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故事——追思吴北玲

1978年2月底，我从遥远的广西的一个小煤矿来到北京大学读书，第一个认识的同班同学就是吴北玲。在大饭厅的新生报到处，北玲比我稍稍晚来几分钟。看到她在报到本上写自己的专业和名字，我便没来由地觉得亲切起来。当时北玲没带钱，老师让她买饭票时她挺犯难，我就借了十五元钱给她。记得那个时候她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看了看我才接过去，我也没在意。倒是她办完手续后，因为是北京人，没带行李来，就对我说一声再见便走了，让我一下子竟不知说什么好。

第二天再看到北玲时，她第一句话就问：“你又不认识我，就把钱借我了，是不是太大意了？”

我一时无言以对。我还真没想过，在北大这样的地方，也会有人来骗我不成？ 

我当然还得承认她的问话不无道理，只是从小受家庭的影响太深，对人很少设防，总觉得倘若自己遇到困难时，也是希望能得到别人的帮助的，就像我的老外婆常常说的那样：将心比心。所以，即使北玲那样提醒了我，后来在一次寒假时回老家途中，我又一次把十元钱借给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军人。那位军人在列车中途停车时下车散步，结果所有的现金证件和车票都被人偷走了。当时也有一位同路的同学说我“太大意了”，我听了惊出一身汗来。我是带工资上学的，每月也就三十元左右，那十元钱就相当于我十天的工资了。但是假如我不借给他呢，他就无法再转车回家了。后来那位军人从家里把钱给我寄到了学校，我才松了一口气。即便如此，我也还是上过当，大白天让一个其实不像乞丐的乞丐讨走了近十块钱。事后我细细琢磨，才发现他那些乞讨的理由没有一条可以成立的。而且那时我也曾听说过有些人靠着这样的“乞讨”已经成了万元户，日子过得比我不知好了多少倍！ 

话说得远了。 

北玲比我年长几岁，在延安插过队，和史铁生、高红十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常常给我们讲他们在延安的事，最开心的是一个笑话，有位陕北老乡看见一个美国人在院子外面转悠，就问他是“哪搭人”，美国人听了直愣神，老乡说：“听不懂？给你来句洋话吧！你的，什么的干活？”那美国人又耸耸肩，老乡很奇怪地说。“怪咧，外国人听不懂外国话？再换一句。”于是老乡扬起脖子大喊：“你的，死啦死啦的？” 

北玲模仿着一口陕北话，惟妙惟肖，把一群女生笑倒在床上滚成一团。 

后来学校来了一批外国留学生。那时还没修建勺园大楼，留学生都住在校南门马路东侧二十五楼里。学校让中文系派一些学生去陪留学生住，帮助提高汉语水平，北玲和另外几位同学就住到了二十五楼。除了上课我们仍在一起外，有时北玲也会跑回宿舍来说说话，很热心地帮我们这些外省学生解决一些问题，总是一副老大姐的样子。1991年我曾和高红十一起开过会，高红十说：“你就是岑献青吧，你在北大读书时，吴北玲还给我寄过你的小说呢。”十年前高红十在陕西的一家文学刊物当编辑，北玲向她推荐了我的一篇小说。也许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缘故，高红十把小说送上去后又被打了回来。小说虽然后来一直就压在了纸箱底，但我还是很感激北玲和高红十这两位老大姐。 

北玲也有遇到难题的时候。她那时和文革中很有名的知青孙立哲正在恋爱，当时孙立哲患病在京住院，碰到了一些麻烦，大约是政治待遇方面的问题。北玲很气愤很着急地在宿舍里说这事，一筹莫展。我那时也不知怎么想的，脱口就说，你们找朋友从青年团这条线往上递“状子”，准能解决问题。其实我也不过说说而已，不过有点打抱不平。没想到似乎就提醒了北玲，后来不知她和立哲怎么活动，好像真的就从“这条线上”解决了问题。当然也是正遇上解决冤假错案的时候，我母亲二十多年的右派问题也在那时平反的，这于我，是一个很深切的感受。为了母亲这个右派帽子，我们家曾付出了许多。现在，这个“问题”像被摘除肿瘤似的解决了，我的感受就像走进了春光明媚百花争艳的新世界里，那一种兴奋和喜悦是难以言传的，而其中掺杂的苦涩也是难以表达的。我很真诚地希望这个世界上不要再有尔虞我诈，不要再有虚伪狡诈和阴谋，不要再有什么冤假错案。说了这样的话，想来也是当时的“下意识”。 

临毕业时，北玲和班上另一位女生小查到美国留学去了，班上的同学各奔东西，来往渐渐地少，关于北玲的消息更少了。不时能听到一些，说是她读了硕士，又去读博士了，她的丈夫孙立哲也从澳大利亚到了美国。后来又有消息说北玲生了一个儿子，还办了一个公司。几年后，也在美国读书的同学高小刚回来说，到了北玲家，仍十分地中国化，盘腿坐在地板上捧着大碗吃炸酱面，那个香！ 

1989年秋，北玲带了刚两个月的女儿飞回北京，到北大新技术公司商谈生意，抽空回北大看同学，我丈夫张鸣也是同班同学，晚饭就在我们家吃。黄子平张玫珊夫妇、陈平原夏晓虹夫妇亦在座，都是同学，便很随意。席间北玲不断地夹着红汤红叶的红苋菜吃，还不断地说，在美国就吃不到这个菜！ 

那天北玲给我们的感觉是有些憔悴。但谁也没在意，都以为是旅途太累的缘故。 

第二年忽然有一天从谢冕先生那里听到北玲患了癌症的消息。谢冕先生又是从回国探亲的学生那里听说的，说是北玲做了手术，几乎不能吃不能动了。后来严新在纽约往芝加哥她家发了气功，她居然神奇般地起身下楼吃了两碗米饭。 

这个消息让我们很难过，对于气功，我们不了解，但愿能挽救北玲的生命。在我所知道的有关北玲的身世中，她似乎就没有过过什么舒适日子，文革中到了最艰苦的陕北，后来在北大苦读四年，又独自到美国闯天下，她不该这么早离开这个世界的！ 

再后来就听说北玲从美国回来了，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我们的老班长、现在人民大学中文系执教的叶君远来我家说，北玲回来了，说是这次回来治病，若能好呢，再不回美国了，若好不了呢，就算叶落归根罢。老叶传来的一番话，让我和张鸣久久不能言语。因为我要在家看孩子，张鸣便先约了叶君远、夏晓虹去看北玲，回来后说，北玲真是一个奇迹，精神居然好得很，说了许多话，真不可思议。 

过了几天，我约了几位女生一起去看她，没想到一进门就见她正在输液，头上罩着一顶淡蓝色的塑料帽。看见我们，她笑笑，艰难地说：“可别吓一跳呵，前些天张鸣他们来时，我还有头发呢，这会儿全剃了。” 

原来那天张鸣老叶晓虹离开后，到了晚上，北玲突然颅压升高，医生立即做了开颅手术。 

“差一点就不行了。”后来孙立哲说。 

即便如此，北玲还是和我们慢慢地说着话，不时回忆做学生时的趣事，还让我们看了她儿子女儿的照片。她说她那个八岁的儿子刚从美国回来，有一天在她的病房里打死了一只苍蝇，便去告诉护士说，“你们这里有女蜜蜂”。护士问他怎么知道是女的？他说，因为它的肚子里有一个“Baby”。北玲说着笑起来，满脸溢彩。 

我也是做了母亲的人，我能深切体会北玲在生命终结前对儿子的无限留恋之情，北玲的一位中学同学说，北玲之所以能坚持这么久，就是舍不下她的孩子呵。看着她，我心底里不由悄然漫出一种悲怆之感。 

离开病房时，孙立哲告诉我们，北玲全身都布满了肿瘤，还有好几处骨折。这话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惊骇得说不出话来，想到她居然这么坦然地面对死亡，不由得肃然起敬。 

北玲在美国拿下了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过亚洲教育基金会奖学金和P.E.O国际和平奖学金，受聘于美国西北大学学院任讲师，1986年，从“孙太太的饺子”起家，和她丈夫创办了芝加哥万国图文有限公司，后来又创建了美国万通科技国际公司并任董事长，1991年，她在北京一边治病，一边和丈夫筹办了在京的合资企业——金华快印公司。他们有两个孩子，儿子捷声八岁，女儿捷妮三岁。 

北玲什么也没落下，学业、事业、家庭，样样出色，却唯独没有好好地享受过，在人生的道路上，她的脚步太过于匆忙了。 

从医院回来，一夜未能成眠，从前的许多事都一一地掠过眼前：北玲和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到鹫峰野餐；和我们一起趁人不备时，从铁丝网的破洞里钻进八大处公园，在宿舍里拉着孙立哲给我们做英语作业；把我们一群同学叫到她家，将一大桌凉菜热菜冷饮热饮点心水果一扫而光…… 

也许这些回忆都会渐渐地被淡忘，而北玲却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她自身的关于生命的意义将作为一种永恒的精神长存于我们之中。 

这篇小文还没写完，就传来了北玲逝世的消息。尽管早在意料之中，仍十分地震惊和悲痛。几天里四下电话联系在京同学，一齐往八宝山向北玲告别。灵堂里北玲很安静地躺在花丛中，遗像上的北玲年轻俏丽动人。站在她跟前，总有一种拂不去的梦一般的感觉，仿佛她不过是在小憩。她还有一个心愿未了，她和孙立哲计划过要为延安捐献一座现代化医院，还有，儿女尚小，他们还需要母亲的呵护…… 

在电视台工作的同学王娟带来摄影组，为北玲留下最后一盘录像带。北大中文系主任孙玉石先生、教授谢冕先生、乐黛云先生、我们从前的班主任张剑福先生，也来向他们的学生告别。白发送黑发，先生送学生，说起来也是令人唏嘘不已。班上的同学大都在北京工作却鲜能常见，有些同学毕业十年一直没见过面，还有一些在国外闯世界，大伙儿曾计划在毕业后的第一个十年举行一次聚会，却不料先在这样一个场合下相见，执手泪眼相看，个中滋味实在难以言传…… 

我至今以惊愕的心情尊敬一位女性，她是我的大学同学吴北玲。北玲年长我几岁，因此国内的折腾差不多都赶上了。当她197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时，她已经在陕北插队近十年。她总是欢欢乐乐的，让人感到轻松，我想她坐在黄土高原的地头上干活休息时也就是这样的。临近毕业时，她又赴美国洋插队十年。这十年间，她拿到了比较文学的学位，担任过比较文学学会旅美分会副会长，和丈夫孙立哲白手起家，创建了一所有上千万美元资产的高科技大公司，并开始向国内投资。这期间我从未和她见过面，只是偶尔听到过她的消息，但当我和一些同学再度见到她时，我们都很难过。

吴北玲插队在陕北

她人很瘦，拥着被子仰靠在枕头上，蜷缩着腿，从裤管里露出的双腿骨瘦如柴，没有血色。特别让人难过的是，北玲头上是光秃秃的，她刚刚又做过一次脑部的大手术，虚弱得很，举止言谈也是缓慢无力的。原来，北玲几年前就患了癌症，在美国动手术不太理想，便回国治疗，住在中日友好医院里已经近一年了。

大家一时都有些不知所措。我们知道不应该愁眉苦脸，应该说些安慰鼓励的话，应该把信心和活力带进病房。但眼前的情况太严重了，看到北玲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以至说任何故做轻松的话似乎都显得愚蠢。我们毕竟还不到能够从容面对生死的年纪，我们明知道这副拘谨沉闷的样子可能会影响病人，但我们心里就是难过和沉重，很难掩饰。

相对于我们这些同学，倒是北玲显得活跃、安祥。她主动说起自己病的来龙去脉，招呼大家吃西瓜，打听一些同学的情况，她还开玩笑说欢迎大家来给她治病，多聊聊，放松一下精神，这对她增强免疫系统也有好处。听她的口气这么坦然，自然，大家便不觉放松些了。同学们彼此间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有许多话要说，有那么一会儿，大家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时代的宿舍里，回到七嘴八舌的闲聊中，几乎忘了是来看北玲，忘了她和我们不一样，身上已布满了上千个瘤子，正时时刻刻被剧烈的癌痛折磨着。她不是强颜欢笑，不是，那样我们会感觉出来并更加难受的。她有一种出奇的平静，一种反过来让我们宽心，使我们较易接受任何残酷现实的奇妙力量和迷人气质。我记得她说起她妹妹要从国外带来一种正在研制中的特效药，“也不知我能不能赶上，”她微微一笑，轻声说，把身子往枕头上靠了靠。她的话本该令人伤感，她的笑却使人感到安慰，仿佛她不是在谈论自己似的。

北玲有一对儿女，儿子六七岁了，女儿才两三岁，当时也在国内。她很爱孩子，但极少和他们见面，只是经常通电话，“我不愿给他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她说，“我希望他们以后对我的印象越少越好。”脸上还是那种淡淡的平静的笑，使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平常事一样，只有想想才会感到这句话的沉痛性，北玲需要多大的意志力才能克制住自己这最后时刻的母爱呀。更令人惊愕的是，她在国内住院一年，她的在协和医学院做教授的父亲近在咫尺竟然一无所知，只是在我们来探望的这天晚上，她的爸爸才会被告知一切。原来这也是北玲的意思，长痛不如短痛，她不愿让有心脏病的老父亲再为女儿把心操碎。我不清楚她在重病缠身时是怎样分出心来瞒过父亲的，我只知道她只有当父亲出差时才能回家看看。同学四年，我从未像今天这样认识北玲。她适度地接受别人的同情，又理智地处理自己的不幸，她在生死搏斗之际多么需要亲情和友情的温暖，却又注意不要把坏情绪传染给别人。她是多么孤独，又是多么强大；她是多么随和，又是多么坚忍；她是多么现实，又是多么内含诗意。在这样的人面前，别人的同情会变成尊敬，别人的哀伤会变成震惊，因为他们见到的是一个真正有风度、有教养、有深厚内涵的人，尽管病魔即将把她与其他人永远分开，她却依然散发着来自内心的迷人魅力。

一个多月后，北玲去世了，她就只在这世上度过了41个春秋。在最后的日子里，她美好的人性和品格深印在人们心中，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她所遭受的磨难的报偿，我也并不认为她最终超越了什么。厄运与其说是造就人的一种不平凡的方式，不如说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种没有道理的缺陷，一种人们不知如何躲避的不幸。它并不像舞台上那样保证坚忍之后必有所得，反而可能导致更加艰难的平庸。我总在想，我的这位同学究竟是怎样熬过一宿又一宿的呢？那只有她才时时刻刻感到的病痛，那渐去渐远的时日，那些诀别的目光，她是如何承受和忍受的呢？对别人是戏剧的东西，对自己是生活，我知道，北玲不曾超越不幸，但她极有尊严地默默吞咽了它。

人渺小才伟大，人卑微才崇高。尽管谁也不可能像孙悟空那样战胜必死的命运，包括我的这位老同学，但我觉得她至少做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蔑视死亡。人本来是不堪一击的肉体凡胎，但是当人在绝境里忽然返过头来问一句：即便如此，又怎么样呢？

真的，又怎么样呢？

人正是经由苦难和死亡而显示神性的一面的，即使被厄运击倒在地，也要在精神较量中打个平手。

那一天的探望，我深深地感受到震动。北玲表现出的坚忍、乐观、从容镇定，她的惊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她尽量为亲人、朋友着想的宽厚的爱，使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这是一个永远令人怀念的人，一个真正有教养的人。

（此文写于1992年）

我知道，北玲有一桩未了的心愿：回陕北，再看看那片黄土连天的高原。她曾对我说过，当她躺在美国的医院里，刚从那次濒死的大手术中活过来，见窗台上友人们送来很多鲜花，其中一束很像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开得朴素又鲜活。她知道自己患了肝癌。不知过了多少天，别的花慢慢凋谢，惟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一直不败，她相信此非偶然，必是远方那片黄土地上的精神又带给她信心和帮助。

她说：“等我的病见好一点儿，立哲要带我回一趟陕北。”                         

在陕北的孙立哲

立哲，北玲的丈夫。就是那个孙立哲——当年的知识青年模范，在窑洞里为农民做手术的赤脚医生。立哲当年的事迹颇富传奇色彩：只上过初中二年，却在土窑洞里做了上千例手术，小至切除阑尾，大至从腹腔里摘出几十斤重的肿瘤。我可以作证这绝无夸张。我与立哲是同学，插队时同住一眼窑洞。10年中，在陕北那座小山村里，他内外妇儿各科一身兼顾，治好的病人数以万计。那小山村真名叫关家庄，我曾在一篇小说中叫它作：“清平湾”。

最早听说北玲，大约是1974年。听说陕北知青中有几个师大女附中的才女正写一部知青题材的小说，才女中就有吴北玲这名字。那时我也正动了写小说的念头，这名字于是记得深刻。第一次见她是在1978年，初秋。下着小雨，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跟在立哲身后走进我家。立哲说，她叫吴北玲，也是陕北插队的。我说，噢——我知道。立哲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早就知道。行么?立哲笑道：行。北玲脱去粉红色的雨披。给我的印象是生气勃勃。其时她已在北大读中文系．立哲说一句“你们俩有的聊”，就去忙着包饺子(他拌的饺子馅天下一流，这一点，几年后在芝加哥得到验证)。我便像模像样地跟北玲谈文学。饺子熟时雨停了。那晚月色极好，我们坐在小院儿里吃饺子，唱辽阔的陕北民歌，又唱久远的少年时的歌，直唱到古今中外。北玲唱的一首古曲至今还耳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立哲说北玲的手风琴也拉得好，北玲说等哪天她要带琴来为我演奏。我常常不能相信。一个灵魂就会消失，尤其那样一个生气勃勃的灵魂。

右起：姚建、臧若华、吴北玲、作家李知（大名李小巴）、北京干部老盛与孙立哲合影留念，时间是1974年夏天。（姚建供图）

此后立哲住在我家养病，陕北10年给了他终生受益的磨练，同时送给他一份肝炎．北玲在北大呆不住，几乎天天往我家跑，当然是因为立哲．那时我初学写作，写了拿给北玲看，不知深浅地占去这痴情人的很多时间；北玲的文学鉴赏力值得信赖。她常常是下午下了课来，很晚才走，每次进得门来，脸上都藏不住一句迫切的话：立哲呢?要是立哲不在，她脸上那句话便不断地响，然后不管立哲在哪儿她就骑上车去找。立哲正在身体上和政治上经历着双重逆境。北玲对他的爱情，惟更深更重。

半年后，立哲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第二医学院的研究生，北玲迂回着表露她的骄傲：“真不知这小子什么时候念的书，考试前3天还又钓鱼又跳舞呢。”他们婚后不久，相继去美国，一个学医，一个学比较文学，一去又是10年．他们从美国寄来照片，照片上的北玲依然年轻，朝气蓬勃；立哲却胖起来，激素的作用，听说他又添了糖尿病。信却少，他们太忙。听说立哲对实验动物过敏，几次因窒息被送进医院，他的导师惋惜再三，也只得同意他转行；之后又听说他们创建了：“万国图文”和“万通科技”公司，在美国每年注册的这类公司有上万家，3年后仍能存在的只有7％左右。立哲和北玲的公司不仅存在下来，而且还有几家分公司。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向我描述：他们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觉。立哲四处联系业务，常是一手抓一个电话，脖子上再夹一个，旁边另外的电话铃又响起来。我能看见他令人眼花目眩的匆匆脚步。在我的印象里，他除了下棋和钓鱼，没有坐下来的时候，看着他，就像看一场兵乓球赛，忽此忽彼弄得你脖子酸疼。北玲呢，稳重、精细、知人善任，把整个公司治理得有条不紊。使产品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令人敬佩的是，与此同时，北玲获取了硕士学位，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并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还担任着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比较文学家》杂志主编。

1989年北玲回国探亲，带着出生仅4个月的小女儿，说是想让女儿早些看到中国。小女儿长得很漂亮，睁开眼睛东张西望，不知她对故乡的第一印象如何。我问北玲把女儿留在中国吗?她说：“不，儿子小时候不得不跟我分开，这回我不能再离开女儿，我得做个像样的母亲了。”天色渐晚，我请北玲吃炸酱面，一边听她讲在美国的创业史。他们先是一边读书一边在饭馆里打工，一个人收拾三四十张餐桌的餐具，一秒钟都不停地跑，可竞连其他国家的打工仔都歧视他们，小费不给他们留一文。立哲还在搬家公司干过，一二百斤的硬木家具扛起来两腿打颤。有一次电梯坏了，但不能违背合同，就一趟趟扛上几层楼，钱却不多挣。后来他们自己办起：“北方饺子公司”，开始时食客们尚不识“孙太太的饺子”，全靠电话征订“要饺子吗?孙太太的饺子物美价廉。”孙先生下了课再去四处采购，回到家熬上排骨汤，抡圆了膀子拌肉馅，配料极有讲究不容半点含糊。芝加哥亮起万家灯火，是孙先生和孙太太开始包饺子的时候了，不夜城歌舞喧喧，他们熬着瞌睡把饺子包得满屋子没地方搁。几百个饺子在凌晨前包好，先生和太太才都睡一会儿。天很快亮了，孙先生开着破汽车一家一户地送。立哲的汽车破到了全芝加哥第一，底盘锈烂了，坐在车里往起一站，身体忽然矮下去，跑旱船似地踩在了路面上。随后办起了“万国图文公司”，先做名片。“阿拉伯文，贵公司能做吗?”立哲泰然答道：“当然。”其时尚不知阿拉伯文有几个字母呢。但既是：“万国图文”就得是：“当然能做”，否则信誉何在?两口子埋头一宿，居然把一份阿拉伯文名片做得漂亮。业务范围逐渐扩大，设备不够，北玲便于周末在其打工的公司藏下，用人家的设备工作，周六周日昼夜苦干，睡在地板上，立哲探监似地按时来送饭。就这样创业。真难，真苦。北玲说：“插队过的人，什么苦没受过?不怕。”可图的什么呢?北玲笑笑，半晌不语。很可能这是命，是性格，性格就是命运，不能放弃理想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她说：“中国人不能总让人瞧不起。”此前立哲和北玲已先后回国一趟，筹备在中国投资办高技术企业。立哲和北玲都屡屡说起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盼望中国不能再落后。我见北玲的脸上有明显的疲倦，她说一年前胃上刚刚切除了一个瘤子，“良性的，没事了。”

可那瘤子半年后竟发展成癌，扩散到肝，已是晚期。立哲痛哭失声，作了多年医生他曾治好过多少病人，如今他知道很可能救不了自己的妻子了。北玲却无比镇定，把一切向立哲作了嘱咐，平静地上了手术台。肝脏切去3／5，有40分钟她是处于心跳循环停止的冰冻状态，非常可能就此不能醒来。但她挺过来了，睁开眼，躺在病房里，见那束山丹丹一样的花开得坦然、潇洒，阳光下和月光里都仿佛带着遥远的那片故土的声音。

1991年秋天，立哲带北玲回国治病。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来看我。北玲并未显出多少病容，啃着老玉米棒跟立哲身后走进来， “嘿，铁生，我吃了一路煮老玉米，还有烤白薯。”坐下，依旧谈笑风生。那个细雨的早秋初见她时的情景，恍如昨日，她摘去头巾，笑说：“瞧瞧我，没样儿啦。”放疗化疗把她的旧发脱光，但又已长出了短短的新发。我不大相信她真的患了绝症，不信她会死，虽然知道谁都会死。那样一个乐观潇洒的灵魂，怎么可能就消失?

北玲住进医院。立哲一面照顾她，四处寻医问药，一面着手在中国创办公司。立哲心里苦，解忧之法是和老同学们聊聊，他有时喟叹人这一生真是短暂，多少事想做还都未做及。他的喟叹不导致颓丧，而是推出这样的结论：干吧，得赶紧干。一辈子其实没多少时间。他说：为自己的祖国干事，感觉到底是不一样，心里有了根。他说：这l0年是洋累也受了洋福也享了，可是根这东西，离了它心里总是没着落。他说：干得好，最终我还要把关家庄的医院重新建起来，建成真正的现代化医院：谈话问，立哲掀开衣襟给自己打一针，是胰岛素，糖尿病还在作怪。我偷问立哲：“北玲的病应该还有办法吧?”立哲叹气摇头：“除非奇迹．我现在是求签烧香的事都干过了，只要她能好。”

解忧的另一个办法是工作。立哲先后建立起“北京万国电脑图文有限公司”等三四家公司，投资几百万美元。那是他和北玲在美国10年拼命挣来的钱呀，真正的血汗钱!立哲说：要钱干嘛使，不就是为了干事的吗?让立哲苦恼的是，大锅饭意识已经在很多国人身上生了根，处处办事效率慢得让人不能忍受。

今年春节我们一起过的。爆竹声中，北玲兴致很高，坚持也要动手包饺子。那时她必定想着就在北京的父母。她不能回家，父亲有心脏病，她患癌症的事还一直没敢告诉父亲。回国后只跟父亲通过一两次电话，说自己还在美国，一切都好。父亲出差离京时，她回去住过两天，看看想念已久的家。她希望自己好起来，那时再去看父亲。她当然又会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一双小儿女。北玲的病床前贴着他们的照片，想他们，天天看。癌变已扩散到全身，最后那段时光她整日整夜地呻吟不止，疼级了，有时真觉得熬不住了，但想起孩子，她“是不想死呀”。把孩子接到身边来吧?她又说：“不!”怕给儿女幼小的心灵留下创伤。最后的时刻怕不久了，立哲把孩子接来。女儿3岁，北玲见了她几次就不让她再来，但要经常从电话里听听她的声音。北玲说：“婕妮还不大懂事，别让她对我有太多的印象吧。”儿子捷声8岁，不让他来他会疑心的，他来时北玲戴上假发强作欢颜，问他的琴弹得怎样了，懵懂的8岁的男孩儿便像往日那样弹电子琴给母亲听，请母亲指导．琴声响起来，北玲静静地听，一个多小时她竟一次也没呻吟，是强忍着?还是儿子的琴声一时驱走了病魔?后来我献给北玲的挽联，上句是：盼见儿女，怕见儿女，捷声婕妮当解慈母意。还有丈夫，北玲知道自己一旦离开，立哲在事业上生活上都会碰到更多的艰难，我几次见她躺在病床上还在提醒立哲按时吃药、打针。听说立哲在国内投资遇到的诸多困难，看着立哲累死累活地工作，她真有心劝立哲不要干了，好好把儿女带大就得了．但几个公司是她与立哲多年的心血，为吾国吾民做一份贡献是他们一生的共同理想，因此她又不再说什么，很可能是想自己离去时把一切困苦也都带走。北玲的父亲告诉我，北玲在病危时刻，还在询问“金华快印公司”的情况；那是她和父亲的最后的谈话，此后她便昏迷过去，再未醒来。我那挽联的下句是“彼岸创业，此岸创业，万国万通凝聚爱国情。”说起死，她说在那次大手术的40分钟冰冻状态时已经死过一回了。她说那时她感到自己飘飘然飞进宇宙，“自由自在地飞呀飞呀，”飞过很多很多星球，心神清朗宏阔极了，并且看见了她曾住过的这颗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