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史稿》组建兵团、兵团知识青年

●1969年１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建立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批示》。

●1969年5月7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呼和浩特市举行成立大会。

1968年下半年，北京军区、内蒙古革委会、山西省革委会等单位经过协商，决定撤消华北农垦兵团，正式组建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很快成立了以滕海清、吴先恩、权星垣、刘华香、倪子文、刘大礼、李惠民、雷代夫、刘延博、马亚夫、郭贤为成员的兵团筹建小组，下设组织筹备、生产规划、物资筹备３个小组，由华北农垦兵团政委倪子文主持筹建小组的日常工作。

1968年11月27日，倪子文在向北京军区党委汇报组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情况时提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计划建立６个师，每师10个团，每团10个连；1969年先组建一、二、六师，设置20个团（一师５个团，二师10个团，六师３个团；另在四、五师地区各建１个团，暂归六师领导）。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初期组建计划很快得到了北京军区和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的同意，并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1969年１月24日，对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说是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日子。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建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下发的中央文件上，有毛泽东的批示：“照办”。

根据中央的精神，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筹建小组很快调集人员，开始实施农场接收、物资调配及人员编配等具体工作。

1969年1月30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筹建小组制定了《关于接收人员的几项具体条件》，明确提出了以下要求：

根据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和任务，在接收人员时必须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严格政治条件，在原则上应是符合民兵条件的方可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具体条件是：

总的原则以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为主体，年满16周岁，身体健康，作风正派，家庭和本人历史清楚，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知识青年均可参加生产建设兵团。

为了保证生产建设兵团人员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纯洁，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均不接收。

1、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本人表现不好者；

2、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子女；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直系亲属被镇压者；有海外关系或社会关系复杂而不清楚者；

3、本人身体健康条件不适合参加农业生产或有严重慢性疾病和传染病者；

4、本人道德品质败坏或思想反动者。

如本人隐瞒上述问题而被接收者，在３个月内发现有问题时，退回原单位。

男在45岁、女在4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者；在政治上问题已弄清楚，而不属于敌我矛盾者可以接收。但正在揪斗或问题尚未结论，或问题介乎两类矛盾之间而有危险性者，则不予接收。

在“挖肃”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对原场职工进行审查整顿，凡符合兵团接收人员条件者，一律编为兵团战士。政治条件较好但年老病残者可编为兵团职工。发现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和现行反革命活动而又不够判刑条件者，家在农村的可退职返乡交当地群众监督劳动；家在城市的可留在兵团，分散监督劳动。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筹建小组还统一印制了准备用于招收城市知识青年的通知书，通知书套红印有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正文只有寥寥数语：

内蒙古兵团能否迅速搭起架子，干部是最重要的因素，兵团筹建小组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调配干部的工作。

为实施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工作，北京军区迅速在所属各部队中展开动员，调集现役干部3266人前往兵团任职，并将5454名复员转业军人派往兵团。筹建各师、团的基层组织很快搭建起来。当时受命前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干部崔书贵的回忆，有助于我们了解兵团初建时干部调配的情景：

那是1969年初春，在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了，由各驻军抽调各级现役干部，组成内蒙兵团、师、团、连的建制。正副连长、指导员、军医以及团以上机关的干部都由现役军人干部担任。当时给我的任命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后勤处物资助理员。接到命令第七天，也就是1969年２月18日，就从河北省会石家庄发专列到内蒙古。河北省革命委员会领导刘子厚、石家庄驻军首长徐信、阎同茂及有关处长一行，登上列车与我们一一握手送行。站台上有很多人敲锣打鼓送行，车厢上贴有“屯垦戍边”、“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扎根边疆干革命”等标语口号。当时我们的心情都很激动，不知是留恋战友，还是留恋家乡，很多人流下了泪水。车到丰台站，北京卫戍区也有很多去兵团的干部上车，并挂了几节软卧车厢，兵团的师首长大部分都乘软卧。第二天途经呼和浩特、乌拉特前旗、临河等站，下去了很多兵团干部。第三天清早我们到了磴口县，全团乘３辆汽车经过几十公里的沙漠地带，到了驻地包尔盖。我们五团驻地是原兵团司令部所在地，虽是一片土坯房子，但基本设施都有，如医院、邮电所、门市部、粮食加工厂、酱油醋作坊、办公室、居民宿舍等。下属８个连队是原兵团作业区，最远的离团部８公里，大都在方圆４公里范围内。每个连队都有100多名职工，加上家属全团大约3000多人……13

崔书贵所说的原兵团，是指1966年由内蒙古军区筹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69年北京军区派人接收后，组建成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师的一至六团。

有些现役干部，是被部队“卸包袱”，打发到兵团去的，一师四团后勤处的机运助理员曹荣之颇有体会：

在那“史无前例”年代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一夜之间，父亲从职员变成了反动资本家，弟弟被打成“5.16”分子，使我这个在1951年十五岁就参军、已有十八年军龄的现役军人，预感到即将被淘汰。果不其然，春季刚过，后勤部长、政委一起找我谈话，要我按“伟大战略部署”到内蒙古阴山脚下带领知识青年屯垦戍边，美其名曰“寓兵于农”。既然是“伟大统帅”的“1.24批示”，作为军人只能绝对服从。几天后我便和其他同志一起启程到内蒙古巴彦高勒市，再换乘军用卡车颠簸大半日到达太阳庙林场，同车到达的还有北京民航系统下放的几十位技术干部。

从首都北京到北疆沙漠，是我一生中的巨大转折，是再教育，还是改造？漫漫长夜，我辗转反侧，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我想得最多并聊以自慰的却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深知自己因出身成份“高”，社会关系复杂，参军十八载都未能加入党组织，更需要在广阔天地千锤百炼，脱胎换骨。

艰苦的环境，给现役干部上了第一课。一师四团政委陈学田，曾被沙漠中的“小咬”折磨得焦头烂额、痛苦不堪，至今仍对“小咬”念念不忘，他写道：

艰苦环境，军事生活，繁重的劳动，友爱与奉献精神的综合，构成了内蒙兵团“屯垦戍边”事业的主旋律，组成大的乐章，也要加上个把小插曲，沙漠中的“小咬”就是一例。

提起“小咬”，在我们四团很有些名气：它能“一见如故”，“热情”接待每一个大江南北的来客，又“一往情深”，“亲密”地穿梭于你我之间，日夜相随，年年相伴。凡是到过乌兰布和沙漠的人，不论你对“小咬”多么讨厌和憎恶，也不管你如何拒绝它的“莫逆之交”，它还是满不在乎，非要同你结成“不解之缘”。

现役军人的工作效率，是颇值得称赞的。1975年８月，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有过这样一段评价：

1969年初，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条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组建起一个兵团，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成绩。1969年２月，北京军区召开了干部会议，布置了给兵团调配干部的问题。３月初，几千名现役干部就到达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接到命令就行动，打起背包就出发。有的在支左岗位上，有的在南方接兵，在接到通知赶回部队后，领导一谈话，有家的不回家，生病的不治病，第二天就出发了。有的刚刚从国外回来，也愉快地来到兵团工作。去东乌旗乌拉盖六师的同志们说：“这个变化可不小，由零上40度一下变到了零下40度。”现役干部同内蒙调配的地方干部在一起，就在这样很短的时间里，迅速组建起了4个师、几十个团和几百个连队，很快接来了30000多名城市知识青年和5000多名复员战士。这种革命化的战斗作风，是值得赞扬和学习的。

按照预定部署，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筹建小组首先完成了接收原华北农垦兵团人员的工作。

华北农垦兵团自1966年２月组建，由杨世明任司令员，倪子文为政委，兵团机关驻在山西省大同市花园屯。华北兵团先后设置了12个团，分建在山西省山阴、阳高、天镇、朔县、大同、应县等县市境内，十一团建在河北省境内，另在晋南地区设立了１个团。

1967年12月，华北兵团六团、九团和十团撤消。1968年10月，北京军区把十一团移交给了天津市。1969年１月，根据北京军区的决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接收华北农垦兵团一团和七团，其他各团的人员由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收。

1969年１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了有关单位领导参加的交接工作会议，华北兵团的全部现役干部和大部分复员军人、知识青年均调往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据内蒙古兵团筹建小组的统计，华北兵团实际调往内蒙古的人数共计3053人，其中现役干部339人，复员军人407人，知识青年1823人，地方干部38人，老工人446人。

交接工作结束之后，这三千余人很快分批离别山西，奔向北疆。被改编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人们，心情似乎是愉快的，原在华北兵团三团一连的刘怀文回忆道：

1969年２月初，华北农垦兵团（也就是山西雁北地区13个县的国营农牧场）宣布解散，现役干部、复转军人、城市去的知青一律奉命编入新成立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我们阳高县的三团一连除原场老职工以外的120多人全部刻不容缓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车，来不及告别亲人，来不及春节与家人团聚，千里迢迢奔向北部边疆。

这里比我的想象要好得多，比我们原华北农垦兵团条件优越，这里房子漂亮，不吃粗粮，空气清新，阳光明媚，天空总是瓦蓝瓦蓝的。在华北兵团时，吃顿馒头比吃炖肉还香，而这里想吃玉米面没处买去。至今我仍不明白为什么华北农垦兵团那里的天空总是浑浊不清的。

华北农垦兵团的人，主要被安置在地处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白彦花的中滩农场，后改建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七团。

华北农垦兵团资金和物资的接收工作，到1970年才结束。移交给内蒙古兵团的资金（包括固定资金、流动资金、专用资金、基建资金等）共计779358元，大小车辆12台，大米37810斤，粮票277197２.7斤。

在安置原华北兵团人员的同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筹建小组接收了内蒙古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总校及各分校，原内蒙古军区筹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人员，也归入新建兵团之内。

对内蒙古自治区原有国营农牧场、劳改农场的接收工作也迅速铺开。1969年3月25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生产建设指挥部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联合发出了《关于划归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的部分国营农牧场、劳改农场有关财产财务交接办法的通知》，决定将下列单位移交给兵团：

1、乌海劳改农场——二师十一团、十二团

2、中滩劳改农场——二师十七团

3、建丰劳改农场——二师十五团

4、狼山劳改农场——三师二十二团

5、临河劳改农场——三师二十一团

6、乌拉特安置农场——原由二师十三团接收，后交给二师十九团

7、苏独仑国营农场——二师十四团

8、东方红种羊场——二师十六团

9、乌梁素海水产局——二师十九团

10、锡林郭勒种畜场——三十一团（由六师代管）

11、高力罕牧场——四十一团（由六师代管）

12、乌拉盖农牧场——六师五十二团

13、哈拉盖图牧场——六师五十一团

14、宝格达山林场——六师五十五团

15、贺斯格乌拉牧场——六师五十三团

《通知》要求交接工作必须在4月底以前完成，并对交接原则、交接范围和交接手续等做出了具体规定。《通知》强调交接工作要照顾全局，注意团结和有利于发展生产，在交接双方共同组成的交接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之下，由原国营农牧场、劳改农场的革委会、军管会、军管小组和建设兵团所属各团筹建小组共同组成交接小组，具体实施交接工作。以1969年１月1日为期，被接收单位的生产和财务活动由生产建设兵团负责。

此后不久，下列单位也决定由兵团接收：

1、乌拉特前旗造纸厂——二师十三团

2、巴拉亥林场——三师二十三团

3、满都宝力格牧场——六师五十四团

4、包头新生砂石厂——二师十三团

5、包头新生阀门厂——二师十三团

6、包头农药厂——二师十八团

7、包头农牧机械修理厂——二师十八团

8、包头共青农场——二师十八团

此外，兵团还要组建4个医院、3个师拖修厂、4个师被服厂，并且筹建兵团化纤厂、煤矿、乳品厂等厂矿。

接收和组建工作任务繁重，时间紧迫。按照兵团筹建小组的调查，在乌梁素海地区将被兵团接管的5个劳改农场和１个劳改煤矿中，尚有在押犯人4494人，就业人员11218人；原民政系统管理的收容农场，人员是来自全国22个省份的盲流，大部份需要重新安置。兵团组建工作大规模展开后，急需干部和大量的骨干。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很快做出安排，抽调了一些干部协助北京军区人员工作，并在几个月内陆续将拟交兵团的劳改单位中的在押犯人送往内地，遣散了大部分就业人员。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系统，采用兵团-师-团-连队的体制，不把营作为常规建置。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将兵团直属机关设在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内，原内蒙古党校大院被兵团接收，作为兵团机关的所在地。

1969年年初，北京军区任命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主要领导干部。

司令员：何凤山

第一政委：暂缺

第二政委：倪子文

副司令员：杨世明、康银寿、包盛标

副政委：李植林、朱世钧

兵团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各部的建置是：

司令部，下辖作训处、军务处、生产处、基建处、管理处及直属警卫排。

政治部，下辖组织处、干部处、秘书处、保卫处、宣传处。

后勤部，下辖卫生处、机运处、财务处、军械处、供销处。

1969年5月，成立了由以下人员组成的兵团党委：

何凤山（党委书记、常委）、倪子文（党委副书记、常委）、杨世明（党委常委）、康银寿（党委常委）包盛标（党委常委）、李植林（党委常委）、朱世钧（党委常委）、董儒强（党委常委，司令部参谋长）、李惠民（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张旭之（党委委员，下同，司令部副参谋长）、孟庆祥（司令部副参谋长）、李中飞（政治部副主任）、陆国祯（政治部副主任）、刘耕（后勤部部长）、郭贤（后勤部副部长）、庞德运（一师师长）、张振华（一师政委）、孟昭贤（二师师长）、田益国（二师政委）、张绍喜（三师师长）、李永森（三师政委）、郑东明（六师师长）、高汉杰（六师政委）。

同年10月30日，中央军委又任命刘义荣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赵强为副政委。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实际组建了4个师，24个团，246个连队。

一师师部设在巴彦淖尔盟磴口县巴彦高勒镇，下辖一至六团。

二师师部设在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旗乌拉山，下辖十一至十九团。

三师师部设在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下辖二十一至二十三团。

六师师部设在锡林郭勒盟东乌旗东风镇（乌拉盖农场），下辖五十一至五十四团，暂管三十一、四十一团。

各师直属机构包括政治部、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保卫、干部、直工科，司令部下设作训、军务、生产、基建、管理科和直属武装连，后勤部下设供销、机运、财务、军械、卫生科和农机厂、被服厂、物资站（供应站）。

新建的各团，均由兵团任命了团长、政委、副团长、副政委。团部机关下设与师直机关相应的职能部门和卫生队、军人服务社、运输队、兽医站、仓库等。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也有一些特殊的营级建置，如各师直属的基建营、直属营级厂矿等。工业团的大厂（两个连队以上），也建立营级的厂部。营设营长（或厂长、矿长）、教导员及其副职。

连队是兵团最基层的组织。连队下设排、班，组织机构如下：

连部：连长、副连长

指导员、副指导员

军医卫生员

司务长、上士、炊事班长、战士

文书、通讯员、保管（统计）员

排：排长、副排长

班：班长、副班长、战士

新组建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的：

（1）现役军人

现役干部分任兵团各级主要领导职务。除干部外，还有极少量的现役战士，充任兵团、师首长的警卫员及在兵团直属警通连内承担警卫、通讯工作。

（2）地方干部

地方干部大多是原地方农场的管理干部，有少数人是在兵团建立以后，为支援兵团建设而从地方单位调入兵团或兵团接收的“内蒙古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干部。地方干部的政治地位一般低于现役干部，虽参与领导，但始终处于“协助”地位。

（3）复员军人

复员军人大多数是党、团员，到兵团后，成为国家正式职工，俗称“老兵”。他们的原籍多数在农村，生活比较艰苦，所以愿意到兵团来。他们到兵团后不久，纷纷把家属从农村接出来，在兵团做临时工。后来兵团为这些家属解决了“农转非”（把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问题，有些人的家属还解决了就业问题，也成为兵团的正式职工。

（4）原农场职工

这部分人的构成最为复杂，主要是当地的农工、牧工，还包括少数的“劳改释放就业人员”。对后一种人，知识青年在背后称之为“二劳改”、“老改”，他们的政治地位最低。由于兵团还接收了7个农村人民公社，所接收的公社社员依然按集体所有制方式进行管理和分配。

（5）知识青年

知识青年主要是大、中城市中66至69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年龄在15至22岁之间。也有少数城镇或农村青年，通过各种关系加入兵团。知识青年被称为“兵团战士”，是兵团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也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

到1969年８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后３个月，兵团的总人数已达62278人，其中现役干部4366人，地方干部1567人，下放干部535人，复员军人5354人，原场职工5103人，知识青年45681人，另接收了中专毕业生772人。

1966年５月７日，毛泽东就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些话当时被称为“五·七”指示，每年的５月７日都会有一些纪念活动或专门报道，宣传工、农、兵、学、商相互结合、互相学习的途径和意义，变成中国的一个小政治节日。生产建设兵团本身就是军、工、农和青年学生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自然是与“五·七道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无怪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把正式成立的日子定在了1969年５月7日。

1969年4月11日，兵团政治部向连以上单位发出了《关于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大会的通知》，《通知》宣布：

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宣传、贯彻、落实“九大”精神和光辉的“五·七”指示精神，广泛深入地宣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亲自批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重大战略意义，更好地教育兵团全体指战员圆满完成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从而加速兵团的各项建设，决定于1969年５月7日在呼和浩特市召开隆重的纪念毛主席光辉“五·七”指示发表３周年以及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大会。

按照《通知》的规定，参加大会的代表以师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师、团均派军、政首长各１名参加大会，连级单位亦要派１名主管干部和２名战士代表；每个师组织１个宣传队，并要准备相应的文艺节目；代表们要带着毛主席像、语录牌、红旗、锣鼓及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章等参加大会。除了在呼和浩特举行庆祝活动外，各师、团和连队也要召开庆祝大会。

成立大会如期举行，何凤山司令员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和光辉的“一·二四”批示的光辉航道，坚决实现“九大”提出的战斗任务，把兵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报告。

为庆祝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内蒙古日报》在1969年5月8日不仅有《我区各族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我们最敬爱的为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组建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专题报道和兵团成立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还特别配发了《在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大道上前进——热烈祝贺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社论。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还于1969年3月编印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宣传提纲》，20对兵团成立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和根本任务等作了简略说明。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的消息，由于保密的原因，《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并未报道。但是，地方报纸的宣传已经足够了，美国、原苏联等国家注意到了兵团存在的事实，并开始对生产建设兵团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行研究和评估。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席卷全国的狂潮，新建生产建设兵团在大、中城市的“招兵”，自然成为狂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兵团召收知识青年的工作，大体上是按照国家的计划安排进行的，并得到了北京、天津、上海及其他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机构的大力协助。“招兵”的程序，与黑龙江等兵团一样，有组织落实、动员、报名、体检、政审、录取、准备衣物、集体启程等步骤。22对准备上山下乡的中学毕业生来说，去兵团比到农村插队更有吸引力，因为生活待遇有保证，组织系统有人管；更重要的是生产建设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大多数年轻人对紧张严肃的军事生活抱有幻想。而家长们把孩子交给兵团，好像也更放心一些。因此，兵团在城市招收知识青年的工作并不难做，再加上一些人为拔高的宣传和现身说法的教育，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招兵”对象，以北方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为主，兼及上海、浙江等地的知识青年。从3月份开始，兵团陆续向北京、天津、呼和浩特、包头、保定及上海、浙江派出征兵人员，大张旗鼓地展开了接收知识青年的工作。

各城市的中学毕业生报以强烈反应，争相报名参加兵团的情况随处可见。北京“尖子学校”师大女附中的两名学生，写下了她们当时的感受：

1969，是个“战斗”的年代，一个让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和置信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风暴席卷着北京这座古城。每一个机关、工厂，每一个学校、街道，几乎都改变了原来的面貌。被视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掌上明珠的师大女附中，工宣队早早进入了学校。学校的高音喇叭里不时传来充满激情的声音：“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我们这些连初一课程都未读完的“小修苗”——一群尚未完全懂事的孩子，一群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学生，就要随着滚滚洪流，走上与工农兵结合的道路了……因为“兵团是解放军的后备军，内蒙又是反帝反修’前哨，打起仗来就和军人一样”，去那儿也得经过严格政审呢！我找到学校接兵办公室的柯连长，向他表明自己的决心。但他说：“你不到十六岁，学校不让分配，而且你的家长也不同意。”他这样一说，我非常着急，立刻解释道：“我家现在已经同意了，就连我弟弟都同意呢！”实际上我这是在撒谎。第二天，我又让两个姨到办公室求情。终于，我被批准去内蒙了。

毕业分配，有去吉林插队、去黑龙江兵团或内蒙兵团、留在北京这三条出路。我同众多同学一样，写了决心书，要求上山下乡。当时大家都认为去建设兵团好，一是名声好听，是“共产主义萌芽，不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当解放军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内蒙建设兵团地处“反修前哨”，许多人想去还不够条件呢！二是当时已听到一些插队知青到了农村后，干体力活跟不上、衣食无着落的消息。不管怎么说，兵团是供给制，吃、穿、用全不用自己发愁。我报着试试看的想法，和几个同学一起，学习《欧阳海之歌》中“我要参军”的榜样，天天在学校里缠着工宣队要求，表决心。我所在的师大女附中当时是军训第八指挥部（简称八分指）所在地，内蒙兵团来接新兵的现役军人们都住在我们学校的宿舍楼里。那时，我刚刚17岁，人又长得瘦弱，来招收兵团战士的军人们总是和我开玩笑说：“内蒙风沙大，一阵大风还不把你吹跑了呀！”我就说：“风沙再大也没有我决心大，我一定要当兵团战士！”就这样，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软磨硬泡，最后居然被批准了。……到内蒙建设兵团的大红榜张贴出来，榜上有名，才回家告诉了妈妈。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么大事没有和妈妈商量。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要自己做主，选择革命的道路。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在这之前，像《军队的女儿》等屯垦戍边的小说看了不少，满脑子是好奇、探险的念头，真想亲眼看一看大草原、大沙漠是什么样。

这两名女学生之所以执着地要求加入兵团，都是受了反映新疆兵团女青年生活经历的小说《军队的女儿》的影响，在“解放军序列”的生产建设兵团与真正的解放军之间自觉地划了一个等号。当时还在初中一年级读书的周伟，同样认为“当兵的梦”就要化为现实了：

我出生在一个革命军人的家庭，从小就在营房院里长大。除了蓝色的天空，在我的眼前浮动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绿的汽车、绿的大炮和穿着绿色军装的人们……在我懂事起，就默默地立下了誓言，长大了一定要当兵！

上初一的那一年，内蒙古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我的很要好的同学及他们的家也一起随父赴疆，这一下子牵动了我的心。当时我真着了魔，妈妈不答应我，小犟脾气上来了，连睡觉都不回家，说别的根本听不进去。

远方的父亲来了信：“就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吧”，就这一句话，妈妈怎么也“拴”不住我了，铁了心一定去当“兵”。

另一位当时只有15岁的上海男学生孙永明，更是按捺不住冲向草原的激情：

那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之风吹遍了整个中华大地，我的家乡黄浦江边也卷起了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浪潮。一天，在我家附近，出现了几名来自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兵军人，通过他们的宣传，我这个刚过15岁的男孩子，开始对窗外的大世界充满了幻想，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的草原美景展现在我的眼前。

热血沸腾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激情在我心中奔腾不羁。父母怜我年龄太小，不忍我离家远去。父亲哀声叹气、苦苦挽留；母亲终日不语，不停地流泪。我已无瑕顾及这些，当时对我最有诱惑力的只是“好儿女志在四方”，“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等豪言壮语。我不顾父亲的悲叹、母亲的眼泪，整日冲他们喊着“拿户口来！我要报名。”

就这样我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报了名。

兵团可不是农村，出于战备需要，兵团战士作为解放军的后备力量，这可不是阿猫阿狗都可以去的地方。对于应征“入伍”的知青还需严格的政审和体检呢！那时，我又瘦又小，体重不足75市斤，身高才1.49米，为这不争气的身体我不安极了，生怕领兵的同志不收我。体检之前，我在一双大鞋里垫上了厚厚一层棉花，勉强使自己身高达到了1.50米的基本要求。

浙江台州地区一家三姐妹，一同报名参加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三姐妹之一的王爱民是这样回忆的：

1969年５月，内蒙兵团的人到浙江台州地区来“招兵买马”，来的人大都是现役军人，那种“骑马扛枪保边疆”的感召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们。

我们姐妹三个，是66届、67届、68届的初中毕业生，姐姐和我在学校曾经是优等生，不管是学习成绩，还是文体活动，处处拔尖。人人夸我们三姐妹似“三朵花”。

由于上面的指示，高干子弟不得参加派别组织，当时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一直逍遥在家，轮流做家务劳动，所以迫切想出去工作，施展自己的才华。

我们的父亲当时在台州地区革命委员会当副主任，原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当然带头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伟大号召，坚决支持我们三姐妹一同北去边疆。

当时，想去边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必须政治上可靠，家庭成分不好的还不能去。我们的一些同学由于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他们都是写了“血书”与家庭划清界限、与资本主义路线划清界限才勉强被批准……

6月9日，我们踏上了北去的列车。

同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如1969年3月前往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五团的北京101中学高中毕业生龚玉，由于父亲档案中被塞了“黑材料”，参军无望，就自做主张，选择了与部队差不多的内蒙兵团。28北京初中毕业生肖耘，已被留在北京工厂，不顾父亲的反对，硬是在分配名单中的工厂栏中去掉了自己的名字，坚持把衣物等拿到学校，与同学一起前往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对知识青年的“政审”是比较严格的，一些不能通过“政审”的学生，甚至用写“血书”的方式要求加入兵团。有的“血书”感动了“上帝”负责接兵的现役干部。但也有不少无效的努力，一批所谓出身不好的人还是被关在了兵团的大门之外。

除了追求生产建设兵团的政治待遇和军事生活外，还有一些人是因为家庭生活困难而选择了去兵团的道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供给制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

有的城市没有去兵团的指标，一些中学毕业生因向往兵团生活，干脆自行跑到兵团所在地，坚决要求加入兵团；还有一些知青通过各种“关系”打通了去兵团的道路。如海拉尔的一位女知识青年，就是因为1969年内蒙古兵团在海拉尔没有招收学生的任务，她缠着在内蒙古军区的四姐说情，终于带着司令员的条子奔赴兵团六师。

这些“计划外招兵”，给兵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1969年9月10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和政治部特别就此发出《关于人员接收工作的几项规定》，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兵团自组建以来，除了按计划在各大城市成批接受知识青年外，还有大量的零星人员，从没有分配任务的地区或农村，直接前来要求参加兵团。据不完全统计，半年内，共接待要求来兵团的知识青年、退役战士和插队青年11000余人次。这些人员，经过各级机关和接待工作人员细致耐心的说服教育，反复宣传党的政策，说明情况，讲清道理，绝大多数已经返回原籍。但是也有少数人决心很大，动员不走，并办来了各种手续。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们缺乏经验，经个别干部批准，接收了一些不应该接收的人员。现在看来，已经造成了不少的不良影响：

（一）接收一两个，影响一大片。由于我们接收了个别人员，他们一被批准，就奔走相告，广为传播，很快地引来了本学校、本地区的大量人员，增加了工作量，影响了正常工作的进行。

（二）增加了运输，浪费了开支。由于大量的零星人员不断来往，明显地增加了铁路、公路的客运量。同时这些人员，有的经济困难，无法返回。据不完全统计，全兵团已经付出现款11000余元、粮票10000余斤，用来补助他们的路费和食宿。

（三）违犯党的政策，干扰地方的安置。由于我们私自收人，不仅直接违犯了国家的统一计划，而且干扰了各地的安置工作。如有的地方安置部门和人民武装部给我们来信批评说：“兵团接收没有任务地区的青年，接收插队青年和已经回到农村的退伍军人，是不符合中央安置政策的。”也有的学校派代表直接来兵团反映：我们接收了尚未毕业的学生，影响了学校的复课闹革命。甚至要提抗议，贴大字报等。

在这种情况下，内蒙古兵团决定一律不再接收零星人员，特殊情况必须经兵团首长批准；已在连队参加劳动而不属于正式批准接收的青年，不能发给服装，不供应一切物资，并要迅速动员他们返回原籍。

按照这个规定，有一部分人被迫离开了兵团，但留下来的也不少，并终于成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正式成员。如辽宁省的69届初中毕业生白春礼，在辽宁插队半个月后，就通过关系，和另一个同学一起成功地转到了内蒙古兵团，30而内蒙古兵团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安置辽宁知青的任务。

兵团接收知识青年的工作卓有成效，1969年全年内蒙古兵团共安置知识青年50843人，据1970年的统计，各城市的知识青年数字为：

按照当时的衡量标准，五万多知识青年中，出身好的占85%，女知识青年占53%。

为保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有基本的生活条件，政府特别拨出一大笔费用作为知识青年的“安置费”，并对经费的使用原则做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规定。

参加生产建设兵团的知识青年，享受的是国营农场的待遇，每人的安置费平均400元。根据内蒙古地区的实际情况，1969年3月21日兵团发出了《关于知识青年安置费划分的通知》，规定北京、天津知识青年每人增补旅费20元，跨大区的上海、浙江知识青年每人增补旅费40元。这些安置费除了支付旅费和发给兵团战士津贴费及连队掌握的伙食费外，房屋建筑费统一纳入兵团基本建设计划。

用知识青年安置费配备的基本物品有：

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知识青年5万余名，应拨付安置费2000万元以上，但实际拨款只有1152万元。兵团将知青用房专项投资与兵团行政用房计划合并下达，没有专款专用，各师也没有单独上报这项投资建设情况。1152万元的投资，兵团自己估计最多完成了二分之一，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一是国家给兵团基建投资中安排了一部分连队用房，因此知识青年基本都有房住，但有些较挤；二是由于木材指标少、供应紧张和劳力不足，影响了住房建设。

知识青年大多不清楚上山下乡安置费的使用情况，他们更关心的是个人的生活待遇问题。1969年１月30日，兵团筹建小组定出了《关于接收城市知识青年供给制标准的意见》。后来对兵团战士实行的供给制，基本就是按照这一标准确定的：

1、粮食标准：每人每月45斤（粮食比例按当地供应标准）。

2、食油标准：每人每月0.4斤。

3、伙食费标准：住一、二类工资标准地区（原文如此）的单位，每人每日0.52元。住三至五类工资标准地区（原文如此）的单位，每人每日0.45元。

津贴费标准：第一年每人每月5元，第二年每人每月6元，第三年每人每月7元。

1、在３年供给制期间：

皮板大衣１件、棉衣１套、皮帽１顶、棉被１床、棉褥１个。褥单两年１个、棉胶鞋两年１双。

单（罩）衣（发罩衣即不发单衣）、衬衣每年１套，单帽每年１顶，解放鞋、布鞋每年各１双。

袜子每年２双。

2、发放办法：皮板大衣、皮帽、单（罩）衣、单帽发实物；其余折价发款。

按上述标准计算：

伙食费全年162元（一、二类地区全年187.2元）；平均每月13.5元（一、二类地区15.6元）。

津贴费第一年60元，第二年72元，第三年84元，三年平均每月6元。

被服费3年共107.75元，每年平均35.92元，每月平均2.99元。

被服实物折价3年共73.1元，每年平均24.36元，每月平均2.03元。

各项费用综合，每人每月平均24.52元，全年共计294.24元。

1969年4月22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关于接收知识青年的被装供给问题向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递交的报告中，明确说明根据革委会核心小组和滕海清司令员的指示，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的知识青年实行三年供给制，供给制标准略低于陆军战士，三年之后按照国家规定改为工资制。报告对实行供给制的意义做了如下说明：“实行供给制是对城市知识青年刚进入社会活动，从政治思想上最大的关怀，能够培养集体观念，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项有效措施。”

实际发放被装的标准，稍有调整，被装共发放18个品种，分为三年一次发给的按年度发给两种。三年一次发给的8种：（1）光面挂色的羊皮大衣１件（实际发放的是棉大衣）；（2）棉军衣１套；（3）棉被１床；（4）棉褥１条；（5）褥单１条；（6）长衬裤１条；（7）皮帽１顶；（8）棉胶鞋或毛皮鞋１双（驻呼市以西的发棉胶鞋，驻锡盟的发毛皮鞋）。每年一次发给的10种：（1）单军衣１套；（2）衬衣１件；（3）裤衩１条；（4）单军帽１顶；（5）布袜１双；（6）尼龙底袜１双；（7）布鞋１双；（8）胶鞋（解放鞋）１双；（9）毛巾２条；（10）价拨背心１件。

为解决被装问题，内蒙古兵团请求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生建部调拨大衣66000件，皮帽66000顶，棉胶鞋56000双，毛皮鞋10000双，棉布305.4万尺，棉花38.4万斤。这些请求很快得到满足，使知识青年的被装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城市“招兵”工作结束之后，被生产建设兵团接收的知识青年分批启程。

离开学校，告别家人，远离生活了多年的城市，知识青年们是什么心境呢？出现在他们眼前的将是什么场景呢？我们从后来出版的回忆文章中，摘录了一些人对兵团生活的最初印象：

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出，大多数知青对环境的艰苦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想家”曾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但是，在兵团特殊“政治”气氛的感染下，大多数知青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迎接命运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