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不是比“纯农民”更苦？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吃苦耐劳，战天斗地，改天换地，斗私批修，出力流汗，受压委屈，还加了点独特胡椒面——在中苏边境站过几天岗、放过几天哨、开过几次枪。当然，还有爱情误会呀、出身成分呀什么的。讲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峥嵘岁月、艰难历程之后，最后仍是一个光明而豪迈的结尾——痴心不改，青春无悔。 

知青比“纯农民”还要受苦吗?恕我愚钝，我想来想去几昼夜，得出的结论是：知青只不过是当了几年“临时农民”罢了，远远没有农民在那个年代吃的苦多、受的罪大。 

众所周知，成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从1966年开始的。而1966年前的几年呢？中国部分乡间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饥荒。从1966年知青下乡始到1980年正式停止知青下乡止，中国的农村虽然生活非常苦，但起码并没有再发生饥荒现象。 

有些知青们感到悔恨、懊恼或者憎恨的，说穿了主要有两点：一是觉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无必要而不是像伟大领袖说的那样“很有必要”;二是觉得尽管农村是个广阔天地，但却是“大无作为”，不是像伟大领袖说的那样“大有作为”。他们的恼怒、厌恶其实都来自于内心的上当感与受骗感。但是他们忘了一个基本的问题——知青的生活苦不堪言，农民的生活又该如何形容呢？农村也照样有大量的“知识青年”，他们的日子艰苦不艰苦，精神苦闷不苦闷，谁又想过、问过、反思过呢？ 

其实，在那个特定年代背景下的农村，知青们很有几分令人羡慕。 

首先，他们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因为，知青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很光荣的身份。他们离城出发时，是锣鼓喧天、披红戴花欢送的;他们入乡进村时，是彩旗招展、鞭炮齐鸣欢迎的。而农村青年初高中毕业以后返乡，完全是灰溜溜地贴着墙根走，尴尬得像只老鼠。知青在农村生活的那些年，评奖评先、入党提干、招工参军样样优先，只要稍微干出点成绩，就能成为公社或县、地区劳模，甚至成为全国闻名的劳模，并走上领导岗位。比如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我们都是有一把年纪的人了，可谁听过、谁见过哪一级组织给农村回乡知青专门召开过表彰会评先会，或是在哪一个层面上给他们开过哪一类政策优惠性口子？根本没有。可是，难道那个年代农村没有回乡知识青年吗？ 

其次，他们在经济上是优渥的。据我所知，虽然全国对知青没有统一的政策，但善良纯朴的基层干部、乡间百姓，对这些细皮嫩肉的城市娃娃们疼爱有加，高看一眼。下乡知青还未到，公社干部就三番五次地来召开社员大会，要求我们尊重他们、善待他们、爱护他们，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干部们更是像迎亲人、过节日一样，亲自带领棒劳力为知青们建新屋、粉新房，简直就像迎接远方失散多年的亲儿子回家一样。

他们在北大荒种地是有工资的。工资是多少钱呢?普通战士的工资比排长只少五元。要知道，那个年代兵团排长是参照部队23级干部管理的。也就是说，兵团战士一下乡就能享受到较高的工资待遇。其他地方对知青是如何优待、关照的，我不甚清楚，但起码有一点——不会虐待他们。 

第三，知青们生活上是优越的。还拿我们村的知青举例吧。村里不仅建了知青点，而且还给他们配足了相对多的细粮白面。当时正值壮年的我的老母亲，由于根正苗红有幸被选拔去给知青点做饭。

我到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在村中坎坷的土路上，从村西到村东，夜里我拉着母亲的手臂去知青点的食堂给他们发面，凌晨我拉着母亲的衣角去给知青们蒸白面馍。不是我多么孝顺懂事，而是我内心里有自私的想法，想借机偷吃一点知青们的剩米饭剩馒头。因为在我们家，除了过年过节时能吃上几顿白面馍外，平时是见不到这些东西的。 

还有，知青在爱情上是优先的。知青与知青之间可以自由恋爱、结婚自不待言，因为那叫立志“扎根农村”;知青与乡间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般的美貌村姑恋爱、结婚，那叫发誓“热爱农村”，都是要被树先进典型，受到表彰奖励的。

而农村青年与下乡女知青恋爱、结婚，除了要承担“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世俗道德风险外，甚至还得承担实实在在的法律风险——轻者批斗判刑，重者枪毙丢命。罪名很简单——流氓成性，玩弄知青，破坏上山下乡政策，等同于“反革命分子”。而下乡男知青与美貌村姑的结局如何呢?许多人是时机一到，拍屁股走人。电视剧《孽债》，名歌曲《小芳》中，已委婉地说得很清楚了。 

在那个年代，老农民吃的苦肯定要比知青们吃的苦多得多。我这个小农民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为家庭的生计分忧了——冬天拾柴火搂树叶，供祖母烧火做饭用;春天割草喂自家的猪、羊或生产队的牲口来挣工分;夏天参加“三抢”、下田插秧。总之，所有的农活都得干。

因为，我和我们这些纯农民的后代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小子不吃十年闲饭。什么意思呢?就是十岁之前就得干活了，十岁以后，就应该自食其力了。我还记得，冬天脚手被冻裂的口子，被大人们形容像小孩的嘴一样又红又长。我家在农村不是最苦的，反而是当时全村人都羡慕的父亲在外面工作，母亲在家种田的“一头沉”家庭，比我吃苦更多，受罪更大的农村人多得是。 

不可否认，知青中间确实有许多非常讲政治求进步、有人品有道德、肯出力肯流汗的好青年，但成千上万知青中也有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鸡摸狗、滋事打架的混世魔王——农忙时装病，过节时返城。仗着身份动不动就和基层干部吵架，甚至与农民打起来。这么多年过去了，知青中的好孩子，知青对农村办的所有好事，哪怕是丁点的好事，农民们都还记得，并念念不忘；知青中的坏孩子，知青们的恶作剧，农民们却早已忘了。 

同样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有的人还在不厌其烦地来展示当知青时的苦难呢？因为他们天然地把自己当成了珍珠，因此才毕生都有被埋没了几年的痛苦。不能因为农民吃苦惯了成自然了，只对自己的知青苦难经历喋喋不休。知青比农民还苦吗？我想所有知情而讲理的人都会说没有。 

本文摘自：《西安晚报》 

孙振军先生的文章《当年的知青是不是比“纯农民”更苦》，用我们很少在媒体见到的视角来评议那场知青运动。我读后很有启示。 

其实，我也曾比较客观理性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当然，作为一个插龄10年的老知青，对知青所遭受的苦痛是难以忘却的。虽然也目睹当地“纯农民”们的苦难，但那毕竟不是亲身经历的，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感同身受。 

实际上我们下乡后是享受到不少“纯农民”们无法享受的优惠政策的。试举数例：刚下乡上级就规定知青的工分不能低于4分，由此还引起了个别农民的不满，说：“那我掐（抓、提、拎之意）一个伢仔到田头也能记4分？”一段时期后，不少知青当上了赤脚教师或医生，替代了那些岗位上的“纯农民”。知青生活发生了特殊的困难，公社或多或少有一些补助；我还没见过哪家农户得到补助的，连三代贫农也不管用。 

有时插秧或“双抢”正酣，个个累得快要瘫倒，忽然一个电话要知青到公社开会。我们乐坏了，老表们却羡慕坏了，笑骂一声：“我操！还是你们知青快活，轻轻松松就能挣工分！”最后的几年，公社办了知青队，只要愿意都可以报名。说白了，由公社托底，只要肯出工，肯定能养活自己。当然，那些优惠政策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总是聊胜于无。 

常说“天下知青是一家”，我对此总是不屑一顾。因为知青群体中的个体是大不相同的。结合知青及后知青的生活轨迹来看，要求上进的人确实做到了古人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也有一些人走的却是“穷则偷鸡摸狗，达则贪污腐败”的邪路。后者在知青时期所遭受的苦，一点也不值得同情！ 

返城后，叶辛等知青的知青小说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我给山村的一位爱读书的农民朋友寄了几部。满心期望着他也跟着感动起来。谁知他回信中并未表示感动，反倒说：“你们知青是恰了苦，但我们农民一辈子待在山沟沟里又怎么说？”我有点扫兴。 

现在我早已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不过，我还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觉得，从旁观者客观理性的目光看，知青所受的苦一般肯定比不上当地农民，但从个体感觉上看可能会相反。 

农民确实是苦，我承认。我又认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相对知青而言，已经习惯了过这种苦日子，因此也并不觉得特别的苦。当年我就想到一个比喻：农民们是一棵原生原长的树，树的根须早就深深扎在土壤中；而我们知青像是一棵从城市花园里移栽过来的树，在移栽过程中根须受到了严重损伤。风风雨雨中，这两棵树同样种在贫瘠的土壤里，试问哪棵树生长得比较兴盛呢？哪怕是回乡青年，他们的种子原本就是播在本地的，适应性比外来知青强得多。又想起了“自插”，它是指自己选择一个农村去插队落户。有的知青一开始就走“自插”之路，有的还从其它地方转为“自插”，甚至从军垦农村转为“自插”。为什么呢？因为所去的生产队只要有几个亲戚，就能得到一点照料，大大胜似举目无亲。即便有点沾亲带故，就也能使生活有所改善，就不必说父母兄弟叔伯一个大家族全聚在一起，总能报团取暖，使日子的艰难指数有所降低。

我的小结：客观实际上，“纯农民”比知青苦；而主观感觉中，知青比“纯农民”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