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之女 马豁然

有一个杀人嫌疑犯，是个唱歌的，很有名，他与我姐姐之死有直接关系。我们家从来不看他的演出，电视里一有他的镜头马上换台。有关他的消息，一概不听。在我们家里，他成了活死尸，已消失了29年。

最近，因为写东西，上网要查他的一些情况，看后不禁大吃一惊。由于我们家的不闻不问，竭力想把他忘记，他的名气急剧膨胀，四处出头露面，频频上电视，上春节联欢会，上各种文艺演出活动。

比如，今年1月19日到20日，在民族宫大剧院，有他唱《我为祖国献石油》;

今年7月31日到8月1日，在民族宫大剧院，有他唱《我为祖国献石油》;

今年国庆节，9月28日到30日，在民族宫大剧院，第一个就是他唱《我为祖国献石油》。

更让我吃惊的是，这样一个文革红人，杀人嫌疑犯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我瞠目结舌。中国的新鲜事太多了，真是无奇不有。

姐姐小胖是1975年1月21日遇害的，年仅29岁，到现在已经29年。她遇害时，我还在内蒙古兵团。对她的情况一点不了解。直到我回北京后，父母才向我讲了前后经过。并告诉我杀人嫌犯是个唱歌的，小胖死后不久就给抓了起来。

姐姐小胖文革中从外语学院毕业，分到徐州，结婚后有一子。但不久即离婚，于1973年调回北京，分到石景山区金顶山中学教英文。小胖不安心在这个条件很差的中学当老师。她想调动工作，可一进教育口很难调出来。她喜欢唱歌，想通过唱歌，考进文工团，就拼命练发声，天天早上都在家里“鬼哭狼嚎”地练。母亲对她这样做表示怀疑，认为她岁数有些大，小胖却说朱逢博就是大学毕业后才转学声乐的。她先拜了两三位女老师，都是比较有名的歌唱家。后来，母亲把中央乐团那个唱歌的嫌犯介绍给她。

这人在文工团时曾演过话剧《青春之歌》里的于永泽，认识母亲。小胖很快就崇拜上嫌犯，尽管那人只比她大10岁，还称他为“叔叔”。在与朋友聊天时，张口闭口都是嫌犯的名字。小胖还劝说母亲给她买了架钢琴，这样嫌犯就可以来家里教她。尽管那人已有老婆，小胖却全然不顾，不断地向其进攻。两人关系迅速升温，很快就上了床。小胖流产几次，并经常劝嫌犯离婚。对方却以种种借口搪塞。他那时候很有名，他唱《我为祖国献石油》深博江青的赞赏。据说多次见他，夸他的声音好。

大约1974年年底，这嫌犯被选为中国艺术团访美成员，准备去美国访问，春节前已经在民族宫进行出国集训。那时中美刚刚恢复接触，去美国的机会非常难得，万人所盼。嫌犯自然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可是小胖还三天两头找他，不断给他打电话，催他出国前离婚，跟她把事办了……嫌犯哪敢在这关键时刻离婚，担心去美国不成，自己利益受损。于是两人发生争吵。小胖说了一些威胁他的话。如：你不离婚，我就把这事捅到你的单位，让你身败名裂；我要像毒蛇一样死死地缠着你；甚至还要揭发他过去闲聊天时说过的一些话，如从日本访问回来，很羡慕日本人的富裕生活，希望移民西方发达国家等等。

1975年1月21日，小胖突然死亡，致死原因是喝了大量的对了糖的安眠酮。两天后家里才在小胖的卧室发现她躺在床上，蒙头盖着被子，只露些头发，嘴角微笑，流着口水。我大姐回忆起小胖曾对她说，最近跟嫌犯吵了架，嫌犯有家里大门钥匙，遂向公安局反映。市公安局13处的人当即来家里勘查现场。再根据小胖的日记，13处马处长亲口对我母亲表示：马豁然是他杀。

小胖解剖后，发现肚里还有一个3个月的胎儿。

大约两周以后，就在民族宫礼堂召开的中央乐团全体大会上，公安人员当众宣布嫌犯与马豁然之死有关，将嫌犯拷上手铐带走。时值寒冬腊月，嫌犯满头大汗。

1975年初，小胖被谋害这个消息，在北京轰动一时。社会上流传了很多小道消息。有的说小胖作风不好；有的说小胖腐蚀样板团革命演员。所以父母悲痛之余，还很紧张，不敢催公安局太紧。知道嫌犯是江青的大红人，怕催紧了，得罪江青，招来大祸。

3年后，1978年6月13日，母亲在给文化部长黄镇的一封信中说：“1975年，我的小女儿马豁然被中央乐团—江青的红人刘某某谋杀惨死，但浩亮却反说是我叫女儿去腐蚀样板团。”

果然，嫌犯仗着江青的厚爱，死不承认。一切作案的构成要件都承认了，就是最后结论不承认。他说，他要是公安局的，也认为他是最大的嫌疑人，但就不是他。

1、小胖死的那天晚上，他去了我们家，是小胖生前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2、那晚上，他何时离开我家，离开后又去了哪儿，都找不出证明人（很可能是眼看着小胖睡过去，并确认停止呼吸后，精心消除一切犯罪痕迹，早上才走）。

3、放安眠药的玻璃杯上虽没有他的指纹，但他可以带着手套往里放药。

4、他有一个人在屋，往杯子里放药的机会——小胖会上厕所，会到父亲的房间接电话，会去厨房打水等等。

5、小胖死后，所盖被子极平，两只鞋排列整齐，这不符合她邋遢的生活习惯，显然有人整理过。

6、特别是小胖嘴角挂着微笑，无任何痛苦表情，完全不是自杀的样子。

……

嫌犯在关押期间，正值冬季。最初公安局办案人员非常积极，态度明确：小胖是他杀。但自从江青托人给嫌犯送了一件军大衣后（看守所干警们都知道），办案人员态度发生了变化。江青虽然一句话没说，但此举意味深长。市公安局开始谨慎小心，说辞含糊，生怕证据不足，惹怒了中央首长。

这件大衣对嫌犯自然是个极大鼓舞和支持。他士气大增，死不承认。并绞尽脑汁，希图说明，他们吵了架，小胖一时想不开，喝安眠药自杀。虽然小胖自杀的可能仅仅是万分之一，嫌犯就抓住这万分之一的可能，为自己辩解。

在1975年那个年代，如果他是个普通农民，早给定罪枪毙了。但他是江青的大红人，著名的歌唱家，抓起来后江青又托人给他送了一件军大衣，公安局怎么敢轻易定他杀人罪？尽管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他，却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而迟迟不敢定。这个案子就搁置下来。我的父母也不敢向公安局表示不满。

一年半后，江青虽然给抓了起来，但是嫌犯已经挺过了这最关键的一年半。经过多次与公安人员的交锋，他已编圆了一整套说法，稳住了阵脚，积累了不少对付公安的经验，并熬过了社会关注的高潮。

于是，此案一年一年地往后拖。1979年7月颁布了刑法和刑诉法之后，嫌犯说心脏不好，多次要求保外就医。又拖了一段后，大约1980年左右，北京市公安局以时间久远，证据不足，不能无限期羁押，给嫌犯释放。在狱中关了5年。

可以说，江青救了这嫌犯一条命。

为掩饰自己的怯懦和无能，以后市公安局个别人也改变立场，竟也散布我姐姐是自杀的论调。

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小胖是不会自杀的。她是个喜欢享受，非常怕死怕疼的人。多次公开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她要忙着调动工作，积极练唱歌，钻进文艺团体；她有个儿子在无锡，非常思念这个小儿子。她才29岁，身心健康，没有任何精神疾病和抑郁症。小胖的好友赵玉娥被杀死和砍头后，她曾对很多人说过：太可怕了，我可别是这样的下场！所有认识小胖，了解她的人，都不相信她会自杀,她非常热爱生活，贪生怕死。母亲也曾经斩钉截铁地说：小胖绝对是被那个姓刘的害死的。

长久以来，一想到小胖的冤死，想到谋杀他的凶犯逍遥法外，全家人心里上就笼罩着一层阴影。我们拒绝知道一切有关这个杀人嫌犯的消息。

《我为祖国献石油》一歌诞生于1964年。它能让很多50岁以上的人回忆起文革前那段岁月，有一种亲切感。但对我们家来说，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了杀人嫌犯的虚伪、狡诈、阴险，让我们想起了冤死的小胖。因为这首歌是杀人嫌犯的代表唱。文化大革命中，很多歌唱家都销声匿迹，唯这个杀人嫌犯还能出来唱歌，靠着这首歌，风靡全国。恨屋及鸟，我们全家都讨厌听这首歌。

这些年来，我一直闭门隐居，集中精力写书。从不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对那些歌星甚少注意。所以孤陋寡闻，对嫌犯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他当上全国政协委员，而且还是两届，让我万万没有料到。再也克制不住了，不得不为冤死的姐姐说几句话。不得不再提一提29年前发生在我们家的这个案子。

小胖为了嫌犯，变卖了自己所有值钱的衣物，还经常偷家里的东西卖，去讨好嫌犯。死前去香山向母亲要钱，母亲不给她，怕给她就去孝敬嫌犯。她说：我大老远来一趟，起码你得给我车钱吧。母亲望着她大冬天光脚穿着棉鞋，连袜子都没穿，只好给了她5块钱。这就是她最后一次见母亲。死后，她的柜里空空荡荡。

小胖是有错误，不该破坏别人的家庭，但她没有死罪。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社会，谁坏谁提拔，谁坏谁吃香，可能有些绝对。但文革红人，杀人嫌疑犯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整天上电视，上舞台，上人民大会堂，红极一时，不得不让人这么想。

为杀人嫌犯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我曾给中央乐团的上级单位文化部、中国文联以及全国政协都写过信，反映此事，却石沉大海，渺无回音。

来源：知青作家老鬼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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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老鬼在今年8月出版的《母亲杨沫》中，扔下一颗重磅炸弹——其姐姐小胖（马豁然），也即杨沫之女，她在1975年的遇害事件与国内某著名歌唱家有关，而这位歌唱家演唱的《我为祖国献……》非常出名。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母亲杨沫》，其作者为老鬼，真名马波，是著名作家杨沫的小儿子，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血色黄昏》，被王蒙誉为“给文坛炸了一颗原子弹”。此次老鬼在其母亲逝世10周年之际推出这部纪实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该书出版后，因为杨沫本身的影响力以及作品中从来没有披露过的一些真实事件，迅速升温，其首印的5万册被各地订购一空。

该书也有部分章节涉及到杨沫家庭的其他成员，其中第18章“小胖姐遇害”，由于涉及到国内某著名歌唱家而特别受到读者的关注。记者在网上发现，该书在网上引发网友热烈讨论，纷纷猜测这个所谓的“歌唱家”究竟是谁。

老鬼在书中写到，小胖是杨沫最疼爱的孩子，她于1975年1月22日遇害，年仅29岁。小胖特别喜欢唱歌，由于工作不理想，希望通过唱歌调到专业文艺团体。杨沫于1973年4月19日写信为她联系上一个著名歌唱演员，“这唱歌的曾演过话剧《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当时因为唱‘我为祖国献……’，而非常有名。”（摘自《母亲杨沫》）接下来，老鬼在书中非常详细地描绘了姐姐小胖与歌唱家之间的交往。“小胖很快就对这个人动了真情……1974年是她与唱歌的来往频繁的一年，小胖多次怀孕……她为了讨好那个唱歌的，倾尽了自己所有财物，甚至还曾把我给母亲寄的买衣服的20元钱，私自冒领走……”（摘自《母亲杨沫》）老鬼还在书中指出，小胖很想与这个唱歌的结婚，但对方在访美演出前不想离婚，这使得小胖威胁他要到单位揭发两人的来往。

非常遗憾的是，小胖年仅29岁就死去。老鬼在书中描写了她离奇死去的过程：1975年1月22日晚上，那唱歌的来到小胖家。但是，次日和第三天，家人都没再见到小胖，后来打开她的房门，才发现她躺在床上已经死去，嘴角挂着微笑。最关键的是，老鬼指出，公安人员勘察现场后很快通知杨沫，小胖不是自杀，是他杀。从一个玻璃杯残剩的咖啡里化验出了达致命量20倍的冬眠灵。由于这个唱歌的是小胖死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公安曾把他抓起来。但因为玻璃杯上提取不了指纹，这个案子就拖了下来。但是老鬼称，他们家人坚决不信小胖是自杀，因为她非常热爱生活，怕疼怕苦怕死，肚子里还有一个3个月的小生命。他在本章最后说：“小胖充当第三者，破坏别人家庭不对，但她没有死罪。”

著名作家老鬼（马波），昨日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他表示，很希望歌唱家能来告他，他觉得对方可能心虚，所以该书出版后，对方没有任何回应。

对于自己的新作《母亲杨沫》，他强调，他的意图是还原一个真实的杨沫，任何人都有缺点，杨沫晚年也希望能写出一个真实的自己。他在杨沫去世10周年的前夕，写这样一本书，是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生前的心愿，也是对母亲的怀念。

记者提到他描写姐姐小胖之死那一段，老鬼非常坦率而直接地告诉了记者这个歌唱家的真实名字。他表示，关于网上的讨论，他都看了，大部分网友的猜测是对的。其姐姐与对方交往的过程和细节，他都在书中一一写到。他对姐姐的冤死，一直悲愤难平。这些年来，他们全家都不看关于这个人的任何消息，也不看这个人的任何节目。杨沫在世时，曾为女儿冤死的案子奔走，但一直没有结果。他自己也曾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写过信，反映当年的情况，但是，刑事案件的追诉期是20年，现在30年过去了，已经没有办法再得到法律上的公道了。所以，他写书，也是希望将一个客观、真实的情况讲出来，让更多读者知道这件事情。

记者随后采访了长江文艺出版社该书的责任编辑吴超。他告诉记者，老鬼当时写书的时候，很想直接写出这个歌唱家的名字，但是，出版社和他商量之后，还是隐去了。

吴超说，杨沫是很有影响力的作家，而老鬼的作品，也以其真实性受到读者的欢迎，因此，此次出版《母亲杨沫》，一方面是对杨沫的怀念，另一方面，市场效果也很好。至于非常敏感的涉及到歌唱家和杨沫之女小胖的那一章节，吴超说，当时老鬼很想写出对方真名，但是出版社出于种种考虑，还是劝他隐去。因此，现在面市的书里，作者的处理很得当，没有任何问题。他也看到该书出版后在网上引起的反响，他表示，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这很正常。

那唱歌的3月份（1975年）要随团去美国访问演出，走前不想离婚，有疏远小胖之意。小胖总去单位找他，可能会对他出国有影响。

小胖急欲与他结婚，岂能让他跑了？就从生活和政治两方面进行恐吓：你要总不离婚，耍把我，我就把这些事捅到你们单位，让你身败名裂。还说，我要像毒蛇一样缠着你……

春节前（1975年）几天，在民族宫召开大会，公安局宣布那唱歌的与马豁然之死关系密切，当众给铐起来。

唱歌的很油，很老练。他面对审讯人员死不承认……只有一个小胖的日记本，记录了他们俩交往的历史以及直到死前的种种矛盾。

（摘自——《母亲杨沫》194页、195页、196页、198页）

来源：重庆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