不太趁手，技能也还太生疏，砍起坝来难免有几分吃力。看着班里的老工人和一年前到来的上海知青，那动作的熟练：手起刀落，一棵棵小树倒地；几斧下去，一棵大树倒下；刀光飞舞，一片片蒿草带起。小四川们十分羡慕，也不甘居落后，忍不住挥汗如雨、奋起直追，真个有初生牛犊不畏虎的架势。

“吃烟了”！当地老工人把田间劳动的中场休息叫做“吃烟”。知青们很江湖地掏出二毛七一包的“金沙江”香烟分发。坐在面对山脚连队低矮草屋的山坡上，男人们开始点火吃烟，女人们掏出毛巾擦汗，享受这片刻的踹息时间。

出状态了！抽着抽着烟，个头矮小的二娃竟率先发难，愣着愣着就事出突然地“汪”的一声哭了出来：“妈的，老子在重庆过得上好，啷个遭哄到这里来受罪哟！呜呜呜……”当过知青的人都知道，刚离开家乡时，都十分思乡，只要有一个知青因思乡哭出声来，必然会产生巨大的连锁传染效应，不到五分钟，肯定会有一大群知青会跟着失声痛哭。这不，二娃哭声一起，开始大家还不约而同地劝解，劝着劝着，一个女生说了一声“莫哭啦！莫哭啦！”，跟着就“呜呜呜”地也痛哭了起来。一个人哭，两个人哭，然后几乎所有知青都哭成一片。连我这个在火车站离别时都坚强不落泪的人，在吼了一声“来都来了，哭又有什么用！”之后，也忍不住眼泪默默地夺眶而出。最后还是老工人出身的班长老王看不下去了，铁着面孔大吼一声“上班了！”。大家才不得不强压住哭声，憋着气拿起砍刀，有一下没一下地挥舞起来……

说起艰苦，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生活，不得不用“够艰苦”三个字来评价。

首先是工作艰苦。兵团时期，新建基层连队的工作主要有这么五项：

一是开荒砍坝。主要任务是砍倒热带雨林荒山的草木，待其干枯后烧山，以备开梯田、种橡胶或种植农作物之用，一般在旱季作业。

二是自用型农业生产。主要任务是翻地、整地、除草，种植和收获花生（用于榨油）、黄豆（用于生活）、包谷（用于饲料）等，一般在雨季前后作业。

三是挖梯田、挖穴、育橡胶苗圃、种橡胶，这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主业工作任务。

四是营房建设。早期主要是自盖茅草房，需要平整地基，砍伐树木做柱、做樑；需要砍竹子做椽子、打竹笆、破蔑条、剥蔑丝；需要割茅草、编草排；最后打桩、立柱、架梁、搭椽子、铺茅草、扎竹笆隔墙、完成盖房。后期基本是是建瓦房，需要炸石块、打土坯、挖地基、伐木做房架、拉砖瓦，最后自己夯地基、砌砖柱、砌土坯墙、盖屋瓦。一般在旱季作业。

五是后勤生产。主要任务是自种蔬菜、养猪、拉米、厨房做饭菜，解决生活问题。

兵团那时候每天正常工作8—9小时，好不容易过一个星期天，有时还要搞搞无偿的“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兵团的现役军人干部一般比较“左”，总喜欢制造一些“革命化”的东东，什么开年“开门红”、“春耕大会战”、大战“红五月”、盛夏酷暑“战高温”、秋天苦干“十月献礼”、年终“大干迎新年”。总之，一年四季，苦干、大干、大战、会战，噱头时时有；“出大力、流大汗、苦干实干炼红心”，折腾个没完。一旦遇上，那就苦不堪言了。“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天不亮就拿起农具上山，天黑了才能下山，干活、吃饭、喝水、拉屎撒尿都在山上，每天工作繁重程度往往是正常工作任务定额的2-3倍，有时外出其他连队“会战”回不来，就只能随地搭个窝棚、铺上点茅草，铺盖卷一裹，倒地一躺就爬不起来了。这段时期，知青们一般是不发高烧一律不准请假，女生“月信”来了也不例外，全无半点人性可言。

其次是没有自由。虽然不发军装和武器，但兵团却普遍奉行“军事化”管理，时不时的要搞一搞军事拉练。上班要点名，星期天外出要请假，严格规定放假收假时间，不准超假不归，不准随意在外住宿。凡有违者，轻则大会批评，重则连队组织批判斗争。累了病了不想上班，必须向连长请假，能否准假，那得看连长的脸色和心情。那时候男生们特羡慕女生，每月居然可以有2天“例假”在家休息不上班（哦！妈妈的，两天休息，太适意了！下辈子一定要变个女生！）。知青们最盼望的是天天下大雨，一下大雨，就可以在家扎雨班，或搞学习批判、或剥花生玉米备种、或干脆倒床睡大觉，再不用上山饱受日晒雨淋之苦。“下他妈的个七七四十九天我才高兴呢！”，就是我们那时最喜欢的一句电影台词。

第三是生活艰苦。兵团那时候的一般战士的月工资待遇是28块人民币，26块钱是基本工资，2块钱算是边疆补贴，无论新老工人都一样，农工一级“够了”！（据说这是当时农垦部长王震定的调，这让我们知青恨了王震好多年）。每月连队发工资时扣除8块钱，由伙食团供应40斤饭票打饭吃。40斤大米的粮食定量（特殊工种如伐木、基建等例外高些），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够可以的了，管饱应该还是基本没有问题。问题是油水太缺乏。

说起油水，那时候，兵团新建连队每人每月平均只有二两花生油供应，但不是发给个人，而是统归伙食团集体使用。那个炊事员呀，不是先下油后炒菜，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总是先把锅烧辣，倒下菜，铲上几铲，冲上几瓢水，水开后再倒油，让油水浮在水面上（知青们叫做跑油），然后用小瓢捞起面上的油水供自己享用，整个连队的菜里就只剩下几滴油星浮在水面上，基本没有油味道可言。

菜地班的蔬菜，基本是不长到老不送伙食团的，因为老南瓜、老黄瓜、老茄子、老莲白、老芋头总要比鲜嫩的要来得大个些。最老的部分留下了做咸菜，其余就炒吃、煮吃，要吃嫩鲜蔬菜，根本就没门。以至于好多知青后来回城以后，一吃南瓜、黄瓜、茄子、莲白、芋头，就恶心吐清口水。

就是这样的菜，要能保障供给也算不错了。问题是新建连队的菜地班，多由湖南籍、云南籍老工人及其家属把持，不知道咋的，总是种不出足够的蔬菜来。一到旱季，新鲜蔬菜基本就不见踪影了，每顿不是啃又老又干的菜帮子做的咸菜（知青们称之为“老梭边”）下饭，就是喝几瓢水、几片韭菜叶加几滴油做成的盐巴汤（知青们戏称为“玻璃汤”或“九菜一汤”）下饭。吃不下怎么办？拿一张纸片，撒一撮食盐，偷摘一个小米辣（云南特产小山椒，很辣），蘸着就可以下饭。弄得在老家从不沾辣味的上海阿拉们，至今也敢吃重庆的麻辣老火锅。干部们家里油和蔬菜倒是从来不缺，是自己家种的，还是司务长送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最可恨的是没肉吃。新建连队养的猪不多，又是敞放，饲料基本就是芭蕉杆加几把包谷籽，总长不大，连队只能逢年过节才杀一两头猪。那时的“节”，就只有元旦、春节、五一、八一、国庆，一共五次，间隔周期一般都在2-3个月以上。一个连队近百来十号人，一次一人就只能分到1-2斤带骨猪肉，久不沾油腥的知青们几乎一顿就可以吃个精光。老工人家还可以养几只鸡、下几个蛋调节一下生活；干部们可以借营部、团部开开会的名义，过过公费小灶开荤吃肉喝酒的瘾（谁敢说老毛时代没有腐败，干部们可喜欢开会哩！）。知青们什么都没有，自第一天到版纳时在营部吃过一餐四季豆炒肉片后，到连队后就从未尝见到过一片肉。连队每天正常状况下强劳动八九个小时，体力消耗很大。十六七岁的小青年又正是长身体、吃长饭的年龄，却经常过的是孔夫子的生活，“三月不知肉味”！长此下去，怎么得了？

肚皮里头既没有油、肉等高蛋白，又缺乏新鲜蔬菜维生素，青春期长身体的男生们纵有40斤大米垫底，但还是一天到晚感到饥肠辘辘的，老喊吃不饱。记得到兵团半个月后的一次晚餐时分，小四川们说想吃一顿饱饭试试，看到底一顿吃多少可以够饱。结果是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我这个饭量最小的“少尉”一下吃了八两米饭，饭量最大的三哥是“大尉”，居然呼哧呼哧地一气吃下了两斤米饭，还直喊“还来点！还来点！”。

男知青们普遍感到40斤大米不够吃，好在女知青们胃口小，时常用吃不完的饭票接济男知青，时间一长，嘿！大米饭基本就够吃了。只是一个月下来后，男知青们一个个都变得得黄皮寡瘦的了。说来奇怪，同样是缺油、缺肉、缺蔬菜，青春期的女知青们却一个个突然都滚瓜肉圆起来，只是皮肤黄了些罢了。搞不懂！难道是西双版纳的水特别适合养女人？

当然，仅仅靠女知青们的饭票接济也不可能保障知青们青春期的正常生长的。知青们经过几天的短暂适应后，很快找到了解决生活问题的其他办法。

“偷”，是那个年代知青们的基本求生之道。全国十年近两千万知青，无论是上山下乡插队的，还是到兵团支边的，只要是男生，几乎人人都干过。至于女生，那就不好说啰。偷什么？偷芭蕉、偷菠萝、偷菜、偷鸡、偷狗、偷油，只要是能吃的，无所不偷。原因很简单，“不偷吃什么呀！”任大炮曾如此说过。自古道“饥寒起盗心”，要活命，不偷咋办？也许中国青年人道德底线的沦丧，就是从知青们的“偷”开始的。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知青们的“偷”，一般都还是在连队外部下手的。即或有时候偷偷本连队老工人家的鸡吃，那也最多是偶尔为之，因为一个连队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毕竟于情理上有点说不过去，而且确实是太容易暴露了。

我在十四连参加过两次“偷”，其实都是刚到兵团时的好奇心使然而触发的“顺手牵羊”。好像哪个大人物说过，严格讲来“顺手牵羊”并不算“偷”，只能算是看不见拿的，因为不存在预谋的作案动机。

记得刚到兵团几天，我们几个小四川室友晚饭后一起沿着允大公路向曼波乡傣族村寨方向散步，走着走着，一抬头望见连队背后山坡上，哎哟！好大一片菠萝成熟了。这菠萝那时咱们在重庆可没有见过，更别说吃过，只是略知道是个好吃的高级水果，可能价格还不菲，不知道买不买得起。几个人驻足左右望了望，没有人，然后不约而同地说了声“搞两个来尝尝”。说时迟，那时快，春一步冲在前面，爬上坡就“啪啪啪”一阵，掰下几个菠萝扔下来，我们没有带刀，选出两个熟透了的往石头上一砸，掰成几瓣就唏哩呼噜啃了起来。“嗨！好香！好甜！”啃了几口菠萝心，把吃剩的菠萝皮扔到草丛里，捡起几个还没有熟透的菠萝，脱下衣服包起来就偷偷滴溜回茅草屋，打开装衣服的箱子藏了起来。我们的茅草屋在连队最边角处，整个过程神不知鬼不觉，无惊无险，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只可惜那几个菠萝捂了两天还是不够熟，我们用刀切开吃了后，一个个都说嘴遭麻惨了，这大概是老天对我们第一次“偷窃”冲动的惩罚吧。

第二次是几天后，在通往邻近连队一连的公路边，还是我们几个小四川室友，还是在傍晚，本来是准备到一连的重庆知青那里去吹牛打屁的。刚进一连的小路路口，突然看见路边一排的芭蕉树上有一串快成熟了。好运气！几个人四周一看，又是没有人，“整”！没刀，大家立即约起抱着芭蕉树干一阵摇。芭蕉树根底一般比较浅，树干也不硬，几摇摇就推球倒了。还是没有刀，路边捡起一块石片，连砸带掰，一串芭蕉就到手了。也不到一连了，大家脱下衣服，包起芭蕉，抬起就往回走。好在天色渐渐黑了下来，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一路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碰上，趁黑就摸回了茅草屋。掰下两个撕开皮一尝，呸！没熟透，还是涩涩的。没办法，偷偷摸黑在门外挖了个土坑，用几张报纸包上，埋在土里，等过几天捂熟了，再挖出来吃。

虽然两次都“偷”成功了，但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偷”过。因为毕竟从小家教甚严，对“偷”总有几分忌讳，总觉得人在做，天在看，良心不安。当然，对朋友们偷来的食物，有时还是照吃不误的,“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留”嘛，那滋味，还是满诱人的！

至于小四川们“偷”的故事，有很多。比如某连小四川偷其他连队菜地的四季豆，摸黑煮吃，结果因没煮熟，吃后中毒呕吐不止的故事。某连小四川用鱼线鱼钩，躲在茅草房里钓鸡入屋，到河边剥去皮毛清除内脏，然后在热水瓶里闷熟了吃的故事。某连小四川砍坝时在挖过山药的深坑里发现一头老傣族遗失的小牛，乱刀砍死后，偷偷带回连队集体分而食之的故事。为帮助怀孕的知青同胞补充营养，到别的连队伙房偷油和明火执仗抬人家鸡笼的故事。十四连的朋友为了给我庆贺生日，背了半麻袋蔬菜来，等等。总之，初到版纳的时候，知青的“偷”的行为，是层出不穷，而最为大胆猖獗的，绝对是非小四川莫属。

“偷”，不是解决生活艰难的好办法。偶为为之尚可谅解，多干几次就成问题了。其实没有多久，兵团的人心里就都明亮了，无论哪块菜地丢了菜，哪家屋里丢了鸡，肯定和小四川知青有关，就差拿住证据揪斗了。各个连队、老工人、甚至老傣族，都开始警惕知青们了，“防火、防盗、防知青”，一时成为兵团基层连队阶级斗争的最新举措。常言说，“久走夜路必定闯鬼”，“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知青们的“偷”一旦被发现，轻则大会批判，重则会被抓起来捆绑吊打，甚至被关押起来劳动改造。所以，在经过初到兵团的躁动期以后，知青们的“偷”，也就基本上逐渐收敛了。但知青们对自己的“偷”，却似乎是绝对终身无悔的，非但无悔，甚至每每谈起，还总是得意得眉飞色舞的。

不“偷”，又“嘈”（重庆人对久缺油荤营养不良产生的一种低血糖反应的说法）得慌，如何解决油水问题？

内地插队上山下乡的知青一般都是通过星期天赶场（也有叫做赶集、赶圩的），或到饭馆里去杀馆（到饭馆吃肉），或用高价向农民购买农民偷卖的肉、蛋、鸡（那时肉店的肉是要凭票购买的，知青没有肉票。私人卖肉蛋类农产品则属于投机倒把嫌疑，是违法的）。地处云南边疆山区的兵团基层连队，一般都没有场可赶，更没有馆可以杀的，即或个别区乡级大寨子有赶场，也没有肉蛋类农产品卖，因为老傣族和老工人自己油水都不够，哪来的剩余肉蛋鸡产品可以拿出来卖。

兵团星期天休息不上班，依照云南的地方惯例，一般只开两顿饭。知青们耐不住饥饿和寂寞，大多在早上洗完衣服后，总会三个一群、五个一党地暴走几里路到营部去逛上一遭。因为只有营部才有一个小卖部，可以买点香烟、火柴、牙膏、牙刷、毛巾、肥皂、笔墨信笺一类生活必备小用品，可以到邮电所投递或领取书信、包裹。有时候运气好了，还可以花上一毛二分钱，在营部小食部吃上一碗带油腥的米干（米粉）解个馋。

那时候，营部没有农产品市场，更没有油、肉、蛋一类高营养农产品卖，也没有蔬菜卖，但有幸的是常年有猪肉罐头和各种瓶装酒卖。刚到兵团时，知青们一般对酒没有兴趣，但对猪肉罐头却情有独钟，毕竟罐头里有肥腻腻的肉，有厚厚的一层油，是解决油水严重不足的好东西。

好不容易等到第一个月领工资，知青们就约起到营部小卖部，花上几元钱，买上一两个红烧猪肉罐头（有点贵，2元多一个，多了买不起）带回来。没有菜，就到连队司务长那里用饭票称点面粉，抓把盐巴，到老工人家借一口锅，烧一大锅水，倒一个或半个罐头，煮上一大锅面疙瘩或面块，一大群人围着锅，就着热气，每人稀哩呼噜连汤带水地干上一大口缸，开开洋荤解解“嘈”。那滋味，香啊！那场面，壮啊！真是赶得上共产主义的好日子了！几十年后，知青们每每在回忆时，都还是幸福感十足，说起来直流口水。

红烧猪肉罐头的味道其实太肥腻太油焖了，不过知青们没有选择，还是嘴馋馋的向往不已。记得后来还为此曾闹过一次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一天，小四川们无聊，坐在一起打口水牙祭（重庆人把吃肉叫做打牙祭），幻想着吃罐头的味道。二娃提劲（重庆话，吹嘘夸口的意思），说他一次可以吃掉两个罐头。大家不信，都说他提虚劲冒皮皮（重庆话，吹牛皮说大话的意思）。二娃急了，红起个颈子再加一码，“谁要是给我买两个罐头来，老子就在厕所里也能把它吃下，吃不下我倒赔你两个猪肉罐头”。真的呀？有人还真不信邪，立马拿了两个猪肉罐头来，满以为二娃会虚（重庆话，意思是胆怯）。殊不知二娃真的就赌着气拿刀开了罐头，拧到茅草搭建的厕所边，就着粪便的恶臭气味，把两个罐头吃了个一干二净。当时一众知青都惊呆了，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总之，好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心里都他妈的特别别扭，不是滋味。

那时候，兵团没有现代通讯工具，别说手机，就是私人座机电话也没有。整个连队，就只有连长家安装了一部手摇电话机，那是公务电话，只能和营部办公室直接联系。知青们和远隔千里之外的亲人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写家书。写家书，是知青们生活中的必做作业。那年代，每个知青都写过若干封家书。

我们一起到兵团的知青，第一封家书基本都是在到达一个星期后，才陆陆续续开写的。原因很简单，连队没有信签信封，只有步行七里之外，到营部的小卖部才能买到。

我的第一封书书，准确说是同时写了好几封，分别寄给父母、下农村插队的哥哥姐姐们、亟待决定是否也来云南支边的表弟表妹们、几个同班的铁哥们。

我在学校时，是班长，尽管那时搞文化大革命，学工学农不断，所学知识不多，但成绩在年级里却是名列前茅，是同学们公认的“才子”。写起信来，往往是洋洋洒洒几大页面，一气呵成，一挥而就。而且处事也多少懂得一点分寸，知道对不同的对象，写信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

对父母和哥哥姐姐们，主要是报平安，简单说说连队的基本情况，尽可能以乐观的描述避开最艰苦的现实，并表态请他们放心，一定会好好干，绝不辜负亲人的期望云云，以免引起他们的担心。对几个表弟表妹，则侧重介绍兵团的遥远和艰苦环境，奉劝他们不要选择支边，确实必须下乡，也要尽量选择离家较近，便于回家看望父母的农村插队。对几个铁哥们，则较多敞开思想，畅谈兵团的艰苦，也介绍一些云南边疆所见的奇闻异事、知青们来兵团后发生的事件和活跃的人物。

然而同来的知青就不同了。我的几个知青室友都比我年纪小，文化也很差，几乎连小学水平都不具备，不知道该怎么写信，该说些什么。特别是年级最小的“老兵”，更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没办法，我只好临时充当起“老师”的职责，教他们怎样写信，并把自己写给父母的书信给他们做样本，让他们“比着葫芦画瓢”，最后还干脆给“老兵”代笔写了第一封家书，叫他抄写一遍后寄回去。

现在想想也真是可怜，我们这帮连一般书信都写不出来的小青年，也会被人当做“知识青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强制驱赶到边疆，接受文化更低（基本是文盲）的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你说这算哪门子回事，真是时代在造孽哟！

信件是知青们感受千里之外亲情的唯一纽带和唯一慰藉。但地处西南边陲的西双版纳，交通与邮政状况确实不敢恭维。从重庆到连队，一封书信往来，即或是使用航空邮件（当时云南全省只有昆明才有一个民用机场），往返一次最少也需要半个月时间，只有到景洪城里拍发电报才有可能三天内单程到达。记得刚到版纳时，递送邮件到营部的交通工具还是牛车。一听见牛铃“叮叮当当”的响，知青们就急切的催促连队文书赶紧骑单车到营部取邮件。文书刚一回到连队，立马就会被知青们包围，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件。没有收到信件的，一脸的失望，闷闷的转头而去。收到信件的，一脸的兴奋，赶紧回到宿舍，躲到角落独自阅读起来。若是有值得高兴的消息，定会大声的周知室友，分享自己的喜悦；若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总会独自的哀伤落泪，引来大家一阵的劝慰。

半月以后，知青们陆续收到了重庆家乡亲人的信件。信中除了表达亲人的牵挂，说说安慰和鼓励的话语，还给知青们带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家里知道了知青们的艰难，准备筹集一点肉类营养品，通过邮政包裹寄来，以缓解儿女们营养不良的问题。

包裹！有肉寄来！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它能使知青们尝到肉香的滋味，解解肚子里缺肉少油的“嘈气”，更能让知青们感受到千里之外亲情的温暖和心理的慰藉。有“家”真好！“家”是知青们唯一的真实后盾！

从收到家书的那一天开始，知青们就一个心思地盼啊、望啊，望穿秋水般地盼望着包裹的到来。终于在临近五月底的一天，等到了连队文书从营部带回了我的，也是连队重庆知青收到的的第一个包裹。

我兴奋地接过沉甸甸的包裹，急匆匆地回到茅草屋，拿起砍刀，在同室知青羡慕目光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剥开包裹外层的旧布，撬开三层板钉合的木匣。啊！腊肉，一块油腻腻的腊肉，足足3斤；一瓶罐头瓶装的猪油，也足有1斤。激动！无以言表的激动！要知道，那时候重庆居民的猪肉供应，每人每月只有1斤。我支边后家里就只剩父母和妹妹3人，总共一个月才有3斤定量的猪肉。真不知父母家人是如何从牙齿缝里省下来的！我心里暖暖的，第一次真实地领受到了父母亲人的温情和关爱；同时我的心里也特别的愧疚，离家独立了，还要让父母继续蒙受奉献和牺牲。噙着泪，不由自主地在心里默默地诵起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快一个月没有闻到肉香、尝到肉味了！我毫不迟疑地挥刀砍下一块腊肉，将剩余部分用报纸包好，收进木匣，小心地放进衣物箱锁起，以备细水长流。又到屋外砍了一截树枝削尖，串起砍下的腊肉，对围在身边眼绿绿嘴馋馋的知青们大喊一声：“动手，今天晚上吃肉！”。“哦！有肉吃啰！”知青们欢呼着，一些人到老工人家借了锅，在屋外挖坑架灶，搜捞些枯枝枯叶，点起火来。一些人到食堂灶堂里把腊肉皮烧泡，洗白洗白，顺手拧起两颗白菜，洗切洗切，打上一盆米饭；一并带回茅草屋。把肉丢进锅里煮熟、捞起、切片，把菜倒到锅里煮汤、端进茅屋。一大群知青端着口缸，围着汤锅和腊肉片蹲在地上，兴高采烈、稀哩呼噜地打起“牙祭”来。席间兴奋之余，大家忍不住嘟起一嘴的油腻，你一句、我一句地打趣起来：“嗯，嘎嘎（重庆方言：肉的意思）好吃！”。“什么嘎嘎，这叫“闪闪”!”说着，还用筷子夹起一片肥肉摇了两下。“不是嘎嘎，也不是闪闪，简直就是三七人参，大补！”。“六六三十六，我来吃块肉（重庆方言，读ru）”,“三六一十八，两块两块地夹”，“哩格朗格朗（拼音一声），我来喝碗汤”，“哩格朗格朗（拼音二声），我一口都没尝”，哈哈哈哈哈……嚼肉的吧唧声、喝汤的稀呼声、吃饱后的打嗝声，汇合成了一部超越时代强音而又欢乐无比的幸福交响乐，曲名就叫：《苦中作乐》！只要有肉吃，就是我们支边青年最快乐的盛大节日！

陆陆续续，知青们也先后收到了家里寄来的包裹。那时候，兵团的小四川知青群体几乎都奉行一种共产主义的风尚，无论谁家的包裹来了，一律实行“有肉大家吃，牙祭轮番打”的原则，今天吃我的，明天吃你的，从不分你我，谁也不能例外，否则，必将遭到大家一致的孤立和鄙视。这种风尚，十分有力地加强了小四川知青的团队凝聚，使之成为版纳知青群体中，最团结、最好斗、最具战斗力的一个群体。也十分有效地增加了油水补充的次数，大大缓解了“三月不知肉味”的痛苦程度。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75年左右，才开始因男女知青的成双结对出现异化。

有了包裹的轮流更替，加上时不时地以猪肉罐头为补充，知青们油水缺乏的问题得到了大大的缓解，除了特殊情况，知青们的偷盗行为也随之渐渐地减少了。

刚到兵团不久的一天，连长宁老倌在我们五班一起跟班劳动。吃烟时，他突然提起说：“我看了你们的档案，你的成绩是连队知青中最好的。”我笑笑回答他：“可能我们这批来的重庆知青中，我的成绩也是最好的。我最好的成绩是数学。”我一点也没有夸张，说的都是大实话。我们一起来的重庆知青，三个年级中只有一个年级（小学66年毕业）读了完整的小学，我就属于这个年级，而又是我们学校这个年级中成绩名列前茅的。不料宁老倌却补上了一句说：“数学好在兵团没有用，语文好才有用。”我当时对宁老倌的话中之意并没有理解，也没有在意。直到好多年后，才慢慢品出了其中的滋味，可惜，为时已晚了。

也许是因为成绩好，也许是因为我曾当过学生干部，也许是劳动表现不错，也许是我的为人还可以，自此以后，在十四连，领导们对我似乎也颇有好感。

那时候，紧抓政治挂帅的兵团，连队每天上工前都要以班为单位组织战士们政治学习一刻钟时间，定名叫做“天天读”。读什么？有文件读文件，没文件读报纸上的社论，没社论就读毛主席语录。二排黄排长长期跟我们班学习，“天天读”总是指定由我来读报，感觉就是在有意栽培干部苗子。我也很为他们争气，虽然身小体弱，但劳动、学习从不落人之后，无论在领导、老工人还是各地知青中，都落下了一致的好印象。

不久，连队组织了一次大批判，紧跟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批陈整风”的指示，批判陈伯达“天才论”。其实，当时的我们对什么“整风”、“天才论”并无半点了解，搞批判更是无从说起。同室的知青知道我的文采不错，都来找我帮忙写稿。出于义气，我模仿报刊言论，在帮他们一一完成后才开始写自己的，因时间仓促，自己的稿子才写了大半，就到开会时间了。好在干部们发言后，时间不够了，只让昆明上海各一个知青发了言就宣布大会结束，才没有露相，事后补写了几句交了差事。

过了两天，时任连队文书团支部书记的昆明知青大哥找我谈话，说是希望积极参加共青团，叫我写一封入团申请书。领导的好意咱们自然乐意接受，年轻人，总该追求上进嘛。于是乎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洋洋洒洒地写了几大页面，第二天就递交了上去。后来宁老倌还一个劲的夸我，说申请书写得很不错。

时间一晃，看看就要到“七一”了，1971年的“七一”，是党的五十周年大庆。依照部队惯例，大庆之日要办两件大事，一是表彰一批“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二是要组织一场文艺表演。

“四好连队”因为连长宁老倌的能力和连队知青的好表现，十四连是当之无愧的了，阶级斗争抓得紧嘛。“五好战士”按常理说应该是来连队1年以上的战士才有资格参评，能评上的，当然都是各方面表现被领导们认可的。宁老倌为了鼓励重庆知青上进，破格给了重庆知青一个名额，叫大家推举。想不到知青们毫无异议地一致推举了我，而连队老工人们也一致认可，领导们竟也居然顺势一致赞同。就这样，来兵团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就被“五好战士”了，这实在是一种奇迹。假如不是后来很快被调离十四连，我想我的人生命运应该还是会很不错的，至少入团入党提干会大有希望的吧。

文艺表演是展示连队风采的重头戏，十四连没有具备多少文艺细胞的人才。宁老倌有办法，直接到营部宣传队请了几个骨干来，帮助十四连排练了一个舞蹈。上海知青都不愿参加，宁老倌就干脆全部抽调刚来的“小四川”组队8个人，4男4女跳新疆舞。这帮“小四川”都从来没有跳过舞，但没有选择余地，谁叫咱们是新兵蛋子呢，新兵蛋子就得规规矩矩听从摆布。就这样，在宣传队员手把手的教导下，整整一个星期都不上班劳动，天天在学习室一板一式地练舞，混了七天干饭吃，也大致能够有板有眼地对付了。到“七一”那天晚会上，音乐一起，大家踩着节奏一阵乱跳，连味都没有品出来，表演就稀里糊涂地顺利完成了。这是我终其一生唯一一次参加文艺表演，那以后，我甚至连交谊舞都没有学会过。

在兵团，由于营养的严重缺乏，男知青身上的肉都不见长，只是因为劳动的锻炼，较之以前更加黑瘦结实了。只有这年轻人的头发，营养再缺乏，也总会不停的疯长。版纳的五六七月，烈日下气温还是蛮热的，头发长了，就特别难受。再加上每每挖地砍坝，飞舞的锄头砍刀总会带起泥土草渣，弄得满头都是，很不舒服。所以，一般男知青不到一月，都会剪一次头发。

那时候，营里没有理发店，理发都是在连队自己相互解决。十四连会这理发手艺的，最初就一个人，我们班的副班长小徐。这家伙好像来自云南墨江，岁数与我们知青相差无几，个头不高，却有几分小聪明和一身蛮力气，和知青们也合得来，我们知青都爱找他理发。

这天，我头发长了，找到他替我理发。这混小子爽快地答应了，但不知道哪股神经发了，操作中剪着剪着，一刮胡刀竟我的眉毛剃去了半边，还笑眯眯地故着惊讶地说：“哎呀！不好意思！把你眉毛剃掉了。”在中国的江湖上，剃人眉毛是侮辱人的行为，眉毛被剃，意味着将会倒霉。我这个气得，恨不得立马给他一脚。可是话又说回来，是自己找他帮我理发的，他又是我的副班长，人家还笑眯眯地一个劲地道歉，“雷公不打笑脸人”。怎么办？我只得故作大度地说：“狗X的！剃都剃了，还道啥子鬼歉！干脆你把两边都剃了吧，免得他妈的一边有一边没有，显得怪眉日眼的。”理完发，遇到连队几乎每个人都在对我发笑：“怎么眉毛没了？”小徐这家伙真不是人！弄得我尴尬了好些天。

也许老天真的有灵验。没过几天，连长宁老倌就来通知我，说是营里组建武装执勤连，要抽调几个人去，你是我们连队的五好战士，所以我推荐你去了。还说你不用担心，过些天我也会来。我还能说什么呢？虽然不知道到执勤连到底会是怎么回事，也只得故作诚恳地表态：“服从组织安排。”就这样，一一告别了一同生活过两个多月的知青战友，匆匆收拾了行李，坐上营里派来的手扶拖拉机，“嘭嘭嘭嘭”……在一阵剧烈的颠簸中，我离开了十四连，赶往营部旁边的执勤连。执勤连，迎接我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命运场景？我不知道，只是心里似乎隐隐地感到有几分忐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