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的人生有三劫。她的惨死，是她58岁人生之中的最后一劫。

1996年8月25日，她和侄女戴惠在上海寓所中双双遇害。8月28日，我应香港《明报月刊》编辑部急约，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次日见报。分两次刊登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被认为是关于戴厚英生平的最翔实的报道。

其实，我跟戴厚英虽说都生活在上海作家圈中，原本并无交往，彼此知道而已。我曾采写过三教九流，却几乎不采写同行──我特别忌讳写上海同行，特别忌讳写年纪相差不大的同行，特别忌讳写异性同行。

戴厚英恰恰处于这“三忌讳”之中：她是我的上海同行，她只比我大两岁，而且是女作家。

促使我打破常规去采写戴厚英的，是突然降临到她头顶的那场暴风急雨。

“孤雁”

那是在1985年，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在全国遭到密集性的批判。处于争议漩涡之中的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时，人们只知道她和作品挨批了，却并不知道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我先是读完了《人啊，人！》。说实在的，我非常喜欢这部长篇小说。接着，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又一口气读完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知道，她写的诗人的原型便是闻捷，而小说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我知道戴厚英当时处境困难。她自称“孤雁”“独行侠”，几乎不与上海作家来往，也几乎拒绝了一切采访。我想先写报告文学《闻捷之死》，以这个话题切入，再进一步写她本人。

她所在的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整座城，光是乘坐公共汽车来回就要近4小时，但是我还是未事先写信与她预约──因为我预料这样敏感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

1985年6月4日上午，我出门了，7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9点多了。

她住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刚进大门，一辆邮车驶过，往传达室的地上扔下一包邮件。我看了一眼，最上面的是《芒种》编辑部寄来的杂志，上面用毛笔写着“戴厚英”。

戴厚英

她住在一幢六层宿舍楼的四楼。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约20多平方米，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间，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戴厚英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桀骜锋利的外表。她外表文弱，脸色有些苍白，戴着银丝框眼镜，五十岁模样，一头直梳短发，脸上皱纹已很深，皮肤黝黑，一件灰白相间样式很普通的上衣。她非常健谈，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根接一根地抽香烟。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她，谈了一个多小时。

左一戴厚英、右一叶永烈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这么自我评价。

1938年3月5日，戴厚英出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镇。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被打成“右派”。她的在国营百货商店担任经理的叔叔受到波及，商店丢失了1000元现款，他被当作嫌疑人受到看管，愤而自杀。“我们家里的人，大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强。”

1956年，她考入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后调到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师。

戴厚英在大学讲课

她1961年结婚，丈夫是中学同学，青梅竹马。1964年10月她生下女儿，取名叫醒醒。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又由于意见不合，1969年她与丈夫离婚。

她是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才加入上海作家协会。而通常，作家总是先成为地方作家协会会员，然后才成为全国会员。这样的“倒过来”的入会程序背后，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次采访，她大致上谈了这些概况，没有涉及“敏感”问题。

她希望读一点我的报告文学作品。正巧，我的包里有一本1985年第五期《文汇月刊》，登着我的报告文学《思乡曲──马思聪传》，便送给她。

爱人之死

在我拜访当天，戴厚英就给我写了一封信，热情地称赞了我的《马思聪传》。她说，了解闻捷的人实在太少了，如果我一定要写，她将尽力给我帮助。但她又说：“我不愿意谈那一段伤口的往事，更不愿它在我活着的时候公诸于众。一个女作家，又是单身的作家，这种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别无他求，只求安宁。我不希望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更不希望让人家议论我的个人生活。”

6月8日，戴厚英一整天都没课，我应约去了她家。

那天，我6点出发，8点到达她家，与她长谈了6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3点，我们才一起到五角场，“吃点心当中饭”。

采访时，电话铃声响了，来电话的是闻捷女儿赵咏梅，可见两人仍非常亲密。戴厚英在电话中告知了我正在采访的消息，并征求她的意见，她答：“由你决定吧。”戴厚英说：“他是一位严肃的作家。相信他不会当作一件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来写，而是揭露那个时代的黑暗。”

她跟我谈起了最为“敏感”的话题——她与诗人闻捷之恋以及闻捷之死。

闻捷

闻捷比她年长15岁。两人认识，是在1968年。

那时候，闻捷在《海港》剧组遭到批判，被撵出这个“样板戏”剧组，与另外两个老干部一起逃到北京，躲了40天。他被造反派从北京揪了回来。

这年3月，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京剧院成立了一个临时联合审查组，审查他在北京40天的活动。戴厚英也是这个审查组的成员。审查进行了一个多月，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不久，闻捷被隔离了，关押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用来关押运动中的审查对象）。没多久，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闻捷的妻子杜芳梅自杀了！

闻捷和妻子杜芳梅

上海作家协会派戴厚英去了解杜芳梅自杀的情况。对于她的死，戴厚英深为同情。上海作家协会也认为应该写个报告，说明她并没有什么问题，她的自杀只是因为她一时想不开。上海作家协会要戴厚英起草这个报告，又派她和另一个人去把杜芳梅的死讯委婉地告诉闻捷。闻捷听后悲痛至极。

闻捷对妻子的深沉的爱，感动了戴厚英。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审查过程中，她读了闻捷的作品，竟然爱上了他。

戴厚英对我说：“他的诗没有特别的雕琢，非常自然，就像一泓溪水，在那里漫无目的地流淌，但是，当你回过头来看看它所流过的地方，才知道它的力量──原来绿的更绿了，红的更红了，一切都更加显示出它美丽的色彩。”

两人在苦难中相爱了。他们的恋爱受到工、军宣队的干涉，有人往上报告，说戴厚英作为审查组成员与审查对象闻捷相恋是“政治上的堕落”，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张春桥看到报告，作了批示，要求对闻捷严加批判。闻捷在家中自杀身亡，年仅48岁。

戴厚英一病不起。她住在上海作家协会食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窗户正对着会议大厅。“声讨会”上的发言、喊口号都听得清清楚楚。一个女友在她床前守了7天7夜。她睡不着，不停地抽烟，一天一夜能抽两包烟。“我不断地讲，不断地抽烟，不断地想，不断地哭……”

这是她的人生第一劫。

她痛定思痛，1979年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她说，她和闻捷的恋爱不是什么诗人的“风流韵事”。如果她的生活中没有出现闻捷，她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

《人啊，人！》被批判

1980年5月，戴厚英写出了第二部长篇小说《人啊，人！》。

这是一部右派题材的长篇小说。她父亲是“右派分子”，她属于“右二代”，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戴厚英在写作

在我看来，《人啊，人！》比《诗人之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有哲理，有文采，不拘泥于小说的传统手法。

在“百家争鸣”的旗号下，从1981年秋开始，上海《文汇报》对《人啊，人！》展开了讨论。讨论迅速升级为发难，又升级为批判，再升级为密集性的“大批判”。这成为了戴厚英人生的第二劫。

报刊此呼彼应，声势越来越大，先后两次，掀起了批判《人啊，人！》的高潮。有人说，《人啊，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血泪控诉”，有人说小说宣传人道主义是“别有用心”，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是“欺骗年幼无知的青年读者”。

戴厚英回忆，1983年11月，她从广州回来，形势很紧张。她任教的复旦大学奉命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批判”小组，一个是“帮助”小组，名曰对她“一批二帮”。批判小组专门负责批判其作品，帮助小组负责帮助她“提高思想认识”。

系里组织人道主义讨论，上面派人来听。有人发言说，什么叫人道主义，我也闹不清，我看人道主义没有什么坏处，人总应该讲人道嘛！大家大笑，上面派来的人也和大家一起笑。有人在“大批判”高潮中扬言：“像戴厚英这样的人，应该逮捕！”系里一位领导针锋相对反驳道：“如果戴厚英够得上逮捕，那就应该逮捕;如果戴厚英够得上判刑，那就判刑。但是，如果她根本够不上，那她就是一个公民，她就有权利写作！”

声势浩大的批判使《人啊，人！》这本书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日本、联邦德国都出了译本。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有关接待文件上专门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戴厚英说，上海一位作家曾讲，报纸上批戴厚英，反而把她批出名了，今后关起门来批！

我写出了关于戴厚英的报告文学《雾中的花》，请她审阅。她约我到上海陕西南路她的二弟媳茅维琳家中见面。她对于《雾中的花》非常满意，后来收在香港版《人啊，人！》的附录中，作为作者介绍。

在茅维琳家中，一位小女孩捧着一块西瓜吃得津津有味，我用照相机拍了一张照片送给了戴厚英。这小女孩，便是戴厚英的侄女、后来与她一起遇害的戴惠。

死于非命

1996年9月3日上午10：45，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哀乐低回，花圈如雪，挽联林立。四五百人聚集在这里，为著名女作家戴厚英教授送行。作为文友，我胸前佩着小黄花，出席了她的追悼会。

戴厚英的遗像在白花簇拥之中。她一头短发，一副眼镜，一派书生气度。最醒目处是老作家萧乾的挽联：

敢想敢说敢作敢为  为民诉疾苦

大彻大悟大喜大悲  悲我挽厚英

萧乾是戴厚英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介绍人，也是她最尊敬的文坛前辈。

戴厚英的爱女戴醒从美国赶回。她戴一副眼镜，瘦瘦的个子，酷似母亲，只是比母亲高。她一身黑色连衣裙，悲痛欲绝。

经过对戴厚英有过交往的2000多人的调查和分析，9月15日上午11时，上海市公安局侦查人员穿便服来到安徽界首昌盛宾馆。

界首位于安徽省西北部与河南省的交界处。侦查人员看了菜谱，借口不合口味，进入厨房。一个前额秃发、身体壮实的男子正在炒菜。说时迟，那时快，他们一把抓住此人，给他戴上手铐。

此人叫陶锋，正是杀害戴厚英的凶手。

侦查人员带着陶锋赶回上海的时候，正值戴醒要回美国。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赶往机场，把凶犯就擒的消息告诉了即将远行的戴醒。

10月10日，我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列席了对陶锋的审判。他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我坐在离他只有两公尺的地方，仔细地观察他的每一反应，作了很详尽的笔记。法庭的审理，使我对戴厚英的遇害过程有了第一手的深入了解。

唯一出庭的证人是戴厚英的弟弟戴厚泉。当时戴厚泉和女儿戴惠一起住在戴厚英家。案发时，适值戴厚泉外出。他回来时，第一个目击了触目惊心的现场。

此后，我采访了戴厚泉，更加深入地了解到此案的来龙去脉。

凶手陶锋的祖父是戴厚英的中学老师。陶锋拿着祖父写的便条来到戴厚英家，请她帮忙在上海找个宾馆打工。戴厚英热情接待了他。

1996年8月25日下午3时半左右，陶锋第三次来到戴厚英家。当时戴厚英去附近超市买东西去了，只有戴惠在家。陶锋遂起了谋财之心。

戴厚英曾多次为家乡捐款。陶锋听说此事，以为她很有钱。据他后来交待，他当时想，从戴厚英家抢个一两万元人民币是不成问题的。

陶锋趁戴惠不备，将她击倒掐晕。戴厚英突然回来后，陶锋又将她击倒掐晕。戴厚英被击倒后，留下了最后一句话：“你这样做，你会后悔的！”

随后，陶锋用菜刀各砍二十多刀，杀害了戴厚英和戴惠。他翻箱倒柜，窃走了两张存折，一张为人民币两千元，一张为美金五百元。

根据庭审和采访，我写出了《非命》一书，作为对亡友戴厚英的永久纪念。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配图来源网络

女作家戴厚英不幸遇害，
一出现实版“农夫与蛇”的悲剧

1996年8月25日晚上7时30分，一男一女来到上海市虹口区灵丘路某新村某号202室门口，按响了门铃。

居住在这里的，是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她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已著有数部作品，在海内外声名鹊起。

来人是戴厚英之弟戴厚泉及其妻子。铃响良久，房内未有反应。戴厚泉夫妇遂去邻居吴教授家取备用钥匙。因戴厚英长期独自居住，有时出门忘带钥匙，把自己锁在门外进不去，所以放了一把钥匙在邻居兼挚友吴教授家。

门打开后，戴厚泉发现其姐倒卧在血泊之中，他尖叫着往后退了一大步，猛然间想起爱女戴慧，急伸头向北面小房间探望。只见戴慧浑身是血，侧卧在床与橱之间的地板上。

戴厚泉夫妇悲怆之极，几乎昏了过去。吴教授夫妇闻声大惊。吴妻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很快派出所民警先期到达。此时，血已从房间里流到门外。民警进入内室，发现戴厚英侄女戴慧鲜血淋漓，已经身亡。民警们赶紧站在门口，保护现场。

未几，虹口公安分局局长、市公安局刑侦总队长率大批刑侦技术人员赶到，开展现场勘察工作。

现场为三室一厅套房。门锁完好无损。戴厚英、戴慧分别倒卧于客厅和北间地上。戴厚英尸体旁有一把带血的菜刀及一袋从超市内够来的物品，客厅内桌子上有两只茶杯，其中一只装满白开水的杯盖上积满灰尘。现场的墙上、门板上及天花板上均有大量喷溅血迹。室内未上锁的橱柜抽屉均被打开，书信、衣物等翻动较大。

经过初步尸检，戴厚英头部、颈部、背部和手臂有30余处刀伤；戴慧头部、颈部、背部有20余处刀伤。两人均系大出血死亡，戴慧颈部曾受过外力作用，伴有明显的窒息症状。

晚上9时许，市公安局组建了8.25专案组，连夜召开了案情分析会，初步断定：被害人与凶手相识。凶手系谋财而来。本案系一人单独作案。作案人层次较低，年纪较轻。

戴厚英

戴厚英时年58岁，安徽颍上人，长期从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等，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声誉。戴厚英的死立即引起国内外震动，舆论强烈要求警方尽快破案。

要侦破此案，面临的困难较多：一是两名被害人均已死亡，能直接反映情况的线索断了；二是案发时虽是星期日白天，但经过大量访问，没有发现目击者；三是被害人戴厚英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戴慧也在几个学校念过书，关系也不少，查证工作面大量广。

然而，千难万难，这桩有着特殊影响的大案务必要尽快侦破。由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和虹口公安局近百名刑侦人员组成的8.25专案组，夜以继日地开展了侦查工作。

案发后，现场被封闭十多天，刑侦技术人员在室内细细勘察八天八夜，每一寸地方都细细搜寻过。精细的勘查工作为侦察工作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先后获得了许多有用的微量痕迹和物证。

在勘查过程中进行了现场清理。与死者家属核查后，发现戴慧身上的项链、手镯、银色手链、手表、收放机及戴家2000元人民币、500美元的银行存折等物品失踪。

据了解，戴厚英于7月6日离沪去安徽老家，当天上午6时30分才回到上海。在其离沪期间，戴慧父母一直住在她家。

案发当日，戴慧父母外出，下午戴厚英单独去超市购物，家中仅留戴慧一人。3时30分，戴慧父母从外面打电话给女儿，戴慧在电话中未有异常反应。

这一切，都丰富和印证了案发当夜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作出的有关判断，使专案组进一步明确了破案方向。

根据勘查结果，刑侦人员对现场获取的痕迹开展了检索查档；对获得的鞋印立即查找生产厂家及销售范围。经赴江苏、浙江、山东等地深入调查，查明现场留下的血鞋印系“力度”牌皮鞋所留，其鞋为江苏常州市制造。

戴厚英遇害现场

围绕两被害人的关系，专案组又兵分四路，开展严密的排查工作。

第一路：案发次日，抽调12名刑技人员驱车赴安徽，在被害人家乡全面开展排摸。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侦察员翻山越岭、走街串巷，足迹遍布颍上，走访了数千户人家，把其中排出的300余名关系人的情况立即反馈到上海，专家组和全市各刑侦队又落实专人逐一排除嫌疑。同时，侦察员在颍上县及阜阳地区的所有百货商店进行了查访，了解与案件有关的鞋子、袜子的销售情况。还将在现场获取的痕迹在阜阳地区、颍上公安局的档卡中检索查档。

第二路：深入发案地区，对现场周围586户居民逐一进行走访。在成年人中没有发现目击者，后访问到当时在弄堂里溜冰的一名12岁小学生，他说在案发时曾看到一个穿红色衬衫有络腮胡子的可疑人。后来，在认定重大嫌疑人后，发现此人的体貌特征与该小学生叙述的一致。对现场周围能提供涉案有关情况的10多户居民，专案组人员反复五六次上门查访，并对地区内140余名外来人员逐一排嫌。

第三路：学校走访。在戴慧就读的几个学校，侦察人员先后进行全面排嫌，还对戴慧的通讯录及100多封信件，仔细进行了查阅调查。此外还在戴慧居住过的瑞金二路地区及所有亲属好友中普遍进行了访问，没有发现重大可疑情况。

第四路：深入戴厚英工作单位，对戴的同事、学生进行调查访问，希望他们能提供尽可能多的情况和线索。然而，由于上海大动迁，人才大流动，有的动迁几次，工作调动数次，有的已去外地工作。即使人在上海，单位和住地分布在全市各地。但不论情况怎样，只要有地址，专案组都派人前去调查。有的侦察员开着两轮摩托车，每天在烈日下横贯上海数次，个中甘苦，难以言喻。

四路人马各司其职，侦查工作环环相扣，不留缝隙，共同织成了一张撒向犯罪分子的大网。

对戴厚英亲属提供的若干关系人，专案组结合现场勘察和调查访问所获取的资料进行反复分析，终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叫陶锋的人身上。

据查，陶锋是戴厚英中学时代一位老师的孙子，1996年4月来沪打工后，曾几次去戴家，并留下了自己在沪暂住地址：宝山呼玛一村某号，侦察员连夜走访了呼玛一村。经查，该地区住着不少来沪人员。据其中一些人提供的情况，陶锋在沪无正当职业，近年来经济拮据，曾向同乡借过钱，说是到福建去做生意赚了钱以后加倍偿还。

关于陶锋的体貌特征，这些人说的与案发地那位12岁小学生所描述的完全一致：红衬衫、络腮胡。

尤为重要的情况是：8月25日晚上，有人见陶锋返回住地时，身上多了台爱华牌袖珍收放机。当时，一位安徽老乡得知陶锋要回乡去，就把自己的一张当夜去老家的火车票让给了陶锋，陶锋付了车钱后，就急匆匆地走了，再未回来过。

种种迹象表明：陶锋有重大作案嫌疑！

专案组迅速与安徽公安机关取得了联系，查明：陶锋，男，1969年9月19日出生，安徽省临泉县人，正在安徽省界首市昌盛宾馆当临时工，其爷爷和父亲均是当地退休教师。

专案组当机立断，派人驱车直扑安徽界首市。9月15日上午，上海侦查员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下，在界首市昌盛宾馆内将陶锋抓获。侦察员当场在口袋里搜获戴厚英的2000元人民币存折。经就地询问，陶锋交待了作案全过程。

8月25日下午3时25分，陶锋来到戴厚英家，按响了门铃。戴慧听说是陶锋，便打开了房门。随后，她礼节性地为陶倒了一杯白开水。陶称这次到戴家有两个目的：一是托戴厚英帮其找一份工作；而是受爷爷所托，请戴到图书馆等有关资料库查找其爷爷在解放前的一些资料。

陶锋进门后，见只有戴慧一人在家，认为这是个弄钱的好机会。十多天前，他曾听人谈起，只要有2万元人民币即可设法偷渡出去打工，他觉得在戴家搞一两万元不成问题，即起图财害命之歹念。

当他听说戴厚英外出购物马上就要回来时，感到再不动手就要错过时机，遂乘戴慧不备上扼其颈部直至窒息昏迷，再将其拖进小卧室置于床上，然后窜至书房。

在准备翻找钱物时，听见开门声，便随手拿起一只花露水瓶躲在客厅大门背后。当戴厚英开门入室时，陶顺手关上门，手持瓶子对戴头部连击数下致其昏迷。陶又进厨房取来菜刀对戴厚英连砍20余刀直至其大出血死亡。

这时，陶听到戴慧卧室有关门声，迅即起身撞开房门，见戴慧手持拖把柄欲与其搏斗，陶即持刀朝戴慧连砍10余刀致其死亡。

随后，陶锋重新回到书房、卧室，继续翻箱倒柜，劫得爱华牌随身听一只、手表一块、金项链、手链各一根及两张存折等钱物后，清洗身上血迹，换下血衣，穿上戴厚英的一条长裤后逃离现场。

陶锋被抓获归案后，警方在其界首市暂住地缴获了大量赃物，包括戴厚英的一条长裤及作案时所穿的“力度”牌皮鞋，但500美元存折和身份证已被陶锋销毁。

同年10月10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戴厚英、戴慧被害案。审判长让陶锋陈述了自己实施犯罪的全过程，陶锋当庭作了供认，所有的证据都—一当庭质证。

对于自己的作案动机，陶锋在法庭上如此供述：

“被告人陶锋，你与戴厚英之间是否有什么结冤？”“没有。”

“那你为什么如此残忍地杀害戴岸英和她的侄女戴慧？”

“我在上海没有工作，经济上十分困难，这天到戴厚英家，见只有戴慧一人在家，就起了抢劫的念头。我从戴慧后面扼住她的头颈，直到她口吐白沫，我以为她死了就开始翻东西，没想到戴厚英这时突然回来了，我怕罪行暴露，就一不做二不休把戴厚英杀了。后来戴慧醒过来了，我就把戴慧也杀了。”

“你这次抢劫杀人有没有其他同伙？”“没有，就我一人。”

“有没有人指使你去戴厚英家抢劫杀人？”

“没有，是我从戴厚英家的装修情况估计能抢到二三万元，所以就动手了。”

“你什么时候产生杀人抢劫的念头？”

“几个月前，我在上海赚不到钱，就认为要搞到大钱，只能用偷或抢的办法。可是我看到上海那么多警察，就没敢下手。这次我看戴慧一人在家，是个机会，就下手干了。”

陶锋杀人抢劫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二中院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判决陶锋死刑，立即执行。

1996年12月26日，凶手陶锋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戴厚英被害令人扼腕叹息，她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写作的稿费很多都被她用来默默资助家乡的学校，但还是多次在财物上帮助过陶锋。令她没想到的是，这个同乡的年轻人，竟会如此丧心病狂，恩将仇报，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

戴厚英是一个诚实认真且坦率的人，她在批评别人的错误时，从来不讲情面，即使面对手拿菜刀的陶锋也是如此，戴厚英连连怒斥：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但是陶锋利令智昏，不顾戴厚英曾经对自己的帮助，还是狠下毒手，可惜一位才女却就此死于非命。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陶锋没有逃过法律的严惩，行刑的枪口好像传出戴厚英愤怒的吼声：“陶锋，你要后悔的。”

追悼会上，戴厚英家乡亲友送来了长达七八米的挽联，内容是：

辞乡四十年，

几番风雨，几番恩怨，

犹有文章愧须眉，

江淮自古生人杰

断肠三千里，

如此才华，如此亲情，

竟无只手挡贼刃，

南北至今说灵音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上海老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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