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国记忆——百姓生活历史影像

60年代中国百姓生活影像

60年代大城市人们的日常生活

60年代东北百姓的日常生活

60年代中国校园生活影像

1966年红卫兵革命大串联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陈煜编著 于光远总顾问

60年代，是英雄人物辈出的年代，他们作为榜样的力量，一言一行都被灌输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60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生活的苦难--饥饿，生活必需品的极度匮乏，“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当“左”倾错误占据上风，当日常生活异化为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整个民族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60年代生活关键词：

三年困难时期，代食品，绿军装，雷锋，红卫兵，知识青年，赤脚医生，红宝书，反修防修。

“三年困难时期”

50年代末，“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当时称为“三面红旗”）席卷中国，“左”的政策偏差，加上其他天灾人祸，中国人民进入了后来被称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叫“三年困难时期”。

进入1960年春，粮荒问题日见严重，为了能用有限的粮食做出更多的饭，这年1月上旬，在西安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增量做饭法”先进经验交流会。会后不久，广西柳州地区在大力推广“增量做饭法”时，提出了一些主要的方法，如所谓的双蒸法：办法之一是将米放进罐内干蒸20分钟，然后加水，每斤米加水3斤3两，用猛火蒸40分钟即可。办法之二是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即可。双蒸法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能增加40％以上，且饭粒不烂，味道好。

“粮食增量法”或“增饭法”，辽宁黑山县可谓是发源地。1959年5月，该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副业生产队创造了“苞米食用增量法”。但黑山在推广这一“先进经验”之初，有些干部群众对此表示怀疑：“无土不砌墙，加水不能顶粮，出的最多，也不过是多加点水而已。”有的甚至讽刺说：“增量增量，米泡膨胀，饿坏肚子，撑坏膀胱。”但黑山县“苞米食用增量法”还是被要求推向全国各地。

由于口粮标准低和副食品严重短缺，人们摄取热量不足，不少群众患了浮肿、肝炎等疾病。

当时，一些地方规定，经医院确诊“无误”可领取“康复粉票”一张，凭票到指定地点可买“康复粉”一份（麦麸、豆粉与砂糖掺制），每日用开水冲食数次。据老者回忆：“疗效还行”。

鉴于农村严重缺粮的紧张形势，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11月14日，党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群众运动，以渡困难。

所谓代食品，是指人们用于充饥，但在正常年成不作为食品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化学合成物等。

三年困难时期的代食品主要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农作物类代食品，它包括各种非灾难年份人们不曾食用的农作物的秸秆、根、叶及壳类，如水稻、小麦、大麦、玉米、高粱等的叶、秆、根及玉米皮、玉米芯、稻谷壳等，以及薯类作物的叶、茎、根等。

第二类为野生代食品，是指野生植物的秸秆、根、叶、皮、果实等，如榆树叶、树皮、橡子、芭蕉芋、蘑芋、石蒜、土茯苓、大百合、野苋菜、洋槐叶、沙枣、鸭跖草之类。

第三类为小球藻、红萍等浮游植物。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小球藻最初是用来当猪饲料的，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明确提出，小球藻不仅是很好的精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该社论还举例说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清香可口；有人用小球藻粉哺育婴儿，效果跟奶粉不相上下。

第四类指合成类代食品，如“人造肉精”、“人造肉”、叶蛋白等，它们相对于前三类有较高的营养价值，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此也被称作精细代食品。

利用麦秸、油菜秸秆、谷壳、豆秆、豆壳、玉米根、玉米秆、玉米包皮、玉米芯、高粱秆等制作淀粉。在各种农作物中，玉米从“饲料之王”，提到“杂粮首要地位”，一直到“主粮地位”。以甘薯的茎叶、木薯的块根、芭蕉芋的根作为代食品，也被推广，而南方的广西等地大种“费工少、成本低”的木薯，用它的块根和叶做成食品。（熊新文：《共和国史上的代食品运动》，2006 年7 月3 日《新闻午报》）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不失为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不过，许多代食品，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

凭票供应和限量供应

1959年10月31日，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局、市公共卫生局发出《关于修订对病人肉食、鸡蛋、蔬菜供应标准的通知》，其中规定，对产妇给予一次性补助，鸡蛋2斤、肉2斤、红糖2斤。1960年6月1日起，对献血人员每次输血200cc以上一次性补助肉食1斤、400cc以上一次补助肉食2斤。对托儿所、幼儿园、街道儿童每人每月补助食糖1斤、鸡蛋0.25市斤、糕点、饼干1.5斤、奶制品2斤。从1961年1月起，对浮肿病人每人补助鲜鱼2斤。

1960年副食品货源进一步紧张，如在北京，猪、牛羊肉到4月15日的全部库存只有361万斤，仅能维持1个月的定量供应（居民每人每月4两）。针对这一情况，在主要副食品实行凭证（票）按人（户）定量供应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地增加了凭证凭票定量供应商品的范围，达到了21种。除肉、蛋、食糖以外，又增加了肉罐头、熟肉及干货制品（折合顶肉量凭肉票供应）、糖果、糕点、饼干、奶制品、露酒、干菜、鲜菜、鱼、海味、干鲜果、酱、调料、食盐、豆制品、淀粉、粉条、粉丝等。这一年凭证凭票商品销售额已占副食品零售额的29.3％。

1961年肉、禽、蛋库存急剧下降，紧张达到极点。如肉食货源，只能保持特需供应，对居民所发肉票无货兑现，从4月起，用生、熟肉、鸡鸭、鱼及其罐头制品等折合顶肉量供应。由于后续货源无望，从6月至1962年2月，对居民平日不得不停发肉票。鸡蛋除供应部分特需、病人、产妇、托儿所等，对居民的平日定量亦无法保持，基本上停止了供应。

粮票自然炙手可热。1961年1市斤北京市粮票黑市价格3元（当时生产第一线的工人80%以上月薪为三四十元），1市斤全国通用粮票黑市价格4元，1市斤北京市面票黑市价格5元。

1960年猪肉货源急剧减少，到当年7月起已无鲜肉可供应居民，即月市场投放陈年肉罐头顶替鲜肉供应。数张票集中起来可买到一盒（听）罐头。

1961年起，将原发放的每张肉票面额最多3两削减为2两。同年4月，用库存的鸡、鸭、鱼罐头顶替鲜肉。6月到年底，对居民停止供猪肉。

据官方统计：1961年北京市人均肉食消费量是8两半（全年），是有史以来北京居民消费水平最低的一年。但仍远远高于其他兄弟省市。（统计数字见《北京副食品商业志》2002年版）

1960年，蔬菜被正式划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每人每天供应鲜菜2两（100克），但品种不限。萝卜、土豆、白菜等任择其一。但以土豆居多。另外还发放有少量的“葱票”，持票可购买到少许葱、姜、蒜等，主要由“居委会”安排，重点是照顾基层革命军烈属。但有时出现凭票也无菜可买的情况，仍可持票买到腌菜或咸菜（腌酱菜也凭票供应）。

许多东西要凭《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购买，比如，冬贮大白菜每户供应数斤、10余斤不等；食糖每人每月供应2两；食盐每户每月供应1市斤；芝麻酱逢三节（春节、国庆、五一）每户供应1两（50克）、茶叶1两（低档），茶叶自1959年起被划为“国家二类物资”，市场罕见；逢年过节还有粗粉条2两，粉丝1两，花椒半两、大料半两、木耳半两，黄花半两，碱面儿半两，皆按户供应。

花生和瓜子一年“品尝”一回。每逢春节光临，每户居民凭证供应花生半斤（含皮）和瓜子2两（熟）。直到1965年以后，才由每户居民每年供应半斤改为每人供应半斤和瓜子2两。

食油供应按在京正式户口，每人每月发放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食油三两，品种以豆油或棉籽油（当时叫卫生油）居多。花生油则在年、节期间少量投放市场。

此外，春节每户额外增发“节日补助油票”一张。凭此票可购香油（芝麻油）1两。

稀黄酱每月每户凭证供应半斤（无包装，自备器皿），超过十口人“大户”增加半斤。

酱油（低档）、醋（散装）基本是敞开供应，但每次购量不得超过3斤。所幸不限次数。群众称之“限量不限次”。

每户每月发给糕点票和饼干票各一张。凭票购买糕点半斤和饼干2两，同时另加收北京市粮票4两（全国通用粮票不行）。（以上内容参考《北京市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8期）

1959年开始，上海的市场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对大白菜、萝卜、葱、蒜、副食调味品、糕点、糖块也采取按人口分配，限量供应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此后，限量供应或凭票供应的种类逐年增加。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保证人民生活基本需要，上海市区商业部门发放的各种商品供应票证多时达53种，141个票面。按人或按户分配的票证，由粮店代发。

为了分配有限商品，北京还发放过：肥皂票、火柴票、烟筒票、铁炉子票、铁锅票、铝壶票、生炉子用的“劈柴票”和“炭煤票”。还有大衣柜票、大木箱子票、木床票、圆桌票、闹钟票、手表票、电灯泡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等。这些票都是一次性的，按票面规定的数量购买。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1961年度凭票供应物品达69种，还不包括凭证的。

1961年底，北京又发行“工业券”。从此，除凭证和凭票之外的商品皆凭券供应。工业券发放是在职人员按其工资收入比例，平均每20元工资配一张券。购买范围较广：毛巾、毛毯、毛线、手帕、电池、轴线、铁锅、铝盆、铝饭盒、搪瓷面盆、搪瓷口杯、搪瓷便盆、线手套、铁壳暖水壶、竹壳暖瓶、运动鞋，雨伞、棉胶鞋、缝衣针、缝衣线、油布雨衣、夹胶雨衣，人造棉制品，尼龙内衣裤、皮鞋、闹钟、收音机、腰带、刀剪、进口刀片、各类箱包、巧克力糖块及定量之外的香烟、茶叶、白酒等。

由于票证太多，什么票买什么，很难完全记得住。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60年代物质生活极为匮乏，体现在衣着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家里小孩子多的，没有那么多新衣服，“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那时穿补丁的衣服，随处可见，即使穿得不能再穿的衣服，也被用来拆了当补丁、纳鞋底。

艰苦自有艰苦的办法。上海服装鞋帽公司寿吉生，介绍拆洗缝补整旧如新。

大改小、旧翻新，比如退色的卡其衣裤、棉袄，翻一个面，又是一件很好的衣服；衬衫领子、袖口破了，换一条新领子，补一补袖口，又可穿一个时期；裤脚破了改短裤，长袖破了改短袖；裤脚嫌短，可以放长；裤后磨破可以反新高头，也可以改制成裙子、拉链衫或者两用衫。

在很多人家的箱底里，都积压了一些式样古老的衣服，这也可以拿出来加以利用。一件男式呢绒长衫可改一套中山装，也可以改制一件长大衣、二件两用衫、二条男式西裤或者一件派克大衣等59种服装。一件绸的或者夏布长衫，可改男女西裤各一条。一件老式马褂，可改一条男式裤子。一件中式裤子，可改成一件香港衫，旗袍裙或男女西裤。一件旗袍可改拉链衫、裙子、男女西裤、小孩连衫裙等几十种服装。一件小腰身短大衣，也可改成一件两用衫，等等。（1960年8月10日上海《青年报》）

1960年党中央决定：减少民用棉布供应。布票按人头发放，凡是在京有正式户口的（吃商品粮的）每人全年4尺5寸，实际够打补丁用。当时的拆洗缝补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您送去无论多么破旧不堪的衣物都能补好、做上。打一块补丁，除了收钱，还要按尺寸大小收取布票。

1964年后，情况稍缓，发放布票略增。除布票外，还发行过：棉花票、绒衣票、汗衫票、背心票、裤衩票、胶鞋票、棉鞋票……有一时期，买缝衣线也收布票，一寸布票可买一小团。生了小孩的妇女，发给“油布票”一张，凭票可买到三尺油布。

1969年3月4日，中央就1969年城乡居民棉布分配问题发出通知，规定，按人口平均的棉布基本定量为16尺1寸，比上年增加7尺1寸；各省、市、自治区的调剂用布，规定平均每人1尺，比上年增加5寸。买蚊帐布减收布票。这一年，全国居民每人平均棉布消费量达到21尺6寸，比上年增加6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一版）

五六十年代，衣料多用平阳布、劳动布、斜纹、咔叽、灯芯绒、府绸。

只有过年，才会有新衣裳。

一开始，是大人拿布票去商店剪布，然后送到裁缝店里让师傅去做。在商店的某个角落，有一个木头做成的高高的台子，是那时的“收银处”，高台上面有许许多多的线，这些线连接到商店店堂里的各个柜台，顾客买了东西后，售货员就把票证、钞票什么的一起夹在挂在线上的铁夹子里，铁夹子就“嗖”的一下滑到“收银处”去，等那边结算好了，再“嗖”的一下子滑回来，整个交易过程就是这样。过年前，乡下的人进镇置办年货，那些铁家伙更是“嗖-嗖”地在头顶飞来飞去，场面异常壮观。

做好或买回家的新衣裳，一般是在大年三十晚上拿出来，挂在床顶的木架子上。小孩子常常躺在暖暖的被窝里，无限遐想地看着它，有时候还坐起来就近地细细地瞧，忘了外面是冰天雪地，寒气逼人，心里就想着明天一早能穿上它走亲串户，几乎是一夜无眠，舍不得睡觉，就盼望着天快快地亮起来。第二天，也不再死命地赖床了，赶紧穿上新衣裳，吃上一碗奶奶和妈妈三十晚上做的汤团，跑到外面去和小伙伴玩去，其中一个大的竞争项目就是：比谁的衣裳好看。

60年代，孩子们冬天多穿棉袄棉裤，套制服外罩。无论胖瘦，人人臃肿，看上去身材都差不多。后来出现一种制服式棉袄，将棉袄和罩衣合二为一，但臃肿依旧，且拆洗麻烦。倘为了硬充帅哥而不穿棉衣冻着，则被曰为“耍单儿”。

还有一种叫“懒汉鞋”的布鞋，后来又称“片儿鞋”，十分流行。这种鞋廉价、方便，松紧口，提上就走。最流行的，是黑布面、白边、白塑料底的懒汉鞋，俗称“白边儿懒”，以天津产的“天津便”为最好。上了中学，萌发了点招摇心劲的孩子，将这种鞋视为追求对象，一旦穿上了它，其他款式的懒汉鞋就不在眼里了。

冬天都穿条绒面的五眼棉鞋，俗称“北京棉”，区别在于鞋底。和“懒汉鞋”一样，白塑料底最流行，下雪时孩子走路爱打“出溜滑”，这种鞋脚感特滑溜。

口罩是当年的重要装饰。其实也不正经戴，而是把口罩塞进上数第二和第三个扣子之间的上衣里面，带子留在外面。这是一种不容忽略的时尚标志。其功能近似今天男人的领带或女人的首饰。孩子都难免毛糙，丢三落四，经常是人已经走在上学的路上了，忽然发现没戴口罩，那是一定要回家去取的，否则，这身衣裳再时髦，也差着行市。口罩带子竟成为一种最时髦的点缀，反衬出孩子穿着上的单调和苍白。

6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已改罩一种前翻一字领、小西服领、上肩、五个扣的布上衣了。这种衣服曾被称为“迎宾服”，大约是因为它可以用作接待外宾等重要场合，与当年男人的布面中山服只有领式和口袋儿上的变化。这种所谓的“迎宾服”，不罩棉袄时也可作春秋两季的外衣，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十余年中非常普遍，后来已显得土气，但在中老年妇女（特别是部分普教女教师、女干部）中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

时代英模——焦裕禄、雷锋、草原英雄小姐妹

60年代英雄人物最多，雷锋、焦裕禄、王杰、欧阳海，南京路上好八连，以及草原英雄小姐妹。

这些英雄，都打上那个时代的铬印：革命觉悟，艰苦朴素，集体主义，当然，还有爱学《毛泽东选集》。

1962年12月，焦裕禄被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在带领兰考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1966年2月7日清晨，很多中国人都在广播里听到了一则长篇人物通讯，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打破常规，占用新闻节目的时间，用1小时20分钟，播出的一篇17000多字的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两三天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了河南、兰考，都知道了焦裕禄的名字，接着人们也慢慢地知道了这篇文章的作者——穆青、冯健和周原。

在建国以来的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一个形象像雷锋那样，以其强大的人格和魂丽的人生持久地温暖着人心。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全国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

雷锋是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班长。1939年12月出生于湖南省望城县（今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成为孤儿。1957年加入共青团。1960年参军，同年11月入党，不久任班长。1962年8月15日，雷锋不幸因公牺牲。

雷锋最打动人的记忆的，有这么几方面：

一是他的出身特别苦，许多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劳动时被地主婆砍了几刀。

二是他的艰苦朴素，穿的衣服和裤子补了又补。

三是他的乐于助人，经常把省下的钱寄给需要的人。

四是他的“钉子精神”，当时说是“革命的螺丝钉”，60年代的雷锋首先是作为一个军人形象出现的，“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的“钉子精神”无疑带有超常的军事主义色彩。

五是他的《雷锋日记》。他的日记是否被润色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日记，曾激扬了整整两代人养成记日记的习惯，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文学修辞。

他日记中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曾经激励了不少人。

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许多人都唱过：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爱憎分明不忘本

立场坚定斗志强

1964年2月9日早晨，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草原上飘着雪花，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代父出门放牧。快到中午，天气突变。西北风卷起大雪漫天狂舞。羊群顺着风拼命逃窜，姐妹俩拦堵不住，只好跟着羊群奔跑，越跑越远。因极度疲乏，姐妹俩在冰天雪地里睡着了。深夜，龙梅冻醒一看，羊群、妹妹都不见了。她爬起来，一路走一路喊，走了两三里，才找到玉荣和羊群。姐妹俩护着羊群，同风雪搏斗了一天一夜，已走出了70多里。

第二天拂晓，她们离白云鄂博车站不远了。这时玉荣丢了一只毡靴，光着左脚。姐姐便要脱下自己的毡靴给她穿上，这个情节，后被编成芭蕾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成为70年代难得的感人画面。

在白云鄂博火车站，出来迎接客车的扳道员王福臣，看见了龙梅，连忙把她带进扳道房，用雪替她搓揉两只冻僵的手。龙梅渐渐暖和一些，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来：“我的妹妹，在石坡下，已经没靴子了……”

经过一场抢救，两人终于醒了。龙梅立即问矿区党委书记：“我的羊还在不在？”书记回答说：“羊没事，你放心吧！”龙梅和玉荣的事迹，很快传遍了草原，传遍了全中国。

革命的生活色彩

60年代的爱情和婚姻，还被赋予了许多革命的色彩。

1964年9月19日上海《青年报》，报道了上海光学仪器厂青年叶佩君的婚礼，是在宿舍俱乐部里举行的。屋子正中高挂着一幅毛主席的像，墙上还挂着同志们送的对联，上面写着：“创业成家，三十而立……”新婚夫妇这天晚上同往常一样穿着简朴的衣服，胸口戴一朵大红花。婚礼开始，新婚夫妇先恭恭敬敬对毛主席像鞠躬行礼；接着，厂团委书记和同志们作热烈祝贺。祝贺的同志们还纷纷以节目助兴，有的唱歌，有的说相声。最后，在新郎新娘合唱《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婚礼结束。

那时城里的人们结婚大都在晚上进行，因为白天得用来干革命工作。基本程序是：新郎、新娘共唱《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学两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向家长三鞠躬；新郎、新娘互相鞠躬，也是三次；向来宾敬礼；分发喜糖（当时的硬水果糖是0.96元一斤）；婚宴基本上是没有的，大多是请帮忙的人吃碗面条，面条里须放鸡蛋两只。

在农村，情况稍有不同。

唱《东方红》、学语录、向主席像三鞠躬这些程序基本上相同，不同的是，农村是讲究“做席”的。那时候的“席”很简单，买点猪头、猪下水，用圆白菜炖，熬白菜、萝卜时加些肥肉和肉皮，这两样菜往桌上一端，再打上2斤散装白酒，就算是一“席”了，这样的“席”在那时被称作“半荤素酒席”。

在农村还讲究“随份子”，最少两毛钱，最多2元钱。出到5毛钱，全家就可以一起吃一顿荤素席。

除了随份子，还有送贺礼的。贺礼主要是三大件：脸盆、暖瓶、毛巾或被面。当然，除了这三大件，在很多地方，尤其在城市里，人们的贺礼还有毛主席像章和石膏像。石膏像是毛主席去安源的那种。

未婚夫妻的定情物也带有浓烈的革命色彩：双方互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

除此之外，如果条件允许，女方会买一两斤毛线，织成毛衣送给男方。而男方送给女方则大多是素色手绢和笔记本。笔记本的扉页上总要写一些“乘风破浪”、“共同进步”之类的革命性言语。

到了“文化大革命”，婚姻中男欢女爱的感情成分完全被阶级斗争所淹没。“亲不亲，线上分”--阶级不合，观点、路线有异，夫妻便会反目，便会互相斗争，互相揭发，一个小家庭，也要严格地划清界线。“文革”时期“情爱”是禁区，却不妨碍男婚女嫁。只是，那个时候人们谈婚论嫁时，首要的标准是看出身，看成份。工人和贫下中农成份是硬杠杠，共产党员是最佳配偶。地、富、反、坏、右分子或他们的子女，即使男子高大英俊，姑娘貌美如花，也常常俊男娶丑妇，靓女嫁恶夫。虽说不合理，但却是那时的“时尚”。

60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时期无论办什么事．都要先念一句语录。

有一位老太太去买菜，售货员说：“‘为人民服务’，你买什么?”老太太说：“‘愚公移山’，我买萝卜。”说着她就在大筐里挑起萝卜来。售货员见她挑来拣去，很不耐烦，就在一边说：“‘要斗私批修’!”老太太头也不抬，继续挑着，口里念叨着：“‘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那时，背“红宝书”中的毛主席语录，不仅是赶时髦，而且也是生活需要。理发买菜，辩论吵架，都用得上，谁背得熟、背得多，理就在谁这边。

有人掂起一根黄瓜，问售货员：“‘斗私批修’，多少钱一斤？”

对方答：“‘毛主席万岁！’一毛五。”

有人买扒鸡，先交了钱，售货员把鸡递出来，同时说一句：“翻身不忘共产党！”

顾客一心垂涎扒鸡，没言语，只顾伸手接鸡，不想售货员把鸡果断收回，又厉声重复一遍。顾客恍然大悟，急中生智说：“吃鸡不忘毛主席！”才得到扒鸡。

一位老太太买豆腐乳，售货员不接钱，而是说：“要斗私……”

老太说：“闺女，我不要豆腐丝，要豆腐乳。”

售货员瞪眼嚷到：“要斗私……”

旁边一人看不过，帮老太太应答一句：“……批修！”

售货员这才卖货。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仅“文化大革命”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红宝书”里面的许多警句并未过时，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等等，这些警句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

当年曾创世界出版纪录的“红宝书”如今已所剩无几，存世量极其稀少。正因为如此，“红宝书”已成了许多收藏家们极力寻找的“文物”，其在文物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21世纪初，一本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著名的苏士比拍卖行拍卖时，居然卖出了折合人民币12余万元的高价。（《毛主席语录》红遍全国的背后，2009年3月26日《天天新报》）

当时一个社员叫王增福，一天半夜家中失火，惊醒时被烈火浓烟包围。危急关头，他没有抢救家产，只拿起红宝书冲了出去。他们表扬他保护红宝书的事迹，他说：“毛主席的宝书，是我们贫下中农的命根子，房子可烧，毛主席的宝书万万不能丢。”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是那时一个重要的形式，就是早晨一起来，向毛主席请示当天的工作；晚上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活动。当然不是直接到中南海向毛主席请示汇报，而是对着毛主席画像或雕像，或对着“红宝书”。

比如开饭时，孩子们饿狼般围拢过来，家长内心酸楚，但嘴上还得说：“现在学一段毛主席语录。”

孩子们咽下口水，齐声念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节约粮食问题，一定要抓紧，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并加以红薯、土豆、杂粮……”“要节约闹革命。”

1967年1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

广东恩平县社员罗仙，违反了生产队公约，把自己的鸡放出来，吃了队进而的谷。社员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仙的丈夫郑栋。

当天吃晚饭的时候，郑栋对家里人说，咱们先学一段毛主席语录，再吃饭。然后叫他的一个儿子领读。儿子读一句，大家跟一句：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罗仙虚心地接受了批评。

郑栋见妻子认识了错误，高兴地说：“今晚我们结合实际学习毛主席语录，学得好、用得好。现在咱们开始吃饭吧！”

毛主席像章，也成为那个年代的装饰物，为了表忠心，全民佩戴它。

书店、商店如果到了毛泽东像章，立即发布“特大喜讯”。人们奔走相告，但不能说去买，而是说“敬请”。

请人帮忙办事，最好的礼物也是送像章。有人为了表示忠心，戴了几枚，大街上时常可见戴十几枚的，最多有戴三百枚的，前胸铺满，胸前挂不下，可向双肩和头部蔓延，但不能向下超过裤腰带。

极个别的为了表示忠心，把像章别在胸前肉上。

最初的像章只有指甲盖大小，后来越做越大，居然做到直径80毫米的“大轮船”像章，跟烧饼大小差不多，上端是毛泽东头像，下面是一艘乘风破浪的轮船，背景是红太阳。

还有直径200毫米的，大得无法用别针佩戴，只好用红绸带吊在脖子上。

和像章同时，还有毛主席画像和雕像，雕像一般用陶瓷、石膏作材料，家家必备，敬神一般供着。

60年代的中国，能算得上舞蹈的，就只有忠字舞了。

忠字舞，是“文化大革命”时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心、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流行时间约在1966-1968年间。中共“九大”以后，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渐趋衰微。

较为典型的是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毛泽东语录歌等歌曲为伴唱、伴奏。

忠字舞舞蹈动作粗放、简单、夸张，大多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主要动作设计有：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导师毛主席；手指怒指地面表示彻底砸烂资产阶级；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跳舞时手里通常以《毛主席语录》（红宝书）或红绸巾作为道具。

忠字舞的动作近似于广播体操，但又非常单调、机械。舞蹈者全身心充溢着朝圣的庄严感，情绪激荡。但舞蹈动作粗糙、僵硬、稚拙，缺乏美感。跳舞者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白天黑夜，在车间、操场、码头、街头、田间……每天早晨，随处可见跳“忠字舞”的人群。

忠字舞因此也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例如：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舞者双手按着自己胸部；

“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舞者两手放到腮帮，仰头望，手指呈放射状地一闪一闪；

“千万颗红心”，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并，画成一个心的形状比在胸前；

“要献给您”，舞者单腿的脚尖跳跃着，另一条腿不断后踢，双手把那一个心形向右上方一下、一下地送上去。

游行时的忠字舞方阵动辄成百上千人，前后相连可达上万人、队伍逶迤数里，同时载歌载舞前进，有时竟持续十多里路、好几个小时。跳一会儿，步行休息一会儿，交替行进。其场面、规模之庞大，气势之磅礴，狂热亢奋，史无前例。举行“早请示、晚汇报”仪式和庆祝性的游行时，都要表演这样的舞蹈，有点类似80年代、90年代的中老年健身舞。无需特别舞蹈基本功和专门训练，易学易会。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和学生,响应号召,进行全国性串连。这次大串连,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空前绝后。

1966年9月5日,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连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连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有这等好事,于是大、中学生,还有些小学生,本已停课,没有了作业、考试,全身轻松,一门心思加入大串连洪流,“经风雨、见世面”去了。

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一阵大乱,不堪重负,不久只得提倡步行串连,上海就有“二十名小将步行四十六天历程三千里到毛主席身边(北京)”，其实参加步行串连的人数很少。

1966年8月20日起,上海就有红卫兵来沪串连。到9月,就如潮水般地涌入。据不完全统计,开始的50多天,就涌入了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来了1.4万人。如上海交通大学,在册学生4000余人,一度住进串连者7000余人。

北方10月下旬已入冬。有红卫兵在北京串连后,想到哈尔滨,看北国风光。尽管在北京凭证件借到军大衣,火车到达哈尔滨,下车没出站,又回到车上。实在太冷,集体向南方迁移。

在这些红卫兵大串连人群中,一般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天真革命型。二、接受教育型。三、煽风点火型。四、到此一游型。

1967年2月相关部门发出通知强调:全国步行长途串连也停止。

大串连,在历史中留下滑稽而又苦涩的一页。

学工，学农，学军

“文革”中有个词叫“开门办学”，即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学工、学农、学军劳动。

各校都有校办工厂和农场等“三学”基地，每学期一次，每次二到四周，学校正常的课程体系及教学秩序被搅乱。

当然，对于一些不大想上课的顽童们，可谓是乐事一件，“三学”期间可以不在教室里上课，不受课堂纪律的约束，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还可以暂别校园“闯荡”社会。因此，每到安排“三学”活动之时，大伙无不欢呼雀跃、兴奋之极。

有的学生，被分到电机厂，学习操作冲床，冲压电机配件和绕线；有的被分到机床厂，学习车、钳、铣、刨、磨。

学农支农，打着背包下生产队，插秧种田，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班到园艺场，学习果树嫁接、培育树苗；有的学开手扶拖拉机，犁、耙、耕、种；有的是在学校农场，开畦整地、种菜施肥；还有被安排在学校饲养场喂养生猪。

后来有人觉得，通过学工、学农、学军，促使学生从小就参与更多的社会活动，触及到了更多的社会知识和劳动技能，对日后培养团结互助、吃苦耐劳和自理、自立、自信、自强的意志品质，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更多的人认为，形式主义，荒废了学业。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

知青被欢送踏上远去的列车的时候，是一身军绿色服装，有军帽但无帽徽、领章，胸前一朵鲜红的大花，垂下的绢条上印着“光荣”两个字。

知青们不仅自备军帽、军挎包，还要在“军挎”上郑重地绣上鲜红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军服已经普及，神秘感便转移到军服的真假之上，发展到极端时，马路上常有突然的“抢军帽”事件发生，当然这必是被识货的人看出是真军帽。

“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

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一些人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甚至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有的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宣誓；有的不顾父母劝阻，从家里偷出户口办理迁移手续。

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分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分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

知青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但他们干农活也很卖力，为建设农村、建设边疆出大力、流大汗。

许多知青甚至付出了生命。1970年，广东兵团围海造田，遇到台风袭击，为保护拦海大堤，兵团战士手挽手跳入海中，筑成一道人墙。台风大潮过后，海面上浮起数百具男女知青肿胀的尸体。

昆明知青魏九龄，为抢救其他人的生命，毅然用嘴吸吮蛇毒，不幸中毒身亡。

进入70年代以后，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身边无人、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1979年一二月份，上海发生部分知识青年要求返沪回城请愿活动，其中2月5日至6日，发生部分青年在铁路上海站共和新路道口坐轨拦阻火车事件。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90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

“赤脚医生”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农村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赤脚医生”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

当时，“赤脚医生”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三是一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赤脚医生”为解救中国一些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75年崔嵬导演的影片《红雨》，谢晋导演的影片《春苗》，同样写的是当时的“赤脚医生”。

到1977年底，全国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

儿时游戏

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糖纸亦是很多孩子渴望得到的收藏品。可那会儿，嘴角儿连糖末儿都舔不到一粒，糖纸只能四处去讨。好不容易把它们弄回来，却不能直接夹进收藏本，必须要清洗一遍，把上面的残渣、黏性物质去除掉，然后再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但有些糖纸印制粗糙，经水一洗，竟然把商标等全部洗掉了，纯粹是一张塑料纸，气得孩子直跺脚。

两人也可以赌糖纸，一般是按照产地与自己生活城市的距离来决定先后秩序。比如，孩子生活在成都，一个拿出北京的糖纸，一个拿出哈尔滨的糖纸，自然是后者先玩。怎么个玩法呢？那是把糖纸折叠成长条式，中间掰成穹形，两张叠在一块儿，用力往地上一甩，如果全都翻了身，就是赢家，如果都没有翻身，还有一次用手来扇风吹翻它们的机会，如果均无法使糖纸翻身，就站一边去，只能看别人玩了。

女孩子家比较矜持，纵使心里再按捺不住，也不会参加这种带有输赢色彩的活动。她们乖乖地收敛起欲望，努力地收集糖纸，夹在粗糙的大本子里，相互交换着欣赏。女孩子们偏爱“米老鼠”糖纸，一是因为设计得确实好看，二是因为收集完整的一套很不容易。“大白兔”糖纸也是争相收藏的对象。收集到糖纸时的高兴劲儿，超过吃糖。

男生们沉湎在这项游戏里，往往比女孩来得有韧性，为了花花绿绿的糖纸，他们当掉了刚到手的绿豆膏和脖子上的虎头项链，卖掉了姥姥的绣花手绢和爸爸老旧的上海牌怀表……

1963年12月7日上海《青年报》：有的人把铁丝揻成“小手枪”，把火柴头当火药装在上面，在别人耳朵边放得砰砰响。这不仅会伤人耳朵，而且，也浪费了火柴，甚至会因此引起火警。

“小手枪”和弹弓的风行，与60年代影片《小兵张嘎》深入人心有关。

歪戴破草帽，手拿木枪，身穿白褂，光着脚丫。他只有13岁，擅游泳，能爬树，会摔跤，爱咬人，机灵鬼透，野气逼人……他就是小兵张嘎。

60年代，大人都在忙着上班干革命，没人管束的男孩子更顽皮，天性中有股张力，弹弓自然成了他们百玩不厌的玩具。大概是看电影《小兵张嘎》的次数多了，欲望便升腾了起来，抄着家伙自己做起弹弓来。最好能找根“丫”字形的树杈，把皮剥了去，再不成用硬铁丝扎一个，舞起来晃眼，更来劲儿。

之后找来些皮筋，或者剪一截废旧自行车内胎，在树杈上固定，绑好，那弹弓就成了形。

总觉得那会儿麻雀特多，刚做的玩意便派上了好用场。不过鲜有射下来的。那鸟儿也不是吃干饭的，人在树下刚摆好造型，它们便翘着屁股扑棱棱地飞走了，没准还扔下两粪蛋儿。没办法了，人小的时候特虚荣，那女孩子眨巴着大眼睛，满脸渴盼地看着你，再不亮一手，真得打个地洞钻下去。于是就雄赳赳地对着小鸡小狗开练，胡同太窄，它们撒不开腿，套个文艺词，那场面真叫“死伤无数”。自然的，四邻的玻璃窗也不能幸免于难，劈劈啪啪，玻璃渣子迸了一地，经常唬得那些大爷瘫坐在地上：“咋整的，这晴天里还落冰雹了！”

更多的时候是左手握一把弹弓，右手还揣了支水枪，左右开弓，说得形象点，叫作“小米加步枪”。

有篇博客这样写道：

对于我们来讲，皮筋就是做弹弓（北京话绷弓子，弹绷子）用的。

弓架子通常有两种，铁丝揻的和树杈削的。铁丝的粗细要适中，细的没力量，粗的你又揻不动。大概和圆珠笔芯的粗细差不多。还记得那种红把的那种钳子么？如果你选择树杈，那是另一种风格了，如同音乐，前者是重金属，后者便是乡村民谣了。形状像英文“Y”字，用刀削好后再用1000号砂纸打磨，做好后你有一种兴奋感，如同贾宝玉看到了薛宝钗那对雪白浑圆的膀子。

弓弦也有很多种，我的弹弓是皮筋，就是最常见的那种，商场卖一分钱一根。一般情况是每边五环，两边十环。假如你的力量大些，每环用两根皮筋就好了。我那时力量很大，大家都叫我牛皋，所以我用三根皮筋每环！不过代价也高，我的一把弹弓要用30根皮筋，市价三毛，可以买6根小豆冰棍了！没钱的孩子可以找来自行车的废旧里带，用剪刀绞成皮筋，这通常被人耻笑，如同你用木头的弓架一样。见过医院的听诊器吧，那种橡皮管子也能做弓弦，不过作出来很难看！

弹兜通常是皮子和皮革做的，有黑色和红色两种，绞成椭圆型，一边铰一个窟窿。我的都是从皮鞋厂附近的垃圾堆里拣的，如获至宝，可以和同学交换玻璃球洋画小豆冰棍方宝等等！……

不过，就刚勇的男孩子而言，斗鸡是课间首选的玩乐。斗鸡也叫“撞拐子”，是最能体现男儿气概的战斗了。斗鸡是采用金鸡独立式，一只脚盘起来，用手抓住脚脖子，膝盖就是打倒对手的利器。可以两人决斗，也可以分帮对垒，双脚接触地面为输。这个游戏很考验体力和平衡力。

孩子的想象力是无穷的，那个时代谁也不懂武术，甚至连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但一些孩子会突然跳起来，猛扑向对手的胸部，完成一个高难度的“飞膝”动作。“飞膝”原来是泰拳的杀手锏。

在分帮对垒中，身体好的孩子往往是大家争夺的筹码，他们必须以一当五，即使如此，胜利者一般都是拥有大个儿的一帮，很多个子小的，对手根本还没有触及到，就自动把腿放下来了。

现在有人模仿香港演员周星驰在《大话西游》中的著名台词说：“曾经有一个膝盖摆在我面前，可是我撞不倒他，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了。如果上天让我再来一次，我会选择从旁边痛下杀手。”这话令许多有斗鸡经历的人哈哈大笑后又禁不住潸然泪下。

1962年3月31日上海《青年报》：向爱好“斗鸡”游戏的朋友进一言。

近来，许多初中同学很爱玩“斗鸡”的游戏（玩这种游戏的人各自跷起一足，单足跳跃相互碰撞，碰撞时跷起的一足落地为输）。玩这种游戏，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选择不适当的场合、时间，在楼梯上或水门汀上大斗特斗；不注意安全和纪律，悄悄地偷撞别人，或故意撞在别人腰眼上，等等，往往容易发生伤害事故。这样不但对自己没有什么益处，还会影响他人身心健康。

玩“斗鸡”游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和纪律。

现在，这种游戏变成了体育项目，挑战赛还上了电视。

60年代的生活，艰苦在先，狂热在后，政治、革命，不断地干预人们的衣食住行。人民生活原地踏步，改善甚微。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陈煜编著 于光远总顾问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众多中外摄影家，拍摄了大量中国风光人文照片，我们编选成辑，仅作资料回顾，共忆那难忘的岁月，并向原摄影作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1969年的内蒙古，由中国摄影家朱宪民拍摄，大草原上，天空湛蓝，绿草青青，两位年轻的女民兵，手持钢枪，站在红旗下执勤，英姿飒爽。

1965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拍摄，一个男子抱着孩子，站着大幅画像下面，阳光照在孩子的脸上，已经睡着，时光飞逝，到今天照片中的孩子应该有五十六七岁了。

1965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拍摄，一辆蒸汽火车正在驶来，两旁的稻田，秧苗青青。

1966年11月的杭州，由外国摄影家Paolo Koch拍摄，在城内的河畔，一位拄着杖的爷爷，手里牵着孙儿，脸上是慈祥的笑容，穿的衣服还有着旧社会的影子。

1965年的南京，由外国摄影家Marie Mathelin拍摄，长江的岸边，传统的木帆船紧挨在一起，岸上的空地，堆放着往来的货物，画面右下角几个女社员正在洗菜。

1965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拍摄，一个托儿所内，女老师正在给孩子们读着书，坐在旁边的孩子们聚精会神听着，下方好几个孩子骑着童车，如今的他（她）们都已经60岁开外了。

1965年的北京，由外国摄影家拍摄，颐和园内，昆明湖上，荷叶一半青绿，一般枯萎，万寿山上的佛香阁静静屹立，前方可以看到一位游人在临水的石栏处坐着。

1965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Roger Whittaker拍摄，一处村镇内，人们都来到了路上，可能是看远方而来的外国访问团。

1966年期间的大庆，由中国摄影家张韫磊拍摄，铁人王进喜在一个集会中，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

1961年11月的香港，由外国摄影家PaulPopper拍摄，一群孩子在山上玩耍，从他们的衣装来看，家中条件并不算好，下方的窝棚大约就是他们的家。

1968的北京，由外国摄影家拍摄，北京新华印刷厂的两位女工，脸上露出笑意，正在检查刚刚印制完成的《毛选》合订本。

1961年的江苏靖江县，由中国摄影家朱俊杰拍摄，这是当年的五月期间，作者来到该县的季四生产队，看到一位体格健美的女生产队长正在麦场上劳动，精神饱满，极富江南农村女子吃苦耐劳的品质，便征得她的同意拍下了此照，时隔60年，如今的她年龄已是八旬老人了。

1965年的上海，由外国摄影家Marie Mathelin拍摄，夏日的外滩，蓝天白云下的黄浦江，江水清澈，防洪墙畔，一位小男孩的近影出现在照片中，依稀可见他正在吮吸着冰棒。

1960年的中国某地农村，由外国摄影家Paolo Koch拍摄，收获的时节，两位女社员正在石磙中揉摔着麦秸，金黄的谷子掉落在凹槽里，右边的年轻姑娘穿的裤子满是补丁。

1960年的江浙某地，由外国摄影家Roger Viollet拍摄，年老的爷爷一手拿着蒲扇环抱着孙儿，另一只手推着竹制童车，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意。

1965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拍摄，在一个院子里，花台后方竖起了大幅的宣传画，三个人站在一起留下了有着那个时代独特印记的合影。

1965年的台湾，由外国摄影家拍摄，这是在屏东的一处柏油公路上，两旁的田地有农人和耕牛在劳作，迎面的年轻人挑着收割后的作物走来。

1961年的山西某地，由外国摄影家拍摄，在一个工人大家庭里，父亲正陪着4个孩子看书，母亲在炕上织毛衣，旁边一个很小的孩子坐着旁边，墙上挂着好几张奖状，屋子虽小，却也收拾的整齐干净。

1965年的澳门，由外国摄影家拍摄，那时的澳门几乎保持着古朴的面貌，一位老人家走了过来，远处的女子穿着旗袍，旁边跟着一个小女孩。

1968年的吉林某地，由中国摄影家朱宪民拍摄，在一个农村生产队，正在进行年终结算，社员们辛苦了一年，所挣的工分被计算好，再张榜公布发放奖金，这是真正的收获，一位大叔手里点着几张大团结，喜笑颜开。

1966年的苏州，由外国摄影家Roger Whittaker拍摄，参加集会的红色卫兵们，高举着肖像牌，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1962年的浙江诸暨，由外国摄影家拍摄，美丽的山村田园中，社员们正在参加集体劳动，修建着水利堤坝，几头水牛行进在田埂上，在水田中留下了极美的倒影。

1960年期间的上海，由外国摄影家Jean-Philippe拍摄，城市的公园草地上，大人小孩各取其乐，最近处的几位男子在阳光下打着扑克牌。

1960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拍摄，这是街头的一处海报，描绘了大炼钢铁，为了解放对面的台湾岛而提供武器保障。

1960年代的北京，由外国摄影家拍摄，王府井大街的一处书店外，少年儿童们坐在荫凉处，看着心仪的连环画，门框上的告示写着：租书时间上午九点至下午八点。照片中那位最小的孩子，如今应该都年逾六旬了。

1966年的南京，由外国摄影家Paolo Koch拍摄，一位小女孩，举着红缨枪，刺向稻草人，稻草人的头部写有：“美国佬大坏蛋”的字样。

1961年的长春，由外国摄影家拍摄，这一年的5月17日，长春的一所幼儿园内，孩子们戴着墨镜，趴在垫子上晒着日光浴。

1965年的杭州，由外国摄影家Marie Mathelin拍摄，西湖的岸边，一艘游船正准备靠岸，船头船尾好像是两位女子在划着船。

1960年代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Mondadori拍摄，一位光着屁股的小男孩，站在街上的空地上，旁边都是晾晒着的煤球。

1965年的北京，由外国摄影家Marc Riboud拍摄，一处简易法庭内，审判长、书记员、两位陪审员一共四人坐在台上，一对中年夫妻坐在下方的凳子上，等候着离婚的判决。

1967年的苏州，由外国摄影家Paolo Koch拍摄，在大运河的一处岸边，一座老屋的外墙，刷满了石灰白墙，墙上写着各种的红色标语，这是当地的一所小学校，孩子们和老师排着队，站着门外，欢迎着远道而来的外国客人。

1962年的舟山群岛，由外国摄影家Keystone-France拍摄，在沈家门渔场，渔民们驾着各家的渔船，浩浩荡荡，开始了捕鱼季的作业。

1960年的上海，由外国摄影家Marie Mathelin拍摄，在一处老街巷中，居民们看到外国人的到来，全都围了过来看热闹，除了好奇，人们的脸上都是开心的笑容，右侧房子还有一个“中国人民银行”的指示路牌。

1960年代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Mondadori拍摄，一群孩子在路边的小人书摊，拿着喜欢的小人书，有的再挑选，有的在一起翻看，在炎热的夏季，右边三个小女孩竟然都打着赤膊，也许是怕热父母缺乏管教，或者是家庭条件不好导致衣服不多。

1966年的广州，由外国摄影家拍摄，大街上，一支队伍正在行进，前面的几人敲锣打鼓，后面的工人们几乎人人都举起了大旗。

1968年的吉林某地，由摄影家朱宪民拍摄，这是一群知识青年在“战天斗地、不怕天寒地冻”的号召下，参与了农田基本建设的任务，镜头中的女知青们，穿着厚厚的棉袄，精神饱满，从她们的脸庞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豪情壮志。

1960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拍摄，街头的墙壁，斜靠着一张准备悬挂的宣传画，上面是一位女子拉开窗帘，窗户外是晴朗的天空，床上的小女孩正在安睡，下方的宣传语是：“保卫和平生活，让孩子们幸福的成长”。

1960年代的北京郊区，摄影作者未知，来自北京的解放军战士，举着画像，扛着红旗，行进在麦田中，他们正准备支援农村，帮助社员们收割小麦。

1961年的香港，由外国摄影家PaulPopper拍摄，这是当年的11月，位于香港中环地区的一个商业街，右侧的中年男子挑着筐迎面走来，左边一位老妇人，打扮的很干练，边走边侧着头往旁边看过去。

1967年的山西某地，由外国摄影家拍摄，公社的社员们正在晒谷场上将晒好的小麦装袋，运往粮站，那个年代粮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极重要物资。

1965年期间的上海，由外国摄影家Marie Mathelin拍摄，苏州河上外白渡桥隐约可见，蓝天白云下的上海大厦高高矗立，五十六年过去，今日的上海，早已是摩天大厦的森林。

1960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记者拍摄，城市的大街上，几个小学生，抬着捡拾来的废铁，准备送往回收点，右边的小男孩手里还拿着玩具驳壳枪，如今的他们，应该都已年近七十了。

1966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Paolo Koch拍摄，山清水秀好风光，清澈河水静静流淌，一个社员撑着小舟，正在赶着一群鹅。

1966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记者拍摄，一位年轻的女投递员，推着自行车，早晨的阳光洒在她的脸庞，车前的邮包放满了即将投送的报纸信件，每当进入投送点，清脆的铃声想起，一定是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们最温暖的声音。

1960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Roger Viollet拍摄，在一处古老的牌坊下，一位慈祥的老婆婆和一个中年女子并肩走来，老人的小脚见证了新旧中国的变迁。

1967年的北京郊县，由外国摄影家sovfot拍摄，来自北京航空工程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们帮助社员们一起收割小麦。

1967年的深圳罗湖，由外国摄影家PaulPopper拍摄，这是当年11月的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边境，来往两地的旅客走在广九铁路的铁轨旁，前方的五星红旗正高高飘扬。

1960年期间的上海，由外国摄影家Jean-Philippe拍摄，刚刚解放十年多，这处上海的弄堂仍然和过去没什么区别，孩子们和家里的大人，正好奇地看着拍摄的外国人。

1965年的北京，由外国摄影家Frederic Lewis拍摄，在正阳门上，挂着红色的标语，近处停着成排的自行车，人们三三两两走在大街上。

1960年代的北京，由外国摄影家拍摄，在西北部的郊县农村，一处有着十一个人的大家庭里，屋外有五个人或站或坐，炎热的天气下，女主人都没有穿上衣，一家人的脸上都是乐观的笑容。

1960年代的上海，由外国摄影家Marie Mathelin拍摄，街道旁，一群孩子好奇看着给她们拍照的外国人，左边的一位母亲抱着年幼的孩子，脸上笑意盈盈。

1961年的北京，由外国摄影家Keystone-France拍摄，在一处展览馆内，孩子们围住一个巨大的机器人，可能机器人正在摇动着手臂，充满科技感的庞然大物引得大家鼓掌欢呼。

1967年的西安，由摄影家刘一拍摄，在西安的城楼前，楼上贴满了标语，道路上的人们如潮涌，红旗招展的队伍行进着，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特殊历史。

1965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Roger Whittaker拍摄，一位父亲坐在老式的架子床边，手里搂着三个孩子，看样子是曾经的贫农，分到了地主家的房子和家具，照片中的孩子如今都年逾六旬了。

1966年的中国某地，由摄影家唐大柏拍摄，在一处学校里，楼梯上贴满了大字报，懵懵懂懂的孩子们并不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只是看着照相机，有的是好奇，有的则是开心的笑着。

1960年的杭州，由外国摄影家Roger Viollet拍摄，好像是在一个农具加工厂，一位男子推着一个小车，上方是一个木桶，两侧的铁管各自分布着四个喷口，正在喷洒着水，桶的边缘写着施肥车的字样，可能是在菜地田垄之间推行，刚好浇灌着两边的菜地。

1960年代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Mondadori拍摄，一处家属院的空地上，母亲在后面推着童车，车里坐着最小的孩子，前面是大姐姐拉着，旁边的小哥哥扶着车栏杆，此般场景，一定勾起了很多中老年读者朋友的童年回忆。

1960年代的北京，由外国摄影家Jean-Philippe拍摄，街道上的一处店铺前，悬挂了大幅的宣传布，上面的内容是献机卫国和炮打美帝的内容，左边的小女孩身后是“票价幼童五分”的字样，看样子这是一个马戏团的表演。

1966年的南京，由外国摄影家Paolo Koch拍摄，小学校的操场内，老师正在组织几个小学生开展活动，只见孩子们每人手里拿着木制玩具步枪，向椅子上的美帝头像刺去。

1967年的西藏，由外国摄影家拍摄，这是当年的10月3日，外国记者在中国和印度边境线上，看到了我方一侧的边防指战员在侦察敌情，照片中的我人民解放军站姿如松，神情极为威武，藐视敌人的气概展露无遗。

1965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Roger Whittaker拍摄，在一处农村的空地上，社员们围在了一起，像是在举行什么活动，一位年轻的妈妈抱着她的女儿在镜头前，阳光普照之下，风很大，吹乱了她们的头发。

1962年的南京，由外国摄影人拍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女主人坐在靠椅上，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橱柜里的唱片机和收音机都是南京生产的熊猫牌。

1964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人拍摄，打谷场上，社员们分工协作，有的在脱粒机旁脱粒，有的在清理秸秆，有的将谷子装入筐内和麻袋中，热火朝天的氛围，满满的是丰收的喜悦。

1967年的北京，由外国摄影人拍摄，在一家工厂内，工人们团团坐在一起，大家拿起了最新的人民日报，在进行批判修正主义的学习活动。

1965年的hongkong，由外国摄影家Marie Mathelin拍摄，简易的窝棚是各种水果的摊点，人们的衣服较为新潮，右边的小女孩穿着黄色的连衣裙，和旁边的小男孩一样，肩上夹抱着食品，手里还吃着零食。

1967年的青海农村，由外国摄影人拍摄，麦田里的麦浪起伏，正是收获的时节，那时候为了促进农业生产，国家开展了部队和城市单位支农的活动，照片里正在收割麦子的劳动者好些都戴着军帽穿着军装。

1963年的西藏边境，由外国摄影人拍摄，在1962年开展的自卫反击战中，我们人民解放军狠狠打击了狂妄的南亚某大国，这是我军胜利后，将缴获的武器登记造册移交给失败的侵略者。

1966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Paolo Koch拍摄，两个农村的小女孩打着赤脚，走在水泥路上，左边的孩子还戴着竹笠帽，后方的房屋造型奇特，可能是在南方沿海某地，墙上的标语写着：“除四害、讲卫生，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内容。

1960年的衡阳，由外国摄影人拍摄，照片中是大浦公社的切菜机演示现场，聪明的劳动人民，为了改进手工切菜的弊端，发明了三用的切菜机，来此取经学习的人们围在一旁，认真看着白大褂女子的操作。

1960年代的上海，由外国摄影人拍摄，1961年12月，位于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在充满智慧的新中国科技人员带领下，成功建成国内第一台12000吨水压机，为此后我国的重型机械工业制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照片中的水压机正在压制一块通红的巨大铁块。

1960年代的北京，由外国摄影家Mondadori拍摄，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十年左右，大街上除了骑自行车和走路的行人，还有一帮大爷大妈坐在马路牙子上，左边的一位奶奶抱着孙子，旁边另外一位老人家拄着拐杖走来，两人裹过足的小脚特别显眼，街道中心的交通岗亭站在一位白色上装的交通公安，旁边一辆电车驶过，如今已隔六十载，照片中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再，只能在照片中永恒。

1965年的杭州，由外国摄影人Marie Mathelin拍摄，在杭州郊外的一处农村，村子里的巷子并未见到社员往来，右边的房屋土墙上的石灰已经斑驳，红色的标语依稀为：生产大跃进、水稻三千斤的字样。

1967年的北京，由外国摄影家拍摄，在颐和园的昆明湖上，很多人都在水里奋力游泳，一块巨大的标语安放在湖中，上面的内容是：永远跟着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1960年代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拍摄，在北方的一个农村，夏日时分，一家五口人站在屋前拍了一张合影，男主人打着赤膊，穿着解放鞋，站姿笔直，精神抖擞，看样子像是从部队退伍回乡，女主人旁边的大女儿则戴着红领巾，儿子手里拿着东西，小女儿捧着大碗正在吃饭，后面的老屋门楣上贴着“勤俭建国”的对联横批。

1960年代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拍摄，两个可爱的小女孩站在一起，左边的孩子正悄悄说着话，右边的女孩咧着嘴，开心的笑着，希望她们能看到自己童年的这张照片。

1960年代的广州，由外国摄影家拍摄，在宾馆的楼上，拍摄者看到几支队伍正行进在大街上，最前方是巨大的红旗，上方依稀写着“高举伟大红旗”的字样，后方则跟着排列整齐的红旗和宣传牌。

1967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拍摄，从层层叠叠的梯田来看，照片应该是在北方的农村所拍，几个女社员结伴走来，后方跟着其他社员牵着牛，右边的标语上写着语录，内容是：有组织地调动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基本任务。

1960年代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家拍摄，在一座大城市的百货公司里，各种各样的商品分布在不同的柜台，酒类、蜜饯糖果、暖水瓶、化妆品应有尽有，从照片中看，远处人围得最多的是烟酒柜台。

1963年的中国边境，由外国摄影家拍摄，这是1962年南亚大国挑衅发起战争，被我们沉重打击，这是被俘的印方士兵，在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下，欢欣鼓舞地奏乐唱起歌来。

1969年的吉林，由中国摄影家朱宪民拍摄，在一处农村的供销社内，柜台旁一位男社员，戴着皮帽子，穿着皮袄，手里正拿着一个时钟，和售货员笑容满面地交谈着，旁边的一个戴着红毛线帽子小女孩可能是他的女儿。

1965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人拍摄，这是一处小学校的课堂，女老师站在讲台上读着语文课文，黑板上写着“蔬果、施肥、收获”的内容，上方悬挂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标语，孩子们正在聚精会神听着课，五十七年的时光过去，如今的他们都已经年逾六旬。

1965年的上海，由外国摄影人Marie Mathelin拍摄，在上海的一处大街转角，临街商店上写着“公私合营瑞丰南货”的门匾，最前面的三轮车上，两个孩子正在吃着西瓜，其他的顾客则在里面买着东西。

1966年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人Holmes-Lebel拍摄，在炎热的天气里，正是小麦收获的时候，麦田里的社员们劳作着，左边的男社员背上晒的黝黑，他正弯下腰割着麦子。

1961年左右的中国某地，由外国摄影人Mondadori拍摄，在城市的街道宣传栏上，镶嵌着《红鹰》、《红色娘子军》、《暴风骤雨》的电影海报，一位小女孩歪着头边走边看。

1966年的北京，由外国摄影人Paolo Koch拍摄，在一处胡同的巷子里，旁边的房子墙上贴满了画报内容，大人和小孩纷纷观看。

1960年的杭州，由外国摄影人Roger Viollet拍摄，两个少年打着赤脚，抬着一只大水桶，水桶上写着虎跑两字，大约是在虎跑泉附近，右边的男孩上衣早已被水洗败了色，其坚毅的目光显露出那个年代的精气神。如今的他们应该已年近八十了。

1968年的黑龙江，由中国摄影家翁乃强拍摄，在肥沃的北大荒，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照片中是他们正在黑土地上搭建着房屋，在这里挥洒着青春的汗水，度过那段难忘的岁月。

1963年的西南边境，由外国摄影人拍摄，这是当年的3月，被俘的印军士兵，得到我们精心的照顾，他们戴着和解放军一样的帽子，穿着同样的棉服，正在下着国际象棋，脸上并不见多少愁容。

1961年的hongkong，由外国摄影人PaulPopper拍摄，在11月的秋天，气候还是有些炎热，这座高层公寓楼上，各家的面积并不大，露台上晒满了衣物，不少住户的大人和小孩都在阳台上看着外面。

“大头娃娃舞”是北方的舞蹈形式。1966年5月1日的这个时候，正是满城政治风雨。再过几个月，“大头娃娃舞”就会成为“四旧”的象征从舞台上绝迹。

这张照片里演出的是腰鼓，而且是技巧性的跳步跃起从胯下击打中的一个瞬间。1966年5月1日，下雨了。那天一群学生到景山公园准备为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表演，结果正午前有一场雨，把大家的衣裳都淋湿了，后来就说外宾不来了。 

仍是1966年5月1日，照片拍摄地点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当年最时兴的是为毛泽东诗谱曲的《为女民兵题照》，“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为此的谱曲多为进行曲式，照片中的年轻女子，肩上扛着枪，扎着腰带，在行进的节奏中做若干动作和队形的变换。 

照片上表现的是女民兵舞蹈。 

这年10月1日的接见是与国庆游行结合在一起的。这张是国庆游行的场景。这个位置大约在正义路往东。从人影判阳光入射角度，时间已经在正午以后。

这条马路上有无轨电车线路，估计是当时纺织工厂集中的东郊一带，当年这里有12路电车。坐在地上的部队人员中有两个兵种，靠马路的两列是陆军，区别在他们的军绿色帽子。人员多的这批是空军，区别在蓝色军裤，而且他们都是草绿色斜纹布军装。

1966年10月1日游行场景之一。

1967年初，由于上一年夏秋之际北京的接见和全国的“大串联”，全中国的青年学生都拥挤到了首都，造成全国铁路系统和北京社会秩序的大混乱。 

1967年7月16日，颐和园举行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活动。

1967年2月1日到5日，群众陆续到法国驻华使馆门前示威游行。

1967年初秋，南京“国营第某食品商店”门口，一队举着红旗、抬着毛主席像的人。

1967年的时候，北京鼓楼大街依然是个繁华所在。当年北京的公共汽车不算很多，图上红色公交即为“5路”，从鼓楼下发车南至前门；图上可见无轨电车吊线，为其时的“7路无轨”，从动物园通往东直门，是1958年替代了有轨电车开行的。 

1966年，索朗日·布朗去了一趟大同，从图中人们的装束看时间应该在春季5月前后。

这张照片也拍自山西大同。从中可以看出，摄影师本能中有一种对“人”的特殊关注。一个刚到中国不久的法国女孩，对异域的“人”充满了好奇。

这张照片拍自南京，照片上可以看到白纸黑字的大字报。

1967年初秋，苏州。

随处可见的标语、主席像、毛主席语录，这张照片是苏州的杂货店。 

南京，暖暖的阳光，街边搭起的台子旁是老人与孩子的天地。摄影师的注意点是墙上的那张毛主席像。如今年逾六十的索朗日·布朗曾对记者说：“（我）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心，并试著去明白……不懂中国话让我无法与这个民族对话……”  

来源：搜狐读书 腾讯视频、图游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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