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中国这边有一些人夏天游泳，划小船渡过黑龙江，冬天则直接从江上进入苏联境内，那时当然不会是为打工挣钱非法过境，所以中国当局称他们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在国内受到迫害，走投无路跑过江去的一些党政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在文革初期较多。有些人过去就和苏联人有交往或有亲戚血缘关系。其中有几个人被苏联派回来后，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还得到“宽大处理”，再任某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家说他可能是假叛逃。

因经济问题，男女问题受到审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动而逃入苏联。我生产队里有一个会计受到口头审查的第二天，便游泳跑到了对岸苏联兵营里去了。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也因调查说他强奸过当地的一个弱智女孩、还调戏过上海女知青(不过是摸了几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赶上了风头，在全队大会上由派出所长当场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县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队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长是有妇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还未查到他头上，就带着那个女知青从冬天的江面上走过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过江去的。我县某公社一个上海知青在叛逃前，为带点见面礼给苏联人，学着小人书上八路军武工队打日本鬼子伪军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之际，到民兵连的武器库把十几支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枪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进来的一个知青排长发现。这个叛逃者丧心病狂开枪把那个知青打死扔进屋内菜窖，自己则从容不迫地带着一堆枪拴和二支冲锋枪跑过了江，声称打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干部，为苏联立了大功。苏联军人问他为什么要到苏联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的生活过的比我们好。听说你们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女人有女人。”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苏军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后，把他和苏联的一帮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年多后，中方向苏联要求送还另一刑事犯时，苏联人便把他蒙上眼塞进汽车在江面上送还给中国。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当然是死刑。枪毙前，他的临终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会有几个身分暴露了的苏联克格勃(KGB)的长期潜伏特务。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队长可能就是因为被我们“高度警惕”的知青发现后才不得不跑过江去的。

知青们站岗巡逻是为了防备苏军的突然袭击，特务的潜入和内奸的外逃，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可疑现象。有时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企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虽然后来上级有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后不必再劳民伤财搞埋伏了。尽管至今我还没有搞明白这些个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我相信这必是苏联特工和军事人员的杰作。

我们几百号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除了保卫边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荒种地，劳动生产。那年秋天，开荒时在林子里挖出了一个铁盒，里面有几十发用油纸包好的苏制手枪子弹，马上报告了队里和上级领导，包括那个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同姓同名的大队长。上级当然要派人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苏修特务”。把队里几个坏份子(给日本鬼子跑过腿，当过伪警察，土匪的人)批斗一番，把所有可怀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后，谁都不承认子弹是自己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后来知青又在江边柳毛丛里发现有吃剩下的苏联面包时，更确信在我们生产队里有“苏修潜伏特务”，晚上巡逻放哨时警惕性就更高了。我们发现身为大队长的吴法宪虽然身先士卒，冬天还经常住在江边生产队的打麦场附近的地营子内搭个铺睡觉，看守场院上的麦子和黄豆，但有一两次我们半夜巡逻也躲进地营子取暖时，他却不在，回来后又唬我们说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几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里光着屁股蹲个一小时的？几个知青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也没对当地任何领导讲。

有一天深夜换岗时，上一班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岗的男知青反映，刚才发现吴大队长鬼鬼祟祟地从江边回来，手里还拿着个桶，上去一询问，大队长说拿了点新麦子回家做馒头，女知青批评他偷生产队的财产，他说我一会儿就送回去，便急冲冲地回家了。男知青们问女知青翻过那个桶的麦子没有，说不定他和苏联人刚接过头，里面藏着手枪和电台呢。女知青说我们怎么能搜贫下中农的身呢。商量后，三个男知青们便去江边巡逻，顺便检查一下那个地营子；三个女知青则埋伏在大队长家周围监视动静。大约一个小时后，大队长从家里出来了，马上就发现有人在尾随跟踪他，不一会儿就把那三个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们汇合后，在村里和江边兜了两圈，也没见到大队长踪影，敲开大队长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听见对岸苏军兵营里有汽车动静时，知青们才醒悟到大队长可能是抛下妻小跑过江去了。跑到江边一看，果然有一行脚印直往对岸行去。天亮以后，对岸苏联兵营里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把吴大队长接走了。大多数老乡不相信吴大队长是特务，认为知青小题大作，为一桶麦子把个人给吓过江去了。当然也有老乡说，吴大队长常常是自告奋勇每年冬天一个人晚上看守场院，有时无意中也讲过苏联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们好，说不定给苏联人绑架过放回来或者自己早就经常偷越国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但谁也不敢揭发。知青们则后悔莫及，一个活生生的特务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知青下乡插队时大多才十六、七岁。据一些跑过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中国的人讲，他们在苏联时曾经见到过我生产队的那个吴法宪，他好像成了苏联克格勃的官员，专门管理并审问抓来和逃过来的中国人。

叛逃者过江后，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常在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后被遣送回中国。我生产队一个贫下中农的十五岁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赌气就游过江去了。家里找寻了一阵，没见踪影，还以为在森林里迷路给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个月后，苏联人主动在定期会晤把这小孩交还给中方人员，倒让他父母大吃一惊。有些跑过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难，不愿搞背叛祖国的活动，苏联人便把他们集中在某一集体农庄生活劳动，每月还给点零花钱。苏联情报机关还对一些中国叛逃者进行短期特务训练，让他们多次潜回中国收集情报，广种薄收，同时也是对这些人进行考验。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公社有个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进黑河县医院，请火速派人来领回。公社领导大吃一惊，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办妥手续回父亲老家浙江了，怎么还会在黑龙江？经审问才知道，他去年离开公社后根本就没去浙江，而是悄悄地从江上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见他所持边境居民身份证还在有效期内，便让他去东北某市取份情报，有人还在北京颐和园碰见过他。他取完情报想再从黑河附近走过江回苏联时，晚上在旅馆因发高烧昏迷不醒，被人送进医院，并根据他身上居民证和我公社联系后才真相大白。此人当时被判了十年刑。

受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来黑龙江边境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不少是自愿报名的，他们渴望在边境的艰苦锻炼和血汗洗礼中，让自己也成为和父辈那样的英雄人物。哪里的活最艰苦，哪里的任务最危险，他们就自告奋勇地冲在前面，他们的许多人逐渐取代了当地老乡，成为生产劳动和保卫边疆的最有生气的主力军。当地的领导也乐意把最艰苦的任务譬如修路，盖桥，建水库等等交给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时向知青们悄悄地走来。

知青们不仅在黑龙江省留下了丰硕的劳动果实，有时在那里也会留下鲜血甚至生命。

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里修那条战备公路来讲，就有三四个十七八岁的知青被炸山飞来的石头打得脑袋开花，被砍倒的大树压得血肉模糊，长眠在林中。当时大家只想赶进度，比速度，也不重视安全保护，加之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级只是给各个生产队派任务，就是崩山炸石头这种人命关天的活也是听任各队自行其事，整个工地现场缺乏统筹管理，险象横生。点火之后，大家就数炮的响声来判定是否有哑炮，如果这时其他生产队人员也在崩山的话，爆炸声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数错。你认为自己队的炮全响过了，其实还有没响过的炮，等你一走进工作现场，最后一炮刚好炸响，大小石头如雨点般似地扑天盖地飞来，你又忘记戴好安全帽，那就惨了，轻者伤筋断骨，重者一命呜呼。有时其他生产队崩山的石头也会飞到我们躲避的安全地带，这可谓是飞来横祸。我队有位知青，从小弹的一手好钢琴，文革前在市里的少年钢琴比赛中还得过名次，刚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颗飞来的小石子打断了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1973年落实知青政策时虽说是以此伤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无法重续他成名成家的旧梦。

现在的年轻人来到国外，虽然也有各种非正常伤亡，车祸，疾病，自杀等等，但那时有些知青的非正常伤亡有时更带有一种英雄主义和悲剧的成份。

还在1969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宣传过一个在黑龙江插队的叫金训华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委员，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工矿，自己却主动报名去边疆，号称“一生交给党安排”，结果在黑龙江倒开江发大水的时候，为了捞回队里几根漂走的圆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这种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牺牲，当时却被当局大肆渲染成为一种英雄行为，要大家学习。那个时代在黑龙江锻炼过的许多知青，在潜意识中或许确实存在著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先人后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有年冬天和大家坐卡车去林区伐木，卡车翻到路边，把他摔昏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同志们怎么样了”，和报纸电影中英雄的口气如出一辄，周围的人调侃他，“怎么样了？还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尴尬。其实他不一定是装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点。我队有位知青回沪顶替父亲，在远洋轮上当了海员，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机舱里两次发生火事，他勇敢地冲入火中，关掉了阀门，虽说受了烧伤，却为扑灭火事立了大功。谁知回来后，有位局领导在找他谈话时，不怀好意地问他，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别人不敢冲上去，只有你不怕死，你有没有什么个人动机。因为一时找不到火事的发生原因，他竟被怀疑了好长时间，直到三个月后部里的调查组下来排除了他纵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才被恢复了原来的二管轮的职务，得到通报表扬。

在我八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队玩，那里有不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已经熟悉的朋友们，其中就有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时间长了大名倒没人叫了。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一带的小石匠，十五岁时和二哥一齐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赶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还可以到城里去做官。二哥一听，想想与其天天给人干活还吃不饱饭，不如去当兵闯一闯，反正家里有大哥孝敬老娘。于是便扔下手里的工具，带著弟弟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子弹，还生了一身癞皮疮，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长得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于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队医院工作，和院里的女护士结了婚。后来转到华东野战军，是华野第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了上海后，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有一年回山西老家给老娘扫墓时，才知道村里出来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二十来个人，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还当上了官，其余人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死了。不禁感慨万分，老拿这事教育我们这些小孩不要忘本，还把四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兵。

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中学毕业面临上山下乡，小五子妈想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和苏联人打仗打死，咱们还有四个儿子呢。于是他找到学校革委会的领导，要求让小五子去边疆最前线去插队。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71年秋天寄来一首水调歌头词，“清光一万里，云港蔽星舟。阅尽秋色，灯火圈圆唯神州。列宁故土沦陷，红河子孙离散，问君知几秋？倍思手足亲，何己醉温柔？?涛声息，风行疾，披莹霜，跃步飞升，欲攀天缆操天舟，登峰枪挑纸虎，下海缨缚叛蝤，佳节共环球。有血便无泪，断头不低头”。小五子也回了几首诗，我还记得其中好几句，“远瞻芦荡军，白发欺黄忠，更兼兄弟辈，纵横皆英雄。依呀黄口儿，犹唱红灯颂。随征已三载，帐前无寸功。未继登山止，得展壁辉宏。吾亦将门子，何独怯青峰。千文能奋笔，点谋不存胸。白食千家米，赭颜顾江东，思绝冲冠起，提酒掩倥惚”。但是中苏边境尽管紧张，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己垢”的实际行动，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干活从不肯落在别人后面。

有次当地的老乡对我们一部份知青和他们拿一样多的工分不满，提出要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干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一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和几名男女知青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因为来插队的知青人数要比当地老乡还要多，所以盖了几排象兵营那样的长房子，一排房子里又有好几个大房间，门是分别开的。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分上下铺睡，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

忽然隔壁连部里“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著。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然后又缩了回去，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边，帮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李金锁，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来他们是没有抓到那个肇事的当地民兵排长。小五子张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我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作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十一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我们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著我们，谁都否认知道李金锁的下落。

晚上十二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从江上赶来了。这时在生产队领导和当地老乡的保护下，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著的李金锁戴上手拷，并保护他免受愤怒的知青的痛打。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我们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他妈从上海赶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小五子妈过去在部队医院给不少伤员送过葬，这次面对最疼爱的小儿子的死，表现得非常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县委书记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分，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李金锁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妈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感动得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开始几年，还经常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没发生这回事。

1978年夏天，我回黑龙江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了我，她伤心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临死前那平静安祥的神态，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里，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尽光，只有小五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