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七)恋爱时节、工农兵上大学

但如果说到攀比，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们结婚30周年时，妻子发狠催着丈夫，到最好的影楼拍了一组婚纱照，以补当年“军装照”之憾。而就在3个月前，她儿子在同一家影楼才拍完婚纱照。

但结婚和恋爱其实是两个阶段。

晓东告诉我，刚到兵团，北京的男女生，仍和在学校一样不说话。在最初几年，北京知青因为年纪小，没有人谈恋爱。天津和哈尔滨的知青年龄大两岁，他们谈的多。但总体上讲，在兵团和插队的知青，恋爱都晚，因为很多人都抱定了一个主意：不回城不谈恋爱。在我周围的朋友，谈恋爱的年龄，大约都在二十四五岁以上，如果按1950年生人算的话，差不多都在1974年、1975年以后。晚的就到了70年代末期。那时知青大批回城，男女“配对”，达到高峰。

那年代，谈恋爱有几个特点：

一是晩。当年党号召青年晚婚晚育，当然也就提倡晚恋爱。如果你20岁就谈朋友，在一些人眼里就是没出息，长辈和单位领导就会开导你“先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个人问题考虑那么早干什么?那是浪费革命青春。”70年代，女孩儿似乎没有现在那么怕嫁不出去，二十五六岁谈恋爱的有的是，也没人觉得太“掉价”。不像八九十年代“大龄女青年”一类社会问题那么突出。

二是介绍的多，自己认识的少。那时的开放程度远不如八九十年代，没有太多的交际方式，更没有那么开放的观念，我周围的朋友中，那些当初“拍婆子”胡闹的孩子，到“动真格”的时候反倒缺少了勇气，最终还是靠人介绍。

三是严肃认真。没人拿谈恋爱当儿戏，更没人滥情滥交。婚前性行为是为社会不齿的事情，如果有人婚前去做“人流”，那是要单位领导“陪”着去医院的。当时为鼓励计划生育，妇女做“人流”后，市场可以供应几斤排骨，婚前做“人流”也照样供应。但如果说谁没结婚就“吃了排骨”，那是很难听的骂人话。

四是格外注重家庭出身。如果出身好的家庭遇上了出身不好的家庭，那阻力是很大的。出身不好的家庭明显矮人一截，对出身好的家庭是种“高攀”。

五是很实际，当时再漂亮的姑娘，也没人幻想嫁入“豪门”。那时也没有什么“豪门”，最多是父母级别高一点，但经济上的优越程度很有限。再进一步就是看对象在家里排老几，按“常理”老大最不吃香，老小最吃香。孩子多不吃香，孩子少吃香。当时普通阶层的姑娘们，最看好的是提了干的军人，但那并不易得；其次是工厂的工人，因为那至少在政治上没有风险，经济上也不吃亏。看家庭如果不是干部家庭，最不济也得是工人家庭。最不吃香的是知识分子家庭，被“文革”教育了几年，脑子里都认为“臭老九”很低能，只知道“马尾巴的功能”，实际的事儿点儿也不懂，而且“知识越多越反动”，嫁入这样的家庭，自己累不说，还要担惊受怕。

但任何时代的恋爱都是美丽的，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我在部队时，战友秋一一次给我看他女朋友朱道恒的信，看到末尾，他一把抢过来不让看了，但我眼快，已经看完了，最后一句是：“我等你，我永远是你的！”我当时的感觉是浑身发烧，十二分的羡慕：“这小子还有人等着他，真他妈有福气！那女的不知长得什么样。”时隔30多年，已经50多岁的我们在QQ上用语音聊天，他那边还有视频。秋让道恒在视频前和我聊几句，我吃惊极了，他们两口子同岁，都是1950年生人，但在视频中，仍能看出道恒年轻时美女的影子。我忘情地在QQ上大呼：“道恒，你那么漂亮啊！”战友之间，我们不在乎。

当年这代人谈恋爱，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没有今天那么浪漫。像秋一老婆那样的信，也难得有姑娘敢写。一位嘱咐不准透露他名字的朋友谈起他谈第一个女朋友的事，笑着说：“当年真是老实，那么漂亮的妞儿，俩人上颐和园，坐在西堤的水边上，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俩人愣是隔着八丈远，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所有的话，都离不开学习和工作。都是互相鼓励对方多学习毛著，多关心政治，多写批判稿。她还嘱咐我别怕苦，多干脏活儿累活儿，早来晚走，争取早解决组织问题。哎，你说那是什么事儿?交了好几个月，连手都没碰过。要是现在，早拉过来亲两口了。”我曾认识一个家住城里杂院儿的朋友，比我大一岁，但比我“懂事”多了。一次到他家聊起自己交的女朋友，他立刻问，拉过手没有?亲过嘴没有。我当时心中大怒，觉得这小子真脏，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当时的人，观念中浪漫的东西很少，也不会营造气氛彼此送东西，除了袖珍《语录》，就是主席像章，再就是钢笔和日记本。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过年能见到比扑克牌小一点的年历卡片，但很稀有，得托人找。有时写信时附上一张，觉得自己已经很有情调了。

一位朋友的妻子跟我报怨：“搞对象时他从来没带我上过一次像样的公园，就带我在地坛里转了几分钟。也从来没正经请我吃过一顿饭，就吃过一碗面条，面条硬得跟钢丝似的。”在部队时，战友孔熙有一段时间一到晚上就拉着我“谈心”，他探家时有人给他介绍了对象，如果订婚，就要给人家买东西，可他又吃不准人家最后能不能瞧得上自己，但东西又不能不买。他又怕买了东西人家又跑了，弄个人财两空。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让我给他“参谋参谋”。其实我那时也是根儿“擀面杖”，根本不懂农村谈恋爱是怎么回事。朋友连江恋爱遇上一位“左”得可爱的姑娘，是他们厂的团总支书记。连江说。她有点像后来刘心武小说《班主任》里的谢慧敏，满嘴都是政治，开口就是“当前形势”对人严，对自己也严。厂里组织青工到郊区三夏劳动，她干得比谁都多。据连江说，有时她也有点儿女人味，大太阳底下，她偷偷塞给连江一包人丹。就冲这包人丹，冲淡了连江对她“讲政治”的反感，最终娶了她。全福谈的第一个女朋友长得挺漂亮，但全福不习惯她老在没人的地方跟他“起腻”，怕她将来会有生活作风问题，最后吹了。现在的老婆是当年一家大毛纺厂的劳模，是个工作狂。毛泽东逝世，因为她工作出色，全公司就选了她一个人去守灵。全福说：“谈什么恋爱呀，平时连说话的工夫都没有。介绍认识了，一看人不错，又是党员，就开始准备结婚的东西。”

今天“采访”起同龄朋友们当年谈恋爱的往事，不少人简单说几句可以，问得再深一点，就不说了，我想一是因为这个年龄的人有这个年龄特有的观念，还是不像年轻人那么放得开。就像战友建廷，问他什么时候和他媳妇认识的，他就警惕性很高，就一句话：“忘了“任我怎么骂怎么损怎么引诱，他还是笑着说：“忘了。”二是这一代人确实没有太多可说的，浪漫不多，曲折也不多，没有太多故事。

但“发小儿”健中一天到我家，晚上我们各倒一杯不常喝的威士忌，加上冰块，他聊起自己的经历，却有一段很有趣的恋爱往事。过了几天，他还把经过选择的几封“情书”拿给我，让我“看着办”，我真的很感谢他的信任和支持。

他的这场恋爱没有结果，据健中说，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后来太悬殊了，女孩儿太高，他太低，最后自卑让健中提出了分手。但又说，让他很后悔的是，有很多努力争取的机会，自己要么当时太傻，不懂女孩儿的心思，要么没有胆量表白。如果“处理得当”，“进一步”的希望不是没有。总之，分手于他来说，十分痛苦。

恋爱的“开场”是在一家部队医院。他们当时都在当兵。女孩儿是医院的护士。他是病号，人院时高烧多日不退，被诊断得了肺炎。“文革”中的部队医院，是干部子女扎堆儿的地方。但凡看着有点特殊的女孩儿，必有家庭背景。她也是其中之一。这些“小姐”按现在的标准衡量，其实并不娇气，她们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女兵干一样的工作，除了上治疗班：打针、发药，值大小夜班；还上护理班：刷厕所，刷痰盂，拖地板，换被罩床单，给重病号打饭。但凡露出点娇气，就会被病号议论，被领导和嫉妒她们的同事所不容。所以她们怀揣着优越感外表却努力“和群众打成一片”。健中这位女孩儿是1971年的兵，他们相遇时是1973年，那年她才17岁，也就是说，她15岁就当兵了。

她在整个医院，是那种无论在病员还是医护人员中，都格外抢眼的漂亮女孩儿。当健中从高烧中睁开眼睛，第一个给他吃药的就是这个女孩儿。也许因为都是北京兵的缘故，家里寄往医院的第一封信，也是她从办公室拿给健中的。当她看到信封上的“北京981信箱”时，问“你家住哪个区?”于是开始了最初的几句交流。一周的高烧，让健中几乎软得爬不起来，他只能躺在床上看书消遣时光。女孩儿对他看的书格外关注，看那是一套《第三帝国的兴亡》时，很惊奇地问书是哪儿买的，最后提出能不能借给她看看。健中很奇怪：女孩儿也爱看这种书吗?让他们的关系升温的条件是科主任的好心，鉴于健中的身体恢复较慢，主任让他先不要急于出院，在医院过了春节再走。这时他已经可以自己到饭厅吃饭了。

节前，女孩儿意外地给他拿来一包儿瓜子，这在8个病号一起住的大病房里引起了眼馋的玩笑：“嘿，怎么不给我们来点儿?”女孩儿白晰的脸泛红，窘迫之下忽然说了一句：“我们是老乡，给他瓜子怎么啦?我一会儿还给他糖呢。”健中回忆，当时看到她那一脸孩子气，圣洁得像一个玉人，让你一点杂念都生不出来，只觉得她是顺便给老乡带点儿吃的，因为过节了，别的什么都没想。医院过节，其实很枯燥，没有联欢，没有会餐，只是年三十加了两个菜。接着就是病房里“开戒”：可以打扑克、下军棋、象棋。初一，女孩儿来了，还有一个老护士和另外一个女孩儿。分成几拨儿打40分下台。女孩要和健中打对家儿。健中说：那天的牌简直邪了，根本就没有对方上手的份儿，一路顺风，把把赢。女孩儿兴奋得时不时用笑眼看一看健中，健中说，那种纯真少女的动人眼神，以后再没有见到过。也许是男女兵之间通常的禁忌，一轮儿牌打下来，老护士就招呼着把女孩儿带走了。人刚走没影儿，一个东北兵就冲着健中大嚷：“今天你交了桃花运了，我们都成了牌架子。是不是因为你长得白点儿，人家看上你了?”一句玩笑，使兴奋中的健中像被什么捅了一样，忽然产生了“杂念”。他比她大4岁，但在男女方面却是一张白纸，并不比她成熟。他知道战土谈恋爱是犯纪律的，何况这是“没影儿的事儿”，一旦引起风波，自己尴尬，还会把“人家”给影响了。但他还是没忍住，出院前偷偷交给她一封信，心想：爱成不成，不试试就没机会了。信给她后，一整天他魂不守舍，等着看有什么反应。但直到他整理好东西要去办出院手续，还是没动静。正在他既灰心又释然地下楼时，她等在楼梯口，极快地塞给他一封信，什么也没说，就走掉了。健中说，那一刻心跳的感觉，真是终生难忘，这女孩儿可真够大胆的。

信写得很平常，干巴巴的，答应他的请求：今后通信。并答应回北京时一块儿去玩儿。健中说，他根本说不清这到底算不算恋爱，但坠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躁动中。他们通信一共有几十封，历时3年多，她很关心北京的小道儿消息，经常催问健中“四五”北京有什么情况之类的事儿，当时传递这种信息是很冒险的。他们还经常互相寄书，他记得曾给她寄过一套当时很难弄到的《战争风云》。收信地址都写“内详”，有时信的末尾还用“知名不具”。就是这样谨慎，在1975年，她还是说，已经有人怀疑她和男同志通信了，为此她的提干被推迟了一年。健中说，在信中，彼此从未直接谈及感情和爱之类的话题，甚至没用过任何亲昵的字眼。唯一的不同是，女孩儿在信末署名时，把自己的姓省略了。最后健中复员了，组织问题也没解决，而她仍留在部队。她第一次回北京，曾趁健中父母不在，去过一次他家。健中给她做了一顿蛋炒饭。那是个初夏，她穿着女式开领军装，看不出什么。等到第二次回北京，是冬天，她的军装已经是四个兜儿，她提干了。这对健中是个不小的冲击，顿觉两人“地位”的悬殊：他是工人，她是干部，他是群众，她是党员。健中设想，如果早一点儿单刀直入，挑明关系，也许结果会不一样，其实她曾半开玩笑地问过他是不是在北京找了女朋友，这是多好的话岔，接下去表白一番，把球踢过去，看她怎么说，那就要主动多了。但那都是事后诸葛亮，他当时根本就没弄懂人家的心思。说来说去还是太“生”。到了1976年，有一个同厂的女孩儿向健中进攻，他觉得不能脚踩两只船，终于向女孩儿摊牌。那封信健中第一次用了“爱”这个字眼儿，说“我爱你，但我们的距离太大了，恐怕不会有结果的，咱们分手吧。”回信的反应很强烈，直言不愿分手。她说：“我现在年纪还小，我不能答应你什么，但我很珍惜这份战友的友谊。我们还能继续下去吗?”健中的父母看了这封信，大加赞赏，说信写得既有分寸，又得体，这才是好女孩儿应有的深度。并挖苦健中脑子太笨，狗屁不通。但最终健中还是了结了这份缘分。

健中带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封，恰是粉碎“四人帮”后不几天写的，时间是1976年10月17日。她当时正在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我节选一段，看看当时我们这代人，在那个年龄，写的“情书”是些什么。

我真替健中惋惜，多好的女孩儿。这个笨蛋！

这也是一场初恋，不同的是，最后有了结果，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但充满曲折。

那是金羊讲给我的故事，男主人公是他的朋友，叫胜利；女主人公是他们的兵团战友，故事讲起来时，给她取了个《渴望》里的“代号”，叫“慧芳”。

金羊说，咱们这些人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看上一个人，要是对了眼，就死盯。“慧芳”就是这么个人。其实胜利有什么好的，大大咧咧，作风有点粗野，家里孩子多，个儿不高，人不壮，根本不起眼。只是爱神聊，会拉两下二胡儿和京胡儿，会讲闹鬼的故事。就这么个人，不偏不邪，让“慧芳”看上了。因为都是北京的，那时去兵团是按学校分片儿，到了连队大致还是那几个学校分在一起。所以原来的同学，后来变成了战友，他们的家一般也住得不远，有的干脆就是一个院儿的。胜利和“慧芳”就住得很近，都在关厢一带。

按胜利的说法，“慧芳”远在中学“三夏”时就对他有点儿意思。晚上千完活儿，都聚在打麦场上乘凉，胜利就给同学讲闹鬼的故事。那时男女不说话，胜利周围都是男生。但女生也在麦场乘凉，男生那边片安静，专心听故事，女生那边也跟着听。整个麦场上都屏息静气。

有时讲着讲着，男生这边有人发现女生也在听，就猛地大喊一声“鬼！”女生那边立刻就吓得一片惊叫，抱成一团。就这样一连几天男生专场，女生“蹭”听，胜利的“声望”陡涨。全班同学连男生带女生，被吓得“散场”后谁都不敢一个人出门。“三夏”干的都是力气活儿，有时会改善一下伙食，所谓改善，无非是在原来粗粮加熬圆白菜的基础上再一人加俩馒头。逢这时，“慧芳”就趁人少时，给胜利碗里放上一个馒头。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行为，能用“惊世骇俗”来形容。胜利大大咧咧，管他谁的馒头，给就吃。有的同学看出来，就起哄。事情传到带队的工宣队师傅那儿，还开会批评，把起哄的同学说成是“低级趣味”，定性“男女同学互相关心是好事，是阶级友爱”。这在当时的工宜队来说，真是高水平。

胜利说，自从那次“三夏”以后，“慧芳”就主动接近他，一直到去兵团的火车上，都不管不顾地照顾他。胜利得意地说：“这么说吧，火车上发的东西，只要我想吃的，那肯定我是双份。她那份我随便拿。刚到兵团，大伙看着那恶劣的条件，全傻了。女生都哭成泪人。就是这样的时候，“慧芳”还想着胜利，红着眼睛问胜利：“你冷吗?有毛袜吗?”总之，是个人都能看出来，“慧芳”对胜利是一门心思。

但胜利不知道是因为对这种“特殊待遇”习惯了，还是没心没肺，并不太抻“慧芳”的岔儿，照样和别的女生来往，有时当着“慧芳”的面，也接受别的女生的照顾。连里节日表演个小节目，胜利拉京胡儿，给另一个女生唱《红灯记》伴奏，两人躲在旮旯儿里排练，时不时哈哈大笑，一副很随便的样子。有的女生看不过去，整不着胜利，就专跟那唱戏的女生叫劲，孤立她。胜利知道后，就去报复“慧芳”，不给她好脸子，不接受她的“好心”。开始“慧芳”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知道了，来向胜利解释。胜利犯混，大声说：“你以后少管我的事，烦不烦呢。”这类小插曲在兵团的几年里，两人之间发生过不少次，反反复复。开始可能是胜利真傻，后来大了几岁，男生们议论：胜利是装傻，实际是看不上“慧芳”。男生也开始有人烦他。就这样“黑不搭白不搭”的，几年之后，两人先后都回了北京。“慧芳”还是时不时到胜利家去，帮着做饭洗衣服。胜利他妈很喜欢她。但有一段时间“慧芳”不来了，不久传来消息，她得了肝炎。就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胜利和别人谈上了对象。这事儿让“慧芳”知道后，病情急转直下，差一点就死了。当然人后来没死，但心死了。病好后，“慧芳“也找了男朋友。并且据说处得还不错。与此同时，胜利一个接一个，找了无数个，没有一个踏实满意的。其中有一个，人长得漂亮，家庭条件好，胜利很满意。但后来那女孩儿对他颐指气使，经常带有耍弄他的味道。最让他伤自尊心的，是一次到那女孩儿家，被她妈盘问一阵并奚落一番后，下了逐客令，随后那女孩儿也不理他了。

挫折让人反思，他开始想到“慧芳”。失去了，他才想到了人家的好处，想到了人家一点一滴的温情。但晚了，听说人家马上要结婚了。

他懊悔不已。半年以后，胜利妈忽然告诉他，听说“慧芳”和她男朋友分手了。他妈说：“你还不赶快去！”胜利的心，一下像从翻滚的大海中游上了岸，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他准备好了一肚子忏悔的话，一分钟没耽搁就去找她。但她拒绝了。胜利跟金羊学：“她说，我跟他(那个男朋友)都谈了一年了，刚分手，你就来，你看我的笑话是不是。我没心再谈这种事。你走吧。”胜利原以为这时的“慧芳”还会像从前一样，想怎么就怎么，只要说两句好话，人就能到手了。面对满脸眼泪的“慧芳”，他傻了。接着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心疼，和一种刺心的悔恨。他到底明白了自己把她伤得有多重。接下来，就像欠债还钱一样，角色掉了个个儿，改成胜利追“慧芳”。胜利人也懂事了，也知道体贴人了，脸皮也厚了，一下班就往“慧芳”家跑。一日复一日，终于有天的晚上，“慧芳”说了句拨云见日的话：“我可得过肝炎，别传染了你。”胜利听出了话里的意思——“慧芳”不生气了，人属于他了。那是个冬天的晚上，胜利临走时，“慧芳”给他围上一条毛线围巾。胜利后来知道，那还是在刚回北京时她给他织的，看他“不值得给了”，就一直压在箱子里。那是1979年，他们两人都已是28岁的年纪。结婚后，胜利和“慧芳”像默契一样，谁都不提“慧芳”曾有过的那个男朋友，多年后的一天，话赶话，聊起她这段恋爱，“慧芳”哭了，说：我不行，我心里装不下第二个人。那一年我跟受罪一样，看见他就想起你。”

多少年多少代的年轻人恋爱，都有动人的故事，大学的文学课在教学生：“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

50年代出生的人，恋爱自有它特殊的时代烙印和文化背景。他们从出生到懂事，所受的教育是封闭式的，没有今天的年轻人那么开放。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男女平等的“五四”精神，可以说他们在恋爱和婚姻上接受的，是很传统的影响：爱情要专一，婚姻要长久。这个在今天年轻人观念中被淡化很多的命题，在那一代人身上，却表现得很执着，很顽固。有谁谈过两个以上朋友，就会有人说他“不着调”。我认识的一位同龄朋友曾对我说，他们两口子结婚时，都不知道怎么做爱。不用数据统计这一代人的离婚率，凭感觉也能知道是很低的。他们对今天自己子女的一些观念和行为，往往是一种看不上和愤怒的态度。对从网上找朋友，才认识两天就和人家约会并互留手机号码和QQ号，表示不屑。有时他们也自省：时代变了，很多观念和文化与世界接轨了，应该努力去习惯孩子们的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但对动不动就住在一起，对性问题如此轻率，他们再怎么“自省”也接受不了。

应该说，他们的观念深处，有很重的传统的东西，有的干脆是封建的东西，并且除了个别人之外，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应该“改正”它。对同龄人中，一些从商从政者，泡歌厅，吃花酒，并有“逢场作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类的滥调和玩儿小姐，包二奶之类的行为，常是嗤之以鼻和切齿痛恨。在这方面，他们谨守着父辈的观念，和父辈没有太深的“代沟”。我不知道这究竟是这一代人的“历史局限性”呢，还是他们应该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不管怎样，这就是这代人的客观状况。

70年代初，“文革”还在闹腾，50年代出生的人，在动荡中总算就了位。这种“就位”对5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来讲，还好适应，只是再重回课堂，或者搞“开门办学”而已，但对这个年代年龄最大的那批人来说，却经历了精神和身体的反复煎熬，在年轻人的旺盛生命力支撑下，完成了艰难的“蜕变”，渐渐适应了兵团、插队等不久前还无法想像的生活。

然而，就在新生活的秩序刚刚建立，所有人的心刚刚“安静”下来不久，一个消息如横空出世，又带来让人不宁的震动：毛泽东作出决定：可以在工农兵中挑选优秀青年去上大学。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报告》具体规定：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情况，分别为2至3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而且上大学不用考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于是，从1970年开始，在北大、清华试点，到1971年、1972年开始在全国铺开，再到1976年最后一年招生。当工农兵学员，又为当时的年轻人开辟了一条比当兵、提干更时髦、更诱人的道路：它可以不用考试，可以基层领导“推荐”，可以在舒适的校园里，而不是风雪交加、烈日炎炎的“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同时还要完成更光荣的任务，即“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当时简称“上、管、改”。从年龄上讲，在1970年、1971年前后，有一小部分40年代后期出生的工农兵学员，但“在20岁左右的优秀青年中招收”，这一年龄限制，毫无疑问，使50年代出生的人，成了工农兵学员的主体。

其实，工农兵学员的总人数并不庞大。王金昌在他的《大普学历》书中披露：“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停止招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全国各高等院校共招收‘推荐制'工农兵学员94万。”

而这不足百万之数，在近1.5亿50年代出生的人中，占到大约0.67%左右(假定把全部工农兵学员都算成50年代出生)。差不多是“一百五十里挑一”。而如果再仔细琢磨，又发现，事情还远非数字显示的那样：首先要在这个比例中刨去根本没有念书条件和心思、生活在农村的同龄人；再刨去50年代后期出生的孩子，因为他们已经够不上“工农兵”的资格，而且1977年以后，他们中的高中生，已经可以以应届毕业生的资格考大学了。因此所谓工农兵学员，其适用的对象大致都是5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有读书愿望，或者说有跳出原有境遇的愿望的同龄人。如此算来，工农兵学员在50年代出生的人中，所占实际比例实在不能算低。恰是这不低的比例，开始“挠”着一部分人的心。朋友为民生于1953年，他讲“经过一年多的挣扎，好歹算稳定下来，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刺激，几乎可以说已经生活在自得其乐之中了。但不想忽然来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人再一次浮了起来。”

再仔细分析工农兵学员的出现所具有的“社会意义”，还会发现：这一事物使原有的50年代出生的人所形成的社会阶层形态被打破，产生了第一次真正的“社会分化”，生出了一个几乎完全不同于知青、青工和军人之外的社会群体。它显然高于所有普通人群，成了社会的新贵，成了具备当时诸如出身、工资、待遇、前途等所有优势条件于一身的特殊阶层，有很多人坐不住了。

我的一个亲戚，家里4个孩子，大的1951年生人，小的1956年生人，三男一女，都在1976年以前上了大学。最小的一个，1976年上了一所医学院，是个女孩儿。“文革”初期因家长的落魄，一家孩子，大的插队，小的在家。1972年左右，老大曾经到过我家，粗壮而憝厚。脱了外衣，里面是件退了色的枣红色绒衣，一看就是下地干活时穿的。他是从插队的农村路过北京，回南方父母家的。聊起插队生活，他很满足地说，春节我还可以回家，我那儿还存着几十斤粉条，卖了足够买火车票。而随着70年代前期家长被“结合”进省革委会，孩子们的生活发生了根本变化。等我当兵回来，打算“卖粉条”的小伙子，已经从一所地质学院毕业，被分到了一个研究所。

我不相信他家所有孩子的表现都符合被推荐的条件，但我相信他父亲有让他们被推荐的条件。这在当时，几乎成了不论大小的当权派为孩子所创造的最好的出路。它比当兵的“性价比”高多了。

曾在前面写到的健中，因为在部队与医院结过缘，所以每当谈起就感慨部队医院里几乎清一色是干部子女。而最扎眼，也最有优越感的，是那些从各军医大学毕业，穿着白大褂儿，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青年女医生。她们不像知青中熬炼出来的农村赤脚医生那样辛苦，要风里来雨里去，刚给东村的妇女接完生，再给西村孩子治抽风。她们是“大学”里出来的医生，在医院就已经做过阑尾、男扎、腋臭、包皮、拔甲和脂肪瘤之类的手术，看过标本池里漂浮的尸体，闻过福尔马林的气味儿，并亲自操起过解剖刀。据健中说，第一批军医大的工农兵学员的在校时间，是从1970年10月入学，到1973年2月毕业。一位当年军医大的学员回忆：学生的考试“很灵活”，可以编顺口溜来答题，编得好的还被教员叫到大课堂上朗诵。他编的顺口溜是：

如果说当时部队医院里的护士，父亲是干部，那么这些军医的父亲必须是大干部。大到什么程度，健中做过“调查”，那个医院的工农兵军医的父亲，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大军区一级的首长，甚至还有背景通天的。

姬民上的是河北大学。我逼问他是不是走的后门儿，他最后承认是。当时他正在38军当兵，已经提了干，部队驻保定。一次他到河北大学去见朋友，那位朋友是当时北京市某领导的孩子。他问姬民为什么不来上大学?姬民问：“上大学好吗?”回答：“挺好的。”姬民于是给父亲去了信，父亲跟军长说了，军长说了句：“知道了。”就这样，第二年推荐时，名额就“戴帽”下给了姬民。开始名额是北大的，但他父亲说：“你别上北大了，上北大你老回家可不行。”于是他上了河北大学。

不过事情并不绝对，在地方上，家长的级别就不一定很高，但一定要有权。比如我一位同事，他叔叔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他被“推荐”就是“手拿把攥”的事情，因为那时名额可以下到公社一级。到了公社，还有谁比革委会主任更说话算数呢。不过是把侄子再配上一个下面生产队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一起推荐，就“平衡”了。关于走后门儿，曾有过一个统计：1972年，清华大学招生2000人，被发现走后门儿的就有242起。由于上大学的名额直接下到基层，有的村干部把自己的亲戚、好友的孩子排了队，今年你走，明年他走。有的竟排到了1980年。

当然，那时候的社会大气候还比较清明，这近百万的工农兵学员不可能都是干部子弟。真正走手续，选先进上来的，当然还是多数。为民就说起他们兵团连队推荐的往事。为民的父亲是我国粉末冶金领域的知名教授，母亲是小学校长。所以他是地道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当时对上学最上心，大概从遗传基因里就有上学的欲望。当时黑龙江“兵团战士”的生活并不困难，按晓东的话说：“那时觉得自己特有钱，是富翁，钱花不出去。”所以他们中间爱学习的，都自己订阅各种报刊。

晓东订的是《解放军报》(据晓东说，因为兵团是部队性质，所以可以订当时保密的《解放军报》和《参考消息》)，为民则订了三种：《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还有一种很特殊，是《清华建筑学报》。可见他的志趣。当年全连一共推荐了两名，其中一名就是他。这种推荐应该说没有太多权力的因素和太多的偏私，一是要表现好，二是有上学的要求，三是符合政治条件。(据金羊说，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认识到上学的好处，有人一听要“三来三去”：农民上大学，毕业当农民，还是挣工分；工人上大学，回去还当工人；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朝阳农学院还整了一个52岁的农民“王大学”去上学，那种榜样摆在那儿，都觉得上学没啥意思。尤其如果不能回北京上大学，毕业以后再回兵团，还是和不上学一样。另外还有不足几年工龄不准带工资的说法，算来算去并不划算。)为民回忆事情眼看已经差不多了，忽然上面来了话一个连队不能同时有两个北京知青上学，得刷下一个。为民很义气，认为那位战友加老乡更适合上学，便自动退出了。他想着来年还有机会。

但机会是历史造成的，历史轨迹变了，机会便不再出现。第二年他迎来的是工农兵学员的停招，和统一高考的恢复，但他没能考上。应该说不是他不用功，是这个年龄的人，考上的很少，他们的基础太差了，因为他是初中69届的。生在北京的初中69届(按正常学龄应该是1953年生人)这批人，被公认为50年代出生的最倒霉的一批。如果要有什么报怨的话，这批人最有资格报怨。因为自“文革”开始，社会就待他们最薄。首先，他们读书最少，恰恰到他们那年，小学毕业，“文革”开始。他们的上一届，即68届，还读过一年初中，1950年生人的66届，还混了个初中毕业。别看多念这几年书，打下的基础，就足够他们参加高考的。再有，69届的北京初中生，除个别情况外，“连锅端”，几乎一个不落地全都被“轰”出了北京。它前面的68届，有一部分留在了北京；后面的70届，一个都没走，全部都留下了。再往后，每届都有留京的比例。从71届开始，已经有了按比例上高中的规定。既没享受到上学，又没享受到留京，69届“先天”没有读书的条件，“后天”没有读书的时间和环境。因此他们的竞争力最差。当然不排除有少数优秀者，所说的“最差”，是就整体而言。

（待续……）

摘自：黄新原 著《五十年代生人成长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