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 1966 年，10 万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开创了我国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先河＇，这些知青中的绝大部分在这条道路上奉献了一生。作 为 10 万知青建设者中的一员，笔者在爬梳有关档案资料，总结 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10 万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历史过程作扼要叙述，以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始千上世纪 50年代。1957年 10月颁布的《1956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第一次提出了“下乡上山”，并将它作为城市知识青年就业、支援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一条途径。但那时国家对其还没有制定出动员组织及接受安置的统一规划，也没有设立专门机构，此事仅”是在各级共青团组织、学校、劳动管理部门以及农村基层领导的共同努力和配合下进行的"。[ l ]

1962年10月，国务院召集各大区和“农林办” 及各省、市、自治区主管部门负责人举行第一次“关千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由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农林办“负责人汇报精简安置计划，研究相关政策及物资保障，成立“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参加农业建设纳入国家计划并开始有组织地实施。1963 年6-7月在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的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调整安置方案，第一次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提到了政府的重要工作日程，拟定了1964年安置工作计划和在15年内(1964-1979) 动员 1800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规划，并要求六大区及各省、市、自治区作长远打算编制出15 年安置计划。因此 ，1963 年6-7月中央召开的六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领导小组组长会议，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    开始的标志。[ 2 ]

1964 年 1 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一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接着，《人民日报》在不到半年时间内连续发表了《继续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 月 16 日）、《热 情关怀回乡下乡的知识 青年》( 2月 28日）、《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 俗的革命行动》( 3月20日）和《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变成一体》( 5月 4  日）等四篇社论 ，以 上这一切推动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我国的全面展开和第一次高潮的到来。

上海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所以早在上世纪50 年代中期就开始动员组织知识青年支援外地建设。据上海市劳动局统计，全市 1963 - 1965 年不能升学的高、初中毕业生达21. 93 万人，连同1962年以前遗留下来的社会青年7.24 万人，这三年内需要安排就业的青年为29. 17   万人。但全市只能安排12.37万人，仅占 总求业人数的 45.3%，就业压力十分沉重。新疆幅员辽阔但人口稀少（人口密度为上海的1/225)，塔里木垦区的大规模开发不仅需要大量新生劳动力，更缺乏有知识有文化的高素质劳动者。因此，1962 年农垦部部长王震到上海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商议动员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事宜，两人一拍即合。1962年11月13日，王震以农垦部党组名义，报请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分期分批动员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同年12月，上海动员了462 名（计划500名）知识青年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进行“试验“性安置。1963年4月28日，上海市劳动局提出三年内动员11万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计划并向市委、农垦部正式呈交了《关千动员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生产建设的报告》。6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批转同意了此报告，“望各区委、县委、党委、党组按照执行＂，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运   动从此在上海全市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

从 1961年起到1966 年，上海累计有 10 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尤其1963 年全市范围的组织动员工作开展以后，上海每年都有上万名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参加生产建设。

1961年，上海市开始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工厂企业一律停止招工，对新成长劳动力（应届中学毕业生）中未能升学或就业的采取“面向外地，面向衣村＂措施进行安置。经与新疆协商，动员 3000      名应届初、高中毕业生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类学校和训练班一边劳动一边学习。8月20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医学专科学校( 1966  年5  月更名为兵团 医学院）和塔里木河农垦大学等三所高等院校，还有兵团医学专科学校和塔里木河农垦大学附设的中  专部，包括建筑工程学校、水利电力学校、各师的中等农业学校及训练班联合在上海开始招生。至  10月 25日结束，共招收录取2462人。报名及招生工作在“上海市知识青年参加外地建设工作组”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边动员、边报名、边审查、边录取、边输送＂。第一批被录取新生于 8 月 31日出发，第二天《解放日报》在第一版以《一批学生兴高采烈去新疆学习》为题发表了消息。

1962 年 11 月，已经与上海市领导柯庆施、曹荻秋达成共识的王震，以农 垦部党组名义报请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组织上海中学毕业生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二师参加蚕桑生产得到批准，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 1963 - 1967  年）以农一、二师为主接收安置上海知识青年8. 5  万人以发展兵团的粮、棉及蚕桑生产。不久，农一师首先派遣以干部科科长张文华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上海。经  动员，农一师工作组共招收录用463 名（其中1 名在途中伤亡）知识青年分三批于1962 年 12 月 24 日、12 月 29 日和 1963 年 1 月 12 日从上海出发 ，到达后被分别安置千胜利九场（今五团）和共青团农场（今十二团）。

1966 年 8 月至10 月，新疆阿克苏地区招收上海知识青年1131人（拜城县察尔其农场 318人、大桥衣场265人、温宿县水稻农场 316人、新和县先锋农场232 人。）1966年 10月，乌鲁木齐林业局柴窝堡林场招收上海知识青年260 人。新疆上海知识青年 (1961 - 1966) 实际共为 98439人（含兵团 、地方）。

1963 年，上海市原计划向农一师输送1 万人，但由于社会青年要求就业愿望十分迫切 ，又加上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所以报名十分踊跃。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上海市两地协商，最后决定招收2 万人。其中农一师招收1. 5 万人（社会青年）、农二师招20收00人（应届初中毕业生，由学校动员）、兵团直属单位及其他各师招收3000人（高中毕业生，经过一年劳动两年培训后分配从事财务、政法、文教、机务等工作）。至截7 月 16 日，全市 12 个区报名参加新疆建设的青年达两万一千余人。同日，本年度首批上海知识青年260 人出发参加新疆建设。

1964年 3月 18日，中共上海市委下发第037号文批转同意市劳动局党组《关千 1964年市区社区闲散劳动力安排意见》。《意见》将动下员乡上山参加新疆军垦作为安置市区社会闲散劳动力 8项具体措施中的第一项 ，19   64年计划动员3万 5千人。经过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初步协商，准备第二季度动员2万人、三季度动员1万5千人，动员的主要对象是社会青年和应届毕业的学生2万5 千人左右，其他闲散劳动力包括一部分普通劳动力和有技术人员1万人左右。1964年4月24H, 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市委召开“上海市工商界子女支援新疆建设动员大会”。同年6月，全市报名参加新疆建设的工商界子女3800多人，经批准赴新疆的3200多人，占全市本年度赴新疆参加建设 总人数的1/10。从1964年开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上海招生工作基本上采取师与区的动员工作对口衔接。如农八师的招生与徐汇区的动员相衔接。农一师因招生任务大，驻上海工作组被分成6 个工作小组分别与卢湾、静安、徐汇、普陀、虹口、长宁等区的动员对口衔接。本年度首批上海知识 青年260人千5月21日出发参加新疆建设。

1965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上海市劳动局党组、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妇女工作委员会报送《关于1965年动员社会青年参加军垦工作意见》，提出：本市近两年来已动员 5 万青年去新疆参加军垦，这些青年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各级组织的关怀下被安置得很好，锻炼成长很快，充分证明这是安置、培养青年的一个很好方式。今年本市要继续动员部分社会青年去新疆，初步确定动员1 万 3 于人左右。6 月 15 日，中共上海市教育局党组、市劳动局党组在给市委《关于今年本市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安排意见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动员郊区应届高、初中毕业生 2000 人参加新疆建设，以上两者合计，是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划招收上海知识青年15000 人。6 月 20 日 ，本年度首批上海知识青年256 人出发参加新疆建设。

1965年6月3日，上海市知识青年参加外地建设工作组下发《关于本市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录取条件的几点意见》，指出：根据中央安置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本市及安置单位的具   体情况，对于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审查录取工作，经与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组协商研究   后，提出如下几点意见。1、年龄和男女比例：年龄应在 16周岁以上（计算到 1965年 8月底），女性青年可以多 录取一些但不得超过录取总人数的 55% 。2、身体健康，能够参加正常体力劳动，具体标准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组和本市卫生部门共同研究确定的“上海市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体格检查标准” 办理。3、政治条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有政治间题的，看本人表现；青年本人的问题看现在表现，并要区分政治问题和非政治问题、道德败坏与一般生活作风问题、现在的问题与   过去的问题，以及惯犯与偶犯等界限。青年的政治思想表现由各区、街道负责提供如实反映情况的材料，作为审查录取的根据之一。

具体审查条件可掌握以下几条：1、 凡 是本人政治历史清楚、品德上没有严重问题的，都可以录取。对于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嫌疑分子应该加以控制，都不要录取。对于劳改释放、解除劳教和流 氓阿飞、惯偷惯盗分子，今年也不要录取。2、对于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和地、富、反、坏分子的  子女，只要本人对家庭问题有认识，平时表现较好，积极要求参加新疆建设参加革命的，都应录取。但是为了避免这类青年安置人数过于集中，在全市录取这类青年比例可以掌握在占录取总人数的30％左右。在掌握上述条件时，既要对安置单位负责，又要对青年负责；既要按规定办事，又要适当照顾某些特殊情况，要与兵团有关单位充分协商，实事求是地妥善处理。

1966 年3 月 28 日，中共上海市委下发第042 号文，批转《一九六六年动员青年参加新疆军垦的工作方案》。

《方案》说：  1 年动员3万人的计划，国务院已经批准下达，动员的安排原则是，社会青年年龄较大就业要求比较迫切，应该尽可能多动员一些，应届毕业生也要安排较多数量，要作 比较深入的动员。动员对象主要是市区青年，对近郊地少人多地区的城镇青年也可酌量动员。具体安排是：上半年在社会青年中动员一万五到一万七于人并力争超过，其余部分下半年在应届毕业 生中动员。6 月23日，本年度首批上海知识青年出发参加新疆建设。截至1966年5月，共有7 万多名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 由于“文革”爆发，1967 年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停止了在上海的招生。

表二 1961 - 1966年上海各区、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人数统计表（单位：人）

从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动员知识青年放弃优越的现代化都市生活不远万里参加新疆农业生产    建设，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为了加强对动员工作的领导 ，1961 年成立“上海市知识青年参加外地建设工作组“统一负责此项工作 。1963年6 月 4日，中共上海市委下发第55 号文批转同意关于 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的报告，并指出：“动员上海青年去外地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各地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是压缩本市人口的一个重要措施，而且是本市今后安排青年就业的主要方向，这是  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由于确定为是一项政治任务，所以上海市各级党组织、政府部门、共青团和妇联每年对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工作都作了精心策划、周密布置，通过积极组织和认真实施  确保每次动员任务的顺利完成。

首先在全市范围内组成一支数以千计训练有素的基层干部队伍来开展动员工作，并通过他们   了解各区社会青年情况，进行摸底排队来确定各区、地区（街道）的被动员人数。每次动员前由各区召开会议，对来自街道、里弄的基层干部进行培训，向他们阐明动员工作的意义、政策、方针和步骤等，并组织讨论，以提高干部们的思想认识。在动员工作中，注意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对有动员对象的职工、干部、教师和居民普遍地先进行思想教育，要求他们积极支持自己的子女或亲  属报名参加新疆建设。并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挑选重点对象（大多是经济因难、子女多、待业时间长或成绩差升学无希望者）进行动员。

针对当时上海社会青年和他们的家长中普遍存在着的留恋城市、害怕艰苦和轻视农业等错误   思想，根据市委”组织起来，加强教育，开展活动，为参加劳动做准备”的社会青年工作方针，全市各  街道、里弄从1963 年起普遍成立“政治学习班” ，将分散在家的社会青年纷纷组织起来，系统地学习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党动手大办农业”的方针，并广泛开展学习雷锋和南京路上好八连活动，为他们参加新疆建设开展思想斗争准备了“思想武器”。通过举办 政治学习班，不仅密切了政府和社会青年的联系，还在社会青年中建立起由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组  成的骨干队伍，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动员工作准备了条件。

在每年的动员工作中，各区通过举办团训班和学习骨干训练班组织和培养了一支 800 到 1000 人的骨干分子队伍。这些骨干分子不仅自己积极带头报名，还在群众中进行串连活动，采取“滚雪  球”的办法扩大报名队伍，形成队伍后又分组相互帮助做家长工作。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标兵，依靠这些标兵现身说法教育群众，仅在 1963  年就带动了近两万名文化较低、经济困难的社会青年报名参加新疆建设。

动员工作每年二月起步后，《解放日报》、《文汇报》、《青年报》、《新民晚报》和《支部生活》等报 刊连篇累牍地介绍新疆地区的美丽风光、丰富资源、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光荣历史。进入五月以后，各报刊开始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和家长积极支持的大量报道。《解放日报》等先后树立了应奋、施玉丽、楼正花、罗兰芝和杨永青等一批先进典型。特别是1965年 7月 27H,《中国青年报》在第一版报道了鱼娠玲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吸引了大批知识青年投身于“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此外，大量影片、演出以及“上海青年在新疆”展览等都以不同形式推动了动员工作的开展。

为了配合动员工作，1964 年 3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派遣了 68名前年参加新疆建设又表现突出的上海知识青年组成“讲演团“回沪汇报，以“现身说法”方式吸引更多知识青年报名参加新疆建       设。他（她）们出发前先被集中于师部进行为期 10   天的学习、培训，并给每人发了统一的”演   讲稿＂。上海市的统一部署动员工作正式开始后，他们每两人一组回各区参加由街道、里弄、学校组织      的座谈会，有的还应邀出席大会或回母校作报告。在大会或座谈会上他们热情介绍新疆的美丽风光和兵团的光荣历史、汇报自己参加新疆建设一年来的体会、成长过程和取得的成绩，畅谈对新疆的热爱和献身祖国边疆建设事业的远大志向。1965 年4月，新 疆 生 产 建 设 兵 团 再 次 派 遣 讲 演 团（其 中农 一 师 50名 ）赴 沪汇报，6、7 月间还派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演出队进行汇报演出，这些都对动员报名工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3年 6月 24日，上海文化广场举行万人大会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 ，农 垦部部长王震亲自出席作动员报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干部部副部长邸舟出席 1964年、1965年举行的动员大会并讲话。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翰出席 1966年 5月 16日举行的最后一次动员大会并作长篇报告。1963—1966年，上海市在文化广场共举行了七次万人大会动员或欢送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1963年 6 月 24 日、7 月 20 E, 1964 年 4 月 30 日、5 月 16 日、10 月 13 日，1965年 5 月 25 日，1966 年 5 月 17 日）。每次大会召开前都要下发《通知》，就参 加会 议对象（知识青年或家长）政治条件、出席人数及产生办法、会前动员及组织工作、会场鼓动工作及纪律要求等相关内容作出详细规定并通知严格执行，以使大会能达到“既要自上而下地进行政治动员，又要自下而上地充分体现青年自觉要求参加新疆建设的热烈气氛＂之预期目的。每次大会上，除了有市领导亲自作动员报告 外，还有一位知识青年和一位家长代表发言。这些精心筹划和准备的有领导出席的动员大会把上 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运动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1964年以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动员 工作 中更加突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的政治意义，宣传的调子越来越高，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已经完全是一场政治运动了"。[ 2 ] ( P. 13 ) 上海市劳动局在 1964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动员知 识 青年上 山 下乡 参 加新疆 建设 ，这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大决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争夺青年斗争的一部分。”同时在另一份《报告》中指出：“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是知识青年实现革命化、劳动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关系到防修反修、逐步缩小三大差别和培养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项战略任务。”共 青 团 上 海市委书记张浩波在 1964年 10月 13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下乡上山是促进知识青年革命化重要道路》的文章中说：＂几万个从小生活在上海 这样一个大城市里的青年学生，意气奋发，奔赴新疆农业第一线，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豪迈的革命   壮举。这一壮举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青年们下乡上山奔赴新疆的过程是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他们把奔赴新疆、奔赴农业第一线、看成是检验自己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试金石、是走向革命的第   一线。”上海市领导宋日昌等也在《上海青年在新疆大有作为》的文章中指出，“应当把动员上海青年到新疆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 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任务。”  【4】 进一步突出政治意义的情况下，动员工作中也出现了强迫上山下乡的现象，许多社会青年不得不“自愿“报名上山下乡。

1963 年 6月 12 日，王震在上海和柯庆施举行了会谈。王震希望上海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输送20 万知识青年，每人给安置费800元。柯庆施表示：新疆 第一有水，第二有基础，第三气候也好，只要能安排工作给就业出路，上海每年可以给10万人以减轻人口压力。1963年计划动员1万人，这些人的安置费可以由上海出，明年要求列入国家计划。我们给你们人，还帮助工业发展给两套年产 2000  吨化肥的设备和缆丝机。王震又提出今年如果超过1万每人800元照付，柯庆施当即表示同 意。1963年6 月24  日，王震在上海文化广场万人大会上作动员报告时说：＂参加新疆建设就是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当生产兵，三年实行供给制，吃住穿全部由兵团负责，每月发津贴费。”在大张旗鼓的动员下，一批又一批上海知识青年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不远万里奔赴新疆成为生产建设兵团中“光荣＂的一员。10万上海知识青年到新疆后主要安置在南疆的塔里木垦区（农一、二和农三师，占总人数的68%。其中绝大多数又被分配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只有不到5％的人从事卫生、教育工作。各师安置上海知青人数情况参见表三。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招收上海知识青年时，其学习工种、期限和待遇的具体规定如下：

（一）学习工种：主要是为发展蚕桑事业培养栽培桑树和养蚕工人；（二）学习期限：一般定为三年，期满后作为农场工人并根据政治表现、学习成绩、劳动态度评定工资等级；（三）学习期间待遇：l  、每月发给伙食费 13 元，零用 钱第一年每月 3  元、第二年每月 5  元、第三年每月 8元。2、每两年发棉制服一套、棉帽一顶，每年发单衣一套、衬衫一套、棉鞋一双、单鞋三双、毛巾一条、袜子两双。3、个人享受公费医疗 ，并根据农场规定   制 度享受其他生活福利待遇。4、学习期间不享受探亲假。学习期满后，根据农一师规定制度结合生产情况，分批地轮流回家探亲。

表三 1961一1966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各师安 置上海知识青年人数（单位：人）

根据国务院安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上海知识青年来到后头三年实行“供给制”，供给范围、 标准如下：（一）伙食标准（每 月实物供给量）：成品粮22.5千克、蔬菜30千克、食油0.3千克、混合肉 1千克 、豆腐1千克、海带0. 05 千克、食糖0. 05 千克、调料0. 1千克、烧碱0. 025 千克、柴禾（煤）30 千克、炊具费 0. 2 元、公杂费 0. 08 元、其他 0. 30 元、过节费 0. 3 元（五一、十一、元旦、春节）。

（二）服装费标准：单 衣  1套／年、三年三套，控制单价 9元、用布5.2米，包括帽子一顶。棉服三年一套，控制单价 22元、用布9.5米、包括棉帽一顶、棉手套一双。棉被三年一床，控制单价 24元、用布9 米、用棉 3. 5  千克，包括加工费。草褥三年一床，控制单价6  元、用布 4米，包括加工费。床单三年一床，控制 单价 3 元 、用布 2 米，包括 加 工 费 。布鞋第一年3 双（第二、第三年另定），控制单价2. 5元。合计年控制总价64 元、三年控制用布 29. 75 米。

（三）津贴费：第 一 年 3 元／月 ，第二 年 5元／ 月 ，第三年 8 元／月。

另据《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一团 志》（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6年出版）记载：1963     年 起 对 上海知识青年实行 3年供给制，津贴 费第一 年 月 3元 、第二 年月 5元 、第三年月 8元，月伙食费标准  12元 ，其他费 用 三年共计 201. 99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志》（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年出版）记载：1963年  上海知识青年来场工作，根据上级规定前三年实行供给制。其中，服装费按规定的标准发给实物，包括单衣、裤、衬衣、短裤、棉布鞋、线袜、棉鞋、布袜、毛巾、手套，每年发一次。棉衣及棉帽 子每 两年发一次  ，棉被、垫褥、床单三年发一次。每人每次过节费 1元（新年、春节、国庆节）。在取暖期，按职工取暖费标准发 放，集体宿舍办公 室定量供给。农十师一八一团 1964年 6月接收安置上海知识青年243    名。根据兵团司字【1963】第1612号文件，团给予上海知识青年每人15元服装补助、35 元家具补助，以尽力帮助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安下心扎下根。

表四 上海知识青年供给标准表（单位：元）

其实，供给制仅在接收上海青年数量较多、安置又比较集中的农一、二师实行，人数 约占 10万新疆上海知识青年的三分之二左右。笔者参加新疆建设后被安置于农一师胜利九场（今五团），头  三年享受供给制。口粮月定量为19.5公斤（比兵团规定少 3公斤），伙食费 月 标 准 12.94元。1966年 1月 7日成立的农三师招收 4971名上海知识青年，他们到 达农 场后均享受工资制。农四师部分团场从1964年起开始接收安置上海知识青年并实行供给制：每人发蚊帐1 床、被褥1套、冬装l套、单衣 l套、大头棉鞋l双，每人每月津贴费3元，在基层单位（连队）食堂就餐的实行包伙制、在团部（机关）大食堂就餐的发给餐票（馈票、菜票）计值12元。但不到半年(1965年1月1日起）后就改为月工资制，其余各师也因接收安置上海知识青年数量少都没有实行供给制。

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的上海知青在安置过程中面临着思想、生产、生活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和困难，必须经过刻苦的学习锻炼才能闯过这“三关”。1963年9月，农一师曾对刚到一个连队的上海知识青年（共220人）的思想状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13.4%的青年思想准备充分，敢于面对现实。大部分青年约占68%，对劳动、生活有些不满情绪。少部分青年约占18.6%，对现实不满，对衣食住行样样提出苛刻的条件。[1]1964年2月18日，共青团上海市委《关于1963年动员知识青年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工作总结》中汇报道：“这次动员工作还存在着不少缺点，我们对青年思想斗争的反复性估计不足，对报名后的思想巩固工作抓得不够有力，以致有时临到上火车还有青年动摇需要临时调换。对出发前的思想教育也抓得不紧，以致有些青年一进河西走廊看到荒凉的大戈壁就想家、哭哭啼啼，并且一路上纪律也不够好。对于新疆情况的介绍，有些问题也不够确实，有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弄清楚说得不确切，有的是一些基层干部信口开河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并加以纠正，以致部分青年到新疆后一度意见纷纷造成工作上的被动。”

当时，一批批上海知识青年到达农场后，经过几天短暂的休整，很快就被编入班、排接受“准军事化”的严格管理和承受繁重的劳动：开荒、造田、凿渠、修路、平地、灌溉、播种、田管、收割……在春、夏、秋这三个农忙季节，每天的劳动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两头（指上、下班）见月亮，中午地里晒太阳。虽然每隔10天或半个月才给休息一次，但往往还要被名目繁多的义务劳动占去大半天。农二师《三十三团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记载，1964年该团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增产节约活动，“千斤草、万斤肥、百元钱”的“千、万、百”业余贡献活动。劳动竞赛更是一个接一个，如“春耕百日无病休”、争当“夏收”、“田管”、“秋收”红旗手和“万斤拾花能手”，以及立功授奖和创“五好”运动。还组织了各类大突击、大会战，连春节也是“革命化”的——不是积肥就是往地里运肥……。对于许多体弱的上海知识青年们说，过“劳动关”犹如经历一次次脱胎换骨式的磨炼，许多知青刚开始参加农业劳动不是手上打血泡就是被累得腰酸背痛。一天劳动下来累得不行，晚上躺在床上就愁明天怎样过。

此外，安置上海知青的农场条件艰苦，生活环境恶劣，使来自繁华大都市的知青们一时难以适应。与思想关、劳动关相比，最难过的就是生活关。知青先进典型鱼姗玲在1965年8月24日发表于《新疆时报》上的文章《闯三关》中曾回忆说：“初来新疆，对我的第一个考验就是生活关。在上海时一桌花样繁多的饭菜，我是这也不爱吃那也不爱吃，挑来拣去，菜吃不上几口，饭吃不下半碗，可来到新疆后，连队里常吃葫芦瓜、玉米馍，开始时一闻到它们的味道就饱了，肚子虽然饿着但吃不下……”。除了伙食差、饮食习惯不适应，当时知青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饥饿”。由于正处于生长发育旺盛期，加上劳动繁重和副食品（食油、肉、蛋）缺乏，所以“饥饿”成了最为困扰知青的生活问题。因为“食不果腹”，许多男知青将从上海带来或寄来的衣服、全国粮票上“巴扎”问维吾尔族老乡换玉米馕吃，不到一年不少男知青的衣箱掏空了。更有一些男知青因经不住“饥饿”的考验，偷窃公家地里的瓜、菜和老职工门前晾棚里挂着的馍干，被发现后轻的被“刮胡子”（指批评）、“照相”（农场基层领导对职工采取的一种处罚办法，叫违纪或失职职工站在全体职工面前接受批评）、“拉清单”（指在大会上将所犯的错误罗列出来，当众进行批评），重则挨批斗、“坐禁闭”。为了填饱肚子，一些知青只好吃死马、死牛、死羊、瘟猪和米猪肉。此外，不少知青的衣着也有困难。以笔者为例，因为家庭贫寒，踏上西行征途时仅带了一套继父去世时留下的旧衣服。到农场后第一年被分配在放水班劳动，由于每日在田间庄稼、杂草中穿行，所以裤子坏得特别快，到了第三年夏季连替换的单裤都没有了。只好自己动手将棉裤的外层拆下当单裤，等最后一套单军装（第三套）发下后再将棉裤外层缝上以供冬季穿。

对于上海知青生产、生活和思想上的问题和困难，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级党政十分重视，并着力加以解决。中共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委员会下发【63】155号文《关于接收和安置上海社会青年有关问题的决定》。《决定》称：“接收和安置上海社会青年工作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政治任务，中央、农垦部、王部长、华东局、上海市委和兵团党委都十分关心和重视这一工作。……希望各级党委、各级领导认真研究王部长和师党委的历次指示，切实做好细致热情的欢迎接待工作，安排好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把这作为全师当前最中心的关键任务之一来执行。”同时就加强对上海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严格注意选派干部、安排好生产劳动和生活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农一师九团1963—1965年接收安置上海知识青年1970人。1964年、1965年，该团连续两年召开青年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对上海知青进行人生观、理想观、劳动观教育，使他们立志扎根边疆、为建设边疆作贡献。

农五师针对上海知青从内地到西北边陲很不适应极其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情况，对他们进行安心边疆、安心农场、安心工作岗位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等的系统教育，组织他们学习英雄模范人物的无私奉献精神，帮助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基层领导选派老职工、老先进担任他们的班排长，从体贴关心着手，通过老红军、老八路、老军垦战士的传、帮、带，他们很快安下心、扎下根，愿意为农垦事业奉献青春。

[2]1964年，1596名上海知识青年到达农七师垦区后，全师各级团组织对他们进行“四加强，一关心”活动（四加强是加强对上海知青的思想领导，加强形势、阶级斗争和艰苦奋斗教育，加强劳动观念，加强社会主义、品德教育；一关心是关心知青的业余文体活动）。在劳动竞赛中帮助上海知青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号召他们创优异成绩、争当“五好工人”和“红旗手”、“能手”、“先锋”等。[3]同时尽量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他们。1963—1966年，先后有75名上海知识青年被分配到农七师一三一团，受到职工的欢迎，给住最好的房子、吃包伙、穿统一发的服装、过部队的生活，又专门请全国劳模马新才为他们讲兵团、农场的发展史和老军垦的光荣史。[4]1965年8月，农九师一六八团政治处召开首次上海知识青年座谈会，章国芳、茅逸梅等10名上海知识青年参加，团领导到会鼓励大家为建设农场、屯垦戍边多作贡献。[5]

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以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各级党政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新疆各族人民和兵团老军垦战士的教育帮助下，广大上海知识青年加强政治思想学习，积极克服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迅速锻炼和成长。农一师八团1963年8月至1965年7月分6批接收安置上海知识青年1433人，两年出席各级先进代表会议403人次（其中兵团级2人，师级12人），发展新党员24人、团员197人。农一师十团1965年召开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表彰了256名积极分子，其中上海知识青年187名。1963—1965年上海知识青年被评为各级能手的3954人次，被评为“五好”工人的682人次，被评为“五好”干部的28人次，有31人入党、302人入团，从上海知识青年中还选拔了10余人担任教师，抽调30人组成业余文艺宣传队。

农二师二十二团1964—1965年从上海知识青年中选拔8人进入卫生队。二十八团团场从上海知识青年中选拔13人充实教师队伍。上世纪七十年代小学生人数激增（学校由1所增到4所），师资奇缺，大部分小学老师都来源于上海知识青年。三十二团从上海知识青年中选拔18名文艺骨干正式组建该团历史上第一个专业文艺宣传队，又选拔10余人充实小学教师队伍。三十三团的上海知青中共涌现出“红旗手”、“突击手”、“生产能手”220余人，被评为“五好”的个人有137人。上海女知青刘玉珍被评为兵团五好工人、青年积极分子，并出席兵团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4年，从上海知青中抽调9名具有初中毕业文化程度进入医院跟随医生护士学习医疗护理技术、2人进入师二医院进修手术室护士及助产士。1965年，又抽调5名上海知识青年进入医院学习医疗护理技术，抽调部分高中毕业的上海知青到学校任教。三十四团1963—1966年从上海知识青年、复员转业官兵中提拔各类各级干部114名，1966年又从上海知青年中选20余人到中小学担任教师工作。

农五师1966年有11名上海知识青年立功受奖、1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58人担任排以上干部。农七师一三〇团1966年上半年有14名上海知青被评为五好工人、15人被评为生产积极分子，5人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人出席兵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1966年10月，一三三团组织上海、武汉知识青年和复转官兵300余人赴距团部以北24公里的沙漠中开荒造田，至11月底共完成1743亩，后被命名为水工二连。一三六团濮惠华等8名上海女知青组成棉花丰产组管理棉花200亩，秋后总产皮棉2.06万公斤、单产103公斤，受到师通令嘉奖，当年被评为五好标兵。

农十师一八二团庄惠珍等5名上海女知青组成全团第一个上海女知青丰产组，全组人员一心一意扑在田间管理上，她们的丰产田被评为“标兵田”。庄惠珍先后被评为优秀青年、“三八”红旗手，并出席自治区、兵团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

上海知识青年在新疆锻炼成长的情况，1973年5月10日的《人民日报》以《十万知识青年在天山南北茁壮成长》为题做了专门报道。报道中称：“战斗在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辽阔垦区的十万知识青年茁壮成长。他们在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成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批知识青年中，已有两千多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两万多人加入了共青团，一万一千多人当了干部、教师、技术员和医务人员，有五十五人被选拔到团以上领导班子。从1963年到1966年，……战斗在塔里木盆地的近六万名上海知识青年，正在为把塔里木变成国家粮棉生产基地而积极贡献力量。……10万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后，继承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南泥湾的艰苦奋斗精神，真正做到了‘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在不同岗位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上海人民争了光，为全国1962—1966年上山下乡的100多万知识青年树立了光辉榜样。”

上海知青在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增添新鲜血液和注入青春活力的同时，也显著地改变了团场职工队伍的年龄、性别、文化和成份结构，促进了团场干部队伍的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有力地推动了共青团、妇女工作和文化体育等各项活动的开展。《农二师志》记载：1963—1966年上海知识青年分4批到达农二师。他们的文化素质较高，进取心强，经过短暂劳动锻炼大部分成为文教、卫生、科技战线的骨干，部分成为团、营、连级干部。

《三十四团志》记载：“1956年建场初期人口中绝大部分是男性青壮年，女性只有88人……1963至1966年接收安置4批上海知识青年1693人，使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得到了缓解。上海知识青年的到来给选拔妇女干部增添了新的广阔的潜力。1956年全场妇女干部只有19名，1965年增加至68名。”《二十四团志》记载：“1965—1966年两年间上海市杨浦区、闸北区的806名男女知识青年来到团场，不但缓解了上海市青年就业矛盾，对我团职工队伍的文化、年龄和性别结构的改变起到了尤为突出的作用。”《二十八团》记载：“1964—1966年3批上海知识青年来场，在696人中女性为376人，高于男性18%，使当时女性占总人口的39.27%，性别比例失调现象开始大为缓解。”《三十三团志》记载：“1958年建场初期全场1906人（含劳改犯人），其中女性只有50余人……1963—1966年4批上海知识青年1248人到场，从此根本上扭转了全场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情况。”

《三十团志》记载：“建场初期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文盲、半文盲人数约占全团总人口的70%，进入60年代后随着大批上海知识青年的到来，人口文化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三十二团志》记载：“1964—1966年接收安置5批上海知识青年，2批北京、沈阳部队复员转业军人，人数总共达1100余人，从而改变了建场初期以刑满留场就业人员为主的职工队伍成分结构，其中以上海知识青年文化素质较高。”农十师《一八二团志》记载：“1964—1966年，上海、天津知识青年及复员转业军人来团参加建设。由于他们的加入改变了团场职工队伍的原有成分（以劳改犯人、自流人员为主——笔者注），加强了团场的社会（政治）稳定性。”

五十多年前，上海知识青年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远离了繁华的故乡，告别了父母亲人，在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和劳动繁重的情况下，坚守在“屯垦戍边”的岗位上，为开发建设祖国的边疆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因生活艰苦、劳动繁重、医疗缺乏和忽视安全教育，不少上海知识青年在此过程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年青生命，1965年仅农一师就有45名上海知识青年因公、因病或非正常死亡（意外事故、自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尚未满二十岁。据《新疆通志・民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记载，截至1985年末，继续在兵团工作的上海知识青年仍有30000人，其中分布在农一师11500人、农二师5900人、农三师1600人、农四师1500人、农五师600人、农七师800人、农十师700人、乌鲁木齐地区及兵团直属单位3300人——他们不仅成了“坚决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数稳定在新疆”的“象征”，同时又成了全国1776.48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一个最庞大的“留守知青群体”。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新疆上海知识青年开始陆续退休并回沪定居，但由于退休工资低，又享受不到户籍所在地（上海）的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所以重返故乡后的他们成了繁华都市中最为贫弱的群体之一。

1963—1966年间10万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不仅开创了我国城市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先河”，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又在这条道路上走完了整个人生；他们在创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最辉煌业绩的同时，又承受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最沉重的一页。10万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新疆建设史是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中一部最全面、最完整（从“初澜”、“大潮”到完全“落幕”），又是最辉煌、最沉重的历史，堪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中的“瑰宝”。只有全面了解10万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新疆建设长达四十余年的整个历史过程，才能真正认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

（注：本文有部分删节。其中数据资料及其他未注明出处的资料，均由笔者依据新疆建设兵团档案等综合归纳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