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完《千万不要忘记》之后，我接到一个任务：拍摄《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拍了将近一年呢。是周总理提出让拍的，两个摄制组分散开来拍，拍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邢燕子、侯隽、董家耕都有，我跑到邢燕子那个地方去待了好几天呢。南边到海南岛拍那些女知青下海去捞海里的动植物。拍纪录片，要跑很多路，要等。素材很多，回来要挑选。那个时候拍纪录片用胶片，还没有电视摄像机。然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把我们这些黑帮揪回来，不能拍了。

我从18岁的时候开始抽烟，后来我抽得比较厉害，一天要一盒。文革前我出去拍外景，箱子里就要准备三条到四条烟，前门、恒大、牡丹这些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拍《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艺术性纪录片时。那一阵子咳嗽得厉害，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不能抽烟了。我说好吧。我就决心不抽了，戒烟。我也没有发表宣言，我也没有把剩下的烟扔掉或者把打火机送人什么的，这些举动都没有。我自己很坚决，决定一口也不抽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我一口烟也没有再抽。我就知道，一抽就容易上瘾。现在我看别人抽烟，我没有想抽的感觉。

我戒烟后不到两个月，我们就被集中了，在社会主义学院集中，那个时候，高层的文化人士都去了。像夏衍、李伯钊等，都在。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成荫就因为抽烟这个事，还被批斗一通了。都弯腰嘛，一弯腰，成荫的烟就掉在地上了。红卫兵问他：“抽什么烟？”是一种很便宜很次的一种烟，红卫兵捡起来一看，是前门烟。就为这个红卫兵又斗他，还甩他两皮带。我省事了，我反正也不抽烟。这些红卫兵有我们厂里的，也有外地的，哈工大的红卫兵也来过我们厂。 

文革一开始的时候，我住在西交民巷，有一天突然听说，工宣队和军宣队进厂。宣布我们这些人都要进厂住。把我们集中到社会主义学院，我一看，哎哟，连夏衍同志都在那儿，李伯钊、夏衍，都在，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要在我们文艺上怎么来检查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但是在这儿学习不久，就告诉我们回厂。回厂好了，就成了一场闹剧，都给我们糊的高帽子，身上穿着纸衣服，挂着牌子，那么进厂的。我还算不错，牌子还比较轻。布景工人搭几个洞，要我们钻过去，钻那个低洞，因为我也瘦，也年轻，我一下就钻过去了，没挨什么打。好多人胖，就钻不过去，后边那个皮带就抽啊。我们就算是“黑帮”，集中住，不许在家里住。来了工宣队，来教育我们。我记得工宣队第一个给我个下马威，就是我带一个玻璃瓶子，喝水用的，他就说：“啊，开会你们还喝水，什么作风，工人阶级有那个气派吗？”我就赶快把杯子收起来，不喝就是了。

那个时候还是把北影厂当作一个重要的单位进行的。1966年我就带着行李住到厂里，厂里一个楼层都是地铺。大家住在一起，一个挨一个的。集中学习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批示，“五一六”通知。普遍把我们叫做“黑帮”。几乎大部分的创作干部都被打成黑帮，像夏衍、袁牧之、水华、成荫、崔嵬、凌子风，都是的。每天除了学习就劳动。也没有什么可劳动的。那个时候烧暖气用煤，有一大堆，小山似的。就让我们把这堆煤从这边挖到那边。完了以后，再运回来。我们都说这实实在在叫“倒煤”（倒霉）。今天干吗？倒煤！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悲痛的感觉，觉得好笑。干活的时候，大家有说有笑地倒煤，一看工宣队来了，就闷头倒。

还有笑话。凌子风他是值班组长，我们黑帮管理组，他执勤，我们几组的人到食堂吃饭都要排队。他手里捧个药盒，这个药盒里面有碘酒，有纱布什么的，为什么呢？害怕红卫兵打伤了赶快医治。他捧着这个盒喊：“立正，向右……”赶快改口，向左看齐，一向右看可不得了，那时候对右太忌讳了。但是食堂在我们右前方，应该向右转。不能喊“向右转，齐步走”，只能连着喊三次“向左转”队伍才能面向食堂，然后向前走。就不沾一个右字。

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到食堂去，路旁有一个很小的小女孩，最多两三岁，在路边撒尿，胖胖的，一看到我们就喊：“低头！低头！”她人小，话也说不明白，口齿还不清楚呢！可能总听别人喊所以她也喊。我们一听就想笑。

一开始住的是通铺，后来慢慢好了，一个屋子住4个人。

红卫兵在别处我的老战友家，看到我的一张照片，帽子上是青天白日徽，他就问我：“你是不是参加国民党了？”我说：“我没有参加国民党，我15岁就参加革命。”他就拿出照片来，我一看就说：“你们小同志对这个就不了解了。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民党的番号，就是国民政府下面的军队。那个时候我帽徽当然是国民党军队的。”这是文革初期，都要抄家，哪家不被抄？是我们厂的红卫兵来抄的。当然我们已经做了准备，把一些珍贵的东西藏到厕所里。王遐有一天回家问我：“抄家的来没来？”我说：“还没来。”她说：“怎么还没来，赶快抄吧！”

在这期间，星期六可以回家，礼拜一一早就得来报到，不能晚到的。礼拜天就可以在家里了。有一个礼拜一忽然集合，军宣队的领导、工宣队的领导来训话了：“放你们回家，是让你们好好地反省反省，你们居然有人出去吃涮羊肉，是谁？站出来！”赵子岳同志站出来，我们都喊他赵老师，他说：“是我！因为在家肚子缺油水，老伴让我去吃涮羊肉。”后来又有人揭发：“凌子风他在包肉饺子吃。”凌子风站出来说：“我没有吃肉饺子，我家包的是白菜饺子。也不是给我吃的，我吃的还是面条。”就为这事批评了半天，然后各回各组反省去了。 

那个时候红卫兵经常会来，一来就把我们这些“黑帮”带出去，把我们这些稍微有点名气、有点成就的人排成一队。排头站第一个是崔嵬，他个高，块头大。我们就跟在后面。红卫兵就让我们一个个说出自己的罪行，我们都弯腰，没有90度也有70度。

崔嵬交待的时候总是很长时间，说我怎么炮制这个大毒草啊，什么文艺黑线什么的，帽子一顶一顶戴。他讲的时候，大家都要一直弯着腰。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可是还有一些年纪大的，60多的。问到我：“谢铁骊，你说说你的罪行！”我就简单讲了：“我拍了大毒草《早春二月》。”他们问：“还有呢？”我说：“就这一点就罪该万死了。”他们就没话说了，我两句话就过去了。后来红卫兵走了，我们就回到我们的集体宿舍了，大家一致跟崔嵬说：“老崔，你一讲为什么讲那么长，我们的腰弯得简直都要折了。”崔嵬这个人的性格在什么环境下都会展示，他爱出风头，爱争取第一。他说：“我不说长不行，我这个不说长过不去的。”他还理直气壮，他还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感觉。

我们还要唱《牛鬼蛇神歌》，我们都不会唱，把谱子、词抄下来，贴在墙上，唱“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人民对我专政，我要老老实实，我不老老实实，就把我砸烂！砸烂！砸烂！！”先是让谢添教，崔嵬就上来说：“我来教！”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心里想，这个人的人物性格真是典型，在什么时候都要表现，现在想起来都有种喜剧的感觉。红卫兵每个人手里都拿一个皮带，有时候抽几下，也不是特别痛。我们头都剃了，剃的阴阳头，一边留着，一边剃光。后来头发慢慢留着也就不管了。

现在想起来这些，倒没有感到心酸，反而感觉像一出闹剧似的。当时，我没有感觉前途悲观失望，因为我的整个历史清白。没有恢复抽烟就是一个证明。

文革一开始，我住西交民巷，隔壁住的是个小资本家，红卫兵一来抄家，他把头栽在水缸自杀了。

跟我合作过的上官云珠跳楼了。一方面批斗她，另一方面，她有癌症。王遐当时也受到牵连。有戏剧性的是，家里周围，打死的，上吊的，自己栽到缸里的。屋前屋后都是哭声，车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死了，被拉走了。我被批判的时候，剃的阴阳头，身上有被皮带打的小伤痕，但是我不习惯跟别人诉苦。厂里当时有几个专家什么的都自杀了，上吊了。当时，王遐问我是不是到西郊去躲一躲。我说：去西郊干嘛？她说怕我想不开，我说：跳井上吊多难受啊。她这才放心了。那时，王遐在发行公司里当过10年的党支部书记。也被批斗，不过不是主要的，她是陪斗。

这期间，我父亲病重，住在北大附属医院，我就跟工宣队请假，陪我的父亲。有一个多月，一直到他咽气。他是帕金森氏综合症，岁数大了，那时候80多岁。

不久，我接到通知让我去看戏，那时我在家。我就去看了，好像是《智取威虎山》。我在剧场里等了一会儿，后来进场的有江青、周总理、张春桥、姚文元及国务院办公厅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宣布了解放几个同志，有我，钱江、石少华（新华社的）、李德伦，还有红学家李希凡。是在看完戏之后宣布的。被解放后，我就接受了要拍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任务。宣布解放的时候是1968年秋天。我们还合影留念，我左边是江青，右边是总理。文革期间留下来的照片非常少，文革以后，几乎要把这张照片毁了，但因为照片上有总理，还是保留了下来。

江青先是看中的李文化，他因为是拍新闻出身的，跟我合作过《早春二月》。江青让他先拍一些领导的新闻片。当时，江青问李文化：“哪些导演比较能干？”他推荐了几个，其中有我。她根据这个推荐进行各种挑选。为什么挑我去拍样板戏呢？一方面看过我的大毒草《早春二月》，觉得这个人还有一点能耐，有一点艺术细胞；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查我的档案，15岁就参加新四军，在旧社会从来没有干过什么事。尤其我从来没有到过上海，江青最怕在上海待过的人，知道她的底细，她非常忌讳。我不了解她的历史，也不了解蓝苹是谁。一看我的档案，“红小鬼”。那个时候，她真喊过我“红小鬼”。实际上“红小鬼”应该是参加长征的人。但是她喊我我也不能反对呀！

后来样板戏就要组织班子了，北影厂把被弄到大兴五七干校的人逐渐调一些回来，组织一个摄制组。那时是非常谨慎，最奇怪的是，我们看样板戏，把镜头分了，不断地看，后来我们就用个录像机把舞台戏录下来。那个时候提出两条，一个你们要还原舞台，再一个要高于舞台，要发挥一点电影的手段，但是又不能改动太大，一句台词一个唱腔都不能改。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来进行创作。

那时候为什么我这样做呢？因为批判导演中心制，你不能坐那儿指挥，要听大家意见，不能你导演一个人说了算。我自己说，希望大家出主意，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过去一个人说了算是不对的。就这一套，说来说去就这一套。末了，拍戏呢，还得问我：“导演这个这个怎么办……”

工宣队负责人是个女同志，她后来带队退走了。又换了军宣队，来回倒，有时候这个工宣队不行了，撤走了，换一批。最后，就是8341军宣队进厂了，8341就是当年中南海的中央警卫团的番号。 

当时，有一个不知谁总结的规律，“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另外一个，就是“我仰敌俯、我正敌侧、我明敌暗”。李文化最后又总结了一个“我胜敌败”。

江青有什么意见，打电话叫我们去，大部分在钓鱼台，有一次晚上已经大概七八点钟了，要我们到大会堂哪个厅。怎么去，也没有车啊。我骑自行车那要什么时间赶到，正好还有一辆卡车，我就让卡车送我，我坐在司机旁边，卡车开到人民大会堂，不然怎么办啊！有一次江青一进钓鱼台那个会议室，一看温度没有达到她要的标准，低了两度，她就大发雷霆：“你们想冻死我？想害死我。”后来就赶快通知总理，周总理来，调解了一下。开会的时候，我一般坐后面，江青就喊：“谢铁骊呢？”我就喊：“我在这儿呢！”“你怎么老坐在后面？”

有的时候开会，医生吴阶平在旁边，跟我们一块坐着等她。拍样板戏的时候，有的时候，半夜打电话把我们叫去看电影。我们拍戏一早就要到厂里去工作，晚上还要陪她看电影。又不敢打瞌睡。

那个时候吃饭，我们跟样板团不一样，他们的伙食好一些，后来，大概摄制组个别照明工人（那个时候工人敢于讲话），提出：我们劳动量这么大，不比样板团演员劳动消耗少，伙食这样不好。后来这个事情被江青知道了，就跟狄福才，8341副政委讲：要把他们的伙食搞好，要增加高蛋白。高蛋白是个营养学的名词，我们这位军代表老兄认为高蛋白就是鸡蛋，好，给我们几个主创干部每顿多发两个煮鸡蛋。这个也没有几天，工人反对了，怎么他们加两个鸡蛋，我们没有呢？工宣队回答不上来，我们这两个鸡蛋就取消了，取消就取消吧。 

这中间，我斗胆顶过江青一次，也不是有意识的。江青说，那你们到东北去看看，看看大森林，选选大森林作背景嘛，大的树、雪，实景拍摄。那个时候我也很单纯，我说如果用实景大森林，杨子荣的马鞭的舞蹈动作能用吗？那就不协调了。大雪景是不是就应该骑着真马。她一听，也愣住了，停顿片刻后，说：“我是让你们试试嘛！”其实我这也不是顶她，我也是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实景的话马鞭要不要。这一下，江青不高兴，下不来台了。

我们就到东北去看外景，去试，显然不行了。看外景以后，对我们有个好处，在内景搭景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按实景来搭，但是搭的总有虚假的一面。但是又像真的，就是似真非真，这样，杨子荣打虎上山的马鞭也就协调了。

拍这个戏，费劲了，来回试，拍一段，看样片，不行。那些爪牙，从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他们也不懂电影，有时候样片也没有认真剪辑，就拿去放，他们就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江青就强调要出绿，总说你这个没有出绿。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弄一点绿或一片绿的东西，你又不能打绿光，你打绿光容易捎带正面人物。就为这个出绿，我们也折腾了好几回。所以后来把照明的地位提得很高。这个出绿，不是那么简单，是靠光线。如果是白天，大太阳光下坐在草地上，那个绿容易出。如果在暗部，光亮度不够，绿就不容易出。当时用的柯达－伊斯曼胶片。一般过去摄影都喜欢用侧逆光，绿草地顺光拍反而很绿，有时候侧逆光不行。就这样来回折腾。 

当时我们厂在小关。为什么我们厂那时候从小关（已经建设很多棚，什么场地都规划了）搬到现在的北太平庄呢？就是因为棚不够高大，不能仰，一仰灯就穿帮了，因此就重新建棚，建了一个特大棚。还有一个原因，有一次江青不知怎么兴起，大概晚上没事了，到北影厂来看看，这时候我们放假了，没有在厂里住，到小关北影的路上，坑坑洼洼，去了以后也没见到我们，因为再通知我们也来不及了，就碰到我们的一些工人。她最后说：“这个鬼地方！制片厂怎么选这个地方。”她一句话叫我们厂选址迁移，选来选去选到当时的测绘学院，就是现在北太平庄，那个时候测绘学院正好挪走了，不在北京了。建了4个棚，都是大棚，就是现在北影厂的地方。《智取威虎山》拍摄这才开始。我们开始拍戏的时候，摄制组归摄制组，样板戏团归样板戏团，在进棚以前，要学习一个小时，呼念几篇毛主席语录，主要批判导演中心制，就是过去电影在黑线领导下强调的“导演中心制”。所以每天没进棚就批判这个，大家民主嘛，有什么意见就提。所以分镜头分好后，我就在黑板上跟大家讲的时候，谁都可以提意见，摄、录、美、化、服、道，尤其是照明，他们就提意见，应该这么拍那么拍。实际上电影工作人员大多数人都知道，你这个提法，也不符合拍电影的规律。他们懂，所以导演说的他们基本上还是听的。尽管每天批判导演中心制，拍戏的时候，还是要听我的，不然就乱了。

拍《智取威虎山》，来来回回改，拍了大概20个月左右，来回折腾。最后审查的时候，除了毛主席、林彪没去以外，全政治局的人大都去了，主要首长有：叶剑英、李先念、周总理。是在钓鱼台的一个专门放映室看的。放完以后，总理、叶剑英鼓掌，说：“这个好啊！”我讲一个趣话，一开始江青没出场，她的习惯呢，一把专门的椅子，椅子前放一个凳子，还有一张毛毯，以准备她两腿放平时盖腿用。叶帅进来，跟大家打招呼以后，开了一个玩笑，哎，你们到这儿来坐吧！就指着江青那把椅子，你们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坐啊？他过去了，我当时一下笑了，叶帅开的是带有贬意的玩笑，后来江青、总理，就进来坐下了。在看完戏以后，全体鼓掌，我估计江青不一定满意，她没有鼓掌，但是她没话说了，这个审查也是她请来这些人啊。所以这么一鼓掌，通过了。她再想说了，也无话可说了，就通过了。《智取威虎山》的发行拷贝可不少。

《智取威虎山》是样板戏第一部，《智取威虎山》拍摄后期让李文化组织一个摄制组拍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导演是潘文展、傅杰。刚拍了一场，后面矛盾就多了。不是在我们厂里摄影棚拍的，在一个大工厂的空的厂棚里搭的景，因为同时在拍，摄影棚错不开。他们拍的过程中，跟刘庆棠有矛盾。《智取威虎山》刚完成，就把我和钱江调去。因为刘庆棠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还是文艺领导小组的，不买导演的账。在《红色娘子军》里他演男主角洪常青，他不懂电影。比如拍吴清华，就集中拍吴清华同角度同方位的镜头，他就讲：“怎么老拍她，不拍我？没有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都是笑话了。拍电影不能按顺序来，这个耗时太长。他不能理解，后来潘文展、傅杰导演跟他做了解释，双方相持不下，拍不下去。刘庆棠还总强调“三突出”、“出绿”。他因为有点儿小看这两个导演。傅杰是从苏联学导演回来的，现在已经去世了。这个矛盾就反映到江青那儿了。江青一看样片也不满意，说好吧，把谢铁骊、钱江调到那个组里。

刘庆棠

我们调去了，我对他也不客气，一开始有冲突，他说镜头都要给他，我好好给他解释，我说你没有戏的时候，我镜头给你，你不很僵吗？是不是啊？镜头避过去的，应该对你是有好处。他不理解，有时候就跟我吵，他当然是我们领导啊，不过我也没在乎他，坚持拍。第一线我还是让那两个导演来导，我退到后面来指挥，不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一直到拍完都是这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虽然很不愉快，但也没有办法。戏得拍下去，他得拍下去，我也得拍下去。我不直接跟他发生冲突，但其他演员我可以直接导，比如薜菁华演的女主角。在这个拍摄阶段，剧组跟摄制组的矛盾，我要有一个掌握和解决的手段。我们摄制组又不能低三下四的，都按他那个来，又不能太伤害他，刘庆棠是江青的嫡系。“于浩刘”嘛，于会泳、浩亮、刘庆棠三个人是江青的红人。刘庆棠当时领导芭蕾舞团，他是团长，另外他还是文化领导小组的成员。当时我也是文化领导小组的成员。后来，情况变化发展，（文化领导小组）改成文化部，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刘庆棠当副部长，我就下来了。《红色娘子军》还是拍下来了。

这个戏，因为我们也不太懂舞蹈，我们等于拍了个舞台纪录片，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把你主要形象突出，镜头分好，按芭蕾舞的音乐节奏，音乐预先录好了，一面放一面跳，练好了，放音乐同时就拍。将来拿磁带套就行了。舞剧分镜头，我主要考虑舞姿音乐节奏。芭蕾舞腿动作多，全景就多，不能把脚尖去掉，那还成什么芭蕾舞了。这个方面我们特别注意。我们也有近景、特写，表现强烈的动作感。因为没有办法同期录音了，镜头又分得碎。你现在看戏曲电影，镜头很长，可以同期录音，几台机器，架在那儿，全景，近景、唱腔不断就行了。我们就不行了，如果一断音乐，就变化，节奏就不一定那么准确了。后来还进行得很快，我们保留前两个导演在我去之前拍的第一场，剪辑时保留了。那时也无所谓挂名不挂名，我们没有挂名，实际情况是我跟钱江去拍的。这期间江青去看得很少，中央政治斗争开始了，那边事情也比较忙。《红色娘子军》很少返工就通过了。

突然上边通知“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5月16号本来是一个文革的通知。这一下扩大化了。谁也不清楚“五一六”是一个什么组织。但是军宣队逼着让你老实交待，大家就胡扯，胡招认吧。有人的提名中牵涉到成荫，他当时已经拍完《红灯记》了。就把我们几个人：成荫、我、潘文展、钱江、李文化、晓滨，一块下放到二七机车厂劳动。因为“五·一六”运动要深入，害怕我们在，面对面有影响。而且我们这批是江青点名让拍样板戏的，如果没有正式的有把握的证据，将来不好交待。就把我们弄到二七机车厂里劳动，在北京丰台区长辛店。这样就可以背靠背，让群众无所顾忌地揭发。我们几个人中间，怀疑最厉害的是成荫。我们在二七机车厂跟工人在一块，做一点劳动也不是很累。就是晚上睡不好觉，晚上砸钢板的声音昼夜不停，声音很大很近。我们跟工人一起住在宿舍也是上下铺，那些工人累了一天，能睡着。我只有一个耳朵，也不受太大的影响。一般人还真是睡不着。我们慢慢跟工人熟悉起来，工人就跟我们提意见，说样板戏不错，但我们也想看点故事片，能不能拍点故事片。我们在二七厂有几个月时间，礼拜六我们回家，过个礼拜天再去。有时候我就骑自行车，我从西交民巷骑到厂里要一个多小时。

在二七厂的时候，我跟成荫、钱江就写了一个报告给周总理，内容就首先说，我们在二七机车厂，接受了工人阶级对我们的亲切教育，我们受益匪浅，很多工人看了样板戏和样板戏的电影也很高兴，有个遗憾的地方，就是没有电影故事片。因为那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在这劳动期间，有一个礼拜天，我回到家里，当时我的小女儿上初中，在看一本小说《海岛女民兵》，我翻了一下，就考虑改这个剧本，里头有女民兵，而且保卫我们边疆的。还有那时候台湾不是要反攻大陆嘛，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改编也是零零碎碎的，一面劳动，礼拜天回家休息考虑一下剧本。这个本子是在报告以后才写完的。

这个戏大概我们用3个多月的时间就拍下来了。因为我们已经有经验了。《龙江颂》的主角叫李柄淑，是安徽人，我们打淮海战役的时候，她才几岁。她是安徽宿县人，在淮海战役范围内。

戏曲片因为镜头比较长，唱腔不能断，我们就用推拉摇移，机器放在一个轻型升降机上。升降机搭在移动轨道上。可以升降，也可以用移动车推近。“推、拉、摇、移”都有了。《龙江颂》有一个唱段好几分钟，我就一口气拍下来。因为有些过门很长，使用推拉摇移使演员不为等待过门而僵呆在那里。

《龙江颂》顺利通过，这个是有原因的。幸运在于，江青那时不在北京。毛主席想看看戏。正好我们《龙江颂》送去了，他说：“我也看看。”毛主席看了以后，他也不从什么灯光、出绿这些方面挑剔。他说：“这个戏很好嘛，宣扬了共产主义的精神。能够互相让水，这种品格、风尚值得提倡！”就这样通过了。他这样一说，江青也就没的话说了，因为毛主席先看的。这些话是后来传达下来的。所以这部戏最顺利了。

《龙江颂》的拷贝是6000个。你说现在哪儿能发到这么多？现在60个也难弄。比我们现在一年总的拷贝数都多。

我们拍《龙江颂》同时，上影厂也在拍《海港》，也是在北影厂拍的，北影一共有4个棚。《海港》拍完后，审查，江青不满意。当时的导演叫傅超武，这个人已经去世了，把谢晋当他的副手，因为谢晋有艺术才能，但是因为他在老上海工作过，所以压低了。

江青因为不满意，所以让《海港》重拍。我是二次拍《海港》。但是因为他们前次的经验、拍摄经过谢晋知道，我就拉着谢晋跟我联合导演。谢晋科班出身，他当副导演比我早多了。我还是尊重他。当时，江青点到我的名，其他人她不管了。现在你们看到的《海港》就是第二次拍的。第一次拍的根本没有用。我在拍摄过程中，谢晋提醒我上一次失败的经验，不重复错误。

谢晋比我大，进入电影界也早。他在南京国立剧专学习的，现在80岁了。我们早就认识，他在上影厂，也经常来北京。他跟陈怀皑是同学，他爱喝点酒，有时候到我家，我也陪他喝点。我们关系很好的。我们此前也没有合作过，合作的也只有一个《海港》。他脾气有点暴躁，有人就说他有点霸道。我们合作，有一场戏拍得他感觉很满意。就到我家来，他知道我鳝鱼炒得非常好。您如果问他：“谢铁骊的鳝鱼炒得怎么样？”他一定说：“好。”因为我的家乡鳝鱼多，本地人爱吃鳝鱼。爱琢磨菜怎么做，比如把豆腐丝放在姜汁里一煮，软化了，拌上调料，很好吃。花生米放上味精，好吃。那个时候我已经住到厂里来了。

后来，在会上让我来讲《海港》的缺点。……

这个后来也通过了，都没有像《智取威虎山》那么复杂。他们审查也有经验了。

那个时候陈怀皑还在干校，因为他的一个坦白大会没有弄好。还有汪洋厂长都在那儿。

《海港》拍完以后，谢晋回上海了。我们调回到厂里的人逐渐多起来。

我在拍杜鹃山的时候，搬到厂里住了。那时是先解决工人的住房，我也没有提出来。他们看我每天来回跑，那时我50岁左右，经常单独住在厂里宿舍。拍戏赶得很紧，经常夜里两三点钟才回来。1970年左右，我就搬到厂里将军楼，二层楼，那是原来测绘学院院长和政委的房子，我们住在底下的8间房。当时，算是厂里最好的房子了。现在已经拆了。那时候厂里像大花园一样，现在都变了。当时的北影不存在了。现在我们这些创作干部属于艺术创作中心，办公还在北影，属于中影集团公司。北影一共4个棚，1棚3棚比较小，2棚稍大一点，特大棚比较高，为了仰拍，还有一个特技棚在另一边。

之后有一次，在虎坊桥剧场看《杜鹃山》，我们去了。休息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找我和钱江，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去了。一去呢，就看到江青坐在那儿。我们几乎都没敢坐下。她二话没说，就讲：“怎么？你们是不是对样板戏拍摄都不感兴趣了？”她说话很轻，很软，不是很重。这句话一说，我们吓一跳，你想这话多大的分量，我们就赶紧说：“没有没有！”要是对样板戏不感兴趣，这是多大的罪名！她接着讲：“没有就好！今天你们看一下《杜鹃山》，看完以后，赶快把它拍出来。”

在看《杜鹃山》以前，我把《海霞》的剧本已经改好了。本来我想筹备《海霞》了。这样一来，我就要接着拍《杜鹃山》，我们压力很大。江青既然那样说了，如果我们草草地收兵，拍的不如前边的话，罪名就更大了。她就会说：“你看，你们是不感兴趣了嘛！”我们挖空了脑筋，在各方面都很努力。所以在这几个样板戏中间，我跟钱江都讲，《杜鹃山》是我们自我感觉拍得最好的。在电影化方面。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景是一个小瀑布，我们搭的内景有真的瀑布下来，上面有一个很大的水箱，预备开拍的时候，让水流下来。就从这儿看，费了多大功夫。当然那个时候有这个条件。有一场戏背景是竹林，竹叶怎么弄也不行，怎么弄都像是假的。江青知道这事了，说：“这个好办，从江西运一点竹子来。”当时把军队参谋长——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他是参谋长——叫来，说：“你们想办法弄一个专列，从江西连根运一个车皮竹子到北影。”这个竹子现在还在北影长着呢！我在拍《红楼梦》的时候，还用到这个竹子。这是从江西连根运来的，一运来我们就把它种在地下了。竹子还是比较泼皮。拍的时候，连包抬到舞台中，用一个小山坡挡住，拍完了就移植到地里，后来它居然生长下来。竹子是很绿的，出绿。

我把《杜鹃山》拍完以后，江青看了也并不很满意。她已经带有成见，认为我们心已经在故事片上了。但是挑不出什么毛病，她别的事情也多了，这时，她恐怕已经参与了整个上层的政治斗争。也通过了。

因为样板戏毕竞是舞台纪录片，艺术纪录片。拍摄花多大的工本，是不惜工本，我们现在拍故事也没有这个可能。现在还有人也拍了一部样板戏，首映式的时候，我也去了。张火丁去了，中宣部副部长也都去了。张元拍的，演江姐的是程派张火丁。我觉得看来也还不错。因为这个戏演员也简单，不能按真实的情况去弄，花故事片的钱就可以很好地去拍了，他拍的我认为还是讲究的。也很不容易了。因为我喜欢京戏，旦角方面我喜欢程派的。张火丁我喜欢她的唱腔。样板戏对整个京剧唱腔有很大的改动，伴奏都是大乐队，里面还有西洋乐器，有提琴、大提琴、中提琴、竖琴都有。

后来欢迎伊文斯来中国，在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我们去了。见到周总理的时候，总理说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批了，我支持你们拍故事片；我把你们的报告转给江青同志了。我们心里就嘀咕了，也不是我们直接给她写的，一转给江青……但心想有总理，当时我们把总理的位置看得很高。当时我坐在总理的左手，我印象很深，我看到他戴的手表就是我们第一个国产手表，南京产的，中山牌还是什么牌。那个时候我们戴的都是外国手表，虽然也是杂牌。这个给我很深的印象，总理在这方面是带头的。

当时选演员也是经过我点头的，那时谢芳也帮我找演员。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人物，背毛主席语录背得好。

演小海霞的，谢芳当时找了3个小女孩，就把她们带到《杜鹃山》摄影棚里，让我挑，我看了看，就定了蔡明。她那时家住牛街，她是回民。吴海燕呢，是谢晋给我推荐的。但是一来，一谈，她是我一个老战友的小女儿，淮海战役的时候她父母是我的战友。当然我也不是因为这个用她，主要考虑剧情，再一个她长得比较漂亮。

我本来想自己拍的，本子已经改出来了，我也没有办法，走不开，就从“五七”干校把凌子风找来，让他带人去拍。

凌子风同志很潇洒，美院出身，后来大家反映他的一些问题，那个时候反对“导演中心制”。当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所以照明、置景、录音助理这些人地位很高。可以提意见。一反映到工宣队，就把他们撤回来了。停拍了。

我后来就让钱江、陈怀皑、王好为这几个人联合导演，摄影也是好几个人一起做。为什么我自己没有去当导演呢？这时我负责北影厂的领导工作，革委会领导小组。这是在拍摄《杜鹃山》期间开始担任这个工作的。

《海霞》这个故事片在政治上没什么问题，做为一个故事片，有些演员还不到位，尤其这个大海霞，她是京剧科班出身，不适应电影，表演上就存在很多问题。摆脱不了京剧动作，容易踩锣鼓点，但是那个时候就不谈这个了，他们也没有批评哪个演员表演不行，这不是个政治问题，也不是个大问题。

《海霞》问题复杂在哪儿呢？剧本是我改编的，他们到外景，一些老演员之间有一些意见分歧，钱江就回来，找我。我就决定到《海霞》外景地去一下。那时作曲王酩也到那儿去了，他是第一次给电影作曲。

我去解决了这些矛盾，还帮他们拍了一些戏，把定位也弄好了。厂里还有事，那时我是领导嘛，这时就让成荫重拍《南征北战》了，我还得考虑这些事。这个领导小组大部分是学习毛主席语录好的，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骨干分子。但是光有他们也不行，得有懂电影的，我把丁峤同志从新影拉过来，帮我主持工作，我把汪洋也弄回来，汪洋当时名义上是协助我们革委会一个抓生产的同志。当时还有几部故事片在拍，《南征北战》《闪闪的红星》（八一厂拍摄），因为群众反映，7年没有故事片。 

我是编剧，等于《海霞》是我在负责拍摄。所以《海霞》受批判以后，就整我，我也没办法推，虽然我不是导演，人家也知道实际上你是导演，我心里有数，我也不推，责任都来吧，板子都打在我的头上吧，我也不让。《海霞》本来是艺术创作问题，一下子“于浩刘”把它提高到违反“三突出”原则上。有时候我就跟他们辩论，比如说山坡上跟国民党战斗那一场，从台湾那边过来进攻我们的阵地，指导员领着队伍反击，海霞担着水上山，忽然敌人有炮弹过来，指导员救海霞，赶快让海霞趴下，他扑在她身上，他们说这是违背了“三突出”原则。应该突出海霞，怎么能突出指导员呢？我也不客气，我说难道这种情形让海霞扑到指导员身上，那么小的一个女孩子，她来挡指导员，怎么可能呢？我就跟他们不客气地辩论。那也不行，他们都不懂电影。

我跟于浩刘本来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但也许我跟他们辩论的时候，激起了他们内心的不满也说不定。

这个信我是让王遐直接向国务院信访办送的。信访办转送了以后，总理就要调片子看，他因为身体不好，是分两次看的，看两天，一天看一半，他病着呢，医生不让他劳累。看完总理感觉这有什么问题呀，没有什么问题呀。

有一次开会，那个时候，吴德同志还没有完全下来，仍为文化领导小组组长，在一次会议上，于会泳就追问：总理看《海霞》，这片子是谁给的。我说我不知道，总理办公室来调，那你能不给吗？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实际上，这个有关系，就是通过贺捷生，就是贺龙的女儿碰到总理，就谈起《海霞》这个事，总理就想看看这部片子，我们就想办法通过我们厂在钓鱼台放映室的一个人，把《海霞》放给总理看。但当时我不能交这个底。吴德就讲这个事情再不要追了，不谈了。他的意思总理要看，不管谁调，还追查什么呢？就把这事压下来了。

后来，这个事传到“四人帮”耳朵里了。然后呀越拔越高了，就把《海霞》拔高成了文艺黑线回潮。因为他们不懂故事片，没有这个经验啊，他看样板戏看惯了，在这点上，我虽然是编剧，但是我是挺出来跟他们干的，尽管有那几个导演，当然稍批他们一下，但是主要针对着我。批斗时我就不让。不让他们，他们大概就汇报到江青那里。江青她也没看片子，当然相信他们了，估计谢铁骊拍过大毒草，你说他黑线回潮那是可能的，是不是啊。整我的时候还没有太大整，就是大字报、辩论会。这时，小平同志出山了。总理在医院里。

这一时期我的青光眼第二次发作，眼压比较高，眼睛看不见，住在同仁医院做手术。也是因为《海霞》的事，心情激动，青光眼就发作了。

这以后，正好我自己后来感觉这个片子在艺术技术上有点问题，就让他们帮助再修剪一下。

我给毛主席写的信，经过邓立群、胡乔木，最后转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把这封信交给了主席，主席批了，让中央政治局研究。那个信后来中央办公厅文律师打电话问我，他查到了，他说你那封信原稿还在，你看你要复印吗？我说当然要了，他就复印了一份给我。

在这个情况下，小平同志就召开在京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会议，看《海霞》的两部片子。为什么有两部呢？第一个版本被批了，我们自已后来感觉有些艺术上、剪辑上不满意，我们自己就跟文化部说，好好，我们修改，其实我们没有修改他们提的，是修改我们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审片时张春桥出席了，当时有李先念、吴德，把于会泳也找来，我跟钱江也找去了。当时，邓小平和李先念等坐在一边，张春桥、于会泳坐在另一边。我坐在邓小平和李先念后面两人之间的位置，这样在看影片的过程中，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时回答起来方便。小平同志很平易近人。来了以后，就让开始放影片，因为这是两个版本，看的过程中，看到修改过的地方，他就指出这个地方修改过。看了以后，小平同志说，你们都回去吧，我们要讨论一下。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就打电话通知我，说研究决定《海霞》按你们修改后的版本发行上演。

后来江青她也没有话说了。可以印拷贝了。在印拷贝的问题上，“于浩刘”还掌握着文化部呢，又开始刁难，让我们拿保定产那个胶片“代代红”印拷贝。这个胶片不保险，说不定中间就闪一下，当时我们用的胶片都是柯达－伊斯曼。后来我跟钱江说，这个不行，就跟小平同志又写了简单一封信，但小平同志他自己不能直接处理胶片问题，他把这个信就转给江青了。江青就捏着鼻子，只好通知文化部，让他们用外国胶片印吧。事情就告一段落了吧，以为没事了吧，没想到《海霞》事件的高潮还在后面呢。

《海霞》全国公映了有半年多，观众们好多年没有看到过故事片了，都感觉很新鲜，很叫好。“于浩刘”这个文化部部长副部长把这口闷气憋在心里了。后来，在“大寨”会议，江青批评邓小平。这次大寨会议没让我去。小平同志二次下台后，《海霞》问题又翻起来了。 

我是后来听说的，江青原来还没有火，这下火了。并骂我：这个谢铁骊忘恩负义，啊，跑到邓小平那边去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哪一边对哪一边啊，我只是为了这个《海霞》。有人说我有先知先觉，知道江青要垮了，所以赶快跑到邓小平那里去了。你想我那时候哪会知道江青是“四人帮”，又怎么会垮？我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们处理我不服气，我就要上诉。他们整我，我不服气就要反抗。我从来没有整过别人，也不会投机。

这回就是刘庆棠、钱浩亮到北影来，开动员大会，让大家写批判大字报，那个时候还没公开提出邓小平的名字，只说有这样的领导，上台就复辟。接着又批评谢某人，以示跟他在一条板凳上。

不久，公开点了名，把邓小平同志就拉下来了，在厂内大字报上也点名批判。好了，又回过头来围攻我了。我又完了，又进行检查。那时我已经离开领导岗位，军宣队又补充了一些人，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把我家里的电话都切断了。外边人有流动哨在看着，看你家里去的是什么人。我记得正好是这个时候，唐山地震。因为都搭防震棚，那个时候我也没去防震棚，我还是睡在屋里靠厨房的两张桌子上，被他们检查到了这条罪名，他们说你是想干什么？人家都去了防震棚，你这用意何在？我说我没有什么用意，只是感觉防震棚睡得不舒服。他们就把我拔高了，好像畏罪自杀一样的。

那个时候，每天让我去上学习班，进行反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追问我给毛主席写信，是什么内容，你如果有底稿，把底稿交出来。那时候实际上“四人帮”已经看到这封信了，但是我们给毛主席的信，毛主席没有追查的批示，别人追查违反党章原则的。所以他们就追问我，你给毛主席的信的底稿呢？把底稿交出来。我说底稿早就销毁了。信是我起草的，但笔迹不是我，这封信的笔迹是请王好为的妈妈，就是张瑞芳的姐姐写的，现在已经去世了。因为我害怕对笔迹。他们实际上知道这个内容，但他们不敢公开这个内容，想要我拿出底稿来。我也知道他们的意图，他们的意图就是如果我拿出底稿来，他就公布出来，他按这个逐条地反驳，让大家来批判。批判以后，再汇报给毛主席，就说你看他给你写的信里面都是虚假的。群众是怎么怎么反应的。他们又问，信是你写的，大致内容是什么？我说你叫我想我想不起来，而且我给主席写这封信是很严肃的事，我要说错了一点点，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就把它搪塞过去了。后来仍是反复地追问，我就是不说，咬紧牙关不说。他们也没办法，也不能用刑吧。但是后来，我知道情况不妙了。对我几乎像犯人一样，去开会都有人押送。早上来，下午回家再写。还让钱江、怀皑揭发我。他们就说点鸡毛蒜皮的事。他们也是分配在工人车间受审查。重点是我，这个我责无旁贷。

老实讲，在这个中间，好些人劝我，说你赶快给江青写一个检讨，就可以省事了嘛。

我当时也固执，我说我没有错嘛，电影没有政治问题。我检讨什么呀，所以我这个信坚决不写，就是不写。现在回想起来，我老伴儿说当时你要写了，也许还真能把你放过去，但是后来你就完蛋了。

写给周总理的信，是我让王遐送去的。她直接送到了信访室。信没有封口。后来，就为送封信，也给王遐办了学习班，让她说信的内容。后来为胶片的事给小平同志写的信，也是王遐送的，让她交待。后来我老伴儿说起来，说她当时索性大大方方地，带着一杯茶，带着个扇子到办公室一坐，让他们问。她就胡扯一通，围着她的人都是共事多年的同事，也是为了应付上级差事，也就马马虎虎地过去了。

我一生很少流泪，现实生活中很少流泪，看电影的时候看到情节感人激动的地方会流泪。我记得流泪比较多的就是周总理和毛主席死的时候。这也是两个原因，一个是两个伟大人物走了，另一个自已也很委屈，我那时还被监视着，“四人帮”为了《海霞》的问题整我，他们认为我站到邓小平和周恩来一边了。毛主席死的时候，我还没有自由，追悼会的时候，也到我们厂里分会场去了。我低着头，囚犯似的。

我是在家里听说周总理去世的消息的，是一个朋友告诉我们的。王遐哭得很厉害。记得那天是个晴天，我们就到长安街复兴门东边上等灵柩过来。街上站满了人，大家都在默默流泪，有些人还哭出声来。

当时，心情很不好。我就跟家里说准备一下，我看我得去北大荒。真都准备了。当时好像有传说可能要关进秦城监狱，我气愤地说：我不是刑事犯，也没有杀人，也不是“反革命”！

为这事整我整了20个月。《早春二月》的批判没有这次这么严重。幸亏粉碎“四人帮”提早了一个多礼拜。本来已经准备在1976年10月12号，比粉碎“四人帮”晚一个礼拜的一天，文化部召开一个批判大会，除了我还有别的人，听说有王昆。批倒我就押送北大荒。后来知道，他们早都安排好了。你看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里面有一段关于《海霞》的。

结果没到开我批斗会的时候，把“四人帮”逮捕了，就差一个礼拜左右。那天早晨，忽然弹钢琴的刘诗昆，到我家来了，告诉我“四人帮”被逮捕了。哎呀，这下心里这块石头落地了，那我北大荒就不要去了。

那当然就结束了。我的罪名，我们全组的罪名，就都没有了。有人开玩笑，说你跟“四人帮”那趟火车是人家一脚把你踹下来的，正在把我踹下的时候，还有人在往这班车上上呢。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老实讲，我们的确无意识，“四人帮”上层的政治斗争我们不了解，只感觉有些不对头，我跟他们争的完全是《海霞》这个剧本，这个戏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