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卓：王亚卓事件

1. 给黄帅写信

2. 小学生回复公开信

3. 小学生身后的大人物

4. 遭批判的日子

5. 战友深情

6. 王亚卓事件的书信往来

给黄帅写信

1974年1月13日晚间，一瓶青梅煮酒，一包从内地邮来的五香花生米，使我和宣传干事王文尧、电影放映员恩亚立聚集一室。窗外寒风凛冽，室内泥炉火红。酒浆一滴滴入肚，摊在一张报纸上的花生米一粒粒减少，报纸上裸露出的细密铅字正是北京那个小学生向老师发难的日记摘抄。我们的话题移到了这个小学生身上。平日里我们意气相通，对小学生的看法非常一致。此时彼一言此一语，积郁在胸中的污烟浊气喷发而出。三人情绪都有些激动，表示不能听任那个小学生胡作非为下去，要对她来一番规劝，让她悬崖勒马，改邪归正。三人决定从每人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王亚卓”，由我执笔给小学生写一封信。午夜时分，我起笔展纸，伏案疾书，胸中潮水漫堤，汹涌澎湃，信文一气呵成。

春节前夕王文尧、恩亚力获准回天津、北京家中过大年去了。“王亚卓”中只有我留守边疆。春节期间，我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的来信，拆开看，是黄帅亲笔所书，这使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小学生大红大紫春风得意，全国各地给她写信的人肯定不少，“王亚卓”的信能引起她的重视，我们没抱多大指望，看来她头脑还没完全昏胀。

逐字逐句将信细细读来，对这孩子的印象有所改变。她的言辞比较诚恳，说读了我的信同样想了很多很多，从中受到很大教益。说自己年纪还小，许多方面还很幼稚，行为可能有不当的地方，需要更加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做进一步的思考，并表示愿意得到我更多的指点和帮助，使自己尽快成长起来，做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封信的大意如此，我记得较清。原件被后来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收取了。未知其下落。

小学生回复公开信

五天后，即2月11日清晨，我到食堂打饭的路上，忽然听到团播音室的高音喇叭例行播放的中央电台早间新闻中，女播音员高亢激昂的声音“《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19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新华社北京1974年2月11日电：《人民日报》今天一版头条以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19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为标题，发表了革命小将黄帅的题为《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人民日报》编者按说，革命小将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精神，热烈赞扬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值得一读。

“这件事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坚持革命还是折中调和？是扶植和发展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问题。教育战线广大师生要在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中，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重温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一系列指示，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黄帅的公开信说:“在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式下，千万不能忘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依然存在着尖锐和复杂的斗争。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幻想着有朝一日‘变天’。我们万万不能对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什么‘关键是矛头指错了’，我们红小兵心向党，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拿起笔，做刀枪，杀向批修战场，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老二的旧传统观念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就是要起来造旧世界的反。你说‘只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算了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采取讥笑、怀疑、恐吓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训斥的——‘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太突然，太猛烈了！我返回宿舍，面壁而立，胸中倒海翻江。前几天小学生不是来信说我们的信对她很有教益，希望我们继续对她进行帮助么？怎么顷刻间就变幻出一副杀气腾腾的面目，要置我们于死地呢？

小学生身后的大人物

黄帅的公开信搭载着电缆光波迅速在全国传播，激起层层巨浪。19团的干部战士们炸开了窝。一拨一拨的熟朋生客闯进我的小屋，打探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而我对北京方面的脉络一无所知，只是不停地在解释自己的动机。我以前所在的六连几位朋友来了，一名叫郝卉的连队女报道员态度鲜明地表示了对小学生一方的愤慨，她说：“《人民日报》的做法不公平，只发表黄帅的信，为什么不把王亚卓的信也发表出来，让大家看个究竟？断章取义，以偏盖全不是光明正大的作风！”其他几位战友也给我打气。郝卉说：“不能屈服任何压力，和小学生辩论下去，不辩不明！”此时我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这一杆子捅了多大的马蜂窝，还以为能通过申张辩白达到自救的目的。我不知道“王亚卓”的信寄到小学生手上后没两天，就到了教育界、乃至全国政坛炙手可热的风云大将迟群的案头。迟群在我们这封信的边缘恶狠狠批道：“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字字风寒刃冷，句句刀枪出鞘。”见到迟群批示，具有非凡政治敏感力的黄帅父亲兴奋异常，觉得宏图大展的机会再次到来，捉刀代笔替小学生完成了致“王亚卓”的一封信，迅即交给了同样也是政坛风云大将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鲁瑛对此十分重视，感到又一块砸向所谓复辟势力的大石头握在手上了。为了加重石头的份量，鲁瑛在信前精心安排了一份编者按，又把这重要文章呈送于他的顶头上司姚文元，鲁瑛呈送文件时给姚文元写了这样一份报告：

文元同志:

送上《黄帅复王亚卓的一封信》和编者按等，请审阅。据内蒙兵团2师19团政治处李尚顺同志介绍，给黄帅写信的王亚卓是三个人，具体姓名和简单情况是:

王文尧，男，23岁，党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天津到内蒙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报道员。

邢卓，男，20多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河北保定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报道员。

恩亚立，男，20岁，共青团员，家庭出身工人，是1969年从北京到兵团的知识青年，现任放映员。

致以

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

鲁瑛 1974年2月7日

姚文元当天作了批示:

拟同意发表黄帅致王亚卓的公开信，(王亚卓信的主要论点已有，可不发)。这封信回答了一些责难，写得也有力，即送洪文、春桥、江青同志审批。姚文元 2月7日

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安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妥否? 请酌。江 青 2月9日下午7时

同意。洪文

张春桥圈阅。

黄帅公开信的背景如此深厚，我还指望与其展开公平、公正、公开的讨论，实在可笑。与小学生对抗无异于蚍蜉撼树，螳螂挡车，“王亚卓”三只“螳螂”正处于滚滚铁轮之下！

遭批判的日子

兵团和师部组成的工作组由兵团副政委挂帅带队开到了19团。

王文尧、恩亚立被加急电报召回。他们一下火车便分别被吉普车接走，我们三人被隔离开来，分头审查。我是给黄帅信的执笔者，是重犯，对我的审问尤为频繁。

开始我否认王文尧、恩亚立知道我给黄帅写了信，说大家确实作了议论，打算给黄帅写信，但最后实施他们并不知道。这话并不完全是假，那封信写好后我径直寄出，王、恩的确没有过目，现在把他俩连累上，我于心不忍。可工作组不相信，我也无法与王、恩沟通，他俩也回避不开，全都承认从头到尾裹在其中。我们三个“知青”属于领袖发动的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的响应者，不宜作为反面教材，最好能抓个“大头”，其时上层政治领域有抓军内“走资派”的意图，如果能在“王亚卓”身后揪出个军内复辟人物是他们最理想的成果，而团政治处的绝大多数干部是现役军人。

我讲不出“王亚卓”背后有什么慕后操纵者。工作组围绕这个题目日夜攻心，终无所获。王文尧、恩亚立也守住节操。接下来是一波接一波对“王亚卓”的批判浪潮。

我是由6连调到政治处的，工作组安排六连指战员对我搞一场批判。这天午后我被带到会上，三百官兵齐聚操场。指导员作开场白，随后有排长、班长、战士等六名男女批判者台上发言。我垂臂而立，侧耳恭听。批判者人人手里捏着纸稿，有人念起来也算慷慨激昂，而更多的批判者调门虽高，音质却明显绵软无力。台下群众唧唧喳喳，交头接耳。工作组的人认为会开得很不严肃，几次责令会场安静，不见奏效。最后一个上台发言的叫王英民，平日和我关系不错。他先是瞅我两眼，念完稿又瞅我两眼。我觉得出他眼神中闪动着惶愧，我俩的位置仿佛颠倒了。

有人挥动手臂喊口号：“坚决击退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猖狂进攻！”

台下应者寥寥。

台上呼喊：“誓死保卫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成果！”

台下回应有气无力。

台上喊：“支持小将黄帅，反对‘师道尊严’！”

台下竟是一片嘘声。批判会开成这样子，指导员脸上挂不住，毕竟上级多位首长在场，大是大非面前如此态度怎么得了。指导员色正辞严道：“对王亚卓事件的认识是否深刻证明着我们每个人世界观改造的程度，今天晚上各班要召开班务会，每个人必须表态发言，各班作好记录，明天上午交到连部。”

批判会草草收场。

在这之前，我经历了团、师各种规模的批判会八九场，气氛虽然不像6连这样稀松寡淡，却也没有什么刀光剑影杀气冲天的场面。“王亚卓”当年都是红卫兵，五六年前皆亲历过批斗所谓的“牛鬼蛇神”的运动，见识过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拳脚相加、干柴烈火的恐怖景象。而1974年的今天，民众对于来自上层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整齐划一的思想指挥已经不再一味盲从，坚固的政治堡垒的砖石土木似乎有了松动的迹象。

十几天后，我又收到据说是保定籍的战友从我的家乡捎回的一包食品，里面是一袋奶糖，一袋桃酥。享用的时候，我发现了夹在食物中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好自珍重。兄弟们也是迫不得已，切勿当真。落款是6连人民。后来得知，那天上台读批判稿的6连同志心里都不是滋味，尤其是王英民。6连的这组稿子被人整理后在《兵团战友》报上发表出来，王英民更是胸中堵闷。当时他正积极要求入党，不能不接受这个政治任务。可又怕自己的“落井下石”令我悲伤，此事折磨得他寝食难安，总想找时机向我解释，但始终未得到机会，因而有了食品袋和袋中的纸条。字条不是王英民亲笔所书，却代表着他和那些批判者的心声。

经过十几轮批判，数不清次数的深刻检讨，“王亚卓”问题有了处理结果。给王文尧党内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恩亚立团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连队劳改；我，留团察看一年，下放连队劳改。我们三个人分别发配到离团部百里远的三个地方。

塞北5月，草绿花芳。我背着行李到四连。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不知大家对我抱有怎样的态度，心中惴惴不安。

出乎意料的是，四连的干部没有对我作过一次批判，没有侮辱和歧视，没有人把我当“坏分子”看，我的心情渐渐好了起来。距四连十五里地是5连，一年前我曾在那里蹲过仨月点，和连里的几名报道员结下友谊。我到四连后，五连的朋友常来看我，他们怕我在四连受委屈，就联络自己在四连的朋友，放话要他们对我加以关照。我还被邀请去五连聚会。我不敢乱跑动到连部请假，连长批准得十分痛快，说：“你有行动的自由，去吧。”我去了5连，朋友们为欢迎我准备了丰盛的酒菜，我和大家开怀畅饮。大醉酩酊。据说为我的到来，5连弟兄深夜掏了连长家的鸡窝，还牵走伙房里的一块羊肉。由于动静过大，惊动了领导。集合号一响，大家被召到操场。指导员声色俱厉把参与活动的人一通训斥，他上纲上线说：“你们这些人的政治立场到哪里去了？你们为王亚卓把酒摆宴，是什么意图？是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挑战吗？”此话说得大家心头起火。7连班长隋来福蓦然而起，说：“指导员，您的话说得也太重了。王亚卓有错误，但他们可不是阶级敌人。《人民日报》上的文章还称王亚卓为同志，同志是什么意思？犯了错误的同志不等于阶级敌人吧？”

指导员一时语塞。连长打圆场，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从思想上帮助他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不是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连长心疼自家昨夜失踪的两只肥鸡，老婆让他追查，他人善，并没有深究。

战友深情

8月，乌梁素海的芦苇密了，高了。野风挟裹着早秋的微凉，把天空吹得湛蓝清透。我14岁的小妹来边疆看我了。她所在的学校和全国各地教育领域一样把“王亚卓”批得体无完肤。“王亚卓”之一是她亲哥哥，这么大的事是瞒不了谁的。她在这风掀浪涌的情势下内心极为沉重。她本是认真读书遵守纪律的孩子，这种“小绵羊”的表现与眼下大行其道的北京小学生的“反潮流”精神格格不入。谁是谁非呢？哥哥是她深爱的，了解的，决不会是面目可憎的复辟势力的代表。彷徨、郁闷、痛苦、绝望。在学校抬不起头，又担心我在远方的境况，就在暑假之间赶来内蒙。她到达团部所在地坝头，才知道去我所在的4连还有一百多里路程，且没有可乘的车辆。6连紧挨团部，兄弟们接待了她，而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小妹来到。接到6连战友的通知，我匆忙请假，立即起身徒步往6连奔。中午启程，百十里路走了八九个小时。6连的兄弟们为排解小妹的焦躁之情，带她到风光旖旎的乌梁素海上浏览连天的碧波和葳蕤的苇场。小妹心事重重，不断问我的情况，大哥大姐们给予她乐观的回答。他们把从海里捕捞上来的鲤鱼用海水和盐粒在船上的大锅中煮了，让小妹品尝这可口的野鲜。我赶至6连，天已漆黑，在大家给她安排的宿舍中见到她，她拥到我的怀中，说的第一句是：“你们这儿的人真好。”

陪小妹呆了一天，次日我假时已到，须急返四连。行前把小妹托付给6连弟兄。这天下午他们妥善安排了车辆，把小妹送到了七十里外的前旗火车站，送上东去的列车。回家后小妹来了封信，信中还有那句话：“你们那儿的人真好。”是啊，落难中的我仍能享受到朋友们的如此真诚的友谊，够我回味一生，记忆永久。

一个月后，我又在一位好心医生的关照下回了趟家乡保定。医生给我开具了神经衰弱的诊断证明，我才得以返城就医。到家见到小妹，她由于精神遭受到极度折磨，气短息弱，人已瘦得皮包骨头，当天晚上，她突然昏厥，送到医院，一直昏迷不醒，十天后悄然辞世。我心痛欲绝。这时半个月假期已满，我不得不回内蒙。在北京转车，4连友人张立国正在北京探亲，接我到他家中，我神思恍惚，心如麻乱。他带我到丰泽园喝酒浇愁，喝不过我平时酒量的三分之一，却已是神智迷失，不晓东西。张立国几乎是抱着我上的公交车，背着我上的他家的二层楼。我一夜呕吐，吐出了苦胆汁。他一夜守在我床边，不曾阖眼。早晨醒来，我弄清身在何处，不禁泪水盈眶。我一个身负罪名的另类人，受到这多人的真情关爱，使我增强了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也使我隐隐地感到，我们并不孤立，历史将会为我们的所为做出公正的评价。

1975年深秋，我得到崔钦股长要离开内蒙兵团回北京郊区老家的消息，急匆匆从4连赶往团部。没有顺路的车辆，还是靠自己的脚板，顶着星月一路疾行。崔股长是我敬爱的人，当年是他安排我到兵团报社学习了三个多月，之后把我调到团部。“王亚卓”事件发生后，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还是想各种办法保护我们，口焦舌燥地为我们开脱罪名，暗中给我们精神鼓励。他在一次和我短暂接触时告诉我：“全国各地给你们寄来的数干封信中并不都是工作组拿给你们看的批评谴责，也有不少是对你们的做法给予支持鼓励的，眼光要放长远，一定要坚持，顶住……”

天光大亮，我到达团部，往崔股长的办公室冲。人已经不见了。崔钦对“王亚卓”三人上调团部起着关键作用，对“王亚卓”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又不能对“王亚卓”的错误有正确认识，因此被解除了军籍，送回老家，干部身份被拿掉，工资降三级。当了十七年兵的崔股长，被迫脱下军装，离开军营，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我迟来了一步，他已在清晨时候去往前旗车站了。我拖着疲惫之身朝通往前旗的黄沙路上奔跑，我在原野中大声呼喊：“崔股长，等等我——”没有人影，没有车迹，也没有回声。枯草在寒风中摇曳，朝霞在惨暗的空中流散。我泪流满面，奔跑着，奔跑着，我朝着看不见的崔股长的身影奔跑着，朝着乌拉特前旗火车小站奔跑着，直到跌倒在地。

列车载着我的战友，载着我的悲愤，载着“王亚卓”的思念远走了，我伫立在旷无一人的荒原，仿佛听见车轮滚滚的声响，听见小妹那句由衷的感叹：“你们这儿的人真好。”我想这些好人的存在反映了大众的心声，我应该好好地活下去，为自己，为朋友，为国家等待这曙光东现的那一天。

作者：邢卓

本文原载《我的内蒙兵团》385-393页 

王亚卓事件的书信往来

1973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了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10月21日给该报的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编者按语。

我们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红小兵黄帅同学（女）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战。在这一场战斗中，革命的教师和学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团结起来，共同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

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种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有了许许多多象黄帅这样的积极分子，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大有希望。学校的领导和革命的教师、包括在教育革命中有一些缺点或者犯有一些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都应当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坚决支持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热情地欢迎和支持这些可爱的革命小将，帮助他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深入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加强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总结工作，搞好教育战线的斗、批、改。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在斗争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正确与错误。

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教育革命中，还要注意维护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教学制度、纪律和秩序。希望大、中、小学的干部、教师和同学们把在这一斗争中的经验、体会，以及对于各种错误观点、错误倾向的批判文章写给我们，以便在报纸上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篇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今天，我班的×××同学犯了错误，当老师问他情况时，他爱理不理，不象承认错误的样子。我看他那样，无意识的笑了一笑。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我不该笑。这点我虚心接受，一定改正。但是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象今天老师骂我装病，这就是唯心主义。

×××的椅子丢了，站着上课。算术老师把老师上课时坐的椅子借给×××坐，这种关心同学的精神值得我学习。第三堂课时，你不应该把椅子夺回来自己坐。

十月十三日

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十月十八日

今天，老师在全班又批判我。我对老师的意见有些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说：“黄帅从现在起不许打篮球”，……我感到这更是报复行为。

十月十九日

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师和同学的训，以下就是老师对我批评中的语言：“听校外群众说：中关村一小出了一个反潮流者，好家伙，这事儿都传到社会中去了”；“你在这次斗争中，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你这样折腾，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人民日报》12月28日全文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再加编者按语。

“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此后，各地广为传播《人民日报》编者按等材料。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很多地方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

（以上资料来自网络）

据《漠南情》记载：

1974年１月11日晚，同在十九团政治处工作的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人聚在宿舍聊天，谈到黄帅“反潮流”问题时，（此处略）一个重大的决定，就这样做出了，他们一致同意给黄帅写封信，由邢卓执笔。在讨论笔名时，否定了“恩文卓”、“王卓亚”的方案，采用了“王亚卓”的署名。当时，谁也没有去想这封信的后果。

1月14日晚，邢卓把写好的信拿给恩亚立看，恩亚立认为有的词句过于刻薄，做了一点修改，如把“欺人太甚”改成“迫人太甚”等等。１月17日，信发了出去。

黄帅：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

看了你登在报纸上的信及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结一点，对你的反潮流精神实在不敢恭维，你在信及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未免迫人太甚。

教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教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而学生就能把教师当敌人吗？我不是说你给教师提意见，就是把教师当敌人了，而是你提意见的态度大错特错了。必须明白，教师也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是以满腔热情给予帮助，还是以敌视的情绪加以批判，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当然，我们不应该强调提意见人的方式方法，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我们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呢？

如果我是你，检查一下自己的日记，就会发现绝不是个别用词不当损害了教师的尊严，而是会在字里行间看到自己很欠诚意。师生关系紧张了，并非什么“师道尊严”在作祟。试想，如果别人也以你对待老师的方式，写几篇东西在纸上，用上“对不起”、“骂”、“夺”、“拍桌”、“瞪眼睛”之类不恭之词来对付你，你将会怎么想呢？

这里再一次申明，老师对你的压制是不对的，然而你的行动也同样是不对的。矛盾产生了，解决的方法应从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著作里去找。你们之间的争执不属于原则问题，只要有一个高姿态便可解决。从你这方面说，和老师谈谈心，把对他的意见摆一摆，心平气和，他想必不会认死理的。“师道尊严”不对，“学道尊严”也不对！

现在许多学校里，学生动辄就贴大字报，谓之“反潮流”，其实这才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教师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只有在思想上、政治上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才是革旧教育制度的命。在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岂不坏了大事？这样下去，教师还能说话，还能负责么？

让我们设身处地地为教师们想一想吧，他们多少年如一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代努力地工作着……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他们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

继你之后，广州又出来个辛若愚，说出的话更没道理。对教师的一点缺点错误，也要捅到报纸上去，这合适吗？……

要和你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我不是学生，也不是教师，教育上的事懂得很少，只是出于对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关心，说几句话，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如有不对之处，请你批评指正。

以后有空，还想再与你讨论。

祝学习好！

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 王亚卓 1974年元月14日

１月29日，邢卓收到了这样的回信：

王亚卓同志：

来信收到，你的信对我是有教益的。你对我提的意见、批评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正在认真考虑。

你对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有哪些看法？在你看怎样才是真正的反潮流？哪些表现才能算“师道尊严”？“学道尊严”指的是啥意思？总之，我希望你进一步谈出你的看法，有许多问题我还需要很好地学习。

我正等着你的来信。

北京中关村一小　黄帅 1974年元月23日

1974年２月11日，《人民日报》在“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的一封公开信：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并加了“编者按语”：

革命小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革命精神，热烈赞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很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说得有理，驳得有力，值得一读。

这件事情反映出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支持革命，还是折衷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教育战线广大师生要在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中，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重温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在报纸上发表的黄帅的信是这样写的：

王亚卓同志：

“请认真想一想吧，黄帅！”看到你来信的开头语，使我不平静地读了好几遍。和你一样，我对你的来信也“想了许多许多问题”。报上发表了我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引起你给我这封不平常的来信。春节几天，我向学校党支部作了汇报，并同父母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反复研究了你提出的意见和你同我们的分歧。欢迎你对我这封回信继续提出批评。你的来信提出了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如当前教育战线上有没有两个阶级、两条战线的斗争？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是否肃清了？要不要少年儿童参加教育革命？是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已经过了头？这些原则性的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回答，这正反映了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来信说：“黄帅，我向你提意见，不单是对你个人的作法谈看法。现在许多学校里，老师们都成了谨小慎微的的君子，学生动辄就是大字报，谓曰‘反潮流’、‘做教育革命的闯将’，其实这是一股很不好的潮流”。我认为，我们根本的分歧就是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是“好”还是“糟”！我们全班、全校、北京市和全国都出现了如《元旦献词》指出的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过去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使师生对立；今天是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使师生重新团结、战斗在一起。现在我的班主任老师革命干劲更大了，他说：“教育革命对我加强了世界观的改造，为培养革命接班人做好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永远不会忘记受到的深刻教育。”他已成为我们的好战友、好榜样、好“班长”。有一位过去教过我的老师还主动来班征求意见，全班同学热烈鼓掌，这位老师感动得热泪盈眶。班上，同学们写出的大字报、小字报一批又一批，纪律自觉遵守，劳动不怕出汗，学习质量提高，后进的同学也赶上来了，成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领巾班。面对这样大好形势，不是拍手叫好，而是埋怨指责，这只能说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你说：“继你之后，又出来个辛若愚，说得话更是没道理”，还说在报纸上“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要看到指责老师的文章”。看来你真是一位既“关心”批修又“同情”老师的人了，因为我日记中用了“对不起”等词，却引起你这位很善于“同情”的人怒火万丈，什么“迫人太甚”、“不通理”、“态度大错特错”、“何不也检查检查自己”、“自己做事没从路线出发”、“师长式的学生”、“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甚至“学道尊严”都上了阵。你的创造是从哪一家的“圣经”中捡来的？在你眼下，我们毛泽东时代的红小兵是一群“纠缠枝节”、“坏了大事”的顽童，快点来个“高姿态”、“心平气和”、“诚心”地跪倒在孔老二的门徒面前才有出路。你所宣扬的不正是从二千多年前孔老二僵尸中贩卖的“仁”吗？想让我们这群毛孩子要学会“克己复礼”，甘心当被奴役的工具。每当“儿童团”起来革命，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就抱着黑“修养”、“天才论”哇啦哇啦地叫起来，你爱什么？恨什么？不是很清楚嘛！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千万不能忘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依然存在着尖锐和复杂的斗争。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幻想着有朝一日“变天”，我们万万不能对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什么“关键是矛头指错了”，我们红小兵心向党，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战斗到哪里，拿起笔，做刀枪，杀向批修战场，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战线批深批透，把孔老二的旧传统观念打得落花流水。我们就是要起来造旧世界的反。你说“只具有反潮流精神的人还不能取得群众支持的资格”，算了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幼芽嫩弱的新生事物面前采取讥笑、怀疑、恐吓的态度，正如列宁所训斥的“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产阶级而反对社会主义。”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

你是一位政治工作干部，来信说；“出于关心上层领域里的革命之心说几句话”，你关心的是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还是资产阶级革无产阶级的命？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判断“香花”还是“毒草”的政治标准，你把我们革命的师生引向分裂，把我们从教育革命前进的大道上引向刘少奇、林彪利用孔老二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是一个政治上的糊涂虫。你的话同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多么相似！希望你立即猛醒！

你对我“要说的话很多，强收住笔”，的确我们的分歧是存在的，是严重的大是大非不可调和的分歧。林彪一伙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开历史的倒车，办不到，办不到！在十大精神鼓舞下，我们青少年就是要发扬“五敢”精神，要斗，只有狠狠地斗，才能坚持进步，坚持变革，坚持革命！

你的来信帮助我认识到，在革命的大好形势下，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最后我要把手拍得最响，把声放得最亮，为教育革命大好形势拍手叫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红小兵 黄帅 1974年１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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