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轨迹无意间——北大荒知青的“北漂”岁月

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我们一批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七团子弟中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了七营（后改编为一师二团）。此前，这里已经先后来到大批的哈尔滨、天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知青。

我们和各地知青编在同一个班排里，住在同一宿舍内，吃在同一个食堂。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起参加政治学习，一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朝夕相处。几年过去，我和一位很有才华的北京知青志趣相投，相处的很好。我仰慕他的才华，他信任我的忠诚，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到了1973年，我的这位知青好友被组织推荐到北京大学经济系上大学去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北大荒这一段纯真的友谊，后来会影响到我的人生轨迹。

八十年代中期，我已娶妻生女，我们一家工作生活在北大荒的国营红星农场，也就是当年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到了1986年年底，我正在东北农学院进修期间，我爱人从家里收到寄给我的一封信，是当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北大荒曾经一起爬冰卧雪，战天斗地的那位知青好友从北京发来的，信的主要内容是约我到北京的一家研究所任秘书工作。我爱人随即给这位朋友回了信，她主要是考虑让我从东北去北京工作，会否影响到这位朋友左右的关系，担心给这位朋友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也有些难舍我当时正在东北农学院学习的机会。得知这一信息，正处于学习中的我也不免有些纠结、困惑与犹豫。

左为笔者，右为知青好友

鉴于上述情况，寒假伊始，我便从哈尔滨东北农学院直接到北京去了解具体情况。以往到北京，我都是先到位于虎坊桥朋友的父母家，我这次同样先走进了熟悉的伯父伯母家，伯父伯母待我很好。伯父是《经济日报》的资深编辑，记者，原大公报的老报人。他对我说，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会坚定不移地向着纵深发展，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让我不要有什么顾虑。

随后我又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朋友当时还在这里任教。他向我介绍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宏观形势和发展趋势，详细说明了研究所的情况和调我来工作的意向。我的另外一位在人民日报任编辑的知青朋友子夜兄提议，为了稳妥起见，可先由研究所出具一份借调函，然后回北大荒农场去办一个停薪留职的手续。朋友的信任与邀请，让我不忍拂了朋友间的真挚友情。经过考虑，作出了应邀来北京工作的选择。

他们的真诚帮助，最终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们一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在北京也得到了伯父、伯母一家人对我们像家人般的关怀与爱护。这，让我们一家人殊为感动与感恩。

1987年春节过后，我放弃了在东北农学院进修学习的机会，持朋友提供的北京方面的借调函，在农场组织部办理了借调手续。3月中旬，辞别妻女，只身一人来到北京。

这家研究所先是设在五道口北京语言学院西部，西郊宾馆的北侧一幢楼的三层，到了当年夏秋时节又搬迁到了海淀区双榆树的一所小学校内，我平时就住在该所的一间办公室里。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文牍处理，那时正是MS2401四通打字机刚刚取代传统打字机的时代，此间，我较早地通过四通打字机学习掌握了王永民《五笔字型 》的输入方法，大大地方便和提高了我的文字处理工作效率。

由于每天工作、生活在小学校的教学楼里，孩子们那朗朗的读书声、歌声，在操场上各种文体活动的声音都会透过楼道，穿过窗户传到我的耳朵里，这不能不让我想到我那尚在北大荒农场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我意识到北大荒农场的学习环境，教育资源和首都北京广阔而博大的世界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于是在年底回家探亲前，我和小学校的领导商洽好，寒假过后让我的女儿来学校借读，每个学期向校方支付80元的借读费。（后来研究所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便由所里为我报销了这笔借读费用。）

1988年春，我带着女儿来到北京双榆树小学校读书，我在四楼办公，女儿在二楼上课，甚为方便。女儿很快地适应、融入了北京的同学与老师的氛围之中。周末我会带她去北海公园看白塔，去天坛公园看祈年殿，去自然博物馆看白垩纪时期的恐龙。让她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春天会带她去北京植物园，卧佛寺，不仅是去感受春天，欣赏柳绿桃红。也会去拜谒梁启超墓，体会中国近代史中这位文化大师博大的精神境界与深刻的思想内涵。

让她感受首都北京这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精神与风貌、人文与思想、历史与文化。这对于她意识的形成、眼界的开阔、知识的积累、思想的完善，都会大有裨益。

到了这年年底，听说小学校传达室需要一名收发值班人员，我又去与小学校领导商洽，让我的爱人来做这份工作，李校长、田校长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于是，1989年年初，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在北京团聚，就这样我们暂时住在办公室里。到了1991年年初，由于研究所要搬离小学校，这样我们必须要出去租房子住。

通过双榆树邮局的一位熟人帮助我们在海淀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间，一个叫作城府的地方租到了一间平房。胡同的名字很有意思，很卡通，也很接地气，称为“红葫芦胡同”。胡同口的西侧是一条蜿蜒曲折，并有一些坡度的小路，每天都被打扫的干干净净。那弯弯的小路北高南低，如同溪水般顺流而下，显得自然而流畅，安静且祥和。

我曾对家人说，这条小路很有画面感，象极了流过村边的小溪。沿着这条小路向北走去，进入蓝旗营路，北边不远处就是圆明园南门。（后来我们的女儿就是在圆明园南门广场上学会了骑自行车。）沿着小路向南，路过北京大学出版社，就来到了城府路西口。西面不远处是北京大学的东门。

在那一年的3月28日，一个春雪纷扬的日子，我们一家搬进了红葫芦28号的小院子里，院子很小，算上我们只有三户人家，房东姓丁，是比我们更年轻的三口之家，他们的小女儿似正在上幼儿园阶段。他们住在北房里，我们住的是和北房错落相对的南房，两幢房子之间是一个不足1.5米宽的狭长过道。在院子东侧的一幢东房里，住着另外一户人家，到是一个比较宁静的小院子。只是由于我们和房东的房子挨得太近，两家人在各自的屋子里说话，彼此都清晣可闻，这让我们很是适应了一段时日。

因为距北京大学很近，周末我们一家会到北大校园（燕园）里参观游览，燕园里不仅有参天的松柏，茵茵的绿地，那春天的丁香花芬芳馥郁，夏天的马樱花热烈奔放。一家人徜徉在水光潋滟的未名湖畔，秀丽挺拔的伯雅塔下，看到湖边树下读书的莘莘学子，看到白墙绿瓦，古朴典雅的教学楼，看到高大宏伟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等先哲的雕像，看到未名湖南岸的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先生的墓碑。让我们感到的不仅是诗情画意的美丽氛围，那种北大特有的历史与文化底蕴会扑面而来。到了炎热的夏季，我们一家可以近水楼台，到北大校园里的户外游泳池里享受水中的清凉惬意。

我们一家也会到清华大学去寻觅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的历史文化遗韵；去领略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去体会众多名扬海内外的学者风范。

每天上班走过中关村的路上，都会看到北大方正公司那令人耳目一新，很具革命性的广告语“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古有毕升，今有方正”。那正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在改革开放初期蓬蓬勃勃崛起的年代。

在新东方教育风靡北京的时候，我爱人还多次带着女儿到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去听俞敏洪、王强、徐小平老师的讲座，去中关村听杜子华，于敏、姜博老师的讲座。

冬季的北京，住在平房屋子里必须生火取暖。热情的房东帮助我们购买了蜂窝煤，引燃火炉以后，带来的不仅是温暖，还可以在炉子上做饭，烧水，给生活以极大的方便。开始我们还不太会使用这种火炉，晚上封火时，要么把封火盖子盖得太严，这样第二天一早起来发现火炉已经被闷灭。要么是盖子盖得缝隙过大，使得火炉燃乏了，结果也是熄灭，重新生火是需要时间的麻烦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摸索，才能熟悉火炉的特性，知道要在火炉的上下都要留出合适的缝隙，以使气流微微通畅，才能让炉火保持不燃不灭的最佳状态。但也经常会遇到灭火的时候，我想那是因为受天气气压、风力大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致。

在红葫芦28号住了一年多，后来从小学校教体育的赵老师那里得到一个信息，他有一位朱姓同学在人民大学西门的万泉庄十九中学西侧有一处楼房，有意出租，想到住在楼房里，生活上还是要方便很多。于是就找到小朱老师谈好了以每月300元租金，租下了他那套两居室的单元房。

此前，我所在的研究所因种种原因，机构调整，缩小了规模。为了不给朋友增加负担，我主动离开了研究所。在我离开时，我的朋友祝愿我能够像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人公王起明那样闯荡出自己的立足之地。

为了生存，我必须尽快地找到工作。随后在中关村灯光球场的边上，在一所职业培训学校找到了一份教务方面的工作，工资只有230元，还不够交房租的。于是我的爱人联系到她河南老家的一个在中科院半导体所工作的亲戚同我们合租，我们一家负担200元住在主卧，让那位亲戚支付100元住次卧。那我们一家的生活费，就主要靠我爱人在小学校不足200元的工资维持了。那无疑是一段入不敷出而拮据的生活。我们只能节简地过日子，保持吃饱穿暧的基本需求即可。但居住在楼房里的生活确实要比住平房安全、方便、舒适的多，可是好景不长，情况总是在变化中。

万泉庄位于中国人民大学西门对面，这里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我们在这幢楼房里住了约一年多。随之就是北京的租房需求增大，租房市场价格走高，有的租户找到小朱老师，要以每月八百元的价格来承租我们住的这套房子。小朱老师知道我们不可能负担更高的租金，于是就不想让我们继续租住了。此前，因为那位亲戚要出国深造，也不能继续合租下去了，这种情况使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有再去找房子搬家，这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租房子住的被动与无奈。

于是我沿着万泉庄路向西北方向，在不远处的巴沟村王大妈家院内又以二百元每月，租下了一处平房。我们住的是院内三间北房其中的两间，东侧的一间住着另外一家安徽的租户。房子原来是房东的大儿子的住房，他的大儿子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工作，已经搬走多年。所以房子显得有些陈旧，室内布满了灰尘与蛛网，我们自己动手彻底把室内室外打扫干净。我还专门跑到海淀镇去买回大白，把整个内墙粉刷一新，并从小学校找来报纸，把顶棚、窗户裂缝等全部裱糊了一遍。我们的这些举动，使得房东王大妈很是赞许。

这是一处老北京宗族农民三兄弟的世袭宅院，院子里住着三家长辈及两三家晚辈子侄，长房大妈住在西侧，房东和二大妈住在我们后边的联排房子里，我们前边的三间房子住着房东的小儿子一家三口。加上两家租房的，真正是一个老百姓烟火气浓郁的院子，尽管人多，但彼此相处还是和谐的。在这所院子里让我感受到老北京农民的质朴与热忱，记得同院里朴实的二大妈很愿意和我们聊天说话。二大妈家里还有田园耕地，她老人家曾下地摘回自己种的绿油油的新鲜小白菜送给我们吃。

巴沟村的地势有些低洼，在我们前边不远处便是村里的一大片荷塘，平时要上班，要应对有些困窘的生活，还没有心情顾的上去欣赏荷塘月色，但却在深秋时节看到了村民们在荷塘里挖莲藕的景象，我们还吃到了房东王大妈包的莲藕馅儿的饺子。

我们住的这幢平房应该是七十年代盖得房子，比较老旧，低矮狭窄，室内的地面要比室外低，窗户是用纸糊的，只有中间一小块玻璃透光，而且没有后窗户，直接影响到空气的流通，不象东北的农场那样房子高大而敞亮。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春秋两季还好，夏天则是很闷热的，到了冬天仍然是要靠生火炉取暖。这是比较麻烦的事，一家人下班、放学回家，屋子里的炉火经常因为没有封好而熄灭，因此我每天骑车下班的路上几乎养成了习惯，要沿路拣拾干树枝，碎木柴等，以便回家生火取暖做饭烧水。冬天的室内生火，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我们一家带来温暖与生活便利，也能带来无情的一氧化碳而危及人的生命安全。

巴沟村的这幢房子里，留下了让我们一家难以忘却的记忆。在那年的冬天里，有一天清晨起床后，我们一家三口都有不同程度地感觉不适，主要表现是恶心，想吐，四肢乏力。但却浑然不觉其原因何在？只是以为饮食方面出了问题。后来又一个清早起来，我有些头晕目眩，踉跄着走向门口，只是因为及时地扶住了门框，才没有跌倒在地。这时再回过头去看床上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似乎已经没有起来的力气了。但是我们的意识都还清楚，妻子说可能是煤气中毒了，我这才如梦方醒，顾不得天气寒冷，急忙把门窗大开，让室外的新鲜空气进来，这才使得症状慢慢有所缓解。

因为我爱人已经在小学校工作多年，从来都是按时到学校上班的，那天校方没有接到我们的请假电话，因此李校长就有些纳闷儿，很不放心，她指示陈老师到巴沟村找我们，陈老师并不知道我们家的具体地址，只是平时听我爱人说过，住在巴沟村大队部附近，陈老师骑车来到村里打听到我们家，进门一看，我们一家果然是出了状况。好在那次能化险为夷，没有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事后李校长千叮咛万嘱咐，注意用火安全。那些年北京的冬季常常有雾霾笼罩，空气湿度大，气压偏低，房东虽然也在屋檐下安装了排风斗，但还是没能抵御一氧化碳的作祟。

难忘双榆树小学从校长到老师们，他们对我们一家都很友好，在工作上，生活上以及孩子的学习上都给予了我们认真得关照。学校除了学生的集体活动外，针对教职工的一些副利都会发给我们一份，外出参观活动（去大观园、恭王府等处游览）都会让我爱人带上女儿一起参加。

有些老师会送给我们在当时限量的面票、米票、肉票等。贾老师还曾送给我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出票，让我们带着孩子去观看音乐会。女儿读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在李老师的帮助下幸运地参加了海淀区教育局在教师进修学校举办的子弟高考辅导班，事后女儿说那次学习机会很受益。这些往事回想起来，至今会让我们一家感动与温暖。

不知不觉得岁月中，在双榆树小学借读的女儿，已经到了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时候，必须为她联系一所中学继续借读，好心的小学校李校长想帮助我们联系双榆树中学，我们没有选择。后来又通过小学的杜老师，联系到中关村中学教体育的边老师，由边老师找到校领导，同意我们到中关村中学去读初中，条件是向中关村中学缴纳5千元的借读费。为了能让孩子上一所好一点的中学，我们在收入有限，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认可缴纳了在当时对我们来说这一笔不菲的借读费。

做为北漂，在正常的生活中难免不会被意想不到的事情打扰，在一个冬天的深夜，一阵人声骚动与狗吠打破了小院的平静，进来了一伙人挨家查验户口，听到敲门我只好硬着头皮起来开门，来人提出要看户口本，我故作镇静地边想边应付着，还没等到我的结果，来人看到了我女儿放在桌面的一本红色塑料皮的学生证，便作罢而去。这是一次难忘而尴尬的事情。

因为我所在的职校薪水实在是低，我只能辞去这份工作，另谋生路。我不得不去注意电线杆子上张帖的招聘广告，随后应聘到了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工作。而洽巧公司在巴沟村的西边租有一处小院子做为库房用。院子里还空有一间很小的东房，当公司的张总了解到我租房的情况后，主动提议让我们搬进那间小房子里，这样就使得我每月可以节省下租房子的钱。张总的主张，让我们一家十分感动。

住进公司库房院内的小房子里，尽管屋子有些逼仄狭窄，但是却比较清静。更主要的是不用每月缴纳房租，让我们的心情舒展了许多。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所在的公司张总，每个月都会发给我二百元的租房补助。此外，在我女儿读高中的三年里，公司每年会发给我一千元的补助金。这些都是让我们全家感动、感恩，铭记一辈子的事。

光阴荏苒，孩子的三年初中时光很快地过去了，又面临借读高中的问题。我们想着还能继续在中关村中学上高中。经过与校方接洽，要求我们交纳借读费七千元。在当时虽然我们手头生活拮据，但为了上学，我们还是很情愿的认可支付这笔费用。不曾想到会有节外生枝，到了快开学的时候，校方提出借读费的金额必须提高到三万元，这是一笔对我们来说倾其所有也拿不出的巨款。我一再和校长说明我们家的情况和困难，试图求得他的同情，但都无济于事，拒绝你，没商量。

因为中关村中学是一所教育资源，教学质量优质的学校，通过各种关系门路想去这所学校读高中的学生太多了，弄得校长推诿不开，只好提高借读费门槛。

学校开学在即，我们真得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无可奈何地把女儿送回北大荒北安农场管理局，回到我们的户口所在地去读高中。北安管理局高中也规定了入学的日期，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打起背包走人。没有能够让孩子继续在中关村中学读高中，急匆匆地准备回东北，让我的心绪烦乱，不想在买火车票的时候又忙中出错地发生了让我惊慌失措的故事。

那时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口北侧，有一家火车票代售处，我就去那里排队购火车票，售票员把车票连同找回的零钱递给了我，我对折后就揣进了衣兜里，因为找回的几张纸币是崭新的，我对折时不小心车票滑掉了两张，我却浑然不知。回去就发现三张车票少了两张，顿时慌了神儿，我们两口子急急忙忙赶回售票处，进去后就往地面上寻找，当然是一无所获。这时有两个男子主动上前来和我们搭讪，我们说刚买的火车票丢了两张。他们说，你出100元，就把车票还给你们，我们试图再和他们讲讲价，但那是徒劳的，没有办法，只好掏出100元给了这两个黄牛，接过票一看，正是我丢掉的车票。我一向自诩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却不想出了这种纰漏，真是不该犯的低级错误，可见已经四十不惑的我是多么地不成熟。

回原籍去读高中，虽然是我们很不情愿的事情，但却意外地使我们的女儿建立起学籍，理顺了高中毕业后会考、高考的一系列手续。这是我们事前所不了解，而又必须的高考程序。看来任何事情都会有它的两面性。

女儿在东北读了大约半个学期的书，做为父母的我们终是万般牵挂，不能放心。后来双榆树小学的赵老师得知我们的情况后，通过她爱人，在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任教的陆老师，和农大附中的校长说好，让我们的女儿到农大附中来借读，费用是五千元。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不啻于“柳暗花明又一村”。我随即动身去东北把女儿接回北京，到农大附中继续读高中。这也是我们后来之所以选择到农业大学附近的肖家河，到赵大哥的院子租房住的主要原因。

笔者一家人

1995年的2月下旬，我爱人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北京青年报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北京青年报社组织召开“外地青年谈北京座谈会”。于是我们一家三口按时赶到位于朝阳门外的北京青年报社，参加了那次座谈会。与会的大多都是年轻的北漂青年，还有北京青年报社的主任记者胡志坚、中国画报社的记者齐建、汇缘心理研究所的楚东等。那次座谈会的主持人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年轻的记者杨禹，也就是现在中央电视台优秀的特约评论员。

在座谈会上听到部分外地青年因为各自不同的“北漂”经历，表现出了怅惘与困惑。我爱人在会上发言，谈到我们一家在北京的“漂泊”经历，诸如租房，孩子上学等困难。同时也谈到在她工作的小学校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热情帮助，感恩遇到的好人。鼓励年轻人振作精神，树立信心。随后我也在会上发了言，我例举了我们一家在北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曾说为了能让我女儿在北京接受教育，我们能够维持简朴地生活，不要看别的人吃鸡鸭鱼肉，我们吃土豆白菜也乐得其所。我也给与会的青年朋友打气，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要振作精神，去应对，去努力，去奋斗，只要你不消沉，不气馁，你努力了，你奋斗了，便对得起社会，对得起人生，也对得起你自己。

那天的座谈会录音，没过两天就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杨禹的解说词充满对“北漂”一族的理解与同情，在播送过我的谈话录音后，杨禹深情地说到：“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应该祝愿这一家三口，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的更好呢？”他还为节目录音制作选配了一首歌曲《你在他乡还好吗》演唱者光头李进那动人心弦的歌声与旋律至今回响在我的耳畔。

座谈会后不久，又要面临找房子的问题。在公司库房的小院子里住了一年多，情况又起了变化，因为公司的原因不再续租库房了。我们只有再次出去租房。

到了星期日，骑上自行车出去找房子，我爱人也曾在女儿同学家长的指点下，先后去清华大学北门一带一个叫做小磨的地方、西苑一亩园一带，大钟寺白塔庵一带看过房子，不是位置过于偏僻，就是房子过于简陋，还有就是房子租金过高。有的房子狭小不说，顶棚仅仅是一层薄薄的石棉瓦。在找房子的过程中，我爱人跟那些出租人说，“高于300元不租，少于12平米不租。”那些人在后边指着我们的后背说“他俩300元以上的不租，少于12平米不租，这两口子找不到房子！”我们听了不以为然，断续向前。

在早春还有些凛冽的寒风中，我们沿着圆明园西路向北，跨过小清河，就到了肖家河地区，终于在马路西侧一个叫做河北新营的小胡同里看好了一间较为规整敞亮的北房，租金每月200元。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对于房东赵大哥、李大姐的第一印象比较认可。

搬家那天阳光普照，但却春寒料峭。我通过公司同事小曹联系到一部轻卡汽车，把我们不多不少的家当搬到了河北新营5号。这是一个祖孙三代二进的院子，进入院子，便是一棵高高的枣树，前院西侧住着赵爷爷，赵奶奶。中间是通向后院的过道，东侧是我们和另外一家租户。后院住着赵大哥夫妇和他们的两个正在上学的儿子。

赵爷爷是一个勤劳朴实的老人，虽然是耄耋之年，但是却闲不住，经常看见他扛着一把大铁锤，到外面去拆迁工地上破拆废旧钢筋，可见其身体之硬朗。他有时会在院子里给我讲他在年轻时，曾到颐和园里干活的经历。待人和蔼的赵奶奶则看家洗衣做饭。赵大哥人很好，朴实而忠厚，他在我们的居室门前的枣树下为我们搭建起一间小厨房，尽可能使我们的生活方便一些。

由于和房东相处和谐，我每月按时缴纳二百元的房租，赵家从没有提高房租。我们在这个院子里一住就是六年，可谓是一段相对稳定的岁月。

在河北新营5号平安的日子里也留下了不平安的，让我狼狈与窘迫的记忆。

有一年的夏秋时节，星期天在家休息，半下午我趿拉着拖鞋出门要到外面的公厕，刚刚走到胡同口，在胡同口的一家人院子门口常年拴着的一条凶恶的大黄狗，挣脱了铁链，突然凶猛地狂呔着向我扑了过来，把我扑了一个趔趄，这突如其来，猝不及防地危险吓的我慌了手脚，我本能地举起右臂护住脸，大黄狗一口就咬住了我的上臂膀，我在惊恐与慌乱中愤怒地抬起脚向大黄狗踢过去，没能踢到狗，却把拖鞋踢飞了出去，吓的狗也闪身向后退缩，此时狗的主人听到声音也追了出来，喝退了他家的恶狗。然后认真地安抚，察看了我被咬伤的右臂。随即开车带我到海淀卫生防疫站注射了狂犬疫苗，并将后续两针剂疫苗的费用一并付清。事后又提着香蕉等水果来到赵家院子里来探望。看到狗主人的这些主动表现，我也只好作罢。但是这突如其来的惊吓，精神上的恐惧远远甚于右臂伤口的疼痛。原本就对饲养大狗嗤之以鼻的我，自此对于狗类更是深恶痛绝。

另一件尴尬的事情是因为上厕所，那就是平房区里清晨如厕难，早晨起床后，往往内急，到了公厕经常遇到排队的景象，然后调头向着西边远处的另一处公厕疾行而去，不想到了以后仍然要排队上厕所。这样一早从东跑到西，也不能及时地解决内急问题，那种急切、郁闷、尴尬与无奈，真是难以言说，那是生活在单元楼里的人体会不到的一种窘迫处境。

后来搬到单元楼里以后，我们一家都奇怪怎么早上都不急着要上厕所了呢？后来我们分析，冬天住在平房里，一早由于天气冷气温低，就容易导致人的内急，住进楼房以后，由于室内都有暖气，屋子里很温暖，所以一般也不会发生那种内急的事情。

悠忽的岁月中，我们的女儿在农大附中高中毕业，但必须要回原籍去参加高考，到了必须回东北的时间。那天我们一家携带着行李走出家门，去往北京站，没想到一出家门就遇到了严重堵车的情形（那时还没有开通地铁4号线），圆明园西路上的各种车辆都处于极其缓慢的状态，再迟滞在公交车上必然会赶不上火车了，公交车司机和乘客都提议我们下车后换乘出租车赶路。我们下车后在还处于堵车状态的马路上也没有拦到出租车，心里十分着急。

此时心急如焚的我在慌乱中招手拦下了一部过路的小汽车，车上坐着两个人，我急忙跟他们说明我们是赶火车送孩子回去参加高考，因为交通拥堵换乘公交车已经来不及了，和他们商量能否带我们越过这一段堵车的路程，这位小车司机看到我们一家着急的样子，同意让我们上了他的车，把我们带到了一号线五棵松地铁站，我们乘地铁到达了北京站，等我们气喘吁吁地奔向站台登上火车，只有两三分钟就开车了，我们如释重负，一家人都从心里非常感激那位让我们搭乘顺风车的司机。

后来，有两年多的时间，因为工作的原因，公司先后安排我去山西大同、江苏溧水的办事处长期工作，此时女儿到外地上大学。一家三口人分别生活在三个城市。到2002年年初，我才又回到北京工作。

2001年的国庆节期间，我们到虎坊路的伯母家聚会。遇到了家住在大兴区团河农场的一位朋友，谈话中提到，我们的女儿应聘到方庄一家公司工作，上班离家有些远，我爱人流露出了想回南城找房子住的想法。团河的这位朋友说，团河农场有一处两居室，目前是一个叫小雪的姑娘在租住着，租金是每月三百元，她交了三个月的租金，仅住了不足一个月就想退租，但房东不可能退给她剩余的租金。这位朋友说回去问问情况，看看是否有可能让我们去把这套房子续租下来。

事后这位团河的朋友很快就打来电话，说我们可以去住团河的房子，我们考虑到我当时还在外地工作，让她们母女俩住进单元房里，生活会方便与安全。便接受了这位朋友的提议，由我们续租下这套住房，并由我们把两个月的租金退还给小雪。后来听这位朋友说，那位小雪姑娘收到钱后很为高兴。

这一年的深秋，在由肖家河迁往团河农场的时段，我正在江苏溧水出差，不得脱身。是我爱人和女儿找到搬家公司把家搬了过去的，

在搬离河北新营5号时，房东赵大哥、李大姐与我爱人和女儿都十分不舍。

到2002年的新年假期，我才回到北京来看到位于团河农场的这个新家。这是北京司法局和北京监狱管理局下属的一个劳改农场的职工住宅小区，居民大都是公安司法和监狱管理局系统的干警与家属。小区内比较规整，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小社会。空间宽阔，绿树成荫，也很安静，安全。站在阳台上向外望去，楼下是一片开阔的小树林，前面没有高楼遮挡，极目远望，视野开阔。印象深刻的是冬季的供暖很好，尽管当时的交通不太便利。但是以每月三百元的价格住在楼房里，还是乐得其所。不料仅仅住了两年，情况又起了变化。

在团河苑小区相安无事地住了两年，2003年的下半年，团河的那位朋友带话过来，称房东要卖掉这套房子，9万元卖给他们内部的职工，如果我们要买就出10万元。当时我们觉得300元租单元房挺划算，还没有财力去想买房的事。后来经过和亲戚讨论，认为10万元买下这套房子还是可以的。那时的我们由于女儿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几年，使得我们手头有了一些积蓄，于是就想再借一部分钱把这套房子买下来。

为此我专程跑到南四环内的城南嘉园小区里找到了房东，表示想要买下他这套房子，没想到房东沉吟着，称最近没有时间处理房子的事，他有事要先回老家一趟。他当时的态度模棱两可，对我的要求未置可否，要我再等等。我只好给他留下了一个月的房租，就告辞了。过了没有多久，房东委托他的同事把我留下的房租退了回来，并带来了看房子的人，称房东这套房子是超标房，只能优先卖给本系统的人，

我原以为我们是这套房子的租户，应该有优先购买权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后来听说，那位要买房的人只想出9万，而房东不认可，要是不成就卖给我们，我们实际上成了房东提高房价的筹码。那家公安系统的人很急于要买这套房，他们最后以11.8万元成交。

这使得我们再一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但必须面对现实，再另作打算。在经过了这样一件事和多次租房搬家的无奈以后，这时我们就想彻底摆脱那种被动与尴尬的处境，虽然手里没有多少钱，也下决心自己买一套二手房，以求能有一个稳定的家。

团河楼上的邻居是个公安系统退休的老干部，人挺好的，别人都称他为牛政委，他指点我们可以去黄村找房子，那里是区政府所在地，交通等各方面都较为方便。那时因为我要上班，时间有限，由我的爱人先后几次到黄村去找房子，在偌大一个区域里各处找房子，是一种十分辛苦的事情，更何况她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曾有一个休息日，我俩一同前往黄村找房子，从兴丰大街由南往北，然后再转向兴华大街由北向南，一路都靠两条腿走路，见到房地产中介就进去咨询。

经过几次的奔波劳顿，反复地比较地理位置、周边环境，交通现状，房屋格局。还要掂量着兜儿里的钱，最终选中了一套60平米的二手房。虽然是老旧小区，但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在一公里半径内有超市、银行，图书馆、电影院，邮局，医院，学校。是个基础设施完善而且生活方便的县域经济中心。

接下来我开始筹措购房款，我去找亲戚借了2万元，又找公司的张总借了2万元。甚至我女儿还找她的同事借了5千元，再加上自己家多年来省吃俭用有限的积蓄，总算是买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家。

还没来的及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已经九点多了，有人敲开我家的门，进来了两男两女，其中一个醉醺醺的男人对我们说，这套房子我买下了，已经办完了过户手续。他毫不客气，以下最后通牒式的口吻催促我们尽快搬家，那架势如同执法的人对待嫌疑人的态度。我们一再解释说已经找到了房子，等办完手续后就搬走，并指给他看我们放在地上的纸箱，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准备打包装箱了。可是来人极其蛮横与强势，根本不听我们的解释，毫无商量地限定我们在随后的某天必须搬走。

其实他限定的日期距我们办理过户手续的日期只有5天之差，我们一再跟他商量，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要求延迟几天。对方坚持说已和装修队签订了合同，不能按时开工就要付违约金，我说那我们给你付违约金好了，无论怎么说，来人就是不肯通融，我们再也不想搭理这个醉汉了。

为了尽快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随后我们就开始收拾家当，打包行李，然后就联系搬家公司，把行李物品先搬到我们公司的库房暂存。我们一家三口分两处，我到玉泉路的三姨家暂住，我爱人和女儿到虎坊桥伯母家暂住了5天。

搬离团河农场那天，又遇到一个风雪迷蒙，寒风凛冽的日子，颇有些“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壮怀激烈。但是想到十二年的租房时光里，七、八次搬家的过往，诸多的被动与无奈。如今马上就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严冬终将过去，明媚的春天不会太远，彼时的心情豁然开朗，充满了光明与信心。不禁让我想起了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面的一句台词，那些年时常让中国的老百姓模仿，是影片中瓦西里在安抚他的妻子时说的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随后，我们全家不敢懈怠，我和女儿努力工作，夫人精打细算，利用两年的时间终于还清了4万元的借款，我们一家的眉头也逐渐舒展开，平凡的日子终于一天天的变得从容起来。

后来几年的北京房价，不可思议地，令人瞠目得一路上扬。事后，我们一家都感叹，如果不是2003年毅然地借款买房，再迟疑观望几年，那么依我们这种工薪族的经济实力，无论如何在北京也是买不起房子的，真是有些误打误撞的感觉。要感谢团河农场那个房东，在有意无意之间，才促成我们及时买到了住房。

后来的日子里，女儿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获得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在她解决了北京户口以后，因为她是独生子女，我们也按北京的户籍政策，于2013年把户口迁到了北京，这就在完全意义上结束了我们一家历经十六年的“北漂”时代。

我的北大荒兵团知青朋友就像一级助推火箭，把我推到了北京，若不是他当年的鼎力相助，依我之性格懦弱，断不敢贸然来北京闯荡世界。

回想我们一家在北京生活的三十多年里，得到过我的朋友及伯父伯母一家的多方照顾，遇到过像双榆树小学李校长、田校长和很多老师的关心与帮助。还有我所在的公司张总的支持与援助。房东赵大哥、李大姐，王大妈。那么多的好心人热情地帮助过我们，还有我的三姨及表姐表妹们都施以援手，曾在物质上，精神上给我们以资助和鼓励。我们一家虽然经历了一些艰辛与坎坷，但正是这些经历与挫折，使得我们一家人的内心，更为坚韧与强大。这何偿不是一种人生的历练与收获？

总体来看，我们从遥远的黑龙江边陲来到了祖国首都北京立足，我们应该是幸运的一家人。我没有理由不感谢我的那位北京知青战友及其全家人的鼎力相助与关怀。

在此，我要感谢，更感恩在北京所有支持，帮助过我们的亲友、朋友，和那么多的好心人，祝愿他们好人一生平安，岁月天长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