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北大荒纪实

我下乡到北大荒的时候，正值暮春四月。原野还覆盖着厚实的雪被，山林看不出一点绿意。马车和大解放汽车载着几百名知识青年和他们的行李，像远迁的部落一样，在茫茫的雪原上进发。一路只见两种颜色：白、黑、白、黑、白、黑……白的是雪，黑的是大地偶尔从雪被下袒露出的一块胸膛。

北大荒令我们感到这是一个没有春天的地方。从书本上看到的描写，老师在作上山下乡动员报告时对这个地方的赞美，我们用浪漫的向往所描绘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图画，彻底被我们自己的眼睛否定了。歌声，早就停止了。笑声，早就停止了。交谈，早就停止了。从嫩江到黑河，一段没有铁路的上千公里的途程——沉默、进发、沉默、进发、沉默……

车队翻过一座山梁，猛然有人惊叫起来：“哎呀！花！”从山顶到山根儿，向阳坡上一片紫红！如同覆盖了一床巨大的紫红色锦缎被！这漫山遍野奇迹般出现的紫红色的花，这茫茫雪原之中乍一入眼的烂漫**，对我们这几百名一路疲惫不堪的青年人来说，是多么赏心悦目哇！那种欢喜、激动、赞叹、兴奋，使每一个人的心头都不禁产生一种奇妙的微颤！那真是没法形容的！不是身临其境的人，单凭想象是难以理解和体验的！

因为是危险的下坡山路，汽车、马车一辆接一辆，想停也停不住。我们仅仅只能赞叹观赏这些紫红色的花而已，没有一个人跳下车去折一束花，非常遗憾。

中午，我和几十个知识青年，被三辆马车拉到一个类似“夹皮沟”的小小的靠山屯里。按生产建设兵团的正规叫法，那里是一个“连队”。集体宿舍一排临时腾空的旧仓库。“到了。终于到了！”心里面这么想着，一个个蹦下马车，扛起行李，有如思乡的游子归家似的，脸上都浮现出憨笑，脚步迫不及待地朝“家”门迈。走进去，只见墙和炕面都新抹了一层泥，火炕从南墙直抵北墙，长十几米。倘若再宽两米，三十个人在上面跳“忠字舞”是绰绰有余的。除此而外，屋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满屋里弥漫着被炕面烘烤出来的掺杂了麦秸、马粪的泥土的味道。

“啊哈！大家看！”眼睛刚刚适应了屋里的光线，就有人发现每个窗台上都摆着一束花！或插在酒瓶里，或插在罐头瓶里，或插在小铁盒里。这一发现，有如当年哥伦布那只船上的瞭望手发现了新大陆！众人一齐拥到窗台前观赏起来。花！就是那种大家在路上见到的开满山坡的花。紫红紫红的纽扣那么大的花瓣，像蜡梅一样的枝子，摆在朝阳的窗台上，给大宿舍增添了一种盎然春意！大家心里对为我们想到了这一点的人充满感激！

这叫什么花呢？大家互相询问，谁都摇头，都不曾见过。

“这是达子香花。”

大家纷纷回过头去，见说话的人抱着一抱劈柴，刚从门外走进来。他的身材挺高，但不壮。虽然穿着棉衣棉裤，整个人看上去还是怪单薄的。他戴一顶长毛的狗皮帽子，帽耳朵像京剧中县官的帽翅一样支棱着。脚上一双大头鞋，鞋面绽开好几道口子，显然是劈柴时被大斧子劈的，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绝不是个地道的北大荒人。他的脸，黑、瘦、皱纹纵横。一张苍老的脸。而一双眼睛，却那么深邃，那么敏锐，又那么善良。

“达子香？为什么叫达子香呢？”于是我们异口同声地向他发问。

他把劈柴放在炕洞口，笑了笑，那是一种能立刻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的微笑。

“没有谁考证过，也没有谁解释过，大概是从女娲补天那个古老的年代就这么一辈辈叫到今天的吧。”他这样回答。

因为自己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显出有点惭愧、有点抱歉的表情。

不管什么花，多半都具有一种芳香，有的馥郁，有的清幽。因此许多花都带有一个“香”字。可这达子香花，却无半点香味。既无半点香味，何以也攀附了个“香”字呢？是什么人封赐了这么个芳名？而且这名字——达子香，就有些古怪，全不像水仙、佛手、美人蕉、蟹爪兰、珠头樱草、令箭荷花等又好听又形象的花名，玄妙各异，耐人寻味。达子香，这名字不但土，而且叫你颠过来倒过去也琢磨不出个所以然来。究竟什么含义呢？内中有什么说道吗？我们把他当作一位植物老师，向他提出种种问题，竟使他一时不知所措。

正在这时，猛听一声喝喊：“同志们！……”大家都转过身去，但见一个短小精悍的人和一个虎背熊腰的半截黑塔似的人站在大宿舍门口。

虎背熊腰的人又喊了声：“全体立正！……”

短小精悍的人平静地说：“团参谋长看望大家来了！……”

话音未落，团参谋长出现在门口。我一眼便认出了她，她是我们A市女中红炮司的头头、市红代会的常委，一个二十二岁的秀美的姑娘。在庆祝市革委会诞生的大会上，我和她在主席台上并肩坐过。她的鼎鼎大名叫潘丽华。想不到我们同样是红代会的常委，她仅仅比我早下乡半个月，竟当上了团参谋长！那年头，在政治上女性比男性要走红得多！尤其对造反派们来说。我一点也没感到惊奇。何况我要不是对造反夺权等丰功伟绩腻烦透了，还不会报名来到北大荒呢！我是到北大荒来逃避使我怀疑和厌烦了的现实。

短小精悍的人又说：“下面欢迎参谋长作指示！”满口四川口音，说罢带头鼓掌。有人跟着鼓掌。更多的人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光是愣着。跟着鼓掌的人发现自己是少数，鼓了几下便停止了。掌声并不热烈，也不齐。

“请稍息！”参谋长下达了口令。

谁也没动，因为刚才谁也没立正。

“大家累不累？”参谋长用她那种还没脱尽女娃娃腔的语调大声问，那架势、那表情分明是在模仿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二〇三首长率领穿林海跨雪原的小分队战士出场亮相。不过远远没有抖擞出少剑波那种风度。她所希望得到的最满意的回答，大概也是像小分队战士回答少剑波的那句台词一样，异口同声、干脆利落的两个字——不累！

遗憾的是，大家缺乏这样特殊的训练，事先也没有谁关照过。更何况，大家并没把她这位参谋长放在眼里。就是有人介绍她是兵团司令，大家也不会格外尊敬多少的。司空见惯了嘛！

“这话问的，累得够呛！”

“真窝囊！别人搭上了大解放，我们坐的却是马车！”

“火炕上怎么没炕席啊？”

“在哪儿打洗脸水？”

“不是说我们要发领章、帽徽吗？……”

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向这位参谋长发问。

女宿舍忽然跑来几个姑娘，像报告什么新闻似的，大惊小怪地叫嚷：“花！我们女宿舍有花！你们男宿舍有吗？嗬！也有哇！”

于是大家的情绪又都转移到花上来：

“你们知道这叫什么花吗？达子香！”

“我们早知道了！刚才那个烧炕的人告诉我们的！他还说这花是北大荒的迎春花呢！”

“他说这花还有别的颜色的没有？”

……

我却仍在悄悄打量着参谋长，见她十分尴尬，脸色绯红。身为长官而没有受到敬重，当然令人恼火。

“立正！”那个短小精悍的人又下达了一次口令，声调很严厉。大家不由自主地肃静下来，并拢了双腿，脚尖摆好三十度，双手贴在裤线上，像在学校上军体课一样，一个个以标准到可以做示范的立正姿势站着。说实在的，我对那个短小精悍的人从一开始就打心底产生一种潜在的敬畏，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大概是因为他有一张表情严峻的脸吧！显然其他人跟我的心理是一样的。

参谋长开始训话了：“乱吵吵什么？呃？从今天起，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名战士了！战士就得有个战士的样子！我们是从浴血奋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战场转移到了另一个战场！我们现在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到边疆的第一天，不问这里有多少地，每年打多少粮食，却对花呀草呀的这么感兴趣！像革命青年的感情吗？呃？……”

“装腔作势！”我在心里暗暗嘟哝了一句。也许是因为她现在比我高升了，我心里竟有点不大瞧得起这位造反派女战友。这算嫉妒吗？

“祁连长，”她把脸转向那个短小精悍的人，异常严肃地问，“这花是谁弄来的？”大家这才知道，个个暗自敬畏的就是我们的连长。

祁连长回答：“不太清楚。”

“怎么？你连安排的什么人打扫大宿舍都不知道吗？你们连队的接待工作太成问题了！”她又把脸转向那个虎背熊腰的人，问：“葛排长，你也不知道吗？”

“我……”葛排长支吾起来。他显然是知道的，不想说罢了。

“这花，是我折来的！”始终默默站在我们身后的那个烧炕人，这时自我承认了。他回答之后，从我身后走到了参谋长面前。

她愣住了。好一会儿，才又问：“炕烧热了吗？”

他镇定地点点头。

“洗脸水都烧好了吗？”

他又点点头。

“你折这么多花摆在知识青年的宿舍里干什么？”

……

“知识青年的宿舍，要保持一种严肃的集体生活的气氛！不许搞些花呀草的！这算什么情调！庸俗透顶！”

“每一个北大荒人都爱达子香花。”烧炕人异常冷静地回答。

“你！……”她更加恼火起来，却无话可答，脸又一次因尴尬而变得绯红。

“把这些花扔出去！”她向他大声说，完全是一种命令的口气。

“……”他一动也未动。

她的脸一时紫红得比达子香的颜色还深，用手朝他一指，面对我们大声说：“他，他是个思想反动的编辑！编辑出版过好几本反动的黑书！你们要监督他进行思想改造！……”

我对当编辑的人怀有一种深深的敬意。我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某出版社的编辑，他大半辈子都在同别人的稿纸打交道。用我母亲的话说，他是在别人的稿纸上一格一格爬过了一生。父亲一辈子编辑出版过不少书，却没有留下一页属于自己的文字在人间，只留下了上百件小小的不值钱的瓷器。那是许多作家和作者们送给他的。他一生唯一的乐趣仅仅在于此——收藏这类小瓷器。这上百件小瓷器目前只留存下来一件，是母亲作为父亲的遗物珍藏的，其余的全在十年文革之中遗失了。我常常不无同情和惋惜地想，如果父亲把用在别人作品上的心血和精力分散出一小部分，一定是可以自己写出一本什么书来的吧？

仅仅由于我对编辑这种职业的敬意，使我比其他知识青年们对杨昉——那个给我们宿舍烧炕的“思想反动”的编辑要“人道”一些。

我并没有主动与他接触。我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他戴着一顶“反动”的帽子，我有顾忌。他没有注意过我，我却在暗地里处处留心观察着他。我观察出，他一点也没有那些命运乖舛的人们那种心灰意冷、失魂落魄、甘心受人摆布的表现。相反，他很乐观，一天到晚坦坦荡荡、毫无精神负担的样子。即使在连长和排长面前请示什么，回答什么，也是从容矜持、不卑不亢。

我们的祁连长是早在一九五八年转业到北大荒的十万官兵中的一个。他在部队里曾当过侦察排长，遇事异常沉着冷静。按说他到北大荒已经整整十年了，工作上又很有方法和魄力，往小了说也应该提升为营一级的干部了。当年他的许多战士都提升为他的上级了，却不知他为何官运如此不通。有一次我很婉转地兜着圈子向葛排长提出了这个问题，葛排长叹了口气，摇摇头苦笑着回答：“咱们连长八字不好。”接下来便守口如瓶，不肯透露什么。以后，我从一些老职工、老战士口中才逐渐了解到真相。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顶头上司，一度曾被撤职。后来，一位农垦部的领导到北大荒视察，听那些替他打抱不平的群众反映了情况，亲自替他平了反。临行，那位部里的领导还留下一句话：“只要有我在，祁连长永远当连长！”几年前，团里要提升他当副营长，有人说：“部里的领导当年讲过的，只要有他在，祁连长永远当连长。我看得慎重，最好先打听一下这位领导还在不在，然后再决定提升不提升。”团里还真够慎重的，派人到北京一打听，那位领导还健在，因此就没敢贸然提拔他。这真是桩叫人哭笑不得的事！唉！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祁连长本人，对提升不提升的，根本不在乎，全没当回事放在心上。

葛排长是个老好人，别看虎背熊腰的，性子却比贤淑的女人还要温顺。他是个山东庄稼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带着家小响应号召移居到北大荒的。对一切超出他理解能力的事，他总是一言以蔽之：“怪。”没多久，知青们就送了他个外号——“怪姥姥”。

我又观察出，连长也好，排长也好，都从未存心为难过杨昉，甚至有时还以特殊的方式照顾他。比如为集体宿舍上山伐木时，排长就会问连长：“还叫杨昉上山吗？他上山去也伐不了几棵树，你说呢？”连长便回答：“得了！叫他上山干什么！出个一差二错，我们也不太好交代！”

这一发现对我非常重要，大大消除了我心中的顾忌。

一次，我有意套排长的话，问：“那个杨昉，问题挺严重吗？”

排长抓抓腮帮子，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了这么一句：“那老家伙，很有学问。”

这句话使我心中的顾忌又大大消除了不少。以后我听说，在他结婚之后的第二年，他的妻子生病死了。他非常爱他的妻子，再也没结婚，至今仍是孑然一身。记不得是哪本书上写过这样的话了：“一个人对待爱情如何，可以衡量其品格高下。”我是挺信服这句话的。杨昉对他的亡妻爱到如此深的地步，毕竟这不可能是一个丑恶的灵魂所能具有的感情。“文化大革命”前，我所受的全部教育无非是：革命=好人，反动=坏人。“文化大革命”中的现实，却使我得出了自己的一套结论：被视为最革命的人也许并非好人，被视为最反动的人也许绝非坏人。我开始这样来认识杨昉其人。

每天夜深人静，大宿舍里鼾声如雷的时候，杨昉便悄悄爬起来，拧下手电筒的罩头，当成一盏小小的台灯，借着微弱的光亮，将身子低俯在一个小箱盖上写信。旁边放着信封、邮票、糨糊。有谁起夜从他身旁走过，他便将那几页纸塞进信封，贴上邮票，封好信封口，在信封上填写起地址姓名来。我发现他写的信那么多，寄信的时候却非常之少。

我愈是对他细加观察，愈是发现他身上确有一些令人不可捉摸之处。他一有空闲，便独自呆坐一旁，眼睛像固定的照相机镜头一样盯视着随便一件什么东西，状若泥胎。间或从衣袋里掏出几页纸，匆匆扫几眼，便又放进衣袋去。他分明是在默背什么。那几页纸上会写着些什么呢？是语录，还是圣经？他是一个心理上的被虐待狂，还是一个基督徒？

一天，零下四十度，连长发话放假，知青们便在大宿舍里分成几伙打扑克。

“他妈的！这屋里成冰窖了！”一个外号叫“刁小三”的知青，忽然把手中的扑克牌一摔，蹦下炕，将正坐在火炉前发呆的杨昉猛地扯了起来，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不能把火烧得再旺点吗？”这“刁小三”是某造反团的一位职业打手，左额有一块可怕而丑陋的“光荣疤”。他不以为丑，反而引为自豪，常常当众炫耀。我很讨厌这个自以为是而又非常霸道的家伙。

杨昉看了“刁小三”一眼，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走出了宿舍。许久，他抱了一大抱现劈的松明柴，冻得脸色铁青地回到宿舍。不一会儿，就把大铁炉子烧得红了起来。

“他妈的！你要把这宿舍烧得比炼人炉还热呀！老子受不了啦！你给老子把门打开！”“刁小三”又对杨昉斥骂起来。

杨昉默默地走过去，把宿舍门敞开了一道缝。

“给我打一茶缸开水去！”

杨昉默默地从“刁小三”手中接过茶缸，又默默地走出宿舍，打回满满一缸开水，默默地递给“刁小三”。

“刁小三”呷了一口，“噗”地吐掉，瞪着杨昉：“他妈的！这叫开水吗？”

“是开水，我烧的。”杨昉终于回答了一句。

“他妈的！我说不开就不开！你给老子重打去！”“刁小三”将一茶缸水泼在地上。

杨昉接过茶缸，盯视了“刁小三”足足有三分钟，随手将茶缸“当”的一声扔进宿舍的尿桶里。

“你！……”“刁小三”从炕上蹦了下来。

我也从炕上蹦了下来，走过去，不软不硬地说：“你别欺人太甚嘛！”

“刁小三”虽然霸道，却是有点怕我的。俗话说，二乎的怕野蛮的，野蛮的怕不要命的。在某些场合，我是很有点“不要命”的敢死精神的。

“这事儿没完！”“刁小三”嘟哝了一句，又凑到牌桌上去了。

第二天，“刁小三”和几个知青在宿舍里批斗杨昉。

“你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文化大灾难这句话没有？”

“说过的。”

“你这是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

“你懂什么叫‘含沙射影’吗？”杨昉反问。

“刁小三”答不上来。

杨昉便引经据典地解释起这个成语来。

“他妈的！你个臭编辑！跟老子诌什么文辞！”“刁小三”骂起来。

我一声不响地走过去，一把抓住“刁小三”的头发，将他的头朝土墙上撞，撞得他双手抱住头嗷嗷直叫。

我觉得把他教训够了，才松开手，警告他道：“你小子记住！以后提到编辑两个字再出言不逊，我就对你不客气！我爸爸是当编辑的！”

批判会叫我搅黄了。

当天晚上，葛排长到大宿舍来查夜，一盆脏水从门上扣到他头上。不用说，这准是想报复杨昉的，却让葛排长领教了。

第二天一早，连长来到了大宿舍，指着“刁小三”当众宣布：“你在开展大批判这方面很有创造性，但愿你在生产斗争中也能干得出色。连里决定，调你到新建点去！明天就去！”

“刁小三”傻眼了。他跑到连部，苦苦哀求连长，说自己有病，不适应新建点的艰苦生活。连长却任他可怜地哀求，丝毫也不为所动。

“他妈的！你这是报复！”“刁小三”见软的不行，来蛮的了。

连长霍地站起来，竖起手掌，朝桌角猛力一劈，只听“啪”的一声，将桌角劈下一只来！真不愧是当过侦察排长的！

“你再敢吐出一个脏字来，我就往你脑袋上来一下！”

“刁小三”吓呆了……

杨昉的所作所为，常常叫人无法理解。收大豆的时候，我们在豆地边上发现了一对母子狍，两只狍子一前一后朝树林里奔逃，许多人在后面追，把手中的镰刀当标枪，纷纷朝狍子身上砍扔。母狍逃得很快，小狍由于惊惶，东跑一阵，西窜一阵，眼看就要被人们撵上。母狍忽然站住了，扭过头，迟疑了一刻，竟又冒着被同时逮住的危险，跑回小狍身边，陪着小狍一块儿再朝林子逃。人们在后面穷追不舍，呐喊，飞抛镰刀。母狍忽然又站住了，再次扭过头，愣愣地瞧着追近了的人们，竟折转方向，朝公比拉河边逃去。人们都舍弃了小狍，追捕肥大的母狍。母狍逃一段，停一阵，然后再逃。小狍早已窜进林子里去了，母狍却被四面包围在河边。它刚跃起来要跳进河里去，一把镰刀砍在它的后腿上。它栽倒在地，没等它再站起来，就被赶上来的人压在身底下了。

捕获了狍子的人们，个个兴奋。

“真是傻狍子，一点都不假，不往林子里逃，偏往河边跑！”有人说了这么一句。

“我看它比人聪明。”杨昉走了过来，接过那句话说，“它是为了那只小狍子脱险，它的目的达到了。”他同情地望着那只受了伤被逮住的母狍，仿佛觉得它的被逮是很悲壮的。

葛排长迅速地解下鞋带，把狍子的四蹄捆上了。而后拍拍狍背：“这家伙真肥，准有七十多斤！”

连长看一眼手表，很有把握地说：“要是现在就派人送回食堂去，晚饭准能吃到狍子肉！”

“我把它扛回去吧！”杨昉自告奋勇。

连长点头同意了。

开晚饭时间，人们早早就排在了窗口前，专等吃狍肉。可空等了一场，炊事班长说，根本就没见到一根狍子毛。

连长气鼓鼓地去找杨昉，劈头便问：“狍子呢？”

“我放了！”杨昉平静地回答。

“放了？你怎么就给放了？！”

“要是换一只狍子，我就不会放了。可这只狍子太有灵性了，我不忍心看它叫人杀掉。”

“你，你这不是成心拿大伙耍着玩嘛！”

“就算我买它一条命还不行吗？按猪肉折价，七十斤，七十元钱。”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钱，“给，点点，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连长嘴里半天才挤出四个字：“岂有此理！”没接他的钱，恼得涨红了脸，拂袖而去。

团里突然来了调令，调我到宣传股当宣传干事。我觉得这事有些蹊跷，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便跟我的好朋友王文君私下里商议。我和王文君是到北大荒之后才认识的。他的爸爸是个“走资派”，因此他时时事事处处小心谨慎，不得罪任何人。他为人很厚道，在大宿舍里是个弱者，常常无缘无故受到别人的捉弄和揶揄。当时我无形中养成了同情一切弱者的性格，以专爱打抱不平的“拼命三郎”自居。他把我看成“保护人”，我把他视为能够推心置腹的唯一可信赖的伙伴。人活在世上，如果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生活可就太没意思了。经验告诉我，信赖弱者比信赖强者可靠。

我问他：“团里怎么会知道我这样一个人呢？”

他想了想，很肯定地回答：“准是潘参谋长向宣传股推荐的。”

“潘丽华？”

他点了点头。

“你怎么能这样肯定？”

“她跟我说起过你。她说你很有才华，能写一手好文章，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她说，可是你后来有点对政治斗争厌倦了……”

“她怎么会对你说起我呢？看来你们的关系还挺不一般呢！”我对他的信任不禁动摇起来，口气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嘲讽来。

“不！不！……”他连声分辩，脸红了，讷讷地说，“我和潘参谋长只是一般的同志关系。连同志关系也说不上！市委夺权的那次武斗中，她被红二司的几个人追得沿着马路逃，逃到我家去了，是我把她藏在我家里才……要不她那次说不定就没命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就是这么回事！你可千万别误会！不过，说实在的，她对我挺关心的。她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得到党的信任，今后政治上才会有出路。”

我很同情地望着这个“走资派”的儿子，同时打定了主意，不到团里去当什么宣传干事。我才不需要那个潘丽华来提拔我呢！

没想到，那次交谈，竟是我和王文君的最后一次交谈。

几天之后，公比拉河由于山洪暴发，变成了一条汹涌湍急的大河。河水淹了坐落在河边的马厩。人们听到紧急的钟声，半夜三更爬起来，都奔到河边去抢救草料、马匹、驭具。一捆麻袋被卷到河心，冲出老远。王文君要跳到河里去捞，好多人都制止。河水已涨到两米多深，流速很急，从山上卷来许多断树、石块，实在有些冒险。

他生起气来，说：“那就眼睁睁地瞅着国家财产受损失吗？我们天天讲‘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现在就是考验的关头，难道就当口头革命派吗？”

我紧紧拉住他不放，提醒：“可你的水性并不好哇！”

“现在要检验的不是哪个人的水性！是革命性！”说罢，他挣脱我的手，穿着棉袄扑通跳下河去。他刚游到麻袋旁，就开始下沉了。岸上的人纷纷跳下河去救他，他却转眼被河水吞没了，冲走了，在北大荒那个冰雪未消的四月的深夜里。记得那天夜里的月光非常清冷。第四天，才在公比拉河下游十几里远的地方找到他的尸体，紧紧地搂抱着那十来条一捆的麻袋。我亲眼看到，人们为把那捆麻袋和他的尸体分开，竟不得不掰断了他的三根手指……

连长十分难过，说：“我有罪！我有罪！马厩当初不该修在河边……”

从不发火的葛排长大发雷霆：“你们岸上的人都是呆子、痴子吗？为什么不制止他？为了一捆麻袋，就是一捆麻袋……叫我们怎么向他的父母交代？……”排长说着说着，放声大哭。

连队开了很隆重很庄严的追悼会。

团党委授予王文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称号。

团宣传股的报道员闻讯前来采访。

《兵团战士报》登载了他的英勇事迹。

然而他毕竟才十九岁就死了。在我敬佩他的同时，内心深处却为他产生一种惋惜，一种不能明言的悲哀，一种恨。我恨潘丽华，认为王文君的死，她应负有不能推卸的责任。应《兵团战士报》的要求，我写了一篇悼念王文君的文章，其中融进了我的种种感情和思想。

我觉得，王文君那天明明知道自己会死却还是要往河里跳。因为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做的任何一件好事都被说成是伪装积极、骗取信任、别有用心！看来我只有哪一天用一死来表明这一点了！”想起他说的这句话，我的心头不禁滚过一阵战栗！

愿这个“走资派”的儿子灵魂安息！

如今，我更加怀念我诚实厚道的朋友！

我永远哀悼这可怜的十年文革之中的弱者！

我给杨昉看了这篇文章。杨昉要我把这篇文章收藏起来，别寄出去。

他说：“你无非想讲几句真话，我理解你。你知道高尔基为什么叫高尔基吗？这个笔名是‘痛苦’的意思。人，不能讲真话是最大的痛苦。痛苦就暂且痛苦一个时期吧！痛苦会促使你思考，思考会促使你成熟。”

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

几天之后，我被连长叫到连部。

“你写了一篇什么文章？”连长劈头便问。

“是的。”我承认了。

“你他妈的龟儿子！”连长破口大骂，“你奶毛干了没有？拔几根给我看看！别人都是毛毛虫，就你他妈的有思想是不是？！明天，不，今天你立刻就给我回城探家去！没有路费到会计那借！三个月之内不许你回连队！”

连长如此发火，我料到那篇文章准定惹下了什么大祸。我去找杨昉，向他吐露了自己的不安。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劝告？！你还想躲回城市去？！你躲得过去吗？！事到临头你才找我！找我有什么用？！”

他发的火一点也不比连长小，只不过没有像连长那样张口骂娘。

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没有躲回城里去。

想不到我那篇不到三千字的文章，居然惊动了从兵团到省里的许多大人物。大人物们一一作了批示：思想斗争的新动向。

思想斗争当然属于阶级斗争的一方面。

上面很快就派来了“钦差大臣”，亲临阶级斗争火线。

我们连队停产了。

团员、党员、干部、战士、积极分子，各种人物分别组成的学习班，动员、启发、引导，讨论了整整两天，为一次大批判开路。

批判会那天，我当真被吆喝到前面去当“活靶子”的时候，心里反倒坦然起来。

“借题发挥，否定知识青年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必要性”“宣扬资产阶级活命哲学”“公然和‘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唱反调”……一顶顶帽子压在我头上。我知道那全是些言不由衷的批判。

“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这句口号贯穿始终，伴随阵阵呼喊，加强了批判会的声威。

批判会结束后，“钦差大臣”们当场宣布，要在全兵团七个师、一百二十多个团、三千多个连队内，对我进行巡回批判。此决定刚宣布完，杨昉站起来了。

“我声明，”他镇定地说，“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是我写的。这个年轻人看过我写的那篇文章，在发表欲的驱使下，剽窃了我的文章。与其把那些罪名加在他头上，对他进行巡回批判，莫如针对我。”

想不到他会这样做！

我愕然了！怔怔地望着他。

所有的人都愕然了。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在他身上。

“你、你、你有原稿吗？”

“钦差大臣”们疑惑地追问。

“原稿我已销毁。”他依然那么镇定。接着，他把我写的那篇文章从头到尾几乎一字不差地背述了一遍，以此证明他是那篇文章的真正执笔者。

我怎么能想到他会具有这种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呢！

那几位“钦差大臣”虽然对此半信半疑，但却对他比对我更感兴趣。

把一篇“反动文章”和一个“反动编辑”联系在一块儿，岂不是“狠抓阶级斗争”的伟大成果吗？何况他不打自招！

“钦差大臣”们是多么振奋和鼓舞哇！

无论我怎样解释、争辩、吵闹，都半点用处也没有。

第二天，杨昉被带走了，代替我去接受三千多个连队的巡回批斗。

排长亲自抱了几卷厚厚的草苫子，铺在马车上。他一眼也不看杨昉，却对那几个押解者说：“怕你们冻坏了呀！”

连长远远地站在大宿舍门前，望着杨昉坐上了马车，慢慢脱下自己的大衣，朝我招招手。我走过去，连长把大衣塞到我怀里，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朝马车翘了翘下巴，一转身走进大宿舍去了……

我捧着大衣走到马车跟前，望着杨昉，说不出话来。我把大衣一塞给他，眼泪便唰地涌了出来。

“别难过嘛！”他微笑着说，“你还记得那只傻狍子吗？那只很有灵性的傻狍子……”

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那个小小的“夹皮沟”。临行前，将一把钥匙交给了我，嘱咐我替他保管好他唯一的财产——一只旧木箱。

一万次的悔恨加上十万倍的痛苦也不能抵消我在这件事上的罪过。

悔恨和痛苦至今仍像老鼠一样啃咬着我的心！

那时我才理解，他为什么对我讲到高尔基——“痛苦”的笔名。

我打开他那只木箱的时候，惊呆了。在几件破衣服下面，放着满满一箱子信，至少有几百封。我从最上面一封没有封口的信中抽出信纸，看过之后才明白，根本不是信，是一部长篇小说手稿中的几页……我恍然大悟，原来他白天把一部长篇小说的初稿中的几页背下来，夜晚再装成写信的样子凭记忆并经过文字润色后工工整整地抄下来！谁能想到？！

春播之后，二十二岁的参谋长潘丽华到我们连队“蹲点”来了。她比以前消瘦多了，脸色也苍白了，好像刚刚害过一场大病的样子。一见到她，我就想到了王文君的死。想到这一点，我就产生了一种想对她实行报复的念头。我甚至把杨昉这笔账都很不公正地算到她头上了。一天，我借口找她有话单独谈，把她骗到了连队后面的山上。

“你要跟我说什么话？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跟我说？”她疑惑地问。

我从草窠间找出一把事先放在那里的铁锨，朝她手中一递：“挖！”

她迟疑地接过铁锨，又问：“挖什么？”

我冷冷地回答：“挖坟！”

“挖坟？给谁挖坟？……”

“给你自己！”

她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你……”

“我今天要你死在这里！”我胸中积压已久的怒火喷发而出，“我要你给王文君抵命！是你害死了他！他听信了你的话！受了你的骗！没有王文君的死也就没有杨昉的事！为了他们，我要你死！……”

她呆住了。铁锨倒在地上。她慢慢地双膝跪倒，忽然捂住脸，哭了。

“是我的罪过吗？我真心实意为他好的呀！他和我是邻居，是同学，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一个课桌。他对我比哥哥对妹妹还好。我，我是爱他的呀！……”她呜咽地说出这番话。

她这番话使我呆住了。

她忽然不哭了，站起来，说：“你走吧！既然你把我看成这么坏的人，别人也一定不会把我当好人看。那就让我死吧！不过你千万别对任何人说今天发生的事！要不我死后也会连累你！你走吧！我死就是！……”她拿起铁锨，真的替自己挖起坟来。

我忽然可怜起这个二十二岁的小姑娘来。我原本只想吓一吓她。我谴责自己的报复太过分了。

我默默从她手中夺下铁锨，抛出了很远。

我们无言地对视着，禁不住同时放声大哭起来……

杨昉回到连队了，是他的尸体。

我、连长和排长，亲自将他埋葬了。

不知他是如何熬过那一次次的批判的。

连长亲自找了个老石匠，为他刻了一块碑。碑上刻着“北大荒人之墓”。除了这几个字，还能怎样刻他的碑文呢？……

毫无香味的达子香，那只很有灵性的傻狍子，一位老编辑……

植物、动物、人……

常常使我产生奇怪的联想和某种思索。

如今，那部以信的方式修改并保存下来的书已出版了，扉页上烫金印的是别人的名字。只是在最后一页，书尾，印着六个小字：责任编辑杨昉。杨昉的名字，印在黑框之中。

虽然，我已经离开北大荒多年了，但无论何时何地，一眼看到了一种什么花，哪怕是最普通最常见的，比如路旁的一朵小小的无名的野花，哪家小院里栽种的扫帚梅、月季，或者窗台上摆的一盆玻璃翠、瓜叶菊什么的，心中都会蓦然有所牵动，想到生长在北大荒的达子香花。

我至今仍不晓得毫无香味的达子香花何以也沾带了个“香”字。倒是常常不无忧郁地想到杨昉当年放生的那只傻狍子。也许它又被什么人捕捉到了吧？还会有人放掉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