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晓明：“文革” 海上逃亡40天！在和平里“黑帮楼”的日子
一、贺龙之女忆“文革” 海上逃亡40天
二、贺晓明：在和平里“黑帮楼”的日子
贺龙之女忆
“文革” 海上逃亡40天
中国日报网站环球在线消息：提起共和国元帅贺龙，人们总会想起他在战场上口衔烟斗，指挥若定的形象。在多数人心中，贺龙是一位“百战沙场驱虎豹”的英雄，具有“粉骨碎身若等闲”的风度：他两把菜刀闹革命，让敌人闻风丧胆；他喜欢体育，着迷芭蕾，爱看京剧、川剧，充满生活情趣……围绕贺龙的传奇总是讲也讲不尽。
在贺龙的子女中，有一个女儿“简直就是贺龙的翻版”，贴上假胡子，活脱脱就是“贺龙再世”。她就是贺龙的二女儿贺晓明。见到她时，记者差点脱口而出三个字——太像了！连笑的时候那眯缝的眼睛，都一模一样！
贺晓明现在的身份是贺龙体育基金会的主席。虽然基金会的大部分工作要等2009年才能全面展开，可她却忙极了，“忙着回归自己的生活，享受每一天的快乐”。贺晓明说，自己一直向往能过上平静的日子，可是命运无法选择，她哪里会想到，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将门之家。
埋怨父亲的“话柄”
1942年，46岁的贺龙已是西北军区赫赫有名的司令员。那一年，他与26岁的薛明结婚，这是贺龙的第三次婚姻。这对革命夫妻携手走过27年的生活，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再到十年动乱。他们一共生有三个孩子：儿子贺鹏飞和两个女儿贺晓明、贺黎明。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孩子，是贺龙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女儿贺捷生。
薛明对贺龙一直体贴入微。1947年冬天，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已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带着薛明住在晋绥军区司令部。由于战事紧张，贺龙几乎每天都忙得通宵达旦，薛明从不去打扰。
一天清晨，刚刚五点钟的光景，薛明的肚子剧烈疼痛起来，她意识到，一个小生命即将诞生了。为了不影响贺龙工作，薛明悄悄叫来接生员，她硬是紧咬着嘴唇，一声没出，安静异常地生下了孩子。隔壁屋中的贺龙，丝毫没有察觉。等到熬了一个通宵的他推门进来，才发现妻子身边多了个娃。
贺龙愣住了：“这是谁？”虚弱的薛明只是微微一笑：“刚刚生的，女儿。”薛明的平静，让贺龙感慨万分，“你可真行！”就这样，为了纪念妻子的坚强，贺龙取妻子的“明”字，给生在黎明的女儿起名贺晓明。
这段经历，也成为贺晓明日后“埋怨”父亲的一个“话柄”。不过，埋怨归埋怨，她心里很清楚，父亲喜欢孩子是出了名的。长征时期，不少红军干部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孩子丢在老乡家，而父亲却带着年幼的姐姐贺捷生，走完了长征。在贺晓明的记忆中，自己是全家唯一一个挨过打的孩子。“那时我6岁，因为淘气被心情不佳的父亲一把抓住，拿尺子在屁股上狠狠打了两下。就这么一次。父亲气消后，意识到冤枉了我，决定去北京开会时破例带上我，去见毛主席！”贺晓明永远忘不了，她如何在兄妹们“嫉妒”的目光中，前往北京。
“临走前，母亲专门到旧货市场给我买了件‘礼服’——一条绣着小和平鸽的紫色裙子。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见到毛主席要讲礼貌，可以给他唱我最爱唱的儿歌：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白肚皮……快快飞到北京去。”
当贺晓明参观过天安门，坐着有轨电车，被父亲带进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会客厅时，毛主席正坐在沙发上跟人聊天。“我紧张极了，不敢放开父亲的手，只是紧紧盯着主席，小声说了句：‘毛主席，您好’。”贺晓明清楚地记得：“主席笑着立起身说，你们家是‘一排明’吧？（因为妈妈叫薛明，我叫晓明，妹妹叫黎明），然后将我抱到屋中间，从桌上的一个小罐里抓出几颗糖递给我。”整个过程，贺晓明愣愣地，忘了说话。前后不过几分钟的见面，至今仍被她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珍宝。
1954年11月，随着贺龙调任北京，贺晓明一家才在北京安定下来。
隐姓埋名当水手
每个人都有自己惧怕的事情，伟人的儿女也不例外。在贺晓明幼时的记忆中，最怕的就是父亲那如钢针般的胡子，扎得自己脸上刺痛。但后来贺晓明才体会到，“那原来也是一种幸福”。
1966年，林彪一伙凭空炮制“八·二五”反革命事件，江青高呼：“我们要造贺龙的反！”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贺龙的家被抄了。1967年1月，周总理派人将贺龙夫妇安置在了京郊山区一处僻静的院落内，与世隔绝。然而，林彪一伙并未罢休，他们将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不久，林彪得知，71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他和“四人帮”对贺龙进行了更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45天断绝该处的水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水。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硬是拿着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着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在那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在父亲被“打倒”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哥哥贺鹏飞也成了通缉的对象，而此时，贺晓明刚刚考入北京大学。鉴于当时形势的危急，兄妹二人迅速将身体虚弱的妹妹贺黎明，送到了廖承志家中托养。之后，他们连夜乔装打扮，骑自行车逃离北京城。
“就这样一路躲着、骑着，我们兄妹俩终于逃到了天津塘沽。”从此，在往返天津和上海的运输船上，多了一对名为“吴亮”和“李烈”的男女同学。“这是我们给自己起的化名，借着大串联的机会，我们上了运输船。”贺晓明回忆说，船上的大部分工种她都做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在食堂给水手做饭；在甲板上和大家一起刷油漆、敲铁锈；每天清晨，她都要挨个去踢船员们的卧室门，然后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叫他们起床。
贺晓明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从塘沽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塘沽，她和哥哥在海上一呆就是40多个日夜。暂时安定的生活，并没有减轻贺晓明对父母亲和妹妹的思念。每一次，当船舶停靠到塘沽港口，她便会小心翼翼地走进邮电局的长途电话格子间，和妹妹取得联系。之后不久，被关在京郊的贺龙夫妇收到了小女儿贺黎明的一封信：“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隐姓埋名在海船上参加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手们对他们很爱护……”对于久久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的贺龙夫妇来说，这封信无疑是他们得到的最大安慰：孩子们都还安然无恙！之后，在周总理的努力下，学校终于解除了对兄妹二人的追捕，他们这才重新回到了大学校园。
1969年6月9日，贺龙被迫害致死。“我们接到通知赶往301医院后，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了。父亲的遗体什么时候火化，没有告诉我们；火化后，骨灰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回忆起那段痛苦万分的经历，贺晓明停顿了片刻，平静地说道：“那是一个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年代……回头来看，也挺好，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被监管的对象”
作为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的命运总是和父亲的工作、政治形势的变化密不可分。
1970年她大学毕业，因为身份的特殊，分配工作时贺晓明既不能挑、也不能争，只能眼巴巴看着好的单位都被人挑走。她背着简单的行李，只身到贵州，在雷山文教局做了一名收发员。“当时的县委书记说，‘你从北京来这里，就算到了最底层了，我们也就不把你往人民公社分了’。”这里面有他的好意，可日子久了，贺晓明却发现了另一层“玄机”：每当她想请假回北京探亲时，给她批假的并不是自己的直属上级教育局，而是武装部。她这才明白，自己当初之所以被留在这里而没有“继续下放”，还因为自己是“被监管的对象”。
和贺晓明一样，贺家的另外3个孩子也都在“文革”中受尽了折磨：大姐贺捷生被下放到石油部某研究院劳动“改造”，丈夫与其离婚，带着女儿一走了之；大哥贺鹏飞，患上了重病，却无法就医；靠着陈毅的仗义执言才被送进医院，捡回了一条命；可还没等到痊愈，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又以“企图外逃”的罪名，将他和妹妹黎明一起送进了少年管教所；审讯半年后，贺鹏飞在那里又患上了心脏病；妹妹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在那里，她被民兵一棍子打在腰上，落下了永久的伤病……
“那十年，我们过得非常忐忑。那时的磨难，在每个家人身上都留下了烙印。”贺晓明的眼睛湿润了，她强忍着泪说道：“今天我还在网上查到一个非常庞大的‘文革’期间自杀者名单。那个时候，大家过得真难，可我们坚持下来了，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跳楼了，要跳河了’。这可能也跟父母的影响有关吧。”
贺晓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教他们兄妹游泳，第一课就是直接往水里跳。“谁要是害怕、犹豫，就会被父亲直接推到水里，父亲一直在旁边大喊：“要勇敢！不做懦夫！”或许就是这种从小的磨炼，让他们兄妹都具备了超乎常人的承受力。“那时，我心中就剩下一个信念：打吧！骂吧！只要你们不把我整死，我就要看着你林彪怎么死，反正你得死在我前头！”这么多年，贺晓明说自己就是凭着这样一个信念才活了下来。
“人能活下来，不是件很复杂的事。”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后来的一幕：1971年，当林彪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波传来，贺晓明对着天空久久凝望：“老天爷啊！谢谢你！”
难忘“体委主任”
1977年“文革”结束后，贺家人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贺家子女也开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人生。贺晓明曾在媒体面前笑言，自己“工农商学兵”样样都干过，可“都没有修成正果”。一直到她退休了才发现，“已经是弱劳力”的自己，还想再做点什么。思来想去，她想起了父亲最爱的体育，创办了“贺龙体育基金会”。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父亲在建国后当过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还主持过许多别的工作。但在许多人心目中，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体委主任’这一项。”
贺龙刚当体委主任的时候，中国毫无疑问还是个体育弱国。1953年3月，组建不到半年的中国乒乓球队出征布加勒斯特第20届世乒赛，这是中国乒乓球队在世乒赛上的首次亮相。贺晓明还记得，那次的比赛中，男女团体均列小组第四，单打比赛更是无一人闯过第三轮，“成绩让人憋屈”。回国后，身为体委主任的贺龙下达了“苦练八年，乒乓球要打翻身仗”的命令。
贺晓明的家，那时简直就成了体委的会议室。“荣叔叔（荣高棠，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我家，一边吃饭一边和父亲商定具体的战术安排、团体赛的出场名单、顺序等等。”因此，贺晓明有了比常人更多的机会接触体育，也就更多了一份对体育的热爱。
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中国乒乓球大获全胜，男女两队一口气拿下了男团、男单、女单3枚金牌。“这是压抑了8年的一次大翻身！高兴啊！那时候我可是绝对的‘粉丝’！”贺晓明记忆犹新，“父亲刚参加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集体庆功宴，回来后就拨通了华侨饭店的电话，然后把话筒递给了我，‘你代表咱家，祝贺荣伯伯他们今天取得了胜利！’”
接到贺龙女儿的电话，国家队的队员们激动万分。第二天，大家将庄则栋夺冠的球桌送进了贺家。“那个台子太有纪念意义了，是能进博物馆的！”打那以后，这张乒乓球桌就一直陪伴在贺家兄妹身边，直至“文革”。只要有时间，贺龙总喜欢和儿女们切磋一局。
贺晓明最得意的是，她在这张球台上还以3：0的大比分，战胜了印尼体育部长的女儿。
2006年，退休后的贺晓明本着“不搞竞技”的宗旨，和妹妹一起注册了“贺龙体育基金会”，并决定“主要做全民运动和健身”。2007年3月23日，为纪念贺龙诞辰111周年，基金会还在湖南桑植举办了一场徒步越野邀请赛，起点是贺龙的老家洪家关，终点是芭茅溪盐局——当年贺龙元帅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地方。
“我的幸福标准特低”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关向应同志曾向美国记者描述：“贺龙非常坦率和英勇，做起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作为个人，他几乎如孩子般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爱抽香烟，讲起故事来声情并茂。”作为他的女儿，贺晓明也是爽朗健谈。谈话中，她的脸上一直挂着贺家标志性的笑容，配上那件红色暗花的中式小外套，让人怎么都看不出，这已是一个年过六旬、又经历过那么多磨难的长者。对于这一点，贺晓明说：“经历是一笔财富，这个财富的获得很辛酸，很不易。不过现在，我该回归到我自己的生活了，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没做呢！”
如今，贺晓明和已90多岁的母亲薛明，以及妹妹全家住在东直门附近的一个小院里。贺晓明很享受大家庭的生活，她回忆说，“哥哥在世时，我们都住在一起，每天下班回来，我总是先到哥哥屋里坐坐，喝上一杯侄女沏的热茶。”如今，贺晓明和妹妹之间也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尽可能不同时出差；晚上有应酬也要尽量推掉；每天，全家都要在家里吃晚饭。“母亲年龄大了，在家眼巴巴盼了一天，就是想晚上能和儿女们多说说话，总不能让她失望啊。和家人在一起，即使谁都不说话，能坐在一起也是一种幸福。”经历过“文革”后的破镜重圆，贺晓明将家庭看得格外地重。
贺晓明给自己下了个定义：“我是标准的共和国第二代，脑子里装着父辈第一代的思维程序，但还是要和第三代‘80后’、‘90后’接轨。”她“迫不及待”地想要享受现代生活为她带来的乐趣：刷卡消费、网上购物甚至举行party（聚会），这一系列新鲜、时髦的玩意儿，对她而言都不在话下。“我现在最想找一些‘90后’的孩子对话，再过两年，‘80后’的孩子们该‘老’了，我需要补充新鲜思想啊。”
从大风大浪中走过来的贺晓明，对生活有了另一层的感悟：“什么叫幸福？我幸福的标准特低，渴的时候有杯水，困的时候有张床，闷的时候有人陪，做个普普通通的人，享受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就叫幸福，这就够了！”（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贺晓明：在和平里“黑帮楼”的日子杨敏 中国新闻周刊
1951年春，贺龙一家在重庆。从左至右：薛明、贺晓明、贺捷生、贺黎明、贺龙、贺鹏飞。图｜新华
1967年1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一年级学生贺晓明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城外万寿路的“新六所”（建国之初为中央领导人所建的办公和生活的地方，未完工，只建了六所房子）见父亲贺龙和母亲薛明。为了安全，他们由周恩来安排暂居此地。
与贺晓明同去的，还有在清华大学读二年级的哥哥贺鹏飞和在景山中学上学的妹妹贺黎明。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周末，气氛还算安宁。
走时，贺龙嘱咐三兄妹：“要听毛主席的话，在大风大浪里锻炼……”像是有许多话想讲，却又没说下去。
“没有太担心，心里很坦然，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觉得毛主席和总理早晚会给他做一个结论的。”在北新桥附近的一处院子里，67岁的贺晓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一身黑色，衣着简单，笑起来眼睛一弯，眼尾上扬，神似贺龙。
就在这次团聚几天之后，贺龙和薛明被送往西山一处僻静的院落，遭到软禁。两年后的1969年6月9日早上七点，软禁中的贺龙因糖尿病恶化被送往解放军301医院，当日下午去世。
那个平常得令人想不起来的周末，成为贺晓明三兄妹与父亲生前所见的最后一面。
1967年11月中旬的一天，贺晓明接到总参服务局的搬家通知。兄妹几个找了纸箱子，简单收拾了被褥、脸盆、毛巾和衣物等家当。第二天一早，一辆大卡车连人带箱子，将他们从北京东交民巷8号院，拉到了和平里五号楼。
改名换姓
1966年底，北京东交民巷8号院开始不平静。8号院解放前是奥地利公使馆，之后，罗荣桓、贺龙、陈毅几位开国元帅及其家人居住于此。
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频繁受到国家体委造反派的滋扰。12月26日，与他私交甚好的周恩来让他暂时搬到“新六所”，“家中事情我来管”。
没过多久，他的行踪被造反派得知。他听说解放军政治学院的造反派要结队前来揪斗他，决定主动去城里与造反派当面对质。途经中南海时，他和薛明决定去趟西花厅。周恩来让秘书临时搭了床，留他们住下来。
1967年1月19日下午4时，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与贺龙正式谈话。
周恩来告诉他：“我从林副主席那里来，他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
贺龙几次想插话，都被周恩来制止。周说：“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并向他保证，会照顾他的孩子们。
次日凌晨四点，贺龙夫妇被一辆吉普车送往西山一处三面环山的幽静院落。这里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
此时，在东交民巷，他们的家已被红卫兵抄了，大字报满天飞。
不得已，贺晓明三兄妹住进了廖承志位于东直门的小院。廖承志已被周恩来以写检查为名请到中南海保护起来，其夫人经普椿接待了他们。“他夫人对我们照顾得特好，说别走，就在我们家躲起来，这个院子他们不敢进来。”贺晓明说。
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除了贺龙的问题，贺鹏飞是清华大学“八九派”的头头，太惹眼。
为了不连累廖家，兄妹三人商量，将年龄小、身体弱的贺黎明留在廖家，贺晓明和贺鹏飞兄妹俩则出去避风头。为了安全，贺鹏飞改名叫吴亮，贺晓明改为李列，贺黎明改为李红。
贺鹏飞很精明，让贺晓明冒充外地的革命群众给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打电话，称要揪斗贺鹏飞，问他在不在学校。对方回答不在，还没回学校。贺晓明问，他回来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对方说，把他抓起来。
兄妹俩知道，学校回不去了。
飘荡40天
1月23日，兄妹俩决定骑自行车去天津。他们的眉眼跟父亲都很像，怕造反派认出来，决定白天到红卫兵接待站休息，晚上骑车赶路。
“骑车骑累了就休息。他抽烟，我就在堤坡上躺会儿，他说那不冻死你，我说不会，我还唱‘红军不怕远征难’。我们兄妹关系特别好。”贺晓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就这样，停停走走，一周后才到塘沽。
在塘沽，他们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运输轮，做些杂活，换取食宿。贺晓明什么活都干过：在航海图上标注船只位置；利用星月辨航；在轮机舱里给船加油；给厨师打下手；刷油漆、敲铁锈。每次船在塘沽靠岸，他们都会偷偷给廖家打电话，向妹妹贺黎明报平安，并打听父母的消息。
此时，贺龙久久联系不上孩子们，托周恩来帮忙寻找。不久，周恩来得知了消息，让贺黎明转告他们回学校。
2月15日，在外飘荡了40天之后，他俩回到了北京。
他们位于东交民巷的家已经一片零落。所有的家具都已被搬走，父母之物被总参服务局封存，家里只剩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他们收拾好东西，各自回了学校。
贺黎明也从廖家搬了出来。她怕造反派再来抄家，不敢一个人住在家里，只能住在朋友家。
回到北大，贺晓明发现，关于她的大字报从宿舍、食堂一直贴到了教学楼。贴在宿舍门上的大字报勒令她交代罪行，在她的名字上，还打了大大的叉。
贺龙的侄孙贺兴洲从小在贺家长大，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在串联途中，他得知贺龙被打倒，急忙赶回北京的家里，几经打听，才与贺鹏飞等联系上。
贺鹏飞也挨了斗，但显得很平静。“老爷子的事情，我们几个人心里都挺坦然的。”贺兴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年“五一”，贺家兄妹和贺兴洲都回到家中。家具没了，就将褥子铺在地上睡觉，做点简单的饭吃。
此时，学校各派造反派的斗争已经白热化，但他们几乎不再参与，在一起时也很少谈政治，只抱着一个简单的信念：父亲是没问题的。
但不久，这个空荡荡的家也不能再给他们提供庇护了。他们被扫地出门，勒令搬家。
和平里5号楼
他们的新家，在和平里5号楼一区五层的501室。
这是一套小三居。朝北的一间做饭厅兼储物间，朝西南的两间，一间贺晓明姐妹住，一间贺鹏飞和贺兴洲住，塞进两张大床和一张桌子后，就只剩下立脚的地方了。为了“照顾他们的生活”，原来贺家的炊事员和八号院传达室勤务员也被派来，就住在他们对面的房子里。
贺晓明和妹妹每月能从勤务员手里领到20元生活费，贺鹏飞能领到30元，因为他抽烟。这些钱都从贺龙夫妇的工资里扣除。贺晓明常常把自己的生活费省下来，给哥哥买烟。
不久，贺鹏飞发现，派来的两人在监视他们。他指给贺兴洲看。“两人趴在窗台上看着我们呢。”贺兴洲说。
当时的和平里五号楼一区，除了贺家，被打倒的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国务院副总理乌兰夫和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的孩子们都住在这里。
吕正操家住贺家楼下。两家孩子在路上碰见了，会心照不宣地点点头，但面上淡淡的，以免留下黑帮子女串联的把柄。私下里，他们也有来往。吕正操的儿子吕彤羽下放农村后，家里只剩下小妹妹吕彤岩。她胆小，不敢一个人过夜，贺晓明还曾下楼去陪她。
贺龙与儿子贺鹏飞
在这些黑帮子女中，21岁的贺鹏飞算年长的。他跟父亲一样，个性直爽，身边很快聚集起一堆朋友。据贺晓明估计，在和平里的那两年时间，家里来往的朋友不下百人，大部分都是父母被打倒的黑帮子弟。
渐渐地，和平里5号楼一区成为远近闻名的“黑帮楼”。和平里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干部常冷不丁来个突击检查，咚咚咚大声敲门，称是查可疑分子，借机警告和敲打这些落难的黑帮子弟。
有一天半夜，贺鹏飞被警察带到派出所问话，贺晓明姐妹等在派出所门口，紧张不已，好在没什么事。“他就是找茬，逮个机会敲打你，意思是，你们数吧，全中国最差的几户人家就是你们了。”贺晓明说。
罗瑞卿被打倒后，罗点点一度无家可归，是林枫家的常客。她回忆，不管什么时候去，都有一双筷子和一碗饭，吃得最多的，是炸酱面。有一晚，警察又搞袭击，睡梦中的她被林枫的女儿林京京拎起来，塞进了大衣橱里。
刘少奇的孩子们当时住在木樨地，但刘源常常来和平里玩。他曾撰文回忆过这一段：“我们一群孩子常聚在那里，引起派出所和居委会的关注，不分白天黑夜，就来个‘突然袭击’‘查户口’。我们或藏在箱子背后、壁橱架子上，或蹬窗上楼顶，小时候在军队里学会的隐蔽、攀登、越野本领都派上用场，练到炉火纯青。”
在北苑少管所
1968年暑假，贺鹏飞和贺兴洲带上贺黎明，又邀约了几个朋友，准备去天津等地玩一趟。贺晓明刚从天津回来，所以没去，一个人留在和平里的家中。
在天津游玩后，他们又买了船票，准备去上海玩。但一上船，就被警察盯上了。他们被北京市公安局的军管人员押回了北京，关进了北苑青少年管教所。
北苑青少年管教所位于北京立水桥附近。文革时期，这里设了“可教育好的子女学习班”。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子女以各种名义被关押在此，被要求与父母划清界限，并揭发他们。彭真、陆定一、薄一波、叶剑英、谭震林、李井泉的子女都曾被关押在这里。
贺鹏飞一伙人被怀疑想从大连偷渡到朝鲜去，证据是身上带着游泳裤。贺兴洲的档案里写进了“投敌叛国嫌疑”，这让他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几个月里，贺晓明失去了兄妹们的音讯。直到入冬，才终于等来了消息。
“我那时候有预感，一进门就觉得我有信。果然，地上就有封信。我一打开就流眼泪。”信是贺鹏飞托一位看守人员带出来，从门缝里塞进来的。
信里简单地叙述了他们在少管所的情况，嘱咐她送秋冬的衣服和生活用品来，在什么时间、走什么路线都写到了，还附了路线图，并要求她戴一条红围巾。
她约了一个朋友，骑车去了少管所。少管所的门口有一条很长的通道，两边都是树。一过这条通道，她就看见了正在地里劳动的贺鹏飞和贺黎明。“他们一看见红围巾就往外跑，我们俩拼命往里骑，在中间被看守人员挡住了。”
经过看守的应允，贺晓明在接待室见到了贺鹏飞、贺黎明和贺兴洲三人。
不久之后，贺晓明又收到了贺鹏飞的信，让她去一家医院见面。在被关押期间，他的肝功能受到影响，被带到这家医院看病。
去的那天，她自己也正在发高烧。贺鹏飞瞅看守人员不备，从衣服、靴子里拿出一扎又一扎的信来，她晕晕乎乎地接过来，塞满了背着的军用挎包。“就跟搞地下工作一样。”她叹道。
信是关在少管所的人偷偷写给亲友的。写信人大多是她熟悉的，像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廖汉生的儿子廖晓礼和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等。信封上已经写好了详细的收件地址。
为了避免引人注意，寄信时，她每个邮筒只敢投三五封。那些从靴子里拿出来的信更是敏感，她怕通不过邮政检查，就趁着晚上一封封亲自送到收信人家里去。
1969年初，贺兴洲、贺鹏飞和贺黎明相继从看守所出来，回到和平里的家中。
父母亲一直没消息。但是，没有消息也许才是好消息。
贺龙病逝
1969年6月9日下午，贺晓明一个人在北大篮球场边，看人打球。她早已习惯了被所有人划清界限的孤独。
就在这时，北大军宣队的几个人来找她，说来了两名军人，要接她出去谈话。她一见这两个军人，心里立刻“咯噔”一下。上车后，其中一人告诉她，你爸爸病重，我们接你去看看。
车一直开进了解放军301医院，将如遭五雷轰顶的她带到了外科大楼的医生办公室。哥哥贺鹏飞已经沉着脸坐在里面了。
中央专案组负责贺龙专案的一个高个子男子介绍了抢救治疗的情况。贺鹏飞要了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他冷静地提出，想见母亲薛明。
在301医院一间阴暗的储藏室里，他们终于见到了母亲。她坐在床板上，目光有些呆滞。已经是夏天，她还穿着毛衣，戴着一顶黄色的帽子，帽子下的头发都白了。她讲话也有点困难了，只是机械地重复：我很好，很好……趁专案人员不注意，她悄悄对贺晓明说：“我要衬衣衬裤，没穿的了。”
在去看遗体的路上，她一直抓着贺晓明的手，要她坚强一点。
在14病室17号床，他们见到了贺龙。白被单一直拉到他的鼻子，遮住了那两撇标志性的黑胡子，只露出额头和灰白的头发。
这也是薛明第一次见到贺龙的遗容。她陪着他在西山度过了遭囚禁的最后两年时光，但最后他病危被送往医院时，专案组人员拒绝她陪同前往。
不久，薛明被送到贵阳磊庄空军机场附近的“五七干校”劳改。贺鹏飞毕业分配到甘肃武都汽车修配厂当了工人。贺兴洲去山西当了煤矿工人。贺晓明被分配到贵州雷山县教育局工作，与母亲距离很近，但她们相互并不知道。
“我是怎么撑下来的？一个希望就在妈妈身上。至少我知道，我妈妈活着。”贺晓明眼里闪着泪光，“还有一个原因，我那时候对林彪恨透了，心想你要是不把我整死，我就跟你耗到底，我看你是怎么死的！很简单的原因，就撑着我活下来了。”
最小的妹妹贺黎明去了陕北志丹县插队。“贺黎明要去插队了，给我发了个电报，我就从山西回来了，把家里有用没用的东西塞进了两个大木箱子。”贺兴洲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语气平淡。他一直将贺黎明送到了志丹县。两个大木箱子，一个30多公斤，一个50多公斤，先托运到西安火车站，他再扛到汽车站，托运到志丹县。
因是黑帮子女，贺黎明插队时挨过打，腰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病。那段生活，她再也不愿对人提起。
因为人都散了，和平里五号楼的房子被收回。他们从此离开了这里。
平反
两年后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1974年9月29日，中央发出了25号文件《央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5年6月9日，贺龙去世六年之时，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带病主持，见到薛明时，满面泪水地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在贺龙遗像前，他深鞠了七个躬。
但对于中央的平反通知，薛明持保留意见。通知说：“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在提到去世原因时，只简单地写了“因病逝世”。薛明表示，前者是在为林彪等人开脱罪行，后者隐瞒了贺龙被迫害致死的真相。
“当时四人帮还在，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好了，主席和总理是尽心了。但我妈妈就是不接受这个文件，她要为父亲彻底平反。”贺晓明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林彪事件之后，薛明被周恩来接回北京，暂住南锣鼓巷的一处小院。一天，她在家里接待了一位王姓护士。当年在西山“新六所”时，此人曾奉命收走贺龙的药物，并对他们苛刻以待。“他让我妈妈向他所在单位反映，说他在西山，没有迫害我爸爸。我妈妈很生气地批评了他。她说，你说的和当时的事实不符合，你知道他有糖尿病、缺钙、感冒、摔跤那么多次，还收走我们的药品，你一个医务人员没有尽到责任嘛！”
1979年3月2日，薛明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军委秘书长耿飚写报告，请求在贺龙83岁生日前后，发表她写的追忆贺龙的文章《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同时请求中央对1974年的贺龙平反报告重新斟酌。
3月29日，《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都刊发了薛明的追忆文章。中央指示，成立由总政保卫部牵头的联合调查组，对贺龙在被迫害到死亡期间的医疗情况进行调查。
三个月后，中央保健委员会组织专家对贺龙的治疗经过进行了详尽分析，结论是：由于“在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的糖尿病恶化，引起一系列并发症而死。
1982年10月16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重新为贺龙的历史问题和死因作结论，彻底为其平反。《决定》写道：“1969年6月8日，在贺龙同志病情恶化后，林彪、江青一伙不但不采取应有的抢救措施，反而使用了促使其病情恶化的卑劣手段，致使贺龙同志于1969年6月9日含冤逝世。”《决定》宣布，撤销1974年的《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2009年6月27日，按照贺龙生前愿望，经中央批准，薛明带着孩子们将其骨灰迁往他的家乡湖南张家界贺龙公园安葬。
2011年8月31日，薛明去世。贺晓明姐妹向中央申请获批后，将父母合葬在了一起。
贺晓明在北京北新桥家中 摄影｜李强
在位于北新桥附近的院子里，贺晓明为父亲设了一个纪念室，里面陈列着父亲的遗像和一些老照片。她还搜罗父亲用过的老物件，专门辟出一个角落，还原了父亲的工作环境：一盏落地灯，一席单人沙发，和一个放着毛泽东著作的小边桌。家人每天都会泡杯茶，放在桌上，就好像他仍在那里，陪着他们，给他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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