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亲路上——护送精神病女知青

一九六九年3月，我们下乡分在景洪农场十分场二队。

分场离景洪36公里，是一个新建农场，人员主要来自北京、上海、重庆、昆明，四个大城市的知青和一些早年支边的老工人，还有少数复转军人，生产任务是种橡胶。

一九七零年初，农场改为兵团以后，调了部份现役军人到各个连队，实行了半军事化管理。当时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每天除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外，晚上还有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开不完的各种批判会，加之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每天都感觉是在受煎熬。

我们农场出了很多的知名人物，比如当今大导演陈凯歌，顶级手风琴演奏大师杨铁刚。以及专家教授、学者等。但我今天要讲述的是一个悲剧人物，她是我们分场的北京女知青小薇（化名）：我和她的一段难忘的经历。

一九七二年12月，连队批准我探亲，假期15天，接到通知，我高高兴兴，急冲冲的到营部人事处找徐参谋开边境通行证，在办公室碰到了三连的小蓉（化名），她也是我们昆三中知青，只是同校不同班，她也要探亲。徐参谋为我俩开好通行证以后说：“小红，小蓉，交个任务给你们，你们明天上昆明，顺便把小薇送到昆明安宁精神病院去，她近来又犯病了。”

我俩一听愣住了。小薇是一九六九年4月从北京来到我们分场五连的，到农场没多长时间，我们就听营里的人说，她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原因是她的父母是高干、职务很高，当时正下放劳动，她来农场以后，写了一些反动日记，在日记中说了一些对现时不满的话。

不知怎么她的日记被连队发现了，逐级上报。有一天，团部在景洪嗄洒召开批斗大会。我所在的连队还派了几个老工人参加会议，老工人开会回来讲给我们听，那天在大会现场，小薇被带上台去，胸前挂着黑牌，上面写着“反革命分子某某”，脸被抹了墨汁，她和另外几个受批判的人跪在台上，她呢，像个小孩一样不知是啥回事，手不停的撕黑牌上的纸玩，这时一个老职工跳上台去，说她态度不端正，啪啪两耳光，顿时血就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台下的人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

批判会结束后没多久，小薇就疯了。长时间不说一句话，每天呆呆的坐着，最后连日常生活都不能自理了。当时景洪没有精神病院，农场将她送到昆明治疗了一段时间，就接回农场，偶尔，我们去营部开会或是看电影还见到她。这次是第二次送她上昆明。

徐参谋带我们去到营部小河边一间孤零零的茅草房，推开门，只见小薇呆呆的坐在床边，蓬头垢面，脸被脏兮兮的头发遮住大半，衣服、裤子油亮亮的，身上发出一股臭味。见到我们，她惊恐的站起来，徐参谋和蔼地对她说：“这是小红、小蓉，明天她们送你去昆明看病，医好病你就可以象她们一样劳动、学习，去北京探亲了。”小薇呢，脸上没有表情。

我问徐参谋，她会打人吗？她这样高，万一她打人，我和小蓉怎么办？她这么脏，怎么去昆明？徐参谋似乎是看出我们不想送她，就说：“别怕，我会交待她听你们的话。另外你们帮她打扫一下卫生，我去找套衣服。”说着就出去了。

说真心话，我们真的不愿意送她，可徐参谋是领导，在农场领导的话就是命令，不能违抗。再看看小薇，良心上有些不忍，大家都是知青，我们不帮她，谁帮她呢？

我俩打来水帮她洗了头，洗了脸，找来剪刀，帮她剪了个短发。徐参谋找来一件旧的对襟花棉衣和一条劳动布裤子，我们帮她换上，经过打理，小薇像换了一个人，我细细的看看她，皮肤白白的，两只眼睛圆圆的，五官很端正，蛮秀气的。心中想但愿这一次能治好她的病，让她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该多好啊。

从她屋里出来，徐参谋说：“小红，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事交待你。”在办公室，徐参谋拿出一大摞钱和粮票，说这是800元钱和300斤粮票，是她的住院费和口粮，你要装好，路远，为了你的安全，不能告诉任何人。我看着徐参谋一脸严肃的样子，又看看那些钱和粮票，说真话，我从生下来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和粮票，不免有些害怕。就问徐参谋为什么不从邮局寄，他说这是医院规定，只收现金和粮票。我拿着这些钱、粮，像抱着一个炸药包一样回到连队，把它藏在被子里，等到晚上吹了熄灯哨，大家睡了以后我才打着手电筒，悄悄的把钱逢在棉衣里层。

第二天，我和小蓉，带着小薇去营部机务队搭拖拉机到景洪。刚上车又遇见小蓉她们连的另一个女同学小琼。她也要去探亲，于是我们就结伴一起走。到了景洪，我们一行4人直奔长途汽车站买票，售票员一看我们带着一个疯子，不卖票给我们，原因是长途客车，车上要坐四十人，万一在路上她闹起来，他们负不起责。我们一听傻眼了，不准乘车，我们怎么回昆明？任凭我们怎样解释，售票员根本不理。没办法，我们只好拉着小薇从客运站出来，刚走到景洪百货大楼旁边。一辆大货车停下来，驾驶员伸出头来喊着我的名字。我一看，是我家邻居阿贵，我高兴的问他怎么会在这儿，他说他来景洪拉木材上昆明。问我上哪儿，我说回昆明探亲，营里领导安排我们顺便送小薇看病，可人家不卖票给我们，走不了。阿贵听后说：“坐我的车吧，只是我的驾驶室已经有两个人了。你们只能坐在车兜上。我们一听高兴极了，我说没关系，坐那儿都行，只要能到昆明。中午我们在一个食馆里买米干（卷粉）吃，小薇她在车兜里，我帮她买了一碗，端到车上给她吃，我和阿贵在车下说话，阿贵问我她怎么疯了，我把她大体的情况讲给阿贵听，又讲了开批斗会的事，阿贵说，她真可怜。这时我俩不由而同的往车箱看了一下，没想到小薇手端着米干，一口没吃，在听我和阿贵说话，两行眼泪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我们被她的举动惊呆了，我的第一反映是她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后来才知道精神病会有阶段性清醒的病理现象）。看她这样，我和阿贵约好，不能告诉其他人，怕万一被传出去，她的后果会更惨。

车子开动了，我们坐在高高的木头上，车一开，风吹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风又冷，我们个个都穿得单薄，冷得直哆嗦，但又想坚持几天就到家了，心情一好，自然就觉得暖和一些了。

在途中发生了几件事，让我终身难忘。第一件，车在思茅时，我看到一个食馆在卖馒头，就跳下车去买了几个，小薇一见，不等我爬上车远远的就伸下手来接住，一只手拿一个。狼吞虎咽般地吃起来。可能是她到版纳三年都没有吃过馒头，吃完两个，我又递给她一个，她又吃了。虽然她不说一句话，从表情上看，她很感激我，我们几个看看她那样吃，心里挺难过的，他们北京人千里迢迢来到云南，吃个馒头都是一种奢望，像她这样遭遇的人就更难了，如果在家中，那可是家中的宝贝啊，要是她妈妈见到她现在这个样子，该有多么伤心啊。

第二件事，阿贵考虑到我们几个坐在车兜里，太辛苦就抓紧时间赶路，当晚赶到墨江，要在平时，从景洪到墨江要开2天的时间。路上，小薇睡着了，我们在电影院旁边找到一个旅馆，阿贵和坐在驾驶室的老张去登记，我叫小薇下车，可能是她冻得太僵了，无论我怎么哄她劝她，她就是不下车。没办法，我就叫小蓉和小琼在车下接她，我把她抱了从车箱边放下来，谁知小薇个子高，小蓉、小琼个子小，我一放手，她俩接不住，三个人一起摔倒在地上。小薇这下发怒了，睡在地上不起来。刚巧电影院散场，看电影的人出来，看到她睡在地上，大家都围上来看热闹，人越围越多，那场面真是尴尬，还好阿贵和老张及时出来，我们几个人才把她抬进旅馆房间里，小薇坐在凳子上，样子很生气，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腮帮鼓鼓的，样子很吓人。我给她倒了杯水，拿了几块饼干，告诉她吃点东西好睡觉，谁知她抓起饼干，啪的摔在地上，匍伏在桌子上大哭起来，把我们三个人吓懵了，静静的看着她哭，可能她是借这个机会，把她长期的愤怒发泄出来吧。她哭了好一阵止住了，我对她说：小薇，我们知道你心中不痛快，一路辛苦，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萍水相逢，大家都是知青，要互相体谅。她渐渐冷静下来了，眼神也温和了，坐了一会，倒在床上睡过去了。那知夜里，她尿床了，穿着的唯一条裤子全湿了。我们又没有多余的裤子，天又那么冷，怎么办呢？我只好悄悄把旅馆的枕巾扯下来，让她盖在脚上，哪怕能为她挡一丝风也是好的。事后我总觉得对不起旅馆服务员。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丢条枕巾是要受批评的。

第三件事，我们遇到了一个好人。车子经过磨黑镇时，有一个男同志大约三十岁样子，昆明人，他到磨黑办事，要赶回昆明，班车没有了，就求阿贵带他回昆明，阿贵同意了，他就跟我们坐在车兜里，一路上呢还多了一个说话的人。车到玉溪，阿贵去加水，我们全部人爬下车来活动冻僵的肢体。有一辆大车也在加水，那辆车驾驶员问阿贵，是不是上昆明。阿贵说，是。他又问怎么车上坐这么多人，阿贵说赶路。这个驾驶员就对着我们几个说，车箱上太冷了，来两个坐我的驾驶室吧，话刚说完，搭车人和小薇两人就爬上他的驾驶室去了。我一看不行，小薇怎么能单独去坐别人的车呢，但是任凭我怎么叫她，拉她，她就是死死拉住扶手，不肯下来，可能是她一直都是穿着湿裤子，太冷了吧，搭车人看她实在不下车，就说让她坐吧，我也到昆明，我就听了搭车人的话，让她坐了，走了一段路后，阿贵超车了。把那辆车拉在后面。车到了昆明东站凉亭大坡那儿，阿贵停车，让我们三个下车，他告诉我他要赶着去下木料，让我们在路边等后边的车。这时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洒在脸上湿湿的，冰凉冰凉。路边小草都是被一层冰盖着，我们三个站在路边，等啊，等啊，又冷，又饿，又渴。缩在一起，眼巴巴的看着每一辆进城的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心里很后悔，心想不该听搭车人的话，万一把小薇弄丢了，可怎么办？我们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大约等了2个小时，终于看到小薇他们的车开来了，搭车人远远的就向我们招手，车停稳以后，那个驾驶员问，你们谁是送疯子的，我和小蓉回答后，驾驶员说，现在夜深了，我直接送你们三个到安宁，他又对搭车人和小琼说你们自己回家吧。搭车人马上说：“师傅，你就送送我回家吧，我家在穿心古楼，半夜三更的，我们怎么走得回去。”驾驶员极不耐烦地答应了，我们赶快爬上车。本来搭车人是坐驾驶室的，但是他也跟着我们爬上车来，车开动以后，搭车人告诉我们，他和小薇上了这辆车以后，驾驶员以为他是送疯子的，问他带了多少钱和粮票，那知搭车人告诉驾驶员他不是送疯子，送疯子的是我们三个小姑娘。驾驶员马上就火了，开始骂他，说要把他赶下车去，又说他累了，要休息等等。搭车人只好向他说好话。谁知走了一段路，车又坏了，搭车人帮着他修车，车修好才慢慢的开到凉亭。搭车人还说我看驾驶员有些不可靠，他要送你们三个去安宁，这大黑天的，不知安的什么心。我们一听，真是吓坏了。车到穿心古楼以后，搭车人下车，我们也飞快爬下车来。我爬上驾驶室，也不知哪来的力气，一把就将小薇拉下车来，驾驶员一看急了，问我们怎么不去安宁了。我说天晚了，明天再去，谢谢你了，边说边拉着小薇就走。驾驶员突然破口大骂，说我们没良心，是些贱人，骂声中还夹杂着脏话。搭车人递了个眼色给我们，让我们快走，他在劝说驾驶员，故意拖延时间，我们走了很远还听见驾驶员在骂搭车人……。搭车人真是个好人啊。可以说是他让我们避免了危险。遗憾的是我们连说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

下车后，我们四个人像流浪人，漫无边际地走在冰冷的大街上，心中一片茫然。还是小琼说我奶奶家住在南华街，一楼有间厨房，去那里坐到天亮再说吧，于是我们去了她奶奶家，等到了天亮。

天亮以后，我和小蓉告别了小琼，拉着小薇，去南太桥短途客运站坐班车到安宁，我又怕人家不买票，叫她俩远远的躲在车后面，我去买票，总算顺利的上了车。当坐到安宁长坡下车后，远远看见精神病院的大门，我们太激动了，想着任务马上要完成了，可以解脱了，喜悦的心情洋溢在我俩脸上。

进了大门，守门老头见到小薇，就说：“小北京，你又来啦？”听见老头叫，周围那些晒太阳的人就围过来喊：“小北京、小北京”。我们一看，怎么都是些穿病号服的，可能是轻度病人吧。小薇呢，人家叫她，没反映，有个人还问我们：“你们是她的什么人，格是她妈？”天啊，我和小蓉哭笑不得，真是在精神病院啊。这时有人自告奋勇地带我们去到医生办公室，一个男医生在看病，见到小薇说：“小北京，你又来啦，怎么又不说话啦？”我们向医生讲了她在农场的近况和一路的表现，医生作了初步检查，告诉我们小薇需要长期住院治疗，但目前医院没有床位。你俩暂时不能离开，要陪着她。等有空床位，办完手续才能离开医院。我俩一听脑袋“轰”的一下，脚都软了，问几时有床位，医生说不知道，精神病是慢性病，床位紧张，现在只能看门诊，她进不了病区，如果走丢了，我们医院负不了责，你们就安心等着吧。晚上呢，你们和小北京先到大门口，那儿有间空房子，可以临时住着。听了医生的话，我俩几乎绝望了，后悔就不应该答应徐参谋送什么病人，现在真是进退两难……。

天黑以后，大门口一个人也没有，守门的老头也回家去了。大门离医院生活区有好远一段路，门头上挂着一盏昏暗的灯泡，风一吹，一摇一摆的像鬼火一样，我俩十分害怕。小薇呢，那天不知怎么十分烦躁，不睡觉，在房中走来走去，叫她喝水不喝，问她是否肚子饿，也不点头，这样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我俩实在没法，摸黑去生活区找医生，真凑巧，正好找到院长家，一见到院长，我俩像见到亲人一样，一下就哭起来了。我们把这一路的情况讲给院长听，院长很同情我们，马上叫了一个医生去看了小薇的情况，医生给小薇打了一针，同时又安排人把隔壁一间医院堆被子的房间腾空一块地方，让我俩睡在里面，让小薇单独住。从外面锁上门，院长说这样安排是为我俩安全考虑，因为这是在精神病院，随时会有危险发生。还说我们农场怎么不派上一个男同志作伴。听院长这么说，我们心里的委屈一下又浮上来，差点又哭起来。

就这样，我们在精神病院陪着小薇等病床，真是度日如年。等啊等啊，一直等到第四天早上，一个女医生跑来告诉我们，昨晚病区跑了一个病人，你们快去找院长，先把小薇安排进去。我俩别提多高兴了，撒腿就往院长室跑，总算办理了入院手续。我把缝在棉衣里的钱和粮票交给医院，觉得身子一下就轻松下来了。当我们陪同医生把小薇送进病区，看见那些疯疯癫癫，眼睛放着凶光，嘴里骂着人，紧握着拳头，对着我们冲过来的重病人，我们吓得躲在医生后面，太恐怖了！看到这样的环境，马上联想到小薇，我们走后，她怎么办啊？她比起那些重病人来，温顺多了，她在里面会肯定被欺负的。她多可怜啊，孤苦伶仃住在这么恐怖的地方，她的命运真的太悲惨了！那一刻我们的心情太矛盾了，可我们又无能为力，再帮她做什么事了。我们反复告诉她听医生的话，好好治病，争取早日出院，她呢，还是呆呆的看着我们。我们默默的离开了医院。

我从安宁回到家，外婆见到我太高兴了，可能是兴奋过度。晚饭后突发脑溢血，送到医院就去世了。我很悲痛。等办完外婆丧事，我15天的探亲假也快到期了，我还是牵挂着小薇，我告诉妈妈我要去看她，妈妈说她也要去，可我坚决不同意，原因是外婆刚去世.妈妈还在悲痛中，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我在农场她是日夜牵挂，强忍思念，如果再去看见小薇，那对她的打击会更大，更不放心了。妈妈看我态度坚决，只好尊重我的意见，她把家中本月仅有的二两半糖票和几张糕点票拿给我，让我买点吃的东西给小薇。我去买了半斤咸味奶糖，（当时用一两糖票可以买二两水果糖），另外又买了10个冰沙饼。我又想到小薇来时，脚上没有袜子穿，鞋子又破，天这样冷，会冻坏的。于是我又给她买了一双尼龙袜，一双解放鞋。带上这些东西，再次去了精神病院。

还是那个女医生陪我进到病区，病房中没人，我把吃的东西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这时门外两个疯子打起架来，女医生忙出去拉架，忽然有另外两个疯子跑进来，一个抓了一把糖，一个抓了一个饼，转身就出去了，我赶快把东西收起来。

这时，当年演《五朵金花》的女演员杨丽坤进来了。她穿一件银灰色长棉风衣，配一匹毛领。样子还是像演金花时那样秀气，只是眼神像小薇一样有些呆滞。原来，她和小薇同住一间病房，床对床。我见到她，很惊讶，她是大名鼎鼎的电影名星啊，在这种地方见到她，太意外了。我呆呆的看着她，缓不过神来，反而还是她先开口说：“你来看小北京？你是她什么人”。我连忙告诉她，我是小薇农场里的战友，我们都是知青。接着我对她说，我看过你演的电影“五朵金花”，很好看。她叹口气，说了一句话：受批判的。正说着，女医生领着小薇进来了，见到她，我就喊“小薇”，“嗯。”她居然答应了，简直太神奇了，到医院才10来天的时间啊。我看见小薇的眉心处有血流下来，医生告诉我是扎银针扎的，比较痛，但小薇还是很配合医生的。我赶紧拿出糖和冰沙饼来给她和杨丽坤吃，两人吃得太香了。那个年代我们都没有吃的，何况她们是在精神病院。看她们那样忙着吃，女医生反复提醒，慢慢吃，慢慢吃，别噎着。

我拿出鞋子和袜子，小薇因扎银针扎的手很肿，不能动。我就蹲下去帮她脱下鞋子，只见她脚都生冻疮了，红肿得厉害。我帮她穿好鞋、袜，想不到她突然看着我笑了一下，我也看着她笑了。无意间，我看见女医生背过脸去擦眼泪，女医生告诉我，她的女儿也在当知青，在插队……她触景生情了。我看小薇神智清醒，就问她你家在哪里，她答在北京，家中有什么人，她说爸爸、妈妈、妹妹，我又问爸爸、妈妈干什么的，她说在干校呢，妹妹呢，在上学呢，我又问，你想他们吗？她点点头。

看到她点头，我的眼泪流下来了，她太不幸了，我告诉她我要回农场了，你要好好治病，等病好了回北京看爸爸、妈妈，她又点点头，看到她的病有好转，我太高兴了。我依依不舍的告别了小薇。安宁回来第二天，我踏上了回版纳的路。到了农场，我向徐参谋讲述了我们这一路的艰辛，和小薇在精神病院的现状。徐参谋眼圈红了，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红，这一路难为你们了，你们做了一件好事”。

七三年底，我办退病回昆明后，听农场同学说小薇的父亲恢复工作以后回到了北京，小薇的事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农场给她平了反，补发了她几年的工资，直接从昆明精神病院回了北京。

作者（左）与知青战友小蓉的合影

2015年3月27日是我们下乡纪念日，那天我们三中初一年级同学在昙华寺聚会，我和小蓉分别43年后，那天终于见面了，我们是那样激动，拥抱在一起，当回忆起当年这段难忘的探亲路上所发生的桩桩件件事情，我们悲伤，我们感慨，我们祈祷，我们共勉，我们将永远记住我们是知青这个平凡的名字。

文章来源：知青情缘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