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永远留在大山中——摔崖惨死的知青

金沙江，流到这儿已缩成一条细线，在大山的缝隙里穿行。东岸壁立的轿顶山下，座落着弹丸似的云南巧家县城。西岸为四川宁南县华弹区,山势比较平缓。长年累月，雨水和山泉割裂厚厚的黄土，方园几十里，布满叶脉似的大小沟谷。

1969年1月，600多名原成都四中的知识青年，就被撒在这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与别人不同，一进大山我便激动起来。得知诸葛亮当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就在此地险要的葫芦口时，更是兴奋不已。可下到生产队不久，有人便告诉我们，这儿的老人有不少是摔崖死的。原因很简单，要讨生活，老眼昏花也得出门种地。

人民公社伙食团那两年的猪圈，搭个铺便成了我们的家。几个同学旗鼓相当，只是朝全自理能力较差。清一色的知哥，不缺劳力，只缺知妹。

屋后几步远就是一条沟。沟对面是糖房，那是全队老小的希望所在。祖祖辈辈，靠牛拉石磙子榨甘蔗熬糖，甘蔗渣皮又用来烤酒。开榨的日子里，苦了一年的乡亲们，露出极难见到的笑容。孩子们更是欢呼雀跃，地头的甘蔗一人多深，随便吃，个个都把牙齿撕得雪白。

未起锅灶，我们暂被派去糖房吃饭。来到屋后那条沟边，我一纵身便跳了过去。小伙子们一个比一个来劲，接二连三地跳。走在后面的老保管见了，立刻大声叫起来：“莫跳！深得很，短命儿子些，不怕摔崖呀！”

见他那么严峻，一张脸皱得像满坡沟壑，我们这才转过身来。低头一看，不觉倒退了几步！这条不起眼的沟竟是顶上窄底下宽，如快刀切成，足有七八米深。沟底无水，兀露着一块大石头。多亏起跳的一刹那没朝下看，弄不好谁来个小腿抽筋，那才有好看的。

朝全不敢跳，和老保管半天才绕过沟来。老保管一见我就说，头上那个大娘，当姑娘那几年就是从这儿跌下去的，她命硬，只折了一条腿。门外放敞的猪儿，也有几头拱下去摔伤过。那年，沟里还爬上来一条大蛇，大娘的丈夫一锄下去，没打到三寸，只挖断了尾巴，叫它唰唰地梭下沟去了。

经他这么一说，我反倒又去跳过几次，眯着眼咬着牙，偏要在这儿雄起。

榨糖烤酒是手艺活，我们没资格。和缠着各式头巾的妇女们一起割麦子，虽然还能将她们拉在身后，却弄得周身瘙痒难熬。天一黑，便溜到大树下去，那儿淌着一眼清泉。看看左右无人，立刻脱个精光。洗得遍体清凉了，抬头望见月光如水，这又思绪万千，回来躺在地铺上海阔天空。

直到自己开伙以后，才悟得锅是铁倒，饭是米煮。

人和猪同用一口锅。灶膛很大，足可蜷进去一个人，一挑柴烧不了几天。我们尚不怕断粮，就怕缺柴。几百个知青，不久前还是不可一世的红卫兵，没饭吃还敢找社队想办法，没柴烧就得自己上山去找。靠江边的几个生产队，离山上的松林最远。来回上下六十多里，这平坝上吃细粮长大的都市人，耍空手道也够意思了，还得挑上百十来斤！山路陡峭，常是傍着悬崖而行。挑着柴下坡，两腿打闪全不听使唤，若踏上浮在路面的细碎石仔，一滚便是屁股着地仰面朝天。

初次上山打柴，蓝天白云。听到松涛，各自都敞开了破嗓歌喉。一到担子上肩，龇牙咧嘴全没了声音。朝全在前头，他挑得最少，却走出了别扭的猫步。就在下羊角垴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他踩滑了，一个趔趄，没有顺势倒在路上，竟然双膝跪到了悬崖边，险些头重脚轻地栽下去！盯着他那滑稽的糟糕动作，我们说是想笑，还不如说想哭。他还没站起来，我便又“哎哟”一声倒地，扁担砍得后脑勺生痛，两眼直冒火星。

跳越天堑的豪情，超越自我的标榜，见鬼去吧！

大伙拼着老命，总算把柴挑到了家，一倒下来，连骂娘的力气也没有了。朝全一人落在最后，看看天色就黑下来，都为他捏着两把汗。可他倒好，甘脆将柴放在赤水沟那户农家门口，空手下山，第二天再去取。也难怪他了，高度近视，体弱而又笨拙，上高中百米短跑还掉在女生后头。来这大山里挣扎，光成绩好顶个屁用，拿当时的话来说，实在是“活不出来”。

山里没电，灯油又贵。晚上看不成书我们就摆鬼，互相恐吓取乐。朝全胆怯，不敢出门小便，熬到天亮起身，憋得一个劲地往茅厕跑。实在忍不住，也会半夜三更站在门口朝外潇洒一回。

六个和尚的家，缺少几分温馨。轮流当厨，每到朝全，直让人哭笑不得。常是我们收工回来，他还在那口大铁锅旁手忙脚乱。蒸饭烧干甑脚水，莴笋片切成老指头那么厚。时间一长，怨气便逐渐取代了相互的体谅。确实，天这么热，活又这么重，个个都已筋疲力尽了。

夕阳下去，轿顶山一抹血红。喝半盅渣皮酒，歪在麦垛上。没有了普西金和贝多芬，唱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又唱“蒙姑街子两头低，娘卖豆腐儿卖×，三天没得行人过，豆腐生霉×生蛆。”朝全唱歌走调，但总要参与，不识豆芽菜也翻阅线谱，还熟读《外国民歌二百首》。一天傍晚，他感慨地对我说：“王小二，白天捏锄头，晚上练琴，真是委曲你了。”听着这话，我好生感激。连日来，这家伙表现虽不怎么样，还常在日记里发牢骚，却第一个对我说出了这番话。我很奇怪，竟觅到这样一个左耳朵的知音。

日夜守着一条大江，怎奈不解近渴。两个生产队全靠树下那股山泉，私人用水，得队上有空。泉水从地头扒过来，穿墙入室，带着泥沙灌进水缸。澄过一天半日以后，又变得清彻可人。春季干旱水小，家家户户轮着“扒缸子水”，常常得排到深夜。我们的缸子修在窑洞里，用石灰和黄泥贴着洞壁糊成，比当今卫生间的澡盆要大得多。

那天晚饭后，朝全慌了手脚。因为第二天又轮到他当厨,不巧水缸也见了底。这可难了，得在夜里出去放水。

为了水，乡民们曾打得头破血流。一坡人就陈、李、向、邓几个大姓，败走山上的冤家，干渴难忍，竟把羊毛披毡铺在废弃的茅坑里，吃那滤出来的水。为了水，也曾请来风水先生，一番比划便穿山打洞，连命也搭上过。为了水，至今仍是纠纷不断，有的生产队连知青也卷了进去。

这一回，朝全总算勇敢地挑起了担子。他带上手电，扛一把锄头，独自上山去了。

那个夜晚好热。朝全走后，我们都已十分困倦，但老是睡不着。一迷糊，赤膊顶着蚊帐，马上招来欺生的蚊子，专咬知青。嗡嗡地大声飞过来，就像长了骨头，隔着蚊帐叮，叫人梦中也在发火。醒来一巴掌打下去，满手是自己的血。折腾到半夜，忽想朝全也该回来了，但他的铺上却豪无动静。我于是起身走近水缸，伸手往里摸。空的！一滴水也没有。不祥的预感使我立刻清醒，唤着他高一脚矮一脚地朝屋后走去。山上引来的泉水，就从那条深沟旁边流过来。四周静得可怕，我的声音已经传到很远，没有人答应。再向前走几步，却隐约听见了哗哗的水声。怎么回事？水已经来了，人呢？我的心骤然收紧，立刻回到屋里找来电筒，寻着水声靠近了那条险恶的深沟。

就在离沟边一步远处，我突然碰到了什么东西。用手电一照，是朝全的锄头！锄叶挂在沟沿上，只差一点就掉下去了。泉水没向我们的水缸流过来，却从这儿冲进了漆黑的沟底。

“蒋朝全......”我的声音完全变了。

除了水响，没有回音。又一阵声嘶力竭，忽然感觉耳畔有异样的响声，十分微弱。难道是他...他在什么地方答应？凭直觉，我将手电向沟下射去，阴森森什么也看不见，只感到潮湿的寒气直往上扑。就在这时，一声低沉的呻吟，就像从地狱传上来，我哆嗦的手电光猛地定住了：朝全！惨白的四肢，成大字形瘫在沟底，仅穿一条内裤，膝盖流着血。那股直落下去的泉水，就打在距他的头部还不到半米远的泥沙上！

同伴们几乎叫醒了全队的老小。我跌跌撞撞地冲下山去，任一群狗在身后狂追。三两脚踢开华弹卫生所的大门，拖着医生又跑上山。

乡亲们冒险下到沟底，用被子裹住朝全，捆在木梯子上，两边再同时用绳子拉，慢慢地提上来。

天大亮了，朝全双目紧闭，太阳穴乌肿，眼缝绷得足有一寸多长。医生看着他的瞳孔，连连摇头。那时，我们都不相信医生肯定的表情，却恼怒他那种近乎冷漠的平淡。

慈母般的向大妈，几个月来不知给过我们多少关爱。这一路抬着朝全下山的，又是她的儿子，腿不好使，走得那么艰难。

简陋的巧家县医院里，接连几剂强心针下去，朝全终于有了呼吸。渐渐地接近正常了，每分钟已达到十二次！

“回光返照”第一次听到这种该死的说法。

朝全掉下去的地方，四周没有石头，乡亲们的磨刀石，都是到几十里外去背回来的。可偏偏在沟底横着一块大理石，他的头正好落在上面，竟至颅底骨折。

接近中午，朝全呼吸的次数逐渐减少下去，每分钟10次，8次，6次......深深地吸进最后一口气以后，便放弃了生命的任何需求。头上的乌血开始消退，脸上慢慢罩起一层腊黄，那双不争气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

熟悉的兰咔叽学生服，又穿到朝全身上。那是下乡前婆婆为他赶制的，只洗过两水。生日那天，他还穿着去赶过场。我们把他抬过江来，勉强地放在一口稍短的松木棺内。就这口薄棺材，还费了不少力气。摔崖死的，这儿叫做“凶死”，买不到寿木，连绳索抬杠也不肯借。最后由公社出面，找到一个富农老太婆，出90 元的价，叫她把自己备用的让了出来。

华弹小学的戏台上，奢侈地摆着两盏长明的马灯。灯旁停放着朝全的遗体，我们在这儿陪他度过最后一夜。

半夜时分，天色出奇的黑，忽然雷声大作，泼下来一场罕见的雨。若不是伴着朝全，恐怕谁也不敢整夜睡在这儿。真是苍天有眼呵，不用祈祷，神灵也会哭泣。

第二天上午，有人在生猪站的老榕树下，挂起了朝全的画像。那是华弹小学一位教师，找来朝全的照片，连夜用铅笔勾画出来的。近百个匆匆赶来的知青，将在这儿与朝全告别。我们并不全都认识，朝全的死，却让留下的伙伴们拧成了一股绳。

“起！”一声号子，大伙将朝全扛上肩头，送他上路了。

棺材两侧，小心翼翼地走着十来个知青，步子稍大就会碰了前面的脚跟。默默地，不时有人插进来换肩，熟悉但又互相叫不出名字。

朝全的头，与我仅隔一块有缝隙的薄板，天很热，隐约已闻到了变味的气息。去江边的路就几百米，我眼前浮现出不久前才见到的那一幕。

那天在山上改土，朝全告诉我山下有人吹锁呐，远远望去，是一支出殡的队伍。棺材上立着一只大红公鸡，抬丧的故意往没路的地方走，一上陡坎，后面的人就被压得跪在了地上。老人们说，要这样做，死去的人到了那边才有平路走。看到乡亲们面对大山这般无奈，生前听命，竟寄希望于死后，他不断地摇头叹息：“要真这样就对了，万一现在就打翻了怎么办？”锁呐没有悲鸣，两个不恭的乐手，竟戏谑地吹着那支豪迈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我觉得十分可笑，朝全宽慰地说：“还是中国人懂辩证法，红白都是喜事。”

朝全，今天有这么多同伴紧紧地贴在你的身旁，放心吧，就睡在大伙儿肩头上，我们会走得很稳。

乡亲们没有来，从华弹街上过的时候，跟出门来看热闹的小孩也被大人拖回去了。他们心里难受，同情但又顾虑，毕竟是第一次见到城里知青在这儿摔死。

江风抚着一张张日渐粗糙的面庞，朝全的棺木下了土坑。我们每人为他送上一铲土，又从荒滩上抱来鹅卵石，砌成一座圆圆的坟。没有鲜花,没有墓碑。这群倔强的儿女，咽下了所有苦涩的泪，沉默中，只听见金沙江掩面啜泣的声音......

1969年4月下旬，送我们下乡的工宣队通知了朝全的亲人。据说他的父亲当时还关在牛棚里，我们无法想像老人家接到噩耗时的情景。四月底，朝全的两个舅舅来了。我们用去一个月的肉票，做了一顿像样的饭菜，又带他俩去看了屋后朝全遇难的地方和江边的墓。

临走，朝全舅舅红着眼睛说：“你们几个也要当心。如果有机会，找公社谈一下，还是给朝全立块墓碑。”

所有的遗物是一包衣服和一口装书的小木箱。为了避免招来麻烦，让朝全的在天之灵安息，我们暗中让他舅舅将小木箱一并带走，因为里面装着他的日记。日记里有这样一段“相当反动”的话：

“今天，是我二十岁生日。二十岁意味着什么？无数的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都已崭露头角，而我却在这荒辟的山野里浪费青春......”

三十年后，凉山知青们又聚在一起了。朝全没能来，他离不开那片热土。今天，我们在这里也签上了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