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杂忆——知青“督卒”往事

1968年11月我上山下乡插队落戶到中山县民众公社，从1972年始到1976年，曾经“较脚”（偷渡）五次，失手被抓四次（另一次逃跑脱难），每次都被关押收容所，辗转遣送，被关押过的地方计有广州公安局拘留所、广州沙河的省收容所、中山县的“金钟收容遣送站”、珠海的“山场收容遣送站”，还要算上民众公社的收容站（公社农科所），五年间被关押的时间总共超过兩年。

肉体的迫害、人格的侮辱、精神的摧残……几十年过去了，收容站的一幕幕还历历在目，挥之不去，记忆犹新。

偶然在网络见到一幕，60年代初，大陆饥民冲破藩篱，偷渡到了香港境界，不料被港英员警抓获，偷渡者一车一车被押解回“社会主义”去。惊人景象出现了：只见香港民众，阻拦汽车开动，让被抓的越境者逃离押送车。更有无数市民，把手中所带的食物，一包一包抛入车中：

这一幕看得我热泪盈眶，一是为当年香港人的人道热忱所感动，更因为似曾相识的一幕，我也曾经历过，地点却在国内。

1972年，我第一次“较脚”，两人棹小艇自中山县民众公社出发，横过珠江口，向香港进发，成功在即，却在“垃圾尾”岛被大陆货船截获，被送到广州，我至今还记得这条船是广州三船队的粤江800号。我们被送入广州沙河“广东省收容遣送站”（又称“沙家浜”）关押、甄别，再被赶上押解车，押送回中山。

那时广州至中山，车行105国道，路上要过五、六个的车船渡口，摆渡船是人车混载的。其它班车过渡，乘客要全体下车在船甲板上过河，我们是人犯，不得下车，车窗都用铁枝焊死。在一个渡口，我们当中有个人，向车下的人哀求一句：“大佬，能否俾支香烟食下？”

闻者即刻把手中的一支点好的香烟递了进来，周围的过渡者，各自将自己的香烟火柴饼乾糖果纷纷扔进车内，押解人员气急败坏喝止，哪里有用？更有人跑去岸边小卖部买了食物，抛了进来。车内之人，应接不暇喜气洋洋，噫！一众落难之徒，竟像凯旋而归的英雄，这一幕长留我心中，虽几十年过去而不灭。

人间不乏温暖，即使在最冷酷的环境中。

坐落广州沙河顶的“广东省收容遣送站”，偷渡者戏称为“沙家浜”，名声在外无人不晓。它有多栋建筑，原址系先前的“少管所”，文革中移作全省偷渡人员收容遣送站。被抓的偷渡人员由各地解送到此，甄别审查后，再押送到原籍（包括知青下乡地）。此处其实就是全省转运中心，所有的偷渡人员被抓后，凡要转送的，先送到此处，然后再分流各地区，所以人员常年爆满。“沙家浜”为苏式建筑，有三道围墻，每一道围墻都分别有行车的大门与行人的小门。监仓都在第三道围墻内。

被抓的偷渡人员一旦解至，管教人员即大声喝叫：如“南番顺”“台开恩”“中珠斗”......意即“南海、番禺、顺德”“台山、开平、恩平”“中山、珠海、斗门”，来自海南岛的则统称“鹩哥埠”，来自那些地方的人各自前去归集，以入不同的区域集中管理，我虽是广州知青，但下乡中山县，于是归集到“中珠斗”去了。

“沙家浜”的大礼堂用来关押来自各地的卒友，而来自广州工厂、街道的卒友，被称之为“厂命”“街命”，又称“大圈仔”，由专门牢房关押。来自广州以外县市的称“四乡仔”，关押在大礼堂（又称“大仓”。）大礼堂关押动辄几百号人，人头涌涌，不过如此一来也就不能禁绝来往，一入仓来旧雨新知呼朋引类，卒友们更在此结交新友，又交流“督卒”经验，日后更成新伙伴再次起锚。

“沙家浜”的一处空地上建有一排排狭窄低矮的房子，形似科举时代的“贡院”，那是提审间，所有卒友都要在此“过堂”，审查身份，可能有过经验教训，里面的桌、凳均是水泥板结构，如是木制，怕被审人员操起来用作攻击。

入得收容站，最得人怕的一件事就是“垫仓底”，字面解释，“仓”，就是“监仓”。收容站一般要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偷渡者，才往某个地区解送，这是因应成本考虑的问题。假如你入收容站的时候，收容站刚刚往你所在的方向解送了一批卒友，那么你就要等，一直等到那个方向的偷渡者积够一定数量，才将你与其他人一道解送过去，这种情形叫做“垫仓底”。

我偷渡五次，其中四次往澳门方向，三次失手被捉。前两次在珠海的山场收容站关押一个多两个月，最后一次“入格”是1976年1月30日，农历年除夕，此时收容站刚刚将所有偷渡客清理完毕，仓里的人空空如也，我们却在这一天进来，注定要在这里垫仓底了，结果将我关到四月底，才将我解送中山县金钟收容站。

我的朋友阿洪，1971年5月走东莞线，打算从宝安县后海湾过香港，结果失手被抓，入宝安县的收容所，认识了广州下乡斗门县的知青发杨。阿洪被押解返粤北坪石公社，马上回生产队开工，他于当年7、8月间又策划第二次偷渡，这一次走澳门线，不料又失手，被关入斗门县的收容站，结果在收容站又见到发杨，原来他上一次偷渡被抓至今仍在关押中。

像我所在的中山县，往往将偷渡者关押数月，不知在全省是不是最长的。据我所知，东莞对遣送回来的偷渡者，后期一般关押一个月放人，如江门、肇庆的更短，至于粤北地区，因为偷渡者相应少，我听说过根本不予关押直接送回公社“教育”的。各地关押期有差异，于是在卒友中就出现了一种叫“报流”的做法。

所谓“报流”，就是报上假档案（粤语中“流”有假的意思，“流嘢”就是“假东西”之意），那些预计回到自己地区将要被关押长时间的卒友，在收容站建档时报上虚假位址，知道那些地区对偷渡者关押时间短，就虚报自己出自那里。

当然啦，这要得到他人的帮助，事前做足“功课”，如自己来自哪个公社哪个生产队要背好，一些细节要经得起盘问，如被戳穿就要被处罚。一旦过关，被送到那个自报的陌生地区，一是事先落实好帮自己担保脱身的关系，二是要趁当地看管不严时逃跑。

我的朋友阿洪，文革中被单位开除，送到粤北韶关坪石公社，他几次偷渡失手，送回公社，一回到公社就自由了，因为坪石没几个人偷渡。还有的卒友“报流”去了乳源县，当地根本没有留置拘押这类人的地方，所以很容易就逃走了。东莞卒友小叶，1979年偷渡被抓，假如送回东莞肯定要关押一个月，他得到同仓卒友辉哥的帮忙，“报流”高要县，去到高要后很快就被先行出去的辉哥担保出来了。

也有例外的。卒友阿强的大姐，几次偷渡均告失手，被警告再去偷渡就要送去劳教。1979年她在广州麻袋厂的强制“学习班”中逃跑，马不停蹄又跑去偷渡，再一次失手。于是“报流”去了韶关的始兴县，到了始兴县之后无法对得上资料，始兴县方面要她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及来自何处，不说出来就不放人，阿强的大姐抵挡了半年之久，最后不得不屈服，马上送回广州，送三水劳教场劳教两年。

与我同在中山县下乡的广州知青阿基，前面偷渡几次失手被抓，每次都关押在金钟收容站，他从收容站逃跑过两次，在金钟可谓无人不识，站方已警告过他，假如再次偷渡，即刻送去“劳教”。有见及此，他求助于我，我设法为他买到一张珠海的“硬边”（所谓“硬边”，是双面过塑的边防证），这种边防证是“荷包仔”特地向边防地区人下手得来的，买的时候要拣取性别、年龄切合使用者身份特征的。当时一个“硬边”四十元，加工费（劏开之后换上偷渡者的照片，压上形似钢印的凸凹痕，然后压塑）二十元，总共六十元。

我将一个下乡新会县司前公社某大队知青的相关资料交给阿基，要他背熟。这个新会司前公社知青，就是我的小学同学，他下乡新会县，可是长期倒流回广州。阿基此行若再次失手，可以据此“报流”。

结果阿基此行再次失手，在海边被抓，从珠海转解到江门收容站。不巧，这个收容站的一个管教，就出自阿基“报流”的那个生产队，他一下子识穿了阿基的假身份，他拷打阿基，要他坦白真实身份，这个管教在审问过程中因事离开，他声言回头再收拾阿基。此时，另一个管教不知头尾，将阿基赶去农场开工。

阿基在劳役中，脱逃跑上山顶，在高处见到收容站出动人员绕山围捕，他居然原路返回，逃出生天。江门地区与中山地区有一条宽阔的河道相隔，阿基央求渡口工人送他过对岸，却偷听到渡口人员打电话报警，他立刻将人家船里的船桨扔到河里去，自己跳上一条小船向对岸划去，从中山逃回广州。

偷渡者转解，从一个收容站转到另一个地方的收容站，都要戴上手铐，偷渡人士将这种手铐谐称“大罗马”——“罗马”出自瑞士手錶的一个品牌。这手铐是两个人共戴一副，一左一右，行内叫做“孖公仔”，这是为防止半路上人犯逃跑。两人高矮不同体态各异，拷在一起十分辛苦，特别是上厕所之时。

所谓“星星索”，就是脚镣，一左一右两个铁箍，分别上锁，铁箍之间用铁链连接。一旦被锁上“星星索”，走路、起居十分难受，只能迈小步甚至跳跃前行，特别是所穿裤子脏了，要脱下来洗一下，十分困难（也有办法，要运用复杂脱技）。

收容站内戴“大罗马”、“星星索”，通常用于惩罚被收容人员，例如逃跑、斗殴等，甚至连“不听话”都可以被以此惩戒，惩戒时间持续多久，则随心所欲，并无规例，有的被锁长达数月。被锁“大罗马”“星星索”的，一般还要关“大碌仓”，所谓“大碌仓”是不准放风伙食扣减的。我有一次身体不适，请求免去搬运石头的强劳动，管教认为我是偷懒，一句“不用你去了”，用“星星索”锁了我一个星期。

我还见识过有人破解“大罗马”的，即是通过“拜飞山”（就是让人设法将物品从围墻外扔进来）传递进来一盒火柴，将火柴头的火药刮下来填满锁孔，点燃火药，这样手铐的弹簧就会失灵，卒友在管教面前如常戴上失灵的“大罗马”，背地里解开以获得一些活动自由。

入得收容站，不能不提里面的“管教”，这是被囚偷渡客天天要面对的人。

天天面对著落难的“阶下囚”，可以任意处分，可以随意喝骂甚至毒打，大部分“管教”都心理变态了，他们在侮辱折磨囚犯中获得快感，享受到做“人上人”的感觉。

我朋友阿海，亲眼见一个卒友被管教蓄意压断手指，原因是这个卒友见仓里关的人实在太多，抗拒进去，管教见他的手指抓著铁闸，猛然间将铁闸大力拍上去，将这个卒友的手指生生压断。

“沙家浜”中有两个有名毒辣的“管教”，一个叫“曲尺”，因他躯体受过伤变形而得名，另一个叫“雷公嘴”，也是来自于他的面型。他们就以折磨被囚“偷渡犯”为能事。

每到收容站开饭时，按人数点好钵头放在地上，由被派往“帮厨”的卒友往钵头分放饭菜，此时整个仓的人都要列队集合，由于极度的饥饿，所有人都眼甘甘盯著饭菜，估算哪一钵比较大份。曲尺与雷公嘴拿著一条竹枝威风凛凛在一旁窥视，他用竹枝指向一行“这一行”，这一行列的人立即沖向饭钵，奔向事先用眼神挑中的一钵，若有人不守规矩偷步，曲尺与雷公嘴的竹枝就起劲抽向他们。有时，他们是打横队列叫，有时却又打竖队列叫，总之让你摸不透，而鞭子就总有机会打下来，他们就是这样尽情地耍弄、折磨卒友。

1974年我又一次失手，被关金钟收容站，时近中秋，站方居然以“安全”为名宣布禁止亲属探望（即卒友所称的“封山”）引起卒友不满，其时我被管教指称“偷懒”，被锁上脚镣（俗称“星星索”）关在“大碌仓”（惩戒性监仓，上脚镣不许放风）。有一晚有卒友唱起忧伤的歌以宣泄，惹恼了绰号“郑三炮”的管教，他突然打开仓门沖了进来，拿起粪尿桶往里面的卒友泼，每个人都中招，满身污秽，郑三炮锁门就走，我们不得清洗，就这样臭气熏天过了一夜。

入得收容所，吃喝拉撒睡，样样都与外面不同，这回说一下“拉”。

我入过的收容站，有的几十人挤在一个仓内，后入者往往被“仓霸”安排在粪尿桶边躺卧。仓内没有厕所，几十个人的拉撒，全靠一个农用木桶。

男人小便的时候还好办，最难搞的就是大便，一定要集中注意力，运气凝神，双手撑起旁边的硬物，吊起双腿，脚板轻轻踏在桶沿上，然后再轻轻蹲下，放纵屎尿。“解放”之后，再行礼如仪返落地面。万一哪位手脚不灵打翻了木桶，弄得屎尿横流，一定被全仓的人打餐死，勒令他自行清理，那一夜，臭上加臭，更加难以入睡了。

当年的农用木桶

如果有人问，在收容所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我答：是饥饿！刻骨铭心的饥饿。

当时城市的人，粮食配给每人每月才二十几斤，农村的农民就各安天命了，可想而知，被关押的囚徒，怎会吃得饱呢？

饥饿既是惩罚方式，又是管控手段，总之一是要你怕，二是要你服，所有收容站都吃不饱，每一个入过“格”的人都有过饿到眼光光的经历，饿到想将抓到的木虱、蟑螂塞入口。米是发霉的，菜是烂菜叶，油水全无，肉类呢，更是终年难见。

在偷渡者那里，流行一种外界不明所以的“黑话”，例如饭叫做“散”，吃饭叫做“咬散”，也不知始于何时，大概形容霉米饭不成团的形状。钵头两三撮的米饭，外加一小撮萝卜干或菜叶，萝卜干被卒友戏称“高丽参”，所有食物三两口就扒入肚里。有些卒友被饥饿驱使，也为了寻求刺激，用破纸片制成纸牌，或用石仔、树枝当成棋子，赌什么呢？就赌那碗饭，输的那位今餐没得食，赢的那位将人家那碗饭扫入肚中。

收容站里的饥饿折磨得大家饥肠辘辘，还有一样煎熬人的事是缺肉少油，几个月未尝肉腥味。有时到了年节，据说要加菜，开饭时大家捧著饭钵寻找里面猪肉的影子，一旦有人找到，高喊著举起，好像得了大奖，其实这片肉连风都吹得起，其他人羡慕地欢呼著，苦中寻乐，牢房里将找到肉片称作“中马标”（中马标即赛马赌博得奖）

各地的收容站一经建立，规模、面积是既有的，但偷渡者的数量却是不确定的，总之边防军、公安、民兵抓来多少都要接收。一遇到偷渡的旺季，收容站人满为患，人来了还得往里塞，十几平方的屋子装三十几人是常有之事，以致根本无法躺下睡觉，有如罐头中的沙丁鱼。仓房内臭气熏天，有如炼狱。“老趸”（入格时间长者）会住上格，新入格者居下层，其中粪尿桶旁边，永远是最新入仓者栖身之所，每一个卒友都有这种经历。

人失去自由，最渴望什么？可能是吸两口烟了，特别是原先有烟瘾的人，连没有烟瘾的人也受感染。可在收容站里，何处有烟呢？

有！有些管教、员工会吸烟，他们吸完了就将烟蒂随手一扔，于是收容所的地上不时会有些烟头。所以卒友在被提审时要眼观六路，一旦发现烟头，就要装作不小心向前跌倒，一边用手掌将烟头拍住，其形与用巴掌拍蚱蜢差不多，手脚还要快，慢了就是他人的了，得手之后就要藏入衣裤中。在提审中，提审人员随手将烟头扔在地上，那时心中就要活动开了，一旦找好机会，就要装出不小心扑倒地上，手掌一边将烟头拍住。

回到仓里，大家就忙开了，有找破纸片卷烟的，有用木头钻木取火的，一旦点燃了烟，大家轮流吸上一口，快活过做神仙。

收容站的人来自三山五岳，又都是因落难才走到一起，人在劣境中容易产生恶劣情绪，所以收容站里打架寻仇的事情可谓无日无之。争食物可引发争斗，抢位置可引发打斗，一切摩擦都会点著火。特别是地域因素会诱发矛盾，本来与事无关的人也因地域因素被卷入争斗。来自省城广州的偷渡者被称作“大圈仔”，以区别外县市的人，因人数众多，被视为强势一方，有事时同上同落，往往占上风。我们这些下乡各县的广州知青，有事时也以“大圈仔”自居，以壮声势。

我的朋友阿海，单身偷渡在深圳边防被抓，在樟木头收容站被一班韶关仔打了一餐，后来转解到广州的沙河收容站，他遇见了一班熟人，反过来将那班韶关仔打餐死。

有朋友听我回忆往事很惊讶：“乜话？在收容所做完两三个月苦工，还要交钱交粮票才能脱身？”

此话不假，以我的经历，在珠海山场收容期间，是不用交钱交粮票的，到了广州的省收容站（沙家浜），也不用交钱交粮票，因为这些地方都是过渡性质，很快要解往它处。

而我共四次被送回中山县金钟收容站，每次劳役做苦工两至四个月不等，临出来时都被要求交钱交粮票，我没有亲人在中山，怎么办呢？只得写信或设法叫人通知中山的其它知青朋友先来代缴，等我放出去后再偿还。有些人实在无法交，怎么办呢？一直不放人，等你竭尽全力想办法，实在无法的就一直做苦工，出狱无期，这一招足以令所有人就范，这种制度堪称世界上最暴虐的制度。

广州卒友阿强，1979年5月被送到增城派潭，做苦工两个月后，亦是被要求缴交钱和粮票油票之后才放人。

入得收容站，人格就毫无尊严可言，管教、带班随意喝骂，甚至体罚，趁提审机会殴打所谓不听话的人，更有以饿饭来作惩罚的，还有单独监禁不准放风的，严重一点的，要上脚镣，我就曾因被指称“偷懒”被拷上脚镣，被关入“大碌仓”，一旦上脚镣，无论做什么都不方便。

还有更惨的，假如两人打架，则两人共上一副脚镣，一左一右，这样一对仇人，连上厕所都要一同行动，实在是太狠了。那些所谓“带班”，有的不过是劳改期满留场人员，他们狐假虎威，害起人来却心狠手辣，一点都不手软。

卒友将亲友们到收容站探视称作“拜山”，借用了清明节扫墓的别称。

一般收容站，允许亲友在规定日子到收容站为亲人送点衣物、日用品以及食品，当然以适量为限，一般是放下就走，不允许见面，经检查才交到收容人员手里。到了“拜山”日的晚上，所有人员在空地集合，叫到名字的人出列领取物品，收到亲人送来物品的固然心情大悦，收不到的黯然神伤，我还见过因失望当场哭出来的。

那么，如我这样从广州下乡到中山的，在中山并没有亲人，母亲因“右派分子、资本家”身份被遣送到云浮县，广州只有一个妹妹，我怎么办呢？此时就要设法联络在中山的广州知青或中山朋友，由他们联系我妹妹，寄来钱、粮票、衣物等等，托在中山的这些朋友代为“拜山”。

有时收容站有意同人作对，到了节日前后各十日宣布不准探视，说是为了“安全”，我们称此为“封山”。如何应对呢？这就用得上“拜飞山”这一招，即是设法让亲友知道难友放风的时间，时间到了就来到收容站围墻外，呼叫亲友名字，得到回应后，将食物、衣物从围墻外扔进来。有时包裹破碎，或扔到远处，别的人不讲义气围抢，又引发一场斗殴。

大凡卒友，入得收容站，一般来说路上已经经历了十灾八难，精疲力尽伤痕累累。一旦有创伤，收容站内无非提供红汞水、龙胆紫之类的药水来涂抹，伤口感染以致溃烂大有人在，一有大病就要各安天命了。

由于挤迫、人杂等种种因素，卒友即使不发大病也会得各种皮肤疾患，癣疥、湿疹传染性极强，一人染恙全室得病，特别是在生殖器部位，男的得病叫“烂XX”，女的得病叫“烂XX”，发痒以致溃烂，苦不堪言。

一旦走出收容站，先买硫磺软膏之类来搽抹，我听人所教，每次归来都买几斤蒜头、眉豆煲水，大煲煲成小碗喝下去，说是可以排毒。

有人问我：在收容所动辄几个月，头发胡子长了怎么办？那就只能用“蓬头垢面”来形容了，有的卒友说在收容站要“摸顶”——剃光头，我倒是未遇到过，这个要实话实说。在金钟收容站几次，次次都关押两个月以上，头发胡须都遮眼遮鼻了，此时可以向带班——其实就是劳改释放留场人员，借理发剪和剪刀修剪一下头发与胡须。

好多的卒友，在奔向边境的路上，已经走了十日八日，甚至二十多日，翻山涉水，餐风露宿，身上的衣物早已被树枝挂烂、石头磨破。更有些“扑网”被抓的卒友，身上的衣物更是被铁丝网挂得一条一条的，那些被狼狗扑倒在地的卒友，身上更添斑斑血痕。有些卒友，被抓的时候就在大海中，所以身上只有一条裤衩，他们入得收容站就够狼狈了，只能靠捡拾前面解走的卒友抛下的衣物遮挡一下。

幸亏我几次被抓，不是在山路上就是在海边，所以入得收容站，身上尚算有布遮体，但几个月下来，这些衣物已经熔熔烂烂了，只得靠捡人家剩下的衣裤抵挡一下。

收容站汇集各路卒友，被关押者，短则三五天，长则二、三个月至四、五个月，从早见到晚挤在一个空间，免不了讲起自己经历，检讨得失，又会交流经验，介绍关系，可以将收容日子当作偷渡的交友会、研讨会、经验交流会。很多人就是在收容过程中结识了新友，为日后重新“起锚”作好了准备。卒友阿强，1979年与人走中山珠海线偷渡澳门，失手被抓，在增城派潭做苦工期间结识一班铁路仔，于是之后改走“火龙”，所谓“火龙”就是扒火车。铁路仔可以打探到赴港货车的资讯等，而抵港后广州仔反过来可以协助铁路仔立足，双方各有优势，可以互补，经历几次失败，阿强终于抵达香港。

我几次偷渡，虽然并无与新结交的卒友作下一次同行，却是得到不少经验教训的，对于“堆位”的选择、线路的走向、器材的购买等等，均得益于收容所其它卒友。

我“较脚”五次，四次被抓“入格”，都被送回中山县“金钟收容遣送站”，简称“金钟”。第一次1972年，我“著屐”（坐小艇偷渡）在珠江口被抓，经广州送回中山“金钟收容站”，被关押两个月，之后又被送回“民众公社农科所”劳动一个多月。第二次在1974年夏天，第三次在1975年夏天，都是这样被“处理”。

最后一次是1976年，我于1月30日在珠海吉大海边被抓，先关押在珠海的“山场收容站”，4月底被送到中山“金钟收容站”，一直关押到当年9月7日——即“伟大领袖”死前两日，才被释放。

在“金钟收容站”，所有被押人员都要从事繁重的劳动，搬大石、挖土方、担粪、养猪、种树、筑路……实际上是一种劳役，具有惩戒性质，这与其他地区的收容站单纯接送转解性质不同，关押期限随心所欲，没有任何限制，中山县当局是以此获益的。最惨的是回到公社，又要入公社办的“农科所”做苦工。

据我所知，“大圈仔”——来自广州的卒友，会被送到增城县派潭，或黄埔的火村，这两个地方都有劳役农场，卒友被送到此要做苦工两三个月，火村有红砖厂，需要大量壮劳动力，这种不用付酬的劳动力，各地争相使用。

有局外人问：在收容站劳役的时候，看管肯定不严，为何不逃走呢？

这是因为，送去劳役的人，一般来说，身份已经甄别出来，其实是有望释放的，只不过为了榨取劳力，而以“办学习班”的名义送去做苦工。逃跑之后，万一日后偷渡再次失手，则有可能被直接判劳教甚至劳改。况且，以当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程度，能跑到哪里去呢？

因为我是下乡中山县知青，失手后被被遣送回中山县“金钟收容所”。在金钟常常被派去担屎尿（黑话称“担大旗”，同担大肥相似读声），收容站专门找这些被留场、曾判无期徒刑及免死的杀人犯管理我们，这些所谓“带班”，人格变态，心理扭曲，对我们知青特别仇恨，手段毒辣。收容站有很多荒山野岭田地，专门要我们去耕作，特别要担大肥（担屎尿），屎尿有大把，因监仓关了不少偷渡人员，监仓里有取之不尽的屎尿，我们被囚人员每天都去厕所粪池里用屎桶捞上来倒进一对担桶，每人任务是十担，一路担上山顶大粪池，留作日后下田作肥料用。

最可恨这些带班，专门挑我们几个广州仔到女仓担屎尿，女仓粪池很可怕，很多女人的月经纸，挑上来担埋一堆，十分恶心，带班管教称之为“牛利酥”（黑话，形似一种叫“牛利酥”的点心），它们还取笑我们：“大圈仔，食唔到牛扒，捞到牛利酥都唔错，好过喂鲨鱼啦”，在金钟我最怕是“担大旗”。

在“金钟收容站”还有一样难捱的事就是食“饭后果”，什么叫“饭后果”呢？就是指溪涧千百年沖积的石头，石头有大有小，小的被称作荔枝，大一点的称作菠萝、西瓜，甚至还有更大的 ，收容站驱使我们这些卒友去担抬回来筑路砌墙。每人都有指标，手脚慢的，要去更远处找石头，当然花费的气力就增大。担得落力的叫做“表现好”，有望快些放人，否则就“炖冬菇”（出狱无期）。为了快走唯有顶硬上，表现积极一些。

蔡可风先生1975年12月偷渡澳门，失手被捉关入珠海山场收容站，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开，南风窗——十年文革前后大逃亡港澳纪实》：

蔡可风先生在书中有一段这样介绍山场收容站的伙食：

据后些入山场的卒仔们所述：山场的伙食比其他收容所好得多。曾经有些从湖南、江西等外省肓流来到珠海被逮捕的人说，能吃上一天两顿、每顿三两白米饭的囚粮，已感到很不错。再加上饭上面竟叠有七至八截、每截两三吋长长窄窄的腰带鱼，估计也近半斤重时，不由得感到受了大恩遇——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生产队辛辛苦苦劳动，也吃不到这等好饭餸！有些外省盲流为了能在山场多吃几顿腰带鱼，居然胡诌乱报个珠海县地址，但他们的口音和长相，只要审问时多追查几句就马上露馅，免不了被管教饱以一顿老拳。听这些传闻 只能半信半疑，无可稽考。其实这些又薄又窄的带鱼，渔民都不想捞获，既不合规格上缴，在当地也不准私卖。这些鱼也没有多少肉、只有点骨与皮，以前，只能卖给农民作肥料。不知那位管教想到这般运用，买来后自有免费的囚犯当厨，又便宜又受欢迎，连平日最娇嫩的女卒仔都把带鱼不分皮骨鳍刺统统嚼烂吞下，管教、囚犯上下人等、厨内厨外皆大欢喜。

蔡可风先生六人于1976年1月23日“爆仓”，破开山场收容站的砖墙逃逸，几日后我于1月30日被捉入山场收容站，亲眼见到他们破墙的地方，站方用水泥、砖头修整过的墙体。

我证实，蔡可风先生对山场收容站伙食的描述是确实的，那种鱼我们当时称作“九棍鱼”，毕竟是动物蛋白，有比无好多了。在我入过的几个收容站中，山场的伙食算是最好的——虽然这原本只是些用来做家禽饲料的下脚料。

一间关押逃亡者的收容站，因几条杂鱼，而被人记起甚至称颂，这事儿有些黑色幽默。

阿豪是我下乡中山民众公社的邻队知青，我们在下乡期间曾有过交往。

阿豪后来去偷渡，他是与堂兄一道行动的，他堂兄是复员军人，他们两人是穿著现役军人军装一起上路的，以为多了一层保护，却不料“穿煲”，在冲线阶段被识穿。冒充现役军人去偷渡当然会罪加一等，不过他堂兄大包大揽，将一切责任包揽在身，于是阿豪获得轻判。阿豪回到生产队，瘦到皮包骨，整个人落了形，我见及此，将父亲从香港寄上来一罐鹰唛炼奶送给他补身子。阿豪此后不敢再去偷渡，娶了个当地农妹当妻子。

后来我要上路去“督卒”，但我当时养了几只鸡仔，在出发前将这几只鸡仔讬付给阿豪照顾一下，此行若成功固然不去考虑鸡仔不鸡仔，如若失败也不必去想它们，纯属有个交代而已。我此行“起锚”又以失败告终，收容、转介又一轮磨难，几个月之后回到广州家中休养生息。

不料在除夕之夜，有人找上门，原来是阿豪带著妻子来到，他手中提著一笼鸡，原来是他将鸡仔养大了，专程从中山带回广州，在除夕夜一路打听，找到我家，将我感动得无语形容。世事浩茫，后来我与阿豪失去了联系。

两三年前，我在“卒友”微信群见到里面有阿豪学校的人，于是多句嘴问她是否知道阿豪的下落，终于联系上阿豪。阿豪在广州开了个手作档口维持生计，我们相见那天，彼此握着手，泪眼婆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