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在她的早期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中写到陈信在返城途中，听到车厢内响起列车广播员的报告：“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终点站——上海……”，于是拥挤的车厢内顿时喧腾起来，有人瞌睡醒了，有人脱了鞋子踏上座位取行李，出差到上海的一群新疆旅客则相约出站后先洗个澡，再去吃顿西餐……

吃西餐是外地客人来上海的一个隆重节目，上海知青其实也有这个念想，但归心似箭的他们，在彼时有着太多的麻烦事情要应付。这里不妨将镜头拉回至上世纪70年代，某一年的春节前，每列从上海出发或以上海为终点的列车——都是现如今淘汰出局的绿皮火车——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后来作家们喜欢用“沙丁鱼罐头”来形容狭小空间内的拥塞情景，但这个形容词尚不能表达知青们的真切感受，因为除了前胸贴后背的挤压和推搡，还比如那些半途陆续上车而没有座位的乘客，要么只能像猴子那样佝偻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蹲在厕所旁，或者像一只可怜的寄居蟹一样缩在椅子下面过夜，最尴尬时，连窄窄的椅子靠背上也可以站人，因为上面的空间有限，而且列车在行进途中晃动厉害，他必须佝偻着身子并牢牢抓住行李架的边缘才不至于被甩下来。而且，我要说到与沙丁鱼罐头的不同之处，罐头食品尚有标准化的香味，而身处如此密集嘈杂的车厢内，在被蒸汽机车头一路喘气地拖行了两三天后，空气就会变得污浊不堪，大蒜味、饭菜味、烧酒味、香烟味、臭脚丫子味、焦糊味、厕所外泄的无孔不入的尿粪味……还要加上壮硕的、柔软的肉体们好几天没清洗的那股“肉格气”，融合混杂在一起然后随着列车的颠动不时涌动，简直令人呕吐和窒息。再加之各种略带夸张的方言和暴力倾向明显的咒骂与恫吓，以知青为主体的旅客情绪此时会下降到最低限度。此时，终点就意味着解放，意味着苦难历程的终结，谁还有兴致去怀念红房子的法式洋葱汤呢？

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上海知青们当然记得从黑龙江三棵树驶来的55次列车，这趟车与56次对开，被称作“强盗车”或“垃圾车”，前者形容混乱，后者形容肮脏。我五哥当年是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报名去黑龙江农场的，每次回沪我都要去车站接他。那个时候去上海火车站（俗称北站）接客送客应该算门技术活，首先要掐准时间，但那时列车晚点是常态，对于一辆严重超员的列车来说，能安全驶到终点，晚个一两小时实在算不了什么。然后需要获得一张站台票，这需要手持知青发回来的电报，才能到指定窗口购买。没有电报的人只能凭自己眼光捕捉准备进站的某位旅客，而他身边又没有送客的人，那么上前打个招呼，借用他的车票去买一张送客票也能混进去。当时的人们都比较善良，一听接知青回家，都能帮你。

在西北风呼呼吹的站台上焦灼地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略带弧形的铁轨上终于出现了黑沉沉的车头，并射来一束光柱，寒冷而刺眼的车前灯似乎要将接客的人们射穿。列车经过长途跋涉，像一头遍体鳞伤的巨型怪兽，喘着粗气进站了，热乎乎的气息似乎要将我融化。没等它停稳，被水蒸气淹没的站台上已经大呼小叫起来，看到站台上亲友的知青们开始从窗口向下面扔行李袋，鼓鼓囊囊的，横七竖八地捆着彩色的绳子，装满了东北的土特产：黄豆、玉米、番薯干、木耳、榛蘑、绵白糖等等。有一次我登上车厢接五哥，就差点被那股浓烈刺鼻的气味熏倒。知青们的脸上写着灰暗的疲倦，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却闪烁着兴奋，但肯定不是期待牛排和罗宋汤的兴奋，而是别的。等知青们下得差不多了，我才看清车厢内的情景，满地的垃圾堆得一层又一层，干的湿的都有，像一场残酷巷战后的街区。

通常情况下，五哥先是与同场知青赶到北安县城，再搭乘货运卡车或拖拉机甚至马车来到三棵树站，在车站要等一两天，如果还没有买到火车票，那么只能与同伴一起扒窗翻上列车，在车上补票，当然没有座位。有一次他一直站到济南才坐到位子。有的知青脑子活络，天生是跑江湖的料，干脆一路逃票到上海。有一次五哥也壮着胆子逃票，结果车到沈阳来了查票的，同行的知青都躲过去了，他人老实，看到列车员逼近就慌了神色，结果被揪了出来，在沈阳下一个小站赶下去。在车站，孤苦伶仃的他用身上最后一点钱发了份电报到家里，父亲马上汇钱过去，三天后他才补了票回到上海。

知青们一路风尘终于回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他们披着军大衣，头戴海夫绒帽子，也有的穿老农民一样的蓝布老棉袄，腰间再扎一根绳子，臃肿而且肮脏，浩浩荡荡地出了车站，笨重的行李扭歪了他们的脸蛋，汗珠从他们额头成串地滚下来，在昏暗的广场灯照射下，构成了奇特的景观。然后，他们在接客亲友的引导下，或者坐上借来的黄鱼车，或者在广场里叫一辆“乌龟壳”，那是一种包了铁皮外壳的三轮摩托车，一路上噗噗作响，花五角钱就可以从北站送你到徐家汇。

那就是上世纪70年代春节前，在上海北站天天可以看到的场景，是那个时候的“春运”。因为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网络有限，车皮船只有限，运能严重不足，加上当时政策只允许知青每隔四年或两年回家探亲一次，所以每个知青的探亲之路异常艰难，是今天的春运不可同日而语的，知青们在路途中饱尝的各种各样的苦，也胜过今天的农民工。

春节过去了，元宵节也过去了，知青们一拖再拖，终于到了该回去的时候。父母在他们的行李袋里塞进了刚刚在上海滩流行开来的衣服和各种吃食，还有日用品和香烟。送知青回农场的情景也是同样壮观的，父母，兄弟姐妹，大包小包，肩扛手提，簇拥着焕然一新的知青进了站，56次列车十几节车厢已经在站台上停妥，加足了水，装满了煤。人们在站台上集合，以家庭为单位围作一团，衣襟拉拉直，领角翻翻平，道别时说得都是家常话，而且都是陈谷子烂芝麻，但话语殷殷，强作欢颜，一堆一堆，都是相似的表情与姿势。高音喇叭一阵阵催促乘客上车，知青们极不情愿地上了车，找到座位，在车窗扑出小半个身子，继续与亲人翻来覆去地唠嗑。车厢突然一阵颠抖，车头与车厢咬上了钩，站台上下顿时一片哭声，那股瞬间迸发的声浪简直要将站台上的天棚掀翻！像我这种不大懂事的孩子也难免眼眶潮热。两年一次、四年一次的探亲，多么遥远！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又会发生多少不可预测的变故！

知青回去了，他们带去了什么？是的，以上海之大，他们行囊里的物品应该很丰富。但生活的真实往往出乎我们的想象，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上海作家孙建成在一篇小说里的这样描写：有一女知青家境贫困，回沪探亲时带了一袋她自己晒制的番薯干，春节后她返回安徽农村时，她继母让她带走的是一袋用盐炒得金灿灿香喷喷的薯片。

但是黑龙江知青的探亲之旅，与新疆知青相比，又算幸运的！

首先，新疆知青每隔四年才获得一次探亲假，新疆的路途更加遥远，各方面的条件更加艰苦，而假期控制更严，这显然不合理，但新疆知青年龄要大几岁，读的书多，人也老实得多。我二哥是新疆知青，在阿克苏，农一师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三五九旅一部，革命传统一路传承。每次探亲，绝对是一次不确定的冒险。先是从场部出来，搭乘拖拉机或马车，一路颠簸到阿克苏，再伺机搭上货运卡车到乌鲁木齐以南的大河沿车站。这个过程就要花上三四天，假如一时买不到车票，只得在师部设在那里的招待所里呆上几天。

搭卡车是需要施展小计谋的，男知青要与女知青“狼狈为奸”方能成功，男知青先躲藏在公路旁边的旱沟下面，女知青在路边拦车，卡车司机看到女知青扬招，又是一个人，比较容易怜香惜玉，就一个刹车停下让她上车，但车门一开，男知青如土拨鼠一般先从沟里蹿出来，上车贴紧司机，递上两包香烟，外加好话一串。司机自知上当，骂个一两句，凛然地抬下下巴。副驾驶照例可坐两人，男知青得识相，坐外侧，他与司机之间的位置留给女知青，这也是规矩。如果搭车的人多，那只能坐在车斗上了，与棉花包、玉米包、木材等在一起，在公路上颠簸三四天才能到达火车站，一路上对司机要照顾得非常好，递烟，敬酒，只差端洗脚水了，总之绝对不能叫他生气。到了大河沿，两两相望，一个个灰头土脸，回家的期盼已经大打折扣。

从大河沿驶往上海的列车虽然不像“强盗车”或“垃圾车”，但也要开足四天三夜，也要躺在座位底下，也要站在椅背上，也要躲在厕所里，也要为一缸开水起口角甚至动粗，在拥挤和污浊程度上堪与东北来的那趟专列有一拼。我每次去北站接二哥，发现车厢内的秩序明显要好一些，但知青们脸上的表情则更加倦怠，更加无奈，更加宿命，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更加镇定，更加从容。

就这样，从新疆回上海探亲，在路上花费的单程时间就在一周甚至十天以上。

新疆物产丰富，还是八类地区，知青的工资要比黑龙江知青高一些，但那个时候新疆知青能带回来的土特产并不多，也就是一些哈密瓜干、杏干、葡萄干，但他们回去时带走的东西却不少，比如酱油膏、味精、熟猪油、牛肉干、肉松、白糖、糖果、护肤用品、衣服、皮鞋等，由此可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副食品供应比较差而劳动强度高。而且，来一次上海太不容易了，大上海在新疆又享有特别崇高的地位，上海知青回去时携带的物品中，大半是战友托带的。像我二哥每来一次，差不多就要花光家里的布票和纺织品专用券，两面穿茄克衫、涤卡中山装、的确凉衬衫之类的时髦货，都是采购单上的“大宗”！

送别的情景也是相似的，但是新疆知青毕竟钻过地窝子，啃过窝窝头，在戈壁滩上滚过，车头与车厢咬住的那一刻，亲属们哭声震天，要死要活，知青们却噙着眼泪，咬破嘴唇，不肯出声。四年啊，365天乘以4，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哭是没用的。

那个时候，我每年要去北站迎来送往，除了自家二哥五哥，还有多位表哥表姐，他们在陕西、在吉林、在贵州，所以这样的场面我见惯了。有时我也很疲累，也很厌倦，但又想正是几位兄长去了外地，我才能按照政策留在上海工作，我出点力气也算一种小小的报偿吧。