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作者罗广斌死亡之谜
小说《红岩》主要作者罗广斌
《红岩》作者罗广斌死亡之谜
我的丈夫罗广斌
罗广斌等19位革命者是如何从重庆白公馆虎口中脱险的？
对于罗广斌，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大都是十分熟悉的，因为他的名字和著名小说《红岩》紧紧联系在一起。《红岩》作者罗广斌曾被国民党关押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400天，还可以绣红旗，而在文革中，罗广斌只被关押5天就跳楼自杀了。
罗广斌
罗广斌出生在成都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罗广斌出世时，父亲在川大法学院任训导，毕业于法政学校的母亲，在高等法院工作，父母均系国民党员。大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七编练区司令，统率17万大军，负有国民党西南防务重责。罗家声势显赫，田产富庶，在洪雅县每年收入过千石，成都收入约百石，另有房产三处。罗广斌从小生活在非常优裕的环境中，被家人溺爱，未尝过生活的愁苦滋味。
1940年，读初中四期的罗广斌与同学牟学莲产生恋情，罗广斌异常执着，这时他还不满15岁。但家人知道他与家道中落的商人女儿的恋爱关系后，坚决反对。母亲说:"我们家的子弟，不能作商人的女婿，就是我们不管别人也要说闲话，骂我们家教不严"。从1940年到1943年，罗广斌在家里度过了三年囚徒式的封闭生活，为追求自由与平等，他与家庭抗争，甚至与父亲打了一架。
马识途
在这期间，他遇到了西南联大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马识途。1944年，在马识途的帮助下，他离开家乡到西南联大附中读书，1945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参加“一二•一”等学生运动，1948年，经江竹筠介绍，罗广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4月，同为地下党的刘国定、冉益智相继被捕之后投诚国民党，并将罗广斌的身份和盘托出。于是，1948年9月10日，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国民政府逮捕。
狱中斗争
本来凭着家庭的关系，罗广斌完全可以不坐牢房。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最初的想法，是让罗广斌在狱中吃点苦头转变立场。但他没想到的是，经过监狱里的艰苦锻炼，面对特务的严酷刑具，罗广斌对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组织更加忠诚坚定。
1949年初，狱内党组织曾希望他利用家中的特殊背景出狱，让狱外的党组织了解狱中的斗争情况，但罗广斌这次没有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他要和同志们留在狱中坚持斗争。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用行动证明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伟大人格。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罗广斌在那场屠杀中幸免于难。
《红岩》的诞生
建国后，罗广斌历任青年团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重庆市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后在重庆市文联专门从事创作。
1958年10月，他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信，要出版他们关于狱中的回忆录。1959年2月，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合作的《在烈火中永生》出版，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
1958年11月，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来到重庆，他敏锐地感觉到“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事迹是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于是便决定向当时在重庆市委工作的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
写《红岩》这样规模的长篇小说，不完全脱产，不全力以赴是写不出来的。于是朱语今便向重庆市委提出建议，希望市委支持共青团的出版事业，给罗、杨提供一切写作方便条件，能让他们先脱产出来写作。
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都很重视朱语今提出的写长篇小说的建议，决定要把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考虑，并指定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红岩》的创作。
由于得到市委的支持，因此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比如：准许罗、杨查看有关敌特档案，提供在押的敌特分子。罗、杨终于在众多的敌特档案中，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15年之久的特务日记，使罗、杨对特务内部互相倾轧、尖锐矛盾、发展变化，以及各种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了解。不仅进一步提升、丰富了罗、杨已掌握的素材，而且加深了罗、杨对敌特人员的感性认识和具体感受。这为罗、杨后来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高层的军统大特务的形象，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长篇小说《红岩》
在《红岩》正式出版前的关键时刻，市委决定了两件事：一要作者依靠专家指点拜沙汀为师;二要他们到北京学习参观。这两个举措，使罗、杨和《红岩》最终走上成功之路。
可以说，在《红岩》整个创造过程中，重庆市委对罗、杨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在《红岩》没有定稿前，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写作，不定稿，不准拿出去发表，以免分散精力，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在《红岩》出版后，在社会各界的一片叫好声中，又向罗、杨二人提了三点建议：“一、冷静下来，倾听意见，反复思考，暂不表态。二、摆脱《红岩》的具体内容，站在更高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当时的斗争，以此检验《红岩》已经达到的和尚未达到的要求;三、在此基础上，总结写作中的经验教训，使自己思想上、艺术上提高一步，以便今后更好前进。”
由此可见，小说的写作与重庆市委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具体负责组织的肖泽宽。当时肖泽宽年仅41岁，作为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组织领导文学创作并非他的本职工作，但他尽心尽力，工作深入，方法得当，有效地领导了小说《红岩》的创作。
罗广斌之死
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后，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国民党特务大屠杀后的幸存者，这种经历，自然而然使他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也正是因为他那段特殊的经历，使他的日子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风光。
小说《红岩》出版后，他的名气虽然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总是构成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文革发动起来之时，被压抑了许久的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于是，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成为他悲剧人生的开始。
文革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
摒弃文革的极左思潮，我们从罗广斌这席话中似乎又依稀看到了当年参加地下斗争时那个热血青年的风采。只可惜，这次的献身决心从开始就走错了路，这是令我们为之无限惋惜的地方。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因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1967年1月31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1967年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10日，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
据当年看守罗广斌的人说，罗广斌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罗广斌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广斌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广斌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四人帮”垮台后，家属和许多朋友对其死因均表示怀疑，并提出申诉。据马识途回忆，每次他和罗广斌的爱人胡蜀兴在一起说话，都说到这事。她认为说丈夫自杀而死，实在没有根据。
胡蜀兴说，在罗广斌死的前一天，有人送来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说，他一切还好，要他的妻子带钱和粮票去。由此可见，他是准备在被监禁中和造反派长期斗争下去，哪里有一点自杀的迹象呢?凭罗广斌的性格，他在自认必死的监狱里，还总是那么乐观和活跃，现在不过是造反派抓了他，他凭什么要自杀?
据胡蜀兴说，罗广斌死后，有人来通知她，说罗广斌跳楼自杀，就要送火葬场，要她去看一下。她匆匆赶去，奇怪的是，只叫她在远远的地方看一下，不让她走近，她看到罗广斌的头上有一个大裂口，惨不忍睹。她要求在没有检验尸体，作出结论前，不能送火葬场火化。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她的，也不许她跟去，便匆匆地送到火葬场去火化了。
《党史纵览》 2001年03期
我的丈夫罗广斌
2月10日一早，81岁的胡蜀兴带着一儿一女去看望他们的父亲———罗广斌。在烈士墓附近一座墓园的一小块草地下，42岁的罗广斌永远定格在这里。没有碑，草地上的一圈石头便是标记。这天，是罗广斌的忌日，也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41年前，坐立不安的胡蜀兴终于等到了会见丈夫的机会，可惜看到的是一具尸体，“远远看着，还不能碰”。初春的风还有些冷。戴着助听器的胡蜀兴和年过半百的儿子罗加、女儿胡波默默地站在那里，望着这块草地出神。
初相识———
结婚时———
他是我同学的同学
我认识罗广斌很偶然。
我生在南充，1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初一，母亲也死了，以后的生活，全靠同父异母的哥哥资助。哥哥大我20多岁，当时读书、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1945年，18岁的我在南充读完高中准备考大学。当时在南充没有大学，我就和同学一起到成都的华西大学读预科，读了不到一年，听说重庆的大学比较好考，就来到重庆考上了正阳学院（当时为民办高校，原校址位于现南纪门的二十六中学）。
碰巧的是，当时从成都一起过来的同学有个叫王敬祥的，她考进了位于南温泉的西南学院。我和她是好朋友，当时我在正阳学院也没怎么正经上课，一有空，就跑过去和王敬祥一起耍，有时候耍晚了，就睡在女生宿舍里。
当时，罗广斌在西南学院读书，而且是进步青年团体当中的骨干。王敬祥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开讨论会，贴墙报，反对黑暗统治，我也跟着一起凑热闹，一来二去，就认识了罗广斌。这样的进步学生运动也影响到了我，临近解放前的一天，我还和西南学院的同学们一起，半夜跑到解放碑贴标语，就贴在碑身上。那时候年轻，胆子大，心头有一股劲，觉得共产党好。
当时觉得罗广斌很活跃，在一群学生中很会说话，肯帮忙。后来，他和他的同学经常到市区办事、游玩，当时从南岸过渝中区要坐轮渡，在望龙门上岸，正阳学院离得很近，就成了一个据点，接触也就更多了。不过，也就是平平常常的同学。
结婚时———
什么礼物都没有
罗广斌是一个口风很严的人。在我印象中，他在西南学院不到一年，就离开了。1948年，他在江竹筠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捕入狱，关押在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出狱。这一段的经历大家都比较熟悉，但罗广斌本人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此中具体的细节，他在狱中的情况我也是后来看到相关资料才知道的。我们之间不谈这些事情。
我和他再次见面是在解放后，当时他在团市委工作，我在市妇联工作。空闲的时候，原来西南学院的同学就经常聚在一起，其中也有和罗广斌一起脱险的红岩志士。他们在一起不是闲聊，而是一起回忆各自的同学、狱友的斗争过程，准备将这些事迹整理出来，教育青年学生，缅怀自己的战友。
这段时间我们更加熟悉了，他还是那样充满活力，很会说话。1952年春节过后不久，具体日子是哪一天我记不清了，我们在位于大坪的区团委机关小食堂举行了婚礼。没有现在年轻人的什么求婚、什么金戒指，也没有什么仪式，就是机关里的同志和一些同学聚在一起，告诉大家我们结婚了，一起吃糖果。那个时侯的婚礼都是这样，简单，也没有条件复杂。
对父母———
有点不近人情
那个年代非常在意家庭出身，罗广斌跟自己家庭的界限划得很清楚。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和她父母见面不超过5次。解放后，罗广斌的父母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生活。当时他父亲大概60多岁，住在成都金汤街，还有自己的房产，房子后面还有半亩地，老人家自己种小菜吃。母亲罗蕴山学过医，就在门口摆个摊子，给别人看病。他的哥哥罗广文在解放前夕起义，后来被送到北京学习，之后在山东林业厅工作，1955年就在山东病逝了，留下一个妻子和4个儿女，后来嫂子精神失常，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之后怎么样了不太清楚。
当时，罗广斌有一个想法，“那是一个地主家庭，我要和他们划清界限”，所以对家里人比较冷淡，一般不往来，往来多了害怕有人说闲话。道不同，不相为谋。
1950年末，我和罗广斌回过成都一次，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父母。当时是到成都出差，到了家也没谈任何正事，就是问问生活。罗广斌跟父亲说：你们可以自主生活了，一切都要听政府的。他还教育他父亲：“政府的一切规定都要遵守，不要违反，要跟共产党走……”
后来，父亲去世，罗广斌也没有回去。在成都就只有罗蕴山一个老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个市领导提议让罗蕴山到重庆三人民医院分部（现市八院）上班，仍做她的中医。罗广斌当时反对母亲到重庆，认为自己没法照顾，同时也要避嫌。
罗蕴山后来还是到了重庆，一个人住在医院，顶多周末的时候过来吃饭。罗广斌平时很少关心母亲的起居生活，所以后来罗蕴山多跟别人抱怨：我儿子对我不好。而罗广斌在当时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持某种距离。
实际上，罗广斌有时还比较讨厌罗蕴山。有一件小事情：罗蕴山在三院分部的时候，常和病友聊天，经常说：你们知道我儿是谁？就是写《红岩》那个……这些话传到罗广斌耳朵里，他就不止一次提到，“还是让母亲回成都算了”。
1966年，罗蕴山一个人回到成都，我们都没有去送。后来她靠给别人看中医维持生活，（19）80年代初在成都去世，当时我工作忙没去，罗加去送了他婆婆最后一程。我印象中，老人的最后阶段是罗广文的儿女在照顾。
后来，罗加和胡波向我抱怨，认为我们对婆婆、爷爷不好，有点不近人情，现在想来确实是，但那个时候，人们讲的是斗争、阶级，要划清界限。所以我现在觉得，左的东西真是害死人。
忙事业———
太在意家庭就是落后
和罗广斌在一起生活了15年，他从来都是以工作为重，我们聚少离多。我回忆不起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有多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没有，一点印象都没有。那个时侯，在意家庭生活是落后的表现。
他这15年基本上都是围绕《红岩》在转。写《红岩》之前，他搜集很多革命烈士的资料，做了很多报告，后来又写《红岩》，改了很多次，但直到出版前都不满意。他曾对我说：再给他一点时间，他能把稿子改得更好，但当时形势逼着必须出来了。
实际上，他不是写书的料。写《红岩》的时候，是他最辛苦的时期，整晚整晚的熬夜，一根接一根抽烟，我心疼他，可是也没有办法，只能说别呛着孩子，让他尽量少抽一点。连他自己也意识到，写小说太不容易了，“有时候觉得，要把另外作者的材料创作成小说，很麻烦，还不如自己一个人来写更方便，但又得尊重别的同志”。
他忙于工作，我也忙于工作。我有段时间在南岸一所中学上班，一周甚至几周才回来一次。在大炼钢铁的时候，还要熬通宵，第二天的报纸等着报告各个学校的炼钢量，要比赛，争先恐后就必须加班加点。
他还是一个爱钻研的人。他在长寿农场劳动的时候负责养鱼，就借阅了很多专业图书来看，曾经到武汉的一所水产研究所去介绍经验，有一次他自嘲说：“不写《红岩》的话，我可能就成了一个养鱼专家了”。
回到家，他不是写东西就是会朋友，，还经常出差。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都不在身边。他太累了，去世前就已经有了冠心病和高血压，当时他好年轻嘛，就有了这些病，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即使他不是死得那么早，寿命也不会长，肯定也会走到我前头。
去世后———
我还和他在一起
1967年2月5日，一家人正在吃饭，重大学生陈自立（音）到家说跟他走一趟。罗广斌开始不想去，后来说，“去就去，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当时我也想，充其量就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的一生是干净的。
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后来收到有人放在门房转交给我的纸条，纸条是罗广斌写的。上面让我给他带衣服和香烟，其中有一句话：“问孩子们好，祝永远革命！”
2月10日，陈自立又来了，叫我去看罗广斌。坐上一辆军车，先到了公安局，我在楼下等，期间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一句话。后来就到了现在后勤工程学院的八一楼，一伙人告诉我，罗广斌畏罪自杀了，还带我看了现场。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从楼上跳下来，为什么尸体落在那个地方，而飞出的脑浆又在离尸体比较远的地方，还有一大滩血，厚厚的。后来，我又看到了尸体，远远的，不准摸，当时我没看到一处明显的伤痕，面部完好，因为不准碰，我也没有看脑后什么情况。我一直有个疑问：罗广斌到底怎么死的？我不是要追究什么，要求什么，就是要一个真相。我年纪这么大了，别的我不关心，但这辈子就想知道这个。
上世纪70年代末，有关部门给他平反，开追悼会，可是连一张照片都找不到（罗广斌去世后，其家被抄，所有带字的纸张、相片都被抄走，一张不剩———记者注。），好不容易从一个亲戚家里找到一张我们送他的合影，从照片上把他的头像“抠”了出来，这就是现在大家经常能看到的他的照片。我把他放大、加框，挂在我的床头，我还和他在一起。
罗广斌走了41年，我和他一起只有15年，但我忘不了他。我这么评价他：短暂的一生，是个悲剧；《红岩》闪光了一下，就灭了。
（2009年2月27日《时代信报》记者 王明明）
罗广斌等19位革命者是如何从重庆白公馆虎口中脱险的？大屠杀之夜白公馆
越狱命悬一线
千钧一发，逃出魔窟，一夜惊心动魄，一路险象环生！关键时刻，一声“我是共产党员，大家听我指挥”，激动和忙乱的人们镇定下来。
1949年11月27日，解放军已逼近重庆，国民党特务在溃逃前对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囚犯实施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在这场屠杀的顶峰时刻，白公馆却有罗广斌等19人奇迹般成功越狱，虎口脱险……
大屠杀开始前，白公馆尚关押有囚犯约50人，其中20人如黄显声、李英毅、许晓轩、谭沈明、文泽、冯鸿珊、李仲达、石作圣、陈河镇、宣灏、王振华、黎洁霜等是属于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另有周从化、黎又霖、王白与、周均时、刘国鋕、罗广斌等27人是属于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但寄押在白公馆的。对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囚犯，由毛人凤亲自安排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指挥看守长杨进兴实施屠杀；对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则由保密局西南特区专员、西南长官公署二处二课课长雷天元，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指挥下实施屠杀。
当屠杀进行到半夜时，保密局司法处管理的20人已全部被害，二处寄押的被提出行刑8人，尚有罗广斌等19人未“处理”。这时，雷天元接到二处的电话，被告知“特区”里的警卫部队天明前将撤离，要求务必在拂晓前“处理”完毕渣滓洞的囚犯和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囚犯；他随即又接到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的电话，说渣滓洞那边人手不够，“处理”行动迟缓，按现在分批执行的速度，天亮也杀不完，要求雷天元赶快带人过去增援。于是雷天元就将这19人交给杨进兴代管，待他到渣滓洞“处理”完毕后再回来“处理”。当雷天元在渣滓洞与李磊制造了集体屠杀150多人并火烧渣滓洞的惨案后返回白公馆时，白公馆已是人去楼空，只有昏暗的牢灯像垂死者的眼睛，无神地望着这死寂的黑夜。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雷天元去增援渣滓洞后，白公馆一下子显得空落落的。听到白公馆外的武装警卫部队正在集合，传令撤岗，杨进兴不觉有些心慌意乱。那些被他枪杀的革命者临死前说的“你必将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之类的话，像山谷的回声一样在耳边回荡，震得他脑袋嗡嗡直响。是啊，共军已经打到重庆城门口了，现在形势紧急而混乱，大官们一个个都在跑，自己一个小人物，万一跑慢了被解放军抓住……还有这歌乐山下黑乎乎的一片，武装警卫也在撤离了，万一有游击队摸过来……想到这些，杀人如麻的杨进兴心里也一阵阵发怵。他赶紧打电话给陆景清报告说任务已经完成，要求撤离，陆景清同意。随即，杨进兴命令手下将二处寄押的本来分散在白公馆楼上楼下几间牢房的16个男囚犯全部集中到楼下二室，楼上还剩郭德贤和她的两个孩子。然后，他又命令当天的值班员杨钦典留守，等雷天元回来交接后就到歌乐山街会合。交待完毕，杨进兴就慌慌张张地带领其他看守跑了。
杨钦典过去长期受陈然等烈士教育引导，同情并敬佩狱中政治犯，特别是陈然，也曾为难友们帮过一些小忙。最关键的是，在这极度混乱的时候，自己却被安排留守，他心中实有不甘，于是决定私自开溜！临跑之时，杨钦典打算放了罗广斌，因为罗广斌也是他非常佩服的囚犯，本是富家子弟却宁愿坐牢而不出卖朋友，是条汉子！
而此时，平二室的16个男囚犯却对牢门外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大家正聚集在牢门口，观察着院内动静，做着种种猜测。见杨钦典手拿钥匙走过来，罗广斌急忙探头问：“杨班长，把我们集中在这里，究竟怎么处理？”杨钦典说：“看守长交待，你们的案子归雷课长管，雷课长一会儿就回来，让我留下看着你们。”罗广斌他们一听，看到一线生机，急忙叫起来：“哎呀！杨班长，这正是机会，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我们？”
“想什么办法？我都是泥菩萨过河，只能跟着逃命！”
“你能跑到哪里去呢？现在全国都解放了！”
“不跑，又咋办呢？”
“你把我们放了，解放后，大家都可以证明你的立功表现。”
难友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杨钦典心乱如麻。
杨钦典本来想救罗广斌，但面对这么多人，担心控制不了局面而伤害自己，于是改变初衷，丢下身后一片骂声，锁上大门就跑。一线生机转瞬即逝，难友们又急又气却又无法可想。大家都沉默着，等待不可知的命运降临。不知过了多久，大家又听到院子里有响动，他们判断是雷天元回来了，正绝望时，却发现是杨钦典又回来了，身边还跟着大屠杀前释放的因盗卖军事物资被关押的袍哥李育生。李育生为人豪爽，有江湖义气，平时喜欢跟政治犯打交道，又肯热心帮忙。他怎么跟杨钦典在一起呢？杨钦典为什么回来了呢？
原来，杨钦典跑到歌乐山街上，只见成渝公路上逃难人群如潮水般，一片混乱，哪里找得到杨进兴！慌乱中，正巧碰到李育生。李育生听说白公馆的情形后，劝杨钦典应该把19个人放了，也算戴罪立功，或许有条活路！杨钦典这才下定决心和李育生折回白公馆。
罗广斌见到两人，抓住时机又劝说：“杨班长，不要再犹豫了！你放了我们，恩重如山，解放军来了，担保你无事，还要给你找工作安顿老小，让你生活无愁！”得到大家一再保证后，杨钦典打开门锁但未取下。为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如果警卫部队撤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号，下面听到信号后就把锁取下跑出去。
牢房里的16个人，个个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着生死攸关的信号。突然，楼上传来“咚、咚、咚”三下响声，几秒钟的沉寂后，牢房里出现了一阵骚动，大难不死的难友们互相紧紧拥抱，泪飞如雨。在这紧要关头，罗广斌站出来宣布：“我是共产党员，大家听我指挥。越是紧要关头，越是要沉着冷静。”紧接着，他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指定周居正、李荫枫上楼照顾郭德贤母子三人。他要大家团结合作，一齐冲出死牢。
魔窟的大门打开了，难友们在夜幕掩护下，相互照顾着冲出监狱。未料他们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距离时，一辆车灯明亮的汽车从渣滓洞方向驶过来，在车灯的照射下，车上的特务发现有人，大喊：
“什么人，站住！”紧接着是哗哗拉枪栓的声音。
“二处的，不要误会。”机警的人回答到。
“口令！”
没想到特务会问口令，大家当然答不上来。“哒哒哒”，特务开枪了，密集的子弹飞过难友们的身旁，划过一道道耀眼的弧线，尖厉的枪声在死寂的夜里回荡。难友们迅即掉头，向白公馆后山跑去。黑夜中，视线不清，方向难明，乱石满山，杂草从生，难友们不顾一切地在树林草丛乱石堆中摸爬。由于特务的惊扰，一起跑出来的19个人，也被冲散了。
这当中，最艰难的当数郭德贤。她背着6岁的儿子小波，周居正背着她5岁的女儿小可，在慌乱中，她的女儿不幸从周居正的背上滑下来散失了，直到解放后才找到。解放后，郭德贤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
人在危急关头，会释放出无穷的能量。当时，我不知道哪来的劲，背着一个小孩，在漆黑的夜里，一口气跑到了歌乐山上。后来，我回到白公馆，再走这段路时，空着手走，还感觉有点累。
28日天亮前后，半数越狱难友逃出了“特区”警戒范围，各寻安身之处，其余的也在重庆解放后，相继走出深山老林。
在这次大屠杀中，白公馆共有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风、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等19人，命悬一线之际，在杨钦典、李育生的帮助下成功越狱脱险；另有谭谟被提出行刑时，身中数枪，因未伤及要害，后从死人堆里爬出侥幸生还。
来源：《党史纵览》《时代信报》罗氏家园、红岩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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