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知青：在海南岛橡胶林当割胶工的日子

19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21周年；

1970年，这一年外国人用惊异的目光看到中国从“文革”的激烈旋涡中开始平复，像到了水波的边缘，波纹缓了，也渐宽。距离比较一致的算法......“文革”动乱结束在1976年，还有近7年。

1970年按照当时的说法是到处“莺歌燕舞”，经过了四年的“文革”岁月，“修正主义的总头目”已经被“永远开除出党”了，也确定的接班人，政治家们开始收拾心情审视着形势，从“抓革命”向“促生产”上过渡了。这么大个国家总得过日子啊。……

当时的中国的经济只能维持制最基本运转状态，工业、交通、基本建设那里没有什么大举动，不需要多少“新鲜血液”；几千万被“放”几年“羊”的半大孩子，被“高高兴兴”“满怀豪情”地搁到广阔天地里了。

记得一年前春节后乘火车离开北京的时候，在开车的一瞬间，我哭了！其实倒不是对于以后日子的恐惧，当时我甚至还有点期盼，到底那是个未知世界，十五六岁的男孩，有几个对未来没有好奇心与向往呢？哭，仅仅是要离开我非常熟悉的地方与亲人、同学、玩伴。没有到丰台站，我已经开始向往未来的旅程了......

这是我们姐仨下乡前的合照，二姐去山西插队，大姐闯到海南岛兵团，两个月后我追随而去

1970年，是我下乡的第二年，16岁。在海南岛中部的橡胶林里当割胶工。那时农场从“阳江农场”改为“建设兵团六师七团”。

那里距离北京2900多公里，谷歌地图上说如果“步行，需1个月另7天”不知道怎么算的。当时我是坐火车、轮渡、汽车去的，用了3天，坐得腿有点肿。现在飞机只要三个小时，再加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很方便。

海南的第一年，就把北京的攒下对肉末炸酱面回忆与积累消耗完了。虽然那时在北京的食品供应也无法与现在比，但也算不错的。总是在“首都”啊，肯定比海南乡下强。平心而论，在全国各地下乡“知青”的物质生活里，海南一定不是最差的，但是我还是老想吃。

当时我的工资28块！第一年22块钱......基本上全用于吃！我跑出近3000公里来海南下乡有三条理由：1、是国营农场，有工资、不怕生病；插队挣工分，怕养不活自己；2、是南方有大米饭吃；3、我大姐比我早来几个月，以后在乡下过日子可以有个照应。

在海南的第一年，没有觉得什么特别不习惯的，只是有点热；因为我所受的教育告诉我，这日子不算苦！就算真有点苦，也会觉得世界上三分之二的阶级兄弟比我们苦多了！他们都盼着我们去解放他们呢！尤其是美国人民，都穿着打着补丁的花格衬衫，在肥头大耳的资本家压迫下，眼巴巴地等我们解救呢！

那时在海南岛“吃饱没问题，但就是嘴馋”

我的生活状况是：吃饱，没问题！吃好？那是因为自己嘴馋。

我们的供应标准是：每月大米四十斤！因为是生活在北京的南方人，对吃大米的追求，我家是每个月的必需的功课；爸妈们每月都会拿着粮票中的“面票”去同北方籍的叔叔阿姨们换成“米票”。当时在我的心目里，吃馒头就像在把棉花套子塞到自己的嘴里，难以下咽。现在天天有米饭吃，没意见！只是这大米储存的时间长了一点，起码有三分之一的黄色的米粒，煮熟了有一股幽幽的霉味，因为是“战备粮”。现在的研究那就是“黄曲霉菌”，对身体不好。但是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那时我可以吃七两饭，满满的一大盆！现在，我一天也吃不了七两米饭；食用油每月3两！平均每天1钱，一日三餐，1钱油怎么放法？！菜金每月每人3块钱。菜，是自己种的，这钱，可能就是买调料吧。

基本没有肉吃。过年过节，或者要开荒会战，会杀一头猪或者牛。那是连队的重要日子！老工人的孩子们会早早围到食堂边上，去观察这件大事的全过程，并不断地奔回家去，向他们的父母汇报进展情况。我们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半大城里孩子，还会保持一定的矜持，但是还是会有事没事地到食堂边上瞄一瞄，忍不住！高兴！馋啊！

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时候，炊事班总是忙不过来，要每个班派人去帮厨。一次班长派我去了，开饭时，主勺（给人打菜）自然由司务长亲自操勺，以示公正与权威。肉切得很薄，红烧的，纯肉，就是盐加得比较多，齁！这是有道理的，经吃。

食堂窗口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起初，队伍里大多数是孩子，真正开饭时大人们就替代了孩子亲自来参与这个重要的时刻。肉，装在一个大盆里抬了上来，肉香搅动着每一个胃里的欲望；窗口开始拥挤了，人们操着各地的口音高声维持着秩序；我被司务长安排用一个勺子把从煮熟的肉里沁出来的不多的一些猪油盛到另外一个小盆里，“以后还可以炒菜”；司务长告诉我。我很认真地做着这件工作，尽可能地把那些不多的猪油捞起来；没过多久，大家尤其是老工人都用不很友善的目光想“摁住”我的每一次的动作，当然这是后来我回想起来的情景。当时我还是非常认真地完成这个任务。

第二天晚上开班务会时，平时对我十分亲切的班长，操着一口客家普通话严肃地对我说：“小黄，我对你有意见！”我一愣，班长从来没有用这种口气对我说过话。“昨天打肉的时候，你干吗拼命把油打干！”班里的其他老工人也用同样埋怨的眼光盯着我。

虽然以后班长依然对我非常好，其他人也一样，但是我再也没有被派去帮厨。

乡下的生活“油水”越来越少，我开始越来越馋。

我回忆过，下乡几年，工资的90%是被吃掉了，当然也没有什么可吃的。连队有一个商店，是地方办的，一间砖房，窗口很小，进去以后一定要定一下神儿，才能看清货架上的东西。其实货架上也没有什么，一大排酱豆腐，瓶装的；这是最畅销也是不会断货的商品；一排酒瓶，米酒，广东产的；买的人不多，因为贵；几坛散装酒，记不起名来了，只知道有“五加皮”，常看到一些老工人依着柜台，一杯酒，就着几块水果糖下酒，喝的就是“五加皮”。两种盐，粗的、细的，分别用来炒菜和腌咸菜；烟，好像没有超过一毛钱的一盒的，当时我不抽烟，也不注意。记得有一次我去海口“看病”，班长让我替他买一条好烟：“飞鹰”牌，记得好像两块多一条，我们乡下很难买到。雨鞋很多，只有黑色的，男女式都有。农场发，我们不用买，而周围的黎族老乡基本不穿鞋，更别说雨鞋，所以也落了厚厚一层灰尘，长年在柜台的角落里拥挤着。还有些农具，都是周边的黎族老乡买，我们不用买。酱油有得卖，散装的，打起来要通过一个筛子过滤一下，因为里面会有一些小动物和它们的孩子们，比如“蛆”；在乡下几年好像当时并不十分厌恶蛆，当然要看它“生在什么地方”，老工人这样教育我。

食堂的东西没油水，商店里吃的东西没得卖，于是我和我的伙伴们就开始“放眼世界”地去找吃的，直白一点，就是偷，小规模地偷东西吃的。

海南岛真是好地方，随便种点什么都可以长，2009年春节后，我回了一趟海南，看到一堆台湾人开的农场，种各种水果，就是不种橡胶，说是卖不起价。1970年，是不可以随便种的，“中央决定”海南就是要种橡胶，橡胶可以有许多用途，就是不能吃。好在四周的黎族老乡种了些别的：芭蕉，有点酸，好种；甘蔗，准确地叫糖蔗，比甘蔗细，绿皮，比较硬；木薯，荔枝、木瓜；这些我们常偷，波罗蜜，太大，不好藏，基本不偷。

我负责的橡胶“林段”边上有一小块黎族老乡种的糖蔗田，每天路过，只要方便，都会砍一根，藏在草丛里，到工间休息的时候啃。糖蔗，很硬、有时嘴和舌头会被蔗皮划破，但是很甜！吃完以后，还要在胶林里挖个小坑，仔细地把甘蔗渣掩埋好，这是汕头老知青教给我的，这样才不会破坏“军民关系”，当时我们的农场归“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管，是“军”。

老知青们还告诉我，芭蕉要在绿的时候就要砍下来，一大蓬，也藏在草丛里，每天去看，黄了一根，吃一根，很方便；但是一大蓬芭蕉也只能吃到一小半，一大半全被老鼠或其他什么野生动物分享了，没办法，不敢拿回宿舍。

刚开始偷的时候，还是有些心虚的，黎族老乡也不容易啊，建国21年了，他们的确不再受“南霸天”们盘剥了，但是，在海南我才第一次亲眼看到什么叫贫穷！

我们连队不远处有个叫“加林”黎族村子，十几户人家。我跟连里的卫生员海口知青老林去玩过。茅草屋顶，半截竹片墙，房子中间一个火塘，吊着一只被熏得乌黑的铝锅，一张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竹床，没有任何被褥、蚊帐，光着，床上一位黎族大哥蜷缩着在睡觉，竹片墙上挂着一枝自制的猎枪和破斗笠、蓑衣；鸡们、猪们、狗们懒散地在同一屋檐下躺着、卧着、游荡着；很脏。用现在的动物保护协会的小姑娘眼光看，会感到欣慰的，人和动物和谐相处。但是他们真的非常贫困。

偷他们的原本不多的东西的确有一丝作孽的感觉。

一天，我去收胶水。

自从批判了“修正主义”头子的“包产到户”以后，农场的工人是主人翁了，就是不出工也不能扣工资了；于是每天出工的人越来越少。“病了”、“孩子病了”，是两大理由；下乡的知青们，不上班的借口要比老工人少一半，因为没有孩子。所以不少时候，一个人要干两三个人的活。因此，割完胶以后，要等好长时间才能去收胶水。

当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在橡胶树间收胶水时，发现起码有百来棵橡胶树的胶水没了！装胶水的胶杯，被胡乱仍在地上，我愣了；一个比我早来海南的华侨知青淡淡地对我说：“让老乡偷了”，“他们偷胶水干嘛？”“卖给我们农场的制胶厂，两毛钱一公斤。”

从此我对黎族老乡不再那么心怀歉意了。当然，我也不老偷，而且只偷水果，为了解馋。

小方是我们副连长的亲弟弟，比我大一两岁，忘记他的名字了。那年小方刚从安徽乡下来，当时乡下日子太苦，到农场就能吃饱饭，所以老笑，挺可爱的。因为长了“瘌痢头”，没有什么头发，但人长得很帅气；连长安排他去喂猪，我觉得那是一个不错的活，不用像我们这些割胶工每天要起早床。其实那是另一种方式的累，喂猪比割胶更累。

小方爱同下乡知青待在一起，话不多，听我们胡聊。尤其爱听我们讲故事，崇拜讲得好的人，有点像现在的“粉丝”。

小方的工作就是每天拣柴火、劈柴、挖木薯、煮猪食、喂猪、打扫猪圈……很忙，也很愉快。海南喂猪除去青饲料，就是要喂木薯，食堂里几乎没有什么“泔水”；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吴琼花从“南霸天”家里逃出来，饿极了，偷吃的，就是木薯。在农场，木薯一是做工业淀粉，另一个就是喂猪。人，一般不吃。

我第一次吃木薯，是在连队的“忆苦思甜”的会上，当我们满怀悲愤听老工人控诉完1949年前所受的苦日子后，炊事班抬上来几桶“忆苦饭”——地瓜藤、芭蕉芯和木薯混在一起煮的。大家排着队，一脸严肃，走到装“忆苦饭”的桶前去盛；我发现一个现象，老工人盛的“忆苦饭”都比较多，“知青”们盛的“忆苦饭”都比较少，几位“知青”大姐甚至只盛了一个碗底；看到此景，我也不敢多盛，怕吃不完，这种场合，剩下，不好；

当我把一块白色的，表面被煮得稍有点透明的木薯块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胃里像伸出一只小手，一下子把木薯抓了进去，“好吃！”没有任何怪味，粉粉的，有点像北方那种比较干的白薯，只不过没有一点甜味。

四十年后我回海南，下飞机的第一餐，就问服务员，有没有木薯，服务员给我端上来几块切成两寸来长的木薯段，五块钱一块！炒地瓜藤、炒芭蕉芯，都有，只是加了肉。好像没有原来的味道好。

当时我飞快地把盛的不多的“忆苦饭”塞进嘴里，又去盛，装“忆苦饭”的桶边上又排起了队伍，这次知青们都“苦着脸”狠狠地往自己的碗里多盛，以弥补刚才的无知。

我在海南岛时班长帮我盖的“小伙房”我和战友们在这里冲凉、烧饭，烤偷来的木薯

“小方，想听故事吗？”我们几个知青嬉皮笑脸地问小方，小方还是仰着笑脸，点点头。“那你给我们弄几条木薯来。”小方为难地看着我们；看小方不说话，我们就转换了话题…..

第二天下工后，小方穿着长筒雨鞋，围着胶皮围裙踢踢拖拖地向我们宿舍走来，和平时不太一样，没笑容，有点紧张。

平时小方下班都是冲完凉，穿着一件干净的背心，那上面印着一个军徽，几个大字：“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七团”。这种背心在知青中很流行，我也有一件，因为人瘦，撑不起来，不好看；穿在里面，外衣的扣子不扣，露出来那几个字，让人看，其实没人看，大家都有。小方也爱穿，他一身肌肉，穿这好看。

小方有点慌乱地走到我的宿舍边上，从胶布围裙下掏出两根尺八长的木薯，从窗户扔了进来，头也不回地加快脚步逃走了。

从此，每隔一两天，我和我伙伴，晚上都可以围着小火塘，从柴灰里扒拉出被烤的焦黄、喷香的木薯解馋，同时也不断搜刮着肚子里的老故事，用来与小方换木薯；这事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可能是小方心理负担太重，觉得我们“讲得不好听了”，也就不再为我们偷木薯了。

“清理阶级队伍”是我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政治运动。

在北京时，爸爸、妈妈都被“清理过”。记得一天父亲下班回来，一头倒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只手不断地拍打脑门；我吓得不敢上前问原因。妈妈坐在爸爸身边安慰着。后来知道，爸爸单位里的“清队”人员，逼问一件年代十分遥远的“政治问题”，爸爸想不起来，又不愿意胡说，几近崩溃。

到了农场，我才全部经历了“清理队伍”的过程，这和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心理上没有什么负担。但也得参加几乎每天晚上的批斗！

在城里清理阶级队伍时有许多名头：“资本家”、“右派”、“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国民党特务”、“反动官僚”、“国民党军官”、“坏分子”……..我们连里好像只有“地主”和“地主婆”两类，大家觉得不过瘾，弄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新的发现。领导决定还是要深挖！

策略是：把这几个“地主”和“地主婆”分给各个班，当然，因为“阶级敌人”人数不够，两三个班才分到一个；每天晚上斗！

晚上吃过晚饭，大家冲完凉。就端着茶缸，摇着扇子，提着竹筒水烟开始朝被指定的地方聚集，一般都是在篮球场上，那里宽敞。平时，晚上也是那里人最多，年轻人打篮球、看打篮球；老职工聊天、听聊天，孩子疯跑、看孩子疯跑，喝水、抽烟，有时会有看了很多遍的电影看。那是一个社交与娱乐的场所。

“地主”或“地主婆”分别站在不同的人群中间，低着头；里面一圈是积极分子，中间一圈，是普通群众，最外圈，是带着孩子的妇女，因为孩子闹，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孩子要吃奶、要拉屎撒尿、要睡觉。在外圈，她们也方便离开去哄孩子睡觉。

一堆人群里会有几个积极分子，他们事先了解一点情况和要了解的问题，自然是组织事先告诉他们的。分别提问，无非是怎么剥削、压榨贫下中农，解放后怎么混进国营农场的，又搞了什么破坏活动。“地主”、“地主婆”每天都被这几个问题轮番逼问的走投无路，连头一天刚“干的”“破坏活动”与产生的“想破坏的念头”都交代了。实在没什么可再深挖的了，几天下来，连积极分子的都觉得没有什么成就感。但是，这个运动还没有“胜利结束”；篮球场上的人却开始少了。人们找别的地方去聊天了。

“地主”与“地主婆”有时会十分孤单地站在篮球场上，不知道干什么好。

有一天我没去球场参加批斗活动，躲在“小伙房”里与几个知青愉快地烤小方偷来的木薯，享受着木薯被烤后，弥漫出来的香味；一个号称“祖上被清朝皇帝派到广州做官”的知青一脸坏笑地闯了进来，压低声音用广东话激动地对我们几个说：“快嘀！快嘀！去睇下喽，黎咯地主婆搞破鞋！”年纪比我稍大的知青，一听就夺门而出，奔向球场，我也懵懵懂懂地跟着往那跑。

球场上其中一个批斗点被“革命群众”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其他几个“地主”的批斗点依然没有人，那些没有被围斗的地主也低着头，偷看着这个人多的批斗点。

“大点声！你是怎么搞破鞋的？！”挤在外圈的人大声吼着。一个女声嚶嚶地说着什么，“太可恶了！你这个破鞋！说详细点！”又有人命令道。那个女声又嘟嘟囔囔地说了一堆话。“在哪？！和几个人？！都干什么了？！怎么干的？！”大家想听的东西太多了，七嘴八舌地“审问”，听不清“地主婆”加“破鞋”的回答，“别吵！听她交代！”有人高声这样要求群众。于是大家在她交代“罪行”的时候就鸦雀无声，整个篮球场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那个“地主婆”对那些等我长大了以后也知道的行为的细声细气地描述。可是在当时听得我耳热心跳。

十几岁第一次接受的“性教育”，居然是在这样一个场合！

以后几天晚上，篮球场上不断地重复着有关这个主题的审问。这“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对于地主分子的无比仇恨！”事后，在总结大会上“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的领导这样总结。

因为全连都要上山去开荒，这个运动也就“胜利结束了”。

据说那个“地主婆”在回答有的妇女私下询问时说，其实她也是当童养媳苦出身，解放后地主死了，改嫁一个深山里的复员军人，也是老实人；再后来跟着复员军人到了海南。“搞破鞋”是怕挨打瞎说的，当然那些具体的行为细节，对于结过婚的成年人来说，大家都知道，没什么难“交代”的，不用编，都是实话。

我病了，“恙虫病”，团卫生队这样诊断的。

团里组织“开荒大会战”要扩大种植橡胶树的种植面积。比较年轻的都要上山开荒，地点距离我们连有十几公里，走着去。

出发的前一天，一位海南籍的单身老职工找到我，神神秘秘地问我：“想吃狗肉吗？”“当然想。”“要出五块钱。”“没问题。”

晚上，这位老工人，从自己的床铺底下拽出一个小铁桶，“这是什么？”我问，“山蜂蜜。”他连头也不抬，细心地从山蜂蜜表面拣出一只只一寸来长的蟑螂，扔掉；然后从热气腾腾的锅里捞出一块狗肉，沾了一下山蜂蜜，放进嘴里。“就这么吃？”我一边疑惑地问。一边也学着捞出一块狗肉，学样沾了一下山蜂蜜，放进嘴里。一种不让人反感的味道，是肉都好吃。

一条狗的肉，两个人沾着蜜，半个多小时，锅就见底了。

有这半条狗的肉在肚子里垫底，上山开荒，没问题了。

冒着雨，步行了三四个小时，蹚过村口一条因为下雨河水夹带着村里各式各样的垃圾，粪便、污物的小河，到了一个不知名的苗族小村。住在一个仓库里，没有床，也没有枕头，一条席子，两块砖，自带的一顶蚊帐，躺在潮湿的地面上也觉得比起苗族老乡已经太奢侈了。

三天后，我发烧了，高烧。卫生员老林问我怎么了？我认为我是吃了太多的狗肉，上火了。老林边摇头边笑着说，你去团部卫生队吧。于是老林安排我搭一辆来给我们送大米的牛车回到连里，又搭送胶水的拖拉机住进了卫生队的病房。

近二十天后，我拿着一张“恙虫病”的出院诊断书，软着脚，顶着一头比原来稀疏了很多的头发回到了连里。

大家纷纷来看我，用话安慰我、鼓励我。我也真心地感动，在海南，物质贫乏啊。

班长来看我，看着我更加消瘦与苍白的脸，问问病情，没有太多的话，走了。过了一会儿，班长的爱人，端着一碗加了粗糖的米粥送到我的房子里。这是他们一岁多的小儿子每周一次才会有的好吃的，因为糖很难得！班长一连几天都送。

一天晚上，班长亲自端了一个大碗，乐呵呵地迈进我的宿舍，“小黄，吃这个，补身体的！”我接过来：白白的，像豆腐，上面浇着一些酱油，几段野葱，绿的。送进嘴里，软绵绵的，但不是豆腐。班长一直坐在我身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吃，抽烟，不说话。一会，班长爱人也来了，看我快吃完了，问:“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摇摇头，“小猪仔，没生出来的小猪仔；很补的！”原来班长看到加林村一家人正在杀一头伤了腿的母猪，看到母猪怀了小猪，就对黎族老乡说无数好话，要了过来。蒸了，给我送来补身体！班长家上有老母亲，下有四个从七八岁到一两岁的孩子；平时，我常看到班长的妈妈，用剩米饭拌酱油来哄哭闹的小孙子，也真没什么可吃的！孩子也没有。

时隔四十年，我还记得我吃的那碗“蒸猪仔肉”的营养品和班长小儿子含着眼泪吃“酱油拌剩饭”的情景……

我的班长叫“黄少尧”，客家人，当过兵，2009年春天，我回海南，找过他，听说，他现在在珠海住，同小孩住在一起，算起来他也有七十岁左右了。

我的连长叫“雷如舜”，雷州半岛人，1953年就来海南岛了，参加了创建“阳江农场”。1970年应该只有四十来岁，看起来像五十多了，黑、瘦，走路有点内八字；长年穿一身农场发的工作服，裤腿太长，永远要卷着，不水平，常常一条裤腿高一条裤腿低，当我第一次看到崔健挎着吉他在舞台上吼“一无所有”时的打扮，就想起了雷连长，都是裤腿一高一低。这形象，崔健不是首创。

那年头，晚上老开会。雷连长负责生产，大会上一般轮不到他说什么，指导员是南下的老干部，话多。一般都是指导员说，从国际上“风起云涌”到连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连长一般在最后安排一下第二天要干的活。每次连长要讲话了，全连的人才打起精神安静下来注意听，因为好知道明天自己要干什么。老雷连长讲一口带着浓重雷州半岛口音的普通话，我刚到连队时几乎听不懂。连长在大会上讲话时还有一个招牌式的表情与姿势，就是眼睛不看大家，向上看，身体在讲话时小频率地摇摆，有点像腼腆的小学生在背书；在平时同我们讲话时，连长绝对不是这个样子，两眼直视着你，非常亲切，我在海南几年，从没看到过他发火。

我刚开始割胶时，不熟练，慢。常常在这种时候，可以看到黝黑的林段里有一盏头灯的灯光慢慢地“飘”过来，我知道那是雷连长在巡视的途中来帮我割上一会；知青们说，就盼着连长来巡视。大家都连长亲，虽然连长话不多。

刮台风了，风夹带着雨，像鞭子似的抽下来，橡胶树倒了，——要等到风停以后才能去扶；食堂屋顶的茅草全被掀掉了——停伙，暂时饿着；仓库漏雨了，要去抢救，里面装着化肥，浸了水就没法用了…..全连的男劳力，都饿着肚子把一包包40公斤重的化肥，转移到不漏雨的地方，还有猪啊，牛啊都要换到比较安全的地方……

两天没吃的，食堂屋顶没了，柴全湿透了，没法开伙。

我用井水泡了几勺糖，喝了下去，宿舍屋顶的茅草，虽然也开始稀疏了。但还可以挡一部分雨，累了一晚上，我把自己扔到床上，蚊帐上常年盖着两个塑料化肥袋拼接起来的“雨棚”；“躲进蚊帐成一统，管他风大与屋漏”改编完鲁迅先生的诗句后，我在雨点敲打声中昏昏睡去，当时这间宿舍里只住了我一个人。

“小黄！小黄！”我被一阵急促的，熟悉的雷州半岛普通话叫醒，把头伸出蚊帐问：“连长，什么事？”“你看看你的屋顶！”强睁开惺忪的眼睛朝上看去，大块的乌云在我的头上飞快地掠过，塑料化肥袋拼接起来的“雨棚”盛着一大汪雨水，马上就要支撑不住了，——我的茅草屋顶全没了！雨水直接灌在屋子里的地上，我的塑料拖鞋、雨鞋、脸盆漂荡在屋里的各个角落……连长急切地从我宿舍的半截木门上面伸出脑袋，手使劲按着一顶被风吹得要离去的破斗笠，向我声嘶力竭地叫道，“快出来！睡那么死！快！”我抓起床边一块塑料布裹在身上，光着脚，冲出门去；“哗！”蚊帐上接的那汪水全都倾覆在我刚才还在熟睡的床上，墙上糊的泥巴与稻草也开始大块大块地剥落……真是吓人。房子是茅草顶，木头架，墙只有半截不足两米高，是细竹竿、泥巴与稻草糊的，屋顶与墙之间有一米多宽的空隙，这样设计就是让台风来时可以穿堂而过，减少风压，平时又凉快；但是，这次台风太大了，我的宿舍还是塌了半边。

连长看我没事，就有顶着大风雨跑去看别的知青了。他浑身已经没有一点干的地方，但还是拼命按着那顶破斗笠......

2009年我去看他，连长好像并没有太老，起码不像85岁的人，还能骑自行车去农贸市场买菜。脸上只是多了许多老人斑。他已经记不起我所不能忘记的这些事，只是拉着我的手反复叨唠着：“你有心啦，还记得来海南看我们！”

这一番话说得我羞愧难当…..。

我的团长姓王，号称是我的“老乡”。其实团长老家是“离北京只有200里”的唐山，当然是唐山附近的农村。

王团长如果没穿军装，一件“圆领套头衫”，一双破凉鞋，消瘦黝黑的长脸上留着一抹短须；看起来就是一个北方老农民。

据说团长在没来建设兵团前是一个军用油料库的主任，在湖南。虽也在山沟，但工作与日子过得也算安逸。

我们团有一辆年头很老的美国“军用吉普”，是解放战争时期缴获老蒋的，都用了20多年，是我们团唯一一辆专用载人的汽车，以前是农场领导专用，现在团领导专用，只有一辆，说是团长政委两人用，印象里政委坐的多一点，因为政委在359旅打仗时伤了腿，走路不方便。因此，常看到王团长或带着一个生产科的干事或一个人骑着辆吱吱嘎嘎的自行车下连队。

我们团地处海南中部丘陵地带，路没有平的，上坡下坡的，骑自行车，连当年我们这些小孩都吃力，更别说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团长了。每次下连对路过我们连，都会到我这个“小老乡”的宿舍里歇歇脚…..有时我还没有下工，团长也会自己推开我草屋的小木门，自己进去坐在我的床上（因为没有凳子）盘着腿抽烟。

指导员听说团长来了，会满头大汗地跑来，请团长到连部休息，经常被团长乐呵呵地拒绝，理由是：今天只是路过，没有公事，顺便来看看“老乡”。常弄的连干部们一脸尴尬地挤在我宿舍的小草屋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团长总是挥挥夹着一支自卷纸烟的手，”你们忙你们的去…..”

其实团长在我的小草屋里跟我也没有很多话，东拉西扯地聊几句，问问我的生活与干活的情况，有时也问问我父母的情况，从不问连里的情况与人的情况。

但是这也弄得连干部们在第二天，总是拐弯抹角地问问我，团长说了什么….

团长和他的儿子

多少年后我回到北京，有一次团长的爱人回唐山探亲在北京换车，到我家来坐坐，在跟我父母的谈话里才知道王团长为什么爱到我这个“小老乡”的草屋宿舍里来坐的原因：团长的大儿子与我同岁，当年不在身边，去当兵了，团长想儿子又看不到，见到同自己儿子年纪相仿的男孩子就亲！

团长穿上军装，是团长，下级们都有点怕他，其实同我们的父母一样，是普通人，也想念自己的儿子………

后来我与团长失去了联系，如果他健在，应该有九十多岁了。他儿子像我一样，也快六十岁了，1970年我们只有十六岁…….

1970年年末，在橡胶停割期，全连只要能上山开荒的人全上山了。

当时“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一切“战略物资”都封锁！橡胶，是“战略物资”当然是要被封锁的。不像现在，海南和云南种橡胶的农场在进口橡胶的挤压下，经营都不景气，纷纷开始“多种经营”，种啥的都有，就是不种橡胶——卖不过进口橡胶！

“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想要卡住我们的脖子！我们兵团战士就是不让他卡！我们有海南岛这样好地方能种橡胶的宝岛，我们要把这里统统都种上橡胶！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兵团战士面前发抖吧！”——口号声：此起彼伏…….这是我们上山前一天下午动员会上连指导员的讲话。

当天晚上，我与人合伙吃了一顿狗肉（这事我以前记叙过）想贮备点体能。

第二天我们上山了。

那个作为我们开荒生活基地的小苗寨，离我们连队有20多公里，一条只能走木轮牛车的小路，在原始森林里弯弯曲曲地穿过；高大的热带树木遮天蔽日，虽然能不被炽热的南国烈日暴晒，但些树木、藤蔓、野草又把风儿可能钻进来的缝隙全部塞住，行走在其中像在一个巨大的蒸笼里……不一会儿每个人的脸、赤的膊也像被蒸的螃蟹似的慢慢地红了起来，但是又已经没有汗流出来了，水早就喝完了…….热、闷、渴、累……

当我非常节约地喝完军用水壶里最后一滴水，班长兴奋地告诉我，还有四公里！——我再也走不动了！坐在自己扛来的锄头的木把上喘粗气、擦汗、用竹斗笠扇风……

“阿叔！阿叔！”一个穿黑衣，身高不足一米五的老阿婆背着一捆看起来比她还重的木柴，矮小的身体被沉重的木柴压得更矮小了…….

当年我16岁，长得高且瘦；在农场或黎村苗寨好像对我们这种年龄从大陆来的男孩，不知为什么都被叫“阿叔”，当然，当地的比我们大或老的男人不这样叫我们。而是姑娘、妇女、老奶奶和我们差不多的大年龄的孩子都叫我们“阿叔”。刚去时，那感觉非常奇怪。

“阿叔”，我应这阿婆的叫声，朝她礼貌地笑笑。

在黎族话或者苗话里“阿叔”的发音最接近于汉话，而因为到海南不到一年，黎话、苗话我完全听不懂，而黎族或苗族上一点年纪的人又基本不懂汉话。

“阿叔，到山上砍耙啊？”“砍耙”在海南是指“开荒”。我惊异地看着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矮小黑衣苗族阿婆，“阿婆，是是是！我是阳江的，是上山去砍耙。”这时我才看清这位黑衣苗族阿婆和我以前见过的苗族阿婆不一样：她没有纹面！在海南的少数民族年纪稍长的妇女一直有纹面的习俗。

“我是客家人！紫金的”阿婆咧开嘴，露出被槟榔染得乌黑的牙齿笑了。我惊愕地几乎说不出话，“那、那你住在山心？”“山心”是我们要去的苗寨。“是啊”“一起行（hang音,“走”意）喽，阿叔”我赶快起身抓起锄头和斗笠，扛起装在一个塑料化肥袋里的简单行李，跟上阿婆…….

阿婆光着脚，短小的上衣，肥大的裤子，都是黑色的，头发花白但是梳理得很整齐，皮肤黝黑但脸上的皱纹却不多，细看下，的确和当地黎族或苗族的阿婆有些不同。

“阿婆，你真是客家人？”“是啊！”“你怎么到这来的？”......

阿婆半天不说话…..我们默默地向前走……阿婆在我前面扛着一捆几乎把她矮小的身躯完全遮挡起来木柴，我在后面似乎就是跟一捆木柴在走.......

几缕炊烟在目可及的一蓬蓬竹子的上方懒散地飘荡，漫漫地在竹叶间盘旋.......

快到“山心”苗寨了，一条污浊的小河环绕的这个只有十几座“船型茅草屋”的村子。或许是刚下过一阵暴雨的原因，杂草、枯木、家畜的粪便在小河本来就污浊的河水里打着旋流淌着......

阿婆放下肩上的木柴，在一块长满青苔的石头上坐下，把脚伸进污浊的河水里洗着......“阿叔，马上就到了，歇一下哦”，这个“哦”字，像汉人一样拖着长音；我把肩上的行李和锄头扔在地上，喘着粗气，用竹斗笠使劲扇着风......但我的眼睛含着疑惑，一直没有离开这位住在苗寨，一身苗家老人装束，但会讲“客家话”的老阿婆.......

老阿婆一定知道我的疑惑，给我讲了这样一段离奇的身世：

阿婆是紫金人。属于广东梅县地区，这是一个客家人聚集的地区。近代以来也一直有“下南洋”传统，“下南洋”的人有的挣了一点钱，就召唤自己的亲朋好友也去“南洋”，也吸引着更多的有亲戚、没亲戚的客家人凑钱搭船也去寻找自己的“南洋梦”，当时阿婆只有七八岁，妈妈有一个“九杆子”才打得着的舅舅在南洋，于是阿婆的父母虽然一个大字不识，也决然地卖了旧屋与一小块山田，用这钱与一个船老板谈妥，运他们一家四口儿去“爪哇”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在海上不知道走了几天，遇到台风，船破了，水没了，更没有吃食......远远地看到了一片大陆，船老板说，那就是“爪哇”.......一家人在船上因为晕船，已经吐得“天塌地陷”；看到那片郁郁葱葱的大陆，都非常开心，想象着今后的好日子......

船老板把他们放在一片海滩上，说这就是“爪哇”；啊......到“南洋”了！其实这是海南岛；阿婆回忆道：这里和家乡的风景有很大不同，椰林、槟榔、原始森林......当地人的话一句也不懂，以为这就是“爪哇”.......

没过多久，父母与妹妹就先后去世了，在“爪哇”的舅舅也根本没有音讯，也不可能有音讯，一个在印尼、一个在海南岛啊！当阿婆知道这里不是“爪哇”而是海南岛时已经是多年之后，那时，阿婆已经流浪到山里、嫁了人、生了子........一个人在这个叫“山心”的苗寨生活了30多年.......

三十多年！阿婆讲述时，也就十几分钟！这却让我听得目瞪口呆！

阿婆讲完了，看着我笑了笑，像完成了一个心愿，也不等我说什么，站起身把那捆柴背起来，佝偻的身躯更深地湾向地面......独自一人向寨子走去.....把惊得合不上嘴的我留在那条污浊的小河边.......

后来住在山心村开荒的几天里，我再也没有遇到阿婆。

几天后，我发烧了，被送回团部治病，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叫“山心”的苗寨、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一身苗族打扮的“下南洋”的客家阿婆.......

刚到连队割胶，分派到的负责“林段”在一个叫“加林”的黎族村子傍边，这个村子大约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很穷，我在前面里写到过那种状况。因为语言不懂，很少与黎族老乡接触。但因为馋，当这些少数民族村里有芭蕉啦，鸭子啦卖时，我们这些“知青”会结伴跑到村里去买。“阿叔，有芭蕉卖无？”“阿公，有鸭卖无？”“阿婆，有荔枝卖无？”我仅会说的几句海南黎话，都和去买吃的东西有关，没办法，馋！

当时建设兵团和驻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并不十分好，因为地权、林权等等常发生小型争端，但绝没有发生过大型械斗，仅限于我偷你点甘蔗芭蕉，你抢收你我点“胶水”。

抓到偷胶水的老乡。他们会操着生硬的海南普通话把手臂向四周一挥“这些原来都是瓦（我）们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先不说话，用眼角盯着黎族老乡肩上的土制猎枪和黝黑精壮手里攥着的砍刀.......

那时候兵团（农场）的生活比黎族老乡好很多，起码不会饿肚子，而老乡们不少还处于刀耕火种、上山狩猎或采集，不知道他们能否吃饱，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没有太多的余粮。

有一段时间，四周的少数民族村寨的老乡组织了许多“宣传队”隔三岔五地到兵团各个连队来“宣传”：孩子们来几段“语录歌、忠字舞”，上了年纪的黎族老阿婆边舞边唱几段改动了原歌词的民歌.........穿插着再用基本上听不懂的海南普通话朗诵一段主席诗词或语录.........演出总时长大约一个来小时，因为我们这种割胶连队第二天一大早三四点就要起床割胶。

演出结束，由连里炊事班在司务长的指挥下抬上一大桶红薯或木薯大米煮的糖稀饭，犒劳这些从远远近近赶来为我们演出来的老乡。这些老乡吃得都比较拘谨、不说话默默地喝稀饭。这些穿着紧身短小的上衣、肥大裤脚的黑色衣服，不少上年纪的阿婆脸上还有蓝色的刺青纹面，端着大饭盆认真喝粥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清晰........

后来，老乡的“宣传队”越来越多越来越勤，每周能有三四次，有一些村寨离我们有20多公里，他们还是走几个小时的山路来给我们“演出”.......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司务长和炊事班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而我们在每次在要求必须集合、整队、集体看宣传演出时也越来越不精力集中看演出；“观众们”嘈杂的聊天声、咳嗽声、孩子的哭闹声、大人责骂声，远远大于宣传队员们的朗诵声、歌声和为“舞蹈”伴奏的那几把“椰胡”声........

广东人把洗澡叫做”冲凉”。

其实，“洗澡”与“冲凉”还是有区别的。

在广东把一切不是广东的人都叫作是“北方人”，而海南人把生活在琼州海峡对面的人一律都叫做“大陆人”；当年海南岛归广东管，岛上又有大量广东移民，所以在海南也叫做“冲凉”。

被广东人称之为“北方人”的洗澡，是一件大事。

因为那时城市里大家住房普遍不大，一般百姓的住房都没有洗澡的地方，连厕所都是几户、十几户甚至上百户人公用。所以洗澡就是成为一件麻烦的“大事”。大机关、大企业设有公共浴室在那里上班的人洗澡就比较方便，而其他人就靠街上的公共澡堂。郭德纲常调侃的“清华园”，就是北京著名的澡堂。北京市的一般企业和机关每月会发一张或几张“澡票”，当福利；一张澡票可以在公共澡堂“池塘”部分洗澡一次，或也可以理发一次。如果没有澡票，洗一次两毛钱。

关于北京人洗澡情景，人艺老戏骨朱旭和濮存昕演过一个电影《洗澡》里有详尽的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在北京人认为的“南方”地区，而海南人认定的也是“北方”的地区：江、浙、沪一带，冬天洗澡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江浙乡下用“浴锅”洗，下面烧火，人坐在锅里架的木板上，一家人轮着洗；上海人“汰浴”也很难，因为房子小得憋屈，洗澡非常麻烦。有条件的人就去租一间好一点的招待所的房间，全家人，经常还招呼上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洗上一天；像个欢乐的聚会。

当然不会是经常这样。这场景，上海女作家王安忆有生动地记述。

在广东在海南，出汗多，关键是“天气热”！能洗澡的客观条件很好，北方人称之为“洗澡”的行为变为“冲凉”天天要冲，冲了就凉快！

我们海南农场，冲凉很方便。

有家庭的老职工，一般都有一间自己盖的“小伙房”，在里面用细竹、稻草和泥巴砌墙。围出一块地方做“冲凉房”；而单身，主要是知青，就在连队里修的“公共冲凉房”冲凉。

我们连的“公共冲凉房”建在水井边上，而水井在离食堂不远的一块坡地上；有两个水井，一口井比另一口井高一米多，建在坡地的半腰，另一口建在坡底；高的那口井是吃水井，建得高，是觉得那样干净一些；低的那口井是洗澡、洗衣服什么的，这样设计是想洗衣、洗澡的脏水不会污染饮用水井；奇怪的是：“公共冲凉房”却建在坡顶，在这两口井之上，居高临下的，又没有下水道，洗澡水顺着小坡蜿蜒流下，经过饮用水井、再过洗衣井最后流进更低处的小鱼塘；冲凉水一路渗进泥土里，最后流进小鱼塘的冲凉水并不多。

公共冲凉房也是用小树桩、细竹、茅草或稻草和泥建的；很有特色。首先没有房顶，其实也真不需要；首先天气不冷，不用保暖、如遇下雨，就当作天然雨水冲凉，那时海南的雨水非常干净，还不用费力挑水上坡去冲凉；墙，其实只有中间一段，下露脚，上露头，当然身材要在一米六以上才行；上露头，边冲凉便可以瞭望四处风景；下露脚，方便水可以四处流出；冲凉房盖得虽然简陋，但还是非常注意“隐私”一人一格，也用泥墙遮挡，大家不会互睹对方的酮体，不尴尬。

所以海南人非常不习惯北方的大澡堂，里面的人都赤条条地“以诚相见”。几年后我回到北京，两个海南的小伙伴到北京来玩，我带他们去澡堂洗澡，他们一进澡堂就被惊到，说死也不解下围在腰间的浴巾，惹得澡堂里的北京老少爷们都用非常惊异的目光一直盯着这对海南来的小哥们俩；像看外星人。

也有男知青不进冲凉房，就在井边冲凉，他们腰间围一条“汗巾”遮羞；汗巾长约两米，宽一米，用红色或灰色纯棉细线织成，用途很多，一般是围在脖子上当擦汗用，或围在腰间当腰带，或当捆绑东西的绳子，流行于华南沿海和东南亚一带。如果大家看过当年西哈努克回柬埔寨的影片，在丛林里和“红色高棉”领导人们脖子上几乎都有一条这种汗巾。

下午下工后，井边逐渐热闹起来：从高处吃水井挑水的男人们、在低处水井洗衣的女人们、在公共冲凉房里冲凉的、提着洗浴用品在公共冲凉房外等着冲凉的，也有不愿排队等着进冲凉房的男知青就在井边，提起水，直接冲凉的，水井的水位很高，手臂稍微长一点的人都可以直接用手从水井中打水上来。

一个在食堂干活的印尼归侨“知青”，个头近一米八，一身腱子肉，大眼睛，皮肤黝黑，是帅小伙！他姓钟，忘记他名字了；平时很有女人缘，女知青、当地的姑娘，甚至一些老职工的爱人（那时我们都叫她们“阿姨”，现在细想起来，这些“阿姨”也就三十岁上下）都愿意和他聊天、开玩笑；这位帅小伙腰围一条红色汗巾，用一个收胶水用的小桶直接从水井中打水，从头冲下，再打水再冲头冲下........清凉的井水掠过帅小伙健壮的身体哗啦啦地流向地面，以此往复；在一桶桶井水的冲击下，围在帅小伙腰间的汗巾慢慢松开、滑落......而帅小伙儿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于是，一尊完全裸露酮体的“大卫”洗浴的“雕塑”招摇地矗立在井边.......

一片女人们的欢笑、尖叫与叫骂：“达巴鬼”！“达巴鬼”.........一些“阿姨”笑出了眼泪，她们一边用手擦眼泪一边嘴里继续叫骂......

“达巴鬼”是一句客家女人常挂在嘴边的骂人话，似乎并不恶毒；直到我离开海南也没有弄懂其中确切的意思.........

当年在海南兵团的知青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侨生知青”。在海南他们被称为“华侨青年”，就像我被称为“北京青年”；其他地方好像没怎么听说过有那么大量且集中的“侨生知青”。

1965年印尼排华，在印尼的华侨纷纷回国，政府还派出了轮船接他们回来；其中有条船叫“明华轮”，退役后被招商局拖到蛇口，坐滩后，改建成一个游乐中心，小平给题了名：“海上世界”。

华侨归国有三个高潮：一是五十年代上半期。不少爱国华侨青年满怀激情，自愿积极回国参加建设或回来读完大学后参加建设。另一个高潮是六十年代。东南亚不少国家开始排华；这以印尼为主，大量华侨被迫回国，当时称他们为“难侨”。“难侨”回来后被直接安排在广东的农垦系统，像海南的“兴隆农场”、深圳的“光明”畜牧场、韶关的“英德茶场”。改革开放后，国务院侨办系统在深圳组建“华侨城”，其骨干就是这些农场的“难侨”职工与他们的子弟。八十年代越南排华，又回来一大批“难侨”被安排在广西、云南农场。

我们连的广州知青在割胶。身体很好，72年游泳去了香港，八十年代作为爱国港商，在佛山建厂。据说是当地“政协委员”

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华侨学生回到广州，被安排在“华侨补习学校”；这种“华侨补习学校”北京也有一个，在甘家口，我有个亲戚就在里面教书。原本目的是，为这些49年后回国的侨生，补习一下中文和与熟悉一下国内教育方式，好上国内的大学。

六六年，这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大学不招生了，于是把这些没有“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在国外基本是中产以上阶层出身的学生也当作“知识青年”对待，组织他们“上山下乡”。

我们连里就有这样一批“华侨学生知识青年”他们来自三个国家：印尼、柬埔寨、泰国；以印尼回来的为主，有六个，柬埔寨的一个，泰国的一个；男女各四人；分别住在两个房间，唯一和国内知青待遇上的差别是：他们住的是瓦房，而国内知青们住的是茅草房。

在我第一天到达农场，住在“团部”招待所，（农场当时是建设兵团）天还没亮。我旅途劳累了好几天，累！正在酣睡......

“东方红，太阳升.......”一阵歌声轻轻地在睡上铺的我耳边响起......这是当年每天早上必须做的“早请示”的开始曲，接着就是用那种我听起来怪怪的普通话背诵我非常熟悉的“语录”.......我强睁开眼，看见一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的二十来岁的男子，衣着整齐，右手贴在胸前偏下一点，握着“红宝书”，身上斜背这一个绣着“为人民服务”几个毛体字的“红宝书本专用袋”，表情专注、虔诚地按程序进行“早请示”。后来我知道这也是一位“华侨青年”——“华侨学生知青”，五连的，团里学习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我觉得他很单纯，也有爱心：当时，我们团里有一个华侨女知青得了“疯病”，不知道为什么得的，住在团卫生队的病房里，据说天天不穿衣服，用谁也听不懂的话不停地说，很可怜。一天，这位五连的华侨“学习积极分子”找到团政治部主任：一个长着黝黑长脸、五十来岁，平时能说会道的现役军人，非常真诚地说：“某某（那个生病的华侨女青年）是因为爱情病的，我决定用我的爱情去帮助她！”团政治部主任黝黑的脸拉得更长了，瞪着这个“积极分子”看了半晌，平时能说会道的主任，居然说不出话来！

再后来，九十年代中，我们团的广州知青在广州举办过一次“兵团战友”聚会，邀我参加，碰见这位五连的“华侨知青”，交谈之下知道，此时，他早已移居香港，因为印尼回不去，家里就在香港专门为他投资建了两栋厂房，靠出租厂房的收益生活；日子平淡、安稳、富足，他信了佛教；与我的谈话中，右手一直在捻动一串包浆很厚的佛珠，说话平和、安详.......这是后话。

先说我们连一个从柬埔寨回来的华侨女知青：叫她小A吧。

小A身材很苗条，1米65左右的个子，十七八岁吧，长得不算好看，绝不难看，耐看。

据说家里是金边的富商，没有验证过，只不过从她老戴着的“法式宽边细编草帽”上看，应该不便宜。她不爱说话，也不会干活儿，老工人和知青们也很照顾她，不让她干重活，比如说挑胶水，一担胶水有近30多公斤，从没看过她挑过这么重的担子；只见过她给自己挑冲凉水，只用收胶水的小桶，两个小半桶，也就十来公斤；关键是，直到我离开海南，几年中小A一直没有学会挑水，看她挑水，她自己与别人都非常痛苦：挑水也是有技巧的，简单说，挑水人的步伐要与扁担、水桶上下震动的频率基本一致才能不太累，桶里的水的才不会从水桶中撒出来，那个姿势有点像小跑；小A挑水，是仍然按照她平常走路的姿势与频率，走“淑女步”，如风摆荷叶地挑着两小半桶水婷婷袅袅地走，但双手却只能非常别扭、吃力、紧张地扶着肩头的扁担，她一直没有掌握保持扁担平衡的技巧。

她从不在“公共冲凉房”冲凉，回宿舍洗；总是来来回回挑着小桶跑几次水才够，其他人一次挑两大桶，够两个人洗。

我看过她洗衣服：一块手绢，双手捏住两个角，放进水中，就拎起来看看，再放入水中.......往返数次，就算洗好了，洗其他衣服也基本如此.......

小B，从印尼回来的男生之一。个子不高，壮实，稍有点罗圈腿，不明显；性格开朗，为人和善，爱帮助人，干活不惜力，看不出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但是小B确实一个“很有钱”人家的孩子，据说是带着大笔资产回国的。那时银行利息很低，但他每月都可以从广州的银行接到汇来的利息与“侨汇券”。

小B下乡时带来一辆自行车，进口的；与当时国产自行车样子明显不同的是：它有一个非常宽大结实的行李架，国内自行车的行李架比较窄，带人时，被带的人可以骑坐在行李架上，双腿耷拉在自行车的两侧；因为小B的自行车行李架太宽，被带的人只能双腿同在一侧，用我们北京知青的话：像个“娘儿们坐驴背”似的，在北京，自行车带人时，这种双腿放在同一侧的坐法，只有女孩子才那样。

当时海南有自行车很少，连里有一辆公用的，那是司务长的“专车”，司务长到团部“办公”时才骑，不外借。我们几个和侨生知青关系比较好的，可以从小B处借，只要小B不用，基本可以借出来。小B也愿意骑着车，带着人一起去团部玩；他驮我去过几次。

我们连到团部有3公里，由于地处海南中部黎母山脚下的丘陵地带，沙石公路上上下下有不太大的坡度，骑自行车忽上忽下很有乐趣；接近团部时有一段高坡，比较陡，别人都是下车、推上去，而小B可以直蹬到坡顶.......当然如果带人，小B还是要求被带的人下车，一起走上去。

小B恋爱了，女朋友是同从印尼回来的小Z。

小Z时个小胖子，个子又矮，像个小肉球；她爱说爱笑，很受大家喜欢。

他们常骑车到团部的小吃部去喝咖啡、吃面包；我也是在海南第一次“喝咖啡”：比现在喝到的咖啡淡许多，一大碗，不是“杯”，就是装在大饭碗里喝，一毛钱一碗，很解渴，当时好像只有海南与云南种咖啡，海南兴隆农场的最有名，现在还有，我们农场也种一点；其实所谓的“面包”就是甜馒头，蒸的；不知道为什么在当时的海南被叫做“面包”？

大家常看到小B，用自行车驮着小Z来往于连队与团部之间，而且上那段高坡时，小Z也不下车，由小B气喘吁吁驮着她，骑上去.......

我们笑着问小B：带着小肉球似的小Z，驮着上高坡，累吗？小B认真地回答：累！

印尼侨生知青中还有一个人有自行车，国产的“红棉牌”，是“老’L；叫他老L并不是年纪大，而是长相的比较沧桑，显老；处事为人也比较老到。

老L是连指导员常在全连大会上表扬的知青，干活、学习、开会发言都比较积极，而且与所有人：老职工、知青、领导关系都好。就是一样，没有人能从他手中借出那辆“红棉牌”自行车。我们问老L同宿舍的小B：老L的自行车怎么借不出？小B一脸坏笑地说：他的自行车“感冒”了！感冒了？据常到侨生男知青宿舍去玩的人说：老L的“红棉牌”车上，常年盖着一条干净床单，的确像一个“病人”.......

侨生知青中有两个知青大姐，快三十岁了；据说是在国外时大学都读到快毕业了。因为国外排华，中断了学业65年的回国，补习一下准备66年继续上大学；可66年大学停止招生了，就只好也跟着年纪小她们很多的其他“华侨知识青年”一起下乡，69年初到海南了。

两个大姐人都很好，待人亲切，说话都细声细气的，又稳重，不像其他“侨生知青”年纪还小，基本还是孩子，一天到晚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看得出来，她们其实都很忧郁，只不过都极力掩饰着......我们能感觉到的就是：她们比我们更早，更长时间坐在宿舍门前，呆呆地望着四周郁郁葱葱、无边无际的橡胶林，一言不发.......而我达到这种“沉思”状态，还要在几年后。

后来，一个华侨大姐被派去教连里的小学，另一个学医的华侨大姐，去了团卫生队，算是对她们的照顾。

我所知道的是，这批“侨生知青”，我们当地称之为“华侨青年”在70年代初，就陆陆续续都又离开了大陆；当时印尼的对华政策依旧不好，柬埔寨战乱，他们回不去印尼、柬埔寨就分散到世界各地。不知道那个泰国的女知青，当时有没有回泰国。

现在，他们是应该都能自由出入他们的出生国了，这些在海南兵团割过胶的“华侨知识青年”如今也都该七十岁上下.......

只有那个得了“疯病”的华侨女知青，还住在农场医院的单人病房；据说是她有还几个兄弟姐妹，但谁也不愿照料她，也从来没有来探望过，而她的父母早已不在了........

在乡下娱乐活动不多，也么有什么书报可看，我更没有半导体收音机。

连部有两份报纸，用木制报夹一板正经地夹住，供我们看。但报纸常常是残缺的，老职工有时会撕下一条报纸的白边，卷烟用。

两份报纸，一份是《兵团战士报》，农垦系统出的；一份是《海南日报》，地方办的。

通常情况下，两份报纸的第一版，内容差不多：各种“最新指示”、各种“大会”的消息；二至四版才开始有些差异：兵团的、地方的；但是从写作角度来说，虽有不同，但写法、用词甚至照片的内容都差不多，只不过换了人名、人物与场景。

连长的级别够了，可以订《参考消息》；连长常把这份报纸叠成长条状，插在工作服裤子的“屁股兜”里，报纸的的上半截露在外面，迈着有点内八字的脚，扛着锄头走在出工队伍的前面，每天都这样；为看这份报纸，我常紧跟着连长，伸手把插在连长裤兜里的《参考消息》抽出来，这当口，连长就会回过头来，朝我笑笑，并不责怪；有时还会操着浓重的雷州半岛普通话，告诉我今天报上哪篇文章“有意思”；这情景和几年后我到“书报社”后，常拿副社长的每天两本厚厚《参考资料》来看，副社长也是朝我笑笑，用福建普通话，告诉我上午版或下午版上有哪篇文章可读。

那几年在乡下，记不得有什么书可看。

当时北京的下乡“知青”几乎人手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厚厚一本，介绍一些常见病的治疗方法，也介绍了许多中草药；现在只记得“七叶一枝花”的图形，对其他草药就全无记忆了；而这本书里画的“人体解剖”图倒是反复看过，尤其是“生殖系统”部分，从这书里第一次看到女性的“生殖结构图”，这个记忆到现在还蛮深的，可见当年我读过多次，那年我十五岁。

当年在农场“看电影”是件大事，非常期盼。

我们在下乡有三支电影放映队：兵团系统有团里的放映队。师部的放映队；地方的有县里的放映队；我们分别在不同的地方看，团里的，就在连里的篮球场上看，不用走；师部来的放映队，在团部看，距我们连3公里，要走40分钟；而县里来的放映队，要走到距我们连分别是2公里或3公里的加林与加吉那两个黎族和苗族的村里去看。

最隆重的一次看电影是看69年的“九大”的纪录片。

要走了5公里，到当地公社所在地去“腰子市”去看，“腰子市”其实就是一个沿着公路有两排几十间房子的小镇有两家小吃店，一家商店；2009年，我回海南时，已经改名叫“黎母山镇”一切照旧，只是房子多了一些。

要集中去看这部纪录片，据说这是因为整个海南地区只有一个“拷贝”，广大贫下中农和兵团战士“迫切希望”看到北京举办的这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实况，上级领导只能在一个地区把兵团的和农村的“革命群众”组织到一个地点集中“学习、观看”。

天还没黑，连里就整队出发了，天黑尽，才走到公社的所在地“腰子市”。

在放电影的操场上已经挤不进去了，我们连的位置被安排在已经挂好的银幕背后，而且离银幕非常远，伸长了脖子也只能看到像手帕大小的一块银幕。

操场上“革命歌曲”此起彼伏，这是当年非常流行的会前“拉歌”：“七团的！来一个！七团的！来一个”于是我们团就有一个帅哥站起来，一般这是团宣传队的“文艺骨干”，抡起胳膊，指挥我们团的唱“语录歌”或者其他“革命歌曲”；唱完以后，这个帅哥又会带领大家呼喊“腰子的！来一个！腰子的！来一个！”于是“腰子公社”的少数民族“贫下中农”也会在人指挥下唱起来；依次反复，歌声不断。

唱了很久，还没有开始放电影，“观众们”有些躁动，一个带东北口音的声音在大喇叭里响起来，那是我们政治部主任；他告诉大家，因为只有一个“拷贝”得“跑片”就是现在影片还在其他地方放，还没有送过来，要继续等。“观众们”大声遗憾着，但是没有其他“怪话”；又开始“拉歌”。但是歌声不如以前“雄壮有力”了。此时已是深夜，有手表的人高高地扬起戴着手表的臂膀，告诉大家11点了。歌声没有了，不少人开始趴在自己的膝盖上打盹......

一阵汽车喇叭的欢叫，我们熟悉的那辆团里的老式美军吉普，开进了拥挤的操场：“来啦！来啦！”大家兴奋地纷纷站起来，看着吉普车停在早已安装好的电影放映机旁边，领导们又开始整理自己的队伍，让大家坐好；我们又纷纷坐回地上，伸长了脖子盯着那遥远的、看起来只有手帕大小的银幕.....

电影放完了，大家便掸着屁股上粘的土边开始往外走。这时，我们政治部主任的东北腔又在大喇叭里传来：“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看了‘宝片’，各连回去以后要马上认真学习、讨论！”

这时，有手表的告诉大家：“1点45了”。

回连的路上大家三三两两地走着，有几个有心人带来割胶时用的“电石灯”给大家照路。

回到连里，指导员没有要求组织大家连夜“学习讨论”，因为天亮还要上工割胶，此时已经快3点了，离天亮上工的时间还有4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