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蹉跎岁月

1968年10月29日，我和我的同学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了太仓县王秀公社插队落户，开始了八、九年的蹉跎岁月。

那些年，知青的生活确实是艰难的，但当地农民对知青的关心也是真诚的。虽然时光已过去了几十年，但那些亲历的“小事”至今还没有忘记。那就当作我的知青小故事讲给大家听吧！

我们生产队种植二百来亩大秋作物，其中稻、棉各半，水田种稻，旱地种棉。也有部分地块每隔一、二年稻、棉轮作。

棉花是旱地作物，它喜欢疏松的土壤。因此，每年冬闲的季节，生产队都会组织男社员去上海“捉垃圾”。捉来的大多是煤球渣、烂菜帮子等厨房垃圾。把它撒在来年种棉花的地里，一方面起到疏松土壤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土壤的肥力。这对于棉花的生长无疑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记得那是1970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去上海“捉垃圾”。那一天，一起去的包括生产队长在内共四个人。我们带上车、铲、耙、扫帚、簸萁等必要的工具，摇了一艘载重四吨的农船，一大清早便出发了。

从生产队摇船去上海，起码要两天时间。一去一回，包括“捉垃圾”时间，大概需要一个星期。当然，大家的吃住都是在船上的。船上备有“行灶”，可以烧饭。

船在河里行，人在船上坐。一边摇船一边眺望。看着那两岸的自然风光，数着那一座座跨河桥梁，倒也不觉得有多寂寞。由于靠近东海边、长江口，会有潮起潮落。顺水时，只要掌好舵，船会行得很快；逆水时，只能上岸拉纤，甚至停船。

第二天傍晚，终于到了目的地——上海市区的苏州河边。下好了铁锚，系好了缆绳，留下一人看船，其他人则上岸去置办一些日常用品，处理一下私人事项，或许还会浏览一下上海风光。一、二个小时后，大家都会回到船上，吃晚饭睡觉。

第三天天刚蒙蒙亮，就开始“捉垃圾”了。我们拉着车，带着簸箕、耙子、铲子、扫帚等工具，穿梭在一条条弄堂、小巷中，挨个寻找垃圾箱。如果碰到了一个有很多垃圾的垃圾箱，就会高兴的大叫，“大丰收啦”！然后，就把垃圾耙出来，装到车上，并把周围扫干净。再去寻找下一个垃圾箱。

由于整天都跟垃圾打交道，我们身上都脏兮兮的，被上海人称作“阿乡”。当然，这没有恶意，不叫“阿乡”，还能叫什么呢？

连续工作了两天，船舱里的垃圾装了大约有八成满。可人已经累得象散了架似的。

吃过晚饭，我们就在船舱里睡觉了，舱里的垃圾以及苏州河上不时飘来的难以言状的阵阵恶臭也无法阻挡我们进入梦乡……

不知睡了有多久，突然听到队长大声的叫喊声：“快起来，快起来，船要翻了”！

我睁开眼，却动弹不得，几个人被侧着的船挤到了一起。大家惊慌失措，好不容易才爬起来，争先恐后跳上了岸，这才看清楚船确实倾斜得厉害。它的外侧翘得高高的。好险啊！如果再不发现危险，我们真的要被倒进苏州河里喂王八了！

原来，在我们睡得正香时，黄浦江涨潮了。照理，应该是“水涨船高”才对。可是那天，当苏州河水跟着涨起来时，缆绳（或锚链）被河边的什么东西压住了，船体靠岸的一侧就无法“水涨船高”了，而另一侧却照样在“水涨船高”，因此船体就随着潮水的上升而越来越倾斜了。多亏了队长发现得及时，才避免了一场灾难！

险情排除了。我的心里还真有些后怕。不睡了，就在船舱中等待黎明吧。

天亮后，我们再捉了半天垃圾，就解缆返程了。

那次去上海“捉垃圾”，是我知青岁月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就这一次，遇到了我人生最大的一次危险。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就会想起下乡插队时的一件往事。

记得那是下乡插队的第三个年头。一个初冬的晚上，和我一起插队的另外二个同学都不在家，我一个人闲来无事，就早早的躺到舖上，胡思乱想起来。

听到门外有人在喊我，我立马起身开了门。进来的是生产队长的大女儿，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双布鞋，一进门就边说话边把鞋递到我的手上。“你们插队青年真可怜，脚上连象样的鞋子都没有一双‘’。我只顾得看着她那红扑扑的脸和有些凌乱的头发，竟忘了让她坐下。她看了看我屋里的东西，除了床舖以外，只有公社配给我们的一只简易写字台和一张长凳，写字台的对面墙边叠放着两只厚纸箱。

她见长凳上放着脏衣服，就落落大方地坐到了床舖边上。我一把抓起脏衣服把它扔到了纸箱上，然后坐到那空凳子上，手中还牢牢地攥着那双鞋。

确实，那时我连象样的鞋子都没有一双，除了脚上穿的，就剩一双破旧的胶鞋被胡乱的扔在床底下。我说，干农活这么累，怎么还为我做鞋呢？她笑了一笑，就一个劲的让我试试。我穿上鞋，站起来走了几步。“大小正合适，感觉挺舒服”。然后就把长凳转过来，坐到她的对面，调皮地抬起一只脚：“你看，是不是正正好”。说话间，那只脚却“不慎‘搁着了她的腿。她笑着说了声＂舒服就好‘’，并握住鞋，轻轻地放下了我的脚。

坐了会儿，我站起身，伸手拿起舖上的衣服，转过身来，顺势坐到了她的身边。“冷吗？要不要披件衣服？”不冷，你自己快把衣服穿好，别冻着了。”我披好衣服，悄悄的朝她身边挪了挪。

我俩静静的坐着，好象谁也不愿打破静默。坐着坐着，只觉得呼吸有点急，心跳有些快。我暗暗瞄了她一眼，隐隐觉得她脸上的表情似乎也有些异样。

不知是太理智了，还是有些害怕，我重重地叹了口气，仰面朝天一躺，呆呆的望着那芦苇编制的屋顶。稍后，我慢慢的朝她侧过身，望着她那被柔和灯光映衬着的脸庞——显得那么生动，那么漂亮。……

她似乎发现了我在偷偷的看着她，腼腆地站了起来，转身对着我想是要说什么。＂我……我……我明天还要起早呢‘’。说着，就要离开。我直起身，想拉她再坐一会儿，她却飞也似的离开了我那孤独的知青屋。我愣了一下，快步追出门，可她已经走远了，只能远远的看着她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

那晚，我抚摸着那双做工细腻、饱含深意的鞋，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后来，回家过年时，我精心挑选了一双刚刚出产的带有红色花纹的尼龙袜子，送给她。她高兴的收下了，不经易间还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知青说不定哪天就要回城的。

……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辫子粗又长……”歌声萦绕在耳边。

事情过去近50年了。物是人非，天翻地覆。可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她，想起那个平常而难忘的晚上。

什么是“虫头”？“虫头”就是当年农村的植物保护员，简称植保员，因其工作是负责农作物的防病治虫，所以被人们戏称为“虫头”。

我插队的八年多，身兼过记工员、仓库保管员、现金保管员等职务，还有什么大队的、小队的理论辅导员等，而干得时间最长的实际工作就是植保员，即“虫头”。

记得有一年，生产队里的棉花长得特别喜人，社员们普遍觉得当年的棉花一定会大丰收。

天有不测风云。在连续几个阴雨、闷热天后，我发现有些棉花叶片就象被开水烫过的一样，塔拉下来了，并且一天比一天严重。望着逐渐枯萎的棉珠，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对着棉田哭出声来。要知道，农民吃粮靠水稻，用钱靠棉花。如果棉花没有了收成，一整年的日用开销不就全泡汤了吗！

原来，棉花在遭受到连续阴雨天的袭击后得了炭疽病。这种病来势凶猛，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控制住疫情，棉株很快就会成片死亡，当年的棉花肯定会严重减产，甚至绝收。怎么办？身为植保员的我感受到了无穷的压力。如果不能控制疫情，棉花严重减了产，怎么对得起队里的父老乡亲们？正在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公社植保站的同志通过实地考察，确认了棉株的病情，并提出用一种叫西力生的农药对棉珠进行喷雾，能有效的防治炭疽病害。

时不我待，立即行动。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买来了农药，并挑选了十来个青年社员，身穿长袖衣裤，用毛巾围住口鼻，肩挎着十多公斤重的喷雾器，穿梭在十分闷热的棉田中。经过连续几天喷雾作业，终于控制住了棉花疫情。

当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我是“虫头”，农药的配制，喷洒都是我带头操作。再加上抢时间争速度，快到最后时刻，忽略了农药安全操作规程，我的右手臂从上到下被西力生农药严重灼伤，整个手臂发红、发烫，特别是手背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泡！疼得象被剥去了皮一样。

乡亲们知道后，纷纷前来慰问，好多人家还拿出了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要知道，那时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家庭养鸡的数量被严格限制，鸡蛋对于每一户人家，都是极其珍贵的。由于农村医疗条件有限，后来队里决定让我回老家苏州医治。

由于心里一直牵挂着队里的棉田，我在苏州看病只呆了不到一个星期，等到手上的伤有所好转了，就急急忙忙回到了生产队，回到了我时刻牵挂着的棉田。

望着那成片棉株已经恢复了生机，真的是比自己手上的伤全好了还要高兴！

经过乡亲们对棉田的精心管理，那年的棉花产量虽然受到了一些影响，但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收成。

临近年終的一天，我走过队部门口，队委会正在开会。我听到了队长对队委说的话，＂今年的棉花能有如此收成，是很不容易啊。小江为了队里的棉花，为了大家年終分配能好一点，还受了伤。我想在他伤病期间所耽误的工分，全部都要评给他‘’。屋里传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快步离开队部门口，眼里噙满了泪花。

1972年的夏天，记录影片“毛主席接见尼克松”在太仓县的沙溪等镇放映时，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当时，虽然家家户户都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但大家都没有在电影中看到过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因此，这次有幸能在电影中看到毛主席，就如同能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本人一样，那有多高兴啊！

沙溪镇离我们生产队大约有二十里地。晚上到那里看电影，交通是个大问题。虽然出家门二、三里地就是公路了，但是客运汽车晚上是不开行的。因此自行车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如果没有自行车，就得化三个小时走着去了。

我是怎么去的呢？记得当时队里有一户人家刚买了一辆载重型的自行车，但一家人骑车都还不熟练，不敢在晚上骑车。他们家有一个十四、五岁叫小宝的半大小子，非要去不可，就让我用他家刚买的车带着他同去。我爽快地答应了。因为我也正在为交通问题烦恼呢！

那天傍晚，天气预报说晚上要下雨。但大家兴致很高，根本没把它当回事。

吃过晚饭，我拿了一只手电筒，带上小宝，就与大家一起出发了，大约一个小时后，终于到了沙溪镇。这时候，天也黑了。

在电影院门口等了有一个小时，才轮到我们。放电影时间很短，加上其他纪录片我们看了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不过想想还是很值得的，因为我们终于在银幕上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

走出影院，发现刚下过了一场大雨，地上坑坑洼洼的全是积水。我推着自行车随着人流走出镇子。一踏上公路，眼前一片漆黑。前面的公路上没有一盏灯，公路两旁，很少有房屋，更别想会有房屋中射出的灯光。天那，我从来没有在这么黑暗的环境中骑过自行车！小宝坐在车后架上，打开了手电筒。我趁着光亮，晃晃悠悠的跨上自行车，慢慢地朝前骑行。后面的自行车一辆接一辆都很快超过了我们，真佩服他们是怎么练就这一身本领的。手电筒的光晃晃悠悠的，我只得瞪大了眼睛，小心翼翼地朝前骑着，生怕看不清路面，撞到树上、歪到沟里去。不知骑了多少路程，老天下起雨来了，而且越下越大。路边又没有房子可躲雨，只能硬着头皮朝前闯。夏天本来就穿得少，就一会儿工夫，从上到下浑身就湿透了。手电筒的光也暗淡下来了。更糟糕的是，迎面还吹来了呼呼的风。在风雨交加之下，自行车没法朝前骑了，我只得下车慢慢地推行，嘴里还不停地喘着粗气。等到风雨似乎小一点了，再骑上一程。就这样推一程、骑一程，折腾了好几回，终于要下公路了。这时，不知老天爷是在帮助我们，还是在嘲弄我们——风小了，雨停了。

我推着自行车下了公路。心想，再走二、三里地的小路就能到家了。可刚走了没几步，自行车怎么也推不动了。小宝用手电筒一照——还好，手电筒还有点亮光——原来雨后泥泞的粘土粘满了整个车轮子，连挡泥板下也全塞满了泥。看来想推车前进是不可能的了，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扛着自行车朝前走。无奈之下，我俩只得轮着你扛一程，我扛一程。泥泞的小路空着身子也难走，别说是扛了辆载重自行车了。一不当心，就会连人带车摔倒。这样的跟斗我俩摔了好几个。还算幸运，没有摔伤。不过浑身上下连同崭新的自行车全被弄得满是烂泥巴。

终于到家了，我把自行车抬进屋里，打算凉干后擦洗。一定要让它干净、锃亮地回到主人手里。咱得对得起那辆新车呀！

先回到家的同伴为我烧好了热水，我脱掉衣服，从头到脚舒舒服服的擦洗了全身。

临近午夜了。躺到床上，觉得很累，但心里却很舒坦。不久便进入了梦乡。毛主席、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

农民，一般是没有星期天的。当然，知青也一样。天下大雨，就成了老天赐予的“星期天”了。

就有那么一天，我们一起插队的三人各自在自己的屋里干着各自的事情，他们一个在看书，一个拨弄收音机。而我，在给建设兵团的胞妹写信。为了打发时间，特意用了毛笔，写起了小楷字。

雨一直不停的下，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我放下毛笔，走到窗前，欣赏起了外面的雨景。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打着雨伞朝我们知青屋走来。谁会冒着这么大的雨找我们呢？

不一会儿，他就来到了我们屋前，并一个一个的叫着我们的名字。来的是农民老沈，他比我们大十来岁，没事经常会找我们打牌。我们这里是，只要来一人，就能成一桌。我们各自打开了房门，沿着屋檐走到隔壁的合用烧饭间。老沈边进门边说，你们三缺一，我来凑个数。说着收起了雨伞，把腋下夹着的纸包放到台角上。真没想到，下这么大的雨，他竟然还会找我们打牌！

我们经常打的牌叫作打四十分，当地叫打中心，老沈喜欢选择与我合作，说是我会算牌。当搬好桌子，放好椅子后，他就坐到了我的对面。

打了几副后，我发现他心不在焉，老出错牌。后来他自己说话了，说是最近几天，心里很烦恼，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没钱买。向亲戚借吧，总不能老借，总得自己想办法解决。

哦，原来他是遇到“经济危机”了。说实话，象这种情况，我们知青真是很难帮上忙。

又打了会儿牌，他对我说：‘’小江，我看你身上没有一件象样的衣服，我到有一件，只穿了几次，现在嫌小不能穿了，我看你穿一定合身。＂说着就把纸包打开，抖开衣服，递到我手上，并直截了当地说：＂本来是想送给你的，因为经济上有点困难，你如果能穿，给个三块五块的都行。＂说罢，便借故离开了。

因为事出突然，我没能当场应允他。

这是一件大约八成新的淡绿色的卡其布上装，我试了一试，单穿还比较合身，如果里面要穿一件厚一点的衣服，那就有点嫌小了。说实话，如果是买新衣，我就要选择再大一点的，这样，每年穿的时间可长一点。但在那时，我是不可能去买新衣服的。

如果把那件衣服买了下来，它就成为当时我最好的一件衣服了。怎么会呢？在下乡的时候，我带上的两件外衣，都是比较旧的了，有一件还打了好些补丁，用来田间劳动时穿。冬天穿的是一件外面染成棕色的早已破旧了的黄色军棉衣，这还是姐夫当兵的时候穿的，已经穿了有十来年了。我下乡，就把它带来档档风寒。另外还有一件部队里的卫生衣，也是很旧的了。

买了它吧，不就是五块钱的事吗？可当时五块钱真不是小事，它是我辛勤劳动一个多星期的价值。当时我身上只剩十几块钱了，而离年终分配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本来钱就不够用了，少了五块钱，以后还如何生活？如有急需，如何应对？还有，我们一起插队的三人始终在一个锅里吃饭，平时买菜用的钱都是平摊的。到时，如果没钱付菜款，那不是很尴尬吗？

如果不买，再把衣服还给他，也是件尴尬事。他很容易误解，认为我三块钱的忙也不肯帮。那以后碰头，如何面对？

左思右想，难以决断。

这时，一起插队的伙伴揭开了镬盖，铁镬里煮着老乡送的芋头。

我吃着芋头，想起了生产队对我们知青生活上的照顾，以及众乡亲们的关怀。又想到刚才老沈无奈的表情。不该啊！做人做事怎能只考虑到自己呢？不也应该替别人多想想吗？

帮助他人也就是帮助自己！今后自己遇到困难，也一定会得到别人帮助的！

雨终于停了，我特意穿上了那件衣服，从抽屉中取出五元钱攒在怀中，直奔老沈家而去。

天空中，阴霾散去。太阳从云层中露出了脸，一缕阳光照在了我的脸上，也照亮了绿色的衣裳……

在以后的日子里，老沈到我们知青屋来得更加勤快了。而那件淡绿色的衣裳则伴随了我整个知青岁月的每一个“春”与“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