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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彭真

【人物纪录片】
《彭真》大地垂青

我的父亲彭真作者:傅彦

我父亲1997年去世以后,到现在已15年了,我每个星期都去八宝山给他扫一扫墓,跟他说说话,真的挺想他的。

想他不是完全作为一个女儿想父亲,我是怀念那老一代的这些共产党员们,真的是为老百姓服务,真的心里装的是老百姓。由此我们的党也就真的能强大,要没有了这个,我们还能强大吗?


我父亲1923年入党,几乎和中国共产党一起成长。我自从出生就没有离开过父亲,除了“文化大革命”时他蒙冤入狱的9年之外。我很爱我的父亲,但是真正了解我的父亲,是在他去世以后,我有幸参加彭真年谱编写研究组的工作。父亲很多档案资料都在我这保存着,因为那时他写一个东西我就给他放在保险柜里,一共装了七八个柜子的档案,基本都是他的手稿。可惜的是那时候我没有记录这些文稿所用的场合和日期。在彭真年谱编写研究组工作的16年中,我才真正好好地研究了父亲,了解了他的一生。

一、父亲一生坐过两次监狱

我为父亲一生的经历震惊。他这一辈子坐过两次监狱,一次是1929年到1935年,他在监狱里被关了6年,但那是作为共产党人坐的是国民党的监狱。他在监狱里不但保护了当时的中央候补委员、新任顺直省(就是后来的北方局)省委书记,还在监狱里出面做党支部书记,带着大家进行了五次绝食活动,以示抗议。因为当时狱中酷刑非常厉害,条件也特别差,父亲在狱中得了肺结核,还吐血,同时还得了痢疾。他绝食最长的一次21天,已经超过了常人的极限。狱吏就往他鼻子、嘴里灌水,敌人要让你活着。他腿上有很大一个疤,就是戴脚镣戴的。但作为共产党员,他坚持了下来,直到刑满出狱。在绝食斗争胜利以后,监狱被迫答应他们的条件,给他们开了一个小图书馆,我父亲接触法律和有系统地学习法律,就是在这个时候。


另一次父亲坐监狱是在“文革”十年浩劫期间,他被关了9年。我们知道,在此前我父亲职务已相当高了。所以我们家人那时候担心,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书记处协助邓小平负总责,又是人大副委员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突然被打倒,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挨批斗,住监狱,这样的冤屈能否承受?出来以后问他,这9年是怎么度过的?他说在狱中就是想大事。监狱房间很小,他从坐国民党监狱中积累的经验,不活动的话腿就不会走路了,嘴不动的话就不会说话了,所以他每天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头来回踱步、练腿、练胳膊,念英文,唱京戏。到1972年,允许我们探监的时候,父亲除了有点瘦,精神状态没变,体力没变,嗓音没变。而当时有的老同志不会说话了,不会走路了,神经出了问题。


父亲的一生有15年是在牢狱里度过的,父亲近75年的党龄,一生中平均每5天就有一天是在狱中度过的。


他在狱中想着大事,因为他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他的问题终会得到公正处理。他在监狱里就想法律,想大事,那时候我给他送过马恩列斯毛这些著作,还有画报。我担心他眼睛老看白墙,将来会出问题,所以给他送点人民画报什么的,五颜六色的,能保护眼睛。没有笔,没有纸,怎么办?父亲的手就像老农民的手,粗大得很,他用粗大的手把牙粉袋(过去牙粉是纸包的,刷牙的时候把粉撒在牙刷上)、画报撕成小细条,然后把馒头或者米饭嚼了以后当浆糊,粘到书里当重点线。就这么样,他读了三十多本书。1979年平反以后,他用三个月就领导制定了国家七部根本大法。这全得益于他在监狱里对法律的研究,第一次坐监狱他接触法律,学习法律;第二次坐监狱他就是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那时父亲已是77岁的老人,81岁时又做了全国人大委员长,直到90岁完全退休。总之,他的一生真的非常不平凡。

二、父亲一生未进中央政治局常委

以前,父亲是毛主席非常喜欢的一个干部,只要是两个人以上的会他就肯定在,有时候没有会也把他叫去,所以我们经常看不见我父亲。我们睡了,他还在主席那儿或者开会,等我们早上起来上学了,他才刚睡。但“文革”中他是第一个被打倒的,即使如此,父亲从来没有什么怨气,不计较个人得失。比如说,他是七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大的时候常委会称中央书记处,有五大书记: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毛主席去重庆的时候,怕出事,所以我父亲和陈云作了书记处的候补书记,位子至少排在第六、第七位。到八大召开时,毛主席说,全国解放了,各路的精英都到北京了,领导层内部也需要平衡。父亲没进政治局常委,他也无所谓,只要工作就行,他的口头禅就是“只要工作就行”。然后到了十二大,他已经是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了,一般没有委员长不是常委的,但后来因我父亲年纪大了,没让他进常委。他说“没关系!”,一心一意带领全国六届人大干得有声有色。好多老人都说六届人大是心情最舒畅,成果最多的一届人大。

三、直面批评,实事求是

1949年我父亲进北京以后受的小冤屈也多。当时,什么不保护古建筑啦、什么大马路主义、还有什么大广场主义等等,给他扣了好多帽子。天安门广场原来有一个三座门妨碍交通,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有人认为这三座门不能拆,这是我们老祖宗的古建筑得留着。父亲就给了他一个马扎,坐那儿看看这一天的车辆流量,看看如果这三座门还搁在那儿交通怎么办?父亲说:设想多年以后北京车辆应该会发展到三百万辆,现在路这么窄,怎么办?再一个是大马路主义。他们说长安街路修三十米宽、五十米宽,我父亲最后说一百五十米宽吧,便被人说成是大马路主义,要大而求全。父亲说,现在不到一万辆车,多少年后就一百万、几百万辆车,得有发展的眼光,得给后代留有余地。结果现在马路这么宽还不够用。再一个是保护古建筑。有人主张把新城建在西郊,但刚进北京的时候你知道是什么样?偌大的北京市有点规模的工厂才有11座,其中一座还是酱油厂。最大的一座是钢厂,大概年产4.9万吨生铁。老北京实际是一个纯消费城市,拿什么搞建设?蒋介石走的时候把黄金都带到台湾了,国库是空的,北京是空的,北京没有自己的工厂生产,完全是消费城市,大批人在失业,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再建一个新的城市可能吗?

现在以今天的眼光批评那个时候,得按照那个时候的实际情况来批评。但当时父亲都不吭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他作为北京的大管家,事无巨细都要操心,都要考虑周到。当时他要求在北京建煤气厂,不能让老百姓带着蜂窝煤住楼去。如果住楼房一家一户都用蜂窝媒,会是什么景象?然后就是修水库,密云水库到现在还是咱们关键的水源地。北京人还爱吃芝麻酱,再困难北京市民没有芝麻酱不行,于是就想方设法的,分配一人二两芝麻酱。关键是这二两芝麻酱你知道当时有多难弄?北京这么多人,一人二两,加起来是多少?但是他理解北京市民们的生活需求。有一次傅作义夜里打电话给父亲,说王府井的便道坑坑洼洼、一脚高一脚低的太不好走了。第二天上午他就给傅作义打电话,让他去看看,路全铺平了。所以父亲有他特强劲的一面,也有他特细心的这一面,他把老百姓的生活想得特别细致。那时候还有人批评市委大楼,盖那么好的一个市委大楼,其实那是盖人民大会堂剩下的砖瓦盖起来的。而且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包括北京站,当初设计时听了多少人的意见,到现在看都觉得特别雄伟,没觉得多土、多过时吧?另外我父亲集思广益,这是他一辈子的特点,哪怕是才十几岁的小孩子的一句话,如果有道理他都听得进去。所以,父亲在基本决策上的事,失误不是很大。他去世以后我采访杨尚昆,杨叔叔说:你父亲是一个少有的、在中央工作没有犯路线错误的人。其实这就是得益于他事先集思广益,想得很全面、很实际,实事求是地来考虑这些问题。所以他最后决定的事,决策的事,应该就是比较正确的,错误不是很多的。

四、对待干部的刚与柔

父亲一辈子受过不少冤屈,但他总是这样一种工作状态,我觉得他一生真是无憾。他忠诚地履行了他的入党誓言,入党75年就这么坚守过来了。我想讲讲他对于干部的保护。有人说我父亲很威严,好像脾气很大,但是我从做女儿的亲身感受和从16年对父亲的研究,觉得父亲是条汉子。一个是,他很强势,一直做第一把手。

毛主席安排给他的工作都是一把手,那是看重他很有能力;但另一方面,在他的情感里,又有很柔软的一面,表现在大的方面就是保护干部。这是我觉得很感人的一段故事。父亲1929年入狱以后,当时新任顺直省委(就是后来的北方局)书记因叛徒出卖也被捕人狱了,但是叛徒并不知道父亲的职务,只知道他是党的领导干部,而且知道他是原任的顺直省委的组织部长。父亲因为已经暴露了,所以在审讯时他就说:“我是新任的省委书记。”结果那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省委书记就没有暴露,关了11个月就被释放了,而父亲被判了政治犯中最重的刑期。后来日本人一打进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大赦条例,重刑犯一律减刑三分之一,他减为六年,1935年刑满释放出狱。这是第一次我听到的,他为了保护别的干部,自己坐了6年牢(当时判的9年)。


再一次,就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前,“文革”到底为什么先打倒他,这里头我知道的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保护罗瑞卿。其实也不是保护他,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罗瑞卿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是什么性质,他不给拔高。当时成立了罗瑞卿审查小组,邓小平是组长,他是副组长,还有叶剑英。邓小平开了一个打招呼会,把这个组建立起来后,就去三线了。最后这个小组写的关于罗瑞卿结论的报告,我父亲没有签字,因为他提出对罗瑞卿要实事求是,不同意报告所作结论。


还有吴晗的问题大家都清楚,父亲认为这就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认为吴晗这些人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所以有什么批判吴晗的文章、小册子在北京他不让发,北京报纸也不登。反正对这两个人的保护是先打倒他的其中原因之一。还有什么原因?也许永远成了一个谜,反正他是最先被打倒了。


那时候,父亲也管政法,我们对台湾有时候也派遣特工人员,或者对其他国家派遣特工也是他管的,但都会经毛、周等人同意。“文革”中就要把派遣出去的这些人打成叛徒。父亲出来证明说,这些工作都是我批准的,我负责任,不需要他们负责任,还按上红手印。我这儿有这个珍贵的原稿,公安局的警察博物馆里有一个复印件。刘涌就是当时的这一批人,我们1978年底回北京的时候,刘涌哭得很伤心,说幸亏遇上我父亲,要不然他的命都完了。


我觉得,父亲这个人有很刚性的一面,但他真的爱护干部。他对干部有时候可严了,严到写错一个字都不行,很认真,很严谨。但是批评完了,他对干部就跟老父亲和儿女坐在一起一样,你说他什么都没关系,怎么反驳他都没关系。

彭真与夫人张洁清

五、与群众的鱼水关系

我父亲接触群众很有方法。因为他小时候种地种到18岁,解放前长期搞农民运动,也领导工人运动,所以他跟工人、农民接触的时候很容易,有不少农民、工人的朋友。与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方法他也懂,他不靠说教。像协和医院的林巧稚大夫,是妇产科专家,我父亲进了北京以后是第一书记,到协和医院看望林巧稚,林不见,说耽误她看病人的时间。最后父亲怎么见的?我母亲生了我弟弟,林巧稚需要到家里家访,我母亲通知父亲赶快回来,说林大夫要来家访,我父亲才第一次见林巧稚。父亲对她也不说教,就把她和儿童医院的老院长诸福棠拉到龙须沟,让他们看龙须沟的生活条件,他什么都不说,看完以后回家来吃了个便饭。龙须沟修好了以后,又带着这三四个专家去看,林巧稚由此彻底服了我父亲。她对我说:“是你父亲让我认识了共产党。”

我父亲不说教,从来不说教,就是拿事实说话,龙须沟那么一个污水沟,曾经臭气熏天的地方,修好了,而且是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别的地方都没修,先修的龙须沟。所以林巧稚后来跟我也特别好,我的命也是她救回来的。“文革”期间我得了血崩,林巧稚不管别人怎么批斗她,说她给黑帮头子的女儿治病什么的,仍坚持医德,细心给我诊治,要不是她,我也许活不到今天。


父亲即使出国也不忘与工人群众交往。有一次他出访南斯拉夫,人家给他设计好了行程安排,但他不是严格跟着安排走。他们曾路经南斯拉夫一个有名的工人茶馆,就是工人下了班以后常在那儿喝茶的地方,他就要求停下,进去跟人家聊了一两个钟头。


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什么要人,从不把自己当回事。有人现在太把自己当回事了,要这个规格,要那个待遇;父亲是只要工作就行。在商县,他就帮助把老农民家里打架的两口子给调和好了,对此他特高兴,说这也是工作。说实话,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鱼水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不是因为他是我父亲才尊敬他,而是通过这16年的研究,觉得父亲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一切不是说而是做出来的。

六、父亲说:“我一生无憾!”

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挺有意思的,经常是我们睡了,他还没回来,我们早晨起来,他刚睡。偶尔某天晚上我父亲有点空了,母亲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叫过来跟他热闹热闹,用这法子让他休息休息。有时候赶上吃饭了,能跟他一块儿吃个饭。到了周末,人家的孩子都是去动物园、博物馆、商店,我们的周末如果父亲能带我们出去,不是麦田,就是车间。他是视察工作,顺便也算带我们出城了。他也希望我们多接触农民和工人。


父亲年纪大了彻底退下来以后,我们才可以和他一天到晚在一起。但是他谈的、做的,还是看文件、谈话,思考国家大事,很多领导来家里探望他还是谈工作。


我现在特别留恋商县(我父亲出狱后和我母亲被安置在商县)。在商县,我们那儿是烧煤饼子,把煤粉和上土,晒成煤饼子烧,一次要买三个月的煤粉,那时才五六十块钱,但这点钱拿出来也不容易,我们曾经为此,竟然差点吃窝头就盐水,可想那时生活是很艰苦的。1978年底让我们回北京的时候,我把装米的坛子、缸,还有小破椅子,还有我父亲自己做的凉鞋,就是把男孩子穿的懒汉鞋面上剪四个窟窿当凉鞋穿,这些我都带回来了。为什么呀?我就怕回来以后还是那样的日子,我们这些东西还用得着。现在太原建立了彭真纪念馆,这些东西他们稀罕死了,当宝贝收藏了。


我们在商县生活很苦,但那时心情真的特好,那种天伦之乐是我们过去没有过,以后也没有过的,我们可以和父母天天在一起,过上普通家庭都有的生活。我母亲生我哥哥的时候得了严重关节炎,暖瓶根本提不起来。我父亲给她烧水、倒水、扫地、倒尿盆(那时候小平房没有卫生间,我父亲都得出去跑很远去上公共厕所,然后给倒尿盆)。因为我白天得上班,做饭由我来做,火不好用,父亲就给我们搪炉子。他生活能力特别强,这是因为他在农民、工人中间生活了很多年。我们在门前头,开了一块地,种上菜,这不是乐趣,那时我们的生活很穷啊!种点菜可以省点钱。这是一家人经过了9年的分离,然后又聚在一起了,又能这么朝夕相处,那真是一段我特难忘、父亲也特难忘的日子。后来父亲还老说,什么时候能再回商县一趟就好了。

父亲虽然退休了,但是也和在商县的生活不一样,因为父亲还在政治生活之中,没有像在商县那样完全脱离政治中心,享受纯粹的天伦之乐。他年纪大了,谈话有时候听不太清楚,我在旁边给他当翻译。另外他要写一些东西,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初他给中央写信,提出来不能给农民打白条,还有关于国有企业怎么样改革等。另外,他还曾写信给当时一些领导人邓小平、赵紫阳、胡耀邦等,提出建议。但他自己什么职务都不要,他说:我就是公民一个、党员一名,什么职务、名誉都不要。我们家一年到头,总是来很多人,愿意跟他聊聊天,听点建议。还有的人,当时还在职,说要(从谈话)补充点力量,所以来谈话的人很多。再有,就是在1991年之前,他坐火车视察,每到一个县停一下,然后跟县长、县委书记直接聊,聊着聊着他就能听到真正的东西。他有时候给点建议,人家就会觉得还行,确实直指问题所在,所以很多人愿意听他的建议。


父亲每天的生活,看文件是一大块,看报纸、参考消息是一块,然后是读书,不光是理论书籍,还包括学英文,一直学到去世。再就是顽强地和疾病作斗争,1991年他偏瘫以后,又加上每天的肢体锻炼,特别辛苦。他希望恢复健康,继续做些工作。他非常自强,就是想一定要学会自己能够自理,胳膊腿还能够自如伸展。你像他右手坏了以后,就练习用左手,没多长时间就可以夹黄豆吃了。还用左手练写字,一般人用左手的话很困难,要是我怎么也不会,他就硬学着自己能夹黄豆吃。然后扶着双杠练,自己练习走路。这时,锻炼是他生活中的一大内容。另一大块内容是跟各级干部,包括一些老乡们谈话。他的生活排得特别满,他认为这都是工作,谈话也是工作。有的人说跟他谈话像增加了营养似的,像充了电似的。1997年春节,前来探望的人我们有一个大名单,这是作了记录的。所有的常委全都来了,而且是一个一个来的,每个人都想跟他谈一点什么,此外还有很多干部。大年初一那天,我说爸你太累了,今天谁也别见。结果他还生气了,又叫来一批人,然后初三就病了。在医院住了75天,就走了。他在世上最后一句话不是跟我们说的,还是工作。他断断续续地说:“中国革命……马列主义。”实际上他是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


最明显的是1992年那次生病。1992年那次他病得很重,整整病了一年,医院报了四次病危,后来出院了。那一次他表现得特别坚强,非常顽强。最后这次因为是来得太凶猛了,我75天没脱衣服死守着他。他一直手握着拳头,到走的前三天拳头松开了,我就把我妈妈、哥哥、弟弟叫到医院来,我说爸要走了。后来他第三天就走了。他这手一松,我知道他要走了,意思是他就不再抗争了,也没法抗争了,都95岁的年纪了,抗不过去了,精力、体力已经消耗尽了。想想看,这一辈子住了15年监狱,受了那么多冤屈的人,还能活到95岁,他要是有那么多私欲,就得有好多烦恼,他就活不了那么长时间。

“文革”前,周恩来曾回忆说,中国最忙的是他和彭真。确实永远是那样的,不仅是说他现在领导制定的这几部法律忙得不行,而是他永远是这样的工作节奏。父亲每天休息大概也就是四五个钟头,如能睡够四个半钟头,这一天状态就很好。说实话,他没有休息的时间,休息就是散步,夏天能游游泳,至于别的运动,包括桥牌,包括跳舞,什么都不会,所以带的我也什么都不会,我现在除了游泳和散步也什么都不会。秘书、警卫员也是如此,跳舞都不会,从来没参加过。父亲全部的精力就是用于工作。


父亲第一次病重的时候说:我一生无憾!我到现在才明白,他为什么说无憾。他真的用他的一生,用生命履行了他的入党誓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他真的没有自己的事,没有私事,就是工作。不管做什么,就包括我们在商县的时候,那些农民、工人、干部,在他散步的时候都愿意围着他,什么都愿意跟他说,连两口子打架、孩子教育……什么都说,他就很高兴,他认为这也是工作,这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为什么觉得用震撼两个字,父亲一辈子这么多坎坷,这么多挫折,但是精神永远压不垮,打不烂。由此可看出他的忠贞,看出他的坚强,看出他的无私。无私就无畏,反正你把我弄成什么样,我也还是要工作,为党工作,所以无憾。这是他走了以后我才慢慢想明白的。

七、父亲对我的影响

我们这个房子,从1949年2月住到现在,一砖一瓦都不许动,现在这个白墙还是朱镕基总理来了之后,说不行,这房子得刷刷,皮都脱掉了,才刷了刷房。自1949年2月住进以后,所有的一砖一瓦父亲都没让动过。他一直是在楼上睡的,他的卧室夏天总是漏雨的,他也不让大修,说这就是机关,机关就不能弄得挺过分的。所以我们长这么大,没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家,而是机关办公室。尽管如此,我们还很感恩,让我们在机关里头住,才能天天看见父亲,要不然连父亲都看不见。现在我母亲101岁了,仍然在这儿住,仍然是住父亲那个漏雨的卧室。


父亲在衣食上始终保持农村生活的品质。在吃饭上,只要有大葱、大蒜,吃点面食,他就特别满意了。对于那些特别好的东西,他反而说不爱吃。衣服也是如此,我们现在也是穿布鞋,他在家也是一直都穿布鞋。他不喜欢也不许家里头摆这个那个的,我们家里头,客厅原来就只摆有两件东西,一个是福建的老乡送的木雕牛,一个是煤矿工人拿煤焦石做的狮子。

像我们做子女的,工作的事情如果他帮我们打个电话、写个条子,招呼一下,是很容易安排的。但这事他绝对不做。我们也没有开口让父亲去给我们说句话、办个事,没有过。父亲去世了以后,我们兄弟姊妹坐在一起,还是想父亲,想得厉害。大家提到:有这么个老爹(我们都叫父亲为“老爹”),“文化大革命”咱们都没低下过头;老爹当了委员长,咱们也没仰起过头,更没有借机找领导批条子。父亲在世没为自己家办过什么事,这就是我们家。举个例子,前些日子我整理相片时,看到胡志明主席来中国时拍的一张照片。他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家庭的孩子就去跟他热闹热闹,孩子们围着他照了一张像。我小弟弟那时候可能才十来岁,站在最前排,你知道他穿的什么衣服?我翻照片时发现,他当时穿了一双我的带条纹的花袜子,一双我穿小了的带带儿的布鞋去见胡志明。父亲母亲从小就让我们对吃、住等条件不要追求好的,我们家现在第三代也是如此。此前全国政协报的记者采访过我一次,说递给我一个菜篮,我就是邻家的大嫂;拿着一个书本夹子,就是学校的老师。我们就是这样平凡的普通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本身亦可证明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父亲对我们几个儿女的教育非常严格。我父亲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就我这么个独生女,按说很宠的,但说实话,和我一样家庭的孩子,都穿布拉吉这样的花衣服,甚至有首饰、发卡啊,我都没有。我的衣服都是母亲和哥哥的衣服改的,后来两个弟弟比我高了,又穿弟弟的衣服。上大学了,我穿的还是那时候叫的确良、卡吉布料子的衣服。前些日子我去看我大学时的系主任,他还说“穿一身蓝布褂子、穿一个带带儿的布鞋,进教室溜边走,说话像蚊子式的,那就是傅彦”。上小学时,我被从子弟学校转到普通学校,中学不让我上师大女附中,让我上女一中,他要让我做和大家一样的普通孩子。好不容易毕业了,可以有一个暑假的时间好好玩。父亲他们到北戴河开会可以带孩子去,哥哥弟弟去了,父亲把我送到红星农场养了一个月的鸭子。小时候,我曾对此感觉委屈,不理解父亲。现在想来,正是父亲的严格要求,我(自认为)才成为没有骄娇二气的人。


父亲对我的影响,第一就是心胸要开阔,不计小节。比如说,我在学校跟谁闹不愉快了,特别是上高中、上大学以后,父亲不跟我谈那些碎碎叨叨的事,而是讲现在密云水库修得怎么样了,解决了什么问题,哪条路又修好了等等,一下就把我的心胸打开了。作为女孩子好像很容易计较小事,父亲的教育就让我胸襟很开阔,这就是父亲对我的爱。他从没打过我,骂过我,也没有特别正式地通过谈心教育过我什么。但是就从这些小事,我就受到了潜移默化的教育,使我能闯过“文革”的磨难。当时很多人认为我会自杀,父亲在监狱里唯一担心的也是怕我自杀,但是我最终挺过来了。我虽然是女的,但是比有些男同志还不计小节。


第二就是没有什么私欲。这点我现在明白了,没有那么多欲望就没有那么多烦恼。比如说,我是1984年任正厅级干部,做总经理,一直到退休,做了24年正厅级干部,从没要求过待遇。再就是吃住方面,我也没什么讲究。我身上的衣服,就是普通市场买的,舒服就行,不讲究品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被宠得太厉害了,其实不怪孩子,还是怪大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不一定是说教,现在不是打就是骂,硬逼着孩子走自己让孩子走的路。但是结果,孩子逆反心理强,追求名牌,追求享受。我们小时候父亲没时间管我们,只能靠自觉。父亲是北京市的大管家,操心市民的用水用电,连芝麻酱都操心,但是我们家的事他却很少顾及。我经常笑他,说他可能连人民币都不认识。他兜里从来不装钱,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水收一毛钱,跟他收钱时,他说,我没钱找我女儿要钱去吧!但父亲的眼睛没有离开过我,他只管我路走的正不正。


所以,我觉得父亲这一辈子真是很不平凡,他从小是个苦孩子,上学只上到小学六年级,是高小毕业生,却成为了一个党内公认的理论家。他虽只有小学水平,但好学,闲了就看书,看马恩列斯毛这些经典著作。许多他认为重点的地方反复琢磨,有时秘书都找不着出处的,父亲就告诉他在哪篇文章里,大概多少页,非常熟悉。而且他把这些理论都联系到实际工作中。比如说在晋察冀就是发展农村根据地,而到了东北,他认为重点要放在城市,不能如过去一样放在农村了,因为实际情况不一样,很讲实事求是的。他没有一点私心,就是为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真的奋斗了一辈子。这就是我父亲。

彭真女儿傅彦

当初我父亲又让我下乡,又让我养鸭子,是让我知道我就是个普通人。我现在就教育我的孙子:你就是个普通人,你没有权力吃喝父母,指挥别人;而且你现在长大了,该伺候你爸妈了。因为我就是榜样,我伺候了爹现在又伺候妈,我妈现在101岁了,我现在还给妈抠屎接尿。她去年12月底病了一场,躺在床上了,原来她一直都很自理的。我妈在慢慢恢复,也许还能起来。我父亲那老一辈,说实话一辈子就是“奉献”两个字,没别的。我父亲除了有些特殊的经历以外,其它和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一样的。他们忠贞、坚强、顽强,心里始终装着老百姓,很多地方都是有共性的。现在讲政治的关键,是讲奉献,所以,我们讲政治要理直气壮一点。如果不讲,就会真的如原来毛主席担心的,从我们第三代就垮了的话,到第四代、第五代就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像我小孙子就是这样。我们必须从上到下,理直气壮地讲政治。要现代人想一想,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


原载《当代北京研究》2012年第4期
来源:彭真生平暨中共太原支部旧址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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