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浮沉录
张春桥的前半生
张春桥之死
张春桥秘密离婚记
张春桥靠心理承受能力成"四人帮"最长寿之人
1917年，张春桥出生于山东省巨野市一户富裕家庭，家住巨野县城隍庙前街张宅，那是张家祖辈留下的二十二间房子。
张春桥的父亲叫张开益，生于1899年，毕业于山东省立医专，曾任山东高唐县邮政局长，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少校军医、河南省烟酒统机支局主任；日伪时期任济南警察局卫生科庶务主任。
日本投降后，任国民党济南市政府戒烟院院长、济南市卫生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在济南市公安医院工作。
在张春桥的笔下，张开益却成了这样的形象：我的父亲（张春桥口吻）在二十几岁时考上了邮务员，他是一个一生不得志的知识分子。
俗话说——英雄不问出处，但张春桥这是在“假冒出处”。更通俗点来说，他是嫌弃自己父亲的身份，典型的“数祖忘典”！
张春桥的小名叫善宝，为张家长子。他有五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母亲叫宋蕙卿。1931年，十四岁的张春桥随父亲来到济南。翌年，入济南正谊中学念书（今济南市第十七中学）。
中学期间，张春桥加入国民党复兴社外围组织。据资料记述，1933年春，张春桥伙同国民党复兴社分子李树慈、马吉峰等人在山东济南成立法西斯组织华蒂社，进行反动宣传。
1935年3月，张春桥化名狄克，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反动文章，同时恶毒攻击鲁迅先生。1935年4月16日，鲁迅撰写一篇名为《三月的租界》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张春桥反革命嘴脸。
后来他骂起了老舍先生、斥责了臧克家、郭沫若、施蛰存，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出名。中学毕业后他来到上海，因为有些写作功底，张春桥主动向有名报刊投递稿件，换取稿费为生。
之后，张春桥摇身一变混入革命圣地延安，加入革命阵营。来到延安后，张春桥因其过人的写作功底，以及之前攻击臧克家、鲁迅、郭沫若等文学家的历史，成为他炫耀的资本，质朴的共产党人一时被张春桥迷惑。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张春桥回到山东济南参加爱国救亡抗日运动，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组织上了解到他在上海的经历，于是让张春桥来到抗日根据地组建的《晋察冀日报》工作，主要负责进行抗日思想宣传工作。
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张春桥升任报社副总编辑。在此期间，他与给报社投稿的宣传干事文静相识。1943年，日军在一次反“扫荡”时活捉宣传干事文静，其间叛变，因为不是我党内部人员，她只能为日军提供一些“边角料”。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文静回到根据地，已经升任报社副总编辑的张春桥安排她进入报社工作。
1947年，张春桥与文静二人正式结婚。解放战争时，张春桥先后担任《石门日报》社长《石家庄日报社》社长；后来调到新华社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负责《解放日报》工作，兼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一职。
平心而论，张春桥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他本人加入过复兴社，其父张开益长期为国民党、日寇效劳，实属彻彻底底的反动官僚、汉奸。
康生刚从莫斯科返回中国后不久就记住了张春桥，这二人臭味相投、相互掩护，逐渐掌控宣传舆论阵地。
1940年，张春桥被安排到晋察冀根据地工作。天高皇帝远，他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期间大肆扶持亲信，违背组织审查原则，让未婚妻文静进入日报社工作。
1949年5月，张春桥到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填写《华东局及上海市委干部履历表》时，将文静的政治面貌明确为党员，历史问题不再提及。
张春桥
许多与张春桥共事过的人，对他的评价只有一个字“阴”。从他前半生履历来看，他对自己狠、对父亲狠，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向上爬。他痛骂老舍、臧克家、郭沫若、鲁迅等著名文学家，被坊间称为“文坛恶少”，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
摘要：
王洪文虽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本质上仍是“文革”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政治水平低下，担当不起大局面。姚文元是文坛上的政治棍子，所长是在推行左倾路线的舆论宣传方面，并无实际的政治干才。江青是“文革”派的领军人物，然胸无点墨，口无遮拦，惯于闹事撒泼，招摇惑众，所倚仗者无非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当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类。张春桥不苟言笑，却比其他三人政治经验丰富。他不仅在耍笔杆子上出手很快，“理论水平”还要胜姚文元一筹，而且心计细密，权谋深远，还颇有些搞“左”的胆气。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用“病亡”一词，简略报道了“文革”显贵张春桥于4月21日亡故的死耗。张春桥死了。但此日终结的只不过是一具生物躯体，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经终结了。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这是以人民和法律的名义，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
“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青云直上，一下子跻入了中国政治最高层，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坛上，张春桥高居“中央首长”之位，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是“文革”极左派的扛鼎人物。上至建国元勋，下至各方大员，都是任意损贬，可谓神气活现。
在“文革”十年中，张春桥是一个全须全尾活动其中的重要角色。“文革”派人物，在“文革”前期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在“文革”后期盖以 “四人帮”统称。经过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的政治淘汰，“中央文革”的“首长”仅剩三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大”后，王洪文以工人造反派领袖身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
对其四人，郭沫若曾在一首词中逐一做了点评。政治流氓冠王洪文，文痞冠姚文元，狗头军师冠张春桥，精生白骨冠江青。世人皆称贴切。但细分开来，四人的分量还有所不同。王洪文虽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本质上仍是“文革”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政治水平低下，担当不起大局面。姚文元是文坛上的政治棍子，所长是在推行左倾路线的舆论宣传方面，并无实际的政治干才。江青是“文革”派的领军人物，然胸无点墨，口无遮拦，惯于闹事撒泼，招摇惑众，所倚仗者无非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当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类。张春桥不苟言笑，却比其他三人政治经验丰富。他不仅在耍笔杆子上出手很快，“理论水平”还要胜姚文元一筹，而且心计细密，权谋深远，还颇有些搞“左”的胆气。是“文革”发动的点炮者，“全面夺权”的首创者，又是竭力坚持 “文革”路线，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纠“左”整顿的前台人物。
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腾达，是中国政治“左”倾路线恶性发展的一个写照。张春桥在揣摩“上意”上堪称“能臣”，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认识颇具心得。在1958年大跃进中，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切中了毛泽东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思。毛泽东亲自为该文写了编者按，交付《人民日报》发表。
在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跑到上海，在张春桥的协助下，由姚文元执笔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张春桥也因此为领袖看中，参与制定了《纪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迈出了他从上海进入中央高层的关键一步。
1966年11月，张春桥处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众卧轨拦截火车的“安亭事件”。此时，他不过是“中央文革”仅奉末座的副组长，却胆敢置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见于不顾，擅自按造反派意愿签订了协议。张春桥此举，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毛泽东事后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这无疑更加重了张春桥的政治分量。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动了对党政部门的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响了全国夺权运动的第一炮。上海夺权符合毛泽东“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意图，他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此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恶浪，张春桥则居“夺权”的首功。张春桥在这些事件中的作为，契合了毛泽东的意图，对“文革”运动的升级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政治角色也由此发生了从谋臣到政客的转变。
在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理论化归纳时，张春桥更受到重用。在“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老秘书陈伯达的稿子不屑一顾，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稿子。张、姚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代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其内容做了权威性的概括，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十大”等重要文件，也是张春桥、姚文元担纲的。
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为维护“文革”路线，提出“学理论”问题，点名要张春桥写反“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认为他能准确地表达毛泽东晚期思想的内容。张春桥据此写出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是“文革”后期“左”倾理论的两大代表作，在社会上遗毒深广。
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泽东对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是欣赏的，曾有“能力强”的称赞。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起了一场对张春桥等人的攻击。毛泽东认为，这是要否定“文革”路线，予以迎头痛击。在林彪事件后的批林纠“左”问题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发生分歧，毛泽东又支持了江青、张春桥批林彪“极右”实质的意见。
即使在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也是肯定他们反林彪有功，批林批孔离不开他们。甚至对党内一些老人告状张春桥历史上是“叛徒”，毛泽东也是置之不理。他一直用张春桥等人作为抑制反“文革”力量的政治砝码。但历史毕竟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作为“文化大革命”同生共息的张春桥之流已被“彻底否定”，但产生他们的社会土壤是否彻底清理干净了?对张春桥和他所代表的政治符号的文化清理还会继续下去。
(本文转自爱思想)
娶叛徒文静做老婆
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原名李淑芳)，1916年生，皮肤较黑，短发，戴浅黄色眼镜，女学生打扮。李淑芳在天津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抗战爆发后入党，1942年到晋察冀根据地党校学习，1943年被分配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任宣传干事。她常给《晋察冀日报》投稿，字写得很好，由此认识了张春桥。恋爱时，张春桥26岁，李淑芳27岁。
李淑芳在1943年日军大“扫荡”时被捕，押到石家庄后叛变，进宣传班写反动宣传品，并参加反动广播和宣传演出。后来，时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春桥与李淑芳联系上，安排她进报社当编辑，改名文静。抗战胜利后，他们在张家口结婚。文静没有交代其叛变行为，但很快被组织上掌握。虽经反复审查，但碍着张春桥的面子，文静还是被安排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工作。
张春桥背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这棵“大树”，他的文章又得到毛泽东赏识，因此官运亨通，一路攀升。从上海市军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到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市委常委、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文革”前当上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张春桥点燃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虽由姚文元执笔，但却是张春桥和江青在幕后策划，江青水平不高，“智囊”还是张春桥。在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和上海“一月夺权风暴”中，张春桥都立有“大功”，要不怎么能升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宝座上呢？张春桥一路高升，文静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市“第一夫人”，于是，她不再隐姓埋名，开始频频露脸。
想与文静一刀两断
虽然文静早被宣布为叛徒，却一直打而不倒。上海市委组织系统的几个负责人，偷偷调阅了文静的历史档案。张春桥盛怒之下，撤掉了他们的职务，并当场把文静的档案锁进市委的铁皮箱，贴上封条。尽管如此，文静的叛徒问题还是不断外泄。中共九大后，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文静从上海的公众场合彻底消失。
以后，文静的历史问题就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一个造反派头头想讨好张春桥，说“张夫人”可以作为市革命委员会成员的候选人。张春桥勃然大怒，当场痛骂。造反派头头莫名其妙，拍马屁怎么拍到了马蹄子上？其同伙徐景贤明白，张春桥打算与文静一刀两断了。
文静给张春桥生了四个孩子，三女一男。张春桥爱抽烟，也喜欢喝酒，文静也抽烟喝酒陪着他。张春桥夜间工作时，文静通知厨师做夜餐。张春桥决定与文静保持距离，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九一三”事件后，从王维国(上海空四军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那里搜查出有关文静的大量材料。1972年秋，张春桥从北京回到上海后，没有回家住，而是住在了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向中央写报告决定离婚
1973年9月，周恩来陪法国总统蓬皮杜到上海访问，邓颖超也来了。邓颖超到康平路大院进了王洪文家和姚文元家，还进了徐景贤家，却偏偏没进张春桥家。这可非同小可，大院里连小孩子都在议论。一连几天，文静都关着门。过了一段时间，王洪文陪外宾到上海，找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密谈。王洪文说：“我这次来，专门告诉你们一件事，就是春桥同志决定离婚了。最近，他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也同意了……文静那里，春桥同志自己会告知。考虑到影响，这个消息不必对外宣布。”
中共十大预备会议上，张春桥飞黄腾达，担任了中共十大主席团秘书长。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张春桥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邓小平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张春桥是第二副总理。
1975年，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和三个孩子搬到了北京；王洪文调到中央后，妻子崔根娣和孩子们每年都到北京探望；可文静从来没有去过北京。一直到1976年10月，整整四年，张春桥没有再回过上海一次。
飞黄腾达后欲找“伴”
1976年2月25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邓”的打招呼会。会后，张春桥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叫到钓鱼台九号楼长谈。钓鱼台九号楼是张春桥的住所。谈话快结束时，张春桥似乎不经意地说，我这里需要一个秘书，你们看看上海有没有合适的人？5月16日，上海方面庆祝“文化大革命”发动十周年，徐景贤收到张春桥寄来的一封密信。剪开信封，是一张白色道林信纸，信中写道：景贤同志：送来的材料收到了。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
原来张春桥不是找秘书，而是找“伴”。
踏破铁鞋无觅处，上海市文教系统某机关开会，“她”的发言引起徐景贤的注意。这位“她”，口齿清楚，言辞敏捷，有独到见解，但又不张扬。徐景贤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向张春桥推荐。然而此后几个月，不幸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毛泽东病危、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徐景贤虽然到过北京，却始终没有机会与张春桥从容长谈。9月21日，徐景贤约张春桥下午面谈。两人在交谈中，谈到了“她”的情况，张表示可以考虑。10月1日，徐景贤通过有关部门，调来“她”的人事档案。为避免猜疑，还同时调了另外三四份档案。
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
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大信封，密封后交市委机要交通员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
1981年1月，张春桥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20多年后获释。因为当年和文静离婚虽经中央批准，但没有公开，所以张春桥出狱后仍和文静共度晚年。
摘自《党史博览》)《中华文摘》
张春桥靠心理承受能力
成"四人帮"最长寿之人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北京电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病亡》，全文如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是在张春桥死后十九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此前，据各种海外消息，张春桥曾经“死”过几次：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宣称，“据说张春桥死了”。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张春桥的人士称，“张春桥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七十七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张春桥的条目写成“张春桥(1917~1994)”。作为《张春桥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张春桥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张春桥仍健在。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第三把梯子是毛泽东。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张春桥走了。“四人帮”这四颗灾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张春桥之死，在中国大陆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这一消息，只是说：“哦，张春桥死了！”年轻人则不知道张春桥是谁，他们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帮”是哪四个人。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来源：爱思想、人民网、中华文摘、中华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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