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认识家锜的弟弟家镒。他和我同一所中学，但比我低一年级。

1968年元旦刚过完，母亲照常去上班，但晚上下班没有回家。她是全总国际工运研究所的副所长，被一个叫“革造”的组织扣押起来私刑“审查”；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轮番逼供后还回来一具尸体，说她“畏罪自杀”了。我的家突遭灭顶之灾，而且求告无门，没处讲理。我不愿面对这一夜之间破败到底的家，想尽快离开，而且越远越好。于是在报名去生产建设兵团因出身之累不果后，迅速选择了去内蒙古牧区插队。

到了草原才知道，我的朋友顾家镒的哥哥家锜也同我在一个公社，但不同队。家锜比家镒大一岁，正好和我同年。下乡没多久便听说顾家锜的父母也全都自杀了。

我因惦记着家长是否有“解放”或者“平反”的可能，每年冬天都要回去看看，结果受到同队人的嘲笑。我也不想解释什么。记得第一次准备上路回家的头天晚上，传来了公社要开展“挖肃内人党运动”的通知。我对此毫无兴趣。等我返回队里时运动已经结束。这场运动的终止和顾家锜所在的生产队有关。

顾家锜他们队有20名知青。其中和家锜来自同一所中学的周秉建，是周的侄女。我们下到生产队，经过农业合作化运动，旧社会农村的宗法势力被土改摧毁，每个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多出自一个家族。家锜他们队的领导班子负责人叫白音仓，蒙汉兼通，见多识广。他们队超过一半的人家都能和白音仓攀上亲戚。运动一来，白音仓成了运动对象。自然该队过半人口都上了他的黑线。

我虽然认识顾家锜，但因草原地广人稀，来往很不方便，见面的机会不多。我和他最长的一次接触，是有一年从北京返回大队时在火车上的偶遇，就一路聊着天往回走。我知道失去母亲的滋味，也因此不想触动他心灵上的创伤。但家锜自己跟我讲了一段有关的经历。

那次也和这次一样，他从北京返回大队，火车上遇到一位女生，便聊了起来。说着说着，那位女生便讲起了“文革”初期造反的峥嵘岁月，眉飞色舞地大谈她们如何轰轰烈烈地批斗校领导的革命豪情。家锜说，其实那个女生说的校领导就是他的母亲。家锜指着我说：和咱们现在一样，她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和我面对面，就这么近。

我听得心里发毛，便问他：你当时告诉她，你就是她们校领导的孩子吗？家锜说：没有。

我又问：你对她有过什么表示吗？

也没有。我什么都不想说，也说不出来。

家锜母亲王毓真，是北京女一中党支部副书记兼副校长。当时无正校长，她便是实际上的行政负责人。她本人当年就毕业于女一中；那时候叫幼稚师范。大学是辅仁大学历史系，辅仁是一所教会学校。家锜妈妈1946年入党。我和顾家镒所在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是1939年入党，师大女附中校长卞老师1941年入党。从资格上来说家锜妈妈比她们晚参加革命5到7年，但职务却差不多，都是一所中学的负责人。

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很少出自缺衣少食的贫农或者城市贫民家庭。我们学校的党支书和师大女附中校长卞老师都出身地主家庭。家锜妈妈出身于城市中产。“文革”一来，提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当权派”容易识别，就是单位领导。但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就不好判定了。唯一可以识别的“硬指标”就是家庭出身；如果出生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揪家庭出身，成了所有出生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各单位负责人的紧箍咒。其实，真正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单位领导人并不多见。

家锜外公有一处老宅，在西单阴凉胡同。

外公去世后，家锜妈妈考虑到党员不能有私产，便决定把房子交公。由于政府的实际查收往往要拖很长时间，没能在外公故去的当时完成，“文革”中就成了家锜妈妈曾经拥有私产的铁证。

师大女附中卞仲耘遗像

“文革”开始，师大女附中卞老师第一个遇难。我们学校的党支书服安眠药自杀，我是去医院抢救的学生之一。

我们1968年8月份下乡。家锜妈妈于12月12日偷逃出关押她的私牢，和先生会合后试图投奔亲戚家暂避。然而那个晚上他们却没能找到容身之处。入夜，夫妻双双自沉于北京西八里庄京密引水渠。那是北方12月份的河水。

女一中看押王校长的人发现她已不见之后，赶到她家中搜查，竟将她最小的儿子抓到学校扣为人质关押了一周之久。

从1966年运动一开始，家锜的妈妈即遭监禁批斗，被剃光头发，打得很厉害。从“走资派”直到“清理阶级队伍”时的“阶级异己分子”。不管运动如何翻来覆去，总有新的罪名加到她的头上。到她逃走自杀时，这种非人待遇已经长达两年半之久。

我知道这些细节后甚是为家锜的父母惋惜，当初怎么就没想到逃去我们插队的草原深处？！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韩志学就曾逃回东北老家；事后虽然因“擅自脱离组织”受到严厉处分，但毕竟活了下来。什么样的处分能和死相比？

挨整的人躲避算逃兵，自杀算叛徒。家锜的妈妈两者得兼。而私设公堂，逼死人命者不但无罪，反而因证实了一个叛徒或者逃兵而有功。

顾家他们家兄弟三人，一夜之间父母双亡，家里只剩下三个不谙世事的男孩儿。

顾家锜小学上的实验二小，和他同桌的女生就是卞老师的二女儿。那时候学校开家长会总让家长坐到自己孩子的座位上。想必卞校长和王校长同桌见过面。两位著名女校的校长，一个死于学生的群殴，另一个虽然逃了出来，但还是走投无路，选择自杀，这种结局令人无言。我的母亲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曾当过晋察冀根据地河北深县一中的校长，解放初期调到外事部门；虽然不当校长了，也没能逃过一死。

那次家锜带我到刘晓利家重聚时，晓利说家锜父母双双自尽不排除有殉情的可能。是啊，这么恩爱的夫妻，难免不往“不能同年同月生，但愿同日同时死”上动感情。我们无权抱怨家长选择了这么一个伤透了儿女心的举动。他们实在是被逼得无路可走！

火车上巧遇顾家锜，是他回生产队办手续。

他父亲顾传淦原是水电部计划司年度计划处的处长；单位有工地，同意把孩子调到工地安排就业。我和家锜抵达公社后分手不久，他就离开了草原。后来家锜当过不长一段时间的科长，就在改革大潮的兼并重组中逐渐边缘化，最后在单位所属的书店里打杂。我几年前回国去看他。他弟弟家镒送我回家的路上说，哥哥的境遇很不好，收入还不如嫂子多。他的知青战友王小波回忆说，家锜退休后很满足，退休金能拿到三千元了，是退休前工资的三倍。也就是说家锜退休前的工资只有一千元。

四十年后，家锜的小学同学维一曾想他把母亲的冤案写出来，但越洋电话刚打过去，那边已是泣不成声……他没再勉强家锜重新撕开已经渐渐弥合的伤口。我因和家锜有过类似的经历，也鼓励他写：记录下来，是亲生儿女的证词；不写，等我们都死了以后，就没人知道世间还曾有过这样的事了！

电话打过去，他告诉我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因长期感到吞咽困难，他被查出食道癌——。家锜人缘非常好，朋友特别多，大家都赶来参加追悼会给他送行。有周秉建，那个师大女附中的宋XX也去了。

顾家锜是他们队知青中第五个去世的。

第一个去世的马月兰，19491018—19931009死于肝萎缩。她的父母也是在我们下乡后的1969年双双“畏罪自杀”。另外三人按去世的时间顺序是李宝凤胰腺癌、郑增身肺癌和张育芷肺纤维化。他们队知青已经去世四分之一了。

愿他们的灵魂在天堂里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