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同学，一个地主儿子坎坷苍凉的人生

1965年，小学最后一学期的生活给我留下了一段最不堪的回忆，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因为家庭的情况，也给一些学生的幼小的心灵里，而蒙上了一层抹不掉的阴影，特别是对未成年的孩子的伤害，使他们过早地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

在我的十三岁的眼睛里，小学六年级同班同学侯庆麟是个朴实善良的孩子，他学习刻苦，好助人为乐，他一度是班里的优秀少先队员。班里组织的劳动课，他总是不怕苦，不怕累，干在同学们的前头，他的身体很壮实。那时候我对于自己的瘦小体弱的样子很自卑，对他羡慕不已。

那一场“四清”政治运动来到的时候，侯庆麟的父亲作为“逃亡地主”在单位被批斗，后又被逮捕坐了大牢。家里的家具等东西被红卫兵造反派抄家没收了，他与母亲作为地主家属又被街道的青年干部驱赶到郊区的一间破屋，他母亲又作为一个地主婆，在转年文革运动来临时，被一个造反派强迫剃了一个阴阳头，脖子挂着大标语牌子四处游街…….

在那特殊的年代，侯庆麟艰难地度过了小学六年级最后的一个学期。他承受着的创伤在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痕迹就是他的“地主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年代，侯庆麟属于“另一类人”。很快地他不爱说话，学习也在慢慢地退步，他在班里逐步走下坡路。他开始过着“非正常的生活”，他天天在学校面临着老师和同学们的冷落和歧视。下课时，我常常看到他躲在一个角落“避难”。当时我作为他的同学，虽我还担任着的学校少先队大队长，但是因为当时有人揭发父亲曾在1957年犯有政治言论错误，我也受到了一些诛连和影响，乃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对于同学侯庆麟的处于困境，我也无奈相助。

随着学校里的政治活动的开展，作为地主儿子的侯庆麟很容易遭到批斗和迫害，他的胆子开始变得越来越小,恐惧感和自卑感交织在一起,使他日日如履薄冰。在学校，他开始受到个别老师及同学们的欺负，甚至有一些女同学对他的欺负，他也不敢自卫。有一次，一位老师找侯庆麟的“碴儿”，竟当着全班同学说：“你这个地主的儿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你不老老实实，就让你尝尝无产阶级的专政的铁拳！”在这深沉的打击和非人的侮辱下，他只是无奈无助，含着眼泪在沉默着。

那一天放学在学校门口,我遇到了脸上还挂着泪痕的的侯庆麟,他似乎对我也很陌生并也存有戒心,我便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今天以一个老同学和朋友而不是以少先队大队长的身份与你说话，为了让你早日摆脱困境，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与你的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的潮流中。”我的话刚说完，只见他那愁云布满的脸上才浮现出久违的笑容。他没有吱声，默默地点点头。多少年后，我想起了那一次与同学侯庆麟高调式的的谈话，当时我是多么地幼稚和单纯。

侯庆麟是一个聪明执着的孩子，他当时下定决心克服和丢掉自己出身的地主家庭的包袱，努力学习，为学校和班里多做好事。他每天大早到学校将班里的卫生做完,他又继续清扫厕所。他想用劳动的汗水去洗刷自己地主家的罪恶。他希望有一天能在学校和社会中获得平等的认可。尽管他还遭到同学们的歧视，但他的心里对新生活充满了渴望。可是他的希望之火很快地被熄灭了，在等待着他的是一场悲惨的厄运。

那天清晨，他先清扫男厕所，后又去清扫女厕所，他以为女同学还没有来学校，他所以没有喊一声：“有人没有？”正当他鲁莽地往里走的时候，里面跑出一位四年级的一位女学生，这位小女孩还很泼辣厉害，她抓住侯庆麟的的衣服大喊大叫：“你这个流氓，大早晨扒女厕所，抓流氓了……”当时心里极度恐惧的他吓得全身发抖，可怜的侯庆麟让这个小女孩纠缠的一时脱不了身，后来有很多的学生围观，他更是有口难辨。侯庆麟被几个高年级的强壮的学生带到了学校教导主任的办公室审讯，那个教导主任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地主的儿子耍流氓,妄想向我们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此时根本就没有允许他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尽管我与很多同学和老师知道他是无辜的,这是一场误会,这是一场严重的厕所诬陷事件，但我们竟没有一人敢站出来主持公道，在当时阶级斗争的年月，谁敢引火烧身，同情一个地主的儿子。后来，侯庆麟在学校被批斗了二次，每次都遭到毒打。二天后,校方与派出所的领导交涉的结果，为了考虑到那位女学生的声誉，最终没有将侯庆麟押送到公安局，而是按流氓未遂罪,将侯庆麟开除学籍退学处理，我的同学侯庆麟就这样失学了…….

那天，当侯庆麟含着眼泪背着书包一瘸一拐地恋恋不舍地离开自己读6年书的母校时，我们班的所有的同学都默默无语，其中有曾欺负伤害过他的同学低着头也没有吱声，班里空气很沉闷。我知道同学们心里都不好受，不管侯庆麟本人如何？他终就是曾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同学。他出身地主家庭，是他的罪过吗？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同学和个别老师为什么要伤害他？去伤害一个无辜的少年？他的母校为啥要剥夺他求学的权力？还有我为什么不敢站出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多少年过后，我每想到往事，我为自己当年的自私和懦弱而感到深深地内疚…….

秋天暑假后，我与全班同学都兴高采烈地走进了中学的大门，此时，我突然地想起了同学侯庆麟，他如果不是那场倒霉的“厕所事件”，他也与我们一样成了中学生，想到他的遭遇，我心里又一阵好沉重。星期天，我想去他家去看看他，但我一想到到了他家如何面对他？我就没有勇气再去看望他了。直到文革那个疯狂的夏天，我家也被红卫兵赶回雁北老家农村劳动改造，我也辍学当了一个农夫。

1975年的冬天，我从兵团回来探亲，刚下公交车，我就看见一位衣着褴褛的汉子，头发象一团杂草，他背着满满的一大麻袋破烂废品一瘸一拐走着，我注视着他，我越瞧越面熟，我终于想起了，他是小学同学侯庆麟！

我赶快走近他，我便大声喊道：“侯庆麟！”他停下来，回头在注视着我，但他没有吱声。我又大声地说：“侯庆麟，我是义明。”只见他那双混拙的眼睛闪烁着一丝光亮，惊喜地说：“是你，义明，没有想到，我还能活着再见到老同学。”我紧紧地握住他那双又黑又脏的冰凉的粗糙手，我对他说:”我刚从兵团探家回来。”我询问他:“你的腿怎么了？”他低着头叹息道：“当初在学校被造反派打伤的，回到家才知骨折了，因没有钱到医院及时地治疗，这条腿就残了。我总不能呆在家里，让爹妈养活，我每天捡些破烂，凑乎地活吧。”看到侯庆麟这般摸样，我心里一阵沉重。我对他说：“老同学，再见吧，明天上午我去你家看望你。”他乐滋滋地看着我，他那流淌汗珠的脸上漏出一丝笑容。

晚上我去二姐家，聊天中又说起了同学侯庆麟。二姐叹息说：“侯庆麟可怜的很，在家里一直待业，街道干部根本不管他，在加上他是地主成分，又背着一个“流氓”的黑锅，街道干部不愿意把招工的名额给一个地主的儿子。后来又动员他到农村下乡插队,可又因他的腿残废的原因，下乡的事就泡汤了。以后他就和从监牢出来的父亲每天一起捡破烂了。”我气愤地说：“好好的一个青年，却让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抛弃了。”

转天上午我来到侯庆麟的家,他知道我要来,就没有出去捡废品,他特别还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他帮母亲把家里收拾的很干净。他的家里空荡荡的，仅有一口锅和一个大水缸，还有一件褪了色的破木柜。穿着打补丁衣裳的候妈妈戴着老花眼镜在火炉旁缝补衣裳，看到我的到来,她热情地给我端了一杯热水，她悲凄地说:“你是一个好孩子，这么多年还念同学之情，来看望庆麟，我家的成分把他毁了，上学不成，招工也没希望，他自己也不争气……”说着说着她抹了一把泪，侯庆麟在旁也悄悄地流泪,我心里也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我真不知说什么来安慰她们母子。这时候，候妈妈出去上街去买菜，她特别嘱咐我中午在她家吃饭，好好叙叙旧。我们又畅谈了一会儿，我心里决定该走了。当我站起身与他告别时，只见他流着泪在挽留我。我对他说：“谢谢你和母亲的留我吃饭，我家里还有事，我给你留二十元，你买些吃的，这是老同学一点心意，不要嫌少。”我把钱放在木柜上，他很快地又把钱还给我并哭着说：“你来看望我，我就感激不尽了，哪能让你破费，你下乡也没有多少钱”。这时候，我很沉重地对他说：“老同学，我很对不起你，在学校我没有尽到一个同学的责任而保护你，你的遭遇，我和班里的同学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今天给你留一点钱是我的……我恳求你原谅我！你难道真的不恨学校吗？不恨同学们吗？”“你这样说，我会难过得，我从来没有恨过学校和同学们，是我的命运不济，我要恨的是我的地主家庭，它毁了我一辈子,是让我偿还前世的孽债……”说着他哇哇地宣泄般地嚎哭着……..我将那二十元钱轻轻地又放在木柜上，我含着眼泪离开了候家。

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小学同学侯庆麟。四十八年过去了，这件往事一直尘封在我的心底。我如今把它写出来，让后人知道，在那特殊的年代，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少年，而遭到了惊心动魄的遭遇，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沉重的思索，给我留下来一段辛酸苦涩的记忆。

2023年3月8日初草于顺通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