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西花厅工作的第二年起，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年代。周恩来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肩扛着行将倾倒的大厦。

长年的超负荷工作与抵挡明枪暗箭，终于把他整垮、累倒了。

1972年5月12日，在为周恩来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在显微镜高倍视野下发现了4个红细胞。啊！4个红细胞，竟然有4个！我的心里为之一怔。一般认为，男性尿常规检查发现4个红细胞虽是多了点，但亦不一定有何特殊意义。不过，问题是发生在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人身上，即使是小问题也就成了大问题。因此，绝不能粗心大意，抱任何侥幸心理。我必须顺着这4个红细胞紧紧地追查下去，弄个水落石出。

文革中憔悴的周恩来总理

在那“特殊”的年月，人民把期望都寄托在周恩来身上，谁都明白，周恩来不能病倒、周恩来不能垮下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岂容马虎。这一小小的信号是否提示他体内确有隐患，心里没有底。

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不敢声张，怕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跟着紧张与惊慌，更重要的是以免惊动邓大姐。

于是，我避开了他人，急忙给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打了一个电话，向他通报总理在尿常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吴阶平听后，不无忧虑地说:“张大夫，你想办法再多复查几次小便常规，建议你们请病理科专家作尿细胞学检查。”

同时，我将周总理的尿常规化验发现4个红细胞，跟吴阶平通电话以及吴院长的建议等情况，向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作了口头汇报，请他尽快将情况及时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以便汪主任掌握适当时机报告毛泽东。

吴阶平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若是对待一个普通病人就好办了，只要叫他每天留小便标本，随时去医院复查便是了。但是，这疾病发生在周恩来身上，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你想要他复查小便，他会刨根问底，向你提出许多个“为什么？”你若没有把握向他解释清楚，令他听了觉得有道理，那你准会碰钉子。周恩来一天到晚，党、政、军各方面的大事，内政外交工作排得满满的，真叫日理万机，绝不可，也不该轻易去打扰他。

那么，怎样才能说服总理接受小便复查呢？这件事使我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真叫伤透了脑筋。过了两三天，我看了一些有关的医学文献，又向泌尿科专家讨教了相关知识，头脑稍微冷静了一点，最终归纳出“说服”周恩来有可能接受小便检查的五点理由:(1)老年人血管硬化，管壁通透性增加，可能使红细胞渗透出血管壁；(2)泌尿系统结石，长期摩擦出血；(3)膀胱内炎症，引起粘膜*；(4)肾脏血管畸形；(5)膀胱内长肿瘤。

尿常规复查与专家会诊势在必行，但不知道这五条“解释”周恩来是否能听得进去，我考虑只好先去讨教邓颖超，必须事先让她理解请她指教。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解释”。

“你是好意，下了不少功夫，但不能太急；他正忙的时候不要去跟他说，说了也听不进去，得找机会。你的说法，我听了没有什么意见。”邓大姐的首肯亦很重要，得到她的支持，起码给了我勇气。

一天下午，我从秘书那里得知总理不外出开会，在家办公。

我耐心地等到了周恩来去洗手间的时机，紧随其后，待他一切都办利索了，到洗脸池旁洗手的工夫，我凑过去抓紧机会发表“演说”:“总理，我向您报告一下这次检查身体的结果。”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道。

我将这次体格检查的其他各个项目都属正常的事先说完以后，再以平和的语气说道:“这次小便化验，发现有几个红血球……”

“有多少红血球？有问题吗？”他未待我把话说完，就接着问。

“有4个红血球。”我边说边注视着他的神情变化，故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因为周恩来曾因我说话太快批评过我。

周恩来懂得不少医学知识，他曾亲自过问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央几位患有恶性肿瘤的重要领导人的医疗问题，如陶铸、陈毅、彭德怀、谢富治等人。对于他们的病情以及后果，他是一清二楚的。

“小便里有几个红血球，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故意提高了嗓门说。

“总理，不是发现几个红血球觉得大惊小怪，应该把尿中发现红血球的原因搞清楚。”我继续解释道。

周恩来平素认为我这个人“好辩”，凡事总想多解释几句。其实，我哪里敢同总理“辩”呀。我心里想的只是要把问题解释清楚就是了。但有时也引起误解，他对我的“解释”认为是“好辩”，或以为我故意顶撞他，这就变“争辩”为“强辩”了；自然，我亦担心他不要把“强辩”再升级为“狡辩”。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并不介意我对他的“好辩”或“强辩”，更没有认为我有意顶撞他。关键问题是周恩来的性格是不喜欢别人一味地对他阿谀奉承，看他的脸色行事，那样的话，他便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了。我这个人是直性子，说话、做事快人快语，决不善观气色、见风使舵，而是讲老实话。

这时，周恩来洗完了手，朝卫生间门口走去，我心想，这一回把事情办糟了。但见他走得比平时慢，好像愿意继续听我说下去的样子。我便接着说:“我们已请几位专家讨论过了，大家认为有五种可能性:第一、血管硬化；第二、泌尿系统结石；第三、泌尿系统感染……”

“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出来。我看，你们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长肿瘤吧？嗯？”周恩来有点不耐烦了，打断了我的话。其实，他这样说倒是一矢中的，切中要害，把问题点破了。

看来，问题已经说开了，我也就大着胆子试探着继续往下解释:“总理，在各种肿瘤中，膀胱癌的恶性程度是最低的，只要治疗得早，大多数可以根治。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膀胱癌的预后情况是这样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根治；另外三分之一病人则会反复发作反复地治疗；其余三分之一病人的后果是……”

“最后那三分之一的病人就是死亡，对吗？”从表面看来，周恩来似乎心不在焉，没有仔细听我“宣讲”什么学术论文似的。其实，他听得很仔细，他未等我讲完，便直截了当地说。

我想，他大概认为一个人只要患了癌症，治愈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况且，在“文革”期间，他曾亲自过问的多位患恶性肿瘤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久拖不治痛苦地离开了人间。若是按照医生的意见，把我周恩来弄进医院里去七查八查的折腾，且不说是否能把毛病查出来，即使查出来也是恶性肿瘤，从根本上说，亦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身体则可能彻底搞垮了。那样，自己吃了苦头还不算，又会误了许多工作，所以他才那样心不在焉。

“是的。”到了这个时候，我只好如实汇报了。

“那么，你说了这么多话，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此时，总理倒是认真起来了。

“专家们希望，要反复多做几次小便化验，方能作出最后诊断。”我明确地向他报告了专家的意见及建议。

这一次，周恩来几乎是笑着说:“原来是要化验小便，你不早说，这有什么难啊，什么时候化验？现在就要查吗？”

“是的，如果有小便，最好马上留下标本送北京医院检查。”

我抓住机会不放。

他转身向抽水马桶走去。我拿起原已准备好的玻璃尿壶请总理留下了少许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尿化验报告单出来了。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细胞”！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三天时间，红细胞数量竟增加了一倍。更糟糕、更令人揪心的事——那要命的“癌细胞”还是出现了！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这九个无法更改的大字，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我们几个值班室里接触到这张化验报告单的人，不论是医生、护士或是其他工作人员，一瞬间，都像是被哪一个妖道使了什么“魔法”一样，大家一动不动无言地愣在那儿，目光都紧盯在这张化验单上，希望自己的眼睛的确是“看错”了。总之，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令人惊悸的事实。但是，此时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满含热泪，有人忍不住抽泣起来，有人忽然间离开值班室奔向自己的房间去大哭一场。

我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尚有许多事急等着我去处理。首先必须将此情况报告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是否先组织专家会诊，具体列出专家名单，同时，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等。

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极为负责，他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来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在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岁月里，“老爷卫生部”已被整垮了，一些高级保健医疗单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们没有真正的上级业务领导部门指导工作。专家队伍中，大多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国的特务”或者是“牛鬼蛇神”等帽子而不能工作了。许多专家已被下放劳动、参加医疗队，一时间，几乎找不到几个专家为中央领导人看病。

这时候，幸有“北京第二医学院”吴阶平院长尚没有被打倒，一直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信任，真可算是“硕果仅存”了。吴阶平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治学严谨，没有一点大专家的架子。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医生都很敬重他，认为他对工作热情负责，乐于助人，且从不借故推托。自然，我们在工作中不仅会遇到业务问题，也会碰上一些同业务不搭界却较难办的事情；我们常常向他求教，他也总是中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我们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结论，打电话通报了吴阶平。

“佐良，你还是多请几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吧，大家在一起再多商量一下，集思广益，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吴院长如是说。

吴阶平提出请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人，一起集中到中南海会诊。

专家们会诊时提出，即刻派专家携带细胞病理学检查的涂片标本等资料，赶赴天津、上海两地，请那里的专家“背对背”会诊(即不告诉病人姓名)。当即决定，由中南海门诊部派一名医生随吴德诚教授一同前去。他们到天津，请虞颂庭，在上海，请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老前辈熊汝成教授等人会诊。

至5月18日，我们将京、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的意见汇总，跟北京病理学专家在看法上没有异议。

最后，为慎重计，我们很快将京津沪三地会诊过的专家都请到北京来，进行了多次讨论，大家对于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疗意见完全一致。

这时，我们同吴阶平等一起商量将周恩来的病情，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叙述了目前病人没有任何症状、应争取尽早治疗的好处，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和疾病发展的不良后果等。

自从说服周恩来接受反复化验小便以来，他很认真，每次去卫生间解小便，都注意叫人帮他留取尿标本作化验。与平时不同的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询问小便化验的结果如何。我认为，这并不是周恩来的疏忽大意，亦不是他对自己的病情不在意。谅必，他已经敏锐地从保健医生及专家的言谈举止中察觉到问题的某些症结。比如，按惯例，保健医生应当主动向他汇报每次化验尿的结果。现在，小便化验已经做了好几次，结果早已出来了，但医生及专家们同他见了面，没有人主动跟他提及此事，似乎有意在回避他。

作为中国共产党政治家的周恩来，他知道正确地对待这件事，不愿难为医生。医疗组成员的心情是极为矛盾的，既不希望周恩来向医生直接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可又希望他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在此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作进一步检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早期膀胱癌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无丝毫痛苦或不适而影响到他的工作及生活，是次要原因。

第一次突然尿血1973年1月13日，正值隆冬季节，农历三九寒天滴水成冰。寒冷刺骨的西北风呼呼地刮了好几天，把天空“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片云彩。这天大清早6点多钟，周恩来批阅完大量文件离开了办公室。按他的老习惯，仍然怀抱着一大摞文件放到卧室床头边。然后，他去卫生间洗漱。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使整个抽水马桶里的水都变成红色，把照顾他生活的当班警卫老张吓坏了。

此时，我在内院东厢房里刚洗漱完毕，吃了安眠药躺到床上。忽然，房间里平时只响几下的电铃呼叫声，此时“吱、吱、吱吱……”持续不停地响了起来，紧接着，我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来到我的房门外，随后是一阵“咚咚，咚咚”的敲门声。我只说了声:“请进！”老张已推门进来了。

只见老张神色紧张，气喘吁吁，手里举着玻璃尿壶。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他高声嚷道:“张大夫，你瞧，这下子可糟了，小便全红了！怎么办？你快去吧，总理正在卫生间里等着你呢！”

我急忙穿衣起床，拉开了窗帘，室内亮堂了，看到老张举着尿壶的手在抖动，玻璃尿壶中有大约二百多毫升的鲜红色血尿在晃动。

“总理怎么样？他说了什么吗？”我一面穿衣服，一面急切地问道。

“你快去卫生间吧，他在等你哩！”他说完话，便独自走了。

我赶紧追出房间去，紧跟在他后边一路小跑来到总理身边，他正穿着睡衣，平静地躺在大沙发上等着我。

我见了总理，简单地问道:“我看到了血尿，您排尿时有没有特殊的感觉，身上有无不舒服？”

“没有特别的感觉。”他说。

这时，我看出来，他还是有点紧张。他说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非常严肃的样子，眼睛不看我，而是盯着天花板。他违反“常规”地没有问我为什么会有血尿——这样一个通常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问题。

我见周恩来不再说话，我也不愿再引出别的什么叫我难以应答的话题。我觉得此时此刻说什么话均是多余的，没有任何意义，倒不如请他早些上床睡觉。于是，我向他建议道:“您先服一点安眠药睡觉，我马上请吴阶平院长和卞大夫来，一起商量诊断及治疗问题。”

“好么。”周恩来只说了两个字。当我要离开时，他从沙发上起身，说:“我要解小便。”

我立即扶他到抽水马桶边，并拿着玻璃尿壶去接尿，玻璃尿壶里大约有几十毫升鲜红色血尿，不，那是鲜血。泌尿科临床医生称此为“全程血尿”，即整个排尿过程中排出来的都是血尿。另一些病人，他们排尿开始时排出的是颜色正常的小便，到排尿行将结束时排出的尿呈“鲜红色”，专家们称之为“终末血尿”。

看来，对于“膀胱癌”这三个字，再也无法跟周恩来捉迷藏下去了。周恩来患早期膀胱癌，只要不及时治疗，血尿是迟早会出现的，这本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是，今天早晨突然出现了血尿，我又亲自用玻璃尿壶接下了他排出的鲜红色尿液，预料已成为事实。此时，我的心里相当紧张，尤其在见到周恩来那种难以名状的无言，又似有点苦涩的神情，我感到很难过。

周恩来解完小便回卧室去睡觉。见他未向我提什么问题，亦没有话要对我交代，我即吩咐护士给他加服止血药、镇静药和防止发作心绞痛的药物；若他在睡眠中醒来有何不适，或是起床解小便，都要叫醒我去观察病情。

因为是清晨，估计吴阶平院长尚未离家到单位去，我向护士交代完事情，马上出来给吴院长挂通了电话，将清晨发生血尿等一切情形，简短地向他叙述了一遍，并商定派汽车接他到西花厅来。吴院长听后很焦急，希望立刻亲自来看望周恩来。

吴阶平院长是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不仅熟悉我们的保健工作，并且对党中央许多领导人都很熟悉，我们同他讨论任何问题可以直截了当，不必有何忌讳。

吴阶平、卞志强和我，对周恩来的病情都是清楚的，可能预见到的各种病情变化及其可采取的相应措施都有预案；有关情况，我们也曾在1972年5月向党中央作过口头与书面报告。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问题是，根据今天早晨周恩来发生血尿的情况，立即提出请求，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汇报，同时写一份书面报告呈中央各有关领导同志，希望周总理能尽早住院治疗。

清晨，邓颖超起床后，待她从盥洗室里出来，我们立刻向她报告总理的病情变化；向她说明，一旦出现血尿，就再也无法对总理隐瞒病情了。我们告诉邓大姐:已经将情况与当前的应急措施通报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方面是让她了解真实情况，同时也为听取她的意见，想得到她的理解与支持。

“这几天，总理实在太累了，应该让他多睡几个好觉。”邓颖超听完了我们的汇报后，镇静而又不无忧虑地说。她没有表示其他不同的意见，我们随即告退出来。

我们一方面等待上级对医疗组所写报告的批示，同时通过有关渠道打听和吁请中央尽快批复医疗组的“病情报告”。

吴阶平提议，由卞志强报请党中央批准，邀请全国最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泌尿科主任熊汝成教授、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泌尿外科虞颂庭教授、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教授、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心脏内科专家有刚从上海调来北京阜外医院的陶寿淇、协和医院心内科方圻教授；我国麻醉医学权威、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商德延教授，以及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教授；普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等十余人到北京集中，共同会诊，讨论诊疗方案。我们尽力采用内科保守疗法维持，居然又勉强地拖了一段时间。

一直拖到了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才有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当时出于保密考虑，故没有让他住医院，而是安排他住在玉泉山进行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这次膀胱镜检查发现肿瘤比预先设想的情况要好，肿瘤只有公分直径，呈绒毛状，很表浅，因而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只在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

但是，已经75岁高龄、身患癌症而且持续尿血的周恩来，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两个多月后才去玉泉山治病。可他治疗后只休息了近两周左右时间，便返回西花厅不停地忙碌起来了。

自然，周恩来也确有他的难处。原先，周恩来几乎每天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同广大人民及海内外朋友见面。此时，忽然间，周恩来“失踪”近两周音讯全无，有谁知道他去了玉泉山治病呢？尤其在那样的年月势必引起海内外舆论界议论纷纷。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猜测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外交部与联络部以及对外友协等外事部门向中央提出请总理接见外国贵宾的报告不断地传到周恩来值班室。周恩来在玉泉山呆不下去了。

4月上旬，周恩来借日本相扑队来华访问，在东郊体育场进行首场表演的机会，从玉泉山下来直接驱车到体育场接见、观看表演与对外亮相——周恩来没有倒，让人民高兴，请朋友们放心。

周恩来对于这一次治疗十分满意，在5月份，他于百忙中抽时间愉快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设晚宴——“烤鸭席”款待专家、医生及护士。席间，周恩来和邓颖超多次起来举杯祝酒，向大家表示感谢。

但是，在给周恩来治病过程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往往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工作忙、离不开是常有的事；但周恩来挨整，是我们谁也想不到的事。

因此，按照医疗组制订的治疗方案，在这次电灼术以后，膀胱粘膜表面肉眼所见肿瘤确实都被烧掉了。但是，为了巩固疗效、防止复发，待电灼伤表面痊愈之后，应当定期进行膀胱内化学药物灌注治疗。原定每星期灌注两次，后来却因种种缘故，使化疗未能按预定方案进行。专家们着急也没有用，周恩来和邓大姐也都清楚，整个化疗只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着……

政治局开会对周恩来进行“帮助”，工作人员不满，私下议论:“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要说“文革”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周恩来在“文革”期间拼命工作、苦撑危局，他已经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

1972年6月份，原先，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总之，无论是内政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使得周恩来一年到头、日夜忙碌不堪；忽然间，他却整日闷在办公室里写起“文章”来了。他一不接见外宾、二不出席任何会议，连西花厅的大门都不迈出一步，他趴在桌子上整整写了十来天。当然，其时我并不知道总理在写什么。

周恩来由于长时间坐着办公，两腿下垂活动少，故肿得很厉害，从足踝部起一直肿到膝盖以上部位。因日夜埋头写作，睡眠不足，上下眼睑和整个面部都虚肿了。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着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

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扣好每一个钮扣，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写“文章”的日子里，成天穿着那件淡蓝色条子的毛巾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大家心里都很难过，不知道总理为什么心情如此沉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周恩来的事，我们不知道就只能是不知道，有谁敢去打听个究竟。当然，我们即便是知道了些什么，肯定亦帮不了他的忙。

8月的北京正是酷暑难当，一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中组部、中联部、中调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开会，由他给大家讲建国前的“党内六次路线斗争史”。

那次会议允许中央负责同志的随员旁听，我亦有机会听了总理的讲话。我对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不太熟悉，加之，会议中间我要去为总理做事，周恩来讲话时间比较长，讲了好几个小时，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那开场白的大意。

“今天，我请大家到这里来，是想跟你们讲讲我们党内在历史上几次重要的路线斗争。有‘左倾’错误，也有‘右倾’错误。这个问题，不久前，我在京西宾馆已经讲过一次了”。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讲话中，他不断地作自我检讨与自责。

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不少老革命，他们熟悉党的历史。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这长达三个多小时的会议中，对周恩来的检讨、自责甚至自贬过多感到不甚理解，心里也不好受，因而会议开得较沉闷。我在那个会场里只不过是个小字辈，更理解不了周恩来花了那么大的精力作准备，召集这样规模的会议来专讲“党内路线斗争”，且主要是自我检讨，……心中不甚了了。

其实，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处境不太好，比较孤立，周恩来一直是想方设法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及领导地位。现在，周恩来为什么要面对党中央直属单位负责同志对那一段历史独自承担起责任呢？我迄今也难理解他老人家当时的心情，为什么要那样做，难道他有压力？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对于周恩来处理对外事务等问题上表示出极为不满的意见，同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云云。

于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在11月底12月初召开会议批评对周恩来的所谓“错误”。

毛泽东一言九鼎，此话一出，江青一伙立刻感到这千载难逢整周恩来的良机不可失，他们狠狠地整了周恩来十多天。

会议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出入会场，专为会议服务的人员都经过挑选和特殊的交代。但正如俗话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保密再严格，总有少数知情者、周恩来的同情者与江青一伙的反对者。

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

“这哪里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她刚从东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嘘唏声，一会儿便抽泣起来了。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跑过去把服务间通向外边过道的大门关上，又回过来劝她:“我们都是为首长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有做好本职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们管不了……”我想以此劝她不要哭。

“张大夫，我实在看不下去呀！”

“我理解你，快擦干眼泪，一会儿你还要进去工作呢。”

我担心她的哭声一不小心被外边的人听到了，对她和我都不利，说不定还会连累更多……真不敢往下想。

人总有良知，大多知道好歹。一个人从幼童时代刚刚能看懂电影那时起，就常会向大人提问:“这个是好人吗？那个是坏人吗？……”他们从一开始便“自觉”地学习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

我在工作间里为总理用开水加温中药汤剂，请服务员送进去。我好容易把那个抽泣的给劝住了，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丫头。她便是前面提到过的，被江青诬指投毒害她的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忙着为人民操劳。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红葡萄酒庆贺干杯呢！我真不明白，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她轻点声。她又说:“张大夫，你不用害怕，我说话，我负责，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我不怕坐牢……”我的确服了她了。这广西妹子真的吃了豹子胆。自然，就像后来她也跟我说过，她不是不害怕，是豁出去了。她恨江青，敬佩周总理，出自内心地感激总理对她的关怀。周恩来在最危难的时候保护过她，可以说是救了她的命。

江青患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常常出虚汗，一天到晚不知要换多少次内衣。护士身上背的大背包里塞满了汗衫与毛巾等物，因更换过勤，一时干不了，她就到工作间来用电熨斗为江青熨烫内衣，所以我才见到了这心地善良的姑娘。

她们都同我一样，是一些为领导人服务的普通工作人员。她们说的话是有道理的，是正义之声，引起我的共鸣。可在那无法无天的岁月里，你有理，能同谁去理论呀。我们只能做好分内之事，不要再给总理添麻烦了。

在批判周恩来那些严厉的日子里，人说“世态炎凉”，此话一点不假，我有切身感受。原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每次开会的时间与地点由他确定后通知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总提前几分钟到达会议地点，有的领导人也提早赶来向总理请示问题或汇报工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总理经常留下个别人谈话。在他情绪好的时候，他还会抽时间在大会堂东大厅里小憩，或同服务员聊聊家常，打一会儿乒乓球；有时还在那里吃完夜宵才回西花厅办公。

在周恩来挨批期间，却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待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会场去。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还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现在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迎面相遇也要表现冷淡，大概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吧？！

我们，作为周恩来的随员的处境，也就今非昔比，可想而知了。

过去，只要首长们在一起开会，秘书、警卫、医生及护士等相互见了面，大老远的就热情地喊着打招呼、开玩笑、拍肩膀等。一到吃饭时间，大家吆喝着一起冲向食堂，都往一张桌子上凑，吃饭时有说有笑。现如今，只有我们“周家”的人自己聚在一起，默不作声地吃完饭便走开。多数领导人的随员见到我们或低头而过，或扭头避免互相目光接触而觉得尴尬。即使擦肩而过，也不理睬我们。我觉得，他们不一定都是些势利小人，主要是怕沾边。那年月，真有点吃不准，今天是首长，说不定明天可能被打倒，甚至去了“秦城”。即使是随员，也可能“沾点光”。所以，大家互不理睬，少惹事也是可以理解的。

一天夜间，我和警卫科长老张随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回到西花厅，老张神色不安地跟我说:

“佐良啊，咱们得有思想准备，说不定哪一天，给咱们戴上手铐，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了，连家里老婆孩子都不知道！”

我认为老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并非杞人忧天。当时，谁也说不准形势发展的结局是什么样的呢？我听后只好默然不语。我的心里也很担忧，可知道担忧是无用的。我只能抱着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的心态等着瞧。

在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很少，其他会议也不多。他的心情自然不会好，成天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独自呆在办公室里，吃饭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使西花厅的气氛异常沉闷。

平常西花厅的纪律很严，保密观念强，没有“小广播”，没有小道消息。但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大家察言观色，总能摸到点“气象”变化的信息。这种沉闷的气氛也影响到工作人员的情绪，一个个心事重重，相互见面打招呼时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几句。秘书与服务人员因不跟随总理外出，他们了解得更少，我们也不敢对他们议论。有谁会想到，这堂堂“总理府”里，人们日子过得竟是这般凄凉。

“文革”期间整中央高级领导干部时常用的撒手锏便是给你扣上一顶“路线斗争”的帽子。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的十多天里，江青提出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诬陷周恩来是“迫不及待”(要夺毛主席的权)……犹如当年搞“二月逆流”的手法那样去激怒毛泽东。总之，江青一伙耍尽各种卑劣的手段企图整垮周恩来。

毛泽东不断听取会议进展情况汇报。当他得知会上情况后立即出面干预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至此，毛泽东对会议下了结论，这出“戏”只好收场。

挨整的日子，正是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时候。此时最关心总理健康的是叶剑英元帅。他只要见到了我们总会主动询问:“这两天小便的情况怎么样？胃口好不好，晚上睡眠还可以吗……”有时候，叶帅把我拉到较为僻静的地方这样深情地探问。

政治局会议散会后，叶帅常在离开大会堂时找到我，他不说什么话，只是用力握一下我的手，或者轻轻地拍一下肩膀便走开了。

这种时候，尽管叶老帅没有同我说一句话，但我仍很激动，心里总觉得热乎乎的。这是老帅出自内心的对周恩来的真情啊。因为在周恩来挨整的日子里，叶帅也“沾了光”——批评他“军委不议军！”他在会议上也没有少挨批。

还有纪登奎同志，他也常主动关心总理的健康状况，见面时会悄悄地问一句:“怎么样？还好吧？你们辛苦了。”

这几位中央领导人，对周恩来的病情格外关心。在那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下，能主动表示对总理健康情况的关心，就很不简单了。一般的人，起码也得同你保持距离。

另外，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在周恩来挨整时，明显地表露出对总理的同情，对江青等人的愤恨以及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在周恩来逝世后，遗体安放在水晶棺里，从北京医院送到了八宝山公墓，当火化工人要将总理的遗体送进火化炉的时候，也就是这些曾经为周恩来长期服务过的大会堂工作人员、医生及护士……他们真像“疯”了似的，扑到水晶棺前哭得死去活来，护着棺盖不让火化工人接近水晶棺。其情景可撼日月。

来源：央视网、凤凰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